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会计理论观点述要

一、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有学者对新时代十年我国会计研究的主要成就进行系统梳理，并着重指出当前会计研究存在日益脱离实际、基础理论研究匮乏和实证研究过度等五大问题，进而围绕现行科研考核制度、会计学术生态、博士生培养机制进行了系统反思。提出需把握和处理好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会计学科与其他学科、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等在内的五大关系，为倡导我国会计学者聚焦研究真问题，着力构建我国会计研究自主话语体系，以及促进会计研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参考。

有学者系统分析公众利益及公众利益实体定义在财会监督中的重要性，分析主要国家公众利益、公众利益实体定义及其最新发展，结合我国财会监督法规中公众利益及公众利益实体定义的现状，提出重构公众利益及公众利益实体定义，完善财会监督法规制度中的公众利益原则，以公众利益原则完善财会监督体制和财会监督法制建设，明确公众利益实体审计会计师事务所额外要求等相关建议。

有学者分析社会信任环境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信任环境与会计稳健性负相关，这说明社会信任也可能被滥用，导致企业对好消息披露更及时，而对坏消息披露更保护。对其中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社会信任环境会显著提高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进而降低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从管理者代理问题出发，研究发现：当管理者代理成本更高时，社会信任更可能被滥用，导致企业的会计信息稳健性程度更低。

有学者实证检验管理者能力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者能力能够提高会计稳健性水平；在股权激励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媒体关注度高和环境不确定性强的情境下，管理者能力对会计稳健性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相比于非国有企业，管理者能力与会计稳健性的正相关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有学者研究新收入准则实施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于未实施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实施新收入准则的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更高；新收入准则的实施对建筑行业和非国有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内部控制与新收入准则存在替代效应，在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方面，新收入准则的实施弥补了内部控制薄弱的不足；外部监督与新收入准则具有互补效应，外部监督有利于新收入准则的高质量实施；新收入准则通过提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

有学者研究CEO与CFO任期次序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结果表明：CEO任期次序前于CFO会显著降低会计信息可比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当CEO为非两职合一、非企业创始人、无财务背景、任职来源于企业内部以及CFO为董事会成员时，CEO更可能通过任期次序这一机制影响CFO的财务决策，从而降低会计信息可比性。

有学者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管理层相机选择会计政策与会计方法的动机降低和机会减少是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国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企业和非高科技行业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有学者从分部划分确定性、会计信息完整性和经济特征差异性3个维度逐层深入检验经营分部信息披露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经营分部信息披露的3个维度均无法直接影响权益资本成本，但在分析师关注下，分部划分确定性、会计信息完整性可以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经济特征差异性则会提高权益资本成本，说明目前我国投资者对经营分部信息处理成本较高，分析师关注是该信息能够发挥效能的必要条件。

有学者分析会计信息质量与货币政策对企业现金持有量所造成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在会计信息质量和企业现金持有量关系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会计信息质量对企业现金持有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企业现金持有量会受到国家宏观货币政策的影响，在货币政策趋紧时增加，在货币政策宽松时减少。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宽松时，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现金持有量的负相关性更强。

有学者从会计信息质量检查这一视角考察该制度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后，被检查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明显加剧；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主要通过降低声誉、加大盈利波动以及提高违规风险等途径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公司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后债务融资成本和股权融资成本均显著上升；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特征和公司会计调整情况的异质性均对被检查公司融资约束产生差异性影响。

有学者采用经典Jones模型和修正Jones模型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重点从银行债权人、债券持有人两大债权主体实证考察债权人对企业经营状况和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研究发现：银行借款比例越高，银行债权人的监督效应越强，会计信息质量越高；而应付债券比例与会计信息质量不相关，债券持有人的监督效应不明显。进一步区分股权性质研究发现：银行债权人的监督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存在，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而债券持有人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中均无明显的监督效应。

有学者从会计信息质量角度检验上市公司发布可视化年报是“表里不一”地仅向投资者进行印象管理，还是“表里如一”地与投资者诚信沟通传递价值信号。结果发现：当公司有较高的会计信息质量时更可能发布可视化年报。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司发布可视化年报会增加投资者关注度，据此推测投资者关注度增加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是只有会计信息高质量的公司才勇于发布可视化年报的原因之一。

有学者基于心理学理论和实验研究方法，考察会计准则指导内容以规范式、案例式抑或混合式呈现如何影响会计师行为决策。研究发现：规范式和混合式呈现下会计师决策质量较高，规范式呈现下会计师决策效率较高。路径分析表明：对决策质量的作用是通过同时影响准则纠偏频次和纠偏幅度实现，而对决策效率的作用仅通过影响认知效率而非应用效率而实现。机制分析发现：业务复杂度增加会加大案例式呈现下的比较行为偏差；指导案例与实际交易相似度增加则会减弱上述偏差。混合式呈现中内容呈现顺序不影响会计师行为决策结果；会计师个人专业能力强弱也不存在显著调节效应。

二、财务会计研究

有学者系统研究会计准则导致的利润项目重分类对薪酬业绩指标权重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会计准则将“投资收益”由原先的“营业利润”线下项目改为线上项目后，高管薪酬与投资收益的敏感性显著上升，这意味着利润项目的披露位置与薪酬业绩指标的权重有着直接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新会计准则实施后，投资收益的盈余持续性显著提高，这表明投资收益的重分类既反映了现实中企业实务的变化趋势，也产生了良好的实施效果。

有学者基于可比性成本和重新制定成本角度构建2×2博弈模型，研究会计准则变革的博弈过程和纳什均衡，并基于博弈模型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会计准则变革实践进行解读。研究发现：会计准则的变革存在不同的纳什均衡，会计准则变革纳什均衡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准则变革前后的收益以及可比性成本与重新制定成本的相对权重。我国会计准则的纳什均衡由采用国内会计准则向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并行再向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转变，未来应加快提升资本市场成熟度以减少可比性成本，全面关注会计准则变革的非预期效应以减少重新制定成本。

有学者以雅戈尔和苏宁易购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转换为以权益法核算的对联营企业投资事件为案例，研究权益法在运用和监管时所面临的困境，以此为例展示原则导向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现行会计准则及其配套的应用指南尚未明确、合理地界定权益法的使用条件，上市公司出现误用、滥用权益法的现象，监管机构面临着难以规范上市公司使用权益法的困境。

有学者以我国建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理论问题为目标，研究美国概念框架发展背景和历史进程，进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和评述。对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内容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进行比较，探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及完善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现实要求，提出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及加强我国会计基础理论体系研究等建议，倡导加强会计理论和应用的研究探索。

有学者对IASB关于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标准展开讨论。在控制权观逐渐取代风险报酬观的趋势下，IASB未能有效改进终止确认标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IFRS 9）》仍完全沿用原来的继续涉入法，表明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复杂性，也反映出对资产及相关概念认识的局限性。改进终止确认标准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控制权观与风险报酬观的对立统一关系，所涉资产定义、控制内涵、会计单元等会计基础理论问题需在概念框架中予以解决。

有学者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22年发行的永续债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永续债新规出台前，企业普遍将永续债归为权益工具；永续债新规出台后，绝大部分企业未据此对此前发行的永续债进行重新分类，并且基本都通过调整合同条款将新发行的永续债归类为权益工具。

有学者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在省级层面对资产减值损失进行汇总，借助城投债考察微观会计信息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宏观预测价值。研究发现：汇总资产减值蕴含了隐性债务风险的实质性信息，能够有效预测地方政府未来隐性债务风险；资产减值信息通过对财政实力和隐性债务负担的前瞻性反映发挥预测功能，汇总资产减值越高，市场投资者对城投债的“隐性担保”预期越弱；不同计提动机、减值可转回性以及不同资产的减值具有差异化预测能力；中央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以及政府干预削弱了资产减值对隐性债务风险的预测效度。

