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8-14 作者:袁蓉丽 作者简介:袁蓉丽,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夏圣洁 夏圣洁,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生; 李瑞敬 李瑞敬,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生。 YUAN Rong-li,XIA Sheng-jie,LI Ru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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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一带一路”的稳步推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日益增长。据商务部数据,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430.4亿美元,是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已有文献分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生产效率(Montagna,2001;Melitz,2003;田巍和余淼杰,2012)、人均产出、资本密集度、利润率等体现母公司竞争优势的因素(葛顺奇和罗伟,2013),以及东道国环境(梁锶和苑生龙,2016;周超等,2017)、双边关系(刘晓光和杨连星,2016)等均会影响企业海外的投资决策。
我国自2008年开始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各省(市、区)也结合自身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纷纷制定了相应的人才引进计划,引入海外学习或工作的人才。一般而言,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在海外接受了有关管理方面系统的教育,有丰富的海外任职经历,可以帮助企业吸引外资和先进的技术与经验,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从新兴市场的角度,现有研究发现海外经历有助于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王德宏等,2018)、提高企业绩效(Giannetti等,2015;周磊等,2015)等。
现有高管经历与公司对外直接投资...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一带一路”的稳步推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日益增长。据商务部数据,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430.4亿美元,是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已有文献分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生产效率(Montagna,2001;Melitz,2003;田巍和余淼杰,2012)、人均产出、资本密集度、利润率等体现母公司竞争优势的因素(葛顺奇和罗伟,2013),以及东道国环境(梁锶和苑生龙,2016;周超等,2017)、双边关系(刘晓光和杨连星,2016)等均会影响企业海外的投资决策。
我国自2008年开始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各省(市、区)也结合自身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纷纷制定了相应的人才引进计划,引入海外学习或工作的人才。一般而言,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在海外接受了有关管理方面系统的教育,有丰富的海外任职经历,可以帮助企业吸引外资和先进的技术与经验,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从新兴市场的角度,现有研究发现海外经历有助于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王德宏等,2018)、提高企业绩效(Giannetti等,2015;周磊等,2015)等。
现有高管经历与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关系方面的研究,多是从海外经历可以帮助企业了解海外环境从而增强其在海外投资活动中抵抗风险能力的角度出发的(张娆,2015;宿晓和王豪峻,2016;李自杰等,2017)。但是根据统计数据,我国人员具有的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大多是来源于发达国家或地区,而我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遍布全球,并且在“一带一路”倡议等影响下,更多企业直接投资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这与留学或工作经历的地点有较大差异。而且不同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千差万别,如果仅仅从了解海外环境以帮助对外直接投资公司对抗风险的角度出发,难以令人信服。因此,海外经历对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还有可能是通过提高公司的创新能力,帮助企业整合和学习外部资源这个渠道实现的。
本文以我国2008~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高管海外经历对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的海外经历能促进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且创新能力是二者关系的中介机制,即公司聘用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可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进而促进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战略激进度较高、行业市场集中度高的公司中,高管海外经历对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两点:第一,现有文献多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本文从管理学中的管理者特征的角度出发,结合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背景,研究发现高管的海外经历可以促进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为我国企业提供了有关海外经济活动决策的理论依据,对新兴经济市场中企业的对外扩张行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二,现有研究多从高管的海外经历可以帮助企业了解海外环境、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角度出发。本文结合高管海外经历的来源地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地在自然和社会方面的差异,提出高管海外经历特征可能是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进而促进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丰富了高管特征与公司投资决策方面和公司创新方面的研究。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得出本文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高层管理团队作为公司决策的发起者和主导者,拥有帮助企业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和专业知识储备,对公司的管理和执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Hilmer,1994;赵增耀,2002)。本文认为,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可以帮助企业提高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公司对外直接投资。
