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08-22 作者:林钟高,丁茂桓,常青 (安徽工业大学 商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 作者简介:林钟高(1960—),男,福建泉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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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引言
随着市场上各企业之间商业贸易的频繁和合作交易的稳定,“关系”被广泛运用到诸多企业的大型交易中来。近年来,尽管有学者从非效率投资、盈余管理、信息透明度等角度(徐虹等,2014,2015;方红星和张勇;2016)考察关系治理机制对于企业的影响,但鲜有文献考察企业关系治理机制对其外在声誉的影响。从理论上看,一方面企业通过关系型交易可以有效与客户/供应商建立一体化关系,加强合作,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实现双方共赢的局面(Allen和Babus,2008;Chen等,2009;Kong,2011)。但是另一方面,不断增大的关系型交易比例会对公开的财务信息披露产生抑制作用,随着对日常大客户/供应商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逐渐形成以关系型专用资产支撑着企业发展的商业模式(Williamson,1985;Dyer和Singh,1998),客户/供应商集中度的提高会增强其“议价能力”(Baker等,2003),容易诱发机会主义行为,企业的利益容易受损(Porter,1991;Suutari,2000;唐跃军,2009),由此也加大了企业风险的管控难度,对公司治理、会计信息质量、效率投资等方面均会产生较为不利的影响(Jin和Myers,2006;Fan等,2007;李增泉等,2011),损害企业在社会公众...
一、引言
随着市场上各企业之间商业贸易的频繁和合作交易的稳定,“关系”被广泛运用到诸多企业的大型交易中来。近年来,尽管有学者从非效率投资、盈余管理、信息透明度等角度(徐虹等,2014,2015;方红星和张勇;2016)考察关系治理机制对于企业的影响,但鲜有文献考察企业关系治理机制对其外在声誉的影响。从理论上看,一方面企业通过关系型交易可以有效与客户/供应商建立一体化关系,加强合作,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实现双方共赢的局面(Allen和Babus,2008;Chen等,2009;Kong,2011)。但是另一方面,不断增大的关系型交易比例会对公开的财务信息披露产生抑制作用,随着对日常大客户/供应商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逐渐形成以关系型专用资产支撑着企业发展的商业模式(Williamson,1985;Dyer和Singh,1998),客户/供应商集中度的提高会增强其“议价能力”(Baker等,2003),容易诱发机会主义行为,企业的利益容易受损(Porter,1991;Suutari,2000;唐跃军,2009),由此也加大了企业风险的管控难度,对公司治理、会计信息质量、效率投资等方面均会产生较为不利的影响(Jin和Myers,2006;Fan等,2007;李增泉等,2011),损害企业在社会公众、投资者和相关政府部门心中的形象,对企业声誉造成负面效应。因此,本文首先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关系型交易是否会导致企业外在声誉的下降?企业减少关系型交易的比重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经营和治理风险,从而恢复和提升企业声誉?
企业对关系型交易的依赖程度和外在公众对企业的社会评价还受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影响。2002年,美国颁布了SOX法案,要求公司必须按规定披露内部控制相关信息。我国上交所、深交所分别于2006年、2007年发布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五部委又于2008年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意在促使上市公司建立并不断完善自身的内部控制制度,控制内部风险水平。Lado等(2008)研究发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会降低企业对主要供应商/客户的依赖程度,促使关系型交易比例降低,从而减轻企业的融资压力和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内部控制运行有效性的提升会加大信息透明度,会计信息的波动程度降低(Doyle等,2007a;Chan等,2008),交易的不确定程度下降,供应商/客户与企业之间由于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的压榨行为减少(Hwang,2006)。由此可以看出,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降低了企业因过分依赖关系型交易而带来的潜在风险,提升了企业的财务报告质量和经营效率,提高了与供应商/客户谈判过程中的议价能力,缓解了由于关系型交易可能引起的融资约束,让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对企业的发展保持着较为乐观的态度,企业声誉和价值随之提高。然而,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我国(比如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渐进性特征,以及市场体系和法律机制不完善下的大量关系型交易),国内尚缺少文献将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关系型交易与其声誉机制关系变化的调节因素,更没有考虑内部风险管理机制与关系治理机制对企业声誉的联动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2007~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关系型交易对企业声誉的影响及其内部控制有效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理论方面,填补了国内有关企业关系型交易与其外在声誉尤其是内部控制在其间调节作用的研究缺憾。以往的研究大多把企业声誉作为企业一项重要的资产(资源),围绕声誉理论考察声誉机制对企业经营、筹资、投资以及监管制度等方面的影响。