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与会计 | 赓续红色基因展现会计担当——访我国著名会计学家贺南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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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与会计 | 赓续红色基因展现会计担当——访我国著名会计学家贺南轩教授

时间：2025-01-10

作者：

来源：《财务与会计》2024年第20期

近日，贺南轩老师联系本刊，希望对其在《赓续红色基因展现会计担当——访我国著名会计学家贺南轩教授》（《财务与会计》2024年第20期）一文中的采访内容进行几点更正。本刊按照贺老师的意见进行更正后，重新推送此文。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75年风雨兼程，75年砥砺奋进。回望来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伴随75年经济发展，我国会计事业始终在探索中前进，走出了一条继承与发展、改革与创新、融合与开放的奋进之路。我国著名会计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贺南轩教授是新中国会计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亲历者，他在会计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近半个世纪，为我国会计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值此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本刊有幸采访了贺南轩教授，希望从他的经历中探寻我国会计事业发展的脉络印记，从他务实的治学态度与严谨的治学精神中收获启迪、汲取奋斗力量。

记者：新中国成立不久，人大会计专业共办了三期研究生班。您的回忆录中写到，在人大研究生班学习并提前任教是人生中一次大的转折。请问这对您的事业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贺南轩：1951年，我从南开大学毕业，经会计系主任推荐来到人大研究生班当研究生并提前任教，这是决定我一生成就的转折。1951年夏天，人大建校刚一年，亟需大批师资。进校时，我们这批从各个大学招来的研究生就明确被作为人大师资培养。我在南开大学时学习很刻苦，会计原理和成本会计等核心课程学得很扎实，所以在人大研究生班学习成绩也较好。而当时人大会计教研室教《工业会计核算》的教师除苏联专家外，只有黄寿宸和阎达五两位老师。所以我在研究生班学习一年半时就提前半年任教，给阎达五老师当助教上《工业会计核算》的作业课。暑假就带这批学生去工厂进行生产实习，接着就正式在各系和函授班讲授《工业会计核算》《工业企业凭单日记账核算形式》《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以及《工业企业经济活动检查与监督》（相当于审计）课程，可以说把工业会计专业的课程一口气连讲到底。这既增强了人大会计教研室的师资力量，又大大锻练和提高了我的教学和科研能力。我在南开大学时对成本会计特别感兴趣，学得特别扎实，这也使我在人大先搞工业会计核算后搞成本会计和责任会计有了用武之地。所以，这是决定我一生事业发展的重要转折。

记者：您在人大任教长达40多年，这期间印象深刻的课程和教材有哪些？

贺南轩：改革开放前我印象深刻的会计课程是《会计原理》《工业会计》《经济活动分析》和《财务管理》这四门会计专业的核心课程。建国初期，我国用的都是苏联教材，苏联专家撤走后，人大教师联系我国实际逐步编写、修改，形成我国自己的教材体系。

《会计原理》：1962年，人大赵玉珉会同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以下简称上财）娄尔行、厦门大学葛家澍和上财吴诚之编写《会计原理》，这是全国财经院校统编教材，被全国高校广泛采用。1981年，赵玉珉、黄代民编写的《会计学基础》也被一些兄弟院校釆用。1986年我在《会计学刊》第4期发表《对我国会计学原理教学几个问题的探讨》，对会计原理或基础会计学教材的编写至今仍有参考意义。

《工业会计》：1956年，黄寿宸、阎达五编写了《工业会计核算》，也被其他高校广泛釆用。1963年，人大阎金锷和我编写的《工业会计核算》总结了大跃进前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是全国统编教材，被全国高校广泛釆用。1979年，阎金锷和我又合编了《工业会计学》，总结了文革前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也是作为全国统编教材被全国高校广泛釆用。1990年，我单独编写了《工业会计学》，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指定教材，得到广大自考生和年轻教师的好评。

《经济活动分析》：1957年，人大陈共、阎金锷编写了《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也被部分院校釆用。1981年，人大马英麟、王俊生、肖镜元编写了《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吸收了西方报表分析的一些内容，被很多院校采用。

《财务管理》：1964年，人大邢宗江、刘凤钦、顾志晟编写了《工业企业财务》，邢宗江开建了工业企业财务管理学（苏联教材是宏观的工业财政），这本教材广为兄弟院校釆用。1981年，人大王庆成、李相国、顾志晟编写了《工业企业财务管理》，王庆成在教材中开拓了工业企业财务管理学的内容，这本教材也为兄弟院校广泛釆用。王庆成在后来的论述中为财务管理学科的创立奠定了扎实基础。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人大对我国会计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重大且深远。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会计教育吸收西方好的经验，取消按部门设立的会计学科，建立基础会计学、财务会计学和成本会计学等跨部门的会计学科，全国会计专业教学陆续进行改革。时至今日，我对于这段期间自己编写的《成本会计学》和《责任会计学》仍然印象深刻。