高管的海外经历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继而促进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首先,具有海外经历高管的公司,创新能力更强。一方面,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拥有更长远的战略视角。Hambrick和Mason(1984)的高阶理论认为,组织的战略选择、经营绩效是部分由管理者的背景特征所决定的,管理者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等都会影响组织的经营决策,从而影响组织经营绩效。根据Filatotchev等(2009),管理者以过去对世界的观察作为经历,形成自有的认知结构,影响企业走向和战略选择。在我国,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大多曾在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学习和工作。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高管具有较完善的知识结构和较强的管理能力,可以更好地处理复杂的管理问题(Yuan和Wen,2018)。具有海外工作背景的高管任职经历较为丰富,具有可利用自身社会资本积累的优势(Giannetti等,2015),拥有更好的思维方式和更广阔的战略视角。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有更长远的战略视角,为企业寻找更好的创新方向,发挥自有优势,帮助企业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增强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在创新过程中表现出更强的毅力和耐心,可以为公司创新活动提供积极参与和包容的环境氛围。长期的海外经历练就了面对挫折的耐心,他们更有毅力去应对各种挑战。因此,在企业创新这种需要长时间付出且会经历多次失败才可能有成果的活动中(Holmstrom,1989),有海外经历的高管面对复杂且困难的问题更有耐力,对企业创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失败更加宽容,持之以恒不轻易放弃,能够为企业创新创造一个积极参与和包容的环境(Yuan和Wen,2018)。Francis和Smith(1995)研究发现,当管理团队的失败容忍度越高时,企业的创新成果越多。罗思平和于永达(2017)研究发现,有海外教育或工作经验的高管能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因此,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可以帮助企业提高创新能力。
其次,公司创新能力越高,越有助于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根据Wernerfelt(1984)的资源基础理论,企业所具有的有形或无形的资源可以成为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我国的市场,虽然发展速度快、市场潜力大,但与更为发达的市场相比,在创新能力、管理经验、经济体制等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公司通过直接在海外创立并经营企业的方式,可以实现不同组织之间的学习,获得战略资源(Mathews,2006)。另外,与其他新兴市场相比,在制度法律环境、目标市场、资源等方面也有诸多不同。因此在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需要克服种种差异,才能保证海外公司的正常运营。Dunning(2001)研究发现,发达市场的跨国公司在海外扩张时更倾向于开拓在国内市场已经形成的竞争优势,而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在通过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获得战略资源时,需要更加小心翼翼地平衡资源的扩展和探索,以帮助企业实现资源整合和获取核心竞争力,这就需要企业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
结合创新的过程和内容,在资源观、吸收能力观、动态能力观和知识基础观等理论上,创新能力是寻求、识别、获得新知识,或将发现的新知识进行组合,或将知识进行新应用,进而产生能创造企业价值的内生性新知识所需要的一系列战略、组织、技术和市场惯例(陈力田等,2012)。从寻求、识别、获得新知识的角度,拥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创新思维的驱动下,将努力打破现有的舒适圈,积极寻找创造企业价值的方式,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核心竞争力;从新知识进行组合的角度,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企业较好的创新能力,既可以对现有的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和利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挖掘潜在的价值增长点,也可以对新获取的资源优效整合,帮助组织利用新资源以进一步创造新的竞争优势(李婧等,2010);从知识的新应用的角度,企业创新能力可以帮助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形成竞争优势(王站杰和买生,2019),Lu等(2011)研究发现创新能力较强的公司,往往在国内创新实践的过程中积累了较丰富的技术基础和较强的吸收能力,可以帮助企业进入新市场,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李新春和肖宵(2017)研究发现,创新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实现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企业海外扩张。王站杰和买生(2019)研究发现,企业创新能力是加快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因素。由此,创新能力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当公司高管具备海外经历时,可以提高公司的创新能力,继而促进海外直接投资。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本文假设1:
