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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

财务与会计 | 李若山:祖国发展我成长——亲历首版《审计学概论》的编辑出版

作者: 李若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
来源:《财务与会计》2024年第20期 2024/10/30


一、前言


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5周年华诞。历经四分之三个世纪的砥砺前行,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1949年,几亿人口的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仅为123亿美元,人均GDP仅有23美元。1978年,我国经济虽有一定发展,GDP达到1 495.91亿美元,人均约156美元,但仍落后于全球六成以上的国家。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开启,经过四十余载的蓬勃发展,到2023年,我国GDP总量超过126万亿元,约合17.8万亿美元,人均12 614美元(据世界银行统计),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以及全国人民的艰苦卓绝奋斗。中国从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过程中,与之紧密相关的经济体制,尤其是会计、审计等制度的变革,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体制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伴随着会计审计的深刻变化,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前行。作为一名自1978年便涉足会计审计领域的学习者与从业者,我有幸亲历了这个伟大的时代,深刻感悟到这些变革给我们带来的观念与思想的重大转变。尤其是通过一次亲身参与教材编写的经历,让我真切地领略到了中国会计审计的变革内涵。


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会计审计教育背景


1978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会计专业本科生入校,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会计专业教材的匮乏。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探索阶段,如何培养适应当时社会经济环境的会计专业人才,令人深感困惑。各高校不仅缺乏完善的培养计划,更缺少成体系的教材。老一辈会计教授如导师葛家澍先生等前辈们撰写了《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账方法”》等振聋发聩的文章,期望中国的会计体系能与世界经济融合。然而,我们当时所用的教材基本都是计划经济年代编制的。记得在我们学习的会计学原理中,老师教授的是我国独有的增减记账法,会计报表中没有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更无现金流量表,只有平衡表,表中公式分为三段,即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及专项资产,对应流动基金、固定基金及专项基金。利润被视为资产阶段概念,只有收支表,没有利润表。使用这样的教材,很难培养出适应当时国情,尤其是适应开放环境的专业人才。
1981年年初,经财政部批准,上海设立了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并向顾福佑老师颁发了第一张注册会计师证书,开启了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历程。1982年12月4日,根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1条规定,国家审计署于1983年9月15日正式成立,翻开了国家审计的崭新篇章。审计行业的诞生与当时的会计专业教育产生了巨大矛盾。在此之前,审计是一个极为陌生的名词。1978 年 9 月,我考入厦门大学会计系。当时厦门大学会计专业在第四学年开设的课程中没有审计课程,只有一门名为《会计检查》的课程。1982年我考上研究生后选择了审计专业,外出学术交流时常常被误解为搞计划生育的专业(简称“审计”)。如何适应体制变革,培养大批国家急需的人才尤其是审计人才,成为当时行业发展的当务之急。一些高校为了紧跟时代变化,采用了国外现成的教材,如当时海外流行的《蒙哥马利审计学》等,尽管这些教材在技术上有可取之处,但在职能、定义、概念等方面与我国存在很大差异,尤其当时中国审计体制与海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有较大不同——我国的国家审计体制是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而西方大多数国家是建立在议会之下。体制不同、功能各异,使用西方教材很难培养出适合中国体制的审计人才。在此情况下,经有关部门领导组织,国内一批顶尖教授学者共同努力,开启了中国第一本最具影响力审计教材——《审计学概论》的编著历程。作为全过程的亲历者,我觉得有必要将这些过程记录下来,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会计审计发展历程中的一朵小小浪花。


