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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80年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世行)的合法席位以来,与世行、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国际农发基金(IFAD)、全球环境基金(GEF)、欧洲投资银行等主要多边开发机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截至2013年底,上述主要多边开发机构累计向中国提供贷、赠款约900亿美元,为中国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制度创新提供了有效的资金和智力支持。
2013年,中国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工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精神,以统筹内外的大国财政理念为指导,着力发挥中国作为股东国、借款国、捐款国、发展经验来源国和新型发展伙伴的多重作用,深入推进与国际金融组织互利共赢的全方位合作。
一、积极发挥国际金融组织股东国作用,引导其政策走向
(一)引导国际金融组织提高贷款能力。以参加世行年会、亚行第46届年会、IFAD第36届理事会、GEF第44、45届理事会及GEF第六期增资磋商会等为平台,深化与国际金融组织政策对话。推动世行、亚行在遵循财务审慎管理原则的前提下,适当下调可用资本占贷款余额比率,提高其杠杆率,放大其撬动贷款的能力。引导世行、亚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加大对全球...
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80年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世行)的合法席位以来,与世行、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国际农发基金(IFAD)、全球环境基金(GEF)、欧洲投资银行等主要多边开发机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截至2013年底,上述主要多边开发机构累计向中国提供贷、赠款约900亿美元,为中国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制度创新提供了有效的资金和智力支持。
2013年,中国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工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精神,以统筹内外的大国财政理念为指导,着力发挥中国作为股东国、借款国、捐款国、发展经验来源国和新型发展伙伴的多重作用,深入推进与国际金融组织互利共赢的全方位合作。
一、积极发挥国际金融组织股东国作用,引导其政策走向
(一)引导国际金融组织提高贷款能力。以参加世行年会、亚行第46届年会、IFAD第36届理事会、GEF第44、45届理事会及GEF第六期增资磋商会等为平台,深化与国际金融组织政策对话。推动世行、亚行在遵循财务审慎管理原则的前提下,适当下调可用资本占贷款余额比率,提高其杠杆率,放大其撬动贷款的能力。引导世行、亚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加大对全球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支持世行按市场导向原则筹建全球基础设施基金。
(二)做好国际开发协会第17次增资磋商工作。2013年,世界银行各国理事表决通过了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第17次增资(IDA17)决议。IDA17共筹集资金521亿美元,其中中国捐款3亿美元,较上一轮增资的增幅居各捐款国之首。中国是国际开发协会的长期受益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从国际开发协会获得了约100亿美元优惠资金,弥补了当时中国经济建设资金的不足,也为中国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理念和发展经验。中国对国际开发协会捐款,力所能及地回馈国际社会,将促进低收入国家的减贫与发展,同时也将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世行的全方位合作,充分体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三)充分发挥中国基金(二期)对亚行业务的支持作用。中国主动向亚行提供项目资源,积极参与项目前期设计,逐步改变项目设计和申请由亚行主导的现状。此外,积极宣传中国基金在促进区域减贫和发展中的作用、特点和重点支持领域,不断扩大中国基金的影响力。
(四)做好GEF第六期增资磋商工作。广泛团结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加强政策沟通磋商,团结一致,与主要发达国家企图改变资金分配框架、大幅减少发展中国家用款等不良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维护GEF-6增资期政策的总体连续性和稳定性以及中国的用款权益。
二、做好中国与国际金融组织高层互访接待,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率团出席国际农发基金第36届理事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回良玉副总理在讲话中全面介绍中国在农业发展和减贫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特别就发展中国家发展粮食生产、消除贫困等问题提出看法。回良玉副总理的讲话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全球农业发展和农村减贫事业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对国际农发基金和国际农发基金总裁个人的巨大支持,将中国与国际农发基金的合作推向了新的高度。
世行执董团、世行行长金墉、亚行行长中尾武彦、全球环境基金主席石井菜穗子、国际农发基金总裁内旺泽都在年内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国际金融组织负责人,显示了中国对发展与各国际金融组织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视,推动了中国与各金融组织之间全方位合作,向外界宣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双方合作取得的突出成果,为中国改革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积极推进三方合作,引导企业“走出去”
