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10-25 作者:张宏亮,王靖宇,王淑霞 (北京工商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048) 作者简介:张宏亮(1974-),男,河北行唐人,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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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引言
管理层的信息管理行为是导致股票价格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由于盈余管理的隐蔽性特征,其成为了企业管理层对“坏信息”进行隐藏的手段,从而使得“好消息”和“坏消息”的披露出现非对称性(Jones,1991)。因此,管理层出于隐藏公司真实业绩为目的的盈余管理一直受到理论界的关注。
就盈余管理的动机来看,学术界普遍认为企业高管可能会出于薪酬和职位的考虑进行业绩粉饰行为(许年行等,2013),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及机制上的缺陷也给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创造了空间(黄文伴和李延喜,2010)。此外,管理团队的特征也是引起盈余管理的动因之一(Graham等,2005;陈德球等,2011;Demerjian,2012)。值得关注的是,CFO是整个企业中直接掌握会计信息形成的全过程的关键管理人员,其对于盈余管理的态度和动机会极大影响到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
那么,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是,CFO个人特征的差异是否会对公司的盈余信息质量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会产生哪些影响?另外,CEO的权力是否会对CFO的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相应的作用?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回答,不仅会丰富对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也将为完善公司治理、提高公司市场化水平提供借鉴和依据。<...
一、引言
管理层的信息管理行为是导致股票价格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由于盈余管理的隐蔽性特征,其成为了企业管理层对“坏信息”进行隐藏的手段,从而使得“好消息”和“坏消息”的披露出现非对称性(Jones,1991)。因此,管理层出于隐藏公司真实业绩为目的的盈余管理一直受到理论界的关注。
就盈余管理的动机来看,学术界普遍认为企业高管可能会出于薪酬和职位的考虑进行业绩粉饰行为(许年行等,2013),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及机制上的缺陷也给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创造了空间(黄文伴和李延喜,2010)。此外,管理团队的特征也是引起盈余管理的动因之一(Graham等,2005;陈德球等,2011;Demerjian,2012)。值得关注的是,CFO是整个企业中直接掌握会计信息形成的全过程的关键管理人员,其对于盈余管理的态度和动机会极大影响到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
那么,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是,CFO个人特征的差异是否会对公司的盈余信息质量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会产生哪些影响?另外,CEO的权力是否会对CFO的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相应的作用?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回答,不仅会丰富对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也将为完善公司治理、提高公司市场化水平提供借鉴和依据。
二、文献综述
所谓盈余管理,是指公司高管在会计准则范围内,将财务报告中的盈余信息调整到令他们满意水平的行为(Davidson等,1986)。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盈余管理的方式、动机及经济后果方面。关于盈余管理的具体方式,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Jones,1991),主要是指管理层提前确认收入或延期确认费用来提高公司当期盈余。但这种盈余管理的实质是将未来的盈余提前确认,很容易导致未来的盈余反转(程富和王福胜,2015)。Roychowdhury(2003)观测到另一种盈余管理方式——真实的盈余管理,并通过模型进行了度量。相比于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真实的盈余管理隐蔽性更强(Cohen 和Zarowin,2010),更难以被发现,而且会影响正常的经营决策,对未来期间的业绩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王福胜等,2014)。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盈余管理方式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这种方式只是改变了企业的盈余结构,不会改变企业的净利润(McVay,2006),即通过线上项目和线下项目的调整,增加永久性盈余,减少暂时性盈余(周夏飞和魏炜,2015)。这种盈余管理方式成本更低、隐蔽性更强,但在我国企业中是否普遍存在,学术界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后来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及其经济后果方面。动机方面,有研究表明,企业内部的以会计盈余为基础的分红计划是高管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所在(Healy,1985)。基于管理层防御理论,高管为避免被解雇从而确保代理权的稳定,有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Chava和Purnanandam,2016)。另外,债务契约(Frank和Goyal,2007)、深化与政府的政治关联(杜兴强等,2012)以及激励性的股利契约(DuCharme等,2004)也是诱发高管进行盈余管理的动因。关于盈余管理导致的经济后果,主要集中在特定经济业务方面。如企业出于IPO的目的,有较强的盈余管理动机推升股票的发行价格,但IPO之后,随着企业的持续经营,会计应计容易出现大幅反转,从而导致业绩严重下滑(Bebchuk和Fried,2003)。也就是说,公司在IPO前倾向于进行正向盈余管理,盈余管理程度越高,IPO后业绩下降幅度越大(陈祥有,2010)。此外,企业高管在股权再融资前也倾向于使用盈余管理以粉饰报告盈余,后期的利润反转也会引起业绩的下降(Ge等,2011)。
近年也有学者关注了管理团队的个体对盈余管理的影响,CFO作为管理团队的财务负责人,有能力也有动机对会计应计项目产生影响,自然会成为研究的重点方向。CFO自身要承担包括受托责任和经营责任在内的双重责任(杜胜利,2010)。一方面,CFO有责任将准确的财务信息传递给外部投资者,但另一方面,CFO会受到来自治理层特别是其直接上级CEO的压力(Feng等,2011),如果CEO有进行盈余管理的意愿,那么这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势必会对盈余管理产生复杂的影响。
