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9 作者:吴兴宇 王满 苏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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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债务融资
吴兴宇 王 满 苏 晨
收稿日期:2021-08-15
作者简介:吴兴宇,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王 满,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 晨,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结果显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越长,需要承担的债务融资成本越低;具体来说,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会通过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这两个途径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债务融资的影响在分析师跟踪较少、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环境不确定性较高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债务期限;债务成本;盈余管理;融资约束
中图分类号: F27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8838(2022)02-0092-12
一、引言
根据优序融资理论可知,企业融资遵循先内后外的原则,即当内源性融资不足以维持企业的生产经营时,会转向外部进行融...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债务融资
吴兴宇 王 满 苏 晨
收稿日期:2021-08-15
作者简介:吴兴宇,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王 满,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 晨,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结果显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越长,需要承担的债务融资成本越低;具体来说,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会通过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这两个途径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债务融资的影响在分析师跟踪较少、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环境不确定性较高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债务期限;债务成本;盈余管理;融资约束
中图分类号: F27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8838(2022)02-0092-12
一、引言
根据优序融资理论可知,企业融资遵循先内后外的原则,即当内源性融资不足以维持企业的生产经营时,会转向外部进行融资以满足资金需求。而外源性融资的来源主要有两个,分别是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在我国,股权融资程序复杂严格,且成本较高。相比之下,债权融资凭借较低的融资成本、明显的杠杆效应和税盾效应,成为企业进行外源融资的主要方式(刘慧等,2016)。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尚不完善,企业债务融资的来源主要是银行借款。并且,现阶段我国的信贷配给尚不均衡,借款人只能被动接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选择,资本市场中“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较为突出。因此,如何获取期限更长、成本更低的债务融资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银行发放贷款的过程本质上是对企业进行选择的过程。现有研究显示,有效的信息传递可以防止逆向选择现象的发生。也就是说,对于正常经营的企业而言,如果银行能够更加充分了解企业的盈利能力、担保状况等,会更加愿意发放贷款。因此,如果企业能够寻求一种有效的机制,缓解与银行信息不对称的同时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就更有可能获取优质的信贷资源(倪娟等,2019)。现有研究表明,董事会在企业决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特殊背景经历的董事通常有更加丰富的社会网络关系和获取资源的能力,这可以在帮助企业获取信贷资源、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等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Zhu和Yoshikawa,2016;陈仕华和张瑞彬,2020)。同时,当董事会的内部决策更加有效时,也有助于其发挥监督职能,帮助管理层做出正确决策(何瑛和马添翼,202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是指董事会董事在控制群体资源、对群体目标做出的贡献以及个人特征等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一种层级差异(Magee和Galinsky,2008;He和Huang,2011;陈仕华和张瑞彬,2020),这种差异会使得处于低位的董事对高位董事所做出的决策更加认同,从而更容易得出一致性的结论,使董事会的决策更有效率(Berger等,2014)。现有研究也证明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在提升企业绩效(张耀伟等,2015)、降低内部的沟通成本(谢永珍等,2015)、防范企业违规(刘振杰等,2019)、优化资本结构(王晓亮和邓可斌,2020)、提升薪酬有效性(马连福等,2019)和抑制管理层过度自信(何瑛和马添翼,2021)等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综上,本研究尝试探索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否成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通过提升企业的治理水平和资源获取能力,提升企业获取优质信贷资源的可能。其中,信贷资源主要从企业获取的债务融资期限和融资成本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中介变量主要选取盈余管理程度和融资约束。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这一全新的视角探索了其对于企业债务融资所产生的影响,丰富了公司治理领域中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融资产生影响的相关文献;第二,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了债务融资以及盈余管理等相关领域,丰富了有关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相关文献;第三,从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的角度对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微观层面证明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债务融资产生影响的作用路径,使整体研究更加全面深入。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现有研究显示,宏观环境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金融发达程度等会对企业的债务融资产生影响(Fan等,2003;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何威风,2010)。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调整整体信贷配给所产生。而具体到微观层面,企业自身的相关特征,如资产规模、资本结构以及公司治理水平等也会对其债务融资产生影响。关于债务融资可获得性的研究,Barclay等(1995)发现,企业的规模越大,用以作为担保和抵押的资产就会越多,从而提升其获得长期借款的概率;Stohs等(1996)发现,企业固定资产期限越长,用以抵押的年限就会越长,从而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长期借款;而有关公司治理层面的文献则主要从股权结构、高管的个人背景展开研究,发现当企业的股权制衡度高、高管的社会网络资源更丰富时,更有利于企业获取长期银行贷款(毛洪安和李晶晶,2010;刘健等,2019)。有关债务融资成本的研究则主要从信息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可以通过降低信息风险,从而降低债务融资成本(Ashbaugh等,2006);会计信息越稳健、审计质量越高和媒体的公信力越强,越有助于缓解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债务融资成本(Ahmed等,2002;Chen等,2016;Chong等,2018)。因此,从微观层面来看,影响企业获取信贷资源的主要因素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企业的内部治理情况和外部资源获取能力。
