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会计理论观点述要

一、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20世纪30年代改良与改革中国会计之争，不仅是中国会计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片段，而且是近代构建中国会计学的探索的一个生动案例。有学者立足于中国会计学构建的视角，对该争论予以重新审视。研究发现：该争论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其源于近代中国经济转型的现实需要、西方会计学的传播示范以及中国传统会计思想无法适应发展的综合作用，而这也正是中国会计学构建的动因所在。该争论积极寻求中国会计学发展之路，讨论涉及中国会计学的理论来源、基本原则和理论体系，且理论体系包含理论假设、基础理论、账簿组织法、账户检验法等，要素较为齐全，各自逻辑也较为自洽，可谓在体系化学理化层面进行了积极尝试。该争论呈现出中国传统会计思想现代化和西方会计学中国化两条构建路径的并行局面，虽未成定论，但两派均致力于服务中国，不仅可以更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会计思想、西方会计学和近代中国会计实务，也为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出现的具有更强理论自觉的中国会计学探索提供了直接素材。

有学者基于中国古代“會計”立意及其实践中契约思想的思考，沿着融通古今中外会计的方向深入考察，深化对会计本质的认识。会计本质是记录、监督契约运行，考核权利义务的匹配程度，特别是受托责任的履行，并据此续约、解约或立新约。会计本质的契约观，融通了古今中外的会计本质认知，初步破解了西方借贷记账法及其会计理论遗留下来的重要基础性问题，推动了中国会计话语权和会计叙事体系的构建，强化了中国会计文化的民族自信，并为完善会计准则等相关建议提供了理论支撑。

有学者对会计助力共同富裕的适应性变革展开研究。共同富裕集中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逻辑。“富裕”要求会计准确计量产权主体要素投入的贡献，从基础层面提高经济组织的计量能力，使得经济组织报酬的支付与生产率的提高之间紧密相连；“共同”要求会计在基础层面贯彻产权保护理念，为分配制度的落地和运行提供真实、公允的基础数据源，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提供决策支持。会计助力共同富裕的适应性变革路径涉及推行“三重列报”方案、反映新经济生产要素的贡献、编制经济组织的价值创造分配表以及编制经济组织的收入分配表。

为更好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有学者创新性提出由授权依据、执法依据、行为规范组成的“三位一体”财会监督法律法规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回答财会监督实践中谁监督、监督谁、以何依据监督执法、如何规范监督行为等问题奠定基础。并用该分析框架为指导分析了财会监督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优化路径。

有学者研究发现：社会关系视角不仅为会计信息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提供了补充解释，还能更准确地揭示会计学中复杂现象的生成机制。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总会计师交流任职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总会计师任期越长、中央企业开展董事会试点以及受到审计监督后，上述结果减弱。上述结果只体现在总会计师交流自非同行业企业、非同城市企业以及伴随着晋升的情况下。总会计师交流任职通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缓解了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和超额在职消费问题。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高管纵向兼任会降低会计稳健性，这一作用在董事长纵向兼任时更加明显。高管纵向兼任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会计稳健性，具体表现为存在高管纵向兼任的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活跃度更高，更可能获得集团内部关联方借款担保，获得担保的次数越多，担保金额也越大。

有学者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持续创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持续创新能够显著增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作用。持续创新在非国有企业中对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调节作用强于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

有学者以人工智能为研究背景，基于会计信息系统论与会计管理活动论，结合TOE（Techo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理论框架对会计变革的演进逻辑与分析框架进行研究发现：对会计而言，弱人工智能技术特征的影响具有普遍性，强人工智能技术特征影响程度相对较低。在人机协同和人机共生的技术模式下，会计人员和财务机器人会体现不同的职能和工作价值。会计基本职能和会计扩展职能对人工智能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异。人工智能将为会计工作者、会计决策、会计学科属性、会计伦理、会计主体、会计内容等提供积极的变革动力。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多维度的检验显示，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越高，治理效应越强。从代理理论的内在动因而言，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三类代理成本，进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从具体的作用路径而言，数字化转型能优化内部控制，也会吸引分析师关注，进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拓展研究显示，民营产权、信息质量低、具有长期价值导向的公司进行数字化转型，优化会计信息质量的效果越明显；数字化转型同样能减少真实盈余管理，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降低公司股价同步性，显示出积极的治理效应。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联合授信制度提高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联合授信制度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关联交易、抑制银企合谋从而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在大股东掏空问题严重、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客户集中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联合授信制度通过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和债务融资成本。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越高，公司收到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概率越低。在信息处理成本较高、外部监督较弱的公司中，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降低公司收到问询函概率的影响更突出。会计信息可比性越低，被问询的严重程度越高。会计信息可比性能够降低交易所发生监管误差的可能性，提高监管问询准确性。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能够提升分析师股价预测的准确度，并且当分析师专业能力较低、对比公司股价噪音较小时，会计信息可比性对分析师股价预测准确度的正向影响更大。会计信息可比性通过提升价格乘数预测准确度进而提高了分析师股价预测的准确度。当会计信息可比性较高时，基于分析师股价预测信息构建的投资策略能够带来更高的回报。在我国资本市场广泛采用相对估值法的背景下，会计信息可比性对估值有效性具有重要影响。

有学者在分析现金流量重分类内在动因的基础上，实证检验表明：重分类可以提升现金流量信息的预测价值和证实价值，从而提升相关性质量。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实施财务共享能够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共享服务时间越长，财务共享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显著；财务共享的治理效应仅存在于代理问题较轻的公司；业务数字化能够强化财务共享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作用。

有学者从“信息使用者”的视角出发，借鉴扎根理论构建“会计信息形式质量”的构念模型，然后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其理论效度并开发科学量表，实现“形式质量”可评估、可度量。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形式质量”构念模型包括“呈报特征”“文本语言特征”和“信息密度”3个范畴9个维度，可以利用包含16个有效指标的量表进行衡量和测度，科学量表的开发也为其理论构念提供了实证依据。

二、财务会计研究

有学者基于我国软件企业2020年1月1日执行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前后的会计处理变化，从收入的确认与计量角度分析了新收入准则对软件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包括：明确企业收入确认的时点和方法，提升了软件企业间收入信息的可比性；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条件，减少人为判断的空间，提升了收入信息的可靠性；统一以交易价格来计量收入，提高了收入确认的及时性；通过增加合同核算的具体要求以及相关科目，提升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21年底发布新概念框架第4章《财务报表要素》，在保持10项要素数量和名称不变的情况下，要素内涵发生重大变化：修订了资产和负债的定义，强调其现时权利义务的根本特征；更为侧重经营活动，将原属于利得和损失的部分——边缘性或偶发性但与商品和服务相关的损益，调整至收入和费用；将所有者投资和派给所有者款原适用于商业主体的要素，拓展至非营利主体，优化了非营利主体的净资产分类。有学者阐述了上述变化的具体内容及其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分析了新财务报表要素对原有会计理论基础和要素体系的延续和依然存在的争议，以及对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启示。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会计政策披露“类准则”程度越低，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度越高，乐观偏差越小。其可观测的影响路径是“类准则”程度更低的会计政策披露吸引了分析师更多的关注和调研。上述关系在信息披露质量较低的公司、会计准则重大变动期间、临近法定披露期限以及分析师的经验或行业专长较为匮乏时更为显著。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增值税税率的下调改变了企业盈余管理活动的增值税与所得税的相对成本，促使企业调整了自身盈余管理策略。具体表现为：企业在改革后显著增加了基于增值税类损益科目的盈余管理活动，而显著降低了基于非增值税类损益科目的盈余管理活动。但整体上，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趋于下降。投资者对于及时调整盈余管理策略的企业给予了积极评价。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当东道国采用趋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会计准则时，境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降低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当东道国未采用趋同IFRS的会计准则时上述关系并不显著。出于市场与效率寻求动因的境外直接投资对应计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更显著；东道国会计准则趋同从内部代理冲突和外部信息环境两个角度缓解了境外直接投资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投资于会计准则趋同东道国降低正向应计盈余管理的效果比降低负向应计盈余管理的效果更强；投资于会计准则趋同的东道国对企业总体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但与通过销售操纵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存在显著负向关系。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科创板的设立促使在A股主板上市的行业与科创板所含行业相同的公司进行了更多的盈余管理，表明新股发行市场化会导致A股主板相关上市公司在短期内做出非理性决策。审计师声誉和媒体关注削弱了新股发行市场化和主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科创板的成立促使主板相关上市公司进行了更少的财务报告重述行为。主板相关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经济后果具体表现为更高的股票换手率和更多的年末股东数量。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披露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文本相似度越高，即增量信息披露越少，公司的股价同步性越高，股价崩盘风险也越大。当公司披露的MD&A可读性较低、新媒体运用较少、审计质量较低、媒体报道较少，即内外部信息环境较差时，MD&A文本相似度提高公司股价同步性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加剧。

