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党和全国工作的着重点正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伟大进军。适应这个历史性的转折，财政工作也面临着转变思想和作风，调整比例，整顿财政，改革体制，加强综合平衡，向实现管理的高水平进军的严重任务。在这个伟大进军中，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前进，又要调整；既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又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和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和精髓。毛主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指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坚持实事求是，这里的关键首先是弄清事实，正如情况明，决心大，方针对，这里的关键是情况明一样。弄清事实，做到情况明，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并且注意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全面、比较、反复。

全面

全面，就是既看到正面，又看到反面，既看到利，又看到弊（俗话说，有利就有弊）；既听赞成意见，也听反对意见。简言之，就是好话坏话都要听，权衡正反两面的利弊得失，求得比较全面的认识。唐朝魏徵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是这个意思。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研究和处理问题，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所谓表面性，就是不知道从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透过现象深入事物内部本质地看问题。一句话，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和辩证的观点看问题，而用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问题。比如，以财经工作来说，只了解需要一方，不了解可能一方，只了解积累一方，不了解消费一方，只了解高速度一方，不了解按比例一方，只了解分级分口管理一方，不了解加强综合平衡一方，只了解局部一方，不了解整体一方，只了解分权一方，不了解集权一方，只了解服务一方，不了解监督一方，如此等等。总之是不了解矛盾各方面的特点。就拿财政和财务工作经常碰到的服务和监督来说，它们本来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是矛盾的统一。任何一笔拨款，支农资金也好，更新改造资金也好，基本建设投资也好，按需要拨给，这是服务；同时，又要审查，看是否符合国家计划，是否有物资保证，是否取得最好的经济效果，这是监督，而监督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是否可以只有服务而没有监督，或者只有监督而没有服务呢？几乎是没有的。把服务和监督对立起来，其所以不正确，就是因为它不符合实际。当然，要把服务和监督正确地结合起来，既按照计划保证各方面合理的资金需要，为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建设服务，又要厉行节约，少花钱多办事；既加强监督，严格按照国家计划和制度办事，又实事求是，使用款单位心悦诚服，感到是帮助而不是阻难，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于做到需要和可能、集权和分权、积累和消费、高速度和按比例等等的正确结合，加强综合平衡，更不是对周围事物粗略地望一望所能办到的。在这里，深入实际，向实际做调查，向群众做调查，多看（调查问题的各个方面），多听（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多想（把调查来的情况和各方面的意见联系起来加以思索），是正确解决问题的钥匙。是否有什么“妙法”可寻，“捷径”可走，有什么不费力气的办法呢？毛主席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

因此，为了弄清实事，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详细占有材料，并从事物的各方面和它的联系中多方面考虑。完全无调查，固然会象“盲人骑瞎马”一样，弄得“夜半临深池”。就是部分的一鳞半爪，弄到一点材料就下结论，往往也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我们的调查所以要全面深入和系统周密，所以要从这一典型再及那一典型，就是为了全面了解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占有材料，在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下，引出正确的结论。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凭主观想象，不能凭一时的热情，不能凭死的书本，也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挂一漏万”，“顾此失彼”，更不能“颠三倒四”、“轻重倒置。”当然，全面也不是样样都有，甲乙丙丁俱全，而是要抓住能表现事物特点和本质的那部分材料。

为了弄清实事，要多方征求意见，特别要注意听取那些有实践经验的同志的意见。《吕氏春秋》上说：“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于其人”，“入于泽而问牧童，入于水而问渔师”，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孪生子别人不易辨认，而作母亲的不会认错？就是因为她“知之审也”。所以我们要向那些“知之审”的同志征求意见，而不是只浮在上面“坐而论道”。有时议论纷纷，争论不休，并非坏现象，相反，“鸦雀无声”，倒反而不妙。唐太宗很赞美魏徵的批评和建议，“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也是以反面的东西警惕自己。弦指弓弦，韦指熟皮。古人说：西门豹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性缓，故佩弦以自急。弦韦非能言之物，而古之贤者还引以自匡。我们有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为什么不到群众中去弥补自己之不足呢？独断专行，搞一言堂，瞎指挥，其所以要不得，非改正不可，就是因为它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依了它，要坏事，甚至亡党亡国。

