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商关系变动

姜艳峰　毛斯丽　梁上坤

收稿日期：2024-11-1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272164；7187219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060；21&ZD145）；

北京农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资助项目（QJKC-2024002）

作者简介：姜艳峰，北京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毛斯丽，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梁上坤，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面对宏观环境冲击，数字技术的兴起为重构供应链生态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以2010~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关系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产品竞争力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了供应商关系变动。进一步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的作用在高竞争行业、高科技行业、高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地区以及高市场化水平地区中更显著。本文研究从供应商关系变动的角度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深化了供应商关系变动影响因素的理论逻辑，对于完善企业供应链管理和发展数字经济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供应商关系变动；产品竞争力；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838（2025）03-0072-16

一、引言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企业所处商业环境日益复杂。在此背景下，供应链关系管理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支点，其价值愈发凸显。供应商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麻靖涓等，2019），企业必须重新审视与供应商的合作关系，以确保供应链的弹性和抗风险能力。以往文献关注了供应商稳定性的影响（Peng等，2020；Gu等，2022；黄宏斌等，2023），认为这种稳定关系能帮助企业在市场动荡时保持生产和供货的连续性，有效降低供应链中断所带来的潜在风险。然而，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一些企业在追求短期业绩的过程中，可能会过度依赖少数单一供应商。这种依赖在市场波动时显得尤为脆弱，一旦供应商关系发生恶化，企业将面临供应链中断、采购成本激增等风险，对长期发展造成威胁。同时，对稳定性的盲目追求也可能带来供应商关系僵化的问题（曹伟等，2019）。换言之，高稳定性的供应商关系并非总是企业竞争力的体现，也可能是议价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灵活性缺失。这种缺失使得企业只能被动依赖于某些供应商，弱化了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自主性和敏捷性，从而增加了运营风险。因此，企业需要构建供应商关系变动的适度弹性，以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那么，探索当前环境下供应商关系变动的决定因素，对于保障企业供应链韧性、安全以及企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层面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视，为企业应对复杂环境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方向引导。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凸显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2024年6月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3年）》显示，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和影响力持续增长，2023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10%左右，尤其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业务收入逐年攀升，反映了数字化转型的广泛影响。数字化转型通过引入新技术和创新管理模式，为企业优化供应商关系管理提供了新思路。例如，一些企业利用数字化手段实现了对供应商的实时监控和风险预警，降低了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邱煜，2023）。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商关系变动的关系，不仅能够帮助企业在数字化浪潮中把握机遇，规避潜在风险，还能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微观证据支持。尽管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对供应商关系管理这一关键领域的深入探讨仍显不足。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供应商关系变动？其作用机制是什么？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本文以2010~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商关系变动的关系。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具有如下意义：

第一，本文从供应商关系变动的角度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供应链管理方面的作用研究。对于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管理的关系，现有研究主要从供应链的地理分布、集中度、韧性、效率等方面展开（Wang，2016；Perano等，2023；李万利等，2023；巫强和姚雨秀，2023；耿勇等，2024），仅有部分文献关注了客户稳定性（顾乃华等，2024；王辉等，2024）。这些文献主要从供应链整体或客户视角进行了探讨，缺乏深入供应链内部、结合企业内外部优势变化等角度的分析，且未能聚焦到对供应商关系变动影响的考察。供应商是供应链的重要组成环节，本文尝试从这一角度出发，选择企业内部竞争优势与外部交易成本两条路径，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和机制，为现有研究提供新的支持。

第二，本文深化了供应商关系变动影响因素的研究，突破了以往文献仅关注供应商稳定性积极作用的局限。现有文献多借助资源基础理论，认为稳定的供应商关系可以为企业提供竞争优势，降低交易成本（Peng等，2020；Gu等，2022；陈金龙和李志伟，2023；黄宏斌等，2023）。然而，这种观点在企业自身实力增强时可能存在局限性。如果企业的竞争优势获得了提升，是否还需要依赖这种稳定的关系？对此，本文将供应商关系变动视作企业在考虑自身内部竞争优势和外部交易成本前提下的自主选择，并尝试从数字化赋能的角度展开其影响因素研究，为理解供应商关系变动的形成因素拓展了思路。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1．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管理

