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03-04 作者:王伟红 作者简介:王伟红,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 崔竹青 崔竹青,通讯作者,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婷 刘婷,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WANG Wei-hong, CUI Zhu-qing, LIU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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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引言
随着社会公益意识的提升和公益组织数量与规模的增加,公益基金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公益基金会(下文统称基金会)是按照法律规定注册成立,利用社会各界捐赠的款项服务于社会,从事公益事业的非营利法人。基金会活跃在政府“不能及”“尚未及”和“无力及”的社会领域,有效地促进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基金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不以营利为目的,同时也没有剩余索取权,即在组织正常运作期间不能分配组织财产,当组织不再存续时只能将剩余财产转让给正常运作的同类组织;其次,委托代理链条复杂,所有权、控制权和受益权分离,慈善资源的管理者、捐助者与实际受益人非直接互动容易造成高风险的感受(李新天和易海辉,2015);最后,虽然受到政府部门、投资者以及社会审计等多方审查、监督,但基金会准入门槛相对较低、面临的管制环境相对宽松(王名和贾西津,2004)。
现有关于基金会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侧重于组织特征、组织治理、信息披露质量、政府监管、社会审计、媒体监督等方面。Weisbrod(1986)的研究表明,基金会成立年限与捐赠收入正相关。Aggarwal等(2012)认为,公益组织的理事会规模与财务表现正相关,具体反映在筹集和使用...
一、引言
随着社会公益意识的提升和公益组织数量与规模的增加,公益基金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公益基金会(下文统称基金会)是按照法律规定注册成立,利用社会各界捐赠的款项服务于社会,从事公益事业的非营利法人。基金会活跃在政府“不能及”“尚未及”和“无力及”的社会领域,有效地促进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基金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不以营利为目的,同时也没有剩余索取权,即在组织正常运作期间不能分配组织财产,当组织不再存续时只能将剩余财产转让给正常运作的同类组织;其次,委托代理链条复杂,所有权、控制权和受益权分离,慈善资源的管理者、捐助者与实际受益人非直接互动容易造成高风险的感受(李新天和易海辉,2015);最后,虽然受到政府部门、投资者以及社会审计等多方审查、监督,但基金会准入门槛相对较低、面临的管制环境相对宽松(王名和贾西津,2004)。
现有关于基金会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侧重于组织特征、组织治理、信息披露质量、政府监管、社会审计、媒体监督等方面。Weisbrod(1986)的研究表明,基金会成立年限与捐赠收入正相关。Aggarwal等(2012)认为,公益组织的理事会规模与财务表现正相关,具体反映在筹集和使用资金的能力上,基金会理事会的规模越大,资金使用的效率越高。刘亚莉等(2013)对捐赠收入和净资产排名前100的基金会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基金会财务信息方面的披露质量越好,所获得的来自外界的各种捐助也会越多。李晗(2016)的研究表明,民政部的年度检查可有效促进基金会的治理,提高捐赠收入。张立民等(2012)提出,经百强事务所审计的基金会能够吸引更多的捐赠者。李晗等(2015)认为,如果报道的负面消息比较多,那么基金会的收入就会显著下降,业务活动成本率显著提高。
理事会是基金会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审定项目计划与预算、选举管理人员等,其工作能力关系到基金会运作的有效性。陈钢和李维安(2016)认为,捐赠人与管理人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信息不对称使得委托人的权益可能受到侵害,因此加强基金会的内部治理尤为重要。颜克高(2012)认为,基金会理事长以及理事的专业素养越高、专业能力越强,基金会内部治理越完善,相关的制度越健全,基金会的治理效果就越好,进而会提高组织整体绩效。Analoui和Samour(2012)发现,非营利组织管理人员的年龄、性别、经验以及教育特征能够影响组织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有效性。颜克高和袁玥(2017)认为基金会理事职业背景的多样性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筹资能力和公众支持度,且公募基金会和地方性基金会的优化效果更为明显。可以看到,部分学者将高层梯队理论应用于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但是较少学者对基金会理事会成员的背景特征及其异质性特征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因此,基于理事会成员背景特征,研究其对基金会收入的影响,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一是为研究基金会绩效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二是基于基金会性质和地域范围视角,为进一步完善基金会治理机制提供经验证据。本文的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本文的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为主要研究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事会成员的性别特征对基金会收入的影响
