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价值链减排和避免排放是公认的企业贡献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两种路径。本文结合案例剖析这两种减排路径的作用机理以及协同点和矛盾点，同时基于三重底线理论阐述矛盾点成因并探讨其化解之道。本文希望在通用气候信息披露规则以及科学碳目标设定指南之外，提示企业制定产品维度减排战略（围绕产品碳足迹和避免排放的气候战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关键词：价值链减排；避免排放；产品碳足迹；三重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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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研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实现1.5℃控温目标和与之相适应的全球净零排放目标的主要路径。而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在落实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中存在三种典型路径：价值链减排、通过提供解决方案避免排放（以下称避免排放）以及为价值链外的气候变化减缓项目等提供融资（NZI，2020；WBCSD和NZI，2023；叶丰滢和黄世忠，2025；王鹏程和黄世忠，2025）。其中，价值链减排和避免排放需要企业制定清晰的气候战略甚至转变商业模式(黄世忠和叶丰滢，2023；黄世忠和王鹏程2024；黄世忠，2025)。本文结合案例分析这两种减排路径的作用机理以及协同点和矛盾点，阐释矛盾点的成因并探讨可能的化解之道。

一、两种减排路径的作用机理

（一）价值链减排路径的作用机理

价值链减排是指企业采取措施减少自身经营和上下游价值链的温室气体排放。衡量企业价值链减排绩效的关键业绩指标包括组织温室气体排放（以下称组织碳排放，包括范围1、范围2和范围3排放）和产品温室气体排放（以下称产品碳足迹）。二者都属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存量核算，都基于全价值链的视角，但锚定的对象层级不同，前者锚定组织层级，后者锚定解决方案（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层级，表1简单解析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

由表1可知，由于产品碳足迹核算按生命周期评估（LCA）遵循归因法（即按特定产品生命周期中与产品及其功能实现直接关联的过程归因碳排放），按照《温室气体规程：产品生命周期核算和报告标准》确定的“材料获取和预加工→生产制造→分销和存储→使用→寿命终止”这五个通用的生命周期阶段，其核算结果一般对应着组织碳排放中能够归因至特定产品的范围1、范围2和范围3排放。其中，范围1和范围2排放大多能够归因至特定产品，而范围3排放中能够归因至特定产品的类别通常包括：类别1购买商品和服务排放、类别4上游运输及配送排放、类别5运营中产生的废物排放、类别9下游运输及配送排放、类别10销售产品加工排放、类别11使用已售产品排放、类别12已售产品报废处理排放等①。

因此，组织碳排放与产品碳足迹之间的数学关系可以被描述为：组织碳排放近似等于所有产品碳足迹之和加上无法归因至产品的排放（以下称其他排放）。计算公式为：组织碳排放=范围1排放+范围2排放+范围3排放=Σ产品碳足迹+其他排放（公式一）。

由公式一可知，为实现价值链减排（即减少组织碳排放），企业在进行气候战略设计时可以从两个方向入手：一是从组织碳排放入手，在核算范围1、范围2和范围3排放的基础上，识别排碳热点，针对性制定减排战略。二是从产品碳足迹入手，一方面通过核算产品碳足迹细化组织碳排放核算的颗粒度，协助上述第一种策略的推进；另一方面在核算产品碳足迹的基础上，识别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排碳热点，针对性制定减排战略，通过减少产品碳足迹（同时控制其他排放的增加），减少组织碳排放。

（二）避免排放路径的作用机理

避免排放出现在企业提供的解决方案具有与市场上现有其他产品相同或类似的功能但温室气体排放显著减少的情况下。根据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2025年7月发布的最新一版《避免排放指南》，避免排放是指实施特定解决方案情景下的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以下称解决方案排放）与未实施该解决方案情景下的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以下称参照情景排放）的预估差异（WBCSD，2025；黄世忠和叶丰滢，2025a），计算公式为：避免排放=参照情景排放－解决方案排放（公式二）。其中，参照情景指的是不存在特定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最可能发生的状况；解决方案可以指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如节能绝缘材料、塑料回收利用），也可以指某个项目或创新技术（如降低能源需求的某个倡议或一项技术）。实践中，对于未实施的解决方案，参照情景排放通常基于市场上现有同类解决方案的整体状况估计，解决方案排放即预估的拟议方案的产品碳足迹②；对于已实施的解决方案，参照情景排放通常基于反事实地虚构不存在特定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市场上同类解决方案的整体状况估计，解决方案排放即现有该解决方案的产品碳足迹。