数字化转型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其在供应链管理方面的研究较为丰富，主要涉及对供应链的地理分布、集中度、韧性、效率等的影响。在供应链地理分布方面，现有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打破地理距离约束（Wang，2016），拓展企业供应链地理分布（李万利等，2023；耿勇等，2024）。在供应链集中度方面，现有文献发现，数字化通过降低供应链集中度缓解了企业对客户及供应商的依赖（巫强和姚雨秀，2023；邱煜等，2023；Li和Zhang，2024）。在供应链韧性方面，现有文献普遍认为，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供应链韧性（葛新庭，2024；张树山和谷城，2024）。在供应链效率方面，现有文献发现，数字技术显著提升了供应链效率（Wang等，2019；张任之，2022；Perano等，2023）。此外，关于供应链稳定性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顾乃华等（2024）发现供应商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客户稳定性；王辉等（2024）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了客户关系的稳定性。这些研究虽然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管理的关系，但尚未涉及供应商关系变动的研究。

2．供应商关系变动的影响因素

现有文献对供应商关系变动的研究较少，一些文献主要从关系变动的反面，即稳定性角度展开研究。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了供应链金融、领导类型、贸易信贷以及财务困境对供应商稳定性的影响。其中，Liu和Zheng（2024）发现供应链金融对供应商稳定性有积极影响；Hiebl和Pielsticker（2022）发现变革型领导会提高供应商关系的稳定性；Ersahin等（2024）发现贸易信贷提高了供应链的稳定性；何喜军等（2014）认为，企业行为和外部需求特征会对供应商稳定性造成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吴锡皓和陈奕旭（2024）发现，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后，供应商稳定性会下降。这些文献主要从供应链关系被动断裂的角度展开，认为供应商关系变动是客户企业势弱情况下供应商的逃离。这一逻辑与部分文献关注供应商稳定性对提升企业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降低资金损失等的作用一致（Peng等，2020；Gu等，2022；陈金龙和李志伟，2023；黄宏斌等，2023）。并且，这些文献普遍借助资源基础理论，认为稳定的供应商关系可以为企业提供竞争优势，降低交易成本。然而，本文认为，这些文献之所以将供应商稳定性视作有益而忽略供应商关系变动的益处，可能在于其没有充分考虑客户企业自身优势提升所带来的自主选择供应商能力的提高，而数字化转型可能会带来新的逻辑解释。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和交易成本的降低是企业获得自主变动供应商关系能力的重要路径。一方面，从企业内部而言，产品竞争力的提升有助于降低企业对原有供应商的依赖，促进企业根据实际需求自主变动供应商关系。在市场竞争环境下，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来源之一（巫强和姚雨秀，2023）。当企业产品竞争力不足时，市场议价能力较低，这不仅会限制吸引潜在供应商的能力，也会增加更换原有供应商的难度。随着企业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企业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地位得到加强。这有助于吸引多方供应商与之合作，倒逼供应商提供更多元化、个性化的合作条款（王治和沈欣月，2024），从而提高企业对供应商的可选择空间，并降低对原有供应商的依赖。同时，市场地位的加强为企业在供应链管理中提供了更大的话语权，促使企业能够根据自身意愿更加灵活地选择供应商。此外，产品竞争力的提升通常伴随着企业对供应链多元化的需求，会降低企业对任何单一供应商的依赖，从而促进企业根据市场和自身实际经营情况迅速调整供应商策略，增强对供应商选择的灵活性。

另一方面，从企业外部而言，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助于企业扩大对潜在供应商的选择范围，从而提高企业进行供应商关系变动的能力。一项交易能否达成往往取决于交易双方成本的大小（Williamson，1979；王贞洁和吕志军，2023），而传统商业模式下企业固有的组织边界和资产专用性使其寻求新合作的难度较大。首先，企业在与新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前需要进行信息搜集和实地考察，而传统的电话、邮件、参加展会等方式的成本较高，企业难以广泛寻找和准确评估不同地区的供应商。其次，合作关系的确立需要反复的协商和谈判，传统模式中的面对面会议谈判方式存在成本高、跨区难等问题，不利于企业快速、灵活地选择供应商。最后，建立合作关系后，企业若更换供应商不仅需要承担自身的沉没成本，还需考虑供应商合作中断可能造成的停工停产损失、建立新合作的转换成本等风险，存在供应链监督成本。因此，当交易成本较高时，企业寻找新供应商的挑战和难度很大。所以，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有助于降低企业寻找新的供应商的难度，从而促进供应商关系的动态调整。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提升产品竞争力和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企业自主性变动供应商关系。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产品竞争力，从而提高企业自主变动供应商关系的能力。创新、生产和销售等各个环节的效率是影响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数字化转型既是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的一种投资，也是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陈冬梅等，2020）。首先，在创新决策阶段，企业通过数字化技术收集和分析大量数据，能够更准确地了解市场需求、客户偏好和运营效率，从而优化创新决策和投产方向（吴烨等，2024）。其次，在生产过程中，企业通过数字化分析、智能化生产等技术，能够优化产品生产流程，同时能够实现供应链各环节的实时数据共享和协同运作（Wang等，2016；2019）。这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价格竞争力。最后，在销售过程中，数字化技术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曝光率，从而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因此，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在创新、生产和销售等阶段获得效率与竞争力的提升，从而促使企业更自主地选择供应商合作，并获得关系维护的自主权，提升供应商选择的灵活性。