综上所述,盈余管理的问题在委托代理公司治理模式下由来已久,以往对于盈余管理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但对管理者的异质性研究尚存不足。虽然有少数文章特别关注了CFO对于盈余管理的作用及后果,但也主要从宏观上分析了CFO对公司治理方面的影响及后果。关于CFO自身的特征对盈余管理影响的研究不够充分,鉴于盈余管理问题关系到我国的投资者保护建设以及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进一步深化对于盈余管理方面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假设的提出
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提高,企业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日益完善。但随着现代企业中两权分离程度的不断深化,委托代理问题也逐步凸显,为了缓解代理成本,现代企业基本采取了以薪酬为代表的物质激励和以职务晋升为代表的非物质激励相结合的激励机制。短期激励主要是基于会计盈余的分红计划,存在分红的情况下,企业高管存在通过粉饰业绩以谋求高额报酬的动机。长期激励以股票期权为主要形式,企业的盈余水平越稳定、越符合投资者和分析师的预期,就越有助于股票价格的稳定,也就越有利于满足高管的长期激励动机,因此,就长期激励来看,高管也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但根据Slien(1994)的心理契约理论,个体某些特质的差异以及这些特质向着成熟阶段不断发展,会修正其原有的决策。具体到CFO而言,高层梯队理论认为管理者在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心理素质、处事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到其所做的决策,从而会产生相应的经济后果(Hambrick 和Mason,1984)。我们认为随着CFO特征不断趋于成熟,会对以往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行修正。加之有研究表明,一旦高管因自身问题被解雇,其很难再被其他企业聘用。CFO会在通过盈余管理谋求高薪和晋升与解雇风险的关系中进行权衡,从而不断修正其盈余管理的动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CFO背景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
为了更加详细地刻画CFO的背景特征,本文选取了CFO的性别、任职年限、学历背景、专业水平、年龄及薪酬六个维度进行分析。
不同性别的高管会有不同的行事风格。总体而言,女性管理者更倾向于保守和稳健(Boden等,2000),与之相对,男性高管过度自信的倾向更加明显,其采取的财务政策更加激进(何威风和刘启亮,2010)。因此,女性CFO编制财务报表时选取的会计政策更加稳健,从而降低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a:
H1a:女性CFO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
任职年限刻画了管理者工作经验的积累程度以及对本职工作的熟悉程度,随着任职年限的提高,管理者对自己的工作及企业更加了解,从而可以帮助他们修正决策的误差。李晓玲等(2015)认为,高管的任职年限越长,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就会越低。同理,本文提出假设1b:
H1b:CFO任职年限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
较高学历的管理者通常有着更强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更倾向于从长远利益出发,做出更有利于公司的决策。Aier等(2005)的研究表明高管的学历水平与企业的财务会计政策的稳健性正相关,拥有较高学历的财务负责人发生财务报表重述的概率更低。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c:
H1c:CFO的学历水平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
从专业技术水平的角度看,CFO的专业水平越高,发生会计差错的可能性就会越低。CFO在财务方面的技术水平越高,其识别财务差错风险的能力就越强,发生财务舞弊的可能性就越低。Li等(2010)发现财务负责人的专业能力与财务部门的内部控制水平正相关。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d:
H1d:CFO的专业水平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
不同年龄的管理者的工作经验、对风险的态度及社会责任感均存在显著差异,从而造成行为选择的不同。Hambrick和Mason(1984)的研究表明,年龄大的管理者对待风险更为谨慎,倾向于选择风险较小的项目。何威风和刘启亮(2010)也有类似的结论,高管年龄与企业财务重述的概率负相关。年长的CFO在对待盈余管理的问题上通常会采取更加谨慎的做法,而年轻的CFO往往急于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在企业决策中更容易表现出过度自信,从而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e:
H1e:CFO的年龄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
委托代理问题是现代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为了缓解代理成本,企业普遍采取薪酬激励的措施(Lazear和Rosen,1981)。就CFO薪酬水平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而言,本文认为提高薪酬水平有助于抑制CFO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其内在逻辑是,薪酬作为一种有效的激励措施,能够提高高管的效用水平,而CFO进行盈余管理,除了出于自身职位稳定(蒋秋菊和李丹蒙,2018)、受到治理层权力施加的影响(韩立岩和李慧,2009)以及IPO(刘烨等,2013)等考量外,谋求高薪也是CFO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动机所在,较高水平的薪酬有助于缓解CFO通过盈余管理来谋求高薪的动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f:
H1f:CFO的薪酬水平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
通常情况下,CFO由CEO任命,且CEO权力对包括CFO在内的高管团队成员的薪资报酬、工作范围等方面都有显著影响(马连福等,2012)。因此,虽然CFO是财会工作的负责人,但CFO的某些财务决策会或多或少地受到CEO权力的影响。CEO的控制权衡量了公司执行CEO个人意见的能力(Finkelstein , 2002)。当CEO控制权较大时,公司的决策更多体现了CEO的意志(Sah和Stiglitz , 2016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CEO提出盈余管理要求,即使CFO和CEO意见不一致,面对CEO较大的控制权,CFO很可能会配合CEO的意愿进行盈余管理,也即CEO的权力弱化了CFO特征与盈余管理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CEO控制权的增加会抑制CFO特征与盈余管理程度的负相关关系。
