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七一”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斗争中，有一大批同志在财会工作岗位上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了缅怀过去，砥砺现在，吸取革命传统的教益，“七一”前夕，我们走访了被周总理誉为革命“老板娘”、“南北会计”之一的朱端绶同志（事迹见本刊1982年第6期）。尽管朱端绶同志刚出医院，还发着低烧，但还是欣然接待了我们，并邀请当年与她一起在重庆《新华日报》搞财会工作的杨用之、张耀秋、邵雨青、陈泽等同志共同参加了座谈。

今年75岁高龄的朱端绶同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斗争中，与当时党的地下工作者熊瑾玎同志结为夫妇，长期从事财会方面的工作。解放后曾任建工部财务司副司长，至今仍保持着财会人员的本色，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她住在北京市东城一所古老的四合院内，室内既没有西式的沙发、地毯，也没有中式的古玩陈设，就在她的卧室外屋一间很小的过堂房里，搬来了几条木凳，接待了我们。

1939年武汉失守，朱端绶夫妇和其他一些在白区工作的同志，随同周恩来同志撤退到了重庆，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社主持财会工作。这是她第一次接触财会工作，没有经验，但是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当时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坚定的信念，就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因而不怕任何困难，要把党交给自己的工作做好。

朱端绶同志说，重庆《新华日报》当时是由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周恩来同志对《新华日报》很重视，许多事情都亲自过问。她说，那时的财会工作和现在不同。现在花钱可以向上要，国家拨给经费，那时报馆根本没有钱，全靠自己想办法去筹措。所以当时财会工作的任务基本是两个：一个是把钱管好、用好，即所谓节流。现在我们常说“一个钱要当两个钱用”，那时是一个钱要当十个钱用，一切精打细算，决不乱用一分钱。买东西都要经过总经理批准，领一张纸、一个笔尖都要打领条签字。另一个就是千方百计找钱，即所谓开源。那时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从解放区弄些钱来；另一个是通过白区工作的同志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统战关系筹集一些钱。有了钱还不行，还要有东西。办报纸离不开纸张、油墨，这些东西当时都很缺，我们就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地把它弄到手。记得油墨是“熊老板”（即熊瑾玎同志）通过国民党第五炼油厂经理的关系弄到的；纸张是通过各种关系购买的。朱端绶同志说，尽管当时筹集资金和购买物资都很困难，但是我们都有一颗忠于党的事业的红心，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把钱和物资都弄到手。重庆《新华日报》越办越兴旺，威望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五万多份，这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重庆山城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国民党千方百计要限制我们，想把我们挤走、整垮，然而这是妄想。

朱端绶同志谈到了他们当时工作环境的艰难情况，除了国民党的刁难捣乱、监视盯梢以外，各种物资都很缺乏，物价一天一个样，早晚时价不同，报馆同志的衣、食、住、行都很俭朴，上自社长、总编，下至送报的，都是一个标准，每月津贴（即零用钱）不过四至八元。社长、总编、编辑和一般工作人员都住在一起，吃一样的饭，总经理也只有一张二屉办公桌。报馆只有几辆自行车，总经理外出也只能坐公共汽车，大部分同志外出都是步行。报童每天送报要走上百里路，很辛苦，但他们都能自觉遵守财经纪律，有时宁可饿着肚子，也不动用一分钱公款。他们没有时间洗衣服，我们搞财务的女同志就自动组织起来，经常给他们拆洗衣服。同志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分工不同。工作来了大家一齐动手干，不分份内份外，协作关系很好。说到这里，朱端绶同志语重情深地说，那时大家只有一个心眼，就是把党的报纸办好，把党的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宣传好，把党的声音传播到白区群众中去。我们的生活虽然艰苦些，但大家都以苦为荣，没有一个有怨言的，没有不安心本职工作的。一位县委书记调来搞收发，他二话没说，就安心搞收发。我们搞财会工作的同志，更认为党叫我们管钱管物，是对我们的极大信任，是很光荣的。

周恩来同志很关心财会工作，对财会工作要求也很严。杨用之同志回忆了这样一件往事：1946年南京办事处撤退，根据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有一部分同志要留在南京过冬，他借了一部分钱给这些同志做了棉衣。后来把这笔帐转到了延安，当时南方局秘书长童小鹏同志已经批了，送给周恩来同志审阅时，周恩来同志认为钱花多了，要求大家注意节约一切经费开支。

当我们请朱端绶同志谈谈当时做财会工作的体会时，她说，我们的体会基本上是两条：一是依靠党的领导，这在前面已经说到；二是依靠大家、依靠集体的力量。那时，我们搞会计工作，但没有一个懂会计的，我们就共同学习，集体研究办事。结果我们也学会了记帐、算帐、做会计报表。周恩来同志还特别表扬了我们做的会计报表，后来把它带到了延安。为了节约开支，降低报纸成本，我们也搞了些简单的成本核算。对材料和办公用品的保管也很严格，仓库都建立了帐簿，每个月大小仓库的物资都要盘存清点。我们还建立了一套财务稽核制度，款项开支都得经总经理审批签字。后来，我们把这一套简易的会计制度和核算办法，集体编写了一本书——《报刊会计》。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告别了几位财苑老人，使我们不禁联想到，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现在我们的财会队伍已经发展到了几百万人，工作条件比之老人们当年不知好了多少倍。我们有党的领导，有为四化建设奋斗的明确目标和坚强信心，难道还有什么困难能阻挡我们在新的长征中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