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理论观点述要

在世界秩序深度重构与制度变迁理论框架下的“百年变局”情境中，中国政府会计改革呈现出从范式突破向制度结构调适与治理效能迭代并重的演进特征，标志着改革进程已跨越基础性建制阶段，正式步入以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聚合为指向的制度成熟期。这一转型体现了公共治理现代化对会计系统功能定位战略性的升级诉求。2024年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理论体系创新、制度实施效能及治理效应展开，呈现多维度的学术突破。在理论体系建构方面，学者们强调应立足中国制度情境，通过国际经验借鉴与本土实践创新相结合的双向路径，着重解决政府会计准则的范式转型、知识生产与话语体系构建等核心命题。在制度实施层面，相关研究表明政府会计改革通过优化预算管理流程、强化资产核算精度及提升专项债务绩效等路径，显著增强了公共治理效能，但其政策效果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值得关注的是，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对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机制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尽管如此，当前研究在政府财务信息披露效率提升、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适配性以及公共数据资产计量等前沿领域仍存在理论供给不足的问题，亟待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一、中国特色政府会计知识体系构建研究

（一）中国特色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制定与实施研究。

1．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制定研究。政府会计知识体系作为中国自主会计知识体系有机组成部分，在构建策略上，应立足中国国情，在借鉴比较国外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理论与实践基础上，扎根于中国政府会计改革实践经验，提炼出中国特色政府会计知识体系。在构建方案上，应积极响应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公共部门数智化转型、可持续发展转型等现实需求，把握我国政府会计改革与发展的真问题，推动中国特色政府会计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有学者指出，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体系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先行经验及其示范效应可以为我国正在推进的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建设提供富有启发性的参考，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作为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成员国，应当以此为着力点深度参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体系建设，使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在制定或修订过程中能够充分考虑中国实践、回应中国诉求、增加中国案例、参考中国经验，提升我国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制定中的话语分量，为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体系建设贡献中国智慧。第二，积极向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介绍我国政府会计准则体系的建设成效，分享我国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建设的具体做法、经验以及遇到的困难，从而提升我国政府会计的国际影响力。第三，促进我国政府会计准则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在学术领域的广泛交流和合作，力争形成一系列高水平的、具有国际影响的政府会计研究成果，为我国政府会计准则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在知识储备、准则制定、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共识创造条件。

为规范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会计核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关规定，财政部对《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进行了修订。在此背景下，有学者以广东某高校基金会为案例研究对象，对其涉及的主要业务进行梳理，重点关注如高校基金会受托业务如何与捐赠收入进行区分；受赠非现金资产如何确认与后续计量；限定性资产与非限定性资产转换时点的确认；关联方确认与关联方交易事项该如何披露等具体会计问题提出相应的处理思路与建议，为切实提高高校基金会会计信息质量及加强高校治理作出贡献。

有学者指出，数智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使得政府会计职能不再局限于传统范式，在数智时代将促使政府会计职能发生飞跃性转变，政府会计估值和契约职能的加成性和广延性将得到极限的扩展与延伸，深度挖掘政府会计估值职能向内作用机制，可以提升政府的财务战术能力。不断拓展政府会计契约职能向外作用的广度，可以提高政府的财务战略管理能力。在此背景下，加快构建政府资产和公共数据资产产权体系，提升政府资产产权价值创造能力，服务国家促进新质生产力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求，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潜能，是未来一段时期政府会计理论与实践领域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2．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作为反映和记录公共财政运作的重要手段，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在确保公共财政资金的合理使用、增进政府透明度和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在为行政事业单位带来了诸多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对单位预算管理的挑战。有学者研究发现，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下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存在预算内控机制不健全、预算编制方法不精细、预算执行控制不到位、预算绩效评价缺位、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有待完善等问题。据此提出建立健全预算内控机制、提高预算编制精细度、加大预算执行控制力度、落实预算绩效评价体系以及完善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等对策。有学者认为，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有利于再造全面预算管理流程，但在实际预算管理工作中，受理念、制度、人员、监督等方面的限制，导致全面预算管理未能落到实处。因此，建议单位需制定战略方针，强化战略意识，进一步优化全面预算管理体系，梳理预算各环节中的盲点，让预算更加合理有效。

政府会计准则实施对单位财务管理的挑战。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有利于如实反映单位资产情况；有效提升预算管理水平；提高会计核算效率以及财务报告规范化程度，进而提升财务信息质量；加快财务信息化步伐。但是在单位开展财务管理过程中，仍存在财务管理主体定位不清晰、预算管理相关措施办法得不到有效执行、对内控风险缺乏有力把控、缺乏对专项资金的高效管理等问题。因此，有学者建议对会计核算方式不断创新和优化；不断提升财务人员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不断优化和完善预算管理形式，突出预算职能作用；加大内部控制力度，防范内控风险；积极构建并完善统收统支的预算管理体系。还有学者结合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的特点和要求，探讨适应预算会计与财务会计“双体系”的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优化策略，并据此提出建议：促进预算会计与财务会计“双体系”协同优化；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人员的培训；构建科学的财务风险防控体系；推行财务数字化、智能化管理。

