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08-22 作者:吴雅倩,叶青,张敏 (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872) 作者简介:吴雅倩(1994—),女,江苏宿迁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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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引言
自2000年以来,城商行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报告(2017)》,截至2016年末,城商行规模达到28.45万亿元,在银行业中占比12.5%,增速高于银行业平均水平8.7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为1.48%,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0.26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城商行在资产规模、资产质量等方面都有了明显提升,成为我国银行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城商行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丧失异地客户、贷款过于单一集中而导致风险较高、政府干预过多等挑战。为了扩大规模、增加利润,城商行开始进行跨区域经营。尤其是在2009年中国银监会出台《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后,城商行更是迎来了跨区域经营的浪潮。在越来越多城商行选择跨区域发展的背景下,考察跨区域经营的经济后果对于银行管理者和监管机构均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贷款质量对于银行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基于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角度,着重考察这一银行行为对贷款质量的影响。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影响贷款质量的机制在于:城商行进行跨区域经营以后,地域的多元化能够降低城商行贷款的客户集中度和行业集中度...
一、引言
自2000年以来,城商行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报告(2017)》,截至2016年末,城商行规模达到28.45万亿元,在银行业中占比12.5%,增速高于银行业平均水平8.7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为1.48%,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0.26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城商行在资产规模、资产质量等方面都有了明显提升,成为我国银行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城商行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丧失异地客户、贷款过于单一集中而导致风险较高、政府干预过多等挑战。为了扩大规模、增加利润,城商行开始进行跨区域经营。尤其是在2009年中国银监会出台《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后,城商行更是迎来了跨区域经营的浪潮。在越来越多城商行选择跨区域发展的背景下,考察跨区域经营的经济后果对于银行管理者和监管机构均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贷款质量对于银行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基于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角度,着重考察这一银行行为对贷款质量的影响。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影响贷款质量的机制在于:城商行进行跨区域经营以后,地域的多元化能够降低城商行贷款的客户集中度和行业集中度,进而有利于降低地区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对于大规模的城商行而言,能够利用品牌效应吸引和争取到更多的优质客户。
本文运用2008~2015年间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共计210个样本数据,探讨了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对其贷款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程度越高,不良贷款率越低,即贷款质量越高。进一步地,本文还分析了城商行的规模及其所跨区域的市场化程度对两者间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城商行规模越大以及所跨区域的市场化程度越高,跨区域经营对贷款质量的促进作用越明显。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也支持了上述结论。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本文从跨区域经营这一城商行重要的经济行为出发,考察其对贷款质量的影响,丰富了城商行贷款质量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同时,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提高了贷款质量,进一步丰富了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其次,在实践上,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利于加深利益相关者对城商行贷款质量的认识,为城商行的管理决策提供经验证据,也为城商行的战略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第六部分是稳健性检验,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
二、文献回顾
