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西藏？

现在的人们都说，那是此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是自由和浪漫的具象。

上世纪50年代，那里却深藏着破落与荒凉。1958年2月，为了服从党的工作需要，24岁的赵子霞决然放弃所学外语专业和酷爱的大学教师工作，忍受着头晕、呕吐、呼吸困难，坐在搭帆布棚的大卡车上颠簸20多天，毅然踏进西藏，一干就是20年。

她面带微笑讲起在西藏开展工作的往事。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党中央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性，决定力争用和平稳妥的方式推动民主改革，她们这些进藏干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做好统战、宣传工作，团结上层爱国人士，影响广大藏族群众，为实现和平改革准备条件。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仍在行使一切权力，干部们的工作处处受阻，连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一开始干部们人人都配枪，后来发现女同志带枪容易被抢走，反而会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于是规定只有男同志配枪，女同志出门由男同志保护，即便如此，也经常遭遇飞石袭击。

面对重重困难和危机，干部们非但没有退缩，反而鼓起了十二分的干劲。组织发放救济粮、救济款，免费送医、送药，免费办学……她们千方百计地帮助、支持贫苦农奴和奴隶，深入基层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淳朴的百姓们欢迎她们，有的人用刚抓过牛粪的手抓一把炒豌豆给她们，她们接过来就吃；有的群众在木碗里吐些口水，用围裙擦擦，倒上热茶双手端到她们面前，她们咕咚咕咚就喝。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她们就这样通过一件一件小事，与藏族同胞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用实际行动让群众感受到她们和她们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真心地尊重人民、与人民心连心，从而使群众相信党、拥护党、跟党走。

“在西藏的20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从来没有退缩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被打断了8颗牙齿，头部3处缝针，身处生死的边缘。可我没有放弃，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以坚忍不拔的信念和战胜自我的勇气，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政策，积极做好党交给的工作，把人生只有一次的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西藏，无怨无悔。”

可20年，风霜雨雪染白了青丝，岁月凛冽吹皱了红颜，曾在怀中嗷嗷待哺的婴孩长成了小伙，记忆里白发苍苍的老人已然挥别这世间。这20年，是太多令她心痛又无力弥补，用尽余生也没能释然的遗憾和亏欠。

她抹着眼泪说起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这20年里，她只回过5次家。其中一次是生大儿子，孩子出生才两个月，她就返回西藏继续工作。还有一次是送小儿子，小儿子在西藏出生后仅一年，因为无法适应高原气候，不得不送回家中。寒冬腊月，她和同样是进藏干部的爱人抱着孩子坐车返回内地，沿途休息只能住在兵站，睡冰冷的大通铺，用汽车装油的油桶取暖。西藏空气本就稀薄，一烧火更令人呼吸困难，孩子难以忍受，哭闹不止。没有办法，她和爱人只能轮班抱着孩子，在室外滴水成冰的天气中熬过漫漫长夜。

孩子在家里只能由已经七八十岁的两位老人帮忙照顾，老小相依为命，生活十分不易。后来爷爷患病，更是让本就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爷爷的身体大不如前，而从未出过门、钱都不会花的奶奶照顾自己也力不从心，于是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两个孩子肩上。爷爷病重时，两个孩子从同学家借来板车推着爷爷去医院看病。回家后，大儿子学着在家里给爷爷打针治疗，小儿子常常凌晨5、6点钟去鱼店买鱼给爷爷熬鱼汤消肿。后来爷爷病故，孩子们与奶奶一起为爷爷擦洗，换上干净的衣服，邻居帮忙给火葬场打一个电话，便把爷爷拉去火化了，无人送别也没要骨灰。奶奶当时对火葬场的人说：“人已经走了，孩子小，我要顾活着的”，可没过多久，奶奶也瘫痪了。两个十岁出头的孩子既要上学又要照顾卧病的奶奶，生活的艰辛一言难尽。可赵子霞能做的，只有每次回家时为老人、孩子洗洗涮涮，把家里彻底收拾收拾，带老人去看看病，到学校去了解一下孩子的学习情况，这些最简单最寻常的事情做得差不多了，也就该回西藏了。

所以什么是西藏？

千言万语只汇成一句——“那是党和人民需要我的地方”。于是她呼吸着稀薄的氧气，熬过严寒的天气，吃煮不熟的饭，喝烧不开的水，流着血，流着泪，一步一步陪伴着这片土地从黑暗走向光明，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落后走向进步。

“虽然我早已调回内地，且离休多年，但我的心仍时刻怀念那万山之宗、江河之源、地球之巅。因为我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她，那是培育锻炼我成长的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 

1978年，赵子霞从西藏调回内地，被分配在财政部人事教育司教育一处工作。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对工作的所有情况都不了解，赵子霞觉得有些无所适从。但她下定决心要尽快适应，把新的工作新的任务完成好。“我不怕困难，在西藏20年都挺过来了。对我来说，吃苦耐劳的精神已经融进了我的血液，是我人生的一部分，这些困难不算什么。”

