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本世纪中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如何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设新中国，在当时的条件下，国家选择了前苏联的经济模式。因而建国初期，在前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我国逐渐引入前苏联的会计模式和理论，对旧社会会计理论和方法采取了扬弃的态度。

1950年1月和3月，章乃器先生在上海《大公报》上先后发表《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和《再论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拉开了新中国会计学术争论的序幕。1951年，中国人民大学黄寿宸、邢宗江两位教授在《新会计》第1期上发表《怎样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的文章，提出了会计阶级属性的观点，从而引起了学术界就会计属性问题的争论。因此，从50年代起，就记账方法和会计属性两大问题展开了本世纪我国会计学术的第二次争论。直到80年代才初步形成结论。

二、争论的主要过程

（一）关于记账方法

关于记账方法的争论分为“收付与借贷”之争和“增减与借贷”之争两个阶段。

1、“收付与借贷”之争阶段

章乃器先生在文章中主张以收付记账法取代借贷记账法。指出收付记账法是“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记账方法，言下之意借贷记账法是“不科学的、少数人的、非中华民族的”记账方法。实际上再次肯定了改良簿记中的记账方法，得到了一些人的拥护，但却遭到了大多数学者的反对。张道传、朱家珍撰文认为，收付记账法在理论上不够健全，它着眼于狭隘的“现金观”，是片面的、主观的、原始的；而借贷记账法着眼于“财政观”，是全面的、客观的、科学严谨的。拥护者甚众。因此，借贷记账法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记账方法。

1962年，《经济研究》第9期刊登阎伯臣、张化一等人的文章《关于记账方法的探讨》，提出了“财产收付记账法”，重新挑起了收付和借贷之争。讨论中有学者对借贷记账符号提出异议，认为它们晦涩难懂，不符合国人习惯，双重性质账户反映的概念比较模糊，对借贷平衡理论的实质提出批评，认为它是形而上学的，歪曲和掩盖了利润来源的理论，借贷记账法的主导地位受到了挑战。

2、“增减与借贷”之争阶段

增减记账法最早是由杨润身先生于1947年在上海《公信会计月刊》第11卷第2期上发表的文章《以增减分录法代替借贷分录法之商榷》中提出的，未在实践中得到推广。正当收付借贷争论到“白热化”程度时，向群在1964年12月《会计》杂志发表文章《“增减记账法”的初步研究》，将记账方法的争论转入“增减与借贷”之争。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争论的结果是批判并否定了借贷记账法，增减记账法先是在商业部门，继而在工业和其他部门得到应用。

1978年，葛家澍教授在《中国经济问题》第4期上发表《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账方法”》的文章，学术界再次重视并肯定了借贷记账法。同时针对增减记账法的弱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改进，形成了一段时期借贷、增减、收付三种记账方法并存的局面。90年代初，随着会计国际协调步伐的加快，这场争论才以借贷记账法成为我国唯一的记账方法而告终。

（二）关于会计属性

会计属性是指会计的本质特性，是会计基本理论问题之一。列宁曾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核算和监督首先是为劳动者阶级服务的，是党的事业，提出了会计的阶级性和党性的观点。建国初期，我国一些学者吸收了列宁的观点，黄寿宸、邢崇江在文章中指出，不同社会经济制度要求不同的会计理论，不同社会需要不同的会计，因而会计具有阶级性。针对会计有无阶级性的问题，学术界展开了漫长而热烈的争论，80年代初争论达到高潮。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1、会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持阶级性观点的人认为，会计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受社会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会计与资本主义会计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观察处理会计理论和实务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会计核算是为工人阶级利益服务的，有着鲜明的阶级性。进而提出要“摧毁资本主义会计学的反动理论”。随着我国政治运动的开展及“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盛行，这种观点被一些人无奈地“接受”，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80年代重新探讨会计属性时，仍有人坚持这种观点。