有学者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层年报语调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促使管理层进行年报语调管理。融资约束和业绩波动压力是数字化转型促使管理层年报语调管理的主要作用路径。管理层通过年报语调管理获得了更多融资，实现了缓解融资约束和业绩波动压力的目的。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数智化程度越高，企业在年报等正式信息渠道披露量化预算目标信息的可能性越低。数智化程度高的企业倾向于在非正式信息披露渠道以非量化的形式向投资者披露未来经营信息，替代在年报等正式渠道披露量化预算目标信息。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具有内部治理效应和信息处理效应，数字技术的应用能降低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内部控制质量和降低企业信息成本两个潜在路径，从而降低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在公司治理水平较差以及业务复杂度较高的企业中，数字技术的作用更加突出。

有学者实证发现：新租赁准则实施后，对于以往承租但未披露经营租赁的企业，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偏差显著降低。该效果在上市公司盈余信息透明度较低、财务杠杆风险较高、表外负债规模较大以及分析师经验较少的情境下更为显著。新租赁准则减少了表外负债企业的杠杆操纵程度和债务融资规模。此外，表外负债入表有效降低了分析师预测的乐观偏差。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在业绩承诺期间，近39%的公司“踩线”达标扣非后净利润，即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略微超过承诺的扣非后净利润；相比于其他公司，这些公司更可能将经常性费用归类为营业外支出以增加扣非后净利润；业绩承诺金额较高以及业绩补偿方式为股份补偿的公司归类操纵行为更为明显；“踩线”达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满后业绩明显下滑。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预期信用损失（ECL）模型具有较强盈余预测性，然而，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虽然声称已经采用ECL模型，但实际并未采用，导致坏账准备盈余预测性较弱。为了避免因偏离行业水平而受到问询，我国上市公司坏账比例呈现行业趋同特征。在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后、未被问询、法治环境较差、账龄较长的激进会计估计下，行业趋同效应更为显著。

有学者从国内外会计准则规定与企业合并对价分摊实务等多方面论证，认为：既不存在因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而形成的商誉，更无需将商誉区分为核心商誉和因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而形成的商誉分别进行减值测试。在实务工作中，应严格遵循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恰当界定包含商誉资产组的构成范围，执行准则规定的减值测试程序，选择适用的估值技术，合理估算包含商誉相关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审慎做好商誉减值测试工作。

有学者研究数据资源资产化问题。以27家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为依据，对数据资源入表状况进行整理分析，发现：在2024年一季报中开始有部分公司在资产负债表存货、无形资产和研发支出项目下设置了数据资源项目，但是未见公司列报数据资源的金额。数据资源资产化的难题主要在于数据资源权属界定和价值评估。建议企业做好数据资源基础工作，加强数据资源管理，推动数据资源权属确认和产权登记，创新研究数据资源价值计量方法，以推动数据资源“资产化”和“规范化”步伐。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部分企业通过增加年报中数字化关键词的方式对数字化进行夸大披露。尽管夸大披露使得企业在短期内获得了政府补贴和媒体关注，但也提高了企业信息披露违规处罚的概率。采取“多言寡行”模式的企业，其经营绩效和成本控制并未得到改善，反而出现了显著下降。“多言寡行”模式对企业绩效具有长期负面影响，而“言出必行”的企业则能够持续获得政府补贴的支持，企业绩效也能得到显著改善。数字化的夸大披露反映了部分企业只注重短期利益而不关注长远发展的特点。加强外部审计监督和引入机构持股有助于减少上述现象。

有学者揭露了企业存在对数字化转型采取“多言寡行”信息披露的现象，并基于分析师这一重要的信息中介视角，发现：“多言寡行”的数字化转型披露模式将会增加分析师的预测分歧度与误差。这一效应在内外部信息环境较差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多言寡行”的数字化转型披露加剧了分析师预测的乐观偏差，并且跟踪企业的明星分析师越少，乐观偏差越大。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行胜于言”有总体上的正向市场反应。投资者将数字化转型“行胜于言”传递的“发展助力”和“信任提升”的增量信息视作积极信号，做出正面反应。市场反应在外部支持性政策强度较高的区域或时期更强，而在不具备信息技术背景管理者负责的企业或过度负债程度较高的企业中较弱。数字化转型“行胜于言”能够显著帮助企业获取发展资源、提高经营绩效与全要素生产率。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加大业绩快报差异，说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降低了注册会计师视角下的会计信息质量，注册会计师能够识别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这种错报。股权质押带来的控制权转移风险和注册会计师的风险应对行为导致了业绩快报差异。

三、会计新领域研究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在经济走势趋缓或下行时表现出更强的发展韧性；供应商忠诚、债权人信任以及股东支持是经济步入下行通道后增强企业发展韧性的3条主要路径。信任凝聚效应在供应链集成度较低、所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以及无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的样本中更加显著。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与会计信息透明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数字金融通过优化信息的获取和处理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但数字金融的过度应用会导致信息过载，损害会计信息透明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信息含量和年报披露及时性是数字金融影响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两个渠道。

有学者从会计信息需求的视角追溯了会计目标的起源和演进，根据新质生产力下会计信息需求的特征对会计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了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会计目标定位观，对其基本内涵、理论意义和实现机制进行了阐析，并得出了会计目标的变化是由于生产力和经济形态的发展阶段不同而改变了会计信息需求等几点基本结论。

有学者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分别选择国企、民企和外企作为研究对象，探索共享服务对财务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与结果。研究发现：共享服务提升了企业对于财务数字化转型知识的吸收能力，并有效协调了企业集团总部与各级单位对于财务数据的差异化需求。吸收能力与协调作用相互促进，推动了公司层级的数据治理形成数据资产，进而赋能企业的管理决策行为，最终实现了企业的财务数字化转型。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有助于提高企业价值创造效率，该作用主要体现于企业对股东和员工的价值创造效率的提升。基于“降本”机制，数字技术创新降低了企业内部管控成本和市场营销成本；基于“增效”机制，数字技术创新提高了企业劳动价值创造效率和资产价值创造效率。上述机制促进了企业价值创造效率提升。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公司创新文本信息语调积极性并未得到市场的正向反馈，具体表现为与公司价值显著负相关；市场对公司创新文本信息语调积极性的不信任和不理解是导致该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基于线性回归模型、机器学习方法构建的指标均能有效衡量企业排污信息管理的程度。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指标预测表现最好；企业排污信息管理程度越高，未来因篡改、漏报排污数据受处罚的概率越高，说明构建的指标在揭示企业排污信息管理行为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企业披露的排放量刚好达到合规排放量时，排污信息管理指标显著更高，说明企业主要基于合规性动机进行排污信息管理；常见的公司治理机制并不能很好抑制企业的排污信息管理行为，而强力的行政监管能起到有效抑制的作用。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碳中和管理具有绿色创新激励效应，能够有效提升企业未来的绿色创新水平。碳中和管理能够发挥积极的融资约束缓释和低碳资源投入，并通过绿色代理成本缓释和有效市场监督效应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碳中和管理对绿色创新的积极作用在企业气候转型风险较大、高碳行业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