政府会计准则实施对单位会计核算的挑战。有学者指出，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体系关于固定资产会计核算处理采用了权责发生制加收付实现制的平行记账模式，固定资产定义也由持有改为满足业务活动的控制。基于此，事业单位固定资产会计核算处理需要做出改变，以加强对新政府会计制度下固定资产核算与后续计量规定的理解，进而提升单位财务管理水平，推动单位高质量发展。有学者指出，与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相比，公立医院会计核算存在会计科目设置应满足多方面需要、会计记账应满足平行记账的需要、财务人员水平有待提高、信息化建设滞后等难点，因此建议从会计核算，加强人才培养、提升信息化水平、完善审计监督等方面解决政府会计制度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使财务人员以真实、完整、准确的数据进行核算、分析，充分发挥财务在公立医院运营中的管理作用，提升单位内部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为医院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二）政府会计改革治理效应研究。

1．政府会计改革对地方债务治理的影响研究。以权责发生制为核算基础的政府会计制度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工具。有研究发现，政府会计制度改革能显著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但改革效果取决于制度实施的环境约束。在政府治理质量较好的地区，政府会计制度改革能有效降低地方债务风险；在政府治理质量较差的地区，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可能因为流于形式而无法发挥该有的制度效能。在政府问责越强的地区，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对政府债务风险的治理效果越显著。因此，中央应进一步加强政府会计制度实施的有效性，监督地方政府建立良好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强化对地方的财政问责，有效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实现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有学者结合我国2017—2020年2058个县域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政府会计改革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会计改革对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且政府会计改革对于东中西部地区的当地政府专项债务绩效都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还有学者基于2015—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改革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改革后政府会计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具有一定的监督治理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此结论依然有效；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政府会计能够通过降低地方政府非理性投资水平、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和提高财政透明度的方式来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以及推进国家债务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一定的启示。

2．政府会计改革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研究。政府会计核算基础作为提供财政信息的核心技术支撑对财政透明度有重要影响。有学者以财政信息披露的广度和深度为切入点，从理论上阐释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核算基础改革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以2010—2019年5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为依据，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实施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核算基础改革显著且稳健地促进了财政透明度提升。随着财政透明度水平逐步提升，核算基础改革对财政透明度的边际提升作用表现出先上升后平稳的变化趋势。

（三）政府财务报告编制研究。经过十年的改革探索，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已成为财政管理领域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同时仍要注意，这项工作仍处在提质定型的关键时期，取得的成效还不稳固。编制高质量政府财务报告客观上还面临一些挑战。

财政部国库司政府财务报告处分析总结了近年来政府财务报告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包括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制度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一体化应用进一步拓展等，提出下一步政府财务报告工作要持续规范报告编制，强化基础管理，强化分析利用，推进地方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工作和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有学者立足提高政府财务报告分析的质量和水平，以安徽省为例，围绕“为谁分析”，深刻剖析政府财务报告分析目标的3个层次和不同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围绕“分析依据”，在账表一致、数据衔接、资产及资本化支出等完整准确反映、附注编制、会审质效5个方面夯实分析基础；围绕“分析什么”，把握分析的内容要求及其对应指标的口径、内涵、意义和影响，并研究优化分析指标体系；围绕“怎么分析”，以多维视角、多种方法深度挖掘、全方位解读，从而做出合理评价判断。

有学者结合2023年修订的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办法及操作指南和此前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工作实践及存在的问题，总结归纳了高质量政府财务报告应该具备的“六大标准”，并提出实务操作中需要进一步夯实编报工作基础、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提升对账工作质量、拓宽财务报告应用场景等建议。

二、政府资产核算报告与管理研究

（一）固定资产核算报告与管理研究。固定资产作为最重要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是政府履行公共职能、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物质基础。在公共产权视角下，政府固定资产的所有权归属于全体人民，政府作为受托管理主体，应当以善治为导向完善资产治理体系、改进会计核算，深化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有学者基于公共产权视角，借鉴国外典型的管理模式和代表性的会计准则，从构建治理框架、健全管理体制、规范基础管理、完善准则制度、提高报告质量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以便政府会计主体更高效地做出固定资产使用管理决策，使外部主体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到政府固定资产治理之中。

有学者指出，根据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的试行要求，不再区分直接支付和授权支付，统一规范为国库集中支付，无需进行零余用款额度核算，在资金支出的同时核算收入。这对于单位固定资产与财务管理而言，是职能转变和建立现代会计制度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单位加强对固定资产成本管理，真实全面反映事业单位科研成本，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提升预算执行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向政府和社会如实反映单位管理能力，提供财务数据依据。还有学者以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以SD镇政府为例，从固定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等阶段对乡镇政府固定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监督体系；推进固定资产管理信息化系统和管理人员队伍建设；全面加强固定资产会计核算；加强固定资产预算编制与验收管理；强化固定资产盘点与处置的对策建议。

（二）公共基础设施资产核算报告与管理研究。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会计核算报告与管理，有助于客观、完整地反映公共基础设施的存量价值以及价值变动情况，为公共基础设施的规划、投资、建设、管理维护等提供关键性信息支持。有学者基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功能和特性，结合公共产品理论、公共受托责任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等基础理论，立足政府会计核算与报告的基本流程，探讨公共基础设施的会计主体、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以及报告体系构建等问题。在确定公共基础设施的会计核算主体时，应当将资产管理维护职责作为基本依据。公共基础设施报告体系包括政府财务报告中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列报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综合报告两个层面。政府财务报告和公共基础设施综合报告能够全面反映与公共基础设施相关的信息，从而有助于满足不同信息使用者对公共基础设施相关信息的需求。

