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与资金筹集的重要手段，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扮演着关键角色。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为应对艰难时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边区政府发行了建设救国公债，其中1941年陕甘宁边区建设救国公债便是典型代表，在边区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战的中心。在抗战初期，边区财政主要依靠国民政府发放的军饷和海内外爱国人士的捐款两大外援部分维持运转，其中1939年外援金额占财政收入比率高达85.79%。然而，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合作出现严重裂痕。国民政府不仅停发军饷，甚至调集重兵对边区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与此同时，日军也调整战略将中国共产党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不断对边区实施轰炸，导致边区军事压力陡增，军费开支骤增。从边区内部因素来看，边区地处西北高原，旱涝冰雹霜冻自然灾害频发，难以发展农业、种植农作物。加之边区原本经济基础便过于薄弱，财政财源匮乏，随着抗战的进行，大批革命青年、海外侨胞纷纷加入边区，同时，附近灾区、战区的难民也逃入边区，导致脱产人员不断增加，加上在“休养民力”期间，忽视了对军事财政等方面的准备，致使边区经济状况愈发严峻。在种种因素的叠加作用下，边区经济陷入极大困境，毛泽东曾描述道：“最大的一次困难是一九四O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军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为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保卫边区、发展边区经济，粉碎经济封锁，边区政府决定发行建设救国公债（见图）。《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救国公债条例》中明确指出发行总额为法币500万元，于1941年4月按照票面额十足发行。债票面额为五十元、十元、五元三种，为无记名式。公债利率为周年息七厘五毫。公债票每张分为十条，每年还本息一次则收回一条。图中债券面值为五元，尺寸为长25.5厘米，宽37.4厘米，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救国公债条例》部分钤盖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印信。票面的下半部分应有10枚，实有8枚息票，每枚息票均标注还本付息的年月、应得的利息，并印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财政厅长的红色印章。

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救国公债券5元券(收藏于中国财税博物馆)

公债发行的背后彰显了边区政府尊重人民意愿、维护人民利益的执政理念以及政策制定灵活性。在发行原则上，深刻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以及尊重民意和保障民权的先进性。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救国公债发行细则》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发行建设救国公债的指示信》中强调，公债发行应坚持自愿原则，各部队、机关、学校、团体、工作人员，不论团体或个人有力献购者，应尽先购买，以作倡导。在债券发行机制上，展现出中国共产党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务实性。考虑到边区复杂的市场环境，为方便认购，对换购公债的财物规定十分宽泛，贴合边区经济实际，并在换购中坚持公平作价，保障群众利益。

边区政府通过颁布宣传大纲、指示信等文件对公债的宣传、推销、偿还方式作出规定，充分调动了广大民众的积极性，这让原本计划发行500万元的公债实际超额完成，达到了618万元。陕甘宁边区建设救国公债券发行后于1942年、1943年进行还本付息，在1944年，结合当时财政状况，边区政府宣布将所欠民间救国公债连同本年度应付利息全部一次性还清。由于公债发行处于抗战时期，部分持券群众未及时兑换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对未兑换的债券进行了善后处理。

陕甘宁边区建设救国公债的发行，始终坚持保障人民利益，以支持边区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为目的，帮助中国共产党渡过经济封锁的难关，并成功扭转财政亏空的局面。反观同时期的国民政府，却因未充分考虑民众购买债券的意愿，逐步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从陕甘宁边区建设救国公债背后，可以窥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上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