有学者实证分析独立董事海外留学背景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独立董事海外留学背景对企业ESG表现起促进作用，且该作用会随着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比的上升而更加明显。独立董事海外留学背景对国有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该促进作用在污染排放量高的企业中也更为明显。独立董事海外留学背景能够通过减少企业代理问题提升企业ESG表现。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中级环保法庭设立后，辖区内企业的ESG表现显著提升。环保法庭的设立通过震慑污染行为，倒逼企业加强可持续风险管理，增加可持续发展协同效益，激励企业改善ESG表现。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包括ESG综合表现以及环境（E）、社会（S）、治理（G）单项表现。金融科技一方面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和降低代理成本促进企业内部成长，从而改善ESG表现，另一方面通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优化外部环境，从而提升ESG表现。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指标特别是异常指标能在较大程度上预测ESG评分，即当前企业ESG评判仍以财务信息为主导，但预测能力逐年减弱，即ESG评分正趋于独立。财务特征对评分的预测能力显著低于综合得分，企业履行环境保护、产品责任等更多的是出于遵守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维护必要的声誉考虑。

有学者探究ESG导向下的会计核算问题。ESG作为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将协助会计完成对企业物质财富、环境财富和社会财富的整体核算。这体现在ESG将推进会计目标的深化，会计核算范畴的拓展，会计计量模式的优化以及会计信息系统的升级等方面。在此基础上，随着ESG实践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会计发展或将呈现出以下趋势：加强企业“经济—环境—社会价值核算体系”的构建；发展大数据会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计”理念。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国内部分主流ESG评级机构能够结合国际准则与中国国情，构建科学的ESG评价体系；各评级机构在数据源、方法论、评级信息披露透明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导致评级结果在相关性以及对风险和收益的预测性等方面存在分歧。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由于不同类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利益导向不同，第三方ESG榜单降低了上榜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但提高了其债务融资成本；ESG榜单通过减小长期股价风险和促进长期发展投资而降低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但通过增加短期偿债风险和降低短期经营绩效而提高债务融资成本。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ESG不确定性加剧了企业获取长期资金的难度，形成了投融资期限错配，主要影响机制为长期债务融资水平和投资者情绪积极性降低。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加强企业资源获取能力、强化对企业的外部监督力度能有效缓解ESG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

美国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于2013年首次提出ESG领域的财务优先原则，影响了市场参与各方对于可持续发展活动的认识。在本土化准则缺位的情境下，有学者探讨SASB准则的财务优先原则是否以及如何对我国企业的ESG行为产生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当SASB准则发布后，在未被财务优先原则涵盖的议题上，企业ESG表现显著恶化，而在符合财务优先原则界定的议题上，企业ESG表现却并未得到改善。财务优先原则削弱了资本市场对于影响重要负面事件治理的外部激励，并为企业在ESG治理决策上的短期主义倾向提供了藉由和便利，给其他利益相关者群体造成了额外的外部性成本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信息属性盈余平滑能够提升研发人员稳定性，机会主义属性盈余平滑则会降低研发人员稳定性；企业货币薪酬的合理性和公平性、股权激励的有效性以及对企业的发展预期是信息属性盈余平滑提升研发人员稳定性的具体路径；信息属性盈余平滑对研发人员稳定性的积极作用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质量。

四、成本管理会计研究

有学者探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成本管理情境特征。成本管理需要坚持面向宏观、关注中观、夯实微观，聚焦关键与重点问题。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成本管理情境特征表现为：“以新求质”，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向“新”而行；“以质求变”，通过制度型开放等向深化“改革”谋发展；“动因创新”，借助于成本管理的动因机制寻求未来发展的新机遇。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公司劳动力成本粘性在户籍制度改革后显著减弱，其中增强劳动力空间流动性是潜在作用机制。当劳动力逐利动机较强时、公司低层次劳动力占比较高时，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更大。户籍制度改革对公司盈利能力和市场价值具有提升作用。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越高，成员公司成本粘性越小。这表明内部资本市场的高效率资金配置缓解了成本粘性，提高了成员公司成本管理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当成员公司融资约束越严重、管理层短视程度越低、代理成本越高时，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对成本粘性的缓解作用更显著。

有学者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动因和范式特征，结合成本管理的概念属性，深入分析成本管理的应用环境与变化规律。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下的成本管理需要结合范式特征不断拓展功能边界，在强化微观职能的同时，扩大中观与宏观的管理职能及范围，具体表现在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的包容性扩展，积极利用智能化成本管理的贡献性增长，以及对共同富裕等社会生产关系产生联动作用的社会性价值方面。

有学者通过对南方电网的数字化战略变革纵向案例研究发现：数据价值实现和管理会计变革是企业从传统管理会计控制系统向共享价值式管理会计系统转变的两个关键阶段，前一阶段是企业通过数据要素到数据资产跃迁、实现价值变革的过程，后一阶段是企业数据资产化“逆推”管理会计体系内嵌、实现范式变革的过程。“中国式共享价值管理会计体系”模型，体现企业创造共享价值的动因、过程和结果。模型构建了一个由数据要素作为核心驱动力的链条，数据要素首先推动管理会计领域的创新实践，进而助力企业创造共享价值。

有学者以海尔集团为例，深入探讨制造企业在物联网生态平台转型背景下的管理会计创新。为应对物联网生态平台转型带来的种种挑战，海尔开发了“链群合约”新型管理工具。基于“组织环境与战略—组织架构与流程—组织管控”的分析框架，以海尔的“食联网”平台为例，详细展示链群合约的运作方式，并深入分析其中蕴含的管理会计创新。链群合约能够适应物联网生态平台战略下的组织管理要求，充分融合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为组织管理赋能。

有学者结合管理会计变迁的制度环境，在管理会计功能扩展的引领下，主动构建管理会计变迁的框架结构，使管理会计变迁在嵌套剥离的过程中逐步深入。通过“机制特征、动因组合与路径选择”展现管理会计变迁的制度情境，为管理会计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或方法，使管理会计功能扩展更具针对性与有效性。

有学者提出，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等中国元素的自主管理会计知识体系建设，未来应关注的重点包括：追踪并审视管理会计发展前沿；深化管理会计在战略、经营、成本、价值链管理等领域的应用和研究，以创造价值并提升企业竞争力；基于行业特征和场景分析，强化管理会计在不同行业中的有效应用；在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提高管理会计的赋能性；加强管理会计应用的制度基础建设，提高管理会计应用效果。