有学者实证分析商誉减值披露的市场反应与经济含义。研究发现，商誉减值披露会引发投资者负向市场反应，但披露商誉减值的企业在未来两年内的经营业绩并不会显著下滑，这一反常现象主要与管理层“洗大澡”行为有关，与未确认净空高度的存在关系不大，特别是在管理层任期较长、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中，这一现象尤为明显。

有学者在剖析商誉管理现实困境的基础上，对构建现实基础与未来预期相结合的商誉管理新思路进行探索：从异质性资本配置视角出发，提出企业是物质资本、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集合体，异质性资本及其优化配置与高效组合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源泉与动力，也是商誉产生的现实基础，因此应当基于异质性资本配置视角探索构建企业估值与商誉管理的系统框架，并以此作为现行商誉估值的未来收益现值法的补充与印证，从而进一步提升商誉确认与计量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有学者结合《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暂行规定》)发布的背景，以财务报告的目标为切入点，对企业数据资源入表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挑战进行研究。分析表明：决策有用性作为一种“愿景”，难以指导和落实到现实，因而据此批评数据资源不入表缺乏充分的理由；现阶段数据资产入表仍存在较多理论挑战；《暂行规定》的出台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务实、有效的态度在理想的“愿景目标”和实际的“本体目标”中取得了一定的平衡。

有学者对企业财务报表列报的缺陷和改进对策进行实际考察分析。结果显示：现行财务报表列报模式不能有效传递企业的基本财务信息从而满足报表主要使用者的需求，报表之间分类不一致的现状亟需改进；应该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经营活动损益、投资活动损益和筹资活动费用；应该通过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结构的改进来反映企业资源的战略运用情况、运用效益和效率；应该提供企业准确的金融杠杆信息和财务弹性信息；应该通过现金流量表反映企业资金流量管理、存量管理的成效和企业产品经营的战略部署。

有学者选取民营中小规模的上市企业，分析企业避税强度对信息披露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和代理成本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避税程度越高的企业，企业信息披露数量越多，但信息披露质量越低，说明避税企业有意通过增加信息披露频次同时降低信息披露质量以掩饰税收规避行为。企业高管在实施税收规避的同时，往往增加盈余管理，而盈余管理会显著降低企业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

有学者考察风险投资对赌协议对创业企业挂牌时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对赌协议会显著增加创业企业在挂牌前一年和挂牌当年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以股权回购作为补偿方式的对赌协议对盈余管理行为影响最大，当风险投资声誉较低、挂牌企业处于非政策支持行业时，对赌协议对盈余管理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三、会计新领域研究

有学者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信息披露违规的治理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企业信息披露违规；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和内部控制质量发挥积极的治理效应，进而抑制企业信息披露违规。

有学者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核心驱动力，参与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主要是通过加强企业内部控制、促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来实现的；产权性质会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而网络平台互动和风险承担能力会正向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基于企业内部财会监督视角，分析数智化时代企业内部财会监督呈现出的变革趋势，聚焦资金监督、信用监督、审核监督、财报监督4个方面，讨论新兴技术赋能下企业可实现的财会监督数智化应用场景。

有学者基于产权理论分析企业自有数据资产估值入表的内在逻辑和现实困境以及数据资产的特征属性，强调数据资产是数字化有形资产，提出数据资产具有“一般属性——共有属性——专有属性”的属性层次；基于部分国际准则制定机构目前对数据资产估值入表的相关意见，提出数据资产分类、计量、列报和披露的相关建议。

有学者基于商业模式的视角，探讨数据资产的确认、计量和报告问题。研究表明：将商业模式贯穿于数据资产的确认、计量和报告的各个环节，有助于形成逻辑一致、前后一贯的解决方案，具有较为严谨的逻辑性和较高的操作性。

有学者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并且在碳交易试点企业和外部金融环境较好的企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更明显。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进而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有学者探究人工智能在信息采集、信息生成、信息使用和信息控制4个方面的应用效果如何联合影响企业未来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积极性。研究发现：单个节点应用效果不是构成高未来应用积极性的必要性条件；企业实现高未来应用积极性有3条路径，即侧重财务核算驱动型、侧重财务管理驱动型、财务核算财务管理均衡型，都在2个以上节点拥有良好应用效果，且提升信息采集节点的应用效果是企业采取侧重财务核算或财务管理路径的基础；导致非高未来应用积极性的路径有两条，都只在某一个节点上拥有良好的应用效果，企业未来应用人工智能积极性不足。

有学者将会计学科范式体系解构为会计理论范式、会计研究范式和会计实践范式，探索数智时代会计范式的演进趋势。通过构建基于人才供需持续性与适配性的整体评价框架，对数智时代会计人才的供需状况进行评估和监测，并通过阐释高端会计人才的培养方向、评价标准和能力框架，总结高端会计人才的数智化培养目标。进而从教学机构、专业教师、会计学生和教育管理部门等方面总结学校培养策略，结合会计人才的自我完善、职业认证和组织实现提出职业培养策略，利用数智化赋能高端会计人才全生命周期管理，促进数智时代高端会计人才的高质量职业发展。

有学者尝试简要总结人工智能的演进和大型语言模型的技术框架，研究其对会计的影响。通用大型语言模型本身难以对会计产生直接影响，但人工智能发展将使会计环境和具体对象发生变化，会计工作内容、会计人员能力框架和会计服务市场将被重塑。数智化时代人类经济社会的要素结构、组织形式和权利配置将发生改变，需要重构会计基础理论以适应变化，否则会计可能在经济管理中被削弱甚至消失，会计人员在掌握会计规则的同时，需要熟悉经营管理和技术应用。

有学者借鉴图灵测试的原理，提出判别财务会计机器人是否具有智能的标准：财务会计机器人能否履行会计职业判断。财务会计机器人不仅要能够完成“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等会计工作过程，而且要能够胜任与之如影相随的会计职业判断。要使财务会计机器人履行会计职业判断，应当聚焦于财务会计智能机器人如何模拟人“获取反映会计事实证据”以及“履行会计规则适用或量化判别”的推理机制。

有学者以元宇宙代表性公司Meta为例，以Meta的商业模式为线索，在分析Meta公司元宇宙业务相关会计问题的基础上，对元宇宙的经济体系以及元宇宙中的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等会计基本假设进行探讨。认为：元宇宙中的会计主体包括物理世界市场主体在元宇宙中的虚拟分身和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两类；货币计量方面建议以具有法定货币属性的CBDC作为计量工具；持续经营主要考虑物理世界市场主体及其虚拟分身，以及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是否满足持续经营假设。

有学者开展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对会计人员职能转型影响”为主题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尽管会计人员已经意识到大模型对会计职能转型将会产生深远影响，但在评估其具体影响的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非理性认知偏差，且在变革应对过程中面临“知易行难”等方面的困境。

有学者分析ChatGPT对传统财务报告体系下报告生成质量、效率、范式的影响，构建基于ChatGPT结合其他自动化技术的智能财务报告生成模型，并探讨基于ChatGPT的智能财务报告生成模型可能面临的风险及其应对措施。

有学者使用企业办公地与商帮发源地之间的最小距离来衡量企业受商帮文化的影响程度，探讨商帮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受商帮文化影响程度越大，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外部法制环境与内部公司治理这两种正式制度弱化了商帮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正式制度与商帮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存在替代关系。