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在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促进供应商关系动态调整。数字化转型通过采用数字智能技术对企业进行升级和创新，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在搜寻信息、谈判、监督等方面的交易成本（Bakos，1997；袁淳等，2021），推动企业拓展潜在供应商。首先，在信息搜寻阶段，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信息获取成本，促进信息的交流与互动（Lyytinen等，2016；马为彪和吴玉鸣，2023），这会减少信息不对称，促使企业更高效地搜寻和评估潜在供应商，扩大搜寻范围。其次，在合同谈判阶段，数字化技术有助于企业在线撮合谈判和快速缔约（余典范等，2023），降低传统的商务旅行和面对面谈判的成本约束，提高缔约效率。最后，在监督阶段，数字化技术能够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协调管理能力，降低企业被套牢风险，有助于降低供应链监督成本（张任之，2022；王超和余典范，2023）。例如，工业云、实时库存管理和需求预测等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更精准的供应链管理和合同履行监督。这些成本的降低使企业在供应链管理中更加灵活，能减少对原有供应商的依赖，拓展新供应商的选择范围，从而会提高企业变动供应商关系的能力。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数据自2010年起才被有效披露，本文选取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并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保险行业上市公司；（2）剔除样本期间被*ST、ST的异常公司；（3）剔除未披露前五大供应商具体名称和采购额的公司(1)；（4）剔除没有连续两年披露前五大供应商信息的公司；（5）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对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1%分位数的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界定

1．供应商关系变动

本文借鉴曹伟等（2019）、张广冬和邵艳（2022）、黄宏斌等（2023）的研究方法，分别采用变动供应商数量占比（Sup_num）和变动供应商采购占比（Sup_purc）来衡量供应商关系变动（Sup_change）。具体而言，Sup_num为1－（公司当年前五大供应商与上一年相比重复的个数/5），数值越大，表明公司当年新增的供应商越多，供应商关系变动越大；在识别变动供应商数量占比的基础上，Sup_purc为1－（公司当年重复供应商的采购额/当年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总额），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i代表企业，t代表年份，j代表企业的前五大供应商之一，a i，j，t为虚拟变量，当企业i在t年的供应商j也是企业i在t－1年的前五大供应商之一时，a i，j，t =1；反之，a i，j，t = 0。Sup_ purc数值越大，表明来自新供应商的采购比例越高，供应商关系变动越大。

2．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参考吴非等（2021）的研究，按照由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数字技术应用五个方面组成的数字化关键词词库，利用Python软件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初始综合指标和分类指标，并进行对数化处理，得到企业数字化转型Dts。

3．控制变量

参考杨金玉等（2022）、李万利等（2023）的研究，本文选取企业规模（Size）、产权性质（Soe）、资产负债率（Lev）、企业上市年龄（Age）、现金流水平（Cf）、净资产收益率（Roe）、企业成长性（Growth）作为控制变量，并设置年度虚拟变量（Year）和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