由公式二可知，只要避免排放为正数，每一数量单位流向市场的解决方案都将帮助经济社会避免排放。当能够产生重大避免排放的创新性低碳解决方案大量流向市场，规模性的经济社会避免排放效应将就此诞生。但值得注意的是，避免排放本身有衰减效应。基于某种低碳技术的解决方案在进入市场的初期避免排放效应最大，但随着技术普及和市场发展，避免排放效应将因为参照情景的变化和参照情景排放的下降而回落。鉴于此，为实现持续的避免排放，企业制定气候战略时，应当注重持续地进行低碳研发投入，同时对避免排放开展动态甚至实时的评估核算。核算时，首先获取准确数据对拟议方案生命周期各个环节（包括设计和选材、生产制造、能源结构、运输、使用、寿命结束等）进行建模并计算排放，其次基于可信假设和可靠模型构造参照情景并计算参照情景排放，而后动态比较不同拟议方案的避免排放水平，最后基于碳影响规划减排行动，支持具有重大避免排放的创新性低碳解决方案迅速规模化③。

二、两种减排路径的协同点

由公式一和公式二可知，价值链减排和避免排放这两种减排路径有一个协同作用点，即产品碳足迹。因此，减少产品碳足迹既有助于减少组织碳排放，也有助于增加避免排放，这为部分企业同时从两种路径上推进减排提供了切入点。

以苹果公司（以下称苹果）为例。表2列示了苹果2020~2024年产品碳足迹和组织碳排放的情况。由于苹果产品的生产制造全部采用外包模式，其所有产品碳足迹之和近似等于组织范围3排放（其他范围3排放相对于产品碳足迹之和不重要），也近似等于组织碳排放（范围1和范围2排放之和相对于范围3排放不重要），这决定了其从产品碳足迹入手推进价值链减排能够取得显著成效。由表2可知，在2020~2024五年间，苹果的产品碳足迹减少了约35%，组织碳排放同步减少了约32%。

表3列示了苹果2024年产品层面的避免排放和组织层面的避免排放，表4列示了苹果2020~2024五年间组织层面避免排放的变化情况。2024年苹果销售产品层面的避免排放合计约3 870万tCO2e，参考同年苹果产品碳足迹的和1 450万tCO2e（见表2），参照情景排放约为5 320万tCO2e，是其产品碳足迹和的3.7倍。而且苹果产品相对于市场上同类产品在避免排放上的相对优势，在2020~2024这五年间伴随着苹果产品出货量的增加和销售收入的增长而持续扩大（年度避免排放增加了1.73倍）。由此可见，从产品碳足迹入手的减排战略使得苹果在实现组织碳排放下降的同时也具备了避免排放的相对优势。

以苹果2024年推出的净零排放产品Mac mini为例，其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都以减少碳足迹为核心目标进行详细规划：（1）设计和采购：使用的原材料中可回收材料的比例超过50%。（2）生产制造：外壳通过高效的冲击挤压工艺制成，比上一代产品减少了85%的铝。（3）包装和运输：使用100%纤维包装，包装体积比上一代产品减少35%；运输过程优选低碳运输方式，超过一半的Mac mini从最终组装到下一个目的地采用了非航空运输的方式。（4）使用：生产过程电力全部来自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范围内投资清洁能源项目覆盖产品使用过程排放；重新设计Mac mini芯片的供电和散热结构，提高能源效率。（5）可回收：简易化电池拆卸，方便维修或回收。纵向看（价值链减排角度），2024版采用Apple M4 Pro芯片的512G Mac mini比2023版采用Apple M2 Pro芯片的512G Mac mini的产品碳足迹减少200kgCO2e；横向看（避免排放角度），Mac mini系列产品较之苹果自定义的参照情景（一切照旧情景④），避免了超过80%的排放（苹果未披露该产品避免排放的绝对值）。

根据本文对苹果环境进度报告披露信息的统计，苹果以iWatch为切入点打造第一款零碳产品和第一种零碳产品类别，至2024年，iWatch系列21款产品已经100%实现净零排放或负排放（2024年包含iWatch在内的苹果可穿戴设备、家居和配件类别的收入占比9.46%）。其他产品系列的减排情况如下：Desktop系列35款产品86%实现净零排放或负排放、Laptop系列21款产品57%实现净零排放（2024年涵盖Desktop和Laptop两个系列的Mac类别的收入占比7.67%）；iPad系列24款产品33%实现净零排放（2024年iPad类别的收入占比6.83%）；iPhone系列28款产品21%实现净零排放（2024年iPhone类别的收入占比51.45%）。营业收入占比不高的iWatch系列产品实现净零排放的比例最高，营业收入占比最高的iPhone系列产品实现净零排放的比例最低，可见苹果从小处着手的思路⑤。随着越来越多的产品和产品系列趋近零碳、达到零碳甚至负碳，苹果产品的绿色属性得到强化，凸显从产品碳足迹切入的减排战略能够在两种减排路径上为实现全球净零排放目标作贡献。