理事会成员背景特征的异质性影响基金会治理和资金筹集能力。一方面,异质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管理层的视野,凝聚集体智慧,提高决策效率和效果,进而提高基金会捐赠收入;但另一方面,异质性所带来的差异也可能增加理事会成员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削弱执行力,降低工作效率。因此,有必要综合考虑理事会成员背景特征的异质性水平对收入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性别异质性能够提高工作积极性和办事效率,有助于决策质量和执行力的提高(王伟同和魏胜广,2017)。并且,有研究表明,与全部理事为男性的理事会相比,存在较大性别差异性的理事会愿意花费更多精力处理难题,提高审议质量(Stephenson,2004);有女性参加的理事会更注意监督管理者的行为和报告(Hillman等,2007)。因此,性别的异质性有利于提高公开披露信息的质量,能够提高组织公信力,进而吸引更多慈善资源的流入。
在企业中,管理者的性别决定了其性格和风险偏好程度,影响其在组织的作为(鱼乃夫和杨乐,2019);团队中女性比重的提高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任颋和王峥,2010)。对基金会来说,理事团队的性别特征具有与企业相似的效果,不同性别的理事在管理风格、价值观以及认知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特别是,就职于基金会这类公益性组织,女性管理者更具耐心、行事更为细致(Adams和Ferreira,2010),内心的社会责任感表现更为明显(刘丽珑,2015);提高理事团队的女性席位,更有利于倾听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声音,为组织吸引更多的收入(Alazzani等,2017)。所以,我们认为在当前理事会男性成员普遍较多的情况下,女性占比提高有利于组织收入的增加。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理事会成员较高的性别异质性水平能提高基金会收入。
H2:在当前情况下,理事会成员中男性占比与基金会收入负相关。
(二)理事会成员的年龄特征对基金会收入的影响
年轻人与年老人的生理和心理潜在差异显著(Ham- brick,1995),年轻人喜好新奇,厌恶一成不变,更愿意投资有一定风险但收益较高的项目,而年龄较高的人处事更为保守,吸纳新思想或行为的意愿和能力降低,更在意财务安全和职业安全。有研究认为,管理团队成员年龄异质性越高,越有利于提高组织的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进而改善组织的行为能力(李端生和王晓燕,2019)。对于基金会而言,年轻理事与年龄较大理事的搭配是组织资源整合的表现之一,不同年龄段理事的管理经验和认识的碰撞、融合能够带来协同效应,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理事团队决策的科学性和谨慎性,提高组织运作效率,使得捐助者更愿意将资金投入组织。
现有文献表明,高管团队的年龄特征能够对组织绩效产生影响。对基金会来说,一方面,组织的运营倾向于运用已有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源,年龄较大的理事团队经过较长时间储备,能接触更多捐助者,可能带来更多慈善资源。但另一方面,年龄较大的理事风险规避意识较强,尤其是基金会的非营利性特征决定了其更倾向于稳健性决策(林朝南和林怡,2014),这在规避了风险的同时也降低了获得更高收益的可能性。在我国,基金会收入获取渠道单一,仅靠已有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源来拓展收入渠道效果有限。年轻的团队精力更加充沛,思想活跃开放,不惧变化,勇于尝试新事物和创新,他们具备较强的危机意识和应变能力,可以尝试更多兼具风险和收益的投资,同时通过积极接触新的捐助者,尝试新的方式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以此提高组织的总收入。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认为,在我国理事会成员普遍年龄偏高的情况下,理事团队的平均年龄越低,组织获得的总收入越高。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理事会成员较高的年龄异质性能够提高基金会收入。
H4:在当前情况下,理事会成员平均年龄与基金会收入负相关。
(三)理事会成员的任期特征对基金会收入的影响
管理者的任期能够反映其管理经验、认知维度、风险控制、思维模式和工作态度等心理想法和管理素质(张兆国等,2014)。一方面,较长任期的专业和经验积累,有利于管理者对战略风险做出正确的评估,做出合理的决策。当组织的外部环境变复杂时,平均任期长的理事团队能够沉着冷静地做出合理的判断,制定进一步应对策略。而且,固定群体共事的时间越长,沟通起来越省时省力(Simsek,2007),理事团队容易形成凝聚力。但另一方面,随着任期时间的延长,管理者获取外部信息的能力和意愿降低,外部沟通水平下降(Becker,2014)。再者,长期居于固定职位的管理者容易过度自信或滋生懈怠,安于现状,规避风险,排斥变化和新生事物(Miller和Shamsie,2001)。因此,任期的异质性程度越高,管理团队运作模式趋于灵活的可能性越大,利于增强对外部风险的感知和找准战略方向(陈闯等,2016)。而且,任期异质性较高的理事团队经过头脑风暴,有利于注入创新意识(Jaskyte,2012),扩大风险容忍度(郝清民和孙雪,2015),在面临复杂问题时能得出更优的方案,提高决策效果。此外,理事的任期异质性越高,意味着基金会面临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资源更广泛,越有利于获得更多收入。
目前,不少理事存在连选连任现象。理事任期越长,理事团队越容易依赖于以往的运作模式和理念,不利于及时应对市场变化,这会对组织运作效率造成损伤。通过新晋理事成员的适量加入,一方面能够驱动组织创新,扩宽资金来源,另一方面能够提高团队整体的风险容忍度,再结合任期较长的理事对风险的理性判断,可以提高战略决策质量,从而筹得更多慈善资源。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理事会成员较高的任期异质性能够提高基金会收入。