2、会计具有技术性，没有阶级性

这是与阶级性截然相反的观点。它最先由陶德先生在1951年《新会计》第4期发表的《“怎样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读后》一文中提出的。陶先生批评了黄、邢两教授的观点，认为“会计是一种物质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文字和数量的统制记录”，会计是由方法组成，技术性是其本质属性，当生产力发展到共同生产阶段，会计就成为一种技术。“会计理论在本质上无所谓阶级性的，它只是文字和数量相结合的应用技术罢了”。资本主义会计及其理论非但不应肃清，相反应该求发展。由于该观点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左，赞同的人不多。直到80年代，技术观才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拥护。许多学者指出，会计是一种特定的语言、特定的方法，无所谓阶级性，会计学的性质是受会计性质决定的，会计学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它是一门探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的科学，体现一定生产关系的是账簿记录的内容，而非记账方法本身。

3、会计具有双重性

双重性观点是陈重丞先生在《新会计》1951年第8期上撰写的《会计学的科学与阶级属性》中提出来的，他指出，会计学表现在以数学方程式为核心分别向内外两方面引伸和发展，它的内核即其本身属于应用技术范畴，具有技术性；其外延属于社会科学范围，具有阶级性。二重性观点从60年代起被大多数学者接受。

80年代学术界重新审视会计属性时，双重性观点居主导地位，但在具体表述上，因论证方法不同又出现不同说法：有从会计基本结构和管理角度出发，认为会计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有联系，将二者看成并重的，或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根本的，技术性是从属的；有从信息系统角度把会计看成是对会计信息加工的程序和方法，技术性是主要的，阶级性是次要的；有用“分割”法，把会计和会计观相区别，会计方法和会计理论相区别，认为会计、会计方法具有技术性，会计观、会计理论有阶级性。

随着争论的进一步加深，部分学者在赞成“双重性”提法的前提下，指出双重性指的是技术性和社会性，对阶级属性提出异议，指出社会性和阶级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会计的社会性指会计作为一门科学，紧密地依存于特定的社会经济，会计方法和理论是社会环境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会计不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说会计具有阶级性是错误的，即使在阶级社会，会计也不具备阶级性，把会计学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更无道理。现在大部分学者已经接受这种观点。

三、影响

记账方法和会计属性两大问题是在探讨新中国会计向何处去时的必争论题。收付记账法植根于中国上千年，经过改良已具有复式记账的特征，增减记账法亦是中国学者结合借贷记账法在长期会计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在中国这种特殊的氛围中二者逐渐排挤、替代借贷记账法，并得到政府的首肯，其出发点就是要寻找一种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与资本主义本质上有区别但形式上不能有太多差异的方法，初衷是好的，但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没有借贷记账法严谨、优越。方法之争，实际上是中国会计的倒退。尤其是70年代初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成立，开始致力于各国会计协调时，中国仍然陷于政治斗争，批专家、简规章，与国际惯例背道而驰。尽管至90年代终于有了圆满的答案，但教训却很深刻。

对会计属性问题，建国初期部分学者对引进前苏联的观点进行争鸣，有益于会计理论的建设。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学术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治烙印，会计研究偏离了科学的轨道，会计理论和实务面目全非，许多学者不得不说“违心”话。80年代以后，随着对其他基本会计理论的认识，阶级属性被置于次要地位或被完全否定，代之以社会性的提法，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尽管会计属性的研究解决不了会计实务中存在的问题，但它在建立中国会计理论体系的探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双重性观念为我们辩证地看待世界不同会计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对会计技术性和会计理论继承性的重视和研究为我国借鉴和吸收国际惯例铺平了道路。

第二次学术争论也向国人昭示：会计的重要性完全取决于经济进程对会计提出的要求和会计本身的发展状况。会计属性问题的争论又为第三次学术争论打下伏笔。

主要参考文献：1、吴水澎《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2、胡寄窗、谈敏《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上海财大出版社1997年7月版；3、李心合《现代会计理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版；4、〔苏〕索科洛夫《会计发展史》陈亚民等译，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年7月版；5、《中国会计年鉴（1996）》，中国财政杂志社出版；6、《会计学刊》1987年合订本。

责任编辑 周文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