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

六、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

有学者就双导向下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平衡体系建设进行研究。通过搜集相关文献资料以及对若干行政事业单位的走访调查,发现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虽成效显著,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内部控制导向出现不均衡,重合规而轻绩效。因此,提出双导向内部控制平衡体系框架,其构建逻辑是：政府治理目标确定内部控制导向.即合规导向和绩效导向.内部控制导向决定内部控制目标,目标引导要素,要素指导实践活动。双导向内部控制建设是一个动态平衡过程,需要依靠内、外部平衡机制,如理念信任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政府容错机制和外部引导机制,共同作用以维持平衡。

有学者就环境规制、内部控制与债务融资成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负相关,内部控制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负相关。同时,内部控制强化了环境规制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此外,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环境规制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更为显著。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投资者情绪与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好,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与企业股价的相关性越高,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越高；且投资者情绪对内部控制质量和每股收益的价值相关性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但投资者情绪对内部控制质量和每股净资产的价值相关性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投资者情绪主要影响其对会计盈余数据的关注和运用程度。

有学者就内控重大缺陷修复信息披露有效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内控重大缺陷修复信息披露提高了审计费用.却没能提升会计信息质量、降低股价同步性,即总体上内控重大缺陷修复信息披露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却未能给企业带来效益。如果主动披露缺陷修复信息以及有效修复缺陷,则缺陷修复信息披露在增加企业成本的同时也能为企业带来效益。

有学者就内控缺陷认定标准进行研究。内控缺陷认定在本质上既是一个科学判断问题，也是一个或有事项确认问题。从科学判断基本要求与或有事项确认专业性要求出发.采用扎根理论连续比较法和热词分析法对 2011年至 2016年我国 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制定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在逻辑上不符合科学判断基本要求,在内容上不具备可能性与重要性等或有事项确认的基本要素。以此为基础,提出建立内控报告概念框架,重视内控缺陷认定标准规范与指引以及规范内控缺陷认定标准披露与审计等改进意见。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控制管理层的非理性行为两个路径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越能够提高其现金持有水平；企业成长性越好、资产负债率越高,越能降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企业股权集中度越高、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越足,越能够提高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企业面临的融资成本越高,融资越困难,内部控制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大。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研发投入与薪酬业绩敏感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研发投入较多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敏感性有所减弱.这一关系只存在于制造业非高科技企业中,在高科技企业这一关系不存在；无论是在制造业高科技企业中,亦或是制造业非高科技企业中,内部控制都能够增加研发投入对薪酬业绩的敏感性。为企业今后内部控制增加研发投入对薪酬业绩的敏感性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僵尸企业与审计特征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非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具有倾向于支付更低的审计费用、更有可能收到非标意见和更有可能选择非高质量审计师进行审计的特征.同时,僵尸企业内部控制环境更差。更高的内部控制质量使得僵尸企业更有可能收到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但非僵尸企业审计收费更高且更有可能选择高质量审计师。国有僵尸企业支付更低的审计费用,且中央国企支付的审计费用更低；民营僵尸企业更有可能收到非标审计意见；民营僵尸企业和地方国有僵尸企业更有可能选择非高质量审计师进行审计,且地方国有僵尸企业倾向性更强。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僵尸企业的审计特征.为识别僵尸

企业提供了经验证据。

有学者就财务政策驾驭与内控规范对债务融资成本的缩减作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同企业内控规范存在显著差异；企业财务政策驾驭效果好、会计稳健性越强,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有效缩减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内控规范有效提升了企业财务风险预判能力,取得债权人信任,减少企业债务风险溢价补偿,实现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缩减。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独立审计与上市公司分类转移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良好的内部控制促进了上市公司转而使用分类转移进行盈余管理,而高质量的独立审计一定程度上能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问题。在大力推行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加强内控机制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识别能力。

有学者就内控主体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实施主体对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十分显著,董事会规模和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型关系；设立审计委员会、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能够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独立董事比例对内控有效性则不存在显著影响。两职兼任对于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具有显著消极影响,而对非国有企业则不显著。