有学者利用可视化分析和文献阅读分析等方法，对我国管理会计体系建设十年来的研究热点及成果加以梳理与述评。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历程表明：管理会计体系建设始终以推进会计强国战略为纲领，以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坚持立足于中国管理实践，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在管理会计理论体系、指引体系、人才培养、信息化+咨询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管理者能力越强的企业其预算松弛程度越高，这一发现打破了对管理者能力认知的“晕轮效应”。能力强的管理者在声誉维护等方面的压力更大，风险承担水平更低，更倾向于制造预算松弛；能力强的管理者可以制造更强的信息不对称，制造预算松弛的机会更多；环境不确定性给能力强的管理者制造预算松弛提供了借口。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效应，且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重污染企业的作用路径存在差异性。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增加融资约束和减少研发投入而抑制处于成长期和衰退期的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通过影响融资约束和资本投资抑制处于成熟期的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进行线上销售显著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和分歧度，提升了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线上销售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的提升作用在分析师公开获取信息渠道较少、获取信息成本较高时更为显著；线上销售可以通过降低盈余波动，或者抑制盈余管理以改善公司盈余信息质量，进而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和分歧度。线上销售不仅增加了分析师获取公司特质信息的来源，而且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盈余信息质量，有助于分析师发挥资本市场信息中介的重要作用，提高资本市场效率。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纳税规范显著提高了盈余预测准确度，降低了盈余预测乐观度，且该结果在考虑企业规模差异与分析师能力差异后仍然成立；纳税规范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了股票错误定价程度。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加计扣除政策对非国有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投入与专利产出的规模扩张产生了显著宽度效应；政策对投入与专利产出的结构优化和新产品销售收入相对增速提升这些显示创新质量的深度效应存在但较弱。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高管宏观认知会显著提高管理层盈余预测的准确度、降低管理层预测误差。高管宏观认知对管理层预测的影响应该更大。当企业属于周期性行业、市场竞争地位较低以及自愿披露盈余预测时，上述关系更为明显。高管宏观认知越高的企业，盈余信息的资本市场反应越强，企业业绩越好、波动性越低，业绩预测越具有宏观信息含量。

五、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

有学者引入深度学习算法，构建了基于循环神经网络（RNN）的内部控制缺陷预测模型，并基于压力—机会—倾向（POP）理论构建了完整的解释变量集。研究发现：RNN内控模型的预测准确度比Logistic模型提升14.11%—28.26%，具有明显的经济效应。对RNN内控模型优越性的机理进行分析，从结构可解释性角度发现，RNN模型的非线性机制和跨期间机制显著提升了内部控制缺陷预测能力。从变量可解释性角度发现，机会因素变量对内部控制缺陷的预测能力优于压力和倾向因素。在应用价值方面，RNN内控模型的预测结果能更好地评估企业未来的经营风险、市场风险和股价崩盘风险。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显著推动了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尤其在资产安全、经营和战略方面对创新数量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同时，报告、资产安全、经营和战略也显著提升了创新质量。内部控制还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融资约束和增强合作文化等机制影响数字技术创新。

有学者基于老年人再就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视角，实证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平台企业实施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促进其履行社会责任。平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能够降低代理成本，从而对其履行社会责任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有学者引入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中的文本风险信息进行预测，构建可以利用企业内部控制解释企业风险的文本特征指标，并利用主流机器学习方法进行建模。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中的文本风险信息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财务困境的预测效果，并且文本特征指标在所有指标中呈现重要性，且其对于时间的敏感性与常规财务指标相比较低。

有学者实证检验与分析智力资本组态效应和内部控制对开放式创新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研究表明：智力资本组态效应与企业开放式创新显著正相关；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开放式创新显著正相关；内部控制质量显著增强智力资本组态效应与企业开放式创新间的正相关程度。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同行业企业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文本相似度越低，披露的特质信息越多，则股价同步性越低，在管理层机会主义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内部控制特质信息与股价同步性的负向关系更加显著。当企业存在治理缺陷时，数字化转型程度和产品市场竞争能改善治理环境，有利于投资者通过正常交易将内部控制特质信息融入股价。当新闻媒体和明星分析师对上市企业的关注较少时，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特质信息更受投资者关注，能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降低股价同步性。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总法律顾问制度有助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提升，且在总法律顾问专业胜任能力较强、权力较大的公司实施效应更佳。总法律顾问制度的正面作用在经营风险、财务风险、法律风险较大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缓解信息不对称和管理者短视是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内部控制的核心要点。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在大规模和代理冲突较严重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且底层技术研发和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均有积极影响。

技术风险具有客观性、广泛性等特征，智能会计技术风险是技术风险在会计领域的表现形式。如何充分识别和科学防范智能会计技术风险，是智能会计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学者对智能会计技术风险的内涵进行剖析，并分别从技术视角和行为主体视角探讨智能会计技术风险的形成机理，提出防范智能会计技术风险的可能策略，期望从技术风险维度深化对智能会计的认知，进而助力智能会计的高质量发展。

有学者探讨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的体系化防范问题。鉴于科技创新已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场域，体系化防范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涉及认知、话语、规范和实践等关键环节，牵涉面广、要素众多，难以毕其功于一役，而需渐进式系统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既是商业合规的核心要素，又与认知、话语、规范和实践等关键环节紧密相联，可为推进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防范提供坚实支点。宜系统集成多梯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发挥区域制度安排对话功能，类型化归纳不同群体核心诉求，全生命周期追踪东道国规范政策演进，重视多媒体舆情归集和分析等，从而倾斜性纾解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各种挑战。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以预期违约概率度量的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与其所在城市的社会信任程度显著负相关。债务融资过程中信息成本、代理成本和资本成本降低，是社会信任抑制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重要机制。社会信任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上市公司、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以及经济收缩期更加显著。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抑制企业的杠杆操纵行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发挥信息赋能效应，改善信息环境，提升信息透明度，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杠杆操纵程度；通过发挥成本赋能效应，降低企业成本，控制企业杠杆风险，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杠杆操纵程度。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越高，高管薪酬粘性越高。当客户集中度给公司带来的风险较高（如无关联或同城客户、公司专用性投资较高、市场份额较低以及产品市场竞争较为激烈），或公司更需要激励高管进行风险承担（如投资机会较多）时，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更为显著。结果表明，客户集中度较高的公司为激励高管会设计“奖优不罚劣”的粘性薪酬契约。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能显著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企业产品质量对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高市场竞争行业及高市场化水平地区中更为显著。企业产品质量可通过提升经营稳定性、改善信息披露效果和促进声誉传递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企业产品质量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效应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随机森林和XGBoost两种集成学习模型的预测表现要优于其他模型。随机森林和XGBoost预测的商誉减值公司在预测期的平均持有收益率要显著低于预测不会发生减值的公司，而且随着预测准确率的提升二者之间的差异逐渐向真实差异靠拢。这说明机器学习模型能够有效识别商誉减值风险，从而促进市场对其的吸收。由于影响公司行为的因素及其重要性会随时间变化，因此使用机器学习模型预测或者识别公司行为时，训练集的时间跨度并不是越大越好。

六、财务管理研究

有学者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背景，针对国有企业集团出资形成的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参股3类混合所有制企业，构建了以资源为核心的过程控制型财务管控模式、以制度为核心的战略规划型财务管控模式、以信息为核心的价值导向型财务管控模式，指出了不同财务管控模式的适用范围、特征优势及构建路径。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业财融合能够提升组织韧性；业财融合对高数字化转型程度企业、CEO具有财务背景企业、高业务复杂度企业组织韧性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业财融合通过加强内部控制质量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组织韧性。

有学者针对业财会融合的内涵、种类、本质和系统构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界定“业”“财”“会”内涵的基础上，分别论述了业财融合、业会融合、财会融合和业财会融合4类融合的特点；指出了业财会融合的目的是实现价值管理与非价值管理的统一，业财会融合的本质是保证企业整体目标实现的管理控制系统；重构了基于业财会融合的管理控制系统，包括组织结构系统、信息沟通要素系统、控制目标分解系统、过程控制系统和评价激励系统。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财务共享能够显著降低企业集团成本粘性。主要表现为：降低运营成本粘性，而非生产成本粘性；降低子公司运营成本粘性，而非母公司运营成本粘性。企业集团可以通过财务共享降低代理成本，或提升资源调整效率，进而降低成本粘性。当子公司产权性质为民营，盈余质量低，实施进攻型战略时，其资产、收入、利润占比越高，集团的管控动机越强，利用财务共享中心来降低成本粘性的作用越显著；当集团存在内部兼任、类型为产业型集团、多元化程度较低、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较高时，集团的管控能力越强，利用财务共享中心来降低成本粘性的作用越显著。

