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会计工作已经三十多年了。尽管当时我学的是适应农村根据地的比较浅显的商业会计，而且做会计的时间也只有两三年，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一段会计工作的实践对我以后做财经工作帮助很大，因而我始终对会计工作怀有留恋之感。所以，当一九七八年我回到财政部，领导上让我筹办《会计》月刊的复刊工作并兼任《财务与会计》的总编辑的时候，我愉快地接受了，并且在一年多的工作接触中，在听到会计人才缺乏的呼声中，引起了我对过去一段学会计、做会计的回忆。

三个月的短期训练班

我学会计不是象现在这样进中等技校，更不是上大学，而是三个月的短期会计训练班。

记得是1942年，由于敌人的“扫荡”、“蚕食”和“三光”政策，当时晋察冀边区同其他根据地一样暂时缩小了，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克服困难，绕过暗礁，边区的党和政府除了领导人民努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以外，还开展对敌的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成立了边区贸易管理局，管理出入口的贸易，并领导国营商店。当时的财政、银行和贸易部门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把货币斗争（包括反假票斗争、货币的阵地斗争和比价斗争）和贸易斗争（包括集市的争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结合起来，同出入境的管理结合起来，同保卫根据地的生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形成了经济战线上的“铜墙铁壁”。斗争是紧张的、残酷的，同时也是生气勃勃的。许多从未做过财经工作的同志调到财经战线上来，例如当时边区贸易管理局长陈大凡同志就是从部队团政委岗位上调来的。他们向实践学习，向根据地的商人学习，向敌人学习。要开商店，办经济，离开会计是不行的。但当时会计人才十分缺乏，特别是懂新式会计的更少。这就是边区贸易管理局办短期会计训练班的由来。

我是由完县北大悲商店选派参加这个训练班的。训练班设在灵寿县弯子村，即当时边区贸易管理局和晋察冀边区银行所在地。参加这个训练班的有各地贸易管理局和商店选派来的干部，也有部分青年学生，大约有四十多人。担任会计教师的是史坚同志，担任政治课的是当时贸易管理局业务科长王迪同志。边区政府的主要领导张苏同志等，都在训练班做过报告，说明党和政府对训练班的重视。

课堂是简陋的，在一个三面有墙一面敞开的棚房里，不过当时正是夏季，倒也凉爽和明亮。同学们搬几块石头和木板当座位。在一面墙上抹了一块黑板。当时主要课程是商业会计，有腊纸刻印的讲义。讲义讲的是复式会计，即借贷会计，但为了通俗，未用借贷二字，用的是收付，即收方和付方。但收付也并不比借贷好懂。不过当时同学们死记了一条规则，叫做“反收付”，即在日记帐上记收方的，在总帐和分户帐上记付方。同学们用各种已用过的纸的背面当练习本和笔记本。讲义是通俗简单的，但由于同学们文化水平不同，时间又短，学习也是很艰苦的。我是高中学生，文化水平算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学习过程中，我也曾帮助同学们补习过数学和语文，也可以说是学生兼教员。当时的生活条件是很差的，能吃上小米就很好了，实际上领来的粮食还有黑豆和高粱，只能粗粮细作，掺和着吃。偶尔吃上一顿白面馒头，算是改善生活的聚餐了。物质生活差，但人们的精神却很饱满，都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人们向往着未来，不过要求也不高，有的同志说：将来抗战胜利，一天能吃上一顿细粮（白面和大米），就心满意足了。尽管要求不高，但人们还是把它看成遥远的事，所以起了个名字，叫“精神会餐”。

三个月的时间是短暂的，但人们基本上掌握了记帐的技术，许多同志通过实践的学习，以后成为当时会计战线和以后贸易战线的骨干。这说明，短期训练班是普及会计知识，培训干部的一个重要方法。

四柱清册

三个月的会计训练班结业以后，我没有回原地，被分配到雁北专区贸易局工作，地点在山西灵丘县的下关。但是我在那里工作没多久，就又调回灵寿陈庄永和商店担任会计了。永和商店是边区贸易管理局新接收的一个合作商店，经理由王迪同志兼任（陈庄离贸易管理局弯子村只几里路），贸易管理局派我任会计，派哈伯符同志任总务，其余都是商店的原班人马。

到这个商店，在会计上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四柱清册”。这个商店原来用的是上收下支的旧式帐，移交清单是一个“四柱清册”，即：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最后一行写“天赐红利大洋××元”。我当时看了觉得既好笑，又新鲜。但仔细看了以后又不知所措。因为在训练班里没学过这个东西，如何把它过到新式帐上，开始还摸不到头脑。原来的会计很精明，也很和气。我没有向他说我看不懂，也没有同他讨论，这不单是爱面子，主要是考虑旧式帐我不懂，新式帐他不懂，讨论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关起门来仔细琢磨了三天（更多是在晚上），反复计算了若干次，运算的结果是：

旧管+新收=开除+实在

新收-开除=天赐红利

实在-旧管=天赐红利

这样，我逐渐悟出这样一个道理：“新收”和“开除”相当于损益计算书，“旧管”和“实在”相当于资产负债表，旧管即负债，实在即资产，不过要把“天赐红利”加到“旧管”里边去，资产和负债才能平衡。

这样，难题解决了，我把移交的四柱清册的有关项目，冠以新的科目，移到新式帐上去，开始新的工作。这时我尝到了“苦尽甜来”的乐趣，同时也感到中国旧式帐和“四柱清册”，不能轻视，不能简单地否定，它里边也有科学的成份。

