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能“单打独斗”而要“抱团作战”。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发展战略都将产业一体化或产业链协同发展作为重点，推动域内各省市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从而全面提升实体经济、战略性产业、新兴产业以及数字经济等各领域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产业链协同发展，也是在区域发展战略中有效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新型举国体制两大制度优势的体现。

中部地区以产业链协同打通各地产业，是当前及今后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以能源、原材料为例，中部六省能源资源禀赋不同，产业链分工也自然不同。根据区域垂直分工理论，自然资源供给的可能性或称为可供性决定于初级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区域专业化，从而也就决定了初级产品与加工产品的区域分工格局，即本地区不生产的短缺商品互相从对方区域廉价购买得以补充（互补性）。并且，由于这种区域贸易大多是粮食、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及其加工品的贸易，大都体现前后生产阶段的关系，促使各省份间产业链联系密切。

具体来看，能源大省山西扛牢煤炭保障责任担当，实现采煤智能化，先进产能得到大幅提升；湖南、江西面对“缺煤、无油、少气”的资源状况，追“风”逐“日”，引进外电，筑牢能源安全屏障；湖南长株潭、湖北荆州锂电池产业崛起；江西把稀土产业做成“国家队”，在新能源、新材料领域擦亮品牌。在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两条赛道上，多元能源供给筑牢了能源安全屏障。同时，这也是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并行、“先立后破”的缩影。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指出，“上一次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召开5年来，中部区域经济总体平稳，创新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产业基础明显改善，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中部地区发展站到了更高起点上。”

从地区经济总量和全国占比来看，中部地区发展较快。2023年，六省地区生产总值是2003年的10.4倍，增长速度快于全国，也快于东部地区。2023年，中部六省在全国GDP的占比为21.4%，比2003年提高近3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看，中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制造业增加值由2019年的6.1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6.8万亿元，规模约占全国五分之一。从科技创新看，中部六省研发投入逐年增加，研发投入强度稳步提高，2023年中部地区已建成70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培育了智能语音、轨道交通等优势领域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8个，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这些成就共同铸就了中部地区新的历史起点，也让中部地区更有底气面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等一系列难度更大的发展目标。

从区域分工和产业链协同发展来看，中部地区产业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相比过去地方发展“贪大求全”，越来越多的地方（地级市、区县）在发展中找到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并围绕一个或几个产业形成发展特色。例如有的城市专注于互联网产业，有的城市专注于现代制造业，而有的城市则侧重发展旅游业等服务行业。从科层激励的视角来看，发展目标和模式接近的辖区之间更容易形成“锦标赛”体制，更容易在人才、投资政策、营商环境等领域展开竞争，并模仿对方成功的做法。而横向维度差异的增强则会削弱辖区竞争激励，例如，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地方和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地方则缺乏开展竞争或模仿的空间。当内嵌于科层体系的发展激励减弱时，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就会得到凸显：在上级政府的设计和引导下，具有不同发展优先议题的城市（甚至是不同省份）组团发展、优势互补，形成良性的合作关系。

通过产业链协同发展，中部地区形成了若干产业集群。不仅是粮食、能源、资源、交通等初级产品和基础设施产业，中部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先进制造集群的“筋骨”正在不断壮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当前正在加快建设的产业集群包括在长江沿线建设中国（武汉）光谷、中国（合肥）声谷，在京广沿线建设郑州电子信息、长株潭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在京九沿线建设南昌、吉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在大湛沿线建设太原新材料、洛阳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等等。

放眼全国，产业链协同发展正在打破地区分割和地方保护藩篱，成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支撑力量。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是要用价格机制替代行政命令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漫长的市场取向的改革过程中，大国行政性分权与经济性统一的制度悖论，产生了市场分割，形成了“行政区经济”的格局。近年来，随着区域战略强调产业链协同，区域内各省份之间以及区域之间的产业合作越来越畅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越来越完善。今后，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推进，区域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日益凸显，为中部地区带来了充分享受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机遇。特别是，近期中部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中部地区崛起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第一，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产业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与其他重大发展战略的衔接，更好融入和支撑新发展格局。”在国家战略层面，要立足贯穿中部地区的长江经济带发展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加强中部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的深度衔接和融合联动，强化中部地区在国家发展大局的“脊梁”地位。在区域层面，要加强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强化中部地区的大通道格局，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增强整个国家产业体系的发展韧性。在省际层面，要立足中部六省的各自比较优势，在区域协同过程中增强中部地区的整体竞争优势。

第二，根据区域分工形成一批高质量产业链。中部六省需立足自身发展条件和产业发展基础，面向社会需求的新变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建设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不仅要有地方特色和要素禀赋优势，而且要结合新技术、新需求开发新设备、新工艺、新模式、新产品，引入适宜性的行业智能技术应用，挖掘数字技术赋能的机会，在生产、流通、消费等不同环节做足绿色文章，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开发性能更优、质量更好、环境友好的新产品，以供给质量提升满足消费需求升级。推进大城市传统产业的发展，恢复城市的烟火气。推进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完善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第三，错位发展产业集群。中部六省要齐心协力，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导向，为我国粮食和能源安全、重要原材料安全、经济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更稳健的支撑和可持续的保障。整合资源、精准发力，构建具有本地比较优势、错位发展的集群体系。长株潭都市圈深入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产业集群；武汉都市圈高效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打造光电子信息、生命健康等产业集群；大南昌都市圈衔接珠三角、长三角，打造中医药大健康、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集群；合肥都市圈作为中部地区与长三角联动发展的桥头堡，打造新型显示、智能电动汽车等产业集群；郑州都市圈作为中原的中心地带，打造汽车及装备制造、现代食品制造等产业集群；山西中部城市群紧邻雄安新区和京津冀，打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集群。

第四，利用数字技术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机遇，完善各省份资源布局，促进中部地区协同发展。在充分考虑各区域条件、产业结构、经济布局的基础上，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分工，促使其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并通过资金投入、政策制定、制度建设等方式推动区域间资源统筹和优化配置。利用数据要素引导各区域合理有效地选择适合本区域发展的主导产业，全方位维持和提高各省份经济竞争力和联动发展动力。利用数字技术将资源进行合理开发，突出不同区域资源拥有量优势，在一定条件下将落后市场转化为具有资源优势的市场。

第五，深化产业链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与以往存在产业同质竞争、分工不细致、“一哄而上”抢占所谓高端链条等问题不同，要增强中部六省间的产业链协同机制建设。加强地区顶层设计，对标欧盟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做大做强共同市场方面的做法，整合和对接各省份不同的政策体系，建立多元共治框架平台，优化区域资源要素配置。加快建立健全省际合作机制，制定中部地区范围内跨省份的新兴产业链、前沿技术创新链的协同方案，理顺竞合关系，保障区域内的先进技术和产业既能充分竞争具有发展活力和韧性，又可联合扩张具有全球竞争力。在各省边界区域或部分行业试点推行财税分享机制，在跨省迁移企业、共建大项目和共建园区等领域开展一些税收分成制度探索。推动营商环境一体化建设，如将企业注册和公共领域的一些政务服务试点跨省代收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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