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时刻，再一次引起了我们对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人民的好总理、好管家、好公仆的深切怀念。今天，我们不再用眼泪来纪念，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那种“笔——不准写，口——不准张，属于我们自己的只剩下一腔怒火，两眼泪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我们要用总理生前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我们在建国之后，胜利地完成由战时供给财政到建设财政转变的谆谆教诲，来实现当前这个新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变。虽然岁月流逝，而当时总理对财政工作的亲切关怀宛如昨日，谆谆教诲犹在耳边。回忆往事，重温教诲，极大地激励和鼓舞我们今天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变，在新的长征路上夺取新的胜利。

（一）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财政工作怎样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跟上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当时摆在财政战线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在这个转折的关键时刻，是敬爱的周总理，向我们响亮地发出了从供给财政转变为建设财政的号召。

我们的建设是经过长期战争之后，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起点上开始的。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是一个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民不聊生的烂摊子。不改变这种局面，就不能为恢复和发展经济，转变到建设财政上来创造必要的前提和稳固的基础。帝国主义者曾经预言：中国解放战争虽然胜利，但财政经济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面对当时的困难，周总理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和气魄，根据毛主席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的指示，大力支持陈云同志提出的稳定物价的方针和政策，由政务院适时地做出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在短期内，就出现了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和市场物价趋于稳定的局面。以后，在抗美援朝斗争中，仍然坚持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始终保持了物价的稳定。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周总理宣告：“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是破产了；中国人民在经济战线上如同在军事和政治的战线上一样，是胜利了。”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领导下，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在国际斗争中恢复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而且在国内建设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

财经工作的伟大胜利尽管在客观上为财政工作的转变扫除了障碍，但是，从供给财政转变为建设财政，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已经变化了，而当时大多数财政干部，熟悉的还是农村革命根据地人吃马喂那一套供给财政，对于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对于经济建设、经济管理和经济核算等等，则是生疏的。“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当时，城市财政是问题较多的一个方面。一九五一年财政部召开了城市财政工作会议，会上有的同志提出，我们过去搞的是供给财政，现在要搞建设财政，这些新问题正是旧办法不适应新情况的反映。周总理听了会议上大家提出的意见，非常重视，并且把从供给财政转变为建设财政作为一个号召，向财政战线提出来了。

周恩来同志不仅指明方向，提出方针，发出号召，而且从思想转变、组织转变、工作和制度的转变等方面，具体而细致地领导我们从学习和实践中实现了这个伟大转变。

周总理首先向我们提出：要老老实实学习，老老实实地做小学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党的路线和财政经济政策，并且向有经济建设经验和知识的同志学习，向工人和技术人员学习，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经验学习。在周总理的倡导下，当时干部中学理论、学政策、学业务，蔚然成风，使大家在思想上不断有所前进，逐步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在由供给财政向建设财政转变的过程中，当时中财委的负责同志提出，在收入上，要逐步降低农业税收的比重（战争年代农民作出了巨大贡献），提高工商税收的比重；在支出上，要逐步降低行政费和国防费的比重，提高经济建设和文教事业支出的比重；并且提出：一定要加强税收工作，配备好税收干部，各县的税务局长要由一个县委委员担任，县委宁缺一个部长，也不要缺一个税务局长。周总理完全支持这些意见。关于财政的投资重点，在当时百废待兴的状况下，总理指出：“在这三五年内，我们应当集中力量于几个重点的发展，这种发展，应当是有利于为工业化准备基本条件即资金条件、国内市场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同时对于国防建设，也需要占相当的比重。因此，中央人民政府的经济投资，将着重用在发展工农业所首先需要的水利事业、铁道事业和交通事业方面，用在农业和纺织业方面，用在一切工业所首先需要的燃料工业、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方面。”这就为我们在新的条件下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指明了具体途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经济建设以一百五十六项工程为重点，周总理提出，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要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能照抄照搬。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要求，一九五四年政务院作出了建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决定。总理还亲自批准，从各地抽调干部，加强财政部经济建设财务和建设银行的干部，充实主管经济建设的财务机构，使财政部门从组织上逐步适应工作转变的需要。