(一)商业银行贷款质量的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普遍从宏观环境、借款企业特征和银行特征等三个方面考察贷款质量的影响因素。
关于宏观环境对商业银行贷款质量的影响,已有文献主要从经济周期、制度环境、经济政策和银行所在地的治理环境等角度展开研究。周忠明(2005)发现,经济周期波动对银行贷款质量影响显著。具体来看,在经济发展紧缩时期,不良贷款率上升;在经济发展扩张时期,不良贷款率则会下降。进一步地,Klein(2013)发现,当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加剧以及汇率上升时,不良贷款率会下降。从制度环境来看,Breuer(2006)发现法律、政治、社会经济等会影响银行的贷款质量,良好的制度安排会减少不良贷款。从经济政策来看,银根松紧政策会影响银行整体的不良贷款率,但对不同省份贷款质量的影响不同(黄立新和郑建明,2012)。雷光勇和王文(2014)发现银行所在地的政府治理水平与银行贷款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银行所在地的法律、金融等公共治理环境越好、政府干预越少、政府治理水平越高,贷款合同的执行效率越高,从而提升贷款质量。
关于借款企业特征对商业银行贷款质量的影响,已有文献主要从借款企业的财务状况、所处行业以及企业规模等角度进行分析。Belaid(2014)认为银行的贷款质量会受借款企业财务状况如外部筹资成本、流动性、投资状况以及销售状况等的影响。企业过度负债会降低银行的贷款质量,加剧银行的经营风险。借款企业所处的行业和规模也会影响银行贷款质量,具体表现为:第二产业小企业和第三产业大型企业贷款比例的增加可以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征信管理处课题组,2008)。
关于银行特征对商业银行贷款质量的影响,一些文献从银行的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以及股东性质等角度进行考察。例如,Iannotta等(2007)发现股权性质以及股权集中度与银行贷款质量显著相关,具体来看,国有银行相比其他类型的银行而言,贷款质量更低;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将导致更优的贷款质量。而祝继高等(2012)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力越强,不良贷款率越高;并且当第一大股东为地方政府时,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将更高。另外一些文献则主要关注银行资产规模对银行贷款质量的影响,发现银行规模与贷款质量正相关(Belaid,2014;Hu等,2014)。
此外,还有少量文献从业务多元化、上市等银行的经济行为角度进行研究。例如,王擎和田娇(2014)发现业务多元化会影响城商行的贷款质量,但各类业务多元化程度对贷款质量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许浩然等(2016)则发现银行上市提高了贷款质量,表现为更低的不良贷款比率和不良贷款余额;且银行上市对贷款质量的促进作用在上市前内、外部治理水平较低的银行中更加显著。
(二)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经济后果
现有文献主要从分散风险、实现规模经济、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等角度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经济后果进行研究。
关于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分散风险的作用,现有文献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一些文献发现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可以实现“共同保险”效应,通过减少收益波动性来分散风险(Jeffery,1996);但刘惠好等(2014)、罗蓉和郑钧文(2014)等认为跨区域经营对风险下降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甚至银行间日益加剧的竞争可能会增大银行的经营风险和破产风险(Matutes和Vives,2000)。进一步地,顾晓安和杜凤矫(2014)发现跨区域经营的分散风险作用存在差异性,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相比从二三线城市到一线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的分散风险作用更明显。此外,范香梅等(2010)发现地域多元化有利于银行风险水平的降低,但对中小银行的影响有限,甚至产生负面作用。Zou等(2011)则发现跨区域经营会减少小规模银行的风险,而增加中等规模银行的风险;对于大规模银行的影响则具有不确定性,取决于相关的风险变量。
关于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对规模经济的作用,绝大多数文献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跨区域经营有利于银行增加存贷款资金来源,进而降低存贷款的资金成本(Deng和Elyasiani,2008)。跨区域经营还可以通过转化外部交易来节约交易成本(Coase,1937)。随着规模扩大,单位成本不断降低。但也有部分文献指出,城商行实现规模经济递增的数量呈现下降的趋势,跨区域经营不一定能实现规模经济(陈晞和叶宇,2011)。
关于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对经营绩效的作用,现有文献尚未形成一致意见。一方面,部分文献指出,跨区域经营会带来资本补充不畅、风险控制挑战严峻、比较优势丧失、金融配置不均等问题(孙勇,2014),并不一定能保证经营绩效的改善和银行效率的提高(奚振斐和王永辉,2011)。另一方面,相关学者认为,尽管跨区域发展存在风险,但综合各种正负效应后,总体而言能够对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产生正面影响,改善经营效率并提高产品市场绩效(孙启伟和刘天威,2009;罗蓉和郑钧文,2014)。范香梅等(2010)、陈晞和叶宇(2011)等则发现,跨区域经营对经营绩效的提高作用在不同规模的银行间存在差异。具体而言,相比于中小银行,地域多元化更有利于提高大银行的收益。而对于资产管理水平和成本支出管理水平不高的中小银行而言,盲目扩张会导致较低的经营效率。此外,Brickley等(2003)发现总分行间的距离越远,其经营效率会随着总行控制风险成本的提高和监管的减弱而下降。进一步地,Berger和DeYoung(2001)发现总行将先进的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带给分支机构,可有效地克服距离引起的负面效应。