H1:聘任具有海外经历高管的公司,可以通过增强创新能力,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
不同的战略类型可能会影响高管海外经历与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Miles和Snow(2003)根据组织适应外部环境类型将战略划分为进攻型、防御型和分析型。实施进攻型战略的企业战略激进度较高,不断对市场的变化予以监测,积极适应外部市场的变化,努力扩大市场目标,以实现组织不断发展。实施防御型战略的公司战略激进度较低,往往市场比较狭窄,局限于特定的产品与服务,具有高效、集中化的管理控制体系,增长速度缓慢且稳定。分析型公司则介于二者之间。
当公司战略激进度较高时,公司采取进攻型战略,这就需要公司提高创新能力,不断开发新产品和丰富现有产品的功能,更有助于公司吸收所需要的外部资源,形成核心竞争力,有助于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另外,公司激进度较高时,需要积极监测并适应市场的变化,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风险。此时,公司会积极地聘任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更好发挥其在管理能力方面的优势,帮助企业应对较高的风险(Schwenk,1984;宋建波等,2017),他们更有能力适应复杂变化的环境,帮助企业挖掘新的竞争优势,从而保证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顺利进行。因此当公司的战略激进度越高时,高管的海外经历对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强。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本文假设2:
H2:公司的战略激进度越高,高管海外经历对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显著。
公司所在市场集中度的不同可能会影响海外经历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市场集中度比较高的行业中,往往每个公司规模较大,集中了较多的资源和资本,组织结构相对复杂。这些公司往往具有资本优势和资金便利,并且享有规模经济,具有较高的产能利用率。而研究开发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并利用高度集中的行业的优势为企业带来更多的超额利润。魏后凯(2002)认为大企业资金、技术和人才更为集中,有能力开发和应用先进技术,可以利用各种渠道收集和积累更广泛的信息资料,以实现大规模的创新活动。因此在行业集中度高的企业中,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可以充分发挥自有优势,更好地调动资源,进行创造性活动,从而有利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由此,行业集中度越高,高管的海外经历对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强。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本文假设3:
H3:在市场集中度较高的公司,高管海外经历对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8~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的初始样本,并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所有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2)剔除存在缺失值的样本;(3)剔除ST和*ST公司。最终得到14156个“公司—年份”观测值,共计2562家上市公司。本文所用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备案结果公开名录》,高管海外经历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并利用新浪财经、巨潮网等网站披露的高管个人信息加以手工补充和整理,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的连续变量均在上下1%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二)模型设计和变量定义
为验证本文假设1,参照张娆(2015)、杨宏恩等(2016)、宋建波和文雯(2016)的研究方法,设计回归模型(1)。为避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滞后一期的自变量对当期的因变量进行回归。
根据本文假设,具有海外经历高管的公司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本文进一步验证海外经历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影响机制,即公司创新是否是海外经历与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影响路径,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进行检验。
其中,模型(2)检验海外经历对公司创新的影响。根据理论推导,参考Yuan和Wen(2018)的研究,公司创新(Invention)采用上市公司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专利申请的总数加1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另外,参考宋建波和文雯(2016)、Yuan和Wen(2018)的研究,选取以下控制变量:高管年龄(Ave_age)、高管任期(Ave_tenure)、产权性质(State)、经营绩效(Roa)、成长性(Growth)、现金流量(Cfo)、财务杠杆(Leverage)、公司规模(Firmsize)、公司年龄(Firmage)、高管持股(Share_M)、总资产周转率(Assetturn)。
模型(3)在模型(1)中加入了公司创新(Invention)。为了验证公司创新的中介效应,本文利用Sobel(1982)检验方法,当模型(3)中的α2×模型(2)中的β1显著性异于0时,可以验证高管海外经历通过公司创新影响对外直接投资。
为检验研究假设2、假设3,我们分别用公司战略激进度和市场集中度指标进行分组,采用模型(1)进行回归,通过检验组间系数差异显著性来验证公司战略激进度和市场集中度对高管海外经历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影响。根据研究假设,我们预测在高战略激进度组和高市场集中度组中,高管海外经历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系数更显著。
参考Bentley等(2013)的研究,从六个方面构建战略激进度指标:(1)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2)员工人数与销售收入的比值;(3)营业收入的历史增长率;(4)销售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5)员工人数波动性;(6)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将上述的(1)、(2)、(3)、(4)和(6)取过去五年的平均值,(5)用过去五年的标准差与均值的比值计算。将上述六个方面均按照“年度—行业”从小到大平均分为5组,前5个方面从小到大分别赋值1、2、3、4、5,最后一个方面分别赋值5、4、3、2、1,将六个方面进行汇总得到战略激进度的评分,评分越高表示公司激进度越大。另参考刘行(2016)的研究,考虑到中国上市公司的研发支出披露时间较晚,用无形资产近似替代研发支出。为了检验不同战略类型下,高管海外经历与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将战略激进度评分按照行业均值进行分组,高于行业均值的样本划分为高战略激进组(Highstrategy=1),低于行业均值的样本划分为低战略激进组(Highstrategy=0)。