有学者就管理层持股、内部控制与业绩预告修正进行研究。近年来,上市公司执行业绩预告政策越来越规范,但上市公司修正业绩预期进而发布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的现象时有发生,不仅有损企业形象,也给投资者带来损失。虽然部分原因是外部宏观环境变化导致的,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内部控制失效和公司治理不规范。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业绩预告修正的次数越少；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好；内部控制是管理层持股与业绩预告修正之间的中介变量,三者存在传导关系。

有学者就融资信号冲击、内部控制与企业财务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融资信号冲击对于企业在资本市场中的集资与投资行为具有正向显著的影响； 2009—2014年,在金融危机“牛鞭效应”的作用下,权益性融资规模在企业总资产占比减幅达到 1.3%,投资支出规模在企业总资产占比减幅达到 0.5% ;内部控制机制在融资信号冲击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关系中起到“缓冲器”作用.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财务绩效的增幅越大。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超额商誉与企业创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超额商誉会抑制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但是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能对超额商誉与研发投入的关系起到抑制作用。该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完善内部控制机制,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合理调控企业的研发力度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缺陷、媒体关注与审计契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发生内部控制缺陷会显著提高企业终止审计契约的概率,内控缺陷越严重.概率越高。媒体关注是内控缺陷与审计契约之间的中介变量,内控缺陷促进了媒体关注度.媒体关注加剧了审计变更。内部控制缺陷导致的审计变更中,更倾向于向“小所”变更。上一年度存在内部控制缺陷且发生审计变更的企业,本年审计费用不显著上升,而未发生审计变更的企业,本年审计费用显著上升。

有学者就内控评价与内部审计融合发展进行案例研究。内控评价与内部审计相互脱节、各行其是,不仅影响内控评价工作的效率和效果,而且增加了被评价、被审计单位的负担.事倍功半。从辨析内控评价与内部审计的关系出发,在得出内控评价与内部审计本质上具有一致性结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神华的内控评价实践和探索,提出统筹协调内控评价“全面覆盖”与内部审计“重点突出”的互补关系、通过信息共享和成果共享减少重复工作、相互借鉴规范与标准、实现审计问题与内控缺陷整改标准的统一等内控评价与内部审计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

有学者就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内部控制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显著提升了内部控制质量,国有产权性质强化了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内部控制质量在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提升企业价值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

有学者就强制性、自愿性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ICFR)审计是否提高了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强制进行 ICFR审计的主板上市公司内控质量要显著优于自愿性 ICFR审计的公司；强制性 ICFR审计能够提高以往未进行 ICFR审计的主板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而对于之前自愿进行过 ICFR审计的主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提升并不明显；强制性 ICFR审计通过更多的审计努力和促使公司整改内部控制缺陷而监督、激励公司提升内部控制质量。

有学者就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经济后果文献进行研究。基于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产生原因和使用对象.结合国内外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经济后果的文献,从规范作用和价值提升两个角度,归纳中西方文献的共有特征,以及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特有的经济后果,并从理论和实务角度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理论界的研究应立足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本身,揭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规范作用和价值创造作用的发生机制；实务界的研究应关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对企业内部流程的改善以及价值创造作用的发挥。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应用指引进行研究。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是内部控制评价和审计工作的前提。企业在制定内控缺陷认定标准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应遵循全面性、准确性、唯一性、客观性、适应性原则,通过认定内控缺陷事件,判断其重要性及可能性水平,从而选择不同方式对内控缺陷进行披露。建议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从行业实际出发,针对具体业务流程,制定《行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应用指引》。

有学者就《小企业内部控制规范》进行研究。认为《小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对推动小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该规范没有指出内部控制体系与企业管理体系具有内在一致性,可能会使得小企业仅出于遵循监管要求而不是加强内部管理的考虑,在形式上建设内部控制。从管控融合的视角,将内部控制五要素视为一套方法体系,按照内部控制体系和企业管理体系一体化建设的思路,提出《小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改进建议。

