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2014～2021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探讨了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企业税务合规及税务管理水平对政策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增加了企业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雇佣，在企业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税务合规性降低或税务管理水平下降的情况下该政策效应会减弱。机制检验发现，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财务风险是增值税留抵退税促进企业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雇佣的途径。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引起的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价值。本文拓展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影响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的理论视野，为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以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提供了政策借鉴。

关键词：增值税留抵退税；劳动力技能结构；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税务合规；税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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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对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极具重要性。为助力企业扩大投资、引进人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从2012年起逐步推行减税降费，2018年开始实施大规模、实质性减税降费政策。同年6月，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2018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退税额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70号），首次大范围改革了增值税返还机制，对企业待抵扣进项税额予以实质性退还，为减轻企业负担、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提供了有力支持。

已有研究为该政策的积极效应提供了较多证据，例如激励企业增加投资（吴怡俐等，2021）、促进研发创新（蔡伟贤等，2022）、改善企业短贷长投行为（谢雁翔等，2022b），以及促进企业风险承担（吴怡俐等，2021）等。在劳动力投资方面，已有研究发现该政策能增加企业劳动力雇佣规模（陈宇等，2024；何慧华等，2024）。但是，从现有文献来看，相关研究主要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视为政府与企业间的资源转移，忽略了政策红利在企业内部传导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一方面，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引发内部人利益侵占（Jensen和Meckling，1976），使税收优惠沦为管理者的私有收益。在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较严重的企业中，管理者对现金资源的滥用将挤出企业的用工投入和人才投资，使留抵退税的实施效果偏离其政策初衷。另一方面，税务合规是完善企业治理结构、防范税务风险的关键机制（李旭红，2025），企业的税务合规性与税务管理水平将影响税收公平和资源配置，并最终影响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能否促进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其政策效应是否受企业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以及税务合规与税务管理水平的影响？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不仅能回应企业人才需求的现实关切，而且对进一步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使其更好服务于“人才链”建设，进而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为系统性考察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影响，本文基于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进行实证分析。该政策可视为对企业的外生现金流冲击，通过构建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模型，本文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雇佣，并且该政策效应受到企业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企业税务合规和税务管理水平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财务风险促进了企业劳动力技能需求的实现。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引致的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价值。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区别于以往文献中税收激励通过资本与劳动要素的互补关系影响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作用机制（刘啟仁和赵灿，2020；李逸飞，2023），本文基于劳动经济学相关理论，探讨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降低财务风险进而促进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的影响路径，拓展了税收激励与企业劳动力投资的相关研究。

其二，以往文献大多仅关注留抵退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积极作用（岳树民和肖春明，2023；张同斌和刘文龙，2024），忽略了留抵退税引起的现金资源增多可能为内部人谋取私利创造条件，在代理问题较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政策效果扭曲。本文将代理理论引入政策效果分析，为理解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影响增值税留抵退税的政策效应增加了新的认识。

其三，以往研究留抵退税政策效果的文献尚未关注企业税务合规与税务管理水平的影响。实践中，企业税务合规和税务管理能力可视为制度合法性资本，会影响企业的政策响应能力与市场信任度（李旭红，2025），并最终影响税收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将企业税务合规与税务管理水平纳入分析框架，揭示了其引起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执行偏差的理论机制，能够为加强税务合规管理制度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二、制度背景与文献综述

（一）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制度背景

我国在1994年的税制改革中明确了增值税结转抵扣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134号）第四条规定，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时，其不足部分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在企业实际生产经营中，价格管制导致的价格倒挂、季节因素、生产周期等原因使得留抵税额规模增长（刘怡和耿纯，2018）。留抵税额的增加对宏、微观经济发展具有负面影响。在宏观层面，留抵税额相当于政府债务，会增大财政压力和金融风险；在微观层面，留抵税额“沉淀”在企业财务报表中，不仅减少了当期现金流，也提高了资本成本，会阻碍企业投资和创新发展。

2011年以来，我国陆续在集成电路企业（财税〔2011〕107号）、部分化工产品生产企业（财税〔2014〕17号）和部分飞机制造企业（财税〔2016〕141号）试行增值税留抵退税。但2011～2017年的政策覆盖面较小，影响相对有限。2018年，财政部联合税务总局发布《关于2018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70号文），对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和电网企业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予以退还，当年一次性退税总额达到1 148亿元。2019年4月，《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将增值税留抵退税的试行范围扩展至全行业，首次建立普遍性增量留抵退税制度，但仅允许符合条件的纳税人退还增量留抵税额的60%。2019年8月，《关于明确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84号）对4类先进制造业放宽限制条件，并实施增量留抵税额全额退还。2021年4月，《关于明确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5号）进一步将先进制造业扩展至9类。2022年4月，《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4号）将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6类重点支持    行业。

随着留抵退税政策逐步完善，增值税中性的制度优势日趋明显，能够缓解企业税负，为劳动力投资提供支持。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为研究留抵退税对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影响提供了有利的实验环境。一方面，这项宏观财税政策对微观企业构成了外生现金流冲击，且明确的试点行业能够提供干净的实验组和控制组。另一方面，相比此前的小范围试点，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力度更大、覆盖面更广、边际影响更显著。据此，本文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展开实证研究。

