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管理研究

有学者就新中国基于会计的财务管理发展历程及改革进行探索。新中国成立 70余年,改革开放 40余年,每个时期都有探索中国财务管理发展历程的文章。但站在中国特色的财务管理学科背景下,基于财务与会计互动关系分类研究财务管理实践、财务管理理论和财务管理学科发展历程的成果并不多。从我国当前财务管理学科分立（基于会计学的财务管理、基于管理学的财务管理和基于金融学的财务管理）的现状出发,梳理新中国基于会计的财务管理发展历程（包括实践发展历程、理论发展历程和学科发展历程）.探究不同时期基于会计的财务管理发展特色、优势及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基于会计的财务管理改革思路。这一研究对于突出基于会计的财务管理特色和优势,促进我国三足分立的财务管理融合与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有学者就减税降费是否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减税降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从作用机制上看,减税降费可以增加企业现金流量,降低企业费用支出和金融化动机,并且可以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降低债务融资成本。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对减税降费措施更为敏感,这种现象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

有学者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会影响定向增发中的锚定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后定向增发中的锚定效应变弱；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及房地产业的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中的锚定效应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后变强。

有学者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银行贷款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银行贷款呈

正相关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相对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企业更容易从非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获得银行贷款。

有学者就精准扶贫、政治关联与融资约束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和落实精准扶贫工作均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政治关联和精准扶贫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存在协同效应；在区分产权性质后,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来自于政治关联和精准扶贫,而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仅来自于精准扶贫。

有学者就债务期限错配是否抑制高科技企业成长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债务一资产期限配置向“短债长用”方向强化时,可以有效促进高科技企业成长,反之.当债务一资产期限配置向“长债短用”方向强化时会抑制高科技企业成长；债务杠杆变化对不同的成长性指标存在完全相反的影响；在特定的杠杆区间内,债务杠杆变化与债务期限错配改变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负面交互效应。综合而言.“减杠杆”与强化“短债长用”错配组合最有利于高科技企业成长。

有学者就 CFO权力与企业债务违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CFO权力越大,企业债务违约概率越低。具有较大权力的 CFO通过降低业绩波动性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发生债务违约。

有学者就科技企业融资方式进行分析。科技型企业由于存在外部性,并且缺乏有形抵押物品,因此存在受到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我国科技企业外部融资方式与成长周期有较大的关系,股权融资集中于企业初创期和成长期.而债权融资和政府资金支持则集中于成长期和成熟期。因此,要促进中小型科技企业尤其是帮助初创型科技企业成长,以弥补市场失灵为主要目标的政府扶植资金需要向企业成长前端倾斜。

有学者就环境信息披露、商业信用与企业银行信贷融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银行信贷融资显著正相关,且这一正向关系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商业信用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银行信贷融资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有学者就股票流动性如何影响企业杠杆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股票流动性越大,越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杠杆率水平。股票流动性对杠杆率高的企业杠杆水平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股票流动性更能够抑制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的高杠杆现象。从影响机制来看,股票流动性的提升,一方面能够增加外部机构的持股比例并提升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减少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另一方面能够增加企业现金资源并降低财务费用,从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上述机制分析都说明股票流动性的增强有利于企业杠杆率水平的降低。有鉴于此,要想有效治理企业的高杠杆行为,必须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体系,提升市场活跃度,基于差异化的政策渠道来降低企业杠杆率水平。

有学者就“去杠杆”背景下财务战略影响企业价值的基本逻辑及路径进行研究。基本逻辑是：从优化高杠杆企业融资结构和投资行为两个方面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影响企业价值。具体影响路径是：通过优化融资结构直接影响企业价值,或者进而通过降低财务风险、缓解融资约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间接影响企业价值；通过调整投资行为直接影响企业价值。因此,“去杠杆”背景下企业主要通过融资战略和投资战略的调整影响高杠杆企业价值,而融资战略的调整是其最主要的影响路径。

有学者就家族涉入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家族涉入对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融资约束减弱了家族涉入对现金股利政策的负向影响。家族企业提高股利分配水平吸引了更多外部融资进而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

有学者就借壳上市是否助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进行案例研究。以韵达快递借壳新海股份上市事件为例对企业借壳上市前后的财务绩效进行对比分析,并以长城影视借壳江苏宏宝作为对比案例,找出借壳上市助力企业财务绩效提升的根本原因。研究发现：对优质壳资源的选取及借壳上市后公司战略的正确选择和落实可与借壳上市行为产生协同效应,改善企业财务绩效,增强投资者信心,从而促使股价提升以及超额收益率和累计超额收益率的增加。