有学者就高管年龄和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选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对年轻高管,年长高管倾向宽松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该趋势在国有控股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内部控制建设的关键在于执行,执行的关键在于人.要有针对性地制定集体议事规程,适当削减“关键少数”个体在决策中的权重,探索高管 (特别是年长高管)的强制休假、培训制度,加强年轻管理才俊的选拔培训,优化高管团队结构。

有学者就无控股股东、内部人控制与内部控制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内部人控制的公司,其内部控制质量相对较差；当公司股权制衡度高时,内部人控制与内部控制质量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内部人控制与内部控制质量这一负相关关系,在强制实施内部控制规范阶段和强制实施内部控制规范的板块中更为显著；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内部人控制会加剧管理层“盘踞效应二损害内部控制质量；高新科技公司内部人控制也会导致内部控制质量较差,内部人控制不是高新科技行业有效的治理机制。

有学者就问询函监管能否改善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与内控相关的年报问询函监管对公司未来内部控制质量具有明显的改善效果,且这种积极效用在具有年审会计师对内控问题发表专业核查意见的年报问询函中更明显。从公司所处信息环境看,与内控相关的年报问询函监管在信息透明度较差情景中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效应更明显。年报问询强度越大,与内控相关的问询函监管对内部控制质量的积极作用更强；且与内控相关的问询函监管对内部控制质量的积极作用在同行业可比公司中具有“溢出效应”。与内控相关的年报问询函监管对内控质量的影响效用主要表现在具有内部监督、控制活动的问询语境中。

有学者就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创造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企业价值存在滞后的正向作用；内部控制在社会责任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内部控制能够强化社会责任的价值创造效应。

有学者就分权化组织的管理控制系统创新进行案例研究。高度分权的组织结构需要一个高效的管理控制系统。分权化组织采取平台治理型的管控模式,具有分权化、扁平化、网络化的特征,实施了以价值创造为导向,以无边界、交互控制为特征的管理控制系统。研究发现：案例企业通过人员流、信息流、产品流、现金流四个维度进行整合.建立了以经营理念为引领,组织划分为基础,经营会计日报表为仪表盘,绩效管理为抓手,适合分权化组织的管理控制系统。

有学者就风险投资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风险投资股权质押会抑制企业创新；风险投资股权质押会提高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企业创新。在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独立董事规模较小的企业以及非国有和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风险投资股权质押对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大。

有学者就绿色金融发展、风险承担水平与企业创新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环保企业的创新绩效,而环保类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则会抑制企业的创新绩效,但是在风险承担水平较高的环保类企业中.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越高,企业的创新绩效越低。

有学者就构建经销商销售模式下的财务风控体系进行探讨。经销商体系销售模式是汽车行业、工程机械、家电类等生产制造行业普遍采用的一种销售模式,为了控制财务风险,建设经销商销售模式下的财务风控体系非常重要。经销商财务风险控制体系主要包括财务信息化系统建设、财务共享监控体系建设、应收账款监控体系建设等。经销商财务风控体系建设的内容比较复杂,离不开信息化资源系统、财务共享系统的支撑,是一个系统、长期的工程,应分阶段、分步骤进行。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巨额商誉减值风险爆发的原因及防范进行案例研究。高溢价收购、并购前尽职调查不到位、盲目相信对赌协议的约束、对被并购公司疏于管理是造成上市公司发生巨额商誉减值风险的原因。公司应加强并购前尽职调查、科学设计对赌协议、加强对子公司的整合管理。

有学者就产业竞争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产业竞争程度越高,企业的财务风险越大,这种作用关系的形成更多的来自产业竞争的掠夺效应而不是治理效应。对于内部治理较差、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而言,其财务风险受到产业竞争的影响更大,并检验了以公司治理为代表的企业异质性因素产生的调节作用。