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发展基金等国内金融机构与世行、亚行、国际农发基金等国际金融组织深入开展“三方合作”,引导企业“走出去”,支持非洲及亚太等地区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发展,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一是世行分别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了“三方合作”备忘录,为深化三方合作奠定基础。二是世行集团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为中国工商银行对肯尼亚发电厂项目的长期贷款提供了违约担保,担保金额约1.02亿美元,这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首次为中国投资人海外投资提供担保。三是中国进出口银行与越南财政部就河内-凭祥高速公路项目签署合作备忘录,中国进出口银行将以2亿美元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的方式与亚行对此项目进行联合融资。四是中非发展基金与国际农发基金签署了《中非发展基金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合作意向书》,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围绕农村减贫、农村贫困人口能力建设、提高小农户生产力等领域在非洲开展合作。
四、稳定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规模,支持中国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
继续坚持把贷款合作作为有效抓手,把贷款合作重点放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领域。2013财年,有14个项目获得世行执董会批准,贷款承诺额为15.4亿美元;有12个项目获得亚行执董会批准,贷款承诺额约为14.6亿美元,同时积极应对亚行贷款“涨价”政策,提前完成了4个原列入2014年规划项目的谈判工作,为项目单位和地方节省约2亿元人民币的利息支出;成功推动10个国别项目获得全球环境基金批准,获得赠款资金承诺额约4800万美元,涉及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重点业务领域;组织利用欧投行应对气候变化框架二期贷款项目下的2.12亿欧元和中国林业专项框架贷款项目下的2.5亿欧元的优惠贷款资金,用于支持节能增效、生态建设、林业发展等领域的项目建设;国际农发基金将向中国提供4693万美元优惠贷款,用于云南省农业农村发展等领域的项目建设。
积极开展非主权业务。一是推动扩大国际金融组织非主权业务规模。2013财年,世行国际金融公司对华投资37个项目,投资总额达到1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亚行私营部门业务局在华开展项目4个,资金达7.16亿美元。二是研究和推广公私合作伙伴(PPP)模式。积极挖掘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贷款项目规划中潜在的PPP项目,并予以重点关注和跟踪;利用国内及世行、亚行智力资源开展PPP专题研究,为中国推动PPP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鉴。
五、加强知识合作和技术援助合作,借鉴国际经验解决中国改革发展中的难点问题
(一)在重大课题研究方面。与世行合作完成中国城镇化问题联合研究。城镇化研究是继《2030年的中国》后,中国与世行联合研究领域的又一旗舰项目,双方均高度重视,成立了高级别指导委员会、具有广泛学术背景和代表性的研究团队,系统性地对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开展研究,充分利用世行在全球领先的智力资源,为中国城镇化改革发展提供全球视野。该联合研究还提出了如何通过城镇化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如何推动建设高效、包容和可持续的城镇化,具有全球意义。
(二)在技援管理方面。以技援项目为依托,充分调动国际国内智力资源,积极参与深化改革重点领域以及“十三五”规划的前期研究,积极参与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设计并积极推动世行技援六期“中国经济改革深化与机构能力加强项目”(TCC6)的准备工作,积极创新。在认真筛选的基础上,启动了2014财年与世行合作的经济调研(AAA)项目,围绕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化改革开放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展开研究。与亚行磋商制定了2014—2015年度技援规划,确定2014年规划正选项目23个,金额1025万美元;备选项目7个,金额260万美元。
(三)在南南知识合作方面。拓展南南知识合作的功能,探索把现有的合作平台打造成南南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的桥梁和纽带。一是积极推动“世行-中国发展实践知识中心”相关工作的开展,重点组织开展了100个世行项目案例的编写工作,并将其中的优秀案例提交给世行案例图书馆,丰富了世行交付科学实践;推动“亚行-中国区域知识共享中心”进入实质性运作,组织了12场研讨会。二是与世行联合举办了“中国-世行知识共享:城市发展领域的交付科学实践”高级研讨会;与亚行联合举办第五届“中国-亚行知识共享平台”研讨会;与IFAD举办了主题为“促进国际合作伙伴关系,推动益贫农业投资”的第5届南南合作研讨班。三是充分利用亚行-中国区域知识共享中心(RKSI)主办或参与举办了生态文明与国际社会作用、财税政策改革、改善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推进城镇化发展的PPP合作等11次国际知识共享活动。四是积极利用GEF管理的气候变化特别基金资金支持,启动“增强脆弱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适应力的能力、知识和技术支持”项目;申请“通过国际合作促进清洁绿色低碳城市发展项目”。五是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开展南南知识合作情况进行了考察学习。
六、加大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的力度,人事合作取得新突破
2013年,财政部继续按照“内外统筹、双向流动”的工作思路,以高级管理职位为主攻点,以系统培养和输出为工作方向,进一步加大了与国际金融组织人事合作力度,特别是成功争取到2个国际机构高级管理职位,即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当选联合国工发组织总干事,是内地中国人首次担任联合国专门机构主要负责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财政部外经办主任张文才就任亚行副行长,实现了自2003年以来中方连续第三次成功竞聘这一重要职务。
(财政部国际司供稿,汪海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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