有学者以国家电网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化转型助推企业财务管控创新的过程。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构建数据赋能基础、提升数字化财务管控能力、释放数字化财务管控价值3个阶段推动企业财务管控创新。具体体现为：数据结构化、数据协同化和数据资产化构成的数据赋能机制是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实现财务管控创新的基础；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组织协同能力、预算联动能力、精准评价能力和即时激励能力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财务管控能力，从而实现财务管控创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财务价值和拓展生态价值来释放数字化财务管控价值，从而实现财务管控的价值创造目标。

有学者对数智经济时代财务学科专业体系和财务管理体系变革开展研究。财务管理体系变革，要将数智技术及数智技术引起的经济模式、管理模式的变革与财务管理体系变革相融合，以创新数智经济时代的财务决策体系和财务管控体系。这个创新的数智经济时代财务管理体系要体现：数智经济的特色，发挥数智技术的功效；业财会融合的特色，发挥学科交融的功效；财务管理体系的本质特色，发挥财务决策和财务管控的功效，形成基于会计学的数智财务决策体系和基于业财会融合的数智财务管控体系。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财务柔性水平，其作用机制为优化公司治理和缓解融资约束。当环境不确定程度较高、政府干预较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柔性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较高的财务柔性水平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活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意愿。

有学者探讨数据要素纳入财务体系的实现路径，即数据产品化。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时，是指参与到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数据。数据具有四大属性，即主权属性、人身属性、公共属性、价值属性。从位阶来看，主权属性高于人身属性，人身属性高于公共属性，公共属性高于价值属性。除主权不可侵犯之外，还要将人格权置于优先地位，落实数据关联对象对于数据的决定权，作为数据公共利用和价值释放的前提。因此，数据并不能简单和财务体系对接。只有在关联对象授权处理并让渡人格权的前提下，数据获得物权意义上的权益确定，才有可能成为拥有所有权的数据资产或者拥有用益物权的数据资源，从而和财务体系对接。将数据要素纳入财务系统可以通过数据产品化实现。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分析师与IPO公司的关联并未增强其对机构投资者报价的影响力，而分析师与机构投资者的关联度越高，其对机构投资者报价的影响力越强；在关联机构中，参与新股发行价格预测的分析师数量和媒体关注较少时，影响力更为显著；当分析师来自承销商时，其影响力显著减弱。分析师的影响力主要源自其与机构投资者的合谋，而并非提供了更多公司价值相关信息。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注册制改革导致IPO抑价率反而更高。通过分开考察注册制下的科创板与创业板公司发现，与核准制公司相比，科创板公司IPO的抑价率并没有显著差异，但注册制创业板公司的抑价率却明显高于对照组样本。因此，注册制下公司的IPO抑价率更高主要是由创业板公司所驱动。同样是注册制公司，科创板的IPO抑价率却明显低于创业板。这一现象与科创板实施完全强制跟投制度有关。注册制下IPO抑价率更高的现象是由IPO一级市场下承销商寻求风险溢价补偿和二级市场下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共同导致的。外资参股承销商、IPO审核问询及发行等待时长均能有效缓解注册制下IPO抑价率过高现象，而承销商与发行方地域邻近则会加剧该现象。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相较于未被IPO现场检查的公司，经历IPO现场检查后成功上市的公司，其上市前后的会计信息质量更高、上市后的财务业绩更好、各类违规行为更少；经历IPO现场检查的公司，其信息不对称程度和股价崩盘风险更低；IPO现场检查导致被抽查公司更可能撤回申请，同时也会导致其保荐机构更可能撤回保荐的其他项目，以及同行业其他公司更可能撤回申请；被抽查公司在上市前面临发行审核委员会（或上市审核委员会）更严格的问询和审核。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科创板IPO过程中，存在地缘关系的机构投资者一致报价概率显著更高；在考虑了信息相似性、锚点报价问题、羊群效应及其他关系类型的替代性解释后，该研究结果依然成立，这表明机构投资者涉嫌实施基于地缘关系的合谋报价行为。监管加强后，机构投资者报价行为随之改变，存在地缘关系的机构投资者一致报价频率降低，微小差异报价频率提升，从而降低了合谋报价嫌疑与被监管机构关注的风险；IPO公司信息环境较好时，机构投资者基于地缘关系的合谋报价嫌疑较低。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债券集中管理能够显著降低信用利差，证实了“收益效应”起主导作用；债券集中管理通过“共同保险效应”与集团声誉的渠道影响债券信用利差；在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较高、母—子公司制度距离较小的公司，以及债券没有担保条款、信用评级较低、承销商声誉较差时，债券集中管理对债券信用利差的抑制作用更强。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交易所审核问询会显著增加债券发行价差，而发行人高质量的回函可以有效缓解这一影响；交易所审核问询通过释放发行人信息披露质量较差、违约预期较高的信号，提高了债券发行价差；当交易所要求发行人补充重大事项提示、要求中介机构发表专业核查意见，以及对现金流、偿债能力、应收账款、风险信息、客户与供应商和行业竞争主题的关注程度越高时，债券发行价差上升程度越大；交易所审核问询还会增加债券发行失败的概率，也降低了债券超额募集现象发生的可能性。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商业信用融资显著正相关。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信息风险、优化企业经营效率，从而实现商业信用融资的提升效应。数字化转型改善商业信用融资，减少了对债务融资的需求，具有一定的融资价值效应。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实施领先型创新战略能够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创新领域分散、公司规模越大、处于高新技术行业、环境不确定性越低的企业中，领先型创新战略对融资成本的影响更显著。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会显著降低企业杠杆率，主要表现为抑制过度负债概率和程度。非控股大股东主要通过退出威胁而非积极发声机制参与治理，并且主要通过降低权益融资成本、提高盈利能力两条路径影响企业的杠杆决策。机构类非控股大股东对企业的杠杆决策影响更强，其影响效应根据不同机构类型而有差异化表现；相较于长期类、经营类杠杆，非控股大股东更能促进短期类、金融类杠杆的降低；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的非控股大股东对企业的杠杆决策影响更强。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注册制取代核准制后，风险投资对首轮融资的初创科技型企业的估值显著提升；注册制实施后创新能力更强的初创科技型企业估值提高更多；相对于外资风险投资，本土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科技型企业在注册制改革后估值提高幅度更大；企业所在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更好时，注册制改革后初创科技型企业的估值提高更多；注册制改革对初创科技型企业估值的提升作用持续并传导至首次公开发行，并最终实现风险投资成功退出。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CEO冒险精神越高，公司现金持有水平越低。融资约束可以降低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相反，融资需求增强了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CEO冒险精神通过公司投资进而影响现金持有水平。CEO冒险精神可以提升公司的现金价值，也和会计业绩以及市场业绩显著正相关。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管理者存在的认知偏差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情境因素变动偏差影响着启发式偏差、内部识别偏差以及心理偏差，启发式偏差会对心理偏差产生一定的影响。情境因素变动偏差、启发式偏差、内部识别偏差和心理偏差对中小企业债务性融资风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当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投资未达到最优水平时，增加金融资产投资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当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超出最优水平时，增加金融资产投资则会因加剧企业盈余波动性而影响企业内源融资，因增加债务融资成本而影响外源融资，从而加剧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经营主导型企业，投资主导型企业的债券信用评级更低。企业资源配置战略对债券信用评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分析师跟踪人数多的企业中更明显。企业资源配置战略通过作用于企业违约风险而影响债券信用评级。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当煤炭市场价格出现预期之外的上涨时，新能源业务增长迅速的企业，其融资约束会得到缓解；当煤炭价格出现预期之外的下跌时，新能源业务变动与融资约束不存在显著的关系。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非传统能源企业、成熟的企业和规模大的企业。对连续煤炭价格冲击的分析表明，企业的融资约束随冲击次数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规律。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与非政治关联企业相比，拥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平均获取的商业信用更少；当企业位于法治体系较差的地区或其供应商议价能力较强时，政治关联企业的信用歧视效应更加明显。政治关联企业获得较少的商业信用是由于供应商对合同可执行性的担忧，即供应商担心政企关系会不利于货款的收回。