有学者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从中提取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关注和行动情况的客观指标——特质信息含量，特质信息含量越高的社会责任报告意味着披露主体更积极关注社会责任并付诸具体行动。在自愿性选择情境下，当前对社会责任非生产经营性活动的关注可能反映出企业内部对生产性活动具有的乐观预期。研究发现：社会责任报告特质信息含量越高的企业未来经营业绩越好，验证了社会责任报告特质信息含量具有的信号效应。

有学者指出，国际可持续披露准则理事会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征求意见稿、欧洲财务报告咨询组发布的欧盟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草案以及美国证监会发布的《面向投资者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的提升和标准化》规则草案，在报告主体及相关概念界定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并对未来我国可持续披露准则中如何厘清报告主体及其相关概念提出建议。

有学者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际可持续披露准则委员会制定气候信息披露准则中有关安全港规则的讨论进行系统梳理。针对未来我国制定的气候信息披露准则，建议考虑为范围3排放、过渡计划、内部碳价格、情景分析等方面提供安全港规则，并明确不同主体在安全港规则中的责任，将气候信息披露中的安全港规则嵌入相关法律法规，为我国气候信息披露提供法律保障。

国际影响力估值基金会于2023年8月发布《一般方法论1号：影响力核算概念框架（征求意见稿）》。有学者从该基金会的成立背景、组织结构、方法论整体框架、本次发布文件主要内容以及争议焦点5个方面，介绍该基金会影响力核算方法论开发工作；提出我国应推动建立兼顾国际和本国经验的社会责任投资评价度量体系，以利于吸引各种资金更多地投向减少环境污染等负外溢性、缩小地区间经济和社会差别等正外溢性的项目，促进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股东利益和广大相关方利益的有机结合。

有学者分析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越大，上市公司ESG表现越好。异质性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提升效应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有企业、公司高管有政治关联、公司获得政府补助多的情况下更显著。

有学者探究当下企业间ESG信息披露的同群效应问题。研究发现：在以行业为同群企业划分标准的前提下，企业ESG信息披露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从E（环境）、S（社会）、G（治理）3个分项进行分样本检验，企业ESG信息披露的同群效应仍然存在，且相较于S（社会）及G（治理）部分，E（环境）类指标显著性更强。

有学者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展开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ESG表现呈明显的“倒U形”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创新导向型企业和国有企业能在更高的数字化转型程度上实现最佳ESG表现。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和信息披露质量两条渠道来影响企业ESG表现。

有学者研究企业ESG表现与盈余价值相关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显著提高了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机制检验表明：ESG表现通过能力转化（增强企业内生增长能力和降低经营风险）、信息传导（提供非财务增量信息和吸引分析师关注）和企业声誉（提升企业声誉）这3种机制来提高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异质性分析发现：ESG表现能够提高可持续盈余和非可持续盈余的价值相关性，但对前者的提升作用更强，且企业ESG表现提高盈余价值相关性的作用仅显著存在于盈利公司。

有学者实证考察MSCI对企业ESG的关注对企业披露ESG报告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得到MSCI关注的企业更可能披露ESG报告，表现为在被MSCI关注的年度，企业披露ESG报告的概率更高；在首次被MSCI关注后，企业后续年度更可能披露ESG报告。截面分析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MSCI关注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更加显著；MSCI评级越低，企业披露ESG报告的概率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因MSCI关注而披露ESG报告后，企业会获得更多政府补助，受到违规处罚的概率明显降低，融资约束得到显著缓解。

有学者探讨ESG风险管理面临的挑战与对策。随着ESG的兴起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传统的风险两分法已无法囊括企业经营过程中面临的所有风险。突破两分法，重新构建风险属种类别关系是突破传统属分类局限性、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企业需基于ESG修订完善已有的合规性风险和效益性风险管控措施，并将ESG风险管控纳入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体系，同时完善相应的信息披露制度。

有学者实证检验ESG表现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两者间的关系以及环境不确定性调节效应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绩效，而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ESG表现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企业不同产权性质和地区分布，调节效应存在异质性影响，对于身处东部地区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环境不确定性的抑制调节效应更加显著。补充研究表明：ESG表现通过推动企业发展创新、缓解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直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绩效。

有学者系统论述四大会计假设的局限性，并尝试根据互补原则及对经济环境和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和欧洲可持续报告准则的观察分析，归纳提出ESG报告的四大基本假设：外部性假设、适应性假设、前瞻性假设和多重性假设。

有学者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探究数字化转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ESG表现可以显著提升企业价值；数字化转型可以正向调节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其作用机制在于增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重度污染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企业中，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有学者在梳理各国及地区法律法规对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的要求和鉴证可依据准则的基础上，对我国A股金融行业、A+H股、纯H股和红筹股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情况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并分年度、分板块、分行业对比经过鉴证与没有经过鉴证样本公司在可持续发展评级分歧度和股票收益波动率等方面的差异，然后结合3个实际案例讨论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中面临的挑战。

有学者实证检验社会责任负面事件对社会责任文本信息策略性披露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责任负面事件发生后，通过媒体报道的中介作用，企业会降低社会责任文本信息的相似性，增加积极语调词的分布，披露更多的特质信息来进行策略性披露。进一步分析发现：当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时，越会进行策略性披露，但其中积极语调词分布的增加不受市场化程度的影响。经济后果分析发现：短期内市场无法识别出社会责任文本信息的策略性披露行为，降低文本相似性、增加特质信息的披露可以减少股价同步性并增加商业信用融资。

有学者探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董责险）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CSR报告）语调操纵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董责险与CSR报告异常积极语调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董责险在提高CSR报告信息披露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董责险主要通过发挥外部监督作用来约束管理层的权力，以及发挥管理层激励作用吸引优秀的人力资本，来降低管理层的寻租空间与自利动机，从而抑制CSR报告的语调操纵行为。

四、成本管理会计研究

有学者探讨并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5种宏观成本新理念，分别是国家治理成本、社会运行成本、生态环境成本、精神文明建设成本、和平发展成本。

有学者选取浙江省5个典型产业大脑作为研究对象，从成本管理的视角对产业大脑运用新一代数字技术降本增效进行研究。研究表明：运用数字资本支撑模式层面的大成本管理、形成集成优势、进行虚实资源转换以挖掘新价值是实现降本增效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模式层面的源流管理、成本风险管理、成本管理可拓分析工具等数智化背景下成本管理的新思考。

有学者遵循“理论—制度—应用”的逻辑协调，推演出适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的双元成本会计体系框架，包含双重目标、核算对象、范围和项目、成本归集与分配、成本计算期以及成本过程管理与工具方法等要素。并提出该体系应用的目标模式及达成该目标的三阶段路径，最终实现通过成本角色的耦合，建立基于资源耗费因果模型的业务数据仓，协同预算管理、成本管理和绩效管理活动，为内外部成本信息需求者提供反映不同程度“因果关系”的成本信息。

有学者探究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普遍存在成本粘性现象且绿色技术创新会抑制企业的成本粘性。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技术创新主要通过调整成本路径、管理者乐观路径影响成本粘性，而未通过代理成本路径作用于成本粘性；激进式绿色创新对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

有学者分析内部战略差异与企业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内部战略差异度降低了企业的成本粘性，提高了企业向下调整成本的程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内部战略差异对成本粘性的削弱作用在成本压力小、管理者预期更乐观时更显著。

有学者从大数据的角度验证业财融合对于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业财融合显著缓解了成本粘性；对民营企业和业务复杂度较高的企业，业财融合缓解成本粘性的效应更加突出；业财融合通过缓解冗余劳动力、抑制过度投资、抑制管理者过度乐观预期以及缓解代理问题降低成本粘性。

