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财务会计研究

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成立20周年之际，有学者分析国际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大国博弈问题，聚焦于主要国家和地区对IASB和IFRS的影响，归纳、分析得出以下世界五大经济体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地位与影响的变化：逐步衰退的美国影响，稳中有升的欧盟影响，至关重要的英国作用，长期稳定的日本影响，稳步增长的中国影响。

有学者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针对新准则全面实施期中会计职业判断主体的研究与现实存在错配的问题，从法律责任承担视角，以企业为边界重构会计职业判断的概念。在此基础上，依据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中的“重要性”与“重大”以及ICAS《财务报告职业判断框架》的相关规定，首次分析并界定了重大会计职业判断，提出了以金额、性质或两者相结合作为重大会计职业判断的判断依据，有利于我国对重大会计职业判断的治理。

有学者研究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下的规则演进与会计制度博弈，提出以下看法：CPTPP的实施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既定版图和战略布局，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不能只关注经贸政策的发展轨迹，更需要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视角，考察由此引起的会计制度变化情况；无论是经贸规则的变迁，还是会计准则的转变，都会对企业的利益产生影响。管理者要以战略的格局、整体的视野，全面管控和约束企业的经营行为。同时，加强对CPTPP规则的理解与认识，通过将会计准则（规则）嵌入于CPTPP之中，寻求国际贸易规则发展的新路径，提高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有学者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蓬勃发展为背景，对金融市场中的一项重要业务——担保，从制度沿革和文献研究的角度进行全面分析，并以此为依托对其中与担保相关的具体会计准则，从内部控制、或有事项和金融工具3个视角进行深入解读和分析，总结了执行担保业务和执行相关会计信息应遵循的会计规范，归纳了其合理之处和仍待改进的地方，并通过案例分析进行了生动的展现。

有学者就新收入准则执行的十大困惑与思考进行探讨。我国于2017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规定从2018年开始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中执行，2020年推广到境内的上市企业，2021年进一步推广到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以财政部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培养（高端班）地方企业类第一期学员为主要调研对象，收集整理调研对象所在企业在执行新收入准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反馈财务报表编制者执行准则的真实感受。研究旨在为我国新收入准则的执行后评估（PIR）提供有益的参考。

有学者利用我国房地产经纪行业两家具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贝壳集团和我爱我家集团）公开披露的信息，就它们的收入确认政策及其财务影响进行比较与分析。研究发现：这两家公司适用的收入准则并无重大差异，但它们的收入确认政策则存在一些显著差异，主要在于合同安排与定价、收入确认要件与时点以及总额或净额列示等方面。两家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差异很可能反映了其管理层动机的不同。

有学者以滴滴和优步2018—2020年财务报告为基础，介绍这两大网约车平台的经营业绩和财务业绩，分析商业模式和监管环境差异导致它们采用迥异的收入确认方法，指出收入确认差异对滴滴和优步业绩评价带来的困难和挑战。

有学者就加速折旧政策对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速折旧政策有效地增加了企业雇佣的职工人数，起到了吸纳就业的作用效果，但是却并未提高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低资本密集度企业和小微企业，加速折旧政策对高资本密集度企业和大中型企业劳动力就业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在作用机制上，加速折旧政策主要通过“替代效应”和“产出效应”影响劳动力就业，并且在短期内，加速折旧政策所呈现出的“产出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

有学者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分拆和合同合并问题进行研究，寻找与其经济实质相匹配的关键可观测特征，搭建相关的理论框架，构建了合同合并的3个条件：产权或对价关联条件、治理关联条件以及订立关联条件，同时讨论了各条件之间必要性的差异。

有学者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就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重述引起的负面消息及时释放对我国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作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实施盈余降低型财务重述行为后，次年的股价崩盘风险将显著降低；企业发生盈余降低型财务重述行为后，其信息透明度和慈善捐赠水平会显著提升，进而对股价崩盘风险产生抑制作用；盈余降低型财务重述缓解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作用，在民营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时更为明显。