有学者针对公共基础设施资产价值管理和会计核算展开探讨，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分析、总结，以公共基础设施的定义和分类为切入点，介绍了资产价值管理、会计核算工作的重要性，指出了日常工作存在的问题，并从增强管理意识、明确责任主体、全面清查登记的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阐述了加强资产价值管理及会计核算的措施。据此提出建议，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加强资产价值管理及会计核算，可以提高资产管理水平，保障会计核算数据的真实性。

（三）保障性住房资产核算报告与管理研究。近年来，各地方政府为了调动社会资本投资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积极性，推出多种多样的创新政策和融资建设渠道，这使得一些地方保障性住房资产的类型和数量被动“扩容”，进而衍生出一系列治理问题和会计问题，制约着保障性住房建设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发挥。

有学者基于治理的视角提出以下建议：将保障性住房资产分为租赁型和销售型两大类分别进行核算和报告；遵循“谁管护、谁记账”原则确认会计主体；尝试引入公允价值或可变现净值计量属性，区分资产类型明晰折旧会计处理；明确资产报告和财务报告表内、表外披露内容等。有学者介绍了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理，并以已发行的4只保障性租赁住房REITs底层资产估值为例，分析了底层资产估值方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保障性住房REITs底层资产估值方法建议：验证成本法的适用性，综合运用多种估值方法；厘清租赁住房资产估值的特殊性；统一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租金定价方法。

（四）文物资源资产核算报告与管理研究。文物资源作为我国重要的公共文化资产，在文化传承体系构建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效的文物资产管理可以确保文物资源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为社会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供给。有学者阐述了行政事业单位文物资源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风险，并从多方面提出具体的解决对策：选择适当的计量属性，深化对后续计量进行分析；建立完善的资产评估制度；加强资产管理队伍建设；完善资产管理制度；强化内部控制和监督。

有学者认为，与一般资产相比，文物资源资产具有非标准化和价值多样性等特点，导致其会计处理过程较为复杂。国际上，很多国家在文物资源资产管理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会计处理规范。据此，以影响力较大的美国、体系较为完整的英国和探索较为激进的新西兰为研究对象，系统地总结了各国文物资源资产会计处理规范涉及的确认条件、计量属性和列报要求，并与我国现行规范进行了分析比较，为推动文物资源资产的全面、完整入账，进一步规范我国文物资源的会计处理方法提供一定的借鉴。有学者从文物资源资产管理研究现状出发，指出现阶段主要存在的文物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不完善、信息化水平不高、报告不全面、管理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建议积极探索转变资产管理模式，规范管理流程，提高内控管理水平，促进文物资源资产管理信息化进程，充分发挥文物资源资产的社会效益，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科学管理，推动文物资源资产管理高质量发展。

（五）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报告与管理研究。随着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并被深度开发利用。在此背景下，推进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构建资产化管理体系已成为社会共识与发展趋势。相应地，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核算与报告机制，准确计量和反映其经济价值，已成为完善现代自然资源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有学者通过系统梳理土地、矿产、林业、大气和水等5种自然资源资产的基本内涵、确认条件和核算范围，总结了国内外自然资源资产核算体系的形成脉络、基本构成及实践经验；从基本前提、优缺点、适用条件和应用情况等方面对各类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方法进行比对、筛选和解析；从系统整体角度出发，提出了基于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区域自然资源资产统一核算流程；结合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大数据平台建设和社会价值核算方法等，对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的未来方向进行展望，为全面客观核算自然资源资产提供参考与借鉴。

有学者在构建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理论框架与价值量化途径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技术创新和政策制定，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核算与管理向更加科学、规范、高效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应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共同推动全球自然资源资产核算与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学者基于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所依据的平衡公式及其要素含义表达的不同，按照内在逻辑关系循序渐进地归纳了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4种核算模式，即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模式、自然资源净资产核算模式、自然资源资产负债核算模式和资源环境资产负债核算模式，并对4种核算模式的平衡公式、核算内容、账户设置等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揭示了4种核算模式之间的相互联系。

有学者结合中国全民所有自然资源的管理特点与SNA和SEEA，利用交叉学科技术创新，构建中国特色自然资源资产负债核算体系框架，为生态系统碳汇核算、生态补偿以及自然资源核算的国际比较提供参考。有学者基于生态足迹模型对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进行时序化修正，利用生态足迹分析法、净现值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探索性地对2000—2021年天津市土地资源资产的实物量和价值量进行核算，通过土地资源资产时空变化特征反映城市对土地资源的消耗。结果表明：天津市各类土地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均存在年际差异，但总体波动幅度不大；天津市土地资源资产和负债实物量呈先增后减再增的变化态势，土地资源权益实物量整体上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天津市土地资源资产、权益和负债价值量整体上均呈现增加的趋势。

有学者结合海域资源资产特点和当前海域使用管理模式，提出了如何确定基本核算单元、划分均质区域和选择价格信号等关键问题的相关方法，并以此构建了一套海域资源资产价值量核算的技术方法体系，最后以江苏省盐城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实物量核算是价值量核算的基础和前提，价值量核算是对实物量核算出的资源量赋予经济效益价值。海域资源资产实物量核算要完成对海域资源的面积、质量、类型、分布情况的调查与统计，完善海域资源的分类体系；价值量核算要建立海域资源资产台账，形成动态直观的价值账户，推动形成海域资源资产负债表。海域资源的市场化还不够成熟，主要价格信号依赖于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填海造地用海和养殖用海面积的大小对海域资产价值核算的影响是最突出的。