从上述文献回顾可以看出,以往文献忽略了从跨区域经营这一重要的经济行为角度探究其对贷款质量的影响。本文以城商行跨区域经营为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丰富了现有相关文献。
三、研究假设
我国城商行跨区域经营自2006年上海银行设立宁波分行后进入实践阶段,在2009年银监会解除城商行设立分支机构的数量指标限制后,城商行的跨区域经营进入了加速发展模式。银监会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有19家城商行设立了30家异地分支机构, 2010年全国则有62家城商行设立了103家异地分支行。异地扩张逐渐成为城商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
首先,城商行通过跨区域经营突破了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的限制,能够获得更大范围的发展空间(Deng和Elyasiani,2008;王擎等,2012)。地域的多元化能够促使城商行在客户市场、业务范围等方面形成资产组合的多元化,有利于降低城商行的贷款集中度,包括贷款的客户集中度和行业集中度等,进而促进城商行有效规避地区性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某一地区的经济低迷并不会严重损害城商行总体的经营状况,最终减少城商行由于区域性经济下行而引起的不良贷款陡增的可能性(卢独景,2012)。
其次,对于从二三线城市到一线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的城商行而言,一线城市具有较好的金融环境,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较高,信用文化发达,因此,其在一线城市的贷款往往更容易收回,不良贷款率相对较低,贷款质量更高。这些城商行还能够利用虹吸效应,吸收一线城市优秀的管理人才,进而提升其管理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顾晓安和杜凤矫,2014)。对于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的城商行而言,这类城商行的规模往往更大,可以将其优秀的管理经验和人才资源带到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并能够利用其良好的声誉和品牌效应吸引和争取到更多当地的优质贷款业务。
再次,城商行大多在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支持下成立,经营发展受其影响。尤其是在异地扩张之前,城商行的经营范围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范围高度重合,地方官员的任期及晋升压力等因素会对银行的贷款行为造成重要的影响。而跨区域经营打破了城商行经营范围与地方政府行政权力范围的重合,降低了政府干预的强度,有助于弱化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经营的负面影响。同时,在异地发展过程中,由于地方干预和保护的削弱,城商行可以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提升银行的治理水平和贷款管控水平(易志强,2012),从而促使城商行做出更加理性的贷款决策,最终提升贷款质量。
最后,银行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银行信贷风险的深层次原因之一(莫万贵,2002)。城商行通过在异地开设分支机构,便于对当地的客户进行尽职调查,加深对当地客户的了解,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减小信贷风险并降低贷款损失(卢独景,2012)。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1:
H1: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有利于贷款质量的提高。
银行的规模不同,贷款质量可能存在差异:银行规模越大,其贷款质量也越高(Belaid,2014)。因此,银行规模的不同可能会导致跨区域经营对贷款质量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中小规模的城商行在实行跨区域经营时,由于管理水平不高、管理精细程度不强,其成本支出会显著提高,成本收入比随之变高,引起成本效率的降低,进而会降低其贷款质量(Berger和DeYoung,1997;范香梅等,2010;陈晞和叶宇,2011)。此外,中小规模的银行往往资产实力较弱,且由于缺乏资金、人才等资源,管控风险能力不足,跨区域发展对于消除其贷款损失的系统性风险并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甚至可能因为实力不足、不熟悉当地情况而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卢独景,2012)。相反,大规模的城商行往往更具备跨区域经营的能力,并且拥有比较充足的资源;同时其议价能力往往更高,在异地扩张的过程中更能得到新客户的认可、获得优质贷款,最终有利于贷款质量的提升。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2:
H2:城商行的规模越大,跨区域经营对贷款质量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城商行所跨区域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当地的法律保护越完善、金融发展越成熟、政府干预越少,有利于缓解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银行对贷款企业的监督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促进银行信贷效率的提高(王秀丽等,2014)。因此,城商行所跨区域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将促进所跨区域银行贷款质量的提高(雷光勇和王文,2014)。
此外,所跨区域的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城商行往往具有更完备的运作规范和更强的风险防范意识,并尽量基于效率原则配置信贷资源,进而促进城商行在所跨区域内部治理水平的提高,这有利于城商行降低不良贷款率,从而提高贷款质量(易志强,2012)。不仅如此,当城商行所跨区域市场化程度更高时,城商行在所跨区域吸引人才和吸收先进技术方面也拥有更多的资源(薛超和李政,2013),进而促进贷款质量的提升。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3:
H3:城商行所跨区域的市场化程度越高,跨区域经营对贷款质量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和变量定义
为了验证假设1,构建如下的OLS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在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NPLR代表不良贷款率,衡量了银行的贷款质量,等于不良贷款余额除以贷款总额,该数值越大,代表贷款质量越低。解释变量CROSS衡量了城商行的跨区域经营情况,等于注册地以外分支机构数除以总分支机构数。我们认为,CROSS越大,代表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程度越高。根据假设1,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有利于贷款质量的提高,因此我们预计CROSS的回归系数β1显著为负。
借鉴黄立新和郑建明(2012)、祝继高等(2012)、雷光勇和王文(2014)、王擎和田娇(2014)、王秀丽等(2014)、张敏等(2014)、许浩然等(2016)等的做法,在模型中加入如下控制变量:SIZE代表城商行的规模,等于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ROE代表城商行的净资产收益率,等于净利润除以期末净资产;LOAN代表城商行的贷款规模,等于贷款总额除以期末总资产;NIS代表城商行的利息收入水平,等于利息净收入除以期末总资产;CTIR衡量了城商行的运营效率,等于业务及管理费用除以营业收入与其他业务成本的差额;LTD衡量了城商行的存贷比,等于贷款总额除以存款总额;LEV衡量了城商行的偿债能力,等于期末总负债除以期末总资产;CAR衡量了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等于资本总额除以加权风险资产总额;CPI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用来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变动;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以上一年为基期计算而得),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M为虚拟变量,反映了货币政策,本文借鉴姜国华和饶品贵(2011)、许浩然等(2016)等的做法,将2006、2007、2010和2011年视作货币政策紧缩年份,赋值为1,其余年份赋值为0。另外,为了控制时间因素对贷款质量的影响,我们还在模型中加入代表时间趋势的控制变量TREND,等于2015减去当前年度值。具体的变量定义见表1。
为了验证假设2,我们按照城商行规模的中位数,将样本分成两个子样本,并分别代入模型(1)进行回归检验。由假设2可知,城商行的规模越大,跨区域经营对贷款质量的促进作用越明显。因此,我们预期在城商行规模大于中位数的子样本中,CROSS的回归系数更加显著。
进一步地,为了验证假设3,我们根据城商行所跨区域的市场化指数的中位数,将样本分成两类,并分别代入模型(1)进行回归检验。由于城商行往往在多个异地区域开设分支机构,我们使用城商行所跨区域加权后的市场化进程(CROSSMARKET1)来衡量城商行所跨区域的市场化指数,权重为城商行所跨区域的分支机构占总分支机构的比例,市场化进程采用樊纲等(2011)“中国分省份市场化程度指数”进行衡量。由假设3可知,城商行所跨区域的市场化程度越高,跨区域经营对贷款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明显。因此,我们预期,在城商行所跨区域市场化指数高于中位数的子样本中,CROSS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更高。
(二)样本选择和样本描述
在本文中,城商行的跨区域经营数据从银行年报中手工整理而得,其余数据均来自全球银行与金融机构分析库(BankScope)和国泰安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本文的研究样本为我国2008~2015年由银监会在《城市商业银行名录》中披露的所有城市商业银行。之所以选择2008年作为起始年份,是因为相关财务数据和分支机构数据从2008年开始较为完整地披露;另外,在数据搜集整理阶段所能获取的关于城商行分支机构的最新数据年份为2015年,故本文的样本终止年份为2015年。对于原始数据,我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跨区域经营信息、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2)对相关连续变量进行1%水平的Winsorize处理,以降低异常值的影响。经过上述筛选,最终获得210个银行-年度观测样本,共涉及53家城市商业银行。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NPLR(%)的均值为1.2802,最小值为0.0334,最大值为15.2993,标准差为1.9471,表明城商行的贷款质量存在较大的差异。CROSS(%)的均值为20.3389,最小值为0.0000,最大值为83.3333,标准差为19.7270,表明城商行的跨区域经营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另外,各控制变量的分布情况也较为合理。例如,ROE(%)的均值为15.3448,表明城商行平均而言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SIZE的均值为25.5358,标准差为1.0382,表明城商行普遍具有较大的规模,并且差异较小。
表3报告了各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左下角和右上角分别表示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其中,NPLR与CROSS之间的相关系数符号为负但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未包括控制变量,不足以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此外,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较小,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五、实证结果