抱着这样的决心，她付出了十分的努力。刚接触人事教育管理工作，情况不熟，就向同志们请教了解，同时自己也翻看有关文件、阅读相关书籍，掌握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学习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经验。当时财政人才紧缺，财政部党组决定要抓根本、抓基础、抓教育，大力培养人才。教育一处主要承担办学任务，第一项工作就是要了解各省市财经中专的基本情况。尽管当时赵子霞对办学工作还比较生疏，但也积极和其他同事一起到学校去了解情况。经过她们的努力，在短时间内便掌握、整理出30多所财经中专学校的规模、办学方向、专业设置、师资力量、生源等情况。紧接着部里决定依托上海、北京、江西、东北和湖北5个省市的财经学院培养人才，她们便去和省市协商，与省市共同办学，很快便达成了协议，签订了合同，而且共同制定了教育发展规划、招生规模、专业设置，以及教师队伍培养建设方案等。经过几年的努力，1982年，财政部开始接收新的大学生，财政机关增加了很多新生力量。从1982年到1986年，财政人才队伍从600多人发展到1600多人，增长近两倍；人员平均年龄从46岁降至36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从原来的35%提高到57.6%，财政人员的专业水平和文化素质都有了大幅提高，为改革开放、

发展财政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总结自己在财政部工作的近二十年经历，她说：“我到财政部以后没有做出什么突出的事迹，但自己努力把一件件实事做好，把交给我的任务完成好。” 工作平凡，精神犹在。20年来，在财政人事教育、老干部工作岗位上，她曾多次获得优秀党员领导干部和“三八”红旗手称号。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闯得过惊心动魄，也踏踏实实做好平淡的工作，这是她的故事，或许也是财政人该有的样子。

“财政工作首先是要明大局，做好财政工作，光看眼前、光看一件事情是不行的；同时要把自己工作做得精益求精，把精微处做好。其次，财政工作是奉献的工作，新形势对财政人的要求更高，所以要修身，要知道改造自己。最后，要堂堂正正做人，无论我们爬得多高、走得多远，一定要守住廉洁的底线。所以财政精神，我总结成一句就是：明于大局，精于理财；甘于奉献，恒于修身；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有14亿人的大国理财是神圣而光荣的，希望我们财政干部能够永远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勤于学习、修为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新时代品德高尚、业务精湛、大有作为的国家理财人。”

这是她对自己的要求和对后来人的期望。

时光飞逝，奋斗途中尤其如此。1997年，赵子霞正式离休，步入了人生新的阶段。

镜里流年两鬓残，寸心自许尚如丹。

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奋斗情怀并未随年岁的增长而消减，反而愈来愈烈。很快，她找到了自己新的事业——国画。她没有绘画基础，一切从零开始。到老年大学从基础理论知识学起，刻苦练习各种技法、临摹名家画作，到能够自由发挥创作，弹指间又是二十年。像热爱从前那些事业一样，她在国画上倾尽心血，努力非常。在七八十岁的年纪，她经常外出写生，她说，只有多游、多看、多练习，才能胸有崇山峻岭、江河溪流、白云缭绕和树木参天，画面才能情景交融、气韵生动。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她的身体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接受了腰部和口腔两个手术，但只要身体稍好一些，她便又继续作画，笔耕不辍，废寝忘食。努力和坚持不会被辜负，这些年她的作品多次参加财政部、中央和国家机关等举办的书画展并获奖。

在多年研习国画的过程中，她深深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意境深邃，再回看财政工作时，也有了更多领悟和感慨：“中国文化是追求儒雅、宁静，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即人的观念行为要符合自然规律，人与自然要和谐，人与人之间要和谐，从而建设一个和谐友好的社会。这与财政工作的基本理念非常契合。财政工作，比如平衡好社会的总需求、总供应，对各方面利益不断进行调节，目的在于使社会更加公平公正，最终造福于人民。所以我觉得财政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发展社会经济、支持各项事业，使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这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财政文化的内涵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在财政工作中的传承和继续。”

分别前，她送给我们一本自己和爱人的书画集，由她的儿子作序。序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读母亲的画，会让人感受到生动与亮丽，一种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观之心旷神怡，令人振奋，给人以力量。无需置疑，人只有自信、善良、乐观与勤奋才能在某一领域取得一定成绩。当然，对进入耄耋之年的母亲，成功与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学习的过程不仅给自己，同时也给他人带来了某种意义和启迪。”

逢君拾光彩，不吝此生轻。

这些年来，她的故事和作品多多少少感动、影响了一些身边的人，这对她来说是一种鼓励，一种能量的加持，也是她多年如一日的坚持和热爱的一部分由来。就像飞蛾扑火，或许不只是向着光和热，还想点燃每一个擦肩的灵魂，照亮每一个到过的地方。

采访那天她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衣裳，讲话时神采飞扬，像仰头朝向太阳的一朵格桑花：扎根过雪域高原，也埋首琐事万千，徜徉在笔墨间，跃然于宣纸上——永远盛放在党和人民需要的地方。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