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实施的收官之年，亦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2025年政府工作任务之一。财政科技投入作为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今年突出“强基础、强攻关、强力量、强效能”的四维目标，呈现强化战略导向、持续规模提量、深化结构调整、注重机制创新四个新风向，应统筹好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注重政府与市场协同、中央与地方协同、区域与区域协同，着力提升财政科技投入效能，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一）强化战略导向

2025年，科技创新发展更加强化国家战略导向，这也为财政科技投入方向提供了指引。具体体现在“两个强化”上。

一是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化实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强调要“坚持创新引领发展，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为新时期财政科技投入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是强化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纳入2025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并提出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支持政策和市场服务，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和资产单列管理改革等改革措施。这也为推动财政科技投入模式改革，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速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实现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指明了方向。

（二）持续规模提量

近年来，我国财政科技支出总量不断增长，2022年突破1万亿元。2024年科技支出11505亿元，比上年增长5.7%。《关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将2025年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算较2024年执行数提高10%，这一增幅远高于同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反映出财政资源进一步向科技创新倾斜。同时，财政政策以“更加积极有为”为导向，2025年赤字率拟按4%安排，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赤字规模56600亿元、比上年增加160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486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8000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44000亿元，比上年增加5000亿元，支持地方加大重点领域补短板力度，进一步向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倾斜。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000亿元，比上年增加3000亿元，其中，8000亿元用于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5000亿元用于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这一规模扩张既体现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也为科技长期投入提供了稳定预期。

（三）深化结构调整

整体来看，财政科技资金正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在保持总量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优化支出结构，财政科技投入结构明确向基础研究以及关键性、前沿性和颠覆性技术研发倾斜。

一是提升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推动科技支出向基础研究倾斜”。今年预算报告也明确要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将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进一步向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国家战略科技任务聚焦。

二是强化关键性、前沿性和颠覆性技术研发。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研发，加快组织实施和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这要求财政科技投入不仅要关注现有技术的优化升级，更要敢于突破传统框架，支持那些具有变革性潜力的研究项目。为此，应建立健全多元化、多层次的科技投入体系，鼓励社会资本、企业资金等更多渠道参与到关键性、前沿性和颠覆性技术研发中来，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科技创新投入新格局。

（四）注重机制创新

一是优化经费投入和分配管理机制。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投入机制”、“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完善国家实验室经费稳定支持机制，加大对科研院所支持力度”。预算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强化科技任务与经费的统筹，健全审核把关机制，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完善与各类创新主体使命定位相适应的分类支持机制。

二是强化预算绩效体制机制改革。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开展中央部门零基预算改革试点，支持地方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在支出标准、绩效评价等关键制度上积极创新，这将有利于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更好地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一）锚定一个目标

新时期财政科技投入体制改革须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根本目标，秉持“战略聚焦、效能优先、系统重构”的改革理念，重塑与国家战略需求精准适配的财政支撑体系。改革思路需紧扣“四个面向”战略方向，推动投入重心从“铺面撒网”转向“立柱架梁”，集中资源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核心支柱”。一方面，强化“使命导向型”投入机制，以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为载体实施“长期稳定资助+动态竞争配置”组合策略，破解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攻关的持续性投入难题。另一方面，创新“市场撬动型”政策工具，通过“风险共担”、“后补助”等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构建“财政为核、多元协同”的投入生态。同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负面清单+信用承诺”的科研经费管理模式，赋予战略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以“破四唯”与“立新标”并举的评价体系激活创新效能，最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科技投入“螺旋上升”格局，筑牢科技强国建设的财政制度根基。

（二）强化两个统筹

一是统筹好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有机融合。聚焦颠覆性技术、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等的研发，以稳定性支持加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融合发挥政府财政资金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强化市场主体的协同与联动，营造实现各主体协作创新生态。以市场化机制判断企业真需求，以企业是否出资作为技术需求真实性的“金标准”，将企业出资作为财政资金支持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的基本标准，按照“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机制形成技术指南，财政资金匹配企业出资，解决企业技术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有机对接。以是否实现核心技术突破，是否产生经济社会效益为目标开展财政科技项目绩效评价，提高是否实现核心技术真正有所突破的绩效评价权重。

二是统筹好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实现创新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共生共荣。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在科技创新过程中，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的投入责任与收益分配，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协同创新模式。探索建立科技投入风险补偿基金，对参与科技创新但因不可抗力导致失败的企业或项目给予一定的风险补偿，减轻创新主体的后顾之忧。同时，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收益分配机制，确保创新主体能够合理分享创新收益，激发其持续创新的积极性。通过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的构建，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政策链的深度融合，实现创新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良性循环。

（三）注重三个协同

一是注重政府与市场协同。在财政科技投入中，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不应再是简单的资金配比问题，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动态平衡。加快构建支持科技创新的全生命周期财税政策体系。原始创新初期，以政府投入为主体，用好“拨投结合”制度，聚焦技术研发前期市场融资难点，通过财政拨款支持团队开展早期研发工作。随着技术成熟度增强，更加强调市场主体作用。用足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贷款贴息等政策。成果转化阶段，鼓励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薪酬制度、多元投入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着力打通科技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最后一公里”。产品成熟阶段，从“给资金”转向“给市场”，用好政府购买服务和合作创新采购政策，进一步落实完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政策。同时，推动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各地依托资源要素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开展“自下而上”的探索创新。

二是注重中央与地方协同。秉持“央地功能互补、权责适配”的协同理念，着力构建“中央定方向、地方因地制宜强执行”的分层治理体系。明晰财政事权划分，将基础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战略领域纳入中央财政主导、省级跟随（如基础研究经费可实施央地7:3比例分担），而产业技术攻关、区域创新载体建设则由地方承担主体责任；创新“专项+配套”资金联动机制，中央设立“国家战略科技任务引导基金”，要求地方按比例配套投入并开放区域应用场景；构建央地双向反馈机制，建立“地方需求直报—中央动态调整”的政策响应通道，同步实施“地方政府创新积分制”，对落实国家重大专项成效显著的地区给予专项债额度奖励。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中央战略刚性”与“地方创新弹性”的有机统一，推动形成“全国统一科技市场”下的高效资源配置格局。

三是注重区域与区域协同。树立“全国一盘棋”的协同发展理念，以破除行政壁垒、促进创新要素跨域流动为核心，构建“战略统筹—利益共享—生态共建”的新型治理框架。在改革举措上，要建立跨区域财政科技投入协调机制，通过中央财政专项统筹、区域联合基金等方式，引导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围绕国家战略分工布局重点领域；要创新“研发飞地”、“税收分成”等政策工具，鼓励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共建联合实验室，按创新主体投入比例分享技术转化收益；要搭建区域性科技资源共享平台，推动重大科研设施跨省预约使用、人才双聘互认、数据要素流通交易，形成“基础研究—中试验证—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协同网络，最终实现区域间从“零和博弈”向“创新共生”的跃迁，将区域竞争转化为协同创新，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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