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是1953年9月18日担任财政部长的，那时他是政务院副总理、中财委二办副主任兼财政部长，1954年9月离任。小平同志在财政部的时间虽不长，但很使我们留恋，有几件事现在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按毛泽东思想编制国家预算

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非常尊重。这主要表现他善于把毛泽东同志对财政问题的指示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做出正确的决策。我记得1953年12月财政部开始编制1954年国家预算草案时，一天，邓小平同志在百忙中特意找到我，问道：毛主席对财政工作有过什么重要指示？我想了想回答说：毛主席对财政工作有不少指示，财政部还编印了一个小本本。在编制预算方面概括地说主要是三句话：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他听后，沉思了一下，坚定地说：这三句话说得好！打明年的预算，就按这个方针办。后来，我们按照他的指示，编制了1954年预算收支计划。1954年6月，邓小平同志向中央人民政府所作的《关于195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提出“必须把国家预算建立在可靠的、稳妥的基础上”，并且执行的结果要力争“达到收多于支和有相当的后备力量”。同时，还传达了毛主席“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的指示。这一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是，总收入为262.37亿元，超过预算的13.15%，总支出为246.32亿元，完成预算的98.74%，收支相抵，结余16.05亿元，日子过得不错。所谓日子不错，就是人民银行，把财政结余贷给工商企业特别是商业，补充了流动资金，缓解了1953年的资金紧张局面。

明确责任的几句话

那时候，小平同志除了有紧急事情临时找我们党组几个人谈话外，平时大体每星期听一次副部长们的汇报。当时正是1953年夏季财经会议以后，财政部大多数干部都比较谨慎小心，小平同志察觉了这一点。有一次部办公会议，他说了这样两句话：不要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今天同你们约法三章：我到财政部工作，决策方面主要靠你们反映情况。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对了，我决策错了，这个错误责任由我负，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错了，我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作了错误的决策，这个错误你们负责。这两句话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上作了一个准则性的回答。由于权责分明，使得下面同志的工作好做了，也大胆了。自那以后，我们每个副部长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反映情况，都是很谨慎的，很负责的，从不敢随随便便，但心情却是舒畅的。此外，小平同志听汇报时，总是要求反映情况真实、确切，数字明白、清楚，反对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教育。

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严肃态度

小平同志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是很严肃的。他曾多次跟我们说：人家批评我们财政部，如果批评对了，我们就要接受。如果批评得不对，我们就要及时作解释，弄个水落石出；不要因为人家批评得不对，你不作解释，等到问题成堆，有朝一日和你算总帐的时候，你就无法搞清。那时候，因为业务关系，有些和我们很熟的同志，有时在往来交涉事务中，不免相互开些玩笑，说些相互批评甚至挖苦的话，但如被小平同志知道，他就追问。我记得有两件事，他知道后，追问得很认真。他问我，他们究竟为什么这样批评，批评得对不对？叫我们查明真象，弄清事实，再报告他。后来，当我跟他说，我们平时关系是好的，这些话只是随便讲讲，并没有其他意思，他就不再提了。

了解干部，爱护干部

1953年小平同志担任财政部长后，提出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即：（一）预算归口管理；（二）支出包干使用；（三）自留预备费，结余不上缴；（四）控制人员编制；（五）动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六）加强财政监督。以后的实践证明，这六条方针是正确的。但那时我对第三条后半句，即结余不上缴，有些不放心，怕给地方各单位留多了影响中央预算。小平同志看出来了，一次，党组讨论和征求对六条方针的意见时，在座的六位副部长有五位都说赞成，小平同志问到我的时候，我就如实地把我的意见讲了，说有半条不通。小平同志立即说，我就知道你有些想不通。在战争年代，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约八年，他知道我的脾气，凡我想不通的问题，从来是向领导说心里话，不说假话，而且是不会马上改口的。不过一经会议或领导决定，我就坚决执行，不讲二话。

还有一件事，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1953年夏季财经会议上，我受了批评，情绪有些消沉。小平同志到财政部后，看出了这个问题。有一次，他对我说，子和，我看你受了批评以后，好象有些消极，抬不起头来，这可要不得，要挺起腰来，继续做工作，不能垂头丧气，一消极就不好了。小平同志这些劝勉、鼓励的话，语重心长，表现了他对下级干部的爱护之情，使我深受感动，永志不忘。

（本文作者戎子和，历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书记，财政部代部长，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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