（六）公共数据资源资产核算报告与管理研究。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数据要素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字化深刻变革下，公共数据要素成为推动数字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抓手。鉴于公共数据资源的独特属性与复杂特征，须对公共数据资源资产核算报告与管理进行深入研究，以提高数字政府服务与数据治理能力，在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时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最终实现财政基础从城市化迈向数字化，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有学者构建以数据和资金为要素，以公共数据资产化为基础，以公共数据资产运营和公共数据资产货币化为支柱的数据财政发展体系框架。随着数据确权、数据入表政策的稳步推进，公共数据资产化及公共数据资产运营步伐正在加快，而公共数据资产货币化则拓展了体系框架的观察视域和发展边界，该框架为可能到来的数据财政提供逻辑依据和规则参考。有学者认为，构建适用于公共数据资源的动态价值评估模型，是应对其价值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的重要探索。这一模型要能够实时反映市场环境、数据质量、应用需求等多种因素的变化，并通过引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对数据资源价值的动态监测和预测。

有学者系统梳理了数据资产的相关概念，深入探讨了来自公共、企业和个人的三大数据资产化路径，并指出公共数据可以面向政府内部或供给社会使用，分别借助共享和开放、授权运营3种路径产生社会效益或经济利益，形成公共数据资产。有学者提出公共资源交易数据资产化的主要抓手：第一，鼓励确权登记，夯实公共资源交易数据资产化的法律基础。第二，探索授权运营，助力公共资源交易数据价值释放。第三，规范会计计量，促进公共资源交易数据资产入表。第四，强化数据安全，筑牢公共资源交易数据资产化风险底线。据此提出推动公共资源交易数据资产化的建议：完善公共资源交易数据资产化的顶层设计；拓宽公共资源交易数据资产化的数据范围；打造公共资源交易数据资产化的安全堡垒。

三、政府债务管理研究

（一）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因素研究。有学者通过构建数理模型从理论上证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空间关联性，并基于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静态和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开展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第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地区债务扩张会引发本地债务风险增大。第二，相邻地区当期新增债务上升会驱动本地债务扩张、加剧地方债务风险，但相邻地区存量债务风险则具有参照点效应和风险预警作用，从而降低本地债务风险。第三，从作用边界看，债务风险的空间溢出极限作用范围大致为500公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省际行政边界所阻隔，导致债务风险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同省城市之间。第四，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呈现更强的策略替代型竞争，能够降低区域间政府债务风险溢出效应，但地方政府往往紧盯邻近地区的举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邻近区域的“风险预警”作用。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债务管理体制，落实主体责任，细化风险防控体系，并合理引导地区竞争和地方政府举债行为。

有学者通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将隐性担保纳入模型，在地方政府不同支出效率下，量化研究房价波动对地方债务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财政是房价波动影响地方政府债务稳定性的关键体制性因素；隐性担保和地方政府支出低效，均会加剧房价波动对地方政府债务稳定性的影响；政府支出效率提高，能显著削弱“房价—地方债”反馈机制。

有学者基于中国区县级数据，构建强度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土地市场降温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市场降温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上升，其内在逻辑在于，土地市场降温导致土地流拍增加、土地出让收入下降，进而通过财力渠道引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上升。为应对债务压力，地方政府偏好发行长期债券并增加借新还旧比重，这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累积。

（二）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后果研究。探究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对于深入理解地方政府债务的系统性风险，促进经济发展活力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通过信贷挤占、融资结构改变等渠道显著影响企业商业信用、投资决策、劳动力市场表现、企业债券定价等。有学者采用2007—2018年地级市债务数据和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系统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提高了企业对上游供应商的商业信用融资规模，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挤占当地信贷资源，降低了企业信贷规模、提高了信贷成本，使得企业的商业信用需求增加，进而导致商业信用在供应链的溢出；从商业信用结构视角看，地方政府债务挤占信贷资源后，企业偏好于采用银行信贷资金替代性最强的应付账款而非应付票据。

有学者以2015年逐步推向全国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就业效应。双重差分估计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起到了吸纳就业的积极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能够通过融资缓释机制、资产组合配置优化机制和公共服务提升机制，增加企业对劳动要素的投入，进而吸纳更多就业。

有学者基于2015年地方政府相继实施的债务管理体制改革构建具有时序错列特征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收入效应。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呈现出明显的正向收入效应，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加剧市场竞争以及提高人力资本是诠释该效应的核心作用机制。

有学者以2007—2020年中国沪深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企业债和中期票据作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对于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越大，企业债券信用利差越高；机制检验表明，地方政府债务通过地方政府“显性扶持”和“隐性担保”行为作用于债券信用利差；异质性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对债券信用利差的提升影响在地方国有企业、违约风险高以及位于政府干预较强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越高，企业债券信用评级越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改革政策会削弱地方政府债务对债券信用利差的提升作用。

有学者采用2009—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融资结构视角实证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导致了非国有上市公司实体投资下降和金融投资上升，而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没有显著影响。第二，这一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行业和企业个体异质性。第三，在地方政府债务攀升下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变化，是导致企业投资“脱实向虚”的潜在影响机制。第四，从发展角度来看，金融投资收益率会随着地方政府债务增加而下降，因此长期持续增加金融投资不利于企业经营发展和国民经济运行，而政府债务资金投向基建民生领域能够缓解实体投资下滑。