在抓思想和组织转变的同时，周总理还十分重视财政法制的建设，做到有法可依。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以政务院名义公布的有关财政工作的指示、决定、条例和办法，就有四十多件，包括：预算决算暂行条例、中央金库条例、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等等。当时，我们经验不足，水平又低，这些文件，都是经过中央负责同志特别是周总理亲自审阅修改，字斟句酌的。周总理批改的点点浓墨，都凝聚着他的智慧和心血。这里仅举一例：一九五〇年，财政部代政务院起草了一个税制改革的通告，送总理审批。总理看了以后把财政部主管税收的同志叫去，问他这个通告你看懂了没有。回答说，看懂了。总理说：光你看懂不行啊，这个通告是面对人民群众的，得让群众看懂。你们不是叫我批吗？里面行话太多，连我都看不懂。当场就让去的同志修改，然后总理逐字逐句审改，修改了一些行话，纠正了不妥当的标点符号，才正式签发。我们的好总理，就是这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指导我们起草各种文件和制订各种规章制度的。

（二）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善于准确地完整地体现毛泽东思想，他总是在胜利中看到不足，在成绩中看到缺点。尽管开国初期统一财经那种高度集中的办法对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但从建设财政的长远观点来看，毕竟对地方和企业带来一些不便，不利于充分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就开始注意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划分，并颁发了有关文件。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周总理专门讲了注意发扬地方与群众积极性的问题，辩证地论述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指出：“集中统一的原则性，并不取消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尤其是不应妨碍、而应更加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总理在肯定财政统一的显著成绩之后，批评了财政部当时统多了、统死了的缺点，指示我们要在国家统一的预算内实行分级预算制度，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支范围，按照主次轻重及集中和分散的情况，分配中央与地方的大体比例。根据总理的指示，一九五四年，在邓小平同志兼任财政部长的时候，提出了财政管理的六条方针，即：（一）预算归口编列；（二）包干使用；（三）自留预备费，结余不上缴；（四）控制人员编制；（五）动用总预备费要经中央批准；（六）加强财政监督。适当增大了各地方、各部门的机动财力和权限。一九五六年，周总理进一步提出，要明确地规定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定范围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的管理权限，对于民族自治地区各项自治权利，应该作出具体实施的规定，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他说：不要抓了一大把鸡蛋放不下。要因地因事制宜，不要象棋盘，一般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将要开始的时候，国务院在作出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和商业管理体制的同时，作出了“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这次体制改革，与过去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地方收支项目和分成比例确定以后，除了遇有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外，原则上三年不变，以加大地方的权责和保持预算的稳定性。在这以后，为了适应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更好地发挥两个积极性，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又做过几次改革。总理还经常教育财政部的同志，要处理好条条和块块的关系，要尊重地方党委，多听取地方党委的意见，有事多同地方商量。

在强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同时，周总理还很注意发挥企业和职工群众积极性的问题。他在一九五六年向我们指出：为了使一个工厂、一个矿山的经营积极性不受阻碍，总要给它有个活动的余地。应该给各个厂矿以一定的自治权力，在用人权力上、在用款权限上，要给它一定的机动范围。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曾经实行过企业奖励基金、超计划利润分成和利润留成等制度。总理对发挥企业财会人员的积极性也注意到了。在一九六三年审批和签发《会计人员职权试行条例》的时候，看到有的会计人员因坚持制度而受到打击报复，曾批示：是否考虑，财会队伍统由财政部管起来？条例中会计主管人员要由上一级主管部门管，这一条就是根据总理批示制定的。

（三）

从供给财政转变为建设财政，并不是说可以只顾国国家建设，不顾人民生活。在转到建设财政以后，周总理始终教导我们，要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关系，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他指出：发展生产，保证需要，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总理的教导，仍然是我们财政工作在新的长征中必须遵循的准则。