而本文则以声誉机制作为研究的落脚点,从内部风险管理机制(制度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关系机制)联动角度出发,研究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升能否抑制关系型交易对企业声誉造成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作用程度,这对加强内部风险管理,合理安排大型客户/供应商的交易关系,构成相互依赖与合作共赢的制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二,实践方面,拓展和丰富了内部控制制度安排、制度执行效率提升方面的经验证据。本文考察内部控制对关系型交易及企业声誉的影响,对企业加强内部控制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启示,而且也为企业合理配置关系型交易资源,发挥好关系型交易对企业声誉的正面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关系型交易与企业声誉
在转型经济环境下,法律保护的不完善和有效市场的不完全是企业保持与供应商/客户密切关系型交易的主要原因(McMillan和Woodruff,1999),尤其在市场化进程缓慢、市场分割严重、产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困难的地区,企业更是倾向于本地区范围内的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刘凤委等,2007;林钟高等,2014)。而企业在日常交易中过于依赖关系型交易会使得企业内部信息的生成受到影响,同时承担供应商/客户因为议价能力的提高而对企业采取压榨行为的风险,这些均会对企业声誉产生一定的影响。Fomburn和Rindova(1996)认为企业声誉综合体现在企业以往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导致的结果上面,这些行为及结果都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信号。
从盈余管理看,由于长期与主要供应商/客户建立合作关系,双方信息的沟通可能更多通过私有途径,而没有公开信息平台对交易过程实施有效的控制(Ball等,2000)。同时为了避免主要供应商/客户转向竞争对手谋求合作而给企业带来的高额转换成本,企业通常会通过盈余管理来满足供应商/客户的预期,降低供应商/客户对交易条款作出不利修改的情形(Graham等,2005)。Dou等(2013)研究发现企业越依赖于关系型交易以维持日常生产经营发展,其利用盈余手段操纵利润的可能性就越大。然而,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提高可能会被交易伙伴或其他利益相关者识别,社会公众和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的风险感知就会上升,企业的外在声誉会因这种负面印象而下滑,最终会对企业的业绩和价值产生较为严重的不利影响。Kaplan和Ravenscroft(2004)研究认为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会影响到管理层自身声誉,弱化了激励机制对高管的约束作用。Francis等(2008a)研究发现管理者声誉和盈余质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刘扬等(2014)实证研究发现,过度的盈余管理会损害企业声誉机制。可见,企业为维持与供应商/客户的重大关系型交易,通常会采取盈余手段来操纵利润,提高盈余管理程度,从而加大企业风险,提升社会公众和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的风险感知,对企业声誉机制造成损害,最终影响企业的经营发展状况。
从信息披露质量看,在关系型交易比重较大的企业,交易双方会因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而产生一种特有的“心理信任”,更倾向于通过私有沟通渠道来替代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因而对财务报告信息披露质量的依赖程度也较低(Kletin等,1978)。同时,拥有复杂关系网络的企业信息披露会诱发更高的专有成本(程新生等,2012),加上供应商/客户对企业的私有信息掌握足够充分也使得他们不需要从公开信息平台获得更多的信息(张敏等,2012),企业产生高质量财务信息的动机也会削弱。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过低的财务信息质量(包括生成和披露质量)会提高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投资者对企业信心不足,导致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上升(Botosan,1997;Healy和Wahlen,1999),而且信息披露的不足使得利益相关者无法从企业声誉机制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声誉机制运行有效性降低,企业的外在声誉也会随之下降(胡旭阳,2003)。以上分析表明,企业对关系型交易依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其披露高质量信息的动机,从而加大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削弱其声誉机制应发挥的作用。
企业可以通过调节关系型交易的比重来影响其外在声誉机制,我们将这种调节看作是企业向广大利益相关者释放的一种“信号”,利益相关者会根据这种“信号”来决定他们的选择行为。我们借鉴信号博弈模型考察了利益相关者行为的选择与企业决策问题,限于篇幅未列示。通过模型可以看出,经营能力不同的企业,在面对均衡交易转换成本和声誉提高带来的好处时,会选择对应自己能力的声誉目标并相应调整自身的关系型交易比重,因此可以根据不同企业的关系型交易比重来推测其外在声誉。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1: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客户/供应商关系型比重越大的企业,其外在声誉相对较差。
(二)内部控制有效性、关系型交易与企业声誉