本文主要变量定义说明详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三）模型构建

为检验本文假设1，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其中，Sup_change代表供应商关系变动，分别采用变动供应商数量占比（Sup_num）与变动供应商采购占比（Sup_purc）指标进行衡量；Dts代表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Controls代表前述控制变量所构成的向量集；ε为随机扰动项。回归时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采用稳健标准误，并控制年度（Year）和行业（Industry）的虚拟变量。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描述性统计结果，Sup_num的均值为0.6605，表明样本公司当年前五大供应商在上一年未出现的个数约为3个。同时，Sup_num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和1，中位数为0.6000，说明样本中部分公司当年前五大供应商与上一年完全重复，而部分公司则完全不同，约有半数的公司拥有超过3个变动供应商，供应商关系的变动程度在不同公司之间差别显著。Sup_purc的均值为0.6233，表明平均来看，新供应商的采购额约占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的三分之二。Dts的均值为1.0595，中位数为0.6932，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4.8598，与吴非等（2021）的数值相近，且不同企业间数字化转型程度呈现较大差异。控制变量中，Soe的均值为0.4108，表明样本公司中约有41%为国有企业；Lev的均值为0.4288，Age的均值为11.4645年，Roe的均值为0.0683，均处于合理范围，与张广冬和邵艳（2022）等研究基本一致。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为进一步缓解对模型（2）多重共线性的担忧，本文计算了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值及各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未报告，备索）。结果表明，Dts与Sup_num、Sup_purc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03、0.023，其中后者正向显著，初步支持了假设1。各模型的VIF值均未超过5，受线性相关问题的干扰较小。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假设1的检验结果，列（1）~（2）的被解释变量为变动供应商数量占比（Sup_num），列（5）~（6）的被解释变量为变动供应商采购占比（Sup_purc）。其中，列（1）与列（5）的结果显示，在未加入相关控制变量时，Dts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04与0.0163，均显著为正。列（2）与列（6）的结果显示，加入相关控制变量之后，Dts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16与0.0165，且均保持1%水平上的正向显著性。从经济意义的角度来看，当Dts每增加一个标准差，Sup_num与Sup_purc将分别提高1.52%（1.3097×0.0116）和2.16%（1.3097×0.0165）。这表明无论是在统计意义还是经济意义上，企业数字化的推进均能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

在此基础上，本文参照吴非等（2021）的特征词图谱，将企业整体的数字化转型指标细化为底层技术层面（DC）和实践应用层面（ADT），并据此进一步展开实证检验。列（3）~（4）与列（7）~（8）的结果表明，无论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底层技术层面还是实践应用层面，均会对供应商关系变动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说明本研究的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综合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商关系变动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假设1得到验证。

表3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商关系变动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如无特殊说明下表同。

（三）内生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商关系变动可能存在潜在的反向因果问题，例如对供应商变动需求较高的企业可能更有动机进行数字化转型。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上述偏误，具体来说，借鉴赵涛等（2020）、李万利等（2023）的研究，采用地级市层面且滞后一期的“宽带中国”试点（BrandChina）作为工具变量。“宽带中国”试点能够为数字化转型提供网络基础支撑，并且具有良好的外生性。具体而言，若企业所在城市属于“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则BrandChina在试点当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并按照模型（2）的处理方法滞后一期以便与原解释变量Dts相匹配。

表4报告了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第一阶段结果显示，BrandChina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所在城市入选“宽带中国”试点城市之后，企业数字化水平显著提高。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17.83）高于10%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16.38），表明工具变量有效，非弱工具变量。第二阶段结果表明，Dts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本文结论稳健。此外，将解释变量与工具变量同时回归的结果如列（4）~（5）所示，BrandChina的系数均不显著，而Dts的系数则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工具变量检验的排他性约束条件得到满足。

表4　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第（2）~（3）列为Z值，其余列为T值。

2．PSM检验

考虑到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可能与其规模大小、资金状况等固有特征相关，为了缓解由于样本间差异所带来的遗漏变量偏误，本文参考梁上坤和姜艳峰（2024），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检验。首先，设置数字化虚拟变量（Dts-Dummy）作为分组标准，当企业首次出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及之后，Dts-Dummy取值为1，划分为处理组；否则Dts-Dummy取值为0，划分为控制组。其次，以模型（2）中的所有控制变量及行业类别作为匹配协变量，按照1：1最邻近匹配原则对样本进行匹配，并采用Logistic模型估计倾向得分。配对后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处理组与控制组在公司特征方面基本无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最后，本文基于配对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6的列（1）~（2），Dts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研究结论稳健。

（四）稳健性检验

1．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借鉴梁上坤和姜艳峰（2023），选择个体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重新进行估计，以缓解个体效应及遗漏变量对结论的影响。表6列（3）~（6）的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Dts在各模型中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研究结果保持稳健。

