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战动总会）在太原成立，该组织是国共合作的半政权抗日组织，“既有明确的管辖区域、发动群众、执行政权的职能，又有组建抗日武装部队作战的职能”，是八路军进入晋察绥地区进行抗日动员的重要依托，山西省五台县柏兰村动员会账簿正是这一组织进行抗日动员的重要见证。

一、柏兰村账簿：战动总会基层抗日动员历史见证

抗战时期，善文—茹村—柏兰—小觉（盂县）是山西省五台县重要的红色交通线。八路军129师（晋东北游击司令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120师（358、359旅）部队都曾驻军柏兰村。在抗战复杂多变的局势中，五台县的抗日军民凭借顽强的意志和有效的组织成功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其中三区领导机关就位于柏兰村。本文所引用的四本账簿记载了1937年至1939年五台县柏兰村动员会所记录的米粮、干草、支差杂费、应酬流水等账目情况，具体内容详见表1。

1937年9月至1939年7月，晋察冀根据地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根据地，其基层治理与抗日动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柏兰村的四本账簿作为这一时期珍贵的历史见证，不仅展现了当时农村基层财务管理的严谨性，也揭示了党领导下的基层动员机制及其全民抗战的真实图景。

此外，账簿内所有账页材质均为毛边纸，质地坚韧，适宜长期保存，体现了当时物资匮乏条件下对实用性与耐用性的双重考量。四本账簿的封面信息完备，《柏兰村动员会记米粮干草流水》和《柏兰村动员会记支差杂费流水》的封面还盖有柏兰镇镇公所的红色印章（见图1），此举一方面赋予了账簿官方属性，确认其具备法律效力，契合战时财务规范与管理需求；另一方面从基层治理架构维度彰显了我党在彼时的高效组织性。印章的存在亦表明，村动员会处于柏兰镇镇公所的统一管辖体系之内，二者在运行机制上紧密关联，凸显了抗战时期基层权力运作与组织协同的有序形态。《民国二十六年柏兰村记柏兰动员会流水》与《柏兰村记民国二十七年流水》的封面虽未盖章，但其侧面及底部的标注同样证实了它们的官方账簿性质。

《柏兰村动员会记米粮干草流水》详细记录了1937年12月25日至27日及补收11月18日柏兰村米粮、干草等关键物资的收支明细，每一笔交易都精确标注了日期、数量、金额及经办人员（见图2），这种详尽无遗的记录方式不仅体现了当时财务管理的高度严谨性，同时也反映了战争背景下基层动委会对物资调配的精确掌控和高效利用。《柏兰村动员会记支差杂费流水》详细记录了动员会收取百姓、商铺、手工作坊物资和百姓出工数量，以及支付给动员会、村长、游击队、自卫队、伤兵等军政部门及人员的物资数量。从这些详尽记录中可以看出，每一笔收支与往来都映射出民众在动员后的积极响应，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全方位支援，为抗日前线提供了坚实的后盾。此账目不仅凸显了民众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其记录的详尽性与条理性亦反映出当时财务管理体系的规范性与系统性。《民国二十六年柏兰动员会流水》与《柏兰村记民国二十七年流水》详细记录了从1937年12月15日至1939年6月5日期间柏兰动员会在物资募集、人力调配、经费收支以及后勤保障等多方面的具体活动情况。这些内容以数据形式在账簿中得以详实呈现，依托这些数据资料，通过量化分析，能够精准评估民众动员的实际成效。

作为基层动员会官方账簿，这四本账簿记录内容丰富、数据详实，不仅直观反映了晋察冀边区基层动员会的日常活动，更是我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基层动员工作实践的真实记录，反映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的稳固性和特殊性。

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使全体人民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战争，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战区工作的领导，而动委会正是其中的关键所在。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前，动委会和115师一部相互配合收复失地，部队在收复一个县和区后，就以动委会的名义派一个县长和区长、并以动委会名义进行各级政权改革工作。在这一时期，我党通过动委会这个统一战线组织逐渐掌握了全区大部分县、区、村政权。在战动总会的领导下，各级动委会对广大根据地民众进行了全方位的抗日动员，之后又组建了各种抗日救国团体和武装力量来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对全面抗战初期稳定社会秩序、组织群众抗战起到很好的作用。

（一）重塑基层抗日政权与组建抗日救国团体

村政权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最基层组织，政府的政策、法令均需要通过这一组织贯彻落实到民众中去，因此对村一级政权进行彻底改造和重建势在必行。为此动委会适时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通过发动全民战争动员，孤立坚持反动立场、破坏抗战工作的村长村副，然后通过民主选举，由进步抗日人士（部分由共产党员担任）接任村长村副职位。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启动首次村选，撤换旧村长，但村政权的机构仍采用编乡、编村形式，村长村副下仍以族姓设闾邻长。1939年春进行第二次村选，废除编乡编村，在村公所上设立村民代表会作为村政议事机关，下设调解、经济、生产和教育四个委员会。通过这些改造与重建，我党掌握了全区大部分基层政权。

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为了“组织真正有广大群众的公开合法团体”，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各级动委会紧密结合群众特性，成功组建了如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多样化的抗日救亡团体，同时还建立了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等一系列群众组织。《民国二十六年柏兰村记柏兰动员会流水》有多处柏兰村农民会与儿童团的记录，如“（农历）十二月十九日，出农民会、动员会上区开会盘用洋一点五元”“（农历）二月初一，农民会取大洋五毛” “（农历）三月十五，出儿童队放哨花费洋二毛四” 等。柏兰村动员会的记录表明，这些抗日团体在柏兰村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活动，包括农民会组织村民参与会议、儿童团负责放哨等，表明动委会一进入柏兰村就迅速组建各类抗日团体，将包括儿童在内的村民都动员和组织起来，并对他们的活动给予资金支持，通过社团活动将人民的抗战落到实处。柏兰村的这些账目记录清晰准确，详细记录了日期、用途和金额，体现出良好的会计记录习惯，反映了动员会在财务管理方面的规范性，由此保障了资金的透明使用，进而增强村民对动员会的信任和支持。

