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也就是人们口中常提及的“70后”。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紧密交织，既见证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宏大变革，又承载着改革开放初期的各类挑战与机遇。作为与时代同步的会计人，我们经历了会计、审计行业的变革与发展，也在会计、审计领域留下了奋斗的足迹。如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时期，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大模型等新技术正给传统的会计、审计组织及工作带来挑战，要求会计审计这一传统职业迅速转型，以数字化、智能化迎接会计、审计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回首来时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教学科研历程，也以此激励自己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积极拥抱新技术，推动会计、审计职业与教育转型，为实现会计、审计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994年，我进入天津财经学院（1998年后改为天津财经大学）审计学涉外审计专业学习，由此开启了长达近10年的求学之路。这期间，我经历了会计、审计行业的变革与发展：初入大学时恰逢1992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以及13项行业会计制度和10项行业财务制度（“两则两制”）开始实施，标志着我国企业会计核算模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转换；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颁布实施，同年成立独立审计准则组，开启了独立审计准则体系的建设工作；1995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与中国注册审计师协会合并；1997年中国加入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并于同年开启第一届中国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考试；1998年注册会计师行业启动脱钩改制；1999年会计法修订后，相继发布《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小企业会计制度》，涵盖一般企业、金融企业和小企业的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体系基本建成；2006年我国正式发布与国际会计准则相协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并于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志着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制定工作基本完成。

每个时代制度、法律的发布与实施都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任务或目标基本契合。当时，无论是作为本科生，还是硕士、博士研究生，在长达近10年的求学之路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这一代会计、审计专业的学生恰好赶上了会计制度与审计制度改革开放的起点与逐步完善时期。此时的会计、审计制度体系改革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关键阶段，一大批新的会计制度、审计制度相继发布，我们如饥似渴地不断学习，总觉得有学不完的会计制度和审计准则，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时代发展的脉搏跳动。在大学毕业前夕以及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我在由天津财经学院审计系创办的巨正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这让我深刻体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王国维于《人间词话》中曾言：“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2006年，博士阶段的学业结束后，我才正式迈入学术之路（尽管自2000年起我便开始任教并撰写文章，但那时我认为自己更多是在进行教书和写作活动）。

依我之见，会计与审计皆属实践学科，其学问之道讲究“顶天”“立地”。“顶天”意味着要熟稔前沿理论、精通规范研究方法、把握国际最新研究成果；“立地”则是要紧紧抓住我国会计审计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使理论研究与我国实际紧密结合，能够切实地指导实践，真正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2010年，我来到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我的学术研究内容也从审计逐步向会计转型。国家会计学院以构建“高层次、国际化、数字化”的继续教育基地为目标，主要面向国有大中型企业高级财务主管（如财务总监、总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外商投资企业高级财会人员、准许进入中国会计市场的外籍注册会计师以及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高级经济管理人员。在此，我找到了自己的学术目标，即开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

做学问的第二重境界，是确立为之奋斗的目标，并在追逐目标的道路上，即便求之不得、身形消瘦，仍无怨无悔地继续追寻。每当会计法律法规发布或重大调整，国家会计学院便成为会计人员后续教育的主要阵地，这就要求教师必须紧跟财政、会计、审计政策以及实践前沿的发展步伐，有效地开展理论研究与实践教学。凭借审计专业背景以及对内部控制知识体系的熟悉，新出台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成为我主讲的课程。在与中央及各地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不断接触的过程中，我明显察觉到大家对于这一“要我建”而非主动“我要建”的规范重视程度不足，缺乏主动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关键在于执行，而非单纯的合规，其建设重点往往在单位层面而非具体业务层面。为了让学员深刻领会这一点，学会与“一把手”沟通并有效宣传这一规范，我开始从单位治理层面、单位管控层面、流程管理层面、法律合规层面等不同维度进行讲授，明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是“一把手”工程，是从目标管理向流程管理的转型，是实现单位内部管理精细化并实现权力制衡的重要工具，而非仅仅建立一套面向经济业务活动层面的规章制度。这一思路赢得了广大学员的认可与好评，我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课程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2015年《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发布，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生成过程的关键保障，内部控制确保了政府会计报告的编制过程及其结果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实践中的问题需要通过理论提升，再将规律性的内容回归实践，以指导实践的完善与发展。在与学员接触的过程中，我逐步以课题形式参与到众多单位的内部控制建设中，并不断总结规律，结合行业出版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操作指南》《公立医院内部控制操作指南》《高等学校内部控制操作指南》等几部内部控制专业书籍。时至今日，这几部书籍仍是行政事业单位财务部门建设内部控制的重要参考和指导用书。