1991年，我和我的硕士研究生林钢完成了“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责任会计研究”，出版了《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科研项目成果——责任会计学》，为人大开设责任会计学课程并编写相应教材奠定了基础。1994年，应财政部会计职称办公室的邀请，我编写了会计职称考试教材《成本会计》（不署名）。1995年，应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邀请，编写了自考教材《成本会计学》，汇集了我几十年来在成本核算和成本会计方面的科研成果，受到广泛好评。这本教材一直使用了15年，累计印刷35次，可以说经住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记者：您在教学科研工作中遇到过哪些挑战？

贺南轩：我在教学科研工作中遇到的挑战，最突出的是借贷记账法与增减记账法之争，以及随之而来的记账方法有无阶级性之争。20世纪60年代初期，原北京商学院（现北京工商大学）张以宽等认为借贷记账法不好懂，研究创建了增减记账法，全国所有企事业单位几乎都改用增减记账法，所有会计教材都改用增减记账法写。我根据在南开大学打下的会计原理的扎实基础，对增减记账法作了仔细研究，而且深入实际进行了调查，坚定认为增减记账法虽然可用，但其优越性远不如借贷记账法。

本来是学术问题，文革开始后，不少同志说借贷记账法是借贷资本的产物，无产阶级不能用，进而引起记账法有无阶级性的争论。我在教研室内部讨论时坚决主张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提出增减记账法会计分录不能反映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不能做到增减平衡，从而难于发现会计分录的差错，这些都是增减记账法的局限。

随着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我认为对外发表意见的时机到了。1978年夏天，我和阎金锷提交统编教材《工业会计学》讨论时，在全国率先改用借贷记账法编写这本教材。我撰写了《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和《借贷记账法是一种科学的比较好的记账法》，并于1979年年初分别在《财务与会计》和《中国经济问题》发表。前一篇文章为借贷记账法定了“性”，后一篇文章肯定了借贷记账法的“质”。从此，记账方法有无阶级性和借贷与增减之争大体上尘埃落定。厦门大学葛家澍当时也写了《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账方法”》的文章。王庆成曾对我说葛家澍说过：贺南轩在我国恢复借贷记账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作用很大。

1982年1月，我还在《武汉财会》发表了《对借贷记账法基本原理的探讨》，在论述了这种方法的优越性和它是国际上通用的记账法后，明确提出我国的记账方法“应该也必将逐步统一于借贷记账法”。我在42年前作出的这一科学论断在我国早已完全实现，这也使我十分欣慰。1986年，杨纪琬在给我写晋升教授推荐信时说：“你的优点明显：记账方法、工业会计”，对我在记账方法方面的贡献和我在工业会计方面的贡献作了同样的评价。

其实，张以宽是我的南开大学校友，比我低一级，虽然我们在报刊上会做学术之争，但私下交情不浅，见面时他总是半正经半玩笑地叫我贺师兄。他们创建增减记账法也很不容易，虽有缺点，但在我国特别是商业企业毕竟实行了20来年，也是我国会计发展史上不可抹掉的一页。

记者：您在教学科研工作中有哪些成果和创新？

贺南轩：我的教学科研成果主要包括工业会计、成本会计、责任会计和记账方法四个方面。前两方面编写的教材既包括全国统编的校内教材，还包括全国会计职称考试指定教材和全国自学考试指定教材。不仅编写了基本教材，还编写了与其配套的教学大纲、考试大纲以及辅导书和包括答案在内的习题集，形成了完整的教材系列。第三方面则是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第四方面，明确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在我国恢复借贷记账法，是我国会计和国际会计接轨的必备条件，对国外企业走进来、我国企业走出去，促进我国改革开放有着重要意义。我还在上述各方面写了大量的论文。《财务与会计》在评选20世纪突出贡献奖活动中把我评为“十佳作者”。1989年我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我从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证书中写的是我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下面主要谈谈我在《工业会计学》和《成本会计学》教材中三点创新吧。