有学者证实企业规模歧视在信贷规模和信贷成本两方面同时存在。在此基础上阐释了营业性负债与金融性负债相混淆、资本与资产不加区分的传统财务风险分析体系致使实体经济上市公司财务风险被高估约40%的严重缺陷，且财务风险信息扭曲在信贷融资的企业规模歧视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该效应突出表现在长期信贷歧视方面、国有企业和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信贷歧视方面。

有学者将监管部门的隐性担保引入理论模型，揭示了债券发行制度从核准制向注册制变革可能的内在逻辑，即核准制下监管部门对低资质信用债提供了隐性担保，使得其发行利差降低，并限制了信用评级的信号作用，导致高资质债券被迫分担低资质债券的发行利差，造成“好企业融资贵”且被“挤出”市场的扭曲，而注册制改革消除了监管部门的隐性担保，缓解了上述扭曲。基于企业债注册制改革的实证检验支持了上述假说。注册制改革后债券评级的信号作用增强，发行人资质在债券发行定价中的作用得到提高。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在冗余性扭曲中，机构纵向持股能够显著缩短商业信用期限，促使商业信用回流至融资成本较高的供应企业；在短缺性扭曲中，机构纵向持股能够显著延长商业信用期限，促使商业信用配置于融资成本较高的客户企业。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中小投资者环境关注会增加企业的监管压力和声誉压力，强化管理层的环保意识，从而促进重污染企业实施绿色并购，且中小投资者环境关注驱动下的绿色并购提升了绿色创新质量并获得了更好的资本市场表现。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客户资产减值会降低供应商企业的投资水平，这验证了客户资产减值在供应链上存在溢出效应。客户资产减值通过使供应商企业的管理层产生悲观预期，以及加剧供应商企业的经营风险，进而降低供应商企业的投资水平，但未通过减少信贷资源供给影响供应商企业的投资。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并购方的专利披露可以显著加强市场对并购价值的识别。并购方的专利披露是市场评估其创新能力的重要信息渠道，市场会根据对并购方创新能力的认知，调整对创新能力所带来的并购价值的预期。专利披露还会促进公司的实际发展。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公司在掉队后比掉队前更可能使用RPE。掉队能够引发公司所有者的危机意识和变革动机，继而带来高管激励方案的调整；RPE能够以较低成本相对准确客观地提供监督所需信息，调动高管工作热情，满足所有者的监督和激励需求，因而在掉队后会比掉队前得到更多使用。这一现象在未来成功摆脱掉队的公司中更为显著。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短期信贷配置产生了超额手续费和招待差旅费，从供需两端形成了包括银行租和企业租在内的双重租金成本；在银行租方面，短期信贷强化了商业银行融资主导地位以及信息独占优势，进而催生了垄断租金和信息租金；在企业租方面，短期信贷加剧了企业流动性风险而强化企业信贷寻租动机，最终形成了银企双向寻租行为；短期信贷寻租降低了企业资本投资效率和研发投资水平，产生了“绊脚石”效应。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在当前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偏负面的情境下，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监督渠道和交易渠道发挥作用，总体上抑制了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而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有利于公司经营的情境下，机构投资者通过背书效应促进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

七、审计研究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上级审计机关代行监事会职责可以显著抑制国有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上级审计机关代行监事会职责可以缩小国企监督盲区、推动监督向下延伸，强化财务监督能力、抑制财务违规行为，进而抑制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上级审计机关代行监事会职责可以增强政府审计不定期监督和社会审计对盈余管理的抑制效果，有利于发挥国有企业内部监督机构与外部审计主体的治理协同效应。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行政审计监管有利于提高被抽查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客户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行政审计监管主要通过加大审计投入改善企业内部控制，而且证监会随机抽查对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效应更强，继而改善企业内部控制。行政审计监管对企业内部控制的提高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机构监督者持股水平高于平均值的企业中效果更明显；行政审计监管能够提高被抽查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也能降低被抽查会计师事务所客户企业发生财务重述情况的可能性和被抽查单位的总风险。

有学者基于价值链理论，参照质量管理领域双五归零方法，构建审计整改6R机制，并基于中国商飞的审计整改实务数据，对机制的有效性进行验证。研究表明：审计整改6R机制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6个关键要素相互作用、缺一不可；单个关键要素价值趋势呈现“两端高、中间低”的形态规律，符合微笑曲线趋势。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经营月报降低了审计费用，且披露频次越高审计费用越低。经营月报降低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操纵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而降低了审计风险溢价。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某行业被要求披露行业经营性信息后，该行业公司的审计费用显著降低。审计师对风险的感知削弱了行业经营性信息披露降低审计费用的作用；而当行业内公司之间的可比性较高以及公司自身的信息透明度较低时，行业经营性信息披露降低审计费用的作用更为明显。行业经营性信息披露后，审计效率与审计质量均显著提高。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随着实验组公司的客户或供应商由缴纳营业税变为缴纳增值税，实验组公司的审计费用显著下降。这一影响在上下游关联度较为紧密、业务复杂度较高，以及非上下游共享审计师的公司中更为显著。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被审计单位应用人工智能会增加审计师的审计投入和审计费用。人工智能应用会显著增加被审计单位经营风险，使得审计师面临的业务风险提高，进而导致审计师的上述决策行为。审计师主要针对应用人工智能的非高科技公司采取增加审计投入和审计费用的决策行为。较高的行业专长能够降低人工智能应用引起的审计师高投入和高收费决策行为。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企业信息安全能够降低企业的审计费用。企业信息安全通过缓解企业的经营风险进而降低审计费用。当企业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需求较高以及独董信息技术背景比例较高时，企业信息安全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加显著。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负面安全生产事件会显著提高审计定价；负面安全生产事件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财务风险以及法律风险，这些风险作用于审计风险，进而导致审计定价提高。负面安全生产事件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在规模较大的事务所以及法治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稳定的客户、供应商均能降低审计费用，会计信息质量在稳定业务关系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即稳定业务关系通过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进而降低审计费用。企业在客户/供应商交易占比较高、处于非耐用品行业以及物流成本较高时，稳定业务关系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显著。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由审批管理改为备案管理后，审计市场集中度显著下降，受审计市场竞争冲击的事务所会降低审计收费且被替换的可能性明显增加；审计市场竞争的加剧显著提高了审计质量，说明备案制促进了我国审计市场的良性竞争。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相较于异地审计师，本地审计师会显著减少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本地审计师会显著减少账户层面和表格形式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同时也会显著减少在关键审计事项中发表结论性评价，而关键审计事项的文本相似度会显著增加。审计服务期限、审计市场竞争会加剧本地审计师减少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良好的地区法治环境会抑制本地审计师减少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当本地审计师披露较少的关键审计事项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提高。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年报审计师声誉可以对中报会计信息质量产生正向溢出效应，表现为具有较高声誉的年报审计师能够抑制企业的中报盈余管理行为，且该溢出效应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或投资者关注度更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高声誉年报审计师可以通过整合“过程”导向的内部控制审计来提升中报会计信息质量，增强其对中报的查错防弊能力。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模板化披露会显著提高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关键审计事项模板化披露通过降低投资者感知的审计质量和分析师预测准确度两条路径，使得权益资本成本上升；这种增加效应主要体现在非行业专家审计、低学历审计师审计、审计师独立性低、外部关注低的公司；投资者更关注资产减值类关键审计事项以及企业在行业维度的异质化信息。