（三）政府专项债研究。在混合公债这个新的研究视域下，有学者利用2019—2022年专项债项目层级的微观数据，结合“十三五”规划纲要、“十四五”规划纲要等重要政策文件，识别了专项债用途混合、信用混同和风险混杂的特征，并实证检验了上述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验证：第一，信用混同假说。专项债的用途混合导致专项债混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用，表现为专项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的项目占比提高会显著降低专项债的二级市场信用利差，扭曲了市场定价机制。第二，风险混杂假说。专项债的用途混合导致专项债风险与融资平台债务风险交织，表现为专项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的项目占比提高会显著增加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城投债发行规模，加剧了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复杂性和难度。

有学者基于专项债项目管理多案例探索性分析发现，专项债公益性与收益性呈现显著负相关。在深入分析公私协同、专项债治理等概念基础上，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类条件，探讨专项债公益性和收益性偏离的根源及其纠正思路，围绕“明确分工—合理激励—有效保障”构建地方政府专项债公私协同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借助上述案例进行深描。研究发现：就明确分工而言，公共部门应该把方向管效益，确保专项债项目公益性目标，私人部门应该把内控、管成本，确保专项债项目收益性目标；就合理激励而言，重点通过特许经营权、合理定价、财政补贴等方式，激发社会资本参与专项债项目积极性，实现公共部门专项债低成本融资优势和私人部门资金技术优势的高效互补；在有效保障方面，依托全面预算与项目绩效评价的强监管和依靠社会资本方自身技术及管理优势的多维运作，充分保障公私利益分享、风险分担和可持续运营。

有学者利用手工搜集整理的2015—2021年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经济增长目标对专项债务限额使用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目标能够促进专项债务限额使用率的提高，这一结果在经济增长目标为硬约束或者存在“加码”行为时更为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目标会通过推动基础设施投资水平的提高来加强专项债务限额的使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对专项债务限额使用率的正向影响在距省会城市较近、晋升竞争压力较大以及东中部地区的地级市更明显。

有学者通过拆解2017—2021年间4293只专项债对应的76939批次项目，以相同地级市的城投债市场利率为基础，测度专项债的风险背离程度，研究发现在省内财力排名越靠后的地级市，省级政府的信用担保效应越明显，该地级市专项债的风险背离程度也越严重。随后进一步研究了造成这种风险背离的系统机制，发现省级政府为了降低融资成本，策略性地将不同地区的项目进行交叉组合，严重掩盖了市场可供使用的信息，导致专项债的市场定价机制失效，并且省内财力差异越大的省份，其策略性打包的行为更加明显。该研究揭示了专项债发行制度的系统性风险，为提高专项债资金的配置效率、缓解可能到来的专项债务风险提供了改革方向。

（四）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治理研究。有学者基于2009年放松地方政府信贷监管的政策冲击，将地方国有工业企业资产与土地资产之和作为地方政府控制的杠杆资源的代理变量，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信贷监管放松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杠杆资源每增加1%，地方政府债务平均增加0.38%。信贷监管放松后，地方政府通过注入股权、提供政府补助等方式，帮助融资平台公司改善财务状况，使其开展债券融资活动，举借展期压力更小的长期债务。

有学者通过回顾分税制改革的历史沿革、制度特征和学术争鸣，试图厘清分税制改革对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影响机制和改革路径。研究认为，分税制改革有效发挥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初步构建起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权治理框架。从影响效果来看，分税制改革引领的“双重激励”将地方政府行政动员能力和市场增进能力有效结合起来，激励地方政府举债筹资建设了大量市政基础设施；但侧重“事上”而非“安下”的责任约束机制也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断衍生泛化、变相积聚。该研究为推进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分税制改革和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财权划分、事权配置、行政监察、市场约束等改革战略取向。

有学者以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研究对象，探究债务置换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杠杆率分化的影响，发现债务置换促使非国有企业杠杆率相对于国有企业显著上升，该效应主要表现在中小企业、金融化程度低的企业、财政分权程度高和信贷分配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债务置换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增加银行信贷供给和降低隐性担保预期，为非国有企业融资提供良好环境，减弱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信贷歧视，进而有效缓解杠杆率分化问题。在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债务的全面监管和全过程监管，不断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结构，缓解信贷资源配置的结构性问题，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财会监督研究

（一）财会监督理论研究。有学者通过深入分析现有监督体系存在的问题（如监督体系分散、实践性导向和问效有责不足等），提出以下建议：多维度加强财会监督的策略（包括构建“大财会”监督体系，强化实践性导向的监督，以及加强问效有责的监督体系）；引入科技前沿技术（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高监督的效率和透明度。在新时代背景下，财会监督的创新与实践对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性，为提升监督工作有效性提供了创新性改进措施。

在构建党和国家监督贯通协调机制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纪检监察监督整合和协调财会监督。财会监督的对象是单位和个人的与国家财经政策执行和资金运行相关的经济活动。新时代的财会监督覆盖了财政、财务、会计监督，是三者的有机融合与凝练升华。各财会监督主体利用专业优势，紧盯政府采购活动、资产评估行业、归口财务管理单位财务活动、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等重点领域，对滥用权力、财务造假、信息失真、职责失守等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及时进行排查、整顿、治理，从严从重查处影响恶劣的财务舞弊、会计造假案件，并向纪检监察部门提交财会问题线索，而纪检监察监督有助于推动问题线索的高效办结。

在提升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和收支管理质量方面，有学者指出，中央部门要从充分理解财会监督内涵、明确职责推进工作。财会监督不同于以往的会计监督，不再仅限于监督单位内部账务处理的正确性。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财会监督涵盖财政、财务和会计监督。也就是说，财会监督不仅包含确保合规性、账务正确的会计监督，也包括围绕行政事业单位经济活动全流程的财务监督以及聚焦财政资金合规和效能的财政监督。财会监督的主要目标应当聚焦财政资源分配的决策、管理和使用全过程。