三、两种减排路径的矛盾点

由公式一和公式二可知，价值链减排和避免排放这两种减排路径存在一个潜在的矛盾点。当产品碳足迹的减少小于无法归因于产品的其他排放的增加时，组织碳排放将无法随着产品碳足迹的减少而减少，无论此时企业的解决方案是否产生以及产生多大的避免排放。

这种情况常见于一些处于低碳解决方案扩张期的企业。当企业将资源和能力聚焦于规模化能够产生重要避免排放的低碳解决方案时，通常将发生增量的材料采购、生产制造、运输以及投资，增加其他排放（主要是其他范围3排放），从而带来组织碳排放的增加。换言之，避免排放越大的企业如果产品销量越好，其价值链减排可能越困难，这给一部分企业带来困扰。

以特斯拉为例。表5列示了特斯拉2020~2023年避免排放、产品碳足迹和组织碳排放的相关数据。首先，从避免排放的角度，如果采用前瞻性基础，在销售当年评估产品生命周期的避免排放，单辆特斯拉电动汽车生命周期的避免排放约51tCO2e（2023年数据）~55 tCO2e（2022年数据）⑥。以2023年度特斯拉190万辆左右的出车量测算，仅2023年销售的电动汽车生命周期避免排放将达到近1亿tCO2e。如果采用年度基础，逐年评估避免排放，特斯拉产品（包括电动汽车、储能设备、太阳能板等）的年度避免排放，从2020年的500万tCO2e增长到2023年的2 000万tCO2e，增加了3倍，4年累计避免排放达4 680万tCO2e。其次，从价值链减排的角度，特斯拉从2020年开始对截至当时交付量最高的电动汽车产品Model 3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2022年扩展到Model Y；2021年开始核算组织碳排放（但当年范围3排放仅核算类别11使用已售产品排放），2022年开始完整核算组织碳排放。其间，特斯拉采取了一系列价值链减排行动：通过建造设计更高效的工厂、生产本地化、加大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改进电池生产工艺等方式减少自身工业流程的碳排放；通过直接采购、供应链垂直整合和本地化、供应商参与以及利益相关者参与等方式促进供应链减排（叶丰滢和张晞，2025）。上述行动使得2020~2023年特斯拉的产品碳足迹（以每英里计算）减少了34%⑦，但同期的产能扩张（包括更多的新工厂建设、无法归因于产品的采购等）仍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组织碳排放的增加。在其完整核算组织碳排放的2022~2023年间，特斯拉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了19%，组织碳排放也增加了约20%⑧，主要由范围3类别1购买商品和服务排放的增加所致。 

由于生产销售高避免排放的解决方案，特斯拉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收获了为经济社会减排作贡献的正外部性，但在这一发展阶段价值链减排却演变为不可能的“第三角”。这或许也是特斯拉迟迟没有制定有关价值链减排的科学目标和计划的原因。相比之下，苹果之所以能够做到在两种减排路径上双丰收，是因为其在低碳转型的道路上走得早也走得久。苹果和特斯拉的组织碳排放都具有范围3排放占比超高的特点。对特斯拉而言，范围3排放中占比最大的是类别1购买商品和服务排放，这与特斯拉供应链中最大的单一排放源——汽车电池有关。根据特斯拉影响力报告的观点，受制于目前汽车电池的回收工艺水平，电池生产制造不论采用哪一种技术路线，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严重依赖初级原料的开采，这导致特斯拉在产能扩张期很难控制范围3类别1购买商品和服务排放的增长。而对苹果而言，范围3排放中占比最大的是类别1购买商品和服务排放和类别11使用已售产品排放，前者与苹果供应链中产品生产制造过程有关，后者与苹果产品使用过程有关，二者最大的单一排放源是电力。苹果早在2015年就完整核算并披露了三个范围的组织碳排放（其中，范围3排放的核算覆盖了供应链和产品使用等关键类别，对比特斯拉完整核算组织碳排放的时点2022年早了7年），此后不断迭代完善核算体系并相应开展了供应商清洁能源计划、供应商能效计划、产品使用清洁能源计划、低碳设计和可回收材料使用等关键减排行动，大幅降低了生产制造和产品使用阶段的电力相关排放。可见，两家企业开展相关减排行动时间的不同和所在领域关键低碳技术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价值链减排成果的差异。