高质量的企业会计信息以及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流通性是提高企业外在声誉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企业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流通性存在的前提是企业拥有良好的内部风险管理水平。COSO报告明确提出,保证财务报告质量是内部控制运行的目标之一,国内外诸多学者也证明了内部控制与企业会计信息可靠性及流通性密不可分的关系。Doyle等(2007b)发现企业内部控制运行有效性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会计信息质量,企业改善内部控制的运行有利于财务报告质量的提高(Ashbaugh—Skaife等,2008),信息风险低的企业更倾向于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降低自身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Grossman和Hart,1980;Milgrom,1981;Francis等,2008b)。同时,关系型交易中企业对于供应商/客户产生的过度依赖带来的机会主义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国内外已有研究指出,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可以降低企业用于防止主要供应商/客户机会主义行为的自卫型投入(Lado等,2008),交易成本随之下降,对过度关系型交易行为带来的风险也起到了良好的识别和控制作用,降低对主要供应商/客户提供的私有信息比重,增加在公共平台上提供高质量财务信息的行为,企业的外在声誉也会随之提升。
相对于西方国家,我国的内部控制监管体系建立较晚。在2012年之前,对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相关信息的披露并没有做强制性的规定,属于自愿性披露阶段,此时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格式和要求未能有效地规范统一(李明辉和王学军,2004),上市公司整体的内部控制状况处于较低的水平。在2012年之后,我国要求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相关信息,并进一步对披露的内容、格式、程序、方法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迫于外部压力和内部风险管理的需要,企业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内控整体质量得到提高,由对关系型交易过度依赖带来的风险也得到有效抑制,向外提供的财务信息质量提高,社会公众和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增强,企业外在声誉自然提升。
借鉴仿生学原理、自组织理论,可以将内部控制视为企业防范风险的一个“免疫系统”(杨兴龙等,2013)。林钟高和陈曦(2016)认为内部控制的风险免疫功能类似于生物的内在免疫系统,都是从问题发现到自动采取措施进行修复完善,并进一步强化机制运行,从而对风险拥有更强的免疫能力。当企业内部控制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缺陷时,一些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因素就会通过漏洞和薄弱环节侵入企业内部,企业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恢复其运行效率。在修复完善的过程中,企业风险自我修复能力逐渐提升,控制环境逐步改善,对防范关系型交易带来的风险具有一定作用,并给外界社会公众和投资者提供良好的风险管理信号,提升了企业外在声誉。
所以当企业迫于外部政府监管及社会公众的压力和内部生存发展的需要,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优化内部风险管理,修复内部控制运行中存在的重大缺陷,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改善控制环境,会降低企业整体风险,促进企业内外部会计信息的沟通,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和财务报告可靠性,增强社会外界对企业未来的发展信心,从而提高企业声誉。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2:
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有助于抑制关系型交易对企业声誉的负面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假设1,我们设定模型(1):
模型(1)中的Efn (企业声誉)为被解释变量。已有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通常可以用声誉指数来反映(Moskowitz,1972),企业通过对社会责任的持续投入,在利益相关者心中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从而提升组织声誉(石军伟等,2009)。基于此,我们采用每股社会贡献值作为度量企业外在声誉的一个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每股社会贡献值=(净利润+所得税费用+税金及附加+财务费用+应付职工薪酬年末数—应付职工薪酬年初数+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公益性捐赠)/年末总股数
另一方面,我们借鉴肖海莲和胡挺(2007)的做法,利用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反映企业声誉。如企业在2007至当年之间没有因违规被证监会、深交所或上交所处罚过,令其声誉值为1;若有一次违规处理但尚未被媒体报道过,令其声誉值为0;若企业受到多次违规处理且被媒体曝光,则令其声誉值为—1。同时由于个人违规对公司造成的声誉影响较小,我们对当年存在个人违规的公司予以剔除,以保证结果的无偏性。考虑到这一被解释变量涉及多项等级变量,因而采用多项有序逻辑回归。
模型(1)中的解释变量为Supplier和Customer (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我们借鉴Banerjee等(2008)的做法,采用公司当年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客户销售额)占公司全年采购额(销售额)的比例来度量企业关系型交易的程度。