有学者就我国政府投资基金融资管理进行研究。政府投资基金在迅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资金配置效率低、社会资本投资不足等融资问题,应该明确政府投资基金的本质特征和设立目标,以合作治理理论为依据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各方目标整合到合作项目的运营目标中来,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利益为根本追求,发挥政府资源配置和政策调控优势,充分考虑社会资本的利益追求,灵活使用让利政策,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加盟以实现政府投资基金设立的战略目标。

有学者就银行业结构性竞争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存在非对称性,即过度负债企业向下调整的速度大于负债不足企业向上调整的速度。银行业结构性竞争程度的提升加剧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非对称性.这表明银行结构性竞争有助于过度负债企业向下调整资本结构,降低企业财务风险。

有学者就分析师预测行为与权益资本成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越高的公司.其权益资本成本越低；分析师预测分歧度越高的公司.其权益资本成本越高；分析师乐观偏差越大的公司,其权益资本成本越高；分析师关注可以通过提高公司信息披露水平来降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

有学者就资产质量是否影响企业权益资本成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良好的资产质量有助于企业获取更低的权益资本成本；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是这二者关系的中介机制,改善资产质量能够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代理问题.进而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在会计准则改革之后,企业资产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且其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更为显著。

有学者就产业政策异质性、集团化经营与企业研发投资进行研究发现：集团化经营及其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抑制了成员企业研发投资.代理冲突导致的挤占效应是其主要影响路径。供给型产业政策强化了集团化经营对成员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两者形成叠加效应；需求型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则受到集团内部知识溢出效应的消极影响；环境型产业政策加剧了集团化经营对成员企业研发投资的负向影响.代理冲突与产业迎合是其主要影响路径。因此,异质性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受整个宏观治理环境及企业内部治理环境的双重影响。该研究结论有助于集团企业根据异质性产业政策优化调整其研发行为,促进技术创新；也有助于政府部门深入观察异质性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微观传导机制及落实效果,为其合理运用政策工具提供经验支持。

有学者就供应链集中度、产权异质性与过度投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供应商一客户关系对企业来说是把“双刃剑二供应链集中度与过度投资呈倒 U型关系,即随着供应商/客户集中度的增加,为稳固供应链关系而实施的迎合供应商/客户需求的专用性资产投入会加剧过度投资,但当供应链集中度达到一定阈值时,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形成的协同整合效应能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企业治理并抑制过度投资。供应链集中度与过度投资的关系在民营企业和行业景气度较低时表现得更明显。

有学者就环境不确定性、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对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环境不确定性既会抑制投资者情绪高涨带来的投资过度,也会加剧投资者情绪低迷引发的投资不足。相比于国有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投资过度的抑制效果和投资不足的加剧效应更为显著；同时,该调节作用存在区域差异性,且呈现东部、中部、西部逐渐增强的趋势。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投资收益可持续性对企业股价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整体上,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占营业利润的比例都不存在持续性特征,投资收益规模在未来第二期就会反转,而投资收益比例在未来第一期就会反转。企业投资收益规模持续性对企业股价收益率不存在显著影响,而投资收益比例持续性对企业股价收益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研究表明现阶段我国证券投资者能理性看待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及其波动,同时更加关注企业核心业务利润及其未来预期。

有学者就资产专用性投资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资产专用性投资可以缓解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盈余管理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该研究一方面为管理者采取何种投资策略才能缓解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提供了经验证据,另一方面也为上市公司在缓解融资约束时,采取降低盈余管理程度,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经营策略提供了科学解释。

有学者基于投资者视角的互联网公司投资价值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投资者对互联网公司投资价值预期不是基于当前的盈利能力,而且基于公司未来的盈利增长和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具体表现为.互联网公司的投资价值与当前的盈利能力相关性不显著,而与盈利的增长显著正相关；无论是公司的短期抗风险能力,还是长期抗风险能力都与投资价值显著正相关。研究结论揭示了投资互联网公司与投资传统企业的价值判断是完全不同的.为投资者投资互联网公司的决策提供了实证证据。

有学者就资本性环保支出与企业绩效交互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重污染企业资本性环保支出与企业财务绩效呈互为显著负相关关系,即企业资本性环保支出水平越高.越不利于提升财务绩效；企业财务绩效越差,增加资本性环保支出的意愿越强。

有学者就股票期权激励、机会主义行为与行权价格设定一以海信电器为例进行案例研究发现：公司管理层会有意选择在股价较低点时公告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并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后适时推出派发现金股利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调低行权价格,从而获取超额利益。这种围绕行权价格设定的机会主义行为提前锁定了被激励对象的最低收益,使得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大打折扣。而且为了配合这种机会主义行为,案例公司实施了相机盈余管理策略.即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告前进行向下盈余管理,公告后进行向上盈余管理。这使得股票期权激励沦为公司内部人谋取福利的手段,而难以成为解决管理层代理问题的有效机制。

