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杨万里《诚斋集》卷六九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宋太祖曾令后苑造一薰笼，数天不至。太祖怒责左右，近僚答以此事须经尚书省、本部、本寺、本局逐级办齐手续，覆奏，御笔亲批“依”方才制造，然后送上。太祖不悦，责问丞相赵普道：“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薰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赵普说：“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大喜说：“此条贯极妙1”

皇帝要造一在民间只值数十钱的薰笼，却须经过逐级审批，直至御笔亲批，乍看上去，手续似乎过于烦琐，但从防止和控制奢侈浪费的不合理支出这一点讲，宁失之严，毋失之宽，防微杜渐之义甚明，故宋太祖转怒为喜，极力赞扬此种规矩。

通过严密制度、健全法制来节用理财，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明代著名理财家张居正曾说过：“大抵财用经费惟条贯精详、出纳明覈，则节用之意自寓其中。”（《张太岳集、答楚按院陈燕野》）严格的法制监督乃是乱支滥用公家财物者的克星。虽然它在封建社会中大多成为表面文章，只在极少数场合才真正得以实现，但是，作为一种历史借鉴，仍不失为留给今人的一份有用的遗产。

在现实社会中，有一些财经方面的问题如社会集团购买力、基本建设规模等长期得不到解决，上面三令五申，下面我行我素。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缺乏条贯精详、赏罚严明的法制。我们应当从审批到置办、建造，订出一套权责分明、可以对号入座的法规，并做到令行禁止，才能使违禁者敛迹，从而有效地实现国家的宏观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