有学者以供应商—客户关系为切入点，研究客户稳定性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稳定性可以显著提升上游供应商企业的成本粘性。机制研究发现：稳定客户通过改变上游企业的调整成本、提高管理层乐观预期而最终影响企业成本粘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地区社会信任程度更高、客户关系更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大时，稳定客户带来的成本粘性提升效应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客户稳定性导致的成本粘性对未来企业销售利润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是供应商企业储备资源、为未来蓄力的重要表征，反映了供应商企业的战略性成本决策行为。

有学者探讨CEO财务背景丰富度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CEO财务背景丰富度对成本粘性有抑制作用，CFO财务执行力在CEO财务背景丰富度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正向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和环境包容性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CEO财务背景丰富度对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在成长期企业中更加显著，但不存在企业规模异质性；CFO财务执行力对中位数以下规模企业和成长期企业的中介作用更加显著；环境动态性和环境包容性对中位数以下规模企业和成长期企业的负向调节效应更加显著。

有学者实证检验基于企业建设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财务数字化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成本粘性，财务数字化的实施能抑制企业成本粘性，这种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更明显。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财务数字化可以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资源调整成本，抑制企业成本粘性。

有学者实证考察“人才新政”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才新政”实施会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粘性，其作用渠道主要是通过影响地区劳动力市场供给来实现；“人才新政”主要降低了劳动力数量粘性而非劳动力薪酬粘性；“人才新政”缓解了劳动力成本粘性对企业劳动力生产效率的不利影响。

有学者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员工薪酬及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低技能劳动者的平均薪酬，但增加了高技能劳动者的平均薪酬，并导致高技能与低技能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扩大，但未明显拉大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民营企业员工薪酬及薪酬差距的影响更明显，行业竞争程度上升也会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员工薪酬的关系。

有学者分析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传染效应。研究发现：若上一年同行业同城市有企业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则同行业同城市其他企业劳动力成本也会随之上升，即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存在传染效应；企业所在省份员工的维权意识、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传染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传染效应受到企业产业特征、财务状况、利益分配等因素的影响。

有学者探讨基于业财融合的年度预算编制制度。阐明预算编制在全面预算管理体系中的新角色，强调企业应基于业财融合视角，以显性制度的形式规范年度预算编制工作；总结企业年度预算编制制度可分为基本制度与具体规范，强调年度预算编制制度的设计，应突出预算基础、预算起点、预算目标、预算方法等方面对“经营计划”与“业务属性”的关注。

有学者探讨企业创新质量成本问题。企业为产品创新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即为企业创新质量成本，但创新质量成本为企业带来的效益具有很强的滞后性，为此，需要构建合理的企业创新质量成本分担机制来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大研发创新投入。

有学者从我国企业管理会计实施现状出发，分析指出目前我国企业管理会计存在缺乏顶层设计、实施中重会计而轻管理、聚焦内部因素而忽略外部环境、重视数学模型而忽略应用环境、高素质管理人员缺失等困境，并从顶层设计、财务共享、司库管理、业务管理、风险防控、人才培养6个层面提出实现路径。

有学者探讨管理会计机器人的智能判别问题。管理会计机器人智能判别具有“四层六级”智能标准：第一层为功能智能（一级）；第二层包括形式智能（二级）、内容智能（三级）和价值智能（四级）；第三层为共情智能（五级）；第四层为创新智能（六级）。

五、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

有学者通过分析职能管控型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中存在的关于内部控制认识认知、效率效果的常见问题，结合权责管理、流程价值管理、业务固有风险评估、内部控制信息化等，提出融合风险管理与信息化建设的业务链价值管理型内部控制体系构建思路，设计全链条覆盖且价值高效的业务流程及业务固有风险等级量化评估模型，并建议从管理机制融合、明确内部控制信息化的定位着手开展内部控制与信息化融合建设。

有学者将管理层内部控制自我评价质量界定为“管理层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发现倾向和揭示倾向的联合概率”，探讨公司战略对管理层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自我评价质量的影响程度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激进型公司战略显著降低了管理层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发现倾向和揭示倾向，从而降低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质量。

有学者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理论，考察内部控制质量是否影响公司债券契约条款的设置。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通过改善公司的信息环境、降低代理成本等机制，显著减少了债券契约条款的设置，这种影响在承销商声誉较低时较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在公司自身层面能缓解股东和债券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通过债券契约条款的增信措施对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较为有限。

有学者以2009—2020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分析管理层短视主义对二者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越能够促进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企业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管理层短视主义，进而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促进企业进行高质量的实质性绿色创新行为，并且内部控制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地处法律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更加显著。

有学者分析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诉讼风险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区分股东诉讼与非股东诉讼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能直接抑制企业诉讼风险，不仅降低了企业诉讼方式概率、频次，还能降低企业诉讼涉案金额；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非股东诉讼的抑制作用强于股东诉讼，说明内部控制更有利于规避经营活动纠纷。

有学者从内部控制视角考察融资融券制度实施以来投资者的融资融券行为。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越易被投资者融资做多；内部控制有效性越低，越易被投资者融券做空。考虑投资者融资做多对融券做空的对冲影响后，内部控制有效性越低的上市公司依然越易被投资者净融券做空。

有学者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维度解释企业创新行为，检验股权再融资对企业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探究董事会内部控制专业胜任力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股权再融资策略与企业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再融资成本与企业创新行为显著负相关；董事会内部控制专业胜任力与企业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董事会内部控制专业胜任力显著增强股权再融资策略与企业创新行为间的正相关程度，并削弱再融资成本与企业创新行为间的负相关程度。

有学者以我国A股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内部控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企业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效率均呈现“倒U型”关系，即内部控制并非总能促进企业创新，超过一定程度的内部控制非但不会促进反而会抑制企业创新。

有学者研究员工满意度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较高的员工满意度能够显著提升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员工满意度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缓解委托代理冲突来实现，并且这一作用在不同法治环境、行业竞争和生产要素依赖程度的公司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员工满意度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能够合理保证经营目标、报告可靠目标以及合法合规目标的实现。

有学者考察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表明CEO倾向于做出有益于公司长期价值的决策以维护其声誉，支持了有效契约假说。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内外部风险较高、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或机构股东以及控股股东控制权较大时，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更为明显，表明在企业内外部风险较高以及内外部监督作用较强时，CEO通过提升公司长期价值维护其声誉的可能性更高。

有学者结合我国供应链风险防范的重大现实需求，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息决策有用性理论，研究构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微观客户信息集合—企业及其主要利益相关者利用客户信息进行决策”的分析框架，探讨企业供应链中客户信息传递及其影响主要利益相关者决策的机理，并提出客户信息传递促进供应链风险管理的对策。

有学者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降低了权益资本成本。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是通过降低投资者所面临的信息风险和治理风险而非经营风险，起到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这表现为在企业数字化后，资本市场的信息环境得到改善，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得到提升，从而代理成本下降。这些都导致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减少，相应地要求企业付出的权益资本成本随之向下调整。

有学者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考察不确定性环境下公司年报风险信息披露的动机及效果。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年报风险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时，基础风险高的公司选择披露更多的总体风险信息和宏观风险信息，融资约束大的公司选择增加总体风险信息披露。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频繁波动将加剧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表现为买卖价差和股价崩盘风险的显著增加，此时公司选择披露更多风险信息有助于缓解不确定性引发的信息不对称。

