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11-03 作者:何威风1,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会计学院,武汉430073; 作者简介:何威风(1978-),男,湖北黄梅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巍2 2.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4) HE Wei-feng,LIU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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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盈余管理行为不仅影响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而且降低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一直以来备受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管理者是企业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和重大事项的决策者,对企业管理活动和组织生产有着巨大影响。已有研究基本认同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是由于管理者基于自身利益而进行的会计操纵活动,但这些研究并没有证实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会因为管理者而存在显著差异,只是将差异归属到公司治理因素,没有深入分析管理者对盈余管理决策的影响。这主要源于实证研究中无法完全控制可以观察到的公司特征因素以及未观察到的其他影响因素,难以直接验证管理者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
本文选择在上市公司间跳槽的管理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造管理者—公司配对面板数据,检验管理者是否会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系统影响。该方法并没有专门考察管理者可观察特征与公司某项决策之间的关系,而是分析管理者在不同公司任职的整体决策影响。其优点在于:考虑了管理者异质性,但无需具体分析管理者可观察特征就可以分析管理者对公司决策的影响;控制了公司特征效应,从而控制了外部环境对公司决策的影响和内生性问题。该方法由Bertrand和Schoar(2003)首先采用,通过同时衡量可观测和不...
盈余管理行为不仅影响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而且降低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一直以来备受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管理者是企业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和重大事项的决策者,对企业管理活动和组织生产有着巨大影响。已有研究基本认同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是由于管理者基于自身利益而进行的会计操纵活动,但这些研究并没有证实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会因为管理者而存在显著差异,只是将差异归属到公司治理因素,没有深入分析管理者对盈余管理决策的影响。这主要源于实证研究中无法完全控制可以观察到的公司特征因素以及未观察到的其他影响因素,难以直接验证管理者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
本文选择在上市公司间跳槽的管理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造管理者—公司配对面板数据,检验管理者是否会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系统影响。该方法并没有专门考察管理者可观察特征与公司某项决策之间的关系,而是分析管理者在不同公司任职的整体决策影响。其优点在于:考虑了管理者异质性,但无需具体分析管理者可观察特征就可以分析管理者对公司决策的影响;控制了公司特征效应,从而控制了外部环境对公司决策的影响和内生性问题。该方法由Bertrand和Schoar(2003)首先采用,通过同时衡量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管理者效应,为验证管理者影响公司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检验结论。之后多篇文献采用该方法研究了管理者对公司行为的影响(Bamber等,2010;Dyreng等,2010;Ge等,2011)。
我们以跳槽管理者为研究对象,分析管理者是否会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产生显著经济影响,即企业盈余管理中是否存在管理者效应。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中管理者会系统地对盈余管理行为产生影响,这是公司特征和市场特征所不能解释的。依据高层梯队理论,我们进一步研究了这种影响是来自于管理者的哪些人口背景特征。研究结果显示,管理者团队规模越大和年龄越高都有助于抑制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女性管理者比例高有可能更少地进行盈余管理,而管理者任职时间和学历则不会对公司盈余管理产生显著影响。