为了验证假设2,我们设定模型(2):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Icid)及其与企业关系型交易的交乘项(Icid×Customer和Icid×Supplier),用以考察企业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水平对企业外在声誉的影响。我们采用现有研究广泛使用的迪博数据库内部控制指数/100来衡量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Control表示公司复杂度(Complex)、公司成长性(Growth)、公司规模(Size)、产权性质(Property)、经营能力(Zzca)、总资产收益率(Roa)等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二)样本与数据
本文以2007~2016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以下公司进行了剔除:(1)金融保险类的公司;(2)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3)每年只有个人违规的公司。最终确定存在供应商关系型交易的有效观测值为6 728个,存在客户关系型交易的有效观测值为8 689个。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利用Excel软件和Stata 13软件对本文搜集的数据进行整理加工。为了避免数据中极端值对于回归结果的影响,我们对模型中的主要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四、多元回归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为了检测不同内部控制运行有效性的企业声誉、关系型交易水平、盈利水平、经营水平等指标的区别,我们对相关变量作了描述性统计,详见表2。
表2显示,内部控制有效性较高公司的声誉的均值和中位数要远高于低质量内部控制的公司,这初步显示内部风险管理水平较高的公司通常会享受较高的外在社会评价,声誉值较高。关系型交易水平在内部控制水平较高公司中的比重明显低于低质量内部控制的公司,表明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抑制了企业对关系型交易的过分依赖。内部控制有效性较高公司的盈利指标、经营指标、偿债能力等均高于低质量内部控制的公司,这些都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对公司风险状况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判断,从而对公司外在声誉产生影响。
(二)主要变量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
表3是对模型中主要研究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的结果,表中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就供应商关系型交易而言,Efn1、Efn2与Supplier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供应商关系型交易的比重越大,企业声誉相对越差,加入调节变量Icid后,Icid与Efn1、Efn2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Icid与Supplier在1%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会抑制供应商关系型交易对企业声誉的负面作用。从客户关系型交易角度看,Efn1、Efn2与Customer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客户关系型交易的存在会影响企业的外在声誉,加入Icid后,Icid对于客户关系型交易对企业声誉的影响起到了抑制作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检验的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需要进一步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进行检验。
(三)多元回归分析
1.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与企业声誉
供应商关系型交易(Supplier)与企业声誉(Efn)的回归结果见表4的第(1)列和第(3)列。我们发现,供应商关系型交易与企业声誉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企业与主要供应商关系型交易比重的增加会使企业的声誉受损,即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对其未来发展信心会受到关系型交易比重的影响。同时,客户关系型交易(Customer)与企业声誉(Efn)的回归结果见表4的第(2)列和第(4)列。我们发现,客户关系型交易与企业声誉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与主要客户关系型交易比例的增加也会降低企业的外在声誉。综合以上分析,企业关系型交易的比重增加会损害企业的声誉机制,假设1得证。
2.内部控制有效性、关系型交易与企业声誉
表5为在关系型交易的基础上引入了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回归结果。在表5的第(1)列和第(3)列中,供应商关系型交易(Supplier)与企业声誉(Efn)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内部控制有效性(Icid)与企业声誉(Efn)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越高,企业的外在声誉也越高。内部控制有效性和供应商关系型交易的交乘项(Icid×Supplier)与企业声誉(Efn)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会抑制企业供应商关系型交易对其外在声誉的负面影响,验证了假设2。同理,在表5的第(2)列和第(4)列中,客户关系型交易(Customer)与企业声誉(Efn)亦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同时内部控制有效性和客户关系型交易的交乘项(Icid×Customer)与企业声誉(Efn)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会抑制企业客户关系型交易对其外在声誉的负面影响,验证了假设2。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2,我们研究不同内部控制有效性水平下关系型交易对企业声誉的影响有何差异。以内部控制指数中位数作为划分依据,将大于中位数的划分为高质量内部控制企业,低于中位数的划分为低质量内部控制企业。回归结果见表6。