综上，价值链减排和避免排放这两种减排路径既相互协同，某些时候也互相排斥，潜在矛盾如何化解亟待辨析。

四、两种减排路径矛盾点的成因及化解

三重底线理论是John Elkington提出的企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重要指导理论。1997年，John Elkington在其影响深远的畅销书《使用刀叉的野蛮人：21世纪企业的三重底线》中指出，企业经营应当兼顾利润（商业利益）、地球（环境利益）和人类（社会利益）三个独立的底线或维度。Savitz和Weber在2006年出版的《三重底线》和2013年出版的《人才，变革和三重底线》中，两次从世界级企业基于三重底线理论的可持续发展管理优秀实践中总结：一家公司越是在商业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利益重叠的区域开展其经营活动，越有可能获得成功，这个利益重叠区域被称为共赢点。三重底线理论下的共赢点包括三种：商业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共赢点、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共赢点、商业利益和环境利益与社会利益三者的共赢点（如图1左侧）。企业可以创造任何一种共赢点，在共赢点状态下，企业追求利润的应有之义与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之间并非相互矛盾、不可协调，而是相互兼容、相辅相成，企业为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创造可持续和共享的价值(sustainable and shared value)。

创造共赢点是三重底线理论在企业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本文尝试将其延伸并构造气候战略的共赢点（如图1右侧），用以解释价值链减排与避免排放这两种减排路径之间的潜在矛盾。从图1右侧可知，商业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共赢点也包括三种：商业利益和价值链减排的共赢点、商业利益和避免排放的共赢点、商业利益和价值链减排与避免排放三者的共赢点。苹果之所以能够打造三者的共赢点，得益于其商业模式、低碳转型的发展阶段和关键低碳技术（如低碳研发和材料回收技术）上的突破；而特斯拉的商业模式、发展阶段和电池回收技术等问题，决定了它即便已经在两种减排路径上双线作战，仍无法实现三者共赢。但这不能掩盖特斯拉创造了商业利益和避免排放共赢点的事实，也不意味着它不是一家遵循三重底线的企业。

遗憾的是，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IFRS S2）、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第E1号（ESRS E1）等现行主流的气候信息披露准则，都要求企业披露气候相关目标，尤其是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且同时披露范围1、范围2和范围3排放情况，但都不要求披露避免排放情况，这表明主流的披露准则只将价值链减排路径视为企业落实温室气体减排宏观目标的基本方式、应尽之义，而避免排放这一路径却没得到应有的重视⑨。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被广泛接受的核算方法。虽然在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里，包括WBCSD和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在内的非政府组织开展了不少有关避免排放核算方法的研究，但统一的核算标准尚未成型。避免排放见弃于主流的气候信息披露规则，对于追求商业利益和避免排放共赢点的企业有失公平，也有损全球净零排放这一宏观目标的达成。事实上，从气候行动的历程看，真正对全球净零排放产生重大贡献的，恰恰是那些提供重大低碳创新解决方案并且取得巨大商业成功（低碳创新解决方案销量巨大）的企业。统一的核算标准的缺位以及伴生的低数据质量和低透明度等问题，还使得企业即便在强制信息披露之外选择主动披露避免排放情况⑩，信息的可比性也会受到较大限制，同时潜藏“漂绿”的巨大风险。

本文认为，解决之道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尽快制定统一的避免排放核算和报告准则。核算规则一致有利于企业和投资者、金融机构等利益相关方使用同一把标尺衡量不同解决方案的绿色效应。披露避免排放信息有利于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甄别不同解决方案的绿色水平，引导资金流向具有显著绿色效应的项目或企业。主流气候信息披露准则应当在避免排放核算和报告规则成熟时将其引入，彰显价值链减排和避免排放这两种减排路径对实现全球净零排放的同等重要性。从标准制定的角度，避免排放核算的主要挑战包括：系统边界界定困难、参照情景界定困难、数据获取和质量保证困难、实施鉴证困难以及核算结果归因困难等（WBSCD，2025）。上述困难中，参照情景的不确定和参照情景排放计算的不确定是公认的最大挑战，因此标准化参照情景及参照情景排放应是准则制定的重中之重。标准化工作要求确定特定参照情景及其构成参数，同时聚合已有可用的普适性数据至特定参数，这需要相关行业企业的积极参与和贡献。另外，鉴于避免排放的复杂性，在制定统一的核算和报告准则的同时，创建相关教育资源同样重要。实用的核算指南和先行者的实践案例有助于提升企业对避免排放的核算能力以及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对复杂披露信息的分析能力，塑造以避免排放为核心的气候战略思维。