四、实证设计与结果
(一)样本的选取
(二)关键变量的定义与度量
1.盈余管理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方式包括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为了对比这两类盈余管理方式的差异,本文分别采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度量企业盈余管理程度。
(1)应计盈余管理
在测度应计盈余管理方面有很多经典的模型,如De Angelo(1986)模型、Healy(1985)模型、Jones(1991)模型以及修正的Jones模型(Dechow等,1995)等,本研究采用了分行业、分年度的修正Jones模型来测度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具体如下:
其中,TA是总应计利润,用净利润减去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表示,△REV表示本年度营业收入净增量,PPE表示企业年末的固定资产净值,残差代表企业的正常性应计利润,以其绝对值表示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
(2)真实盈余管理
关于真实盈余管理的度量,本文参考Roychowdhury(2003)的方法,该方法主要考虑了三种盈余管理的方式:价格折扣、操纵酌量性费用、增加产量以降低生产成本。基于以上三种方式,本文主要通过企业实际经营现金流、实际生产成本和实际酌量性费用分别减去其对应的正常值,以其差额估计出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具体如下:
2.CFO个人特征
关于CFO个人特征的测度,本文参考了国内外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陈德球等,2011;Landsman,2012;Kim和Sohn,2013)并结合我国实际,主要采用了虚拟变量的形式进行测度。
(1)CFO性别。若为女性则赋值为1,若为男性则赋值为0。(2)CFO学历背景。若CFO取得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3)CFO任职年限。以CFO的实际任职年限进行测量。(4)CFO的专业水平。本文选用CFO是否取得注册会计师(CPA)资格或高级会计师专业职称这两个维度来测度CFO的专业水平,若满足两者中任意一项,即视为有较高的专业水平,样本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5)CFO年龄。以CFO的实际年龄进行测度。(6)CFO薪酬水平。以CFO实际从企业获取的年薪水平测度。
3.调节变量
本文选取CEO的控制权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在CEO控制下,CFO特征与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借鉴了王克敏和王志超(2007)的方法,通过董事长、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来测度CEO控制权的大小。若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样本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4.控制变量
为了增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控制了其他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变量,具体包括公司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A)、成长性(Growth)、是否增发新股(SEO)、独立董事人数(Ind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变量的具体含义及计算公式见表1。
(三)模型的建立
为了便于理解,本文所有模型中的CFO个人特征统一用CFOfea表示,所有的控制变量统一用Ctrl表示。
为了检验CFO特征与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构建了模型(6)和(7),分别检验CFO特征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回归模型如下:
模型(8)、(9)在模型(6)、(7)的基础上加入了CFO特征与CEO权力的交互项,来检验CEO的控制权对CFO盈余管理会产生哪些影响,从而验证假设2。
(四)实证结果分析
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组检验
为了初步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本文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具体结果见表2。从表2的结果来看,应计盈余管理(DA)和真实盈余管理(REM)的均值分别为0.0833和0.3532,这说明在企业间普遍存在着盈余管理的现象,而其标准差分别为0.3387和1.9842,说明在不同企业间,盈余管理的程度是存在差异的。此外,CFO的性别、学历背景等方面的特征的标准差在0.4上下,表明企业间CFO的相关特征同样存在差异,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样本。
2.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对模型(6)~(9)进行了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6。
表3从总体上检验了CFO特征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关系,回归结果表明,CFO的性别、学历背景、任职年限、专业水平、年龄、薪酬水平与盈余管理程度均呈负相关关系,且表3的回归结果都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第(7)列是把本文选取的全部CFO特征放入同一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CFO特征与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及显著性水平没有出现明显变化,从而验证了假设1。
为了对比CFO特征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差异,本文对模型(7)进行了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4。
对比表3和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相比于应计盈余管理,CFO个人特征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以CFO任职年限为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FO任职年限每增加1个单位,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下降0.041,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下降0.362。这印证了以往研究认为的在外部监管强度增加时,企业会更多地使用真实盈余管理的结论。