建国之初，除了把所有接收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公教人员一律包下来，给以生活出路以外，还立即进行了运粮救灾和救济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的工作。一九五〇年一至九月政务院拨付了二十二亿四千万斤成品粮，派出大批干部，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救济措施，使受灾人民安全渡过了灾荒，使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得到了安置。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国进行了工资改革和工资调整，实行了劳动保险、公费医疗等等社会福利措施，这些都是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研究讨论，制定方案，付诸实施的。周总理十分关心城市的民用建筑和民用设施、把党中央、毛主席对人民群众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五十年代后期，北京搞“十大建筑”的时候，周总理指示：一定要同时注意解决人民居住问题，认为当年北京市住宅建筑计划小了，应增加二十万平方米，八个月搞起来。他说：不搞科技馆、美术馆，也要把住宅盖起来。在兴建天安门广场的建筑工程时，周总理几次指示要关心拆迁户的居住问题，指示有关部门拨出了三千万元为拆迁户修建住宅。周总理亲自坐公共汽车了解职工上下班的交通情况，亲自去百货大楼了解市场供应情况。他还冒着寒风，登上北海白塔，俯瞰市容，调查首都的消烟除尘情况，指示北京市的同志要关心人民身体健康，把首都的环境保护工作搞好。

对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总理更是给予极大的关怀。几乎每年春天，周总理总是要财政部向他汇报支援农业投资的安排情况以及春荒和农村生活安排情况。农业税是农民直接负担的税收，周总理对我们如何在农业税工作中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做过一系列指示。一九五二年四月，周总理鉴于乡（镇）财政的不合理摊派和附加很多，规定从夏征时起，即应开始实行“查田定产、依率计征、统一累进、决不附加”的原则。一九五三年进一步提出在今后三年内不增加农业税负担。一九五六年，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公布之后，中央各部门纷纷召开专业会议，往下布置任务，增加了农业社的负担。周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制止了这种作法。他说：中央几十个部，一个部一条，到农业合作社就不得了，有必要收缩一下，先搞最急的。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在高指标、高征购的影响下，加上“一平二调”，农民的负担又有了增加。以后，在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时候，根据总理指示，切实地实行了退赔，并且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农业税的征收额。后来，有的同志看到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觉得过去农业税降得太多了，提出了增加农业税的错误主张。当向周总理汇报时，总理斩钉截铁地说：你们今天纪录在案，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能增加农业税负担，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也不能随意打农民的主意。敬爱的周总理就是这样严肃地对待农民负担问题，使我们深受教育。一直到一九七〇年，周总理还提出不要把应由国家负担的开支转嫁到农民身上，并要求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中把这句话加进去。同年，周总理了解到陕北有的地方人民生活比较困难，他心情沉重地说：陕北人民哺育了我们。全国人民解放二十多年了，一些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心里非常难过。周总理亲自召开会议，研究改变陕北面貌，并且多次指示我们注意支援延安和其他老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这是周总理对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深厚感情，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广大贫下中农的深切关怀。

周总理关心群众生活，遍及各个方面。有一次，总理买了两张戏票，派人送给财政部负责同志，请他去看一次越剧，并让他在看完戏以后见一见那个越剧团的团长，了解一下剧团有什么困难。原来当时我们征收文化娱乐税，那个越剧团是自负盈亏的，到北京演出，上座率不高，收入不多，演员生活有困难，要求免税照顾。这个问题反映到了周总理那里。本来这个问题只要总理向财政部打个招呼就行了，但总理并没有那样简单处理，而是让我们深入了解基层困难，自己动手来解决。这件事使我们感受很深。它既说明周总理非常关心戏剧和文艺工作者的生活，也说明总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注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减免了税，还使做财政工作的同志心悦诚服，受到一次关心群众生活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教育。

（四）

搞建设财政，既要大力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又要注意人民生活的改善，这就要求加强综合平衡，使积累和消费、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保持适当的比例。周总理十分强调综合平衡的重要性。他说：“在今后建设事业的发展中，一定还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一定会出现新的矛盾和新的不平衡。但是，只要我们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认识和对待这些矛盾，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进行综合平衡，我们就能够不断解决这些矛盾，不断从不平衡达到新的平衡，我国国民经济就能够有计划、按比例而又高速度地发展。”他强调指出：“计划的好坏，对于节约或者浪费起着重大的作用。计划所造成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计划所造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因此，各级国家机关和企业部门应该首先做好计划工作。”嘱咐我们：经济越是高速度发展，越要注意综合平衡。总理的这个论断，仍然是我们财政工作在新的长征中必须牢记的座右铭。