有学者以经营风险上升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将财务风险控制界定为下调财务杠杆，并据此研究财务风险控制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发现：当经营风险上升时，下调财务杠杆有助于提高高管薪酬，这种效应在经营风险上升程度大、国有企业和控股股东分散化投资程度低的情况下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薪酬财务风险控制敏感性越强，企业下一年度的股价崩盘风险和破产风险越低。

有学者实证检验金融工具准则修订的经济后果。研究表明：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前瞻性和收入平滑效应显著提高。资本市场综合评估的结果表明：贷款损失准备的风险信息含量得到了显著提高，同时银行系统性风险显著降低，准则修订的初衷得以实现。进一步检验表明：抵御风险能力较高、风险不确定性较低时，信息含量提升的程度更高；盈利水平较低、风险不确定性较低时，系统性风险降低的程度更高。

有学者基于匹配的2003—2021年上市公司供应商—客户关系数据，考察供应商是否会对高财务风险的客户实施救助。研究发现：客户财务风险越高，供应商超额商业信用供给越多，证实了供应链风险情境下的企业间风险共担行为。异质性检验发现：客户销售潜力越高、供应商维系供应链关系的意愿越强时，客户财务风险与供应商超额商业信用供给的正向关系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供应商面临高财务风险的客户之所以选择救助而非远离，是基于转换成本的考虑。超额商业信用供给降低了供应链风险联动，增加了供应商的企业价值。

有学者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构建的“客户—供应商—年度”样本，考察核心客户财务风险对供应商的传染效应以及供应商采取的应对策略。研究结果表明：核心客户的财务风险会传染到其供应商企业，供应商采取公司治理提升策略和信息披露质量改善策略能有效应对风险传染；财务风险传染机制识别发现，利益联动效应和资源联动效应是核心客户财务风险传染到供应商的可能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当行业环境动态性越高和供应链经营波动性越强时，核心客户财务风险对供应商企业的传染效应越显著，而供应商通过公司治理提升策略和信息质量改善策略对核心客户财务风险传染的应对效果更为显著。

有学者探析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化转型程度两个层面来看，资产专用性会制约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经营风险与可用资源数量在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资产专用性通过提高企业经营风险、减少企业通用性可用资源，进而抑制了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资产专用性越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越差。

有学者考察供应链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议价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与客户转换成本，有效提升了企业对客户的议价能力。进一步发现：数字化转型战略只有与企业相适配时才能发挥提升企业议价能力的效用；当企业下游客户也进行数字化转型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议价能力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有学者分析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创新信息披露影响。研究发现：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增加企业创新信息披露以发挥其战略性价值。横截面检验发现：当创新信息披露成本更低或披露收益更高时，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创新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分析则表明：管理层竞争感知增强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提升是上述影响的关键作用路径。对同行信息外溢效应进行检验发现：同行创新信息披露具有显著的外部性，有利于改善总体的创新信息披露环境，并提升目标企业创新水平。

六、财务管理研究

有学者通过对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司库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的意见》的理论解读和央企实践案例的剖析，提炼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司库体系建设过程中资金管理制度和理论创新的6个要点：企业资金管理概念的升级、资金管理主体从单一企业到集团公司的变革、资金管理内容从现金流到全部金融资源的升级、资金管理重点从提升资金效率到防控资金风险的转型、资金管理职能从单纯财务运作到深度业财融合的迭代、资金管理模式从实体资金集中结算到数智化资金管理平台的升级。

有学者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为主要切入点，对2009—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资金配置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盈余波动性、减轻代理问题，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其中，具体业务准入限制放宽程度较高的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下降幅度更大。

有学者基于2011—2020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和城市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增加了区域内企业的现金持有，且数字金融分指标中除了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外，二级指标中的数字支付和互联网信贷业务均会显著增加企业现金持有。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通过提高经营活动现金流、抑制企业杠杆率和降低债务融资等机制增加了企业现金持有。对于规模较小、民营和弱银企关系的企业而言，数字金融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更显著。

有学者从传统财务分析的表象性、数据性等局限性入手，在界定价值经营及其管理、经营价值等概念的基础上，梳理人本价值经营八要素构成的主线逻辑，进而对人本经营价值分析的内涵、特征及意义进行阐述，设计出价值经营主线分析法、价值链分析法、行为价值分析法、价值协同分析法和人力资本增值率综合分析法等抓住人本经营价值本质的分析方法。

有学者以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能够率先实现业绩复苏的企业为样本，运用定性比较研究方法对财务韧性形成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财务韧性的形成机制并非唯一而是殊途同归，梳理出“非集权下的周转能力互补配合机制”与“集中归核下的单项周转能力支撑机制”两种主要的财务韧性形成机制。

有学者考察财务顾问声誉是否有助于并购业绩承诺的实现，研究发现：高声誉财务顾问参与的并购项目，业绩承诺实现程度普遍更高。即使持续督导期届满，这类财务顾问对业绩承诺实现的促进作用依然存在，体现为有效监督。承诺期结束后，高声誉财务顾问参与的业绩承诺变脸概率更低。机制分析表明：财务顾问声誉通过发挥风险过滤职能保障承诺业绩实现，表现为设置更低的业绩增长率、更可能包含股份补偿及双向补偿条款，更小可能变更承诺内容。

有学者检验企业自愿性披露知识产权信息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高质量的知识产权自愿性信息披露会通过影响投资者信心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且这一关系在非国有企业、高成长企业、融资需求高的企业中较为显著。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创业板企业的知识产权自愿性信息披露能在资本市场获得投资者认同，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有学者分析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信贷资源配置规模、结构和成本的影响，并考察债务与股权融资成本差距的调节效应。实证发现：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信贷资源规模、降低了信贷成本，且相对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的“优化效应”更明显。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也能显著改善中小企业信贷期限结构，增加中小企业长期借款配置比重，但在大型企业中不成立。融资成本差距在二者关系间承担了调节效应，债务成本相对于股权融资成本越高，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信贷资源规模、信贷成本的正效应越弱，同时也会弱化对中小企业信贷期限结构的正效应。

有学者构建基于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的债券违约预警模型。研究发现：财务指标如净资产收益率、资本累积率、刚性负债率、筹资NCF/平均总资产等是债券违约预警模型中的显著指标，这些指标对于预警债券违约具有重要作用；部分非财务指标对于提升模型预警能力有明显效果，非财务信息诸如发债企业所在省份风险情况、行业风险情况、企业所有制形式等为预警债券违约提供了显著的增量信息，也反映了我国债券违约具有所有制、地域和行业的群聚特征。

有学者探究数字流量模式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流量模式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数字流量模式对银行贷款这一传统融资渠道具有替代效应，并通过改善盈利能力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有学者检验IPO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IPO前，企业IPO后商业信用供给显著增加。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缓解融资约束、增强从供应商处获取商业信用的能力是IPO促进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增加的两个路径。异质性检验发现：IPO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促进作用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小的企业及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经济后果检验发现：IPO前商业信用供给越多，企业IPO后短期股票市场表现越好；但随着IPO后商业信用供给增加，企业的长期会计业绩显著下降，并最终降低了企业价值。

有学者研究注册制背景下招股说明书风险信息披露对IPO破发的影响。研究发现：招股说明书风险信息披露数量与IPO破发负相关，即风险信息披露篇幅越长，破发概率越低；招股说明书风险信息披露质量与IPO破发负相关，即特质性风险信息披露越多，破发概率越低。

有学者以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债务期限选择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实施供应链金融计划的核心企业更愿意缩短债务期限，其影响路径为通过提高盈利水平和盈利稳定性降低利率风险，以及通过改善财务状况降低再融资风险；双向供应链金融和数字供应链金融对债务期限的缩短效应更强。

