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同志的小品文《我是怎样“关心”财会人员的》在《财务与会计》一九七九年第六期发表以后，引起不少财会人员的同感，称赞这篇小品文敢于正视现实，揭露矛盾，很值得这样“关心”财会人员的领导同志一读。不料因此也引起一番风波。例如有的厂财务科的同志把这篇小品文抄贴出来，该厂领导便怀疑这是针对他的，于是气急败坏地找财务科的同志追究是谁写的，并且愤愤不平地说：“我们厂的撬棍就是多！”

我真不理解，为什么这位厂领导同志这样脆弱和神经过敏，以致变得连一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也没有，变得和杨国忠一般见识，连封建皇帝唐明皇还不如。邓拓同志在《燕山夜话》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唐代李泌（即李邺侯）写过一首咏杨柳的诗，有这么两句：“青青东门柳，岁晏心憔悴”，杨贵妃的从兄杨国忠看见，认为是讽刺他身居宰相而不得人心的，跑到唐明皇面前去控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无理取闹，所以唐明皇也不能支持他，只得解释说：“赋杨者讥卿，赋李者为朕可乎？”（唐王朝姓李）。邓拓同志说：“虽然这是非常陈旧的故事，我未曾见过有人与杨国忠一般见识的，不过，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也可以领会得到，对待这类讽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了”。

本来，一幅讽刺漫画或一篇讽刺小品，大都是把许多人物、许多现象的特点集中起来，构成漫画中或小品文的形象，并非专指某一个人。如《阿Q正传》中的阿Q就是这样。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象’。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我是怎样“关心”财会人员的》所描述的不正是这样的吗？财会人员兢兢业业，依法办事，然而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不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关心，反而受到歧视、刁难，甚至打击报复。如今拨乱反正已有三年，仍余毒未消。别的不说，《财务与会计》第二期“一个老会计的呼声”，第九期“谈谈财会人员的心里话”、“李会计的苦衷”等所反映的许多事实，不是比《我是怎样“关心”财会人员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吗？至于今年九月四日《财贸战线》报上刊载的某铁厂财务科长因坚持财经制度，遭到斥责、谩骂、殴打，该厂领导又置之不管，被迫含冤而死，就更是不能容忍的了。难道不应该反映，不需要讽刺一下，促他一下吗？

有人会说，对于同志间的缺点和错误，从正面教育不是更好吗？何必还采取讽刺的形式？我们说，仅仅正面教育是不够的，有些人好言善语听不进去，非讽刺一下才能刺痛他的心。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讽刺是永远需要的。”鲁迅说：“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上述神经过敏的厂领导，应该正确对待群众的善意批评，虚心检查自己，有所改正，不应怀恨进而询问追究。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优良作风，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之一。言者无罪固然十分重要，闻者足戒也不可少。如果一个领导人只爱听奉承赞扬的话，而听不得半点批评的话，更听不得半点讽刺逆耳的话，甚至老虎屁股摸不得，如此，何以广开言路，岂能纳谏如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怎能改进，群众的积极性又怎能发挥？因此，对讽刺逆言的话也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切勿动辄怀疑追究，千万不要变成鲁迅所说的“不可收拾，更非笔墨所能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