H6:在当前情况下,理事会成员平均任期与基金会收入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目前尚无完整的基金会信息披露数据库,本文数据均通过检索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网站、基金会中心网、各基金会官方网站以及天眼查网站并进行手工整理获得。在信息收集和整理过程中发现,早期的基金会信息披露工作并不规范,但逐年有所改善,特别是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以来,数据的可获取性大大提高,这为开展实证研究提供了方便。截至2018年底,基金会中心网披露的我国基金会共7034家,本文以2016~2018年为样本研究期间,总体观测值共21102个。参考王玉法(2017)随机选取样本的做法,利用Excel随机数生成函数,每年各选取280家基金会,共得到840个研究样本。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并对所有连续变量在上下1%的水平进行缩尾处理后,得到有效样本共计493个。其中,按基金会性质划分,非公募基金会样本有370个,占75.05%,公募基金会样本有123个,占24.95%;按募捐的地域范围划分,地方性基金会样本有447个,占90.67%,全国性基金会样本有46个,占9.33%。
(二)变量解释
1.被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颜克高和袁玥(2017)的做法,以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基金会收入(Lnrev)作为被解释变量。从收入来源看,基金会的收入分为捐赠收入、会费收入、提供服务收入、商品销售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和其他收入七大类。其中,捐赠收入直接体现基金会的资金筹措能力,也是关注的重点。因此,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以捐赠收入作为基金会收入的代理变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2.解释变量
理事会成员的背景特征是解释变量。选用理事的性别比例(Mgend)、平均年龄(Mage)和平均任期(Mtime)作为理事会成员背景特征的平均水平。对于年龄异质性(Hage)和任期异质性(Htime)连续型变量,以各特征的标准差与均值之比衡量,值越大,则代表理事团队成员的异质性差异越大。对于性别异质性(Hgend)这一类别变量,采用Herfindal-Hirschman系数(或称Blau系数),其公式为:
其中,pi是团队中第i类成员所占的百分比;H值介于0~1间,该值越接近于1,则理事团队成员性别异质性越高。
3.控制变量
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1)组织特征变量,包括组织规模(Scale)、理事会规模(Bsize)、监事会规模(Ssize)、领取报酬理事人数比例(Reward)、理事会议次数(Meeting)、业务复杂度(Sub)、资产负债率(Lev)、成立年限(Age)、基金会性质(Nature)、募捐的地域范围(Range)。(2)组织运作效率变量,包括管理效率(Adm)、筹资费用率(Raise)、公益性支出占比(Prog)。此外,还控制了年份(Year)和行业(Ind)效应。
表1给出了变量的详细说明。
(三)模型的建立
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理事会成员背景特征的异质性水平与平均水平对基金会收入的影响。
其中,理事会成员背景特征统一用M表示。本文先将理事会成员背景特征变量独立进行回归,之后再将各变量同时引入模型共同回归,并选用了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回归,以使结果更为稳健。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全样本下理事会成员背景特征的描述性统计。从理事会成员背景特征的平均水平中可以看出,72.6%的理事为男性,男性占比较大;理事平均年龄为50.0875,标准差为6.3439,在三个特征中波动性最大;平均任期(指的是实际任期)为3.6224虽然很多理事会任期为5年,但据笔者统计发现,2016年我国有近75%的基金会成立年限不足5年。。在理事会成员背景特征的异质性水平中,性别的异质性均值为0.4215,标准差为0.2950,差异较大;年龄的异质性均值为0.1535,标准差为0.0574,差异最小;任期的异质性均值为0.2641,标准差为0.3867,差异最大。
表3为分样本下理事会成员背景特征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在区分基金会性质后,可以看到,公募基金会理事的平均男性占比、平均年龄和平均任期均高于非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的理事性别异质性、年龄异质性均值高于公募基金会,而任期异质性均值低于公募基金会。在区分募捐的地域范围后,全国性基金会理事的平均男性占比、平均年龄和平均任期均高于地方性基金会,地方性基金会的理事性别异质性、年龄异质性均值高于全国性基金会,而任期异质性均值低于全国性基金会。
(二)主回归结果分析
1.全样本下理事会成员背景特征的异质性水平和平均水平对基金会收入影响的实证结果
表4中,Hgend的系数与基金会收入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假设1得到验证。说明理事团队性别异质性越大,男性与女性理事之间越能够均衡搭配,风格互补,相互监督,改善组织治理效果,也能够提高组织对外报告的质量,提高组织公信力,从而利于基金会收入的提高。Mgend的系数与基金会收入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在当前的情况下,男性理事占比越高越不利于基金会收入的提高,假设2得到验证。这可能是因为现阶段我国基金会理事中男性占比较高,如果男性比例进一步提高,则在思维方式、对外沟通方面会更加具有局限性,不利于提升基金会收入。
从表4中可知,Hage的系数与组织收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假设3得到验证,即理事团队年龄异质性越大,基金会收入越高。这可能是因为不同年龄的理事经过磨合,带来了“1+1>2”的协同效应,使得团队决策更加科学合理,组织收入得到提高。遗憾的是,Mage的系数在全样本回归中不显著,假设4未得到验证,须待区分基金会性质以及募捐的地域范围后做进一步检验。
