去岁末的一天，天空中掉着雨点，我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静园13楼29号——贺南轩教授的家。

在进门的那一刻，我感到非常惊讶：贺南轩，一位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的教授，我国著名的会计学家，从1992年起就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其住所竟然如此俭朴，地板是粗糙的水泥地，吃饭用的方桌还是70年代人们常用的那种小方桌，家里没有一点现代气息的摆设和装饰。在书房兼卧室的房间里，我看到在占满房间三分之一面积的书桌上，那里除了资料、卡片、纸条，还有五颜六色的药瓶。一问才知身患多种疾病的贺教授，最近眼睛又动了手术。但为了按时完成某出版社的约稿，贺教授不得不忍受眼睛的伤痛，做着记录，整理资料。

就在我和贺教授谈话的时候，贺教授的学生林钢走了进来。看到书桌上摊开的资料，林钢于心不忍，要求把资料带回去自己抽时间替老师整理。贺教授执意不肯，说林钢你太忙，我自己的事情还是让我自己慢慢做吧。看着这一幕，贺教授在生活上的俭朴，做学问的严谨，以及对弟子的关爱，深深打动着我，那种想把贺教授介绍给读者的念头挥之不去。

流离辗转 艰辛求学

贺教授于1927年出生在浙江宁波市。1934年至1940年在宁波市郊区上小学。1940年至1943年在宁波市效实中学等三所中学上过初中。当时宁波已被日寇占领，侵华日寇在学校非法逮捕进步教师，学无宁日。贺教授由于不愿在日寇铁蹄下求学，于1943年秋，跟随亲戚去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昆明。经过乘木船、乘木碳车、火车，一路颠簸，辗转25天到达昆明亲戚家中。当时，贺教授家境贫困，只有靠亲戚的救济才得以继续求学。为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机会，贺教授发奋学习，于194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南开大学会计统计系。1951年7月大学毕业，按照国家统一分配的原则，他来到人民大学财政系会计教研室当研究生。1952年末，由于教学工作需要，提前结业，留校任教。从此，贺教授在我国的会计教学和科研这块园地上不懈地耕耘。

严谨求实 成就斐然

贺教授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原则是实事求是。他说：“搞教学和科研都应该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才能经得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贺教授的床头，始终放着很多空白的小条、一支钢笔、一个小手电，这样，夜间不必起床就可以做记录了。夜间的记录不是几十个字、几百字的正规记录，只要写十几个字甚至几个字，便于起床后记忆即可。即使外出，也是如此。正是具有了这种严谨、求实的工作和学习精神，才使得贺教授在学术和教学研究上收获颇丰。

为借贷记账法正名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这在现在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但在“十年动乱”期间，我国会计事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科学的借贷记账方法被曲解，被扣上“资产阶级记账方法”的帽子，绝大多数企业、学校不敢再用，教师不敢再教。贺教授对借贷记账法的基本原理及其实际应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确认记账法没有阶段性，借贷记账法是科学的、比较好的记账方法。因此，贺教授冒着犯“路线错误”成为“资产阶级学者”的风险，对当时的教研负责人明确提出：“我们不应该批判借贷记账法。”他在1979年到1982年三年间，连续发表了《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再论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借贷记账法是一种科学的比较好的记账法》、《评对借贷记账法记账符号的种种改革》等论文。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较早的一批在会计方法方面拨乱反正，为科学的借贷记账法正名的论文，受到会计理论和实务界的广泛好评。

深入调查，为我国成本会计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贺教授在1979年发表的《论我国工业企业的成本计算方法》一文，在系统总结我国建国30年来成本核算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自己的科学的成本计算方法体系。为了着手成本方面的研究，他在五六十年代就在天津动力机厂、石景山钢铁厂、北京起重机厂、北京第一机床厂以及京棉各厂等工业企业进行了调查研究。在1963年应财政部会计制度司之邀，参加成本核算调查小组，对沈阳市12个大中型企业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负责撰写了财政部《成本核算规程》的“成本计算方法”一章。在70年代，他配合当时的“开门办学”，对北京市轻工和化工系统的成本核算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主编了《工业企业产品成本计算》一书，作为工业会计学的配套教材。他在1988年发表了《论成本核算改革》一文，论述了我国成本核算改革发展的方向。他在1993年财会制度改革前后，又在有关的书、刊中发表了若干篇有关成本核算改革的论文。论文在肯定这次改革的种种好处后，也提出了一些应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会计教学经过改革、成本会计学单独成为一门课程后，他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主编了该课程的考试大纲、教材和教学指导书。并在所编教材中，吸收西方会计经验，将标准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也纳入成本计算的辅助法，进一步发展了我国的成本计算方法体系。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使工业会计学不断完善贺教授在工业会计学方面的研究，成就尤为突出。他在1963年就与阎金锷教授一起编著了全国高等财经院校统编教材《工业会计核算》。该书在当时被各财经院校和财会教学改革干部培训班广泛采用。1979年，他们在总结建国30年工业会计改革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又合作主编了全国高等院校统编教材《工业会计学》。该书对于工业会计的教学和深入改革，起了重要作用，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并在1983年和1992年两次修订再版，累计发行180余万册。还被日本会计专家所著《亚洲比较会计》指定为参考教材。他根据工业会计教学中发现的问题，分专题进行深入研究，并从1984年第1期到1986年第6期，在《财务与会计》上连载专题讲座30期，对提高我国工业会计的实际工作和教学工作的整体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在1990年编著的《工业会计学》教材，正是在这些讲座的基础上修改、撰写而成的。可以说，这本教材体现了我国1993年会计大改革以前同类教材的最高水平。