审计意见购买是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高度关注的监管问题，也是学界和实务界高度重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然而理论研究和监管实践都将审计意见购买主体界定为公司管理层，对审计意见购买的监管策略也存在认识分歧。有学者围绕公共会计职业的专业主义和商业主义，从公共会计师实施审计意见购买的动机与可能、审计意见购买的道德约束与法律约束进行理论溯源，构建审计意见购买道德约束与法律约束的机制框架，并从审计供给侧视角提出审计意见购买的监管逻辑与治理思路。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相较于分所独立审计，分所联合审计提高了审计质量；且当客户经济重要性较高、审计师—客户存在校友关系、项目合伙人经验不足（不具有行业专长）而联合审计合伙人经验丰富（具有行业专长）时，该提升作用更加明显。分所联合审计对总所和分所审计质量均具有提升作用，但相较于总所，对分所审计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大。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披露数据资源对审计质量具有负向影响。企业披露数据资源通过削弱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增加对区块链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程度，从而降低审计质量。审计师在职场内进行主动学习的作用有限，而职场外的主动与职场内外的被动学习均能更好地提升其对于数据资源的判断和决策效用。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被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约谈后，在关键审计事项中披露了更多、表述更明确的结论性评价，且会计师事务所自身行业专长越低、审计投入越高，该效应更强；在面对面约谈、约谈频次越高、约谈内容相关性越强时，约谈监管效果更好；约谈还显著提升了关键审计事项强制性披露部分的信息含量，进一步提升了审计质量，约谈后事务所的受罚概率降低，市场份额提高。

有学者实证检验发现：会计师事务所鉴定经验可以显著提高鉴定意见被采信的概率。鉴定经验提升了会计师事务所鉴定业务的执业质量，降低了鉴定意见被当事人异议的风险。在证据制度执行较为严格的地区、案件较为复杂以及鉴定人需要出庭时，鉴定经验对鉴定意见采信的积极影响更大。针对案件后续跟踪发现，鉴定经验越丰富，案件因鉴定意见采信问题而进入二审或重审的可能性越低。此外，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经验对鉴定经验提升执业质量没有显著影响。

有学者讨论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审计知识应用框架设计，通过构建审计知识仓、设计审计知识管理系统和审计知识应用场景，形成一套科学高效的审计知识管理应用体系。通过实践证明：大语言模型技术在审计知识管理应用中，能有效降低人力成本，提高知识的应用绩效，为审计知识应用提供了实践方向。并从知识仓运维、优化业务应用体系、智慧审计等3个方面提出了完善审计知识管理应用系统探索方向。

有学者系统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审计报告自动生成中的实现机理，构建了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审计报告自动生成模型，从数据准备、模型设计、模型训练和模型部署等环节探讨了该模型的实现过程。进一步从数据安全、文本偏差、语义识别以及技术限制等方面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审计报告自动生成可能面临的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

有学者分析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数据安全的内在逻辑，梳理我国数据安全监管的现状，阐释引入审计推动数据安全治理的作用机理，确立审计风险评估揭示数据安全风险与漏洞，促进被审计单位筑牢数据安全风险防线，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治理思路，探索数据安全与开放的平衡审计模式，筑牢数据安全底线，激发数据价值释放，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数据赋能。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金融连锁审计师通过资源联结和信誉担保，促进了民营企业获取债务融资，并减少了企业财务违规行为。金融连锁审计师对民营企业债务融资的正向影响，在银根紧缩时期、信贷市场竞争激烈的地区以及审计师金融服务质量高的企业中更显著。金融连锁审计师促进了民营企业获取长期债务，降低了融资成本和债务违约风险，也增加了审计师收费；不同类型的金融连锁审计师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取不同类型的债务融资。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师提供非审计服务后，会加强“自利动机”，粉饰关键审计事项语调，使之趋于积极；这种“语调操纵”实质上掩藏了公司经营存在的问题，会在非审计服务降低审计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审计质量。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提升了投保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保险公司的高质量信息需求、专业监督能力需求是导致投保企业高质量审计需求增加的主要传导机制；在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和受到更多媒体负面报道的企业中，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高质量审计需求的影响更加显著；投保企业通过提高高质量审计需求改善了企业环境表现。

有学者实证发现：生态环保审计可以通过信息效应和威慑效应显著提高企业ESG表现；生态环保审计与分析师关注、机构投资者持股、社会审计及媒体监督在提高企业ESG表现中发挥了协同治理效应。生态环保审计的绿色治理效应在当地领导干部专业背景为经济学和管理学、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机较低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签字会计师个人经验和公司债务成本之间呈显著负向关系。这表明：债权人在对债务进行定价时，会考虑签字会计师的个人经验并对经验丰富的签字会计师所审计公司予以优惠。签字会计师经验的积累有助于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进而有助于降低债务成本。签字会计师个人经验对债务成本的抑制作用主要来自行业经验，且这一作用仅存在于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经营复杂性高的企业中。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师的数字化专长可以显著提高数字化转型客户的内部控制水平。当企业的审计复杂度较高、数字化实践程度较高时，审计师数字化专长对客户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审计师数字化专长主要通过更好地识别风险、运用内控经验发挥作用。审计师数字化专长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和客户盈余质量，对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进行整合审计客户的内控质量会产生更大的提升效应。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内部审计规模与内部审计独立性与企业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内部审计规模越大或内部审计独立性越高，企业发生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内部控制缺陷数量和强度也越高。盈余管理水平承担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内部审计能抑制盈余管理水平，而盈余管理水平的降低能释放出更多的内部控制缺陷。

八、公司治理研究

有学者试图恢复真实世界中的交易场景，立足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澄廓当下公司治理研究之上的西方自由主义笼罩，从中华传统文化之“善”的范畴，致力公司治理新知识的创造和理论新体系的构建。将经理人内在道德纳入公司治理分析框架，探讨其对经理人行为的激励约束作用以及对监督机制的影响，为经理人内在道德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提供理论解读。实证研究发现：经理人内在道德与代理成本负相关；经理人内在道德达到一定水平后，代理成本消失，代理收益产生。

有学者研究发现：2016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后，不同行政垄断程度的地区之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差距显著缩小，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促进了初次分配环节的公平性。削弱垄断优势企业的融资优势与市场优势，并促使其通过调整营运资本、资本劳动要素替代弹性，是劳动收入份额差距缩小的重要渠道。这一发现意味着市场公平竞争与共同富裕相辅相成，规制行政垄断、审查与清理违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将更有助于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推动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实现共同富裕。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能够促进资本流动，表现为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显著提升了辖区内上市公司设立异地子公司的比例；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提高了政府放权意愿，降低了市场分割程度，进而促进了企业跨地区投资；在地区行政壁垒较低、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及民营企业样本中，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跨地区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程度与独立董事出具异议意见的概率和数量显著正相关，即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了国有企业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独立董事异议行为的影响更大。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独立董事异议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仅在地方国企和竞争程度较高的国企中显著。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提高国有企业职工劳动收入份额，且主要体现在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东治理降低了平均资本成本和政策性负担，并提升了劳动力素质。具体表现为降低债务成本和冗员程度，提高高层次人才数量。

