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审计研究

有学者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审计：百年历程与发展启示进行研究。审计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以来，党领导下的国家审计从无到有、从分散建构到形成全国一盘棋、从作为财务活动的特定环节发展成为以经济活动为主要对象的全面监督，有力保障了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高度，对加强审计工作、完善审计制度、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国家审计在推动执行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依法治国、推进廉政建设等方面不断发挥新的重要作用。202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华诞，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值此时点回顾梳理党领导下的国家审计百年发展历程，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审计监督，是百年党史和党领导下的革命史、新中国建设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具体呈现领域之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审计百年进程做出系统的学术观察，有利于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提供有益的经验启示，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同时，也是以审计活动为具体视窗，为相关人士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生动素材，并发挥其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功能。

有学者就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的治理作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具有双重治理效应，表现为国家审计语调与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企业的董事会行为是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治理的中介路径，董事长的任期、持股和业务背景能显著增强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的治理效应。

有学者分析国家审计治理地方政府行政代理问题的机制。总体上，我国地方政府行政中的代理问题主要表现为滥用权力、信息过滤、急功近利、推责避责。国家审计治理这些代理问题的主要机制包括：查错纠弊机制、督促整改机制、揭示问题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为提高国家审计对地方政府行政代理问题的治理成效，新形势下的国家治理需要充分发挥国家审计对行政代理问题的惩处作用、不断拓展国家审计的广度和深度、积极运用大数据审计等。

有学者通过构建政府环境审计指数，实证检验政府环境审计的微观环境治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政府环境审计显著促进了企业环保投资水平的提高；审计机关的层级越高、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政府环境审计对提高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大。

有学者从内部审计的发展及其与国家层面审计全覆盖建设整体要求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详细论证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实现全覆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从审计对象、审计内容、审计过程3个方面提出了国有企业内部审计监督全覆盖的定义。

有学者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总结发现：如果弱化政府监管力量，完全交由市场自发调节，将审计经验品市场逐渐转变为纯粹的信任品市场，声誉机制和法律机制等市场约束机制将会失效，可能导致审计不足、过度收费和过度审计等市场非效率行为，从而无法确保审计行业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以保障注册制的顺利实施。

地方中小银行是我国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持“三农”，服务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长期存在的经营管理市场化程度不高、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业务发展模式偏离功能定位、内控合规意识淡薄以及金融创新能力欠缺等问题，加之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受到严峻挑战。有学者在梳理评析我国银行机构监管思路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金融审计工作实践，提出了国家审计推动地方中小银行转型发展和风险化解的主要路径及对策建议。

分析师盈余预测是投资者决策的重要参考，然而已有研究表明：分析师预测普遍存在乐观偏差。有学者基于信息效应假说，实证研究发现：国家审计能够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并主要降低了乐观预期偏差。进一步分析表明：国家审计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进而促进分析师预测质量提高。

有学者基于信息加工理论并采用实验研究方法，分析和检验审计中重要性的披露对非职业投资者投资判断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不披露重要性，在审计报告中披露重要性时，非职业投资者判断的投资吸引力更低；在披露重要性的情况下，相比于披露的重要性较高时，当披露的重要性较低时，非职业投资者判断的投资吸引力更高。

有学者对CPA审计的市场结构以及相关审计质量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同等条件下要优于小型会计师事务所；CPA审计市场的结构与竞争充分性负相关，与会计师事务所整体规模分布正相关；高集中度的市场结构不利于竞争性的充分发挥，进而不利于其审计质量的提升。

有学者就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会计师事务所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越高，更倾向于聘请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会计师事务所选择的影响在高竞争行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及信息透明度低的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了国有企业融资约束水平，这构成了混改后国有企业选择高质量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个重要动机。

有学者沿着质量控制准则制度变迁的背景、要点及影响的设计思路，回顾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40年制度变迁历程，总结发展规律和宝贵经验，展望未来需努力做好的五方面工作，以期推动落实质量管理准则，提升质量管理效果。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客户商誉减值负相关。该效应在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显著强于前十大所，小所由于定价劣势与技术劣势成为市场效率损失的主要挤压对象；本土大所打破国际“四大”垄断后，审计市场结构的变化没有提升市场效率，进入前四的本土大所加剧了市场集中度与商誉减值的负相关。