在已然完善的会计教学体系中，每位教师都有自己擅长的学术与教学领域。审计并非国家会计学院教学的主流，如何融入主流教学对我而言是极大的挑战。此时的我也在思考如何拓展与创新，从审计学科转入会计学科的教学实践，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并将其作为教学与理论研究工作的新兴趣点。2012年，我有幸参与到财政部会计司的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课题研究中，并负责企业财务共享服务的调研和研究报告主笔工作。彼时，财务共享在我国尚处于萌芽阶段，许多央企的财务负责人还未厘清财务共享与会计集中核算的区别。在调研过程中，我与财政部会计司的相关同志先后走访了我国早期建设财务共享的大型企业集团，如华为集团、平安集团、宝钢集团、中铁建集团、四川长虹集团、中广核集团、阳光保险集团等大型国有、民营企业，并最终形成中国财务共享服务典型案例的研究报告。这也为未来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出台鼓励具备条件的大中型企业集团开展财务共享中心建设工作的尝试奠定了研究基础。

此后，我又有意识地参加了一些国际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学术会议，深刻认识到：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并非只是简单的会计核算流程标准化并集中的工作，其最重要的是划分了共享财务、业务财务与战略财务的“三位一体”的财务职能结构，借助这一工具的运用和财务组织的建立，财务人员开启了财务转型之路。2013年起，通过此前的调研实践，并与一些企业集团实践部门的人员携手开展研究，2015年我出版了《财务转型始于共享服务》一书。这为我未来一段时间开展财务共享、企业司库、数字财务、智能财务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使我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让我乐此不疲、自由贯通的学术研究时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境界表明，人们所立志追寻的目标，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开始由量变引发质变，往往在不经意间便得以实现。我深感欣喜，在当下浮躁的环境中，自己能够找到研究方向和实践兴趣，能够自如地穿梭于理论与实践研究之间，在毫无压力的状态下，自觉地促进理论与客观事实相互作用，探寻所暴露的问题，并在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有价值的科学论断，最终提升自身的科学认识水平，明确自身的学术研究定位。

2016年，我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重大转变，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的教学岗位转到教务部门担任负责人。这一转变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曾经主要与知识打交道的我，如今必须直面管理工作，而管理的核心关键在于人。那时，摒弃教学思维以有效开展工作、大力培养更多高端会计人才、提升学院培训收入以及平衡自身学术研究与行政工作之间的矛盾，成为我面临的主要难题。

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在我国会计事业发展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2007年，财政部发布《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培养十年规划》，明确按企业类、行政事业类、注册会计师类、学术类四类，争取用10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培养1 000名左右会计领军人才，形成高端会计人才团队，担负会计行业的领军重任，推动我国会计队伍整体素质的全面提升。2010年发布的《会计行业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培养2 000名左右的全国会计领军人才，担当会计行业领军重任”。2021年发布的《会计行业人才发展规划（2021-2025年）》则为我国在“十四五”时期的会计人才培养指明了清晰的方向和重点任务。

总体来看，我国的会计队伍确实存在“多而不强”的问题，会计人才的结构大约70%处于简单、重复性强、低附加值的劳动之中，且东西部区域发展差异较大，知识结构与地区结构性失衡问题仍然存在，尤其培训时就会体会到基层会计力量更是十分薄弱。当然，这期间每一次技术的变革，会计人员都在感慨技术发展对于传统会计核算并替代会计人员所带来的挑战。2016年财政部印发《管理会计基本指引》，并在后续发布了34项《管理会计应用指引》。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加强管理会计人才的培养，成为高端会计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和会计人员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2017年德勤会计公司推出基于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的财务机器人并率先应用，虽然这只是人工智能在财务数字化领域的初级应用，但已经足以让会计人员感受到人工智能在会计领域的应用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这些变化在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的课程设计中都给予了充分考虑，并以会计人才培养胜任能力框架的形式，积极反映到整体课程大纲和人才培养过程之中。