有学者就 CRO企业股权激励动机及实施效果对泰格医药进行案例研究发现： CRO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目的是吸引和留住人才,同时降低并购成本,但具体方案容易掺杂福利性质；在实施效果上,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创新行为、股价表现的影响程度不同,在业绩和创新上的作用结果更能体现方案激励兼福利的性质。

有学者围绕数字化时代的财务创新发展,分析数字化的涵义、特征和多项具体数字化技术的特点,探索数字化时代财务创新发展的具体路径,即账表体系从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财务工作从自成体系向业财融合转变、财务服务从综合性向个性化转变、财务信息从严重滞后向及时性转变、财务分析从小数据向大数据转变、财务核算从软件化向智能化转变。

有学者就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RPA）技术在电网企业财务管理数字化转型中的应用实践进行探讨。随着电力体制改革和国资国企改革向纵深不断推进,以及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一六八”战略新体系的确立,财务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升级需求日益迫切,对财务人员不断更新思想理念,创新方法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数字化技术提升财务管理工作效率,充分释放财务管理效能,助力业务实现价值创造将是电网企业的未来。 RJ叭技术以机器人作为虚拟劳动力,将财务人员从高重复、低价值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得以关注更高价值的任务,从而推动财务管理转型的实现。

有学者就境外设计咨询合同的财务问题进行研究。境外设计咨询服务存在“境内大量人员设计支持为主.境外少量人员现场实施配合为辅”的特点,基于成本效益原则,未专门为某一个项目配备专职财务人员,财务管理上易产生管理缺失,可能引发资金管理、税务统筹、成本管控等方面的财务风险或增加税务成本。

有学者就稳健型财务战略下技术创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案例研究发现：内源融资和股权融资相结合的融资策略,可以以低资本成本为技术创新提供充足的持续性现金流；技术创新活动既能缓解融资约束,又能提供融资空间.为技术创新设计出相应的激励机制,从而创造出良性循环机制；稳健型财务战略不仅能直接为研发投入提供充足资金,且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不断优化,还能间接促进研发创新意愿增强、公司研发力度加大及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从而实现科创型企业的业绩增长和市场价值维护。

有学者就海外并购、产权性质与企业创新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海外并购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海外并购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提升；且此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

有学者就 ES价值引领的电网企业管理体系应用实践进行研究。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的战略目标,坚持贯彻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推动电网转型升级,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站在公司战略布局的高度,聚焦“电改”背景下的优化经营管理策略,迫切需要研究公司如何从传统经营管理向价值创造转变,企业价值链管理模式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国家电网某公司分析制约业务环节与财务管理高效融合的因素,引入“边界管控”管理理念,从指标出发,以资产负债率为抓手,搭建公司系统可监督、可执行、可量化、可管控的 EWY指标体系,通过系统固化和运营沙盘动态推演指标边界,建立业务环节与财务管理的互动策略,有力推动企业 EVA价值链管理落地应用。

有学者就资产专用性、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资产专用性负向影响企业绩效,供应商集中度、客户集中度有助于缓解资产专用性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供应商集中度、客户集中度在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存在。

有学者就对赌模式投资中财务业绩评价指标应用进行研究。科学合理设置财务业绩评价指标对于保障对赌双方利益、促进标的企业有序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有学者就完善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计算进行研究。在概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内涵和重要性的基础上,指出当前计算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存在缺失,创新提出按照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权益性交易和其他权益工具四项驱动要素解析国有资本变动额,从而实现更准确、更合理、更便捷地计算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

有学者就业绩考核助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中央企业应当围绕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改革,提升经济效益。业绩考核对于中央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其推动中央企业提升发展效率与效益,实现高质量发展。就《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的变化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并结合具体案例阐述了当前中央企业业绩考核办法更加突出了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从多个角度构建考核体系,引导中央企业提高发展质量,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有学者就分类闭环式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评价体系进行研究。根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主要的三类项目（资本类、费用类以及其他类）特征.设置三套权重系数,采用滚动式评价运行机制,即上一年的评价结果用于下一年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项目审批,形成闭环式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能够有效区分资本类、费用类等不同性质项目,科学客观地评价申请预算的国有企业内支出绩效.为相关部门审批监管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提供工具。