表5　平衡性检验：PSM

表6　稳健性检验1

2．替换解释变量

为了缓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度量误差所带来的偏误，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替代方法：首先，参考袁淳等（2021）的研究，以数字化词汇频数除以年报MD&A语段长度（Dts_ y）替代原有解释变量，结果如表7列（1）~（2）所示，Dts_ y的系数显著为正。其次，参考张永珅等（2021）的研究，采用数字化技术无形资产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例（Dts_r）替代原有解释变量，结果如表7列（3）~（4）所示，Dts_r的系数显著为正。上述结果表明，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度量数字化转型，其对供应商关系变动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结论保持不变。

3．替换被解释变量

借鉴彭旋和张昊（2022）与He等（2023）的研究，本文构建了连续两年变动供应商数量占比（Sup_num_two）以及变动供应商最小采购占比（Sup_ purc_min）两类指标，替代原有的被解释变量。其中，Sup_num_two的计算方式为1减去公司当年前五大供应商中每一供应商在过去2年重复出现次数的均值；而Sup_ purc_min的计算首先需要算出公司每位重复供应商的采购额占当年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的比例，并识别出连续两年内的最小值予以加总，最后采用1减去该数值得到Sup_purc_min。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i代表企业，t代表年份，j代表企业的前五大供应商之一，a i，j，t为虚拟变量，当企业i在t年的供应商j也是企业i在t−1年的前五大供应商之一时，a i，j，t =1；反之，a i，j，t = 0。本文选取连续两年供应商j对企业i的交易份额的最小值来反映供应商j的交易份额是否发生了变化，从而进一步衡量供应商关系变动。

表7列（5）~（6）报告了替换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列（5）的被解释变量为连续两年变动供应商数量占比（Sup_num_two），列（6）的被解释变量为变动供应商最小采购占比（Sup_purc_min）。Dts的系数均显著为正，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表7　稳健性检验2

4．剔除特殊年份

样本观测期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其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供应链生态与数字化推进。因此，为了减少研究样本受到的外部干扰，本文对2020~2022年的样本进行了剔除处理，并对模型（2）重新进行回归。表8列（1）~（2）结果显示，Dts的系数显著为正，研究结论不受影响。

5．补充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商集中度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毛斯丽等，2024），而供应商关系变动与供应商集中度关系密切。为防止遗漏变量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本文在控制变量中补充了供应商集中度（Supply）并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8列（3）~（4），Dts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

表8　稳健性检验3

五、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提升企业产品竞争力与降低交易成本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的两个重要机制，进一步地，本文对此进行机制检验。

1．提升产品竞争力机制

前文的理论分析认为，企业产品竞争力的提升有助于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而数字化转型会促使企业在创新、生产和销售等环节优化决策与提升效率，从而强化产品竞争力，并进一步增强企业对供应商选择的灵活性：在生产决策前，数字化技术有助于企业优化创新决策和投产方向，从而有效配置资源并提升产品竞争力；在生产过程中，数字化转型能够优化产品生产流程并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增强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在销售阶段，数字化平台使企业能够以更低成本获取更多曝光，提升产品市场份额。基于此，本文推测，在企业创新水平较低、生产效率较低或者销售能力较低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增强企业产品竞争力的作用空间更大，从而其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的作用更显著。为验证这一推测，在模型（2）中添加数字化转型与机制变量交乘项进行检验。在度量机制变量时，借鉴宋敏等（2021）、张进财（2024）的研究，以企业研发投入的自然对数值衡量创新水平（RND），以OP法测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生产效率（TFP），以企业营业收入占行业总营业收入的比重衡量销售能力（MS）。机制检验的结果如表9所示。

表9列（1）~（2）是关于创新水平的检验结果，Dts×RND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企业创新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关系变动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列（3）~（4）是关于生产效率的检验结果，Dts×TFP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企业生产效率较低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关系变动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列（5）~（6）是关于销售能力的回归结果，Dts×MS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企业销售能力较低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关系变动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以上结果表明，在企业创新水平较低、生产效率较低或者销售能力较低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的作用更加显著。