作为联接管理层与股东的桥梁,董事会能够在企业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现有研究大多从董事会整体特征的角度考察其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但预期地位理论认为,群体中成员的地位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这种差异会使群体中的成员更容易产生一致性预期,从而形成群体层面的非正式层级(Simpson等,2012;Melamed,2013;Berger等,2014)。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就是指,基于董事成员的地位差异而在全体董事成员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一致性预期,即低位董事会更加倾向于赞同高位董事的意见(陈仕华和张瑞彬,2020)。具体来说,由于董事会中没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一人一票的投票规则使得董事会在决策的过程中会经历多种意见的碰撞与整合,而上下级之间边界的模糊会使得信息很难有效整合,从而影响企业内部的决策效率(张耀伟等,2015)。根据权威特征理论可知,团队中的成员会因为身份地位等权威特征信息的差异而对团队整体的贡献度不同,这种差异会导致低位成员支持高位成员的行为和决策,从而协调组织内部的各项行动,提升团队的运作效率(Joshi和Knight,2015)。将这种影响具体到董事会中可以发现,董事会的核心职责是对管理层的决策进行审查,从而保障股东利益和企业的整体发展。而科学、高效的决策离不开信息的有效整合,因此,当董事会的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时,董事会内部的信息整合和决策效率会更高,从而避免董事会内部的无效冲突,更有利于董事会职能的发挥(张耀伟等,2020)。另一方面,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清晰度越高,董事会内部发生分歧的可能性就越小,能更好地发挥监督的职能,从而提升公司的内部治理水平(陈仕华和张瑞彬,2020)。
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影响具体到企业的债务融资活动中可以发现,一方面,当董事会的非正式层级清晰度高时,董事会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会更加丰富多样,对信贷方面的政策性信息解读更具有优势,对宏观调控政策更加敏感,也可能拥有更多向外传递信息的渠道,从而降低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有利于企业获取优质的信贷资源。另一方面,当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高时,信息整合能力更强,决策效率更高,能够更好地监督管理层,约束其自利行为,提升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使其对外披露的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体来说,可表现为缓解管理层出于自利动机所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而银行发放贷款的重要依据就是企业所披露的盈利等信息,因此,这也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加优质的信贷资源,具体表现为期限更长、成本更低。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越长,债务融资成本越低。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进行了如下筛选:剔除金融行业样本;剔除被*ST、ST处理的公司;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由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变量在计算后存在部分缺失值,且其他变量也存在一定缺失值,因此,在进行了一系列的筛选和剔除后,本文共得到10 241个样本观测值。同时,本文还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使用的数据处理软件为Stata 15.0。其中,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东方财富网、新浪财经网。其他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系列研究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解释变量(Hierarchy)
参考现有研究(He和Huang,2011;王晓亮和邓可斌,2020)的做法,本文主要从董事会成员在其他公司的兼职数量、董事会成员的政治地位两方面考察董事会中成员地位的高低。具体来说,董事兼职按照董事会中的每个成员在其他企业兼职的数量进行排序;政治地位按照董事会中的成员有无曾任或现任政治职位的标准,按照0-1变量进行赋值,即有现任或曾任的情况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上述2个指标进行合成后,可获得董事会中每位董事成员的地位指标y,将y的值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则得到了每个董事的地位指标在董事会中的排名ry,最后采用Gini系数来测量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
其中,G为Gini系数,表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清晰度;cov(y,ry)表示y与ry的协方差;N表示董事会规模;表示y的平均值。Gini系数的取值范围在0至1之间。Gini系数小,意味着董事成员之间没有明显的地位差异,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较低;Gini系数大,意味着董事成员之间存在明显的地位差异,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较高。
2.被解释变量
(1)债务期限结构(DM):本文借鉴孙铮等(2005)的衡量方法,采用长期借款与总借款的比值来衡量。(2)债务融资成本(DC):本文借鉴Pittman和Fortin(2004)、Zou和Adams(2008)的研究,选取利息支出与总借款的比值来衡量。
3.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本文主要选取公司层面的企业规模(Size)、总资产周转率(Turnover)、存货密集度(Invint)、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托宾Q值(Tobin Q)、机构持股比例(Ins)、流动比率(Liquid)、非流动资产比率(TR)。以及公司治理层面的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Pay)、独立董事比例(Indep)、前十大股东是否存在关联(TOP10)和CEO年龄(Age)等可能影响债务融资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本文还对行业(Ind)和年份(Year)进行了控制,其中,行业划分标准参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中的行业代码进行设定。具体的变量定义及衡量方式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三)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模型(2),对假设1进行检验,具体模型如下:
当被解释变量为债务期限结构(DM)且α1显著为正时,证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可以提升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当被解释变量为债务融资成本(DC)且α1显著为负时,证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可以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其中,Controls代表所有的控制变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根据表中的数据可知,董事会非正式层级(Hierarchy)的最小值为0.000,最大值为0.683,平均值为0.527,说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内部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非正式层级,即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内部成员之间的社会资本等存在一定的差异;债务融资成本(DC)的均值约为0.049,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166和0.001,表明不同企业间的债务融资成本存在较大差异,部分企业的借贷成本较高;此外,长期借款占总借款比例(DM)的均值为0.308,说明长期借款对于企业来说并不容易获取。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主假设检验
模型(2)的回归结果见表3。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Hierarchy)与债务期限结构(DM)和债务融资成本(DC)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48和-0.006,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清晰度越高,企业能获取的银行贷款期限越长,所需的债务融资成本越低,假设1得到了验证。