有学者对财会监督与高校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财会监督和高校内部控制的逻辑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制度上的协同性。符合规范且高效率的内部控制系统，为高校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确立了明确的内部财会监督机制，它构成了预防和解决廉政风险及其他违规行为的制度性保障，并能有效减少会计实体在内部交易中的成本。其次，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虽然重要，但其实际运行效果与理想存在差距。高层领导的重视程度、授权的范围以及内部监督层的监管和评价能力，是决定内部控制实际效能的关键因素。随着国家对财会监督职能的重新定位，内部控制已经从单一的控制层面提升至监督层面，以实现更好地对接。财务内部控制与财会监督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它们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有学者基于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探讨非线性情况下财会监督演化的作用机理。财会监督演化是一个自组织过程，是各监督主体在外部环境作用下，相互竞争又相互协同的结果。因此，在我国财会监督体系建设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外部政治、经济、技术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应遵从财会监督主体的自组织规律，推动监督模式的不断完善和持续演进。

（二）财会监督实践进展研究。在公立医院财会监督方面，有学者提出在医院党委的领导下建立健全财会监督组织体系，完善财会监督制度，运用全面预算管理、成本管理、绩效评价等工具，借助信息化手段，构建智能化财会监督系统，以期实现“伴随式”“穿透式”的高效财会监督，助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规范高效的采购管理是保障公立医院合规运营、控制成本费用、维护经济效益、防范运营风险的重要环节。有学者针对现实中采购管理缺乏统一规范、监管力度不足等问题，立足财会监督视角，系统分析了公立医院采购管理流程，揭示其潜在的风险点。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创新性的优化策略。

在高等院校财会监督方面，有学者以区块链防伪溯源功能和智能合约机制为技术支持，打造了与高校科研经费需求相符的智慧化财会监督体系。在明确体系内容的基础上，依托于高校科研项目经费财会监督工作展开深入研究，通过数字化赋能从“事后人防”转变为“事前数字技防”，推动科研项目相关数据的集中共享，减少信息不对称，实现高校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的全过程、全方位监督与实时预警，有效提高科研经费透明度，确保经费使用合理合规。

在国有企业财会监督方面，有学者结合国有企业内外部监督特点，提出新形势新任务下财会监督应建立完善“三全”监督体系，即打造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体系，构建内外部“全方面”协同联动体系，建好经济业务、财会行为和档案资料等“全要素”监督体系，探索监督工作机制及保障措施。

五、政府财务管理与财务信息公开研究

（一）政府财务管理研究。为了适应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规范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有效提高会计信息的效率和质量，我国相继出台了新政府会计制度的一系列标准文件。有学者深入分析了新政府会计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影响，就新会计制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从更新财务管理理念、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提升财务管理水平、加强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提出新政府会计制度下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对策建议。

有学者指出，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改革要强化预算管理，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与预算编制结合，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财务风险管理体系，加强财务队伍建设，建立绩效管理体系，推进财务管理机制创新。建议及早实施绩效预算，提高管理水平。优化政府采购管理，提高采购水平。加强国有资产运行管理制度，促进资产管理顺利进行，提高财务人员教育水平，建立绩效管理体系，全力促进财务组织革新，完善财务风险管理体系，加强事业单位内审力度，提高财务监督控制水平。

有学者提出，智慧财务建构是提升高校财务管理水平、促进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高校智慧财务建构的价值逻辑，从理论维度来说，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美好期待；从历史维度来讲，是顺应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新举措；从实践维度来看，是追求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智慧财务在高校一体化事业规划管理、精细化全面预算管理和智慧化财务核算管理等3个典型场景中的应用，能大力促进智慧校园建设以及高校数字化治理效能的提升。要达成智慧财务建构的总体目标，应上下联动，协同顶层设计与基层实施，内外兼顾，统筹潜在风险与发展机遇，推进高校智慧财务走深走实。

有学者认为，农村财务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农民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经济形态也日趋多样化，农民也因此获得了更高的经济效益和更多的致富渠道。然而，农村财务管理并未跟上农村经济的发展脚步，而是陷入了相对滞后的地步。基于这一现状，乡村地区可从财管制度建设、人员素质提升、数字平台建设等方面入手，积极推动农村财务管理的转型与升级，为农村经济的稳健发展奠定基础。

（二）政府财务信息公开研究。有学者认为，随着政府会计准则与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政府财务信息披露水平不断提高。政府财务信息披露及其审计有助于提高政府财务的透明度、增强政府财政管理水平，为纵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驾护航。政府财务信息外部使用者的信息鉴别能力较弱、信息需求目标不明确等问题也会约束政府财务信息的供给效率。有学者指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现存的问题包括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缺乏完整性、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方式使会计信息难以共享、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时间滞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有待提高，并据此从4个方面提出完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建议：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加强政府会计信息共享；建立健全会计信息披露联动监督机制。在权责发生制背景下，有学者分析了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问题及其成因，并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和现状，提出相应改善策略：增加信息披露丰富度和质量，加强审计监督，降低信息使用者获取成本，提升政府财务信息披露及时性、透明度和公信力，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公众监督能力和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现象。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信息对外披露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各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信息进行完整、准确的对外披露，推动社会获取相关财务会计信息，发挥监督职能，能有效提高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有学者对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基本理论进行概述，对现有的会计信息披露体系进行深入分析，认为需要从完善会计信息披露保障体系、丰富会计信息披露内容、提升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监督、强化会计制度业务培训等角度提高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信息披露水平。