以后，我调到阜平恒升号总店担任会计的时候，下辖三个分店，其中一个分店用的也是旧式帐。会计老刘同志是从天津杨柳青粮店随八路军到根据地的，因年龄大些，随军不便，转到地方商店工作。他打得一手好算盘。尽管记旧式帐，月终或年终的报表却完全按新式报表填写，而且报得及时准确。这也说明，尽管记帐方法不同，报表却完全可以统一。

学打算盘

当时在灵寿陈庄有两个国营商店，一个是原有的公胜合商店，主要经营布匹、粮食和日用杂货，门市比较忙些。一个是新接收的永和商店，主要经营山货的出口和军民用品的进口，日常门市并不那么忙。只有在集日收购花椒的时候比较忙些。不过，我拿出一笔钱交到营业上，这一天共收购多少花椒，用了多少钱，由营业上开一个总单子，到晚上我入一笔帐就完了。

但是，这种清闲的工作受到了挑战。一个集日，小服务员到我房里送水，笑嘻嘻地说：你这个会计先生倒清闲，集上这么忙，你也不帮一把。这一下刺得好，迫使我到营业上看一看我能做些什么。营业员买花椒，看成色，评质量，讲价钱，有专门技术和经验。农民或商贩把花椒肩背、担挑或驴驮送到商店，营业员同他议好价，边过称边高声呼喊：“记帐。某某某（人名），花椒多少斤多少两，每斤几毛几分几厘，去皮几斤几两。”营业会计在屋里根据院内营业员的呼喊在收购草帐上记录，然后算帐付款。我看了一下，我在那里只能帮忙复核一下现金。打算盘还不行，会一点，但不快不准。特别是当时斤和两不是十进位，而是十六两一斤，更增加了计算的复杂性。这就迫使我非下决心学打算盘不可。先学斤称流法，即：一，隔位六二五；二，一二五……一直到十五，九三七五。一到十五的数字要背熟。因为一两=0.0625斤，所以在珠算上打一两，表示为隔位打六二五。如一斤一两，在珠算上打10625。其次，就是练指法，练打得快和准。经过一段时间，也可以应付忙时的集日了。

算盘打熟了，也是一种乐趣。我调阜平恒升号总店任会计的时候，沙弯村的农民对我说：你们分店的刘会计真是一个打算盘的能手。夏天，我们在街上乘凉的时候，听到那清脆而有节奏的算盘声，就好象听一曲音乐。当时乡间有所谓“飞归”，谁会“飞归”，好象就是珠算上的“圣人”。其实，我从斤称流法中认识到，凡是用固定的一个数字作除数或乘数，都可以编成象斤称流法那样的歌诀，使演算更迅速，更准确。晋察冀边区工商局一位同志（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曾教过我在珠算上开方，可惜，开方在实际工作中用不上，而且记这个方法的小本子早遗失了，我现在一点也记不起如何运算了。还有一个同志教我乘法和除法定位的两句话：“乘从每下得术，除从法前得零”，这两句话还记得，但如何解释现在也记不起来了。当时，我主要是把珠算运算和心算判断相结合来定位，并不死拘泥于定位法。

以粮换麦

永和商店经营不到一年，因种种原因就结束了。我被调到阜平恒升号总店任会计。当时为了加强经济工作的领导，边区贸易局改为工商管理局，由军区付司令兼付政委程子华同志（在聂荣臻司令员到延安参加七大时，程为代司令兼代政委）兼局长，陈大凡同志为副局长，并且也迁到了阜平城内。恒升号是边区工商局直属的一个总店，陈大凡同志兼经理，李恒久同志为副经理，下辖王快、城南庄、沙弯三个分店。总店内部还有一个驮骡队和二个羊群，也是独立核算的单位。因为业务复杂了，总店分会计和业务两个股，会计股除了我以外，还有会计训练班的同学王克和刘勇两个女同志。

恒升号吸收灵寿、行唐等地的土布，运到山西的下关和龙泉关，再把山西的粮食（有时也有牲畜）运到阜平，它可以说是布粮交流的枢纽。当时的商店，包括总店和分店，按经济区域设置（主要在大的集镇），地方政府不干预商店的内部事务。

一九四三年春夏之交，阜平农村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因为气候和雨水合适，小麦长势很好，可望丰收。但青黄不接之际，许多农户缺粮，能否把小麦管理好和收获好却成为问题了。一天傍晚，程子华同志骑马到恒升号来，在不拘形式的座谈中，他提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建议：由恒升号拿出粮食（主要是玉米）赊销给有麦田的农民，麦收以后，再以小麦归还恒升号。玉米按赊销时的市场价格作价，小麦按归还时的市场价格作价。因为在战争时期，价格是不断上涨的，这样农民不会吃亏。为简便手续，赊购玉米和归还小麦都以行政村为单位，由村长统一办理结算手续。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恒升号李恒久副经理既同意又担心。所以同意，是因为目睹阜平的现状，这是度过春荒，保证麦收的最好办法。所以担心，这笔生意对商店并不怎么有利，特别是“借粮容易归还难”，担心到麦收时这笔赊销帐能否全部收回来。但事后的结果证明，不仅小麦全部收回来了，没有一笔呆帐损失，更重要的是在农商关系上，取得了意外的政治上的收获。尽管恒升号平时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但它真正在农民中扎下根来，广大农民把恒升号看成是自己的商店，却是通过这次的以粮换麦。在一九四三年秋季空前残酷的反扫荡中，广大群众所以以舍己为公的精神，保护和支持自己的商店，使恒升号的人、财、物几乎毫无损失，并且利用反扫荡的间隙，做了生意，保障了军需民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