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本文创新性地采用BERT大语言模型对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文本进行分析，构建反映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语义识别指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探讨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且该关系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均保持一致。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数字化水平三条路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基础设施水平较高、政府支持力度较大的地区，以及技术需求度高和劳动密集度高的行业中，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本文为进一步深化企业数字化建设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提供了实证依据和政策参考。

关键词：数字基础设施；全要素生产率；BERT模型；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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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技术支撑，其关键在于数字技术在实体企业中的深度应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以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构成了数字经济的基石，它兼具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特征，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数字经济时代，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既是衡量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因此，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如何赋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微观企业发展的影响及其机理，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

现有相关研究从理论层面总结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社会的重要作用（黄群慧，2023；刘元春，2024；金壮龙，2024；韩文秀，2024）。现有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层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社会经济层面的赋能作用，比如对国内增加值（张皞和陈绘宇，2023）、城市的创新水平（薛成等，2020；张杰和付奎，2021）、金融包容性发展（王奇等，2023）、企业技术升级与技术创新（郭凯明等，2020；沈坤荣等，2023）、劳动力需求（孙伟增和郭冬梅，2021；牛子恒和崔宝玉，2022；焦豪等，2023）、投融资（叶永卫等，2023）等方面会产生积极影响。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较多采用区域层面的宏观指标进行度量和检验，如准自然实验（张杰和付奎，2021；牛子恒和崔宝玉，2022；王琦和王琴梅，2025；刘秉镰等，2025）、综合指标（伍先福等，2021；董媛香和张国珍，2023；Chen等，2023；张皞和陈绘宇，2023）、词频法（董旭等，2024；李剑培等，2024）和实际投入指标（施炳展和李建桐，2020；沈坤荣等，2023；钞小静等，2024；元茹静和钞小静，2024）。虽有少量研究直接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在微观企业层面的作用，并对企业层面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测度（黄先海和高亚兴，2023；何德旭等，2024；曾雪云等，2025），但对企业层面异质性特征的刻画与识别仍显不足，对企业的具体影响机理也有待进一步厘清和深化。

鉴于此，本文基于BERT模型对业绩说明会文本信息进行分析，以此构建企业层面的数字基础设施指标，以反映不同企业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异性，进而检验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相关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从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数字化水平三方面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在基础设施水平较高、政府支持力度较强地区的企业中表现更加显著；在技术需求度高及劳动密集度高的行业和企业中，上述效应也更为显著。

本文主要贡献可能在于：第一，弥补微观层面研究的不足，刻画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异质性。如前文所述，本文基于BERT模型对业绩说明会文本信息进行分析构建企业层面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指标，能够更为准确地识别不同企业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异，从而拓展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微观研究。第二，拓展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微观研究视角。当前文献在探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时，主要聚焦于数字技术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等维度（吴非等，2021；黄勃等，2023），而对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探讨，则更多停留在理论与政策层面（洪银兴和任保平，2023；陈雨露，2023）。区别于已有研究，本文立足于企业视角，创新性地构建了企业层面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指标，并实证检验了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这一做法不仅拓展了数字化情境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理论边界，也为今后开展微观层面的数字基础设施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行范式和分析框架。第三，揭示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路径。本文从资金支持、人力资本升级、数字化水平提升三个关键维度展开实证检验，动态地剖析了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如何通过作用于企业活动，进而实现企业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这不仅丰富了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逻辑，也为理解其微观赋能机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随着国家“数字中国”“新型工业化”等战略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已从宏观层面逐渐渗透到微观经济主体。企业数字基础设施指的是，服务企业生产、运营、管理的数据平台，包括采集、存储、处理、管理等相关硬件和软件系统，以及企业整合、协同关联数据方形成的数据服务平台。当前研究对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测度集中在地区层面，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使用准自然实验来测度，诸如“宽带中国”“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智慧城市”等政策（张杰和付奎，2021；牛子恒和崔宝玉，2022；叶永卫等，2023；焦豪等，2023；刘金东等，2024；闫小娜，2025；王琦和王琴梅，2025；刘秉镰等，2025）。第二类则围绕互联网使用、网络基站部署情况等核心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或熵值法构建综合评价体系（伍先福等，2021；Tang和Yang，2023；董媛香和张国珍，2023；Chen等，2023；张皞和陈绘宇，2023；张自然，2024；赵锦春，2025）。第三类是词频法，通过识别与数字基础设施相关的词频来衡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程度（董旭等，2024；李剑培等，2024）。第四类则是通过识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投入情况来进行衡量，如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与地区数字创新专利数量（施炳展和李建桐，2020；陈杨和唐婷婷，2025）、基站数量（孙伟增和郭冬梅，2021；钞小静等，2024；李凡略和何可，2025；李峰和刘娟；2025）、政府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元茹静和钞小静，2024）、ICT投资权重指数（沈坤荣等，2023）。少量对企业层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测度方法包括：通过识别与未来营业收入相关的研发费用来度量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曾雪云等，2025）；将企业一项非数字产业专利引用了至少一项数字产业专利认定为数实产业技术融合（黄先海和高亚兴，2023）；采用由数字化战略、数字化管理、数字化投资和数字化成果构成的综合指标度量企业数字化（何德旭等，2024）。