周总理非常重视财政计划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平衡中的作用。他说：“国家建设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我们可能积累多少资金和如何分配资金。我们的资金积累较多，分配得当，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就会较快，国民经济各部门就能够按比例地发展。”他明确地批判了一些同志盲目反对“财政框框”的意见。他说：“不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观地定出一个‘财政框框’来限制经济的发展，这当然是错误的，应该反对这样的‘财政框框’。但是，如果财政计划符合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体现着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正确关系、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之间的正确关系，那么这样的财政计划，无疑地应该严格执行，决不能够当做‘财政框框’盲目反对。”在安排财政计划中，周总理特别强调两个方面的平衡，一个是积累和消费的平衡，一个是财政、信贷和物资的平衡。他说：“在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时候，必须使消费部分和积累部分保持适当的比例。消费部分所占的比重小了，就会妨碍人民生活的改善，积累部分所占的比重小了，就会降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这两种情况都是对人民不利的。”还说：“还必须考虑到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如果只顾建设的要求，不顾财政的可能，不顾设备、器材和技术力量是否能够供应，而提出过高过大的拨款和投资计划，显然也是不对的。”总理把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运用于建设上，教育我们：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运用在建设上就是能搞的就搞，不能搞的不搞。没条件的如果非要搞，结果停工待料，更是划不来。上不去，就推迟，不要勉强干。要集中优势兵力，一搞就搞出个名堂来。记得一次，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快要结束，而建设计划和财政计划没有衔接好，总理在讲话时没有责怪我们，而是做了自我批评，并且提出，把暂时没有条件上的基建项目列为预备项目，待执行中有了条件再上。

周总理不仅从理论上，而且用实践经验教育我们认识综合平衡在保持高速度、按比例发展中的重要性，亲自领导我们组织好综合平衡。一九五六年，在一九五五年农业丰收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国民经济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基本建设投资多了，农村贷款多了，职工人数和职工的工资也增加多了，当年财政支出超过了收入，因而动用了库存物资大约二十亿元，造成了物资供应紧张。在这个情况下，周总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提出要分别轻重缓急，不能一拥而上，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以丰补欠，留有余地，搞好综合平衡。在安排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时，他经过缜密的调查研究和讨论之后，果断地把一九五七年预算支出压缩了一些，把基本建设支出减少了一些，弥补了一九五六年的差额，保持了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在肯定大跃进的成绩的同时，周总理指出：“国民经济在个别环节上出现了某些失调现象。它表明我们的计划工作机关和经济工作机关还不善于在国民经济大跃进的情况下做好综合平衡工作。我们必须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周总理亲自指导我们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把基本建设退到适合我国财力和物力的现状，并且把吸收进城的过多的农民退回农村，加强农业第一线。工业上要填平补齐，成龙配套。到一九六三年，我们迅速克服了困难，使国民经济又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周总理经常不辞辛劳，亲自主持讨论经济和财政计划。在讨论计划的时候，总是问有没有财政部的同志参加，并且要财政部的同志发表意见。以后更进一步提出要银行的同志参加，说银行是寒暑表嘛！在讨论中，他鼓励各方面的同志畅所欲言，充分揭露矛盾，然后在此基础上，搞好综合平衡。一次，在国务院讨论计划和财政问题时，大家从各个方面提出了问题。周总理高兴地说：过去只是在财政指标上争，没有全面交锋，因而不够全面。现在从各方面考虑平衡，使大家才有全面认识，这是工作的进步。计划应有增有减，有保有让，得出全面平衡。

俗语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总理作为总管全面的当家人，是深知财政工作的困难的。在一次招待外宾的宴会上，总理把财政部的两位领导同志介绍给外宾，外宾说：“你们是斗争的中心。”总理说：“是的，非常困难，常挨围攻。”平常，在每次讨论问题的时候，总理总是鼓励财政部的同志大胆发言，有时我们讲得过份了，讲错了，总理笑笑。讲对了，那怕有一点有益的和有道理的想法，总理都点头支持。他从不打断我们的讲话，每次都让我们把话讲完。因此在总理那里汇报情况，争论问题，从不感到有任何压力。有时有的同志对财政工作提出一些不适当的责难，总理总是替财政撑腰。比如，一次一位省委负责同志责难财政卡得太死，省委连盖厕所的权都没有。总理说，你们不是盖了很多大楼吗？总理同各地方、各部门负责同志商讨问题，凡涉及财政的问题，总叫财政部的同志到场。总理从不随意批条子，从不随意许诺给这个地区或那个部门多少钱。即使十分必要，总理总是说，很必要，同财政部研究一下。有的是中央领导同志已经定了的开支，总理仍然要征求财政部的意见。比如一九六三年河北水灾严重，毛主席指示要把救灾搞好，“吃饱穿暖，不能掉磅”。总理和先念同志到天津研究部署救灾工作，拟定给救灾款四亿元。先念同志当时兼财政部长，定了，财政部一定坚决执行。但总理还是请财政部主管的付部长去，直到我们同意这笔钱并保证把这笔钱用好，达到毛主席的要求为止。类似的事还很多。总理对财政的关怀，实质是对八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关怀，这些都使我们终生难忘。