（二）进行全方位抗日动员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群众动员，利用新闻媒介广泛宣传抗战。战动总会编印了手册、创办通讯刊物，如在《山西党员通讯》上编辑《总动员》副刊，后又在多地创办《战地通讯》《西北战线》等日报及《老百姓周刊》等通俗报纸。各县动委会也出版了《抗日自卫》《战斗报》《抗敌报》等独立报刊。这些刊物秉持“游击办报”理念，报社人员“一手拿枪，一手拿笔”，有力批判了当时一些人的“投降论”阴谋，对于鼓舞晋察冀根据地民众的抗战信心、团结根据地抗战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柏兰村动员会的会计记录中可以看到一项关于购买《抗敌报》的支出记录：“（农历）五月十五，出抗敌报洋伍角伍分（五六月份）（刘金林手）”。购买报纸的行为不仅体现了动员会对于抗战宣传的重视，也从侧面反映出其在财务管理上的规范性。从会计的角度来看，这项支出被清晰地记录在流水账中，包括了购买的日期、金额以及经办人，有助于动员会进行后续的财务管理和审计，确保每一笔支出都有据可查。

除纸媒外，各级动委会还会通过群众性集会活动和文艺节目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话剧在农村群众动员中的作用显著。在柏兰动员会流水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农历）四月初五，收双合堂，小红连炮壹挂；收大承玉，红鞭炮半串、四斤大炮叁挂、色粉连纸壹拾张；收杨成俊，洋油贰斤；收文元，口油壹斤、白粉连纸三张、仙鸟烟五盒、白于十两、干粉壹斤：收大承玉，莜麦五斤；收张丙洋，山药六斤；收杨敬法，醋壹斤；收文照二人，韭菜半斤（一十四人午饭）”。从会计角度来看，柏兰村动员会在支持抗战宣传活动方面展现出了良好的财务管理能力和责任感。会计记录详细列出了为支持抗日歌剧团所购买的各项物资，这些记录反映了当时动员会为支持抗战宣传活动所做的具体财务安排，通过提前为歌剧演员提供宣传物资储备确保宣传活动的顺利进行。“（农历）四月初六，歌剧团取饭费洋叁元，出应酬歌剧团花费大洋四点六八元”。从记录可以看出，动员会的会计处理是合规的，每一笔收支都有明确的日期、金额和用途标注，便于后续的财务管理和审计。通过详细的会计记录、严格的支出控制、合理的资源分配以及透明的会计核算，动员会确保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抗战宣传活动的顺利进行，进一步增强了村民之间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三）柏兰村动员会：抗战初期物资整合与补给的关键力量

面对日军的频繁扫荡与严密封锁，建立健全的给养与后勤体系不仅是军事斗争胜利的保障，更是维系民众生活、稳定根据地社会秩序的关键所在。鉴于此，各级动委会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前线与后方的桥梁，积极探索并实践了一系列创新的给养政策与后勤管理机制。一方面，鼓励民众开展互助合作，利用当地资源发展手工业、农业副业，特别是加大对盐、火柴、药材等紧缺物资的生产与替代品研发，有效缓解了物资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秘密交通线“办理分配、调度、运输担架勤务”，巧妙地突破了日军的封锁线，确保了前线所需物资的安全输送。同时，动委会还加强对民众的宣传教育，倡导节约用度、支援抗战的朴素生活风尚，使得“精打细算、支援前线”成为根据地民众的共同行动准则。此外，为了进一步增强给养与后勤体系的可持续性，动委会还注重培养专业的后勤人才，提升物资调配与管理效率。如组织培训班，教授财务管理、物资分配、运输组织等专业知识，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既懂军事又擅长后勤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为后续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柏兰村动员会的账簿记录了八路军所属抗日组织军需处、供给处、120师716团卫生队、卫生处及骑兵连、游击队、自卫队等领取粮草物资记录，彰显了柏兰村动委会对八路军物资补给的重要支持（见表2）。

柏兰村位于太行山北端，所属区域山多地少，自然经济并不发达。在日寇侵袭之际，民众生活更为艰难，物资筹集难度更大。但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群众动员，柏兰村动员会展现出了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通过合理筹集资金、物资，并精准分配给各个部门，确保八路军在行军过程中的物资需求得到满足。从账目中可以看出，不同部门或个体领取的物资种类和数量与其职责和需求相符合，体现了会计处理的合规性，即物资领取符合当时的实际需求和组织规定。此外，会计通过“下账”的方式，在八路军所属抗日组织在领取粮草物资后，会计人员会及时将这些领取活动记录在账簿上，确保了物资流动的透明性和合规性。这种严格的会计记录不仅有助于防止物资滥用和浪费，还为后续审计和评估提供了可靠依据。动员会在有限的资金条件下，通过合理的资金分配和使用实现了资源的有效整合，这种资源整合能力也确保了动员会的持续运转和各种抗日活动的顺利开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代山西乡村账簿收集整理与研究”<22AZD12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红色会计史<1921—1949>的理论建构与当代价值研究”<24BGL079>；山东省本科教学改革重点项目“红色引领 ·交叉融合·数智赋能：智能会计课程体系优化与实践”<Z20243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