本文认为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要通过以下机制实现：

（一）资金支持机制

在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初期阶段，企业往往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固定资产建设、存货投资和研发创新等方面，而这些投入具有高强度、长周期与高不确定性的特征，容易导致企业面临显著的融资约束（Fazzari等，1988；任曙明和吕镯，2014）。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国家战略重点支持的方向，相关项目更容易获得政府补贴、专项资金等政策性支持，有助于缓解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的资金压力，提升其对新技术与新设备的投资意愿（路春城等，2023）。例如，近年来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组织开展工业互联网专项资金申报工作，对应用取得良好效果的，按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的实际投资额的20%予以补助。202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加强数字经济创新型企业培育的若干措施》，鼓励有条件地区探索发放“数据券”“算法券”，降低治数用数成本。此外，政策导向作为金融机构信贷配置的重要参考依据，也影响着银行的放贷行为。在国家鼓励推进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背景下，银行等金融机构倾向于对相关企业采取更为宽松和积极的信贷政策，从而提高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与稳定性（Cui等，2025）。比如，2023年，国家开发银行积极助力工业互联网建设和服务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向信息基础设施、科技基础设施领域发放贷款超过131亿元。202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提出加大资金支持，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政策、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加大对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特别是数字化转型的金融支持力度。2025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强对5G、工业互联网、数据和算力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中长期贷款支持，积极运用融资租赁、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拓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因此，企业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企业获得资金支持，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助力企业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二）人力资本升级机制

在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过程中，企业的数字化工作必然引发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进而推动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发生适应性调整（谢康等，2021），这一结构性变革不仅体现为对技术技能的更高要求，也体现为对岗位构成和人才配置的系统性重塑（Acemoglu 和 Restrepo，2018；Agrawal等，2019）。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促使企业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模式和管理逻辑。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对具备复合型能力的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显著上升，从而推动其人力资本投入的结构性升级（路春城等，2023）。高技能劳动力的深度参与不仅强化了企业对新兴技术的吸收、转化与实际应用能力，也显著提升了组织的协同效率与技术创新能力（牛子恒和金环，2024）。同时，企业内部也可能呈现出明显的“技能替代效应”，即传统劳动密集型岗位加速被自动化所取代，资源配置向价值链高端聚集（李健等，2023；丁锋，2024）。因此，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人力资本升级路径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三）数字化水平提升机制

企业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过程中，普遍会加大对自动化生产设备、数字化管理系统以及数据采集与分析软件等关键技术工具的投入，这能够显著提升生产流程的自动化、精细化与智能化水平，使企业在原材料投放、产出控制、设备调度等环节实现高效协同与精准管理，从而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牛子恒和金环，2024）。同时，为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在实体产业中的深度嵌入，企业会持续加大与数字化相关的软件系统的投入，这能够显著增强企业在数据储存、处理与分析等信息处理环节的能力，有助于改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提升经营管理效率，实现组织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业务流程的智能协同，最终推动高效率、高水平的价值创造（苑泽明等，2023）。此外，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也能促进企业资产结构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数据资产的丰富度可为企业应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提供坚实基础，加速企业的整体数字化进程；另一方面，丰富的数据资产可助力企业精准定位目标客户群体、提高营销精确度、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从而进一步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与市场响应能力（姚会娜和张金昌，2024）。

综上所述，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资金支持机制缓解融资约束，通过人力资本升级机制优化劳动力结构，通过数字化水平提升机制革新生产工具，三者共同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越高，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越显著。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12~2022年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增加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等资金支持，促进企业人力资本升级以及提升数字化水平，从而有效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基础设施建设较完善、政府支持力度较大的地区，以及技术需求度高、劳动密集度高的行业中，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推动作用更为突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特别是针对当前基础设施薄弱的区域进行重点投入，为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同时，还需继续强化对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通过实施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激励政策，降低企业转型成本，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更多企业投身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中，共同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发展。

其次，企业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并致力于技术创新，积极采纳人工智能技术，以此提升企业的技术层级和生产效能，确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同时，企业需高度关注高素质人才的培育和引进，通过构建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吸引并留住具备专业技能与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最后，各行业应强化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深度发展。尤其是在技术需求度高、劳动密集度高的行业中，企业更应通过资源共享、联合研发、协同创新等合作模式，有效分摊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高昂成本与潜在风险，更高效地加速技术的迭代升级，提升整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竞争力，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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