有学者基于官员行为理论结合中国制度现实构建了预算信息公开影响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解释框架，同时利用中国省级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这项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官员是具有“公共人”和“经济人”双重属性的“社会人”，预算公开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既具有直接作用，又具有间接作用。通过进一步对其进行效应分解，发现预算公开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作用仍有待提升，预算公开的广度和深度有待加强，地方政府官员考核和培养机制也有待完善。因此，建议全面深化预算公开的领域和范围，改进官员培养考核机制。

高校财务信息公开透明对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完善内部控制以及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有重要作用。有学者建议从健全财务信息公开制度体系、构建统一财务信息发布平台、增强财务信息公开内容透明度、建立有效的监督问责机制等角度提升高校财务信息公开透明度。

六、预算绩效管理研究

（一）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有学者指出，预算绩效管理以预算支出结果为导向，涵盖绩效目标设置、绩效指标设定、绩效运行监控以及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等多个环节，旨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升政府部门运行效率。但部分地方政府对预算绩效管理认识不足，存在预算绩效管理发展不平衡现象。有学者提出，部分工作人员将预算绩效管理与预算考核混淆，县级财政部门对政策落实不到位，存在重投入、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的情况；部分地方政府共性指标多、个性指标少，指标细化和量化不足，且绩效管理人员与项目负责人沟通不足。同时，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也存在不足。有学者指出，部分政府部门未将评价结果科学应用于决策等工作，反馈渠道不科学，公开不全面，未充分用于激励与奖惩。同时管理机制不完善制约着预算绩效管理发展。

当前政府预算绩效管理在指标体系完善、考核结果应用和数字技术引入等方面亟待系统优化与强化。有学者指出，完善政府预算绩效管理在于增强意识与完善指标体系。地方政府应通过宣传、培训等方式增强预算绩效管理意识，明确各部门职责，建立规范流程。同时，要结合实际完善绩效指标体系，提高精细化程度，定期调整指标。还有学者指出，要将预算绩效考核结果全面应用于预算编制、资金拨款等工作，构建公开机制和反馈机制，结合奖惩工作，提升政府综合治理能力。有学者提出，应完善数字技术应用的法律法规，提高预算信息化水平，加强跨部门联动，培养数字化专业人才，培育数字化管理氛围。

（二）高校预算绩效管理。有学者指出，高校预算绩效管理是高校微观财务治理的主要方式，涵盖预算管理、成本核算、绩效评价、资源配置等方面，对实现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保障作用，自相关政策出台后，高校预算绩效管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有学者指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推动高等教育转型升级、促进高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高度契合。我国高校预算绩效管理在政策推动下不断发展。

当前高校预算绩效管理存在着管理意识与协同问题，部分高校对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视程度不足，业务部门参与积极性不高，业财融合不充分。有学者指出，业务部门往往将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科研等工作上，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关注不够，导致预算绩效管理与业务工作脱节，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同时高校预算绩效管理与高校发展规划衔接不充分，绩效目标设定不够科学合理。有学者指出，高校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对未来资金成本预估困难，资金来源不确定，导致预算与实际业务脱节，影响预算绩效管理的效果。有学者指出，高校绩效指标与学校发展战略匹配度不高，且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对预算绩效管理的理解不同，导致预算执行效果与绩效目标偏差较大。高校预算管理机制不完善，信息化建设滞后，信息沟通不畅，有学者指出，高校预算绩效管理存在管理分散、控制脱节、智能化手段缺失等问题，现有财务系统无法满足预算绩效管理的需求。

当前高校预算绩效管理需在业财融合、技术赋能、机制创新等维度实现突破。有学者指出，高校预算绩效管理应与发展规划紧密结合，业务部门根据规划编制工作计划，财务部门合理配置资源，确保预算与业务的协调发展。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绩效指标体系，改进评价方法，加强评价结果的应用，有学者指出，应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双体系”，科学设置绩效目标，细化量化评价指标，实现各业务部门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和合理性。有学者指出，利用大模型优化高校预算绩效管理，构建智能财务系统，实现预算编制、执行、监控和评价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有学者指出，构建与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融合的成本管理体系框架，完善运行机制，为高校财务管理转型升级提供支持。

（三）公立医院预算绩效管理研究。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已成为深化医疗体制改革的关键突破口。有学者指出，医院的发展也需要满足现代医院管理要求，实行预算绩效管理，规范经济运行，增强资金和资源的利用效果。另有学者指出，“智慧医院”的构建模式对预算绩效管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提高预算决策高效性和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当前公立医院预算绩效存在着管理水平不足的问题，有学者指出，金额大、占比高、类型复杂的大型医用设备项目预算的编制、执行、评价是公立医院预算绩效管理的主要难点，在科研经费管理方面，目前大多数公立医院采用“专项专账”的方式，并且开展了科研管理中的“松绑减负”专项行动，但由于公立医院主要从事医疗服务工作，对科研管理工作普遍不够重视，科研经费的管理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和工具。