另外加入了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以对行业和年度效应进行控制。本文主要变量定义详见表1。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结果。对外直接投资的均值为0.096,表明有9.6%的观测值进行了对外直接投资。海外经历的均值为0.514,表明51.4%的观测值聘用了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其中,40.8%的观测值聘用了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高管,32.8%的观测值聘用了具有海外工作背景的高管。另外,高管的平均年龄为48.769岁,平均任期为32.839个月。从公司特征来看,国有企业的观测值占比46.0%,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为36.1%,独董比例平均为37.0%,资产回报率平均在3.8%,资产负债率平均在46.4%,公司规模平均为21.778,公司年龄平均为13.407年。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报告了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其中下三角表示Pearson相关系数,上三角表示Spearman相关系数。在不考虑其他的影响因素下,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Invest)和海外经历(Overseaback)的Pearson相关系数和Spearman相关系数均为0.103,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和高管海外经历显著正相关,即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会提高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另外,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Invest)与高管的海外留学经历(Oversea_study)、海外工作经历(Oversea_work)的相关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说明高管海外留学经历及海外工作经历均会促进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三)回归分析
表4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主回归结果为Probit模型回归结果。由于被解释变量存在0值较多的问题,本文同时用Tobit模型对模型(1)进行回归,所得结论一致。实证结果可向作者索取。,本文对所有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在公司层面进行了Cluster处理。第(1)列结果显示,在不考虑控制变量时,Overseaback的系数为0.320,在1%水平上显著,第(2)列加入控制变量后,Overseaback的系数为0.198,仍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当公司聘任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时,公司越有可能对外直接投资,支持本文假设1。具体来看,在第(3)列和第(4)列中报告了海外留学经历(Oversea_study)与对外直接投资(Invest)的回归结果,在不考虑控制变量和考虑控制变量时,海外留学经历(Oversea_study)的系数为分别为0.285、0.163,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高管提高了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第(5)列和第(6)列报告了海外工作经历(Oversea_work)与对外直接投资(Invest)的回归结果,在不考虑控制变量和考虑控制变量时,海外工作经历(Oversea_work)的系数为0.331、0.208,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具有海外工作背景的高管有利于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以上均支持本文假设1。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如下:经营绩效(Roa)、公司规模(Firmsize)与对外直接投资(Invest)显著正相关,产权性质(State)、公司年龄(Firmage)与其显著负相关,表明经营绩效越好、规模越大、越年轻的公司,以及民营公司越可能采取对外直接投资。
为进一步检验假设1,本文进行中介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表5的Panel A为模型(1)的回归结果,Panel B和Panel C分别列示了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模型(2)中,海外经历(Overseaback)的回归系数为0.211,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海外经历与公司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即当公司高管有海外经历时,上市公司的创新成果越多。模型(3)中,海外经历(Overseaback)和公司创新(Invention)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76、0.092,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当公司聘任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且公司创新成果越多时,公司越有可能对外直接投资。在Sobel检验中,β1×α2系数的z值为7.013,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高管海外经历通过公司创新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支持假设1。
为检验假设2,表6的第(1)列和第(2)列报告了区分战略激进度的进一步检验结果。在高战略激进度组中,海外经历(Overseaback)的系数为0.309,在1%水平上显著,在低战略激进度组中,海外经历(Overseaback)的系数为0.104,在5%水平上显著。两组组间系数检验的P值为0.0085,说明两组系数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在高战略激进度组中,高管的海外经历对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更强,支持了假设2。
为检验假设3,表6的第(3)列和第(4)列报告了区分市场集中度的进一步检验结果。在高市场集中度组和低市场集中度组中,海外经历(Overseaback)的系数分别为0.338、0.103,分别在1%、5%水平上显著。对两组进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P值为0.0004,表明两组系数在1%水平上有显著差异。即在市场集中度越高的行业中,高管的海外经历与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支持了假设3。