表3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债务融资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三)作用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当董事会的非正式层级清晰度高时,会通过降低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升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从而影响企业的信贷获取。也就是说,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会通过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两个途径产生影响。本部分将对这两种作用机制进行验证。
具体来说,本文参考温忠麟等(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别构建模型(3)(4)来验证公司治理效应,构建模型(5)(6)来验证资源效应。其中,借鉴曾颖和陆正飞(2006)、王亚平等(2009)的研究,采用盈余管理程度来衡量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水平(Quality),具体用琼斯模型计算的操纵性应计利润来计量。由于操纵性应计利润的数值越大代表企业的信息质量越低,因此这一指标为反向指标。融资约束能够反映企业对于外部资源的可获取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因此,采用SA指数来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即资源获取能力,具体计算方法为:SA=-0.737×Size+0.043×Size2-0.04×Age,其中Size为企业规模,Age为上市年限。Controls代表所有的控制变量。具体模型如下:
1.公司治理效应的路径检验
模型(3)(4)的回归结果见表4。第(1)列结果显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管理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即内部治理水平越高。第(2)列结果显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系数显著为正,盈余管理的系数显著为负;第(3)列结果显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系数显著为负,盈余管理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可以通过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从而提升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由此,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公司治理效应得到了验证。
表4 盈余管理的中介作用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2.资源效应的路径检验
模型(5)(6)的回归结果见表5。第(1)列结果显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融资约束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越低,即资源获取能力越强。第(2)列结果显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系数显著为正,融资约束的系数显著为负;第(3)列结果显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系数显著为负,融资约束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从而提升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由此,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资源效应得到了验证。
表5 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四)稳健性检验
1.Heckman两阶段
为缓解由于样本选择偏误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何瑛和马添翼(2021)的研究,采用Heckman两阶段的方法重新进行了检验。由于第一阶段中因变量需要为二元变量,因此,选取H_gini为被解释变量,当Hierarchy等于0时,表示董事会中不存在连锁董事和有政治关联的董事,即董事会中不存在明显的非正式层级,此时H_gini取值为0;当Hierarchy不等于0时,H_gini取值为1,表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已建立。本文采用董事会规模(Board)与H_gini进行回归,并将第一阶段计算得到的逆米尔斯比率(IMR)代入到基础模型中重新进行回归。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第(1)列中,Board与H_gini的相关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2)和第(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在第二阶段中,包含自选择效应的逆米尔斯比率(IMR)不显著,说明不存在自选择效应,同时,加入IMR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Hierarchy)与债务期限结构(DM)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债务融资成本(DC)的相关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表6 Heckman两阶段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2.倾向得分匹配
为缓解样本自选择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原假设重新进行了检验。首先,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Hierarchy)按照中位数进行分组,大于中位数的定义为实验组,取值为1,小于中位数的定义为对照组,取值为0。同时,选取两权分离度、企业规模、净资产收益率、公司上市年数、社会责任评分及市值账面比作为债务期限结构的匹配变量,采用1:1的邻近匹配方式进行匹配,具体匹配情况见表7;选取企业规模、两权分离度、净资产收益率、社会责任评分、市值账面比及所有者权益比率作为债务融资成本的匹配变量,采用1:1的邻近匹配方式进行匹配,具体匹配情况见表8。采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见表9。董事会非正式层级(Hierarchy)与债务期限结构(DM)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债务融资成本(DC)的相关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表7 债务期限结构倾向得分匹配的均衡性检验结果
表8 债务融资成本倾向得分匹配的均衡性检验结果
表9 倾向得分匹配后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3.滞后一期
为缓解由于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可能影响,以及考虑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产生的效果可能存在滞后效应,本文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采取了滞后一期处理,对假设1重新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见表10,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表10 滞后一期后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4.子样本回归
由于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且其数量无论在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中均占比较大,因此,本文将制造业企业的样本单独进行回归,以考察实证结果的有效性。具体回归结果见表11,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表11 采用子样本回归的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五)进一步分析
为检验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债务融资之间的作用关系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异,本文引入分析师跟踪、内部控制质量、环境不确定性和产权性质这四个调节变量来进行进一步分析。
1.分析师跟踪的影响
分析师跟踪的数量可以反映出企业的信息环境和受到外部关注的情况。跟踪企业的分析师数量越多,表示企业受到的外部关注越多。如果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对债务融资产生影响,那么根据边际效应的原理,本文推测这种影响应该在分析师跟踪少的情况下更加显著。因此,本文按照企业的分析师跟踪数量(Analyst)进行了分组检验(高于行业均值的组赋值为1,低于和等于行业均值的组赋值为0),结果见表12。根据回归结果可知,在分析师跟踪少的一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Hierarchy)与债务期限结构(DM)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与债务融资成本(DC)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但在分析师跟踪多的一组中则不显著。