当前公立医院预算绩效管理在体系完整性、信息化建设和闭环管理等方面仍需系统性提升。有学者指出，构建覆盖科研经费管理全流程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能够提升科研经费管理水平，已成为指引公立医院进行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有学者指出，预算绩效管理一体化存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不完善，战略目标、预算和绩效考核相互分离及信息化程度有待提高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基层公立医院在“智慧医院”和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化建设方面，存在资金投入不足、信息化人才匮乏、系统整合难度大的问题。此外，有学者指出，公立医院大型医用设备预算绩效管理存在重投入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的关键问题，以及绩效理念尚未牢固树立，绩效指标体系不健全，绩效管理广度和深度不足，绩效激励约束作用不强，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的挂钩机制尚未建立等。有学者根据AGIL理论提出公立医院预算绩效管理模型，从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潜在模式维持4个方面介绍公立医院预算绩效管理实施路径，建立从预算编制、执行、监督、评价到评价结果运用的预算管理全过程闭环链条。有学者指出，公立医院预算绩效管理问责能够有效提升预算绩效、维持良好的员工—组织关系，并提出公立医院应建立完备的预算绩效管理问责机制，发挥激励效用，重视公立医院员工—组织关系建设与维持，提高预算参与度；实现预算绩效管理环节衔接，推动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高度统一。

（四）预算绩效评价研究。有学者指出，事业单位预算管理与绩效评价对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有着直接影响，但不同事业单位实施预算绩效评价仍面临着一些影响预算管理目标实现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行政事业单位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动态性原则，存在预算绩效评价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指标体系设置不够合理、评价过程规范性与动态性不足、评价结果应用不够充分等问题。有学者指出，新政府会计制度通过会计基础变革、会计科目调整、“双报告”体系对行政事业单位绩效评价产生影响，事业单位要树立科学的预算管理绩效理念、结合实际情况和改革新要求制定严格的工作计划、推动预算管理绩效考核常态化发展。

教育经费是我国财政资金的重要支出项目之一，其投入产出效果是社会关注的重点。有学者基于平衡计分卡框架财务、客户、内部业务过程、学习和成长4个维度探讨了高等教育预算绩效评价体系构建的原则、步骤和评价指标设计。有学者指出，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促进绩效评价有效开展；建立健全高校整体预算绩效评价顶层设计；构建适用的高校整体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标准体系；强化高校整体预算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

有学者探讨了业财融合背景下公立医院全面预算绩效评价的实践路径，指出当前公立医院在预算绩效评价管理方面存在认知片面化、方法落后、评价与业务脱节以及结果执行不佳等问题，并提出通过人才保障、优化评价方法、完善评价体系和重视结果执行等策略加以改进。

有学者从第三方机构参与绩效评价的准入、评价、报告环节出发，分析了各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如准入门槛低、评价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不足、报告缺乏约束与问责机制等，并提出了提高准入门槛、优化评价路径、建立报告质量评审制度等治理对策。有学者指出，第三方机构在预算绩效评价中存在执业资质参差不齐、资源分布不均、主评人专业能力差异大等问题，建议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执业资质审查、省市级财政部门支持县域改革、优化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等。有学者运用PEST分析法，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环境角度分析了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评价的行业状况及问题，并提出了构建“财政监管—行业自律—公众监督—机构自强”四位一体的生态系统来提升评价质量。

七、政府会计课程思政研究

有学者指出，随着课程思政在高校各类课程中的全面实施，人们对课程思政科学内涵和基本规律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课程思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示范案例，对持续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有必要在遵循课程思政基本规律的基础上，专门对政府会计课程思政建设问题展开研究。以国家治理为逻辑主线，将政府会计课程中的诸多思政元素进行有机连接，有助于找到政府会计课程思政建设新的突破口，形成政府会计课程思政建设的特色。

有学者指出，对于法治政府建设视角下政府会计课程思政的目标设计而言，财政政策和政府会计法律法规是实现政府会计课程思政融入法治理念的基础。具体可分为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以政治认同作为课程思政目标的纲领。二是以家国情怀作为课程思政目标的价值引领。三是课程思政目标注重法治道德修养和专业素养提升。同时，在政府会计课程思政目标的指引下，结合政府会计知识，深入挖掘助力法治政府建设下政府财政法律法规元素，为政府财政管理培养具有法律意识的专业人才。

有学者指出，高校会计学专业开设的政府会计课程也以我国政府会计改革为背景，主要讲授了政府会计的基本原理、核算体系以及具体业务操作，政府会计课程教学内容应当与思政元素紧密融合，通过构建政府会计课程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融合的逻辑关系、建立政府会计课程思政知识体系、做好政府会计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融合的设计，从而达到思政元素与课堂知识的有机融合，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有学者指出，基于法治政府建设视角下对政府会计课程思政教学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引领下，政府会计课程思政教学为学生提供了从政府会计法律法规和政策视角了解行政事业单位职责和业务的契机，通过挖掘知识背后的思政元素，实现技能提升到价值塑造的过程，培养学生尽责、奉献、德法兼备的品质与能力。具体可通过以下方法进行落实：一是案例教学中增加学生对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思辨性探究。二是充分运用线上网络资源配合课堂案例提升思政效果。三是延伸教学场景。

有学者基于国家治理视域下对政府会计课程思政教学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会计课程具有天然的思政教育功能。源于政府会计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密切关联，国家治理理念能够为政府会计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导航，进而形成政府会计课程思政建设的特色。充分识别、提炼国家治理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并将国家治理理念融入政府会计课程实施各环节，是推进政府会计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任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政府会计研究所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院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供稿张琦　潘晓波　丁龙飞　刘子怡　谭志东　孙旭鹏　杨悦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