不断探索，为在我国进一步推行责任会计做了理论和实践的准备贺教授不仅独立进行科研，还和其他学者一起联合攻关。1978年贺教授参加了财政部组织的大庆油田财务管理的调查研究，与其他会计专家合著了《大庆油田财务管理》一书。在该书中，他系统总结了大庆油田内部银行的经验，为厂内银行在全国的推广，并为我国进一步推行责任会计作了理论和实践的准备。1986—1989年，他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经营管理大系”课程的研究。1987—1990年，他负责承担并完成了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责任会计研究”，并与林钢教授一起撰写、出版了46万字的《责任会计学》。在这一专著中，他指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责任会计体系，必须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采取多种模式，而不能是单一模式。该书论述的深度和广度在目前同类著作中均处于领先水平。该书荣获中国人民大学1990—1991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他在1996年又与林钢合作，主持完成了中国会计学会重点科研课题“中国责任会计应用研究”，其成果已被编入该学会重点课题文集。

奉献社会 身体力行

贺教授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身体力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在参加北京市政协会议期间，共提提案30余项。其中有关物价问题的提案《应该采用逆理顺法理顺价格》，曾在《北京物价》杂志上发表。做为北京市特约审计员，由于积极履行职责，成绩突出，已连任了五届。作为中国成本研究会常务理事，参加了主编《成本管理大辞典》的工作。他还是全国会计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小组成员，全国会计技术资格考试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全国煤矿机械成本研究会顾问。贺教授参加这些社会活动，不计名，不计个人得失，只为把自己的余热奉献给社会。

待学生 关爱有加

贺教授从教40多年，可谓桃李满天下。他一直站在教学工作第一线，除了最近几年由于年事已高不再授课外，每年的教学工作量总是大大超过教委规定的定额。寒暑假，他从未休息过，连星期天也很少休息，不是教学，就是科研。外出开会，就算是他的“休息”了。他的教学对象包括：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在职代培研究生、美国高级进修生以及工矿企业的会计人员。在教学内容方面，他随着经济体制、财务、会计制度和会计工作的改革，不断更新、补充教材和讲授的内容。在教学方面，他经常把讲授、提问、讨论结合起来，实行启发式教学，在“导”字上下功夫。在学术问题上，他从来都是把自己和学生放在平等的地位，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贺教授总是与他们一起讨论和研究，给他们指点参考书目和资料。对学生的每一篇论文，贺教授都是反复审阅，对文中出现的错误引证、错别字和错用的标点符号，用铅笔在旁边注上记号，让学生去查资料、翻字典核实。贺教授认为这样可以督促学生养成认真、求实的好作风。贺教授由于教学工作成绩显著，1987年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1983—1986年三个学年的优秀教学一等奖，并于1989年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他常常与学生一起为了探讨某一个学术问题，忘记了吃饭的时间，等感觉到肚子饿了，已是华灯初上。这时，贺教授就会拉着学生的手，来到菜市场，采购一点新鲜菜蔬，然后一起动手，做出一顿简单可口的饭菜，其乐融融。这时贺教授与学生之间像父子，更像朋友。林钢是贺教授的得意门生，他现在已是中国人民大学财务处处长，负责人民大学所有资金的统筹和分配，还要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业余时间还作一些学术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林钢教授忙得不可开交，但即使再忙他每个星期都要抽出时间到贺教授家去一趟。尽管师生俩在一起谈得非常投机，但贺教授总是催林钢早点回去休息，不用每个礼拜都去看他。林钢已养成了习惯，他觉得他与贺教授之间不仅仅只有师生的感情，他非常牵挂着贺教授的身体健康状况，就像他做学生时贺教授牵挂着他一样。

生活俭朴 待人谦和

带着刚进贺教授家的疑问，我不解地问贺教授，难道您现在生活还很拮据吗？贺教授微笑地对我解释，他说他在生活方面要求不高，工资收入加上出书的版税，手上也积蓄了些钱，大部分买了书，寄了一部分给老家的亲戚，一部分给了儿孙。他说一是没有时间去装修布置房子，二是没有必要。说这样倒好，谁来我家都不用换鞋。可以说，在贺教授家没有很值钱的东西，最值钱的要算那满满一柜子一柜子的书，还有一叠厚厚的证书、奖章。贺教授穿着十分俭朴，平时总是粗茶淡饭，只有周末儿孙们来了才得以改善生活，若有吃不完的饭菜，他得留起来，下个星期接着吃。贺教授用的稿纸正面用来誊写文章，反面用来打草稿，一直用到写不下字为止。在他的书桌上，还放着几个圆珠笔套，那是用来套铅笔头的，铅笔被用得太短了，贺教授也舍不得扔掉，用圆珠笔套套住接着写。年逾古稀的贺教授，外出办事，很少坐车，尽量步行。他对我说，步行有三大好处：一是能锻炼身体；二是能观赏周围的景物；三是还可以省不少钱。可谓一举三得。做为名教授，许多出版社高薪聘请他著书，有的学校高薪聘请他教学和担任行政职务。但他不为名利所动，依然默默地在那一方小天地里放射着自己的光和热。

在我即将离开贺教授家的时候，贺教授送了一张他的名片给我，并指着名片上的电话号码说，你有事找我就打电话，如我不在家，我的电话可以留言。贺教授又把他最近与李相国教授合著的《财务与会计》一书赠送给我，并在书的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上：黎静同志惠存—贺南轩。并说文中如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贺教授的热情、谦逊、诚恳令我深深折服。

冬日的凉风，加上细雨，我走在回家的路上，颇觉寒意，但我结识了贺南轩教授，心里很温暖，很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