从表4中可知,Htime系数与基金会收入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假设5得到验证,即较高的理事团队成员任期的异质性水平,帮助基金会获得了更多的收入。Mtime的系数与基金会收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假设6得到验证。即在当前的情况下,理事会成员平均任期越长,基金会收入越低。这可能是因为处于基金会这类竞争程度相对较低的组织环境下,多数理事并无薪金报酬奖励,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领取报酬理事不得超过理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因此,部分理事可能会倾向于安于现状,导致收入的流失。
2.分样本下理事会成员背景特征的异质性水平对基金会收入影响的实证结果
前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不同性质和募捐地域范围的基金会的理事团队背景特征存在差异,因此其对基金会收入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有必要进行分样本检验。表5的结果显示,非公募基金会Hgend、Hage和Htime的系数均与基金会收入显著正相关,而公募基金会理事会成员背景特征的异质性水平与收入无显著关系。这可能是因为非公募基金会理事会成员的性别异质性高于公募基金会,不同性别的理事在决策时经过头脑风暴,更有利于做出科学的决策,从而吸引更多的慈善资源;非公募基金会的理事团队年龄异质性较高,充分博弈做出的决策更为合理,有利于提高组织收入;非公募基金会理事选举的竞争性较强,表现不好时被解聘的可能性更大,因此连任的压力促使其加强组织管理,更有利于基金会收入的增加。
在表6中,地方性基金会Hgend、Hage和Htime的系数均与基金会收入显著正相关,而全国性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背景特征的异质性水平与收入无显著关系。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全国性基金会,地方性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拥有更高的性别异质性、更高的年龄异质性以及在考察理事能否连选连任时竞争更为激烈,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团队能发挥出最大的组合效果。
3.分样本下理事会成员背景特征的平均水平对基金会收入影响的实证结果
表7的结果显示,非公募基金会Mgend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与基金会收入显著负相关,而公募基金会不显著。Mage对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的收入均无显著影响。在非公募基金会中,Mtime的系数在10%水平上与基金会收入显著负相关,而公募基金会中Mtime与组织收入无显著关系。其可能的原因是:公募基金会具有较为稳定和广泛的资金募集来源,而非公募基金会的资金来源渠道相对较单一,理事团队合理的搭配对吸引资金尤为重要。表8的结果显示,地方性基金会Mgend的系数与基金会收入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全国性基金会则不显著。Mage在区分地域范围后与基金会收入依然无显著相关关系。地方性基金会Mtime与基金会收入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全国性基金会则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全国性基金会具有更高的公众认可度和影响力,理事团队搭配改变带来的收入促进效应不明显。
(三)稳健性检验
1.滞后一期检验
本文借鉴孟庆玺等(2018)的方法,使用基金会滞后一期的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再次进行回归分析,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见表9),主要研究结论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2.改变回归方法
将基金会收入按照P20、P40、P60、P80分位数为截点分成五组,生成新变量Crev,按从小到大所属组对应赋值为0、1、2、3、4,进行Poisson回归,回归结果与主要结论一致,具体结果见表10和表11。
3.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借鉴Olson(2000)的方法,同时采用捐赠收入和总收入衡量组织绩效,以总收入中占比最高的捐赠收入替代总收入变量进行回归,主要研究结论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五、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我国2016~2018年基金会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理事会成员背景特征的异质性水平与平均水平对基金会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全样本来看,性别异质性、年龄异质性和任期异质性对基金会收入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在当前情况下,理事会成员的平均任期和男性占比的提高对基金会收入的影响均为负。进一步区分基金会性质和募捐的地域范围后发现,非公募和地方性基金会理事会成员的性别异质性、年龄异质性与任期异质性对组织收入的影响均为正。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基金会应适当增加女性理事的比重,并鼓励女性理事建言献策;可以适当加大理事团队的年龄差距,支持年轻理事与年长理事积极沟通,互相取长补短;注意选用与现有团队的任期差异较大的理事,在延长理事任期方面更加谨慎。
(责任编辑 王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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