表12 分析师跟踪的影响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2.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
内部控制质量反映出了企业的内部治理情况。内部控制质量好,则企业内部各项决策进行得更加规范有效,内部监督机制也更加完善。如果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通过治理效应对债务融资产生影响,那么根据边际效应的原理,在企业的内部治理情况差的情况下,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起到的作用应该是更显著的。因此,本文按照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IC)进行了分组,采用的衡量指标是迪博内部控制指数,将高于行业均值的组赋值为1,低于和等于行业均值的组赋值为0,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13。根据回归结果可知,在内部控制质量低的一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Hierarchy)与债务期限结构(DM)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与债务融资成本(DC)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但在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一组中则不显著。
表13 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3.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
企业决策需要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当外部环境波动较大时,需要企业快速、准确地做出反应,才能更好地规避损失,甚至从中发现机遇。如果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通过提升公司决策效率,从而对企业的债务融资产生影响,那么根据边际效应的原理,本文推测,这种影响应该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大的情况下更加显著。因此,本文按照环境不确定性(EU)进行了分组,使用Baker、Nicholas和Steven共同开发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进行衡量。将高于均值的组赋值为1,低于和等于均值的组赋值为0,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14。根据回归结果可知,在环境不确定性高的一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Hierarchy)与债务期限结构(DM)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与债务融资成本(DC)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但在环境不确定性低的一组中则不显著。这一结果证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债务融资的影响还会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
表14 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4.产权性质的影响
银行信贷的供给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中存在不同(吴兴宇等,2020)。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不同的产权性质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将企业的产权性质(SOE)进行了分组,将国有企业赋值为1,非国有企业赋值为0,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15。根据回归结果可知,在非国企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Hierarchy)与债务期限结构(DM)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与债务融资成本(DC)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但在国企组中则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在非国有企业中对债务融资所产生的影响更显著,这也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能够帮助民营企业获取更好的信贷资源。
表15 产权性质的影响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五、结论与启示
由于社会网络关系和资源获取能力的差异,董事会成员中会形成一种非正式的层级,在这种非正式层级的作用下,低位董事对高位董事所做出的决策更加支持和赞同,从而影响企业的各项决策。本文探索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结果显示,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清晰度高时,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和资源获取能力来提升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同时,这种作用关系在分析师跟踪较少、内部控制质量较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首先,合理设计董事会人员构成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优质信贷资源,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其次,当董事会成员在社会网络以及资源获取能力上存在一定差异时,企业应充分利用这种差异所带来的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助力企业发展;最后,当企业受到的分析师关注更少、内部控制质量更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更高时以及为非国有企业时,更应关注董事会中的成员构成对债务融资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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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rd of Directors’ Informal Hierarchy and Corporate Debt Financing
WU Xing-yu, WANG Man, SU Chen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2010-2019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non-financial listed companies as a research sample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nfluence of board of directors’ informal hierarchy on corporate debt financ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er the clarity of board of directors’ informal hierarchy, the longer the debt maturity structure that companies can obtain, and the lower the debt financing cost they need to bear; specificall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formal hierarchy have influences through two channels: corporate governance effects and resource effect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formal hierarchy on debt financing is more significant in less analysts, poorer quality of internal control, higher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how companies can 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 financing and expensive financ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Key words: board of directors’ informal hierarchy; debt maturity structure; debt financing cost; earnings management; financing constraints
(责任编辑 王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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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