有学者就科创板创新药企业估值分析进行案例研究。科创板创新药企业的显著特征及估值特点使得传统估值方法的适用性不高。以深圳微芯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例.提出按照不同的新药产品管线选择合适的估值方法：处于上市期的新药产品管线可采用概率风险调整的 DCF法进行估值.临床试验期间的新药管线适用于实物期权法的二叉树模型,而处于临床前研究的药物则视同价值为零。通过对比案例企业与可比企业.得出当前市场情形下市研率指标可在一定程度上评价科创企业的市值高低,但现阶段暂不适用于科创板创新药企业的估值。

有学者就结构洞理论下企业集团财务共享中心信息传递机制进行研究。通过分析我国当前财务共享中心发展困境,阐述信息传递网络中的结构洞理论,并基于该理论构建企业集团财务共享中心信息传递机制,重塑财务共享服务模式下信息渠道的优化模型。结果表明,结构洞理论下财务共享中心信息传递机制研究成果可为企业组织财务管理活动增强信息优势、控制优势及协调作用提供指导,重塑后的信息渠道发展模式对于各企业集团财务共享中心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有学者就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构建进行研究。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是否属于新的实体组织、现有会计信息系统是否适配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共享财务资源是否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唯一目的、构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是否仅为节省成本、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是否适用于所有企业？提出实现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成本中心向利润中心转变、引入中台思想打造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会计智能化系统、借助信息资源共享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实现数据价值挖掘、凭借专业化服务实现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协同共赢、秉持适用性原则推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构建等建议。

有学者针对财务共享服务企业适用性的评价问题，结合决策树的思想建立指标评价体系,依次从企业基本面、可靠性、经济性和有效性四个维度进行评估,通过评估的企业可以参考得分情况,决定是否引进财务共享服务。同时结合评估过程每一维度的得分情况,确定企业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为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指引。结合整个财务共享服务适用性评价体系的运行过程和现实意义,对实际应用这一评价体系提出可行性建议,即明确企业进行信息化改革的界限和侧重点、发展财务共享服务要上升到战略高度、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财务共享服务。

有学者就小微企业财务共享服务建立的动力机制及其构建模式进行研究。在分析小微企业运用财务共享驱动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以财务代理公司为中心、小微企业为主体的财务共享服务应用框架,主要包括业财一体化平台、标准化作业平台、数据监管分析平台、管理决策平台,对小微企业优化经营管理,财务代理公司降低成本、改善服务质量均有重要意义。

有学者对数字中台驱动财务共享服务数字化转型进行研究。数字中台有利于驱动财务共享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并最终有利于整个财务的数字化转型。基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构建企业数据中台的路径有：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走向 “大共享”,扩大共享服务中心的职能和服务范围；实现共享服务中心的数字化和中台化转型；建设基于共享服务中心的数据中台架构；建立企业数据中台持续运营机制。基于此得出结论：数据中台是财务数字化转型与智能财务实现的中间连接点。

有学者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企业战略调整及财务战略协同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破坏了全球产业链.阻碍我国企业产能恢

复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并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企业需要在研判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评价本企业应对疫情措施效果的基础上,调整中长期经营战略和财务战略。在进行战略调整过程中,企业财务要在严控财务风险的前提下,采用成本优先的管控模式；积极筹集资金,为产业链和市场转移提供财务保障；通过业财深度融合优化资金链管控,提高资金使用效果。宏观层面要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严防通胀发生.持续采取措施确保国家政策扶持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通过上述措施的综合运用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有学者就企业组织结构的演进与财务管理发展进行研究。数字经济浪潮正席卷全球.当数据成为价值创造的关键要素,价值创造主体已发生实质性的改变,逐渐从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单体企业、价值链、企业集团，发展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价值网结构。在回顾企业组织结构“点一线一面”发展轨迹的基础上,探索了“网”状组织结构一“价值网”的基本框架、运行模式和结构特点,并结合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提出价值网财务管理的发展方向。

有学者探讨了业财融合的本质及其实现形式。关于业财融合本质的研究,存在信息融合论、组织融合论和价值融合论 3种不同观点。而信息和组织融合的前提是业务必须要创造和实现价值,这就决定了业财融合的本质是业务与价值的融合，然而,由于分工形成了财务（会计）部门与各类业务部门,财务（会计）部门偏重于价值,各类业务部门偏重于业务,导致必须要融合的业财出现了不融合的问题,表现为业务与价值创造和实现的不一致.业务信息与价值信息无法完全融合。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进行组织变革,变革的目的就是要使业务型组织转换为价值型组织。实现的方式包括设立跨企业的价值共创共享平台、企业内的价值型单元、模拟法人和作业价值基础的岗位,只有在组织层面上实现业务与价值的融合.业财融合才能根本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