表9　机制检验：产品竞争力

2．降低交易成本机制

前文的理论分析认为，交易成本会限制企业选择供应商的灵活性，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在搜寻信息、合同谈判、后续监督等阶段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在搜寻信息阶段，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从而促使企业更高效地搜寻和评估潜在供应商；在合同谈判阶段，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降低缔约成本，提高缔约效率；在供应链监督阶段，数字化技术会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协调管理能力，降低企业的供应链监督成本。基于此，本文推测，在信息搜寻成本、缔约成本或供应链监督成本较高时，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的作用空间更大，从而其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的作用可能更显著。为验证这一推测，在模型（2）中添加数字化转型与机制变量交乘项进行检验。在度量机制变量时，借鉴袁淳等（2021）、王琴等（2023）的研究，以数字基础设施综合指数衡量企业所在地级市的信息搜寻成本（Search），该指标越高，企业获取信息资源的难度越小，即面临更低的信息搜寻匹配成本；以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之和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衡量企业的缔约成本，并根据行业年度中位数设置虚拟变量（Contract）；以固定资产净值、在建工程、无形资产与长期待摊费用之和占总资产的比例衡量企业的供应链监督成本（ASI），该指标可以较好地度量企业在供应链管理中面临的“套牢”风险。机制检验的结果见表10。

表10中列（1）~（2）是关于信息搜寻成本的检验结果，Dts×Search的系数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信息搜寻成本较高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关系变动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列（3）~（4）是关于缔约成本的检验结果，Dts×Contract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缔约成本较高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关系变动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列（5）~（6）是关于供应链监督成本的检验结果，Dts×ASI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供应链监督成本较高时，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关系变动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以上结果表明，在企业信息搜寻成本、缔约成本或供应链监督成本较高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的作用更加显著。

表10　机制检验：交易成本

（二）异质性检验

为深入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关系变动的影响，本文沿着提升产品竞争力与降低交易成本两条机制路径，从竞争环境与市场发展两个维度，选取行业竞争、行业属性、数字金融发展以及市场化发展四个调节变量进行异质性检验。

1．竞争环境

（1）行业竞争。由于提升产品竞争力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的重要作用机制，那么两者的关系可能因行业竞争环境的不同而存在差异。首先，在行业竞争程度较高时，企业面临着更严峻的产品竞争压力，创新、生产和销售效率的提升成为刚需（武常岐等，2022）。企业更可能采用数字化技术优化组织流程，提升产品竞争力，促使数字技术得到更加全面高效的应用（冼依婷和何威风，2022）。其次，当行业竞争环境较为激烈时，企业被市场淘汰的风险较高，其经营策略需要更加灵活（陈志斌和王诗雨，2015），从而有动机寻找更多、更有利的合作供应商。因此，本文推测，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关系变动的影响在高竞争行业企业中更为显著。为验证这一推测，在模型（2）中加入关于行业竞争度（HHI）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乘项。本文采用主营业务收入计算赫芬达尔指数HHI，该值越小表示行业竞争度越高。检验结果见表11的列（1）~（2），Dts×HHI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供应商关系变动的作用在高竞争行业中更为显著，与预期一致。

（2）行业属性。考虑到数字化转型需要一定的技术条件支持，并且不同属性行业企业在行业竞争压力、技术创新需求等方面存在差异（梁上坤等，2023），本文将企业所属行业分为高科技行业和非高科技行业(2)。一方面，相较于非高科技行业，高科技行业竞争更为激烈。高科技行业企业的产品生命周期通常较短，市场需求快速变化。面临这些生存压力，企业既要追求实质性创新以提高产品竞争力，也要提高生产和销售效率，从而维持行业竞争优势（杨金玉等，2022）。另一方面，智能化和信息化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特征，高科技行业企业能够更迅速、高效地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此外，高科技行业企业的产品通常涉及复杂的生产工艺，供应链管理难度较大，对供应链灵活性的需求更高，使得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好地发挥优势。因此，本文推测，数字化转型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的作用可能在高科技行业中更显著。为验证这一推测，本文在模型（2）中加入是否属于高科技行业（Tech）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乘项。当企业属于高科技行业时，Tech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检验结果见表11的列（3）~（4），Dts×Tech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高科技属性能够显著强化数字化转型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的作用，与预期一致。