新公司法在扩大公司财务治理和监督模式自治空间的同时，也增强了财务治理和合规监管机制的刚性。有学者对这两个修订亮点进行分析，并提出新公司法过渡期内，在拓宽治理空间层面，公司应依据企业类型和规模、股权性质和股权结构、技术特征和商业模式制定适合自己的纵向权责分配体系和监督模式；对于为优化合规监管机制需进行的强制性统一规定，各公司应在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正式实施前按相关要求相应修订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经理层实施细则以及公司各项管理制度。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再融资新规的实施能够降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杠杆操纵程度。再融资新规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强化外部监督来抑制企业的杠杆操纵行为。再融资新规对“名股实债”形式的杠杆操纵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强，且在法治化水平较高、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以及媒体关注压力较大的企业中对杠杆操纵的治理效果更好。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财报问询函会加剧企业的杠杆操纵行为。财报问询函引发了债权人风险感知，进而迫使企业通过杠杆操纵来维持企业投融资需求。在企业特征方面，该效应在事前风险较高、信息环境较差以及投融资需求较高的样本中更显著；在问询函特征方面，该效应在问询程度较高、问询内容涉及债权人风险时更显著。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设立金融法院后，试点地区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显著上升，表现为应计盈余管理显著下降。设立金融法院不仅能提高司法质效，而且能唤醒投资者的维权意识，提高试点地区前期信息质量差的公司的涉诉概率，还会督促独立董事更好地履职尽责，提高独立董事发表否定意见的概率。设立金融法院不仅能够改善证券市场信息环境，而且能够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缓解控制权交易中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表决权委托签署的潜在动因。表决权委托实现了交易双方的正向利益绑定，促使委托方加强信息传递和沟通，进而缓解管理层人员流失，促进创新产出，最终改善企业长期绩效。受托方可能存在“隧道挖掘”行为，且在提前约定受限股份的后续转让时更为严重，而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加强则有利于缓解这一负面问题。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拥有来自僵尸企业连锁董事的非僵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反而显著低于其他非僵尸企业，表明连锁董事发挥了积极作用；来自僵尸企业的连锁董事越多，或这些连锁董事中有独立董事且占比越大，该非僵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低。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连锁董事在僵尸企业和非僵尸企业间发挥了信息传递效用，使得非僵尸企业对高杠杆具有强烈的风险感知，进而促使董事会采用更保守的资本结构。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中小股东诉讼具有增量治理效应，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分析中小股东诉讼强度发现，原告涉案人数、涉案金额以及案件关注度越高，治理效应越强；中小股东诉讼的治理效应因企业内部股权结构、治理特征、外部治理环境和所处行业特征的不同而变化。被中小股东诉讼的公司股价会经历显著的下跌，而市场反应越负面，中小股东诉讼的治理效果越明显。

有限合伙协议架构（LP架构）作为企业实现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专业化分工的重要控制权创新模式，受到实践者与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非LP架构企业，采用LP架构的企业显著增加了向下的应计盈余管理，而真实盈余管理没有明显差异。LP架构企业通过向下盈余管理减少股利分配，以增加自由现金流和未来的研发投入，而不是出于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或关联方担保等机会主义动机。

有学者实证检验网络平台互动对企业违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网络平台互动能抑制企业违规，体现了外部治理的有效性；网络平台互动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和企业内部治理水平抑制企业违规。

有学者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母公司所在地区竞争加剧增加了内部放权，但子公司所在地区竞争加剧的影响不显著，即国有企业集团内部放权路径是自上而下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放权受到母公司信息处理过载和母公司信息获取成本的影响，当母公司业务繁忙、母公司市场竞争地位高、兼任人为高管和兼任人有集团外部兼任时，母公司会增加对子公司的放权；当母公司与子公司距离远和子公司规模大时，母公司会增加对子公司的放权。

有学者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指出集团公司差异化管控的底层逻辑是实际控制人、子公司其他股东和子公司高管围绕关键资源禀赋、子公司对集团公司的重要程度和依赖程度等影响因素进行剩余控制权优化配置。同时，剩余控制权配置过程会产生异质性配置结果，进而产生不同的管控模式和代理问题，这就需要辅以异质性治理结构与机制安排，以降低潜在治理成本。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民营企业中，董事长薪酬发挥显著的约束功能，体现为董事长薪酬水平显著高于管理层薪酬；董事长薪酬具有激励功能，体现为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高于董事长薪酬业绩敏感性。从大股东专有性资产的形成过程、具体内容与表现形式、持有形式以及稳定性4个维度，系统衡量大股东专有性资产的重要程度，研究结果均支持了大股东专有性资产对这一约束与激励工具的重要影响。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薪酬管制政策实施后，政策前高管薪酬较高的国有企业的违规倾向和违规次数显著降低。盈余操纵的减少和晋升激励的加强是薪酬管制政策抑制国有企业违规的重要路径。薪酬管制政策的违规抑制作用在高管持股比例较高、内外部监督环境较差的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与其他时间相比，管理层在绩效考核目标确定之前做出的业绩预告更偏于悲观。这种悲观倾向与绩效考核目标选择、管理层权力和公司相对业绩表现密切相关，当管理层薪酬—业绩（净利润）联系更加紧密、管理层在职消费越多及公司相对业绩表现更差时，管理层做出的业绩预告更加悲观。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如两职分离、降低管理层持股比例可以对管理层的预期管理行为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业绩预告的悲观程度与管理层下一年度得到的货币薪酬正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董事会并未完全识别出管理层的预期管理行为。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企业高管的货币薪酬与股权激励占比均显著高于二三线城市高管，但在纳入生活成本因素后，一线城市的货币薪酬水平不再具有优势。薪酬结构中的较高股权激励比重，不仅是二三线城市高管奔向北上广的重要原因，而且对高管撤离北上广具有缓解作用。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沟通对于公司绿色治理绩效产生正效应，且在绿色投资者关注度较高、绿色声誉较大、退出威胁更强烈、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或两权分离程度较低时绿色治理作用更显著；机构投资者沟通形成了提高绿色投资效率、驱动绿色创新、抑制绿色代理冲突和促进碳减排的绿色治理传导路径。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国有股权参股能够有效降低家族企业财务风险。当国有股权参股来源于本地、国有股权长期参股、国有股权参股高新制造业、家族成员担任CEO时，上述关系更加显著，且优化贷款结构、提高创新效率、抑制控股家族股东“掏空”、完善内部控制是国有股权参股降低家族企业财务风险的4条路径。

有学者指出：在资本市场中有一种比较隐蔽的社会关系，即本该具有独立性的两方或多方之间存在两次或多次合作关系，称为“携手关系”。携手关系有长期合作、追随、再任、系族集团兼任、非系族集团兼任、互换、循环式轮岗等7种表现形式。携手关系可能因独立性受损，而造成不良影响；也可能因知识溢出，而产生积极影响。理论界对携手关系的特殊性重视不够，没有将其独立出来专门进行研究，这不足以深入揭示携手关系对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影响。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职工董事可以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但对应计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影响。内部控制质量和管理者短视在职工董事与真实盈余管理中发挥中介作用。员工关爱文化、风险容忍度和董事会多样性在其中发挥了调节效应，职工董事主要影响真实盈余管理中的生产成本操纵和酌量性费用操控。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存贷双高企业的公司价值更低。基于公司治理、公司审计和债务特点的调节效应显示，管理层在股东单位兼任职位会强化上述负向关系，而高管具有海外背景则会弱化该负向影响；当公司聘任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时，上述负向关系得以弱化，而审计任期较长时，存贷双高对公司价值的负向影响更强；较低的超额负债程度和较高的去杠杆程度有助于缓解上述负向关系。说明存贷双高背后可能潜藏着大股东掏空的代理问题和财务造假问题，有损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公司价值。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供稿

王棣华　袁克利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