有学者基于供应链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作用。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如果供应链上有国有企业，则民营企业的银行借款显著更多。民营企业抵御新冠肺炎疫情负面冲击的能力越弱、在供应链上的可替代程度越低，国有企业发挥的供应链融资支持作用越显著。机制分析显示：国有企业能够通过缩短上下游民营企业的净营业周期，提升其债务融资能力。

有学者实证检验超额商誉与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研究发现：超额商誉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改变解释变量度量方法、使用PSM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内生性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经营风险在超额商誉与债务融资成本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信息不对称发挥了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缓解超额商誉对债务融资成本的负向经济效应。

有学者从正式债务契约形成视角研究贷款可获得性提高如何影响企业盈余分类转移行为。研究发现：贷款利率上限放开后高风险企业盈余分类转移程度更高。横截面差异性检验表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高、融资渠道丰富性越低，以及银行对企业信息需求和监管程度越高时，盈余分类转移受贷款利率上限放开影响更大。影响机制检验显示：贷款利率上限放开后，高风险企业通过分类转移优化盈余结构后确实获得更多银行信贷。

有学者实证检验业绩说明会管理层净语调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管理层净语调能显著影响企业融资约束且两者之间呈现U型关系，意味着随着管理层净语调的增加，起初对缓解融资约束具有积极作用，超过拐点(0.591)后具有消极作用，存在“过犹不及”现象。机制研究发现：管理层净语调通过影响分析师关注进而影响企业融资约束，且明星分析师与非明星分析师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

有学者研究不同地区金融结构对该地区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企业过度投资程度越高，意味着提高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有助于缓解该地区企业的过度投资。

有学者实证检验数字创新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创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创新通过缓解委托代理问题、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改善投资决策质量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渠道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创新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性质、会计信息质量较低、所处行业竞争较激烈和所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较完善的企业中更为明显。

有学者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细分数字金融维度后发现：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不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有学者对生成式AI展开探索性研究，通过整理和分析相关文献和案例，揭示生成式AI在财务决策中的应用现状和潜在发展趋势，清晰地展示其在财务决策中可能存在的优势、挑战及应对措施。同时，提出基于生成式AI的财务智能化决策实现路径。

有学者尝试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思路，即基于深度学习、数字孪生等人工智能技术，通过财务报表“逆向工程”，推断公司可能的业务场景，进而为基于推断的业务场景来分析财务报表及其商业模式、估计相关经营风险等后续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有学者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与内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显著抑制企业的杠杆操纵行为。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通过发挥资源效应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发挥信息效应提升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发挥治理效应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抑制企业的杠杆操纵。

有学者实证检验经营杠杆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经营杠杆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拓展性分析表明：经营杠杆通过增加经营现金流、提高净利润促进企业创新；政府补助对经营杠杆与企业创新产出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而对经营杠杆与企业创新投入作用不显著；在排除了财务杠杆的影响后，经营杠杆依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

有学者探讨了创新型企业业绩评价系统设计问题。梳理委托—代理理论下业绩评价研究的进展，总结经典业绩评价研究的局限，指出创新型企业业绩评价系统设计的瓶颈及突破口；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与自我决定理论双重视角，从业绩指标选择、业绩评估范围与业绩评价系统使用方式3个维度，构建与员工内在动机兼容的业绩评价系统的理论框架。

七、审计研究

有学者考察政府审计对公司战略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审计能够抑制公司战略激进程度；在被披露问题较严重的公司中，公司战略激进程度下降更显著。进一步研究显示：政府审计会对公司战略发挥较为长期的影响；在战略激进程度较高的公司和信息环境较差的公司中，公司战略激进程度下降更为显著。

有学者考察政府审计独立性提升对企业过度负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审计独立性提升能够有效抑制地方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行为，且这一效应在改革较为彻底、审计执行力度较强和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降低内部代理成本和减少政策性负担是该效应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此外，政府审计独立性提升不仅降低了地方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水平，还促进了企业的创新活动，提高了企业绩效。

有学者指出，政府财务报告审计是保障政府财务报告信息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的重要机制。当前，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工作正处于探索阶段，如何有效识别政府财务报告审计中应关注的重大错报风险，对于提升审计效率与质量而言至关重要。

有学者基于国内外文献综述，系统阐述养老保险基金人工智能审计的理论内涵及基本原理，多维度剖析其必要性及现实基础，着重从养老保险基金人工智能审计的制度建设、数据管理、人才培养与系统建构4个层面，探究现阶段我国实施养老保险基金人工智能审计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应对路径。

有学者探究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对财务重述的影响。研究发现：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导致了财务重述的增加，但是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审计委员会勤勉度以及内部控制可以削弱CFO兼任对财务重述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年限与财务重述正相关，CFO过度自信在这一正相关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有学者检验审计报告改革对审计延迟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报告改革之后，审计延迟总体上显著增加，这是改革的“威慑—增责”效应使然；审计报告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应对数量越多及具有减值类关键审计事项，显示审计师执行了越勤勉的风险导向审计行为，会形成越长的审计延迟，这源自新审计报告的风险“视窗”和努力“视窗”效应。

有学者考察供应链共享审计师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共享审计师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有提升效应。机制检验发现：供应链共享审计师的知识溢出效应可降低供应链企业间信息不对称，助益企业获得供应链资源来提升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研究证实：供应链共享审计师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受供应商、客户重要性、地理距离的影响。

有学者检验市场准入放松对审计市场结构及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准入放松能降低审计市场集中度，加剧市场竞争，进而促进审计质量提升；短期内新进入市场审计师收取了较高审计费用但未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

有学者依托国内债券市场刚性兑付被打破的现实场景，实证考察审计师对债券违约的低质量审计是否会影响其审计的其他发债客户的审计决策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相比未受低质量审计影响的发债客户，受影响的发债客户在未来期间更有可能选择变更审计师、付出更高的审计费用，并因此而获得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这是因为审计师对债券违约的低质量审计会引发审计客户群间的信用风险传染，具体表现在受影响的发债公司在未来期间将面临更高的债券信用利差、收到更低的信用评级、以债券违约日为事件发生日的债券市场短期市场反应亦显著为负。

有学者从制度变迁、监管政策和监管效果3个方面就注册制是否影响对市场的监管效率展开分析，认为日益完善的监管政策可以有效地加强上市后的监管，通过后端监管的方式约束上市过程中的会计信息造假等机会主义行为。

有学者探讨全面注册制下审计机构责任的强化和公平合理认定问题。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监管机关的责任，必然需要强化中介机构的责任，这是注册制成功的重要前提。审计等中介机构责任的公平、合理认定是实现制度设计目标、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确保监管措施有效的基本保障之一。应分清不同情况导致的审计责任，引导最佳实践，并使之成为实现注册制监管目标的重要技术途径。

有学者分析企业战略差异度与会计师事务所选择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企业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偏离行业常规战略的战略差异度会显著提高企业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概率，二者的正相关性在“业绩差”的企业中更强。战略差异度与企业选择“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概率在“业绩好”企业中不相关，在“业绩差”企业中正相关。内部控制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相同的战略差异度下企业变更、选择“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概率降低。

有学者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相较于未接受中国证监会全面检查的会计师事务所，接受中国证监会全面检查的会计师事务所在经历全面检查后审计质量显著提升，且这一结果主要体现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客户重要性低、事务所规模大和审计客户财务复杂度低的样本中。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审计行业面临多重监管的背景下，中国证监会实施的全面检查仍然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提升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有学者通过挖掘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资源文本信息，研究发现：企业数据资源信息披露显著提高了审计收费。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以下情形下时数据资源信息披露提高审计收费更为显著：管理层与大股东实施信息操纵的倾向更强；企业存在向上的盈余管理行为；企业受到市场参与者更多关注。研究还发现：当期数据资源信息披露频率越高的企业，其下期审计投入越多。