（二）税收激励与企业劳动力投资相关研究

税收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劳动力雇佣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增值税方面，部分学者考察了我国的增值税转型对就业规模的影响（聂辉华等，2009；刘璟和袁诚，2012；王跃堂和倪婷婷，2015；Cai和Harrison，2021）。以往的增值税改革政策具有较强的固定资产投资导向，由于物质资本对其他生产要素具有替代效应，会导致企业更多地用机器设备替代人工，从而对劳动力需求和就业产生负面影响（Cai和Harrison，2021）。相比固定资产投资导向的税收激励政策，留抵退税政策为企业提供了规模更大、更直接的现金流支持，并且资金使用方向不受限制，因此不会直接改变要素相对价格和企业的要素投入偏好，其对企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取决于企业退税资金的投向。

企业获得的退税资金相当于一笔额外的现金流入，既可用于固定资产的更新改造，也可用于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优化。以往文献主要关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岳树民和肖春明，2023；张同斌和刘文龙，2024）、固定资产投资（刘金科等，2020；吴怡俐等，2021）、研发投入（崔惠玉等，2022）、就业规模（崔小勇等，2023）、人力资本升级（李逸飞，2023）等。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关注留抵退税可能引起的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企业税务合规及税务管理水平对政策效果的影响，本文将对此进行考察，以期为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微观效应研究提供有益补充。

（三）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表明，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受自身融资约束状况和风险水平的影响。

一方面，融资约束会影响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企业雇佣劳动力会产生一系列成本，包括搜寻、筛选与培训的成本（Oi，1962）。在劳动力市场中，技能水平越高的劳动力供给越少，相应的搜寻、筛选、培训的成本也越高（Blatter等，2012）。同时，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推动下，高技能劳动力能够更好地匹配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型生产方式与组织结构，促进生产率大幅提升（何小钢等，2019），这使得高技能劳动力的市场需求上升，相应地，企业需要为高技能劳动力支付一定的“技能溢价”（Acemoglu，2002）。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作用下，高技能劳动力的雇佣成本和调整成本要高于低技能劳动力（Ghaly等，2017），因而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雇佣更依赖于充分的外部融资（Kim等，2024）。以往研究表明，企业存在融资约束时，由于难以补偿高额的劳动力支出，往往会降低高技能劳动力的雇佣规模，导致人力资本“降级”（Campello等，2020），反之，企业融资状况的改善则能够释放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引起人力资本“升级”（Fonseca和Doornik，2022）。

另一方面，财务风险也会影响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企业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越大，其劳动力调整成本越高、调整灵活性越低（Ghaly等，2017）。劳动力固化带来高额且固定的工资成本，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企业的经营杠杆，会增大经营利润的波动性，致使企业风险上升（Donangelo等，2019）。Baghai等（2021）认为，相比低技能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失会导致生产率下降和企业价值受损，因而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依赖会增加经营脆弱性，并且加大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风险。为了将企业风险限制在可控范围内，企业雇佣的高技能劳动力越多，往往越倾向于采用低风险、保守的财务策略（Ghaly等，2017；Baghai等，2021），与之相对应的是，财务风险较高的企业可能会降低工资支付，并且缩减高技能劳动力雇佣规模（Campello等，2020）。

综上所述，融资约束和财务风险是影响企业高技能劳动力雇佣的重要因素，而增值税留抵退税则可能通过改变融资约束程度和财务风险影响企业的劳动力技能结构。

六、结论和启示

本文基于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外生冲击，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该政策对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雇佣。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企业税务合规和税务管理水平是影响该政策效果的重要调节因素。机制分析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以及降低财务风险来促进企业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雇佣。经济后果层面，增值税留抵退税引起的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价值。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启示：

第一，持续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本文研究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作为减税降费的重要抓手，能够为企业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提供政策支持，促进高质量就业。建议在后续的政策实践中，进一步拓展政策覆盖面、推进增量存量留抵并退。企业可通过税务与人力资源的跨部门协作，评估留抵退税带来的现金流改善空间，同步制定人才招聘计划，将政策释放的资金优先配置于高技能岗位，避免资金沉淀于低效领域。融资约束较紧、人才缺口较大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应转变将留抵退税视为现金流补充的短期视角，将其作为推动劳动力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杠杆，从而畅通资金链和人才链，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二，加强企业内外部治理，完善退税资金监督机制。本文研究发现，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将削弱增值税留抵退税的政策效应。为此，企业应完善管理层监督机制，提高内部治理效率，可将退税资金纳入专项管理账户，防止自由现金流滥用导致的政策效应衰减。监管部门需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培育机构投资者等外部监督力量，通过内外部治理机制的互补协同提升公司治理效能，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减少管理者利益侵占行为，使留抵退税的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企业价值。

第三，推进税务合规建设，提高税务管理水平。本文研究发现，企业税务合规和税务管理水平将影响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效率。为此，企业可将税务合规纳入内部风险管理框架，同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通过内部制度优化与外部专业赋能相结合，提升税务合规管理效能。税务部门应规范退税流程和加强退税监管，运用新技术推进税收征管改革，促进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与税收工作深度融合，改善税收执法效率。对于重点行业和企业可开展专门指导，加强政策宣传和咨询工作，确保政策红利直达企业。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每家企业实际获取的留抵退税金额难以统计，本文未能直接检验企业留抵退税规模对企业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雇佣的影响。后续研究可使用更加精确的留抵退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获得更为可靠的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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