表4报告了假设1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CROSS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0.0148,t=-2.26),表明城商行的跨区域经营程度越高,不良贷款率越低,即贷款质量越高,该结果支持了假设1。在经济意义上,结果表明CROSS每增加1%,将使得不良贷款率下降0.0148%。
表5报告了假设2的回归结果。将全样本按照城商行的规模中位数分为两组,第(1)列和第(2)列分别显示了规模大于等于中位数与小于中位数的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从表5可以看出,在第(1)列中,CROSS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0.0263,t= -3.05),而在第(2)列中不显著(-0.0067,t=-1.21),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表明城商行规模越大,跨区域经营对贷款质量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进而支持了假设2。
表6报告了假设3的回归结果。将全样本按照城商行所跨区域加权后的市场化指数中位数分为两组,第(1)列和第(2)列分别显示了市场化指数大于等于中位数与小于中位数的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从表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第(1)列中,CROSS的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0.0139,t= -1.89),而在第(2)列中不显著(-0.0127,t=-0.84),表明城商行所跨区域的市场化程度越高,跨区域经营对贷款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明显,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从而支持了假设3。
六、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本文结论的可靠性,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其一,替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一方面,借鉴许浩然等(2016)的做法,采用不良贷款余额的自然对数(LnNPLR)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代衡量指标,并对上述三个假设进行检验。另一方面,替换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具体来说,跨省经营相对于省内跨地经营而言更能够反映城商行的跨区域经营程度,上文采用的CROSS指标衡量的是城商行注册地以外的分支机构占其总分支机构的比例,既包括省内跨地经营,又包括跨省经营。此处采用跨省经营的分支机构数占总分支机构的比例(CROSS2),更深入地衡量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程度。对上述三个假设的检验结果均与预期相符,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结论。
其二,在上文的研究中,研究样本为所有设有分支机构的城商行,包括未进行跨区域经营但在本地开设分支机构的样本。考虑到未跨区域经营的数据对本文研究结论可能造成的偏差,我们将未跨区域经营的样本(共计25个观测值)剔除,对假设1、假设2和假设3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依然支持本文的结论。
其三,采用城商行所跨区域分支机构数最多的地区的市场化指数(CROSSMARKET2)作为假设3分组回归的依据,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假设3。
最后,由于银行自身特征可能会影响贷款质量,进而影响银行跨区域经营的情况。因此,为了克服样本自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Heckman(1979)两阶段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自选择偏差后,城商行跨区域经营仍然对其贷款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
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上述稳健性检验的具体结果。综合以上稳健性检验可知,本文的结论是比较可靠和稳健的。
七、研究结论
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越来越多的城市商业银行将跨区域经营作为其重要的发展战略。本文以2008~2015年间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跨区域经营对城市商业银行贷款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有助于贷款质量的提高。进一步地,从城商行规模和所跨区域的市场化程度来看,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对贷款质量的促进作用在规模更大和所跨区域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样本中更明显。我们通过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Heckman(1979)两阶段模型解决样本的自选择偏差等方法,对本文的假设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研究结论不变。
本文的研究不仅从理论上拓展了城市商业银行贷款质量的影响因素以及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还为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对相关的改革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Geographic Diversifcation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 and Loan Quality
WU Ya-qian, YE Qing, ZHANG Min
(责任编辑 张雨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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