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历史，很重要的一条理财经验是要多作调查。

多调查才能胸中有数，掌握主动。宋神宗“每以财用不给为忧，日与大臣讲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经久废置之宜”，因而，处事合宜。熙宁三年，仪鸾司阙氈三千，三司请命河东制之。帝曰：“牛羊司积毛数万斤，皆同粪壤，三司不取于此，而欲勤远民乎？”（《宋史·食货志》）明代王琼为职司理财的户部官员，“悉录故牍条例，尽得其敛散盈缩状。”有边帅请领粮草，王琼屈指计算某场庤粮草几何，诸郡岁输、边卒岁採秋青几何，曰：“足矣，重索妄也。”遂使企图多报多领者碰壁。（《明史·王琼传》）

多调查才能明察秋毫，清除蛊蠹。元代刘正为尚书户部令史，大都运司亏空国库银五百两，久无着落。刘正详尽地查阅以往帐册。“遍阅吏牍”，发现多年前有一个名李介甫的人领去课银五百两，文契十纸。验其笔迹，原来是司库辛德柔所冒领，查清了真相，惩罚了罪犯。（《元史·刘正传》）谢让为户部侍郎，有主管仓库之吏在米中揉入糠秕发给内外工人及宿卫者，查其手法是以仓库陈旧漏雨，为防库米被雨淋坏.上面覆盖糠秕，故吏因以逞奸。谢让察知后，即用藁杆代糠秕盖米，“奸弊悉除”。（《元史·谢让传》）

多调查才能兴利抑弊，开源节流。唐代刘晏上任理财，首先碰到的是粮食运输问题。为了寻求解决办法，“晏乃自案行”，进行实地调查考察，从淮河、泗水到汴河、黄河，再向西到底柱、硖石，观看了三门的漕运逶迹，又到河阴、巩县、洛口，见到了宇文恺修建梁公堰分黄河水入通济渠的水道，观察了李杰所筑的新堤，对运河的情况“尽得其利病”，然后采取对症下药的分段接力运输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新唐书·刘晏传》）明代张永为芜湖令时，正遇上明宣宗朱瞻基的灵柩南运，沿途都邑均皆“设绮纨帐殿，供器冶金为之”，州县不堪负担。张永掌握了情况后，便在本地所辖的沿江佛寺，“垩其栋宇代帐殿，饰供器箔金以代冶”，从而“省费不赀”。（冯梦龙《智囊》）

在调查方法上，大略有以下几种：

其一，向社会民众调查。明代理财家周忱“尝屏驺从，入田野间，与村夫野老相语，问民间疾苦。”（《明史资料丛刊》第三辑）“有善谋者，……开心访纳。”（李贽《续藏书》）他体察民情，集思广益，提出了不少利国利民的理财措施，史书称其“前后理财者皆不能及”。（同上）

其二.向基层财计人员调查。宋太宗励精图治，论及财赋欲有所更革，宣召三司吏二十七人于便殿垂询，果然大有收获。仅其中的一个叫李溥的吏员便“列七十一事以闻”，这些建议中有四十四项“即日行之”立竿见影。宋太宗总结经验说：具体办事的财计吏员“虽无学，至于钱谷利害，必能究知本末，宜假以色辞，诱令开陈。”大臣吕端、寇准等也十分赞同，一个说：“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另一个说：“孔子入太庙，每事问，盖以贵下贱，先有司之义也。”（《宋史·李溥传》）

其三，向历史资料调查。宋仁宗即位之初，就令有司总结前朝真宗理财的经验教训，将较为清明的景德年间的一岁用度，与糜费甚众的天禧年间加以比较，“省其不急者”。宋神宗即位，也命司马光等以仁宗庆历二年的财政状况为基数，“比今支费不同者，开析以闻。”（《宋史·食货志》）

其四，针对实际问题调查。宋代何常为成都路长官，一次，有圣旨令织造绣龙罗二千匹，绣旗五百面。何常对绣龙罗的实际用途调查了解后，便奏上一本，指出“绣龙罗唯供御服，日衣一匹，岁不去三百有奇，今乃数倍，无益也.”因为有理有据，皇帝便“诏奖其言，为减四之三。”（《宋史。何常传》）

上述历史故实，可为今日理财者之鉴，谨录以备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