一是在讲述成本核算时提出要划清费用界限，不是用于产品生产的费用（例如基本建设费用）不能计入产品成本。对于计入产品成本的费用首先要进行横向分配，即在各种或各批产品之间分配。然后在每种或每批产品中进行纵向分配，即将本月计入费用与月初在产品费用之和在本月完工产品与月末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从而计算出每种或每批本月完工产品的成本。其中，费用界限的划分、横向分配和纵向分配的概念都由我提出，这样就把复杂繁琐的成本核算讲得清晰易懂。

二是提出了新的成本计算方法体系，将成本计算方法分为基本方法和辅助方法两类。基本方法与生产类型有关，包括品种法、分批法和分步法三种。辅助方法与生产类型无关，各种类型的生产企业都能用，包括分类法和定额法（相当于西方的标准成本法）等。苏联教材中有简单法，我认为不科学，我把它改为品种法。

三是在教材编写时，在品种法这一章，用一整套数例讲述成本计算的基本程序。在分批法和分步法这两章中只讲这两种方法的特点，不再列举整套计算的数例，这样既节省篇幅又突出这两种方法的特点。在讲述各种成本计算方法以后还专设一章讲述实际工作中几种成本计算方法的结合应用。

后来不少院校编写工业会计和成本会计教材时参考了我的这些提法和写法。

现任上财和清华大学会计学博士生导师张为国在上财上学时学的就是我和阎金锷主编的《工业会计学》，他还自学了我主编的配套教材《工业企业产品成本计算》，成为了我的“粉丝”，2021年他还协助我写了回忆录和口述历史。

记者：您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能谈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您教学和科研的影响吗？

贺南轩：我在20世纪50～80年代经常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调研的单位有财政部会计司和各工业部委财务司，以及北京、天津、太原、沈阳、齐齐哈尔和北安等地各种类型工业企业。这些调研对提高我的教学和科研水平起了极大作用。

例如，我在20世纪60代初被借调到财政部会计司工作半年，了解了全国工业企业会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意见，这不仅有助我参加工业会计制度改革的讨论，也使我在工业会计教学和科研水平上有所提高。我还应邀加入会计司《成本核算规程》编写组，期间由会计司司长带队到沈阳12个不同类型工厂进行成本核算调研。1962年5月第一次全国会计工作会议期间，我被聘为会议文件起草小组的一员，会议总结了大跃进大破大立前后会计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党中央极其重视这次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主要代表并同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合影，党中央在会议情况报告中作了重要批示：“办经济离不开会计，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我在参加会议各小组讨论和参加会议文件起草工作中，了解了我国会计工作正反两方面的实际情况。以上这些对我和阎金锷应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邀请主编全国统编教材《工业会计核算》，并高质量完成任务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72年，人大教职工从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在人大复校前我们会计教师和北京经济学院会计教师一起到北京市各种类型工业企业进行了调查研究，这为人大复校后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再次指定我和阎金锷主编全国统编教材《工业会计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为我主编配套案例教材《工业企业产品成本计算》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种案例教学在当时也算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的一种创新。又如我曾任中国成本研究会和中国煤矿机械成本研究会的顾问，在参加中国成本研究会和中国煤矿机械成本研究会年会时，可以看到各种类型企业成本会计人员提交的论文，从中了解到我国成本会计工作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和经验，为我在成本会计教学和科研上不断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在借贷记账法与增减记账法争论开始以后，我在调查成本会计时都附带调查这两种方法的优劣，从而做到对借贷记账法心中有数，信心十足。

1978年秋季，财政部安排人大教师去大庆油田调研财务管理经验，我负责其中成本管理的调查研究。我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大庆油田采用的类似西方责任会计的油田内部经济核算很有特色，是可贵的创新，我就写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实行油田内部经济核算制》，作为第一篇文章编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当年出版的《大庆油田财务管理》。也正因此，我们教研室的“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责任会计研究”才交由我主持。我和林钢对西方责任会计有关文献作了深入研究，并在上文基础上对我国推行的企业内部经济核算进行调查研究，最终写出《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科研项目成果——责任会计学》。

记者：您对年轻的会计学者和会计工作者有什么寄语？

贺南轩：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人民大学创办于新中国成立第二年。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人民大学，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不是党员，但在政治上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曾任北京市政协第七届特邀委员和第八届无党派委员。我深深感谢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70多年前，人大首任校长吴玉章在人大初期毕业研究生的欢送会上殷切嘱咐我们要像红色种子那样撒向祖国大地开花结果。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人大考察时强调一定要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如今我已是97岁的老人了，我所做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式”。衷心希望我们新时代的会计人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又红又专，不断创新，为会计事业的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成绩，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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