有学者研究公司内部人减持对年报审计费用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上市公司内部人减持比例越大，年报审计费用越高；内部人减持增加了审计风险，进而增加了审计费用；在民营上市公司、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内部人减持对审计收费的正向影响更大；相较于非董事高管和监事，审计师仅对大股东和董事的减持增加了审计收费。

有学者考察名人董事长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实证研究发现：名人董事长的公司被收取了相对较高的审计费用；在名人董事长影响审计收费中，政治身份和商界身份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而学历背景和慈善背景没有起到调节作用；企业风险和企业规模均起到了传导路径作用。

有学者实证检验CEO风险偏好与企业违规的关系及审计收费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由风险偏好型CEO任职的企业违规倾向更高，审计收费策略能够削弱企业的违规倾向；进一步将企业违规分类为信息披露违规、经营违规与领导人违规交易。研究发现：CEO风险偏好程度仅与企业的经营违规倾向显著正相关，审计收费策略仅显著削弱企业领导人的违规倾向。

有学者从税收规避的价值效应、信息质量效应和代理问题等角度，探讨了税收规避与审计收费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税收规避与审计收费整体上呈U型关系；当公司税收规避程度较低时，避税的价值效应占主导，税收规避程度与审计收费负相关；当公司税收规避程度较高时，避税引发的代理问题占主导，表现为税收规避程度与审计收费正相关。

有学者实证检验资本市场开放与上市公司审计师选择相关性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显著提高上市公司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意愿，相较于高竞争行业和高市场竞争地位的上市公司，低竞争行业和低市场竞争地位公司审计师选择对资本市场开放的敏感性更强。

有学者探讨审计总监的外部审计经历与公司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发现：相比于审计总监无外部审计经历的公司，审计总监有外部审计经历的公司盈余质量更差，这一结果在采用应计盈余质量和业绩快报质量衡量盈余质量时均成立；来自管理层的压力和审计总监对职位稳固性的顾虑（解雇风险）会影响审计总监独立性，最终负向影响盈余质量；盈余质量较差的公司更有可能聘任具有外部审计经历的审计总监，但聘任以后并未明显改善公司盈余质量。

有学者研究市场是如何感知审计师法律责任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市场感知转制增强了审计师的法律责任，提高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市场感知法律责任的增强，不仅降低了不同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审计风格差异，提高不同会计师事务所客户之间的会计信息可比性，同时也降低了同一会计师事务所中不同合伙人之间的审计风格差异，提高了同一会计师事务所不同合伙人客户之间的会计信息可比性。

有学者考察行业专家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具体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非行业专家，行业专家审计师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更多、文本篇幅更长且更愿意采用结论性评价。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具体类型来看，行业专家审计师更倾向于披露账户层面、行业共性层面、归因清晰的关键审计事项，并更愿意采用积极的结论性评价方式进行具体披露。

有学者探讨分析师关注、内部控制缺陷选择性披露与审计契约三者的内在关联，并进一步探析不同财务风险企业中三者关系的变化。实证研究发现：存在内部控制缺陷选择性披露的企业中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概率更高，其审计契约的稳定性就越低。进一步发现：在财务风险程度较高的企业中内部控制缺陷选择性披露会对审计契约稳定性造成更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分析师关注能显著降低企业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概率，提高审计契约稳定性。

有学者就企业寻租影响审计意见购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寻租程度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购买审计意见；寻租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续聘现任审计师实现审计意见购买；从影响机制看，寻租企业操纵盈余的程度越高，则购买审计意见的意愿越强烈；寻租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提高审计费用的方式购买审计意见。

有学者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度量指标，实证检验核心竞争力对于审计师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核心竞争力越强时，其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低，审计费用也越低；相较于能力型核心竞争力，资源型核心竞争力对于审计师决策的影响效果更强。