通过表6的第(1)列与第(3)列、第(5)列与第(7)列的对比可以发现,相对于低内部控制水平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其供应商关系型交易对于企业声誉的负面影响较小,如第(3)列回归系数为—0.1957,比第(1)列回归系数的绝对值下降了5.73%,第(7)列回归系数为—0.1229,比第(5)列回归系数的绝对值下降了81.01%,表明较高的内部控制水平有利于降低供应商关系型交易对企业声誉的不利影响。同理,通过对比表6的第(2)列与第(4)列、第(6)列与第(8)列可以发现,相对于低内部控制水平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其客户关系型交易对于企业声誉的负面影响较小,如第(4)列回归系数为—0.1077,比第(2)列回归系数绝对值下降了19.63%,第(8)列回归系数为—0.1965,比第(6)列回归系数绝对值下降了46.22%。这些结果再次印证了假设2。
(四)内生性检验
尽管上述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运行有效性的提高会增加企业的外在声誉值,但这种现象有可能是因为企业声誉的提高使得企业更有较强的内生动力去提高自身内部控制质量,即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声誉之间有可能存在着内生性问题。为了使本文结果更具有稳健性和可靠性,本文选择当年企业是否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作为工具变量,借鉴陆正飞和杨德明(2011)选择3个MP较小的年份(即2007年、2008年及2011年)作为货币政策紧缩期,取值为1,其余MP较大的年份作为货币政策宽松期,取值为0。通过固定效应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解决内生性问题,第一阶段对模型变换分离出解释变量(内部控制)的外生部分,第二阶段使用此外生部分进行回归。
在表7的第(1)列和第(3)列中,货币政策紧缩对企业内部控制(Icid)的影响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内部控制与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同时在表7的第(2)列与第(4)列中,企业内部控制(Icid)与外在声誉(Efn)仍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上述实证结果再次得到了验证。由此可以推断,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并没有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干扰。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无偏性和稳定性,我们作了以下稳健性测试:(1)借鉴王少飞等(2010)的做法,将当年企业与前五名供应商的采购交易比例和向前五名客户销售交易比例的最小者作为企业关系型交易的度量指标,结果保持不变;(2)陈正林和王彧(2014)研究认为采销业务在制造业企业中更为频繁常见,企业对客户/供应商的关系型交易的依赖程度更大,故本文仅将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对上述模型进行重新检验,结果保持不变;(3)ST公司一般都面临着财务困境,这对企业声誉会造成不良影响,本文将ST公司删除后对假设进行重新检验分析,结论基本保持不变。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我国2007~2016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企业内部控制运行有效性水平和关系型交易比重对企业外在声誉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与主要供应商/客户的关系型交易比重的增加,对企业外在声誉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更倾向于认为关系型交易会给企业带来因过度依赖导致的机会风险,因此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前景信心不足,反之,若关系型交易比重下降,则企业因过度依赖主要供应商/客户带来的风险下降,企业声誉也会上升;(2)企业内部控制运行有效性的提升会加强企业的内部风险管理水平,提高其财务报告信息质量,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带来正面信号,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更足,外在声誉也会改善,即内部控制有助于抑制企业关系型交易对声誉机制的负面影响。
本文研究启示在于:(1)关系型交易程度的合理权衡。在中国,关系型交易具有广泛的市场,但是对其过度依赖会加强主要供应商/客户对企业的议价能力,提升机会主义风险,削弱社会公众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心,导致企业声誉下降。企业要合理权衡关系型交易与企业声誉维护之间的利弊得失。(2)内部控制风险免疫机制的重要作用。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管理内部风险的一项重要机制,在提高财务报告信息质量,改善企业风险水平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持续改进内部控制的风险免疫能力与水平,有助于抑制关系型交易对企业声誉的负面影响。
囿于研究条件,上市公司有关关系型交易的数据披露较少,且无法对前五大供应商/客户交易比例存在的差异进行细分,可能给本文研究带来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可考虑更精确地度量“关系”这一变量,以对企业交易的关系网络带来的各种经济影响做出更全面、客观的研究。
Internal Control Effectiveness, Relational Transactions and Corporate Reputation
LIN Zhong-gao, DING Mao-huan, CHANG qing
(责任编辑 张雨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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