有学者基于CEO组织认同视角，以证监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问卷调查数据中的CEO组织认同数据为基础，考察CEO组织认同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CEO组织认同显著增强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按财务报告质量和分析师跟踪分组检验发现，这一关系在财务报告质量较低、分析师跟踪较少的公司更明显。

有学者基于中国证券市场准入监管的制度背景，对IPO公司研发支出的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IPO公司在上市之前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要显著低于上市之后；在IPO审核监管更为严格的期间，IPO公司进一步降低了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概率。

有学者从自创商誉对并购商誉减值的“缓冲”效应出发，探讨年度减值测试法存在的问题。在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来阐释自创商誉“缓冲”效应形成机理的基础上，以供应商关系管理为研究情境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集中的供应商体系所产生的高自创商誉显著地降低了公司的商誉减值风险，并且这一作用在法制环境较差地区、制造业中以及公司市场势力较强时更加明显，支持“缓冲”效应假说。

有学者通过对“持续经营假设”内涵的深入分析，论证商誉资产是消耗性资产这一命题，并从理论合理性、实务可操作性及会计方法导致的经济后果等多个方面，分析比较减值测试及摊销处理两种方法的优劣。

有学者就经济周期对商誉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影响路径和情境特征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经济上行期，商誉变动额显著增加，表现为商誉顺周期效应；商誉减值在商誉顺周期效应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经济上行期可以通过降低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以促使商誉变动额增加，而并购频次和并购溢价在经济周期影响商誉变动的路径检验中不显著。

有学者就财务报表披露格式调整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作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财务报表格式做出调整后，上市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能力显著上升，资产减值损失的持续性也明显提高。上述发现还受到来自分析师和审计师的监督作用强弱的影响。

有学者利用债券“刚性兑付”打破导致的债券投资者风险意识变化的特殊场景，实证检验债权人信息需求与信息供给的关系。研究发现：“刚性兑付”打破，债券投资者信息需求显著提升后，发行人会计信息质量显著提高，表现为盈余操纵（特别是正向盈余操纵）减少；供给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发行人，可获取更多债券融资。进一步分析发现：会计信息质量在债券融资依赖度高、违约风险高的发行人中提升更为显著。

有学者就年度报告的可读性水平、过往业绩与分析师预测进行实证研究。以我国2007—2018年的公司年报为样本，从普通中文文本复杂性和专业词汇密集度两个层面度量上市公司年报文本的可读性水平，研究发现：我国分析师在整体上对可读性水平低的年报采取了本能的“防御”措施，在盈利预测中对复杂年报的态度更加谨慎，且复杂年报确实加大了分析师预测的分歧程度；作为盈利预测的基准，过往业绩水平具有功能锁定效应，在年报文本可读性对分析师预测的影响关系中发挥了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的专业能力在解读复杂年报和摆脱过往业绩的功能锁定效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学者检验投资者能否甄别年报语调与内部人交易两个信号的不一致程度。实证研究表明：若年报公布后发生了内部人减持行为，则年报语调的积极程度与内部人减持后的短期市场反应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前后信号相左时，市场会利用内部人交易信号去修正之前年报语调信号所形成的错误预期，即市场能够甄别管理层的“靖言庸违”。但这一现象并不存在于管理层在年报公布后增持股票的情境中。

有学者考察财务报告问询函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财务报告问询函显著抑制了高管超额薪酬，尤其在国有企业中，财务报告问询函的上述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财务报告问询函也会显著抑制高管借助经营业绩进行薪酬辩护，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分析师跟踪对财务报告问询函与高管超额薪酬的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且上述效应在国有企业中的影响显著。

有学者基于中国特色的制度背景和社会文化，就CFO内部董事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CFO内部董事能显著提高财务报告质量。CFO内部董事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代理问题和提高CFO社会地位来提高财务报告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