2．市场发展

（1）数字金融发展。已有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作为“ABCD”技术融合创生的新时代产物（武常岐等，2022），能够突破金融服务供给的地域限制，有效解决资源错配的问题。这一方面有利于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数字化转型提供资金支持，从而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并放大其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更合理的资源配置带动整个地区数字技术发展，产生良好的行业技术溢出效应，帮助企业提高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冼依婷和何威风，2022）。这种溢出效应使得企业在供应链管理中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数字技术，降低外部交易成本，增强对供应商的管控能力。因此本文推测，在数字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关系变动的影响更显著。为验证这一推测，在模型（2）中加入数字金融发展水平（FINDEX）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乘项。参考袁淳等（2025）的研究，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各地级市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FINDEX）。检验结果如表11的列（5）~（6）所示，Dts×FINDEX的回归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增强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关系变动的促进作用，与预期一致。

（2）市场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反映了不同区域交易机制与各项制度的总体发育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交易成本具有重要影响。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得益于更完善的要素市场与法治建设，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环境更好，可以更高效地获取数字化转型所需资源。同时，数字化平台的辐射作用更强，能够连接更多合作企业。在这种环境下，数字化转型能更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并促成新合作关系的建立。此外，高市场化水平表明企业所处的市场体系更加成熟，但也意味着企业将面临较高的竞争压力。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企业在寻求供应链合作伙伴时有更高的需求，而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交易便利能帮助企业更好地摆脱交易对手的掣肘，缓解交易过程中的“套牢”风险，从而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因此，本文推测，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的作用在高市场化地区中会更加显著。为验证这一推测，在模型（2）中加入市场化水平（Market）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乘项。参考王小鲁等（2019）的研究，本文采用地区市场化指数来度量市场化水平（Market）。检验结果如表11的列（7）~（8）所示，Dts×Market的回归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的作用在高市场化水平的地区更显著，与预期一致。

表11　异质性检验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2010~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商关系变动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产品竞争力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从竞争环境维度展开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的作用在高竞争行业、高科技行业中更显著。从市场发展维度展开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的作用在高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地区、高市场化水平地区中更显著。

根据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启示：第一，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重视供应商关系管理和协同发展。本文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供应商关系变动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促使企业在数字化时代保持竞争力，还能够构建更为坚韧和灵活的供应链，为企业应对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打下坚实基础。同时，这一发现提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加强与供应商的沟通与合作，通过共享数据、优化流程、提升透明度等措施，共同应对市场变化，提高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和灵活性。第二，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创新和交易成本管理。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产品竞争力与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促进了供应商关系变动。这一发现提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既要关注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的提升，又要关注完善交易成本管理机制，如建立电子交易平台，通过在线竞价、实时比价等方式，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和管理效率。第三，差异化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优化供应商选择机制。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供应商关系变动的作用在不同行业竞争环境或地区发展情况中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提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时，应考虑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实施差异化的政策措施。例如，针对位于融资环境严峻或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可以提供更多的技术培训、资金支持和政策咨询，帮助它们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针对不同行业属性的企业，设计定制化的供应链管理方案，帮助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建立良好的供应链关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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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s of Supplier Relationships

JIANG Yanfeng, MAO Sili, LIANG Shangkun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volatil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the ris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has provided a pivotal opportunity for reconstructing supply chain ecosystems. This study utilizes a sample of companies listed on China’s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s from 2010 to 2022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changes of supplier relationship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acilitates changes of supplier relationships.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motes such changes by enhancing product competitiveness and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Further testing indicate that the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supplier relationship changes is more pronounced in highly competitive industries, high-tech sectors, regions with advanced digit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areas with higher levels of marketization. This research extend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ier relationship changes and deepen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supplier relationship adjustments. It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refining corporat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hanges of supplier relationships; product competitiveness; transaction costs

（责任编辑　杨亚彬）

(1) 目前，证监会仅对公司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占比做出披露要求，并未对供应商具体名称的披露做出强制规定。部分公司出于保密需求仅以虚拟名称（例如供应商A、供应商B或第一大供应商、第二大供应商等形式）披露供应商信息。这使得供应商的精准匹配成为困难，难以计算供应商关系变动，因此本文对类似样本予以剔除。

(2) 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2）（试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相关文件，对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本文的高科技行业涉及3个门类和14个大类：3个门类为制造业（C），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M）；14个大类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C26），医药制造业（C27），化学纤维制造业（C28），通用设备制造业（C34），专用设备制造业（C35），汽车制造业（C36），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C37），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C38），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仪器仪表制造业（C40），电信和卫星传输服务（I63），互联网和相关服务（I64），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65），研究和试验发展（M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