本文研究的主要贡献:首先,本文利用管理者跳槽事件,构建了管理者—公司配对面板数据,证实了管理者会系统影响企业盈余管理行为,这丰富了相关研究内容。其次,拓展了管理者变更的研究领域。已有管理者变更研究侧重于观察单一公司在管理者变更前后的业绩,本文则通过跳槽管理者,同时观察到管理者变更对两家公司的影响。最后,从管理者团队层面研究了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已有盈余管理行为主要集中在CEO等个人层面,本文侧重考察管理者团队特征,深化了高层梯队理论。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现象日趋增多,如何有效治理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不仅是会计理论也是公司治理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之一。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盈余管理研究将其视为公司代理问题在会计呈报上的反映,认为企业盈余管理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契约磨擦”和“沟通滞涨”,并从公司治理、公司财务特征、市场特征等多方面研究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然而,在众多影响因素中,盈余管理的公司治理影响研究最为广泛,如Bergstresser和Philippon(2006)、张祥建和郭岚(2006)、雷光勇和刘慧龙(2007)、Sánchez-Ballesta和García-Meca(2007)、Cornett等(2008)、Katz(2009)、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等对股权结构与盈余管理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王兵(2007)、Laux和Laux(2009)、黄文伴和李延喜(2010)等则集中分析了董事会独立性、董事会规模、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以及审计委员会等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前述研究不仅结论上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在此基础上通过完善公司治理进而治理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这表明,需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研究。
探究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既有盈余管理研究是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假设管理者是同质的和可以完美替换的,将盈余管理行为视为公司代理问题在会计呈报上的反映(雷光勇和刘慧龙,2006),并认为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差异主要源于公司治理因素上的差异。显然,传统的公司决策研究往往假设管理者是同质的,没有考虑公司中管理者的差异。只要两家公司面临相同的市场条件、影响因素以及技术水平,公司将会做出相同的决策。尽管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管理者有着自己的利益和处置权,可以改变公司决策和实现自己目标,但他们并不认为公司的差异是由管理者异质性引起的,而是归因于公司治理因素。因而,传统决策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管理者同质性假设前提与实际不符。
由于成长环境、教育背景、文化信仰等不同,管理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这导致他们的行为并不具有一致性。尽管,在盈余管理等研究中忽视了管理者的重要决策作用,但心理学的判断与决策理论(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JDM)早就关注到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并证实了决策者会对决策结果有影响。之后,由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则使决策者会影响企业决策结果的观点受到较多关注。相对于组织行为学中主要通过实验和问卷调查研究管理者对公司决策的影响,Bertrand和Schoar(2003)首次通过构造管理者—公司配对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了公司融资、投资以及经营活动中存在管理者效应,即管理者会影响公司重大决策。Bertrand和Schoar(2003)的研究为从资本市场方面、利用大样本检验管理者对公司决策影响提供了重要参考,之后出现了多篇文献采用这一方法研究公司决策行为中的管理者效应(Bamber等,2010;Dyreng等,2010;Ge等,2011;Yang,2012)。
从企业盈余管理的实施主体和目的来看,都与管理者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本文研究的问题是:管理者是否会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产生显著经济影响,即企业盈余管理中是否存在管理者效应。
1.样本选择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2003~2012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跳槽管理者数据根据上市公司年报手工整理得到,财务数据来自色诺芬(CCER)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在获得初始样本后,本文剔除了以下样本公司:同时发行B或H股的公司;金融保险行业公司;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缺失的公司;盈余管理数据无法获得的公司。为了控制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型变量进行了1%的Winsorize处理。
在现有文献中,不同研究领域对管理者定义存在较大差异。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实际情况,本文将根据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信息来界定本文的管理者。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管理者具体指:董事、监事、总经理(总裁)、副总经理(副总裁)、财务总监(或财务负责人)以及董事会秘书等。本文的管理者界定与何威风和刘启亮(2010)的定义是一致的。
3.盈余管理的度量
其中,t表示当期,t-1表示上一期;AT为公司期末总资产;TOC为公司经营利润减去经营活动现金流;△POR为公司t期与t-1期主营业务收入的差额;FAV为公司期末固定资产原值;△OBC为公司t期与t-1期应收账款的差额;NEM表示公司非操纵性应计数,已经过期末总资产调整;EM为公司盈余管理。
4.回归模型
本文建立的检验盈余管理中管理者效应的模型如下:
1.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由表2可知,由三个模型计算的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平均数分别为0.081、0.082、0.072,这与已有文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基本相似,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一定程度的盈余管理行为,但不同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控制变量方面,上市公司财务杠杆(CapitalS)平均数为0.562,债务水平偏低,表明债务融资普遍难度较大。获利能力(ROA)的平均数为0.034,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还有待提高。股权集中度(OwnershipC)的平均数为37.671,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控制人性质(ControllerP)平均数为0.667,表明本文所选择的样本公司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大约占67%。审计师意见(AuditO)的平均数为0.944,表明94.4%的样本公司获得标准审计意见。会计师事务所(Big4)的平均数为0.093,表明聘请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大约占9.3%。
2.管理者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综合表3至表7的结果,无论是在经济意义上还是在统计意义上,管理者都对公司盈余管理产生了显著影响。
3.稳健性检验
我们主要进行了三个测试,以检验前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首先,有些控制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这会影响管理者效应。为此,我们去掉控制变量,并对管理者效应重新进行检验,管理者效应依旧显著。
其次,分离“管理者—公司”后的管理者效应。前述管理者效应回归是依据管理者设置的虚拟变量,这可能会使管理者效应部分包含了公司特征效应。为此,我们从前文回归中分离管理者所在公司的影响,以获得更为纯粹的管理者效应。在此,以盈余管理为被解释变量,采用模型(5)对公司固定效应、年度效应以及其他控制变量进行回归,获得残差。之后,采用模型(6)分离“管理者—公司”效应。例如,如果管理者M由A公司跳槽到B公司,就设立两个管理者虚拟变量MA和MB,用模型(5)回归获得的残差对模型(6)进行回归。表8是分离“管理者—公司”后的管理者效应。由表8可知,在分离了“管理者—公司”后,盈余管理中的管理者效应依然显著,表明前述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最后,前述研究存在一个潜在问题是,所确认的管理者效应可能并不是持续性现象,而是管理者在某家公司任职期间的偶然事件,这将使研究结论不具有普遍性。例如,公司在一段时期有着较大的盈余管理行为,符合本文条件的管理者刚好在此期间成为该公司的成员,这就会形成管理者效应的随机事件。为检验前述研究结论是否由某些公司驱动,或者这些效应是否在管理者工作期间跨越多个公司存在,我们根据管理者跳槽前后,把所有得到的管理者固定效应划分为两个子样本,然后用管理者跳槽后的系数对管理者跳槽前的系数进行回归分析。具体说,在公司、年度固定效应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回归模型中估计公司—年度的残差,使得管理者固定效应留存在残差中,我们进而用第二家公司的残差对第一家公司的残差进行回归。表9列示了该回归结果,显示出三种盈余管理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述研究结论一致。另外,通过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未列示)可以看出,管理者跳槽后系数与管理者跳槽前系数的相关系数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这些均表明前述的管理者效应不是受某些公司因素等偶然事件影响的,而是管理者带来的,即管理者效应具有持续性。
上述研究已经发现管理者会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但不清楚是如何产生影响的。依据高层梯队理论,公司的战略决策过程及其绩效主要是由管理者的认知能力、感知能力以及价值观等心理结构决定的(Hambrick和Mason,1984)。管理者年龄、性别、教育以及任职时间等可以观察且可客观度量的人口背景特征与管理者的心理结构密切相关,因而,高层梯队理论主要通过管理者人口背景特征变量来研究管理者对公司的影响,包括预测公司的产出水平(Knight,1999)。为此,本部分也将采用管理者人口背景特征变量研究管理者哪些特征可以用来解释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本文先是将管理者特征各个变量分别进行回归,之后再将所有管理者特征变量放入模型进行回归。表10、表11、表12分别是由基本Jones模型、修正Jones模型以及Kothari模型所得盈余管理回归的结果。可以发现,管理者规模(MagerN)、管理者年龄(MagerA)和管理者性别(MagerS)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管理者任职时间(MagerT)和管理者学历(MagerE)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
管理者规模(MagerN)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管理者团队人数越多,公司盈余管理会显著减少。其中的原因可能为:规模大的管理者团队提供了来自不同背景的管理者,这些管理者可能有着差异性的观点和经验,这将为公司提供更多资源,管理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因而会更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管理者决策的科学性(Haleblian和Finkelstein,1993)。虽然盈余管理可以使管理者获得一定收益,但会损害公司价值,并对管理者声誉造成长期不利影响,理性决策的管理者会理解盈余管理的不利后果,这将有助于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