有学者考察企业研发操纵行为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其他企业相比，审计师对研发操纵企业收取的审计费用更低。机制检验表明：研发操纵企业的审计风险较高，但审计师不仅未提高审计努力程度，还受高新技术企业称号这一表象影响降低了审计费用。基于信息操纵的“组合拳”检验表明：研发操纵企业的年报语调更积极，且这种积极语调加强了研发操纵对审计费用的负向关系。

有学者以沪深主板市场A股为研究对象，探究财务危机预警信息与审计费用的关系。研究发现：财务危机预警信息恶化的企业，被收取的审计费用更多，营商环境的改善可以显著降低财务危机预警信息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其中营商环境中的金融环境、法治环境存在调节作用，政务环境不存在调节作用。此外，营商环境对财务危机预警信息与审计费用的调节力度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

有学者从经营杠杆视角研究成本结构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发现经营杠杆越大，审计收费越高。机制分析发现：上述效应是由于经营杠杆增大了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和业务风险，审计师增加审计投入和收取风险溢价导致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经营杠杆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业绩压力较大、债务风险较大、竞争性行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在治理质量和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的企业中减弱。

有学者实证考察共同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结果显示：共同机构投资者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相较于无共同机构投资者的企业，有共同机构投资者企业的审计费用平均高3.3%个标准差。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共同机构投资者为了使投资组合价值最大化，会与组合内企业形成合谋，增加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提高组合内企业信息壁垒。进一步分析发现：分析师跟踪数量较多时，共同机构投资者导致审计费用增加更明显；而行业竞争程度低、高管持股以及短期偿债压力较小则会削弱两者的正向关系。

有学者以我国消费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线上销售对审计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线上销售程度越高，审计师审计调整的幅度越小；审计调整程度的降低主要为向下审计调整程度的下降，而向上审计调整程度没有明显变化。同时，审计师对线上销售程度较高的客户公司也降低了审计收费。

有学者基于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改革的制度背景，构建企业去杠杆策略的度量指标，实证检验企业去杠杆策略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增权”策略，采用“减债”策略去杠杆显著提高审计定价。进一步分析显示：上述现象在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以及机构持股比例高的情形下得到缓解；企业的去杠杆策略通过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和信息披露风险3条路径影响审计定价。

有学者基于会计信息外部监督者的视角，通过考察会计师事务所对客户非CEO高管独立性的反应，来揭示企业非CEO高管独立性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非CEO高管独立性越高，则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定价越低。机制检验表明：上述结果主要因企业财务报表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下降导致。此外，当非CEO高管约束能力更强时，非CEO高管独立性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治理效应，进而降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定价；且这一关系在董事会监督效率较低、会计师事务所类型为“非十大”的企业当中尤为明显。

有学者指出，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使得审计报告信息更加多元化，这会影响审计意见质量。研究发现：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越多，标准审计意见的质量越低。通过机制分析发现：关键审计事项能够降低注册会计师事后的责任风险，规避会计师事务所的经营风险。

有学者从审计风险模型的发展出发，对实施数据导向审计的必然性进行论述；提出数据导向审计的审计风险模型，并系统分析其构成要素的相关审计方法体系；指明数据导向审计的实现路径，并具体论述实现路径的具体措施。

有学者探讨企业创新文化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效果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文化与审计定价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企业创新文化通过吸引研发人才，增加研发产出，提升研发效率，降低研发失败风险；通过抑制企业研发投入操纵，降低研发的财务舞弊风险，进而促进审计定价下调。进一步检验发现：创新文化较强的企业具有更低的经营风险及更高的财务信息质量。当企业与合作伙伴建立共享平台及当审计师具有研发业务专长时，创新文化对审计定价的负向关系更显著。

有学者在分析AIGC技术基本原理和特点并结合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探索AIGC在审计领域的运用场景和相关问题，提出应对策略和展望。

有学者从审计师变更的视角考察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模板化问题。研究发现：审计师变更可以减弱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模板化。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审计投入的提高、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信息量的增加是审计师变更降低关键审计事项模板化披露的作用机制。当业务负责人、非“四大”背景的审计师发生变更以及企业外部分析师跟踪数较低时，审计师变更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模板化的降低效应更加明显。审计师变更通过降低关键审计事项的模板化披露减少了企业的财务重述，同时带来了积极的市场反应。

有学者实证检验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意见与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的不一致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意见与内部控制审计意见不一致将显著降低其商业信用融资水平，但公司的市场地位能削弱审计意见不一致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社会信任则加剧了审计意见不一致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面效果；相较于标准财务报告审计意见与非标准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的不一致，非标准财务报告审计意见与标准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的这种不一致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

有学者探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审计的影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必然会带来被审计单位行为证据形成方式和存在形态的变化，也会带来审计取证方法的革命性变革，这种变革是建立在以纸质证据为基础而形成的实体场景审计，向以电子证据为基础而形成的虚拟场景审计转变的基础上的。正是这种变革会使得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重点审计向全面审计转变，并且这种全面审计的范围由过去着重于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核算信息的取证拓展至对被审计单位业务活动的全面取证，从被审计单位的内部信息的取证拓展至外部关联信息的取证。

有学者研究公司微博信息披露如何通过影响市场参与者进而作用于管理层的决策行为。研究发现：微博信息披露越多的公司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并且微博信息披露主要通过外部关注压力(分析师、媒体)和内部监督压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两种渠道促使管理层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投资者信息需求更高、内部控制水平更高、市场竞争更激烈的公司而言，微博信息披露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更为明显。

有学者从审计师视角对不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情形下审计师法律责任判定进行检测。研究表明：披露相关关键审计事项下审计师法律责任最小，因而披露相关关键审计事项可以起到诉讼保护的作用，新报告准则能够敦促审计师为减轻法律责任而勤勉尽责；针对不同报表项目的会计准则弹性差异，审计师感知的法律责任与会计准则弹性的关系并不显著，因而不支持外界对审计师为规避法律责任进行选择性信息披露的猜疑。

有学者整理了3234份新三板挂牌企业2017—2020年审计报告，从公司、关键审计事项数量、类别以及事务所层面系统分析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情况。研究发现：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这一改革在新三板挂牌企业中有效推进，其规范化程度逐渐向上市公司靠拢，且在分层监管下各层级企业呈现出不同的披露特征，但仍存在如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类别方面有一定模板化倾向等问题。

有学者通过重点考察复杂供应链网络风险识别下的审计质量。研究发现：全球断供冲击下我国下游企业供应链运营的中断风险显著提升了审计质量。作用机制表明：全球断供冲击会影响审计师执业风险，进而提高下游企业的审计质量。异质性分析显示：上述效应在事务所信息化水平高、企业供应商集中度低、审计师具备行业专长及大规模事务所的样本中更加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在全球断供冲击下高质量审计供给有助于降低企业股价同步性，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

有学者从审计师出具审计意见角度出发，研究其如何看待企业的“存贷双高”现象。研究发现：“存贷双高”型企业因更高的审计风险增加了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该结果主要体现在未来偿还资金难度较大和关联方交易较多的企业中。缓解机制结果显示：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可以缓解“存贷双高”型企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