比较

比较，就是把了解到的各种情况和各种意见，加以分析比较，求得正确的结论。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又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这就是比较。

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要了解事物，必须从联系中去了解，从比较中去分析。真理和谬误，香花和毒草，真善美和假恶丑，都是相对立而存在的。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

怎样进行比较呢？不外“左右前后法”，“古今中外法”。在这方面，毛主席研究问题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比如：

左右的比较：如论持久战，拿当时的中国和日本比较：日本小而强，但退步寡助，中国大而弱，但进步多助。从这比较中，证明亡国论是不对的，速决论也是不对的，正确的结论是，坚持持久战，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说到扩大红军，收土地税和推销公债工作中，模范的长冈乡和才溪乡同官僚主义的汀州市相比，也是一种左右的比较。

前后的比较：如统一战线政策，拿陈独秀和王明比较，一个是右倾机会主义，只讲团结，不讲斗争，一个是左倾机会主义，只讲斗争，不讲团结，正确的结论是：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关于财政政策，既反对不顾抗战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又反对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抗战需要的“竭泽而渔”的国民党思想，提出党的正确口号：“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这也是一种类似前后的比较。

“古今中外法”同“左右前后法”相类似，不外乎有横的比较，有纵的比较。这种比较，可以放在古今背景上去看，放在中外背景上去看。比如毛主席讲民主集中制，以楚汉相争，刘邦得胜，项羽失败，说明发扬民主的重要性，说要是一个人说了算，那就是一个人称霸，应当叫做霸王。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这就是古今的比较。在“论十大关系”中，讲企业管理方法，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改进我们的工作。这就是中外的比较。当然，用“古”比，不一定都同几千年、几百年前比，同上年、同历史最好或最坏年份比也是“古”。同“外”比，不一定都同外国比，这个部同那个部比，这个省同那个省比，这个厂同那个厂比，也是同“外”比。进行这样的比较，就是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综合。我们进行阶级教育常用的新旧对比；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编者按语中，毛主席赞扬的“四对比，五算帐”；物价工作中的工农产品比价，粮棉比价；我们财务统计报表中，不但有绝对数，而且有相对数（百分比），不但有本期实现数，而且有同去年同期的比较，有时还加上同历史最好水平、同行业最好水平的比较数字，等等，都是为了通过分析、比较和综合，求得对客观事物的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修建一条铁路、一个工厂、一个矿山，或提出某项工作的改革措施，往往要拿出几个不同的方案，供选择，也是这个道理。人们常把“诸葛亮”当作聪明多智的象征，什么叫聪明？耳朵灵就是聪，眼睛亮就是明。一个人耳聪目明，就是善于观察各种事物，听取各种意见，并加以科学的分析、比较和综合研究。一句话，就是善于集思广益。“集思广益”这句话正是出自诸葛亮的“与群有教篇”。人们遇到困难问题，启发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叫做“开个诸葛亮会”，这是很正确的。

比较，这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个基本方法，所以毛主席曾说，要“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

反复

反复，就是经过调查和比较，事情初步定下来以后，还要再冷静下来，摆一摆，想一想，即使是一致同意的，还要设想几种可能的反对意见，反复加以思索。反复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弄清实事。

我们常常看到党中央对某一问题已经做出了决定，但往往先以草案或试行草案的形式发下去，一面征求意见，一面试行，然后根据试行的结果加以修改，再作为正式文件下达。这也是为了进一步弄清实事的一种反复。