有学者就并购业绩承诺是否偏向被并方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业绩承诺协议显著偏向被并方；并购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素通过谈判地位影响协议不对等程度,即主并公司应对估值风险的能力越强、对目标公司的管控强度越大,其索取的协议溢价越高,而目标公司的估值不确定性越高、应对主并公司管控的能力越强,被并方索取的协议风险溢价越高。承诺协议偏向被并方的幅度越大,并购市场绩效与财务绩效越低,业绩承诺的实现概率也越低。

有学者基于供应链的医疗器械企业财务风险传导控制体系进行研究。由于财务风险具有传导性,供应链中某个企业的财务风险,很有可能会通过供应链传导至其他节点企业,导致这些企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陷入财务困境。基于此,以医疗器械企业为例,深入研究了应该如何构建供应链财务风险传导控制体系,从而提升节点企业的财务风险控制能力,进而保证整个供应链的财务稳定性。

有学者就风险管控思路下的房地产企业纳税筹划进行研究。当前,整个房地产行业处于下行周期,市场销售有所萎靡。在此背景下,房地产企业不得不重视成本问题,通过降低成本来提高利润。税务成本是房地产企业一项较大的支出,而做好纳税筹划工作能够帮助企业减少税务成本。但是,纳税筹划也存在对应风险,这是房地产企业在筹划过程中需要克服或规避的一个问题。风险管控思路下,房地产企业纳税筹划环境如何.风险点有哪些,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这是房地产企业迫切需要探析和解决的问题。

有学者就利率市场化程度、审计师声誉与银行风险管理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利率市场化程度提升时,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强度会显著下降；选聘了高声誉审计师的银行会显著提高风险管理强度。在利率市场化程度提升时,相较于低声誉审计师.高声誉

审计师帮助银行提高风险管理强度的作用更为显著。上述结果对监管机构利用审计声誉机制督促银行进行风险管理具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

有学者就风险管理委员会设立的影响因素及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越大,公司越有可能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而董事会专业背景程度越高,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的意愿程度也越高。从行业角度看,公司的行业集中度越高.公司的垄断程度越高,竞争性越低,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的意愿较低；公司越是处于行业更高或者更低地位.公司设立风险管理部门的意愿更加强烈。从风险管理委员会设立的效果来看,风险管理委员会的设立可使业绩波动性趋向稳定,有助于提升公司绩效。

有学者就定性的未来供应链风险披露与分析师关注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定性的未来供应链风险披露吸引了更多分析师关注,且不同类别供应链风险披露影响程度不同；企业抗风险能力越强,供应链风险披露对分析师的吸引力越弱；供应链风险披露吸引了更多执业时间长和具有行业专长的分析师；客户风险披露能够降低分析师预测的乐观偏差、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且分析师关注人数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研究表明供应链风险披露具有信息含量但也具有分析成本,能够影响分析师关注行为及预测结果。

有学者就信用风险传染与企业盈余管理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信用债违约事件不仅让投资者损失惨重,还可能通过信用风险传染对非违约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在市场出现信用债违约后,同城市的非违约民营企业会进行更多向上的真实盈余管理,不过类似的影响在同行业非违约企业中并不明显。分析显示,信用债违约事件导致当地企业融资约束增大是非违约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动机,特别是偿付能力更弱或融资需求更大的非违约企业将进行更多的盈余管理；向上的盈余管理有效缓解了信用债违约对非违约企业融资的负面影响。盈利可疑或者负面事件缠身的非违约企业会进行更多的盈余管理；此外,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经济规模更大的地区,非违约企业受信用债违约的影响相对更小。

有学者就风险管理委员会与公司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设置风险管理委员会能显著提高公司价值,并且这种效应在国有上市公司更明显；风险管理委员会规模大、独立性强.成员与审计委员会成员交叉任职、财务专业背景比例大.召集人为董事长或者 CEO时,风险管理委员会与公司价值的正效应更明显；提高公司内部控制水平是风险管理委员会提升公司价值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