八、公司治理研究

有学者以中央和地方层面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为研究对象，探析其为什么既要有效授权又要技术创新，并试图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来探究其创新驱动路径的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功能定位→运行机制”的资本经营模式和“功能定位→履职授权”的资本授权模式，两类公司探索并形成制度创新驱动路径；两类公司通过市场机会识别能力、社会网络关系能力和组织学习吸收能力等方面的动态能力提升，形成以持续性竞争优势为核心的技术创新驱动路径；利用对接机制形成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以此完善可能的创新驱动路径选择问题。

有学者检验多个“国家队股东”，即多个社保基金投资组合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多个“国家队股东”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其与财政政策呈现出协同作用，具有准财政政策效应。机制检验证明：这种效应是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和研发资本投入作为中介路径来实现的。研究还发现投资模式、投资持股比例的差异均会产生异质性影响。

有学者考察大数据税收征管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盈余管理策略选择的影响，并引入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到两者关系框架中，探究其调节效应。经检验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的实施显著抑制企业应计盈余管理，但会诱发更高程度的真实盈余管理；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对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均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显著增强大数据税收征管对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显著削弱对真实盈余管理的诱发作用。

有学者以国地税合并为制度改革背景，考察税收征管独立性提升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地税合并显著改善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而且该效应在改革力度大和地方政府税收干预强度高的地区以及经济地位低的企业更为凸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国地税合并显著提升了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并降低了其涉税违规次数，为税收征管独立性提升提供了经验证据。

有学者考察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能够显著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制检验显示：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能够通过缓解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减轻政策性负担发挥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

有学者以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研究视角，关注国有股权参股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权参股显著促进了民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并且这一影响是通过打破融资渠道约束、制度体系约束和人才体系约束充分发挥作用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为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时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更为显著。

有学者实证研究控股股东侵占疑虑是否会造成融资约束。研究发现：无论从质的维度还是从量的维度，中国上市公司显著存在控股股东侵占疑虑造成的融资约束问题。投资方对控股股东侵占疑虑越重，融资约束程度越高，这也说明了以控股股东为主导的融资方由于剩余索取权的利益侵占倾向，加重了投资方的反向抑制。

有学者实证检验房地产企业股权结构对债务风险的影响。基准分析结果表明：房地产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债务风险越高。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房地产企业中的民营企业、低股权制衡企业和两职合一企业，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债务风险越高。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房地产企业股权结构通过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和债务期限结构对债务风险产生冲击，而基于股东分红比例对企业进行掏空的假设并不成立。

有学者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交叉持股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交叉持股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违约风险。中介机制检验表明，交叉持股主要通过完善的公司治理和额外的信息优势两条渠道对企业违约风险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分析师监督、审计师监督、企业所在地开通高铁均能够与机构投资者交叉持股发挥协同治理效应，更大程度上降低企业违约风险。

有学者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杠杆操纵程度。机制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发挥“注资效应”和“监督效应”，抑制企业杠杆操纵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去杠杆政策实施后、拥有稳定型机构投资者以及国有控股样本中，机构投资者对企业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可能通过派驻董事来约束企业的杠杆操纵；机构投资者持股主要抑制了企业的“名股实债”式操纵行为。

有学者研究资本市场中的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有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共同机构所有权显著促进了投资组合企业间的研发溢出，提高了企业研发人员占比和高学历人才占比，优化了人力资本结构，从而带动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有学者实证检验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能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管理层短视来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行业竞争度较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

有学者从外部利益相关者债权人的视角，实证检验高管团队稳定性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经验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公司的高管团队稳定性越高，其债务融资成本越低，表明外部债权人更加看好高管团队稳定的借款公司。高管持股有助于增强高管团队稳定性的相关影响，而机构投资者持股则会减弱上述影响关系，说明不同治理机制之间存在重要的交互关系。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稳定性减少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主要是通过减少经营风险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两种路径发挥效应。

有学者基于股价特质性波动的“非信息观”解释，检验分析师报告负面信息披露与股价特质性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分析师报告负面信息披露与股价特质性波动显著负相关；当被跟踪公司信息透明度越低、分析师报告信息含量越高、投资者对负面信息的关注度越高时，二者的负向关系越强；减少噪音交易、抑制盈余管理，是分析师报告负面信息披露降低股价特质性波动的重要途径；媒体负面报道并未削弱分析师报告负面信息的影响力；分析师报告负面信息披露主要向市场提供了有关企业未来基本面的信息。

有学者考察职工董事设立对企业成本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职工董事设立会显著强化企业成本粘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强化作用在信息环境较差的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职工董事设立对于人力成本粘性和非人力成本粘性均具有显著的强化作用。

有学者基于“委托—监督—代理”的三层代理框架，从执行董事获授权益的视角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具选择的自利性问题。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中执行董事获授比例越大，公司越倾向于选择折价力度大、获利水平高的限制性股票作为激励工具，且当被激励董事干预股权激励设计的能力更高、动机更强时，上述作用更为显著。提高董事会及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强化机构投资者和审计师的监督有助于约束执行董事参与股权激励设计时的机会主义行为。

有学者考察企业管理数字化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管理数字化会显著降低高管薪酬粘性。管理层权力约束、调整成本削减和大股东与高管合谋行为抑制是重要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外部监督较弱的样本中，企业管理数字化对于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作用更强。

有学者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公司主动增加公开信息披露和激励分析师调研挖掘私有信息这两条路径提升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机构持股比例较高、较多明星分析师跟踪的企业以及市场处于牛市行情的样本中。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减少了分析师乐观偏差，且能显著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

有学者以年报问询函为切入点，探究非处罚性监管措施对公司策略性媒体披露管理行为的影响及其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在回函期间，相较于未被问询公司，被问询公司具有更多数量及更正面情感的媒体报道，且发声媒体多为长期交好媒体。进一步研究发现：该媒体披露管理行为能促进股价平稳回升，且择时披露和重复披露正面报道构成主要的媒体披露管理策略。

有学者考察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对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板块公司，科创板公司IPO时应计盈余管理的程度更低，这一结果说明科创板注册制改革降低了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作用机制的检验表明：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在盈利水平更低、融资约束更大和科创板重点支持行业公司中更显著，而且，科创板公司IPO时面临更低的盈利压力。

有学者用上市公司年报中绿色转型的词频数来刻画企业绿色转型程度，探究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融资成本与绿色代理成本是绿色信贷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三条路径，且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作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和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不显著，绿色信贷主要通过增加融资成本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以及通过降低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有学者基于决策权配置理论，考察母子公司人员管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揭示代理成本和知识转移成本的中介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母子公司人员管控会引致双重成本发生动态变化，随着人员管控力度的增强，集团整体创新水平得到提升，但在拐点之后这一水平逐渐降低，母子公司人员管控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机制探讨结果表明：母子公司人员管控的加强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却提高了母子公司间的知识转移成本。

有学者以商誉的准则规定为基础，从管理层代理冲突与内外薪酬差距角度研究商誉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实证结果表明：管理层代理冲突越严重，企业通过并购形成的商誉规模越大。提高内部薪酬差距可以弱化代理冲突与并购商誉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发挥治理作用；对于外部薪酬差距，正向差距不会产生明显影响，负向差距越大越会加剧代理冲突与商誉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代理冲突越严重的公司，其商誉越有可能在后续出现大额减值现象，并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有学者考察中小股东网络监督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网络监督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发挥了治理效应，并且这一治理效应通过提高媒体关注度、增加监管问询以及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公司负面网络舆论较多、散户投资者较多、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时，中小股东网络监督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有学者以“沪深港通”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检验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股利平稳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沪深港通”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提升企业股利平稳性；“沪深港通”主要通过促使企业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两种渠道提升企业股利平稳性。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供稿王棣华　袁克利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