我们所以在全面调查和分析比较，事情初步肯定之后，还要这样反复思考，是因为全面反映事物是件困难的事，不能一蹴而就。第一，事物是互相联系，而又不断变化的，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又总是把表面给人看，而把本质隐藏在它的内部，总是把一面显露在人前，而把另一面隐藏在它的背后。道听途说，无根据的传闻，听多了也往往深信不疑，所谓“三人成市虎”，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原因往往也在这里。第二，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既有绝对性，也有相对性，要不断根据情况的变化再实践，再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完善。这里试举一个盐场，对卤水深浅同海盐增产关系的前后三次试验和作出三次规定的例子：第一次试验，在晒盐旺季，天气晴朗，卤水蒸发很快，卤深二到六厘米不同深度的试验证明：深卤增产14.5%，因此，他们作出了“深卤结晶”的规定。第二次试验，在晒盐淡季，春雨连绵，时阴时雨，试验结果证明：浅卤比深卤增产25%，从而又作出了“旺季深卤结晶，淡季卤水适当减浅”的规定。第三次试验，又是在晒盐旺季，但由于天气反常，时阴时雨，结果深卤减产，个别浅卤反而增产，问老工人是什么原因？回答说：“看天行事呗！象这种半阴不晴天，卤深吃亏，卤浅结晶快”，从而又进一步作出了“以深为主，深浅结合，随天应变”的规定。拿财政工作来说，关于上年财政结余能否动用的问题，也经历过：全部可以动用，一律不准动用，一般不宜动用和看情况可以部分动用的反复过程。这些例子说明：即使是实践检验过的客观真理也有它的适用界限，要同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因地因时制宜。第三，“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事情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这一步和下一步的相互衔接，等等，尽可能周到一些，谨慎一些。

所以，我们不要看到一种意见多数人赞成，就认为万无一失。应当冷静下来，看它是否还有偏差，还有漏洞，还有不足和可能引起误会之处。甚至还要自己设想几种可能的反对意见（这种反对意见可能来自同这件事有关的不同部门和不同地区），看能不能说得通，说得服。比如，现在大家讨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提出变企业自有资金的无偿占用为有偿占用（要计利息），变基本建设无偿拨款为贷款计息，这有国外经验可供借鉴，可能是个好主意。但还要设想：我们在大跃进时期，不是实行过“全额信贷”，即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都由银行贷款，都计利息吗？效果如何呢？我们对农业的支援，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都发放过，不是有的最后收不回来，核销了几十亿元吗？又比如，有人建议：应当把税收提高，给企业留较少的利润，促使企业加强经济核算。这可能也是个好主意。但还要设想：我们的商业企业利润一般比较少，而大庆油田的利润比较高。但是，利润少的商业企业不见得比利润多的大庆油田经营管理好。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考虑问题能够反复推敲几种反对意见，并且试着作出满意的答复，那么，我们就会考虑得周到些，深入些，就会把这一措施同其它措施联系起来思索，而避免一厢情愿，孤立地看一个问题，绝对化。

所以，我们也不要看到一种意见，多数人反对，就认为一无是处。有时真理并不一定在多数人手里。苏联布尔什维克处理布勒斯特和约问题，我们党处理西安事变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即使是错误的意见，里边也可能包含几分正确的东西。因此，对少数人的意见，要更加重视，仔细地研究。如果少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那就应当说服多数人，一时说不通，可以等待。但共产党人应当永远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不能是相反。

全面、比较、反复，这样是否会造成举棋不定，办事拖拉？不会这样。第一，这里说的是有待决定或修订的大事，不是有了决以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应当这样。第二，这正是列宁所说的“七次思量，一次剪裁”，决定以后就全力以赴地干，一干就干出个名堂来。这同犹豫不决，拖拉作风，毫无共同之处。相反，有的在基本建设中违反这个原则，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变成边建、边改、边迁，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欲速不达，就是最好的说明。

辩证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它的方法论。拿这个世界观去认识世界，指导革命，从事生产，指导实践，就是方法论。世界观离不开方法论，方法论又离不开世界观。因此，深入调查研究，全面、比较、反复，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否则，尽管下去了，调查了，由于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头，仍然不能奏效。

这些年来，林彪、“四人帮”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我们吃唯心论、形而上学和片面性的苦头够多了。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的标准，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这是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一个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