三、《审计学概论》的编纂过程

1984年12月,刚刚成立的中国审计学会着手组织出版一批适合中国国情的系统化审计教材,将《审计学概论》这本教材的主编任务交给了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娄尔行教授。在娄教授的组织下,一支由上海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学院、厦门大学、审计署、会计师事务所等单位的十四位老、中、青专家组成的队伍迅速形成。1985年,在武夷山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进行了细致的分工,拟定了初步框架与编写原则,随后大家开始分头编写。一年之后,所有编写成员如期完成初稿,并约定于1986年5月召开审稿会议。参加审稿会议的有上海财经大学的娄尔行、石成岳、竹德操教授,天津财经学院的管锦康教授,厦门大学的黄忠堃教授,学生中有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汤云为、唐清亮、方之龙和我,攻读硕士学位的周勤业、赵丽娟、鲍国民,加上审计署的司长马怀平、李锐弟,处长刘方锦、慰文渊,会计师事务所的赵过之,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钱雪门老师等二十多位成员。我们对初稿进行了近二十多天的封闭式研讨审阅,这绝对是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最高水平的“学术盛宴”。这不仅仅是一本普通教材的编写,实际上体现了我国会计及审计的改革历程,彰显了中国会计审计的学术进步,更传承了老一辈专家教授的学术态度。
每天一早,二十多位专家学者齐聚在浙江桐庐一个不大的宾馆会议室,由娄教授主持会议。先由执笔老师简要介绍自己编写章节的内容,然后所有与会者进行全面讨论。每天基本上非常详细地讨论一个章节,几乎是一字一句地雕琢、一段一段地剖析,大家态度认真、讨论热烈,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编写人员来自各个领域,既有担任审计高级领导岗位的人员,也有审计实务工作者;既有学术权威,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既有政府审计的代表,也有注册会计师及内部审计的成员。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探讨审计学中的一些关键词汇,努力完成一份最为完美的审计教材。
第一章绪论由娄尔行、管锦康两位教授亲自撰写,这是难度最大的一个章节。审计是一个大概念,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仅仅围绕“审计应该有什么样的职能”这一问题,与会者们便讨论了好几天。各国体制不同、审计地位不同、审计的层次不同,与会者们讨论中提出了十几种审计职能,似乎都有一定道理。最后,娄尔行教授在总结概括时说,有三种职能认可度最高,分别是经济监督、经济评价及经济鉴证,以此作为教材中被认定的主要内容。至于其他职能,也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教材最后决定以注释的方法,在该页的下端将其他学术观点作一个简要介绍。如教材中注释写道:有学者认为,审计的监督职能是主导地位,其他职能都是此职能的派生;有人认为,审计有(1)防护、(2)公证、(3)提高企业素质……还有人则认为:审计的职能有(1)经济监督、(2)预防控制、(3)评价考核、(4)行政执法、(5)社会公证、(6)顾问指导。这样的引述既保证了教材的通俗与理解,便于专业人士学习,也为后续探讨保留了学术空间。这样的创新引述在后面教材的讨论过程中不断出现。如在定义审计的本质时,认为审计的本质应该是依法监督,教材中明确指出:“审计实行监督除依据国家法律之外,还要依据党的方针、政策,客观的经济规律,决策、计划、方案和规章制度等,审计依法监督和司法监督在性质上也有区别。”讨论到这段时,有专家提出有些国家并不是这样,如西班牙建有审计法院,有司法裁决权,当时苏联也有国家监管部,也有行政纪律处分及罚款。最后综合结果,也是在教材中的下端以附注方式加以解释说明,为全面了解审计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思路。
记得当时分配给我写的章节有两个,一个是第七章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其评审》,另一个是与事务所的赵过之老师合写第九章《销售、生产和购入业务审计》。对于我来说,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一是我从来没有企业经营活动的经验,也没有从事过任何具体的审计活动。二是当时内部控制是一个极其陌生的专业名词。就在我撰写这一章的1985年,才由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美国会计协会、财务经理人协会、内部审计师协会等联合创建了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旨在探讨财务报告中舞弊产生的原因并寻找解决之道。两年之后,1987年基于该委员会的建议,赞助机构成立COSO委员会,专门研究内部控制问题。1992年9月,COSO委员会发布《内部控制整合框架》。而我在撰写内部控制制度这一章时,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内部控制。好在当时娄尔行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汤云为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写的关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他非常慷慨地将刚刚答辩完的硕士论文送给了我。在认真学习参考了汤云为的论文后,我深受启发,在他的论文框架下,我才勉强写完了第七章。而第九章的内容,我只是写了一个草稿,其余基本上是赵老师一字一句地修改完稿。在讨论过程中,娄尔行、管锦康、石成岳教授,马怀平、李锐弟司长,在肯定大前提的基础上也一词一句地提出修改意见,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
经过整整二十多天的审稿过程,所有参会者闭门不出,白天讨论,晚上整理,氛围既热烈又严肃。老前辈们从不以学术权威自居,虚怀若谷地听取所有人的见解与意见,也从不打断我们的发言。审计署的几位司长也都是心平气和地提出政策建议。反倒是我们这些年青学者有点血气方刚,发言时直来直去,有时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弄得脸红脖子粗,但大家也不计较。二十多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娄尔行教授做了总结,并要求所有编写者根据意见再修改一次,并于1986年12月出版。在这本教材的前言中,娄教授写道:“因教学上需用急甚,本书仓卒成稿付梓,有些地方还来不及作仔细的推敲,更谈不上成稿以后,试用一番,回头再作些思索探讨,让书稿有个成熟期了。这与编者原先的打算不尽符合。而主要的还是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钻研未深,书中难免还有选材不当,论述欠妥,甚至错误的地方,恳请读者批评指正。”老前辈对学术的认真态度和责任担当跃然纸上,值得我们这些后辈终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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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

这本教材出版后,立即成为当时最权威、最热门的审计专用教材。前后两次共印付了32万册,解决了当时审计教材荒的窘境。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时参加编写工作的马怀平司长在回忆录中写道:“老教师非常认真,提纲讨论了两次,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抠。初稿经过了两次讨论修改。”而我本人正是基于这一次教材讨论,不仅学到了老前辈们对学术的认真、治学的严谨、为人的谦逊,还在学术探讨上受到了极大的启发,从而奠定了我当时博士论文的主题——《论审计与经济权责结构》。
在我们迎来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喜庆日子里,在我们享受国家改革开放丰硕成果的时刻,我们不能忘怀的是,正是国家的英明决策,以及无数前辈的每一次努力积累,才成就了今天的伟大事业。感恩这个时代,感恩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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