（五）

从农村进入城市，我们党取得了全国政权，国家财政收支逐年增加，周总理经常告诫我们，家大业大了，艰苦朴素的传统不能丢，从供给财政转为建设财政，一定要坚持毛主席的勤俭建国的方针。他说：这“不仅是为了节约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是为了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勤俭朴素，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铺张浪费，追求享受，是资产阶级的腐败作风。我们发扬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使这种作风形成社会风气，就可以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这无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总理十分强调讲求经济效果，把各项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他号召“我们要在一切部门中，特别是生产部门中，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全国人民都应当为积累每一元建设资金并加以有效地使用而斗争”。

对有的部门和单位不重视节约资金和财务管理，因而造成巨大损失的情况，周总理十分痛心。一九五四年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总理就点名批评了在建设工作中存在浪费现象的单位，提出“为了增加国家资金的积累，为了消灭浪费，一切国营企业和建设单位必须全面地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贯彻经济核算，建立严格的节约制度，力求降低成本”；“一切破坏经济纪律、劳动纪律、财政纪律和损害公共财产、浪费国家资金的现象，在我们这里都是不能容许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形式主义，滥发语录、像章。周总理气愤地说：毛主席提出“要节约闹革命”，现在浪费很大。许多干部有上百个像章，语录有多少本。这不符合毛主席思想。像章越做越大，我们就不赞成。我建议来一个献像章、献语录运动。周总理还说，现在有的准备为“九大”献礼，做大像章，搞红海洋，这种风气是资产阶级加修正主义。总理要求成立革委会时都不要搞庆贺，不要敲锣打鼓放鞭炮，不贴对联，要财政部定个条例，不给这一类开支报销。

周总理特别重视外汇的节约。他曾经语重心长地说：每批一笔外汇是考虑来考虑去的。因此，在使用外汇上，要求严格节约，那怕花费一个美元，也应当极端慎重。当总理在一个文件上看到有的出国人员浪费国家外汇时，立即批示：出国人员到国外，不要走马观花，不要大手大脚，浪费国家外汇。周总理还在接见外宾时对外国朋友说：我拜托你们，凡是我们去访问的代表团，不论是那一种代表团，经济的、文化的、医学的、科学技术的，要是大手大脚，讲排场、浪费，你们就有权利提出批评。如果他们不听，就告诉我们的大使馆。

周总理本身就是勤俭朴素、艰苦奋斗、严格执行财政制度的光辉典范。建国以后，有的同志建议修建政府大厦，并且做出了模型。周总理坚决反对。他说：我们一定要执行毛主席勤俭建国的指示，在我任总理期间，决不修建政府大厦。进城后，周总理一直住的是老式平房。衣服总是穿了又补，补了又穿，饮食也很简单。他每到一地，吃饭、喝茶等一切费用，都是自己付款，平常看戏也是自己买票。敬爱的周总理把毕生的精力无私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而他自己的生活是这样简朴，这样同人民共甘苦。

二十多年来，周总理对财政工作的教导和关怀是多方面的，这是总理留给我们的珍贵精神财富。以上所述，只是根据现有资料和记忆，记录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今天，全党正在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变，这个转变，同过去从供给财政到建设财政的转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必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但是，总理的教诲对于我们仍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古今一总理，功德盖中华，丰碑立何处，神州八亿家。”敬爱的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永远矗立在财政战线上，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教诲，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永生难忘。我们一定要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适应当前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变，努力做好财政工作，为实现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愿，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