为了进一步研究在CEO权力干预的情况下,CFO的特征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CEO权力与CFO特征的交互项进行了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5~6。
通过表5的回归结果发现,CFO个人特征与盈余管理表现出负相关关系,在模型中逐步加入CEO控制权及其与CFO特征的交互项,其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在CEO控制权的影响下,CFO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从而成为CEO意志的执行者。以第(1)列为例,CEO控制权对CFO的影响程度每提高1个单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提高0.102,从而验证了假设2。
进一步地,本文试图进一步检验CEO权力对CFO特征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存在哪些影响,这些影响与应计盈余管理存在哪些差异。
通过表6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CFO的性别、学历背景、任职年限、专业水平、年龄、薪酬水平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与假设1保持一致。观察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相同条件下,女性CFO、教育背景的提高、任期的增长、专业能力的提高、年龄的增长、薪酬水平的提高分别会导致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下降0.018、0.228、0.107、0.042、0.052、0.010。在模型中逐步引入CEO权力这一调节变量后,增加了CFO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也即CFO迫于压力成为CEO意志的执行者,从而验证了假设2。
(五)进一步检验
进一步地,本文将样本区分为国企和非国企,以研究在不同产权性质下CFO的特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国企不仅是一个经济主体,更是一个社会责任主体,具有多元化的企业使命与目标,其市场化程度相对低于民企和外企等非国企,因此,在这两类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中,CFO的个人特征与盈余管理的强度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将在这部分进行探讨。限于篇幅,这一部分的回归仅采用应计盈余管理作为被解释变量。
表7和表8分别列示了国企和非国企样本中CFO个人特征与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对比表7和表8的回归结果发现,非国企样本中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水平和系数的解释力度均高于国企样本。我们认为原因可能在于国企不仅要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经济目标,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因此容易存在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另外在国企内部除薪酬激励外,实现职务上的政治晋升也对国企高管具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因此,国企的CFO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相对不是十分强烈,也即CFO特征与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相比于非国企而言不是十分显著。
(六)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替换变量。目前学术界应用较多的测度盈余管理的模型,除本文主回归采用的修正的Jones模型,还有Kothari等(2005)的绩效匹配模型,在稳健性检验这一部分,采用了Kothari模型测度盈余管理程度,回归结果显示CFO个人特征与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与显著性水平不存在明显变化,从而验证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第二,本文按照CEO控制权的强弱对回归结果进行了分组检验,即把样本分为CEO控制权较高组(CEOpow=1)和CEO控制权较低组(CEOpow=0)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表明CEO控制权较高组中,CFO性别、学历背景、任职年限、专业水平、年龄、薪酬与盈余管理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水平高于控制权较低组,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的假设,保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CFO作为高管团队的重要成员,其个人特征会对企业产生重要的治理后果。本文选取了2006~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CFO个人特征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就CFO在性别、学历背景、任职年限、专业水平、年龄和薪酬而言,CFO为女性、学历越高、任职年限越长、专业水平越高、年龄越大、薪酬越高的情况下,其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就越低;在考虑CEO控制权的背景下,受到CEO干预程度较高时,CFO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也会加强。进一步地,国企CFO特征与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相比于非国企而言不是十分显著。
本文的结论具有一定启示性。首先, CFO的个人特征会显著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那么企业有必要根据企业所处行业和发展阶段等,明确CFO的任职要求,强化CFO的知识能力体系,重视CFO任职人员的经验积累和财务专长,不断提高CFO的专业能力和企业财务管理能力;其次,本文的研究表明,CEO权力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这主要是由于CEO权力对CFO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导致的,因此,要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保持CFO的独立性;最后,优化监管机构监督、外部投资者保护等外部治理机制,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企业进行盈余操纵的空间和动机。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Characteristics of CFO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ZHANG Hong-liang, WANG Jing-yu, WANG Shu-xia
(责任编辑 杨亚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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