五、稳健性检验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替代变量
本文采用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次数(Invest_times)对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衡量,重新对模型(1)进行回归,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当公司聘任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时,提高的创新水平越高,可能对外投资的次数越多。替换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第(1)列和第(2)列为海外经历(Overseaback)的回归结果,在不考虑和考虑控制变量时,回归系数分别为0.105、0.070,均在1%水平上显著。另外,海外留学经历(Oversea_study)和海外工作经历(Oversea_work)的回归系数也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当公司聘任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时,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次数也会增加,该结论与原有结果所得结论一致。
(二)Heckman两阶段法
考虑到公司的高管海外经历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因而采用Heckman两阶段方法进行内生性测试。第一阶段中,依据公司是否有海外经历的高管(Overseaback)的虚拟变量构建Probit模型,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Invmills),并将其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加入模型(1)中,进行第二阶段回归。
参考以往文献(Giannetti等,2015;王德宏等,2018),本文选取影响公司聘用有海外经历高管的因素包括:高管年龄(Ave_age)、高管任期(Ave_tenure)、产权性质(State)、独董比例(Independence)、第一大股东持股(Top1)、经营绩效(Roa)、成长性(Growth)、财务杠杆(Leverage)、公司规模(Firmsize)、公司年龄(Firmage)、董事会规模(Boardsize)、市值账面比(MB)。第一阶段模型中需要外生工具变量,行业内海外经历比例(MeanOversea)符合这样的要求,因为行业内聘用海外经历高管比例的高低会影响该行业内某一公司聘任海外经历高管的意愿,但是某一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与所处行业聘任海外经历的高管比例无关(Yuan和Wen,2018)。该工具变量的弱工具变量检验F值为54.919,大于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8报告了Heckman两阶段的回归结果。在加入逆米尔斯比率(Invmills)后,海外经历(Overseaback)的回归系数为0.197,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控制了自选择的问题后,海外经历仍会促进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与原有结果所得结论一致。
(三)工具变量法
考虑到模型中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对模型(1)进行回归。我们选择行业内海外经历比例(MeanOversea)作为外生工具变量,因为行业内聘用海外经历高管比例的高低会影响该行业内某一公司聘任海外经历高管的意愿,但是某一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与所处行业聘任海外经历的高管比例无关(Yuan和Wen,2018),该工具变量的弱工具变量检验F值为54.919,大于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9报告了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第(1)列报告了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第(2)列报告了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工具变量海外经历比例(OverseabackIns)的回归系数为0.138,在10%水平上显著。此外,我们还用GMM、最大似然估计的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所得结果相似。表明在控制了此类的内生性问题后,海外经历仍促进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与原有结果所得结论一致。
六、结论与启示
在我国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背景下,具有海外经历的人才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公司的海外经济活动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在已有的海外经历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文献中,多从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帮助企业了解海外环境并应对风险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结合高管的海外经历的来源地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地的自然和社会等环境的差异,我们提出了另外一种影响路径,即具有海外经历高管的公司通过提高创新能力继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以2008~2015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公司高管的海外经历特征对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的高管有海外经历时,公司更有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且我们验证了公司创新能力是二者关系中介机制,即在高管有海外经历的公司中,公司创新能力更强,从而促进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战略激进度较高、处于市场集中度较高行业的公司中,高管的海外经历对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探索了管理层特征与企业行为决策的关系,为深入理解管理层的海外经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过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同时也表明管理层特征对公司投资的影响是有多种渠道的,对公司优化决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 杨亚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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