正所谓“群雁高飞头雁带”，高端会计人才就是那高飞的头雁，是标杆，是方向。从任课教师的角度出发，起初我对高端会计人才培养的体会并不深刻，但真正深入参与其中后，才深切领悟到其重大意义。高端会计人才的管理工作，从严格的选拔、精心的培养、合理的淘汰到恰当的使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有力地保证了人才的实用性与高质量。

与高端会计人才培养相呼应，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素质提升工程自 2013年4月启动，分期分批对全国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进行轮训，培养的总会计师定位为具有职业化、专业化和国际化水平等。为此，我们推行了三分之一的教师资源配置方案。其中，三分之一的教师来自高校科研院所，他们为课程注入理论高度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力量；三分之一的教师是来自实务部门的总会计师，带来会计准则与信息化建设的应用经验；另外三分之一的教师则来自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者，负责最新政策的解读及其应用要点的阐释。此外，我们还参与了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和来自地方省市、行业、国管局、中直机关、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局等具有特色的领军及高端会计人才培养项目。这些培养项目共同构成了多元化、全方位的高端会计人才培养体系，为不同领域和需求的会计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提升平台。如今，在全国各地，我们都能看到高端会计人才培养所结出的累累硕果，国家领军、地方领军、行业领军人才纷纷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积极且重要的作用。

信息技术与会计关系紧密，它不仅是财务转型、变革的技术背景与生产力环境，还为会计发展提供强大工具支撑。财务转型的原动力源于财务部门对效率提升的追求以及管理者对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的需求。从《企业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到《关于规范电子会计凭证报销入账归档的通知》，再到《会计信息化发展规划（2021—2025年）》，我深切感受到我国会计事业正历经持续的信息技术变革，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已成为未来的主要趋势，这对传统会计职能变革和助力财务转型带来的变化十分显著。

如今，我已调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工作，这是一个以智库建设为主的科研机构。目前我关注的是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及财务领域相关政策的变化。2020年9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国企数字化转型全面启动。2022年，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司库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的意见》《关于中央企业加快世界一流财务管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国有企业财务管理部门应运用新技术，推动财务管理从信息化走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自2020年起，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主要转向服务国有企业财务数字化转型与智能财务领域，我认为这是会计未来的发展趋势。

从学术文献趋势来看，财务共享中心与企业司库建设的推进成为财务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切入点。未来，基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向财务大数据中心的转型日益凸显。在新质生产力要素的赋能下，财务转型以财务共享服务为起点，通过向多领域共享的全球商业服务中心延伸，提升数据获取与汇聚能力，推动数字化和中台化转型。在此基础上，打造集团级企业数据中心，迈向云化数字平台，将数据资源转化为数字服务，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未来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将走向虚拟化、无人化，在业财融合要求下，财务共享与司库连接的更多业务系统通过ERP上云实现数据共享，进而支撑决策与智能化场景应用。

在财务数字化转型研究中，我发现数据治理与数据资产化至关重要。数据资产作为新兴资产类型，正成为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从政策来看，2022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发布，对数据进行分类并提出建立健全数据交易规则和标准体系。2023年财政部印发多项文件规范企业数据资源会计处理、加强数据资产管理。同年9月，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数据资产评估指导意见》，规范数据资产评估工作。

作为“70后”会计学者，我的学术人生犹如国家会计政策与信息技术交替变化的历史缩影，深切感受到国家政策变化与会计人才培养、会计教育及会计与新技术结合的相互影响，也反映了会计、审计准则与制度体系的变迁与发展。经历市场经济改革和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过程中，我们也将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将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投身相关研究，找寻自身研究特色，运用新质生产力赋能财务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做到格物致知、学以致用，为党和国家培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