二是正确认识并合理利用价值链减排与避免排放这两种减排路径。首先，聚焦两种减排路径的协同点制定气候战略。价值链减排和避免排放在产品碳足迹上有着天然的协同效应，这提示企业要重视解决方案层面的LCA，准确建模包括材料采购、生产制造、包装运输、产品使用、寿命结束等关键环节在内的自身生产经营和上下游活动相关流程，动态整合诸如供应商减排计划和减排进度数据、产品使用行为数据、运输线路及相关数据、产品使用寿命终结回收利用相关数据等，高颗粒度且及时、准确地核算产品碳足迹。将动态的产品碳足迹数据应用于产品设计和选材，纵向（按时间轴与自身对比）能够推动价值链减排，横向（在具备参照情景排放的前提下与市场平均水平比）又能够推动增加避免排放。比如，欧盟自2023年开始发布了一系列涉及产品碳足迹和其他环境足迹的绿色贸易法规，意在引导企业从产品维度切入，以循环利用资源、发展低碳甚至零碳产品为目标全方位推动两种减排路径（黄世忠和叶丰滢，2025b）。其次，延展产品层面的气候战略，将产品碳足迹和避免排放纳入其中，化解两种减排路径的矛盾点。由于现有成熟的科学碳目标设定指南均围绕价值链减排且以减少组织碳排放为标的（典型如SBTi《企业净零标准》、ISO14068-1《气候变化管理——向净零转型 第一部分：碳中和》等），因此无论是追求何种共赢点的企业，都可以继续以现有科学碳目标设定指南为指导制定价值链减排时间表路线图。但除了锚定组织碳排放减少以外，最好能够分解下沉至产品层面，同时锚定产品碳足迹的减少。低碳研发有所成效的企业还可以制定额外的减排目标和计划，锚定特定解决方案避免排放的增加，之后定期核算产品碳足迹、组织碳排放或避免排放（当设定此类目标时）并披露目标进度，以此揭示企业追求的共赢点类型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反映企业气候战略的意图及其变化调整。比如，苹果产品碳足迹和组织碳排放双双下降且避免排放增加，说明其已到达追求三者共赢的阶段。特斯拉产品碳足迹下降、组织碳足迹和避免排放增加，说明其处于追求商业利益和避免排放共赢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鉴于现阶段统一的避免排放核算方法的缺位，为预防企业借机“漂绿”，产品碳足迹和组织碳排放核算的优先级应被置于避免排放之前，也即即便企业在某一阶段从战略上选择只追求商业利益和避免排放的共赢点，也应当核算并披露产品碳足迹和组织碳排放这两个存量排放信息，再核算并披露避免排放信息。在披露避免排放时，企业还应当展示充分的透明度，形成可验证的闭环证据链并实施第三方鉴证  。综合以上，企业便可望建立相对完整的产品维度的减排战略，以弥补组织维度的减排战略在减排路径上的单线条问题。

五、结论

价值链减排和避免排放是公认的企业贡献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两种路径。本文剖析这两种减排路径的作用机理以及协同点和矛盾点，同时基于三重底线理论解释矛盾点成因并分析化解之道。研究表明：第一，为实现价值链减排，企业在进行气候战略设计时既可以从组织碳排放入手，也可以从产品碳足迹入手，二者相辅相成。第二，为实现避免排放，企业在进行气候战略设计时应当从研发环节入手，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准确核算并比较不同解决方案的避免排放水平，确定能够产生重大避免排放的创新性低碳解决方案，并支持其规模化。第三，价值链减排和避免排放的协同点是产品碳足迹，矛盾点是规模化低碳解决方案可能带来组织碳排放的增加。运用三重底线理论构造商业利益、价值链减排和避免排放之间的共赢点，能够合理解释两种减排路径之间的潜在矛盾。第四，为了在利用两种减排路径协同点的同时化解其矛盾点，企业在制定减排目标和计划时，应当在追求减少组织碳排放的同时在产品层面追求减少产品碳足迹，低碳研发卓有成效者还可以同时追求避免排放，而后通过完整核算并披露产品碳足迹、组织碳排放和避免排放相关信息，揭示气候战略的意图及成效。第五，为促进经济社会的避免排放效应，应当尽快制定统一的避免排放核算和报告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