有学者研究企业业绩补偿承诺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资源投入决策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企业业绩补偿承诺增加审计工作时间，双向业绩承诺比单向业绩承诺的影响更为显著；企业业绩补偿承诺还会促进经验丰富审计师的增加，尤其是对大所的影响更为显著。

有学者分析关键审计事项在披露内容和文本特征的相似度和可比性，探究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在披露新版审计报告时是否表现出基于关键审计事项的审计风格。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同一年份行业内，被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在披露事项类别文本相似度、披露详细程度、语调指标和可读性指标上都具有显著更大的相似性。因此，在关键审计事项角度有独立的审计风格。

有学者分析了新时代背景下ESG框架内容对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目标和审计模式的影响，并从财务、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4个维度构建与ESG框架相适应的经济责任审计指标体系，为全面评价企业管理人员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提供了新的思路。

有学者探讨多个大股东是否会通过选择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来解决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实证研究发现：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聘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更高的审计费用以获得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在公司治理水平低和年报文本可读性低时，多个大股东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更强烈；多个大股东与高质量审计可以发挥监督合力从而提升企业价值；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上市公司更可能进行自愿性内部控制审计。

有学者借助我国上市公司强制披露的销售量、生产量、库存量等非财务信息，考察非财务信息是否有助于识别企业的财务舞弊行为。实证研究发现：当财务指标增长率（主要指营业收入增长率）与非财务指标增长率（包括销售量增长率、生产量增长率和库存量增长率）之间差异的绝对值越大，企业存在舞弊行为的可能性越高。

有学者分析抚顺特钢财务舞弊案例，发现存货、在建工程与固定资产相继成为隐藏虚构毛利的“垃圾桶”。由于在建工程项目金额较大、时间较长，其完工进度不易审计与量化，容易受人为操纵，给识别和核查舞弊带来新的挑战。尝试分析在建工程异常的源头，讨论如何利用五维度财务舞弊识别模型进行在建工程舞弊的识别和应对，提出针对性的核查建议。

有学者基于区块链时代背景，遵循“区块链—会计标准化—企业联网审计”这一逻辑，深入探索区块链技术对会计标准化与企业联网审计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促使会计标准化发生相应变革，具体体现在会计核算、管理和组织的标准化变革，进而对企业联网审计的审计重点、范围、风险、准确性、效率和成本等方面带来影响。并基于此对企业和监管部门应对区块链引发的变革提出相关建议。

有学者就大数据如何影响审计取证提出一个理论框架。大数据改变了审计载体，而审计载体的变化进而带来审计取证方式、模式和方法的变化。大数据时代，审计取证方式以非现场审计为主，当具备一定的条件时，按持续审计的方式来开展；审计取证的基本模式是数据式审计，“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疑点核实”是其基本流程，各类以提高审计效率的抽样审计的价值大为降低，甚至消失；经典审计取证方法的技术内涵及地位会发生重大变化，许多的大数据技术将成为新的审计取证方法。

有学者探讨物联网对审计取证的影响。结论表明：物联网对审计取证的影响主要是增加了审计取证的路径。具体有3个方面：物联网增加了核实功能，基于这个功能，物联网对审计取证的影响发生在实物存在性核实、实物完整性核实、实物所有权核实、实物真实性核实和实物状况核实；物联网增加了跟踪功能，基于这个功能，审计取证中的内部控制执行测试、行为合规性测试都会受到影响；物联网增加了信息功能，基于这个功能，审计证据的信息来源大大增加，为绩效审计的开展拓展了机会。

有学者实证检验强制性内部控制审计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强制性内部控制审计有助于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该效应在风险高、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严重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强制性内部控制审计通过降低企业风险、减小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影响企业权益资本成本。

杠杆操纵会增加企业风险、误导利益相关者以及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审计师作为资本市场的“看门人”，对企业风险识别至关重要。有学者考察审计师对企业杠杆操纵的识别及应对策略。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杠杆操纵程度越大，其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审计师行业专长较高、诉讼风险较大时，上述关系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