管理者年龄(MagerA)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管理者年龄越大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小。人力资源理论认为,管理者决策水平和风险态度与其年龄有着较大关系。年龄大的管理者往往有着丰富的经验、考虑问题全面、处事老练,风险偏好保守;而年轻管理者往往精力充沛,表现出较强的创新精神,思维敏捷导致快速决策,这可能会有着较大风险。Prendergast和Stole(1996)研究证实管理者年龄差异表现出不同行为,年轻管理者急于求功可能导致其决策时过于自信,行为较为激进;相反,年长的管理者往往不愿意承担声誉的毁坏,在做决策时更倾向于遵循已有行业标准或历史经验,行为较为保守。Hambrick和Mason(1984)则在动态考察不同年龄阶段管理者行为时发现,管理者认知能力、知识结构以及变通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同时,对变化的抵制倾向日趋明显,决策信心下降显著。这些变化导致年轻管理者决策较为激进,而年长的管理者则较为保守。何威风和刘启亮(2010)研究发现,管理者年龄与公司财务重述显著负相关,表明年龄大的管理者较少采用财务重述这类激进会计政策。
管理者性别(Mager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管理者女性比例越高,公司发生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低。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管理学研究发现,决策者的道德水平、风险态度以及信息处理能力等存在较大差异。例如,Hinz等(1997)、Bajtelsmit和VanDerhei (1997)等对不同性别人的投资行为和个人退休金资产分配进行研究,结果证实男性和女性风险偏好存在差异。Peng和Wei(2007)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现象更容易出现在男性管理者群体中,他们决策错误的概率也相对较高。在伦理文献中,女性往往表现出“很强的道德特征”,这使女性比男性存在较少伤害别人和更多关心别人(Bernardi和Arnold,1997)。因而,女性一般被预期更多遵守社会规则,而男性被预期独立性较强(Beu等,2003)。Ameen等(1996)证实了在审计领域不同性别人道德观念的差异,他们发现男性审计师更可能忽视客户利益而偏离GAAP(一般公认会计准则),更可能接受不道德行为。此外,Adams和Ferreira(2009)发现董事会监督作用和公司治理效率都与董事会中女性比例显著正相关。依据上述分析可知,管理者女性比例越高,公司发生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低,而本文的结果也证实了上述观点。
管理者任职时间(MagerT)和管理者学历(MagerE)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管理者任职时间不会影响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管理者学历也难以影响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这可能是因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理念还有待深入,治理结构也还在完善之中,管理者任职时间和学历发挥积极作用还处于发展之中。
如何有效治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不仅备受理论界关注,也是资本市场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已有盈余管理研究往往假设管理者是同质的,忽略了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中的人的因素。这一假设前提明显与现实不符,不仅使得盈余管理研究难以获取一致的结论,也使得其现实意义大打折扣。本文基于管理者异质性,首先借鉴Bertrand和Schoar(2003)方法,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中存在管理者效应,这表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与管理者有着重要关系。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会受到团队规模大和年龄高的管理者约束,女性管理者比例高有可能更少地进行盈余管理,而管理者任职时间和学历则不会对公司盈余管理产生显著影响。
本文基于管理者异质性研究了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突破了传统盈余管理研究的视角,为治理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以往的盈余管理治理模式侧重于委托代理理论,主要是构建完善的公司治理来抑制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为。本文的研究表明,仅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不足以抑制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为,还需要考虑管理者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如果缺乏对管理者因素的关注,是无法解释为何看起来有着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公司会出现盈余管理行为。为此,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首先,上市公司应关注不同类型的管理者,构建合理的管理者团队,确保公司管理层内部形成良性竞争的环境,从而形成相互制衡的监督机制。其次,政府监管部门可以考虑设立相应的制度法规。例如,规定最小高管团队规模,以防止管理者团队沦为个人牟利的工具。第三,注册会计师在审核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时,不仅要遵循相应的审计准则,也要关注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组成架构,并考虑其对公司盈余报告的影响。因此,在治理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中,除了需要构建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还需要关注管理者团队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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