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9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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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研究
有学者就新收入准则的影响进行研究。收入准则是规范企业收入确认、计量与报告的基础制度,它的变化与应用必然引起广泛影响。从财务报表列报、会计处理、企业管理等层面探讨新收入准则的影响,并对该影响下会计与管理、财务、法律等的分歧展开观点争鸣,最后从企业与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两个层面提出收入准则应用与改进的思路。
有学者就新收入准则与创造性会计进行探讨。经济利益会驱动企业实施创造性会计,其行为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损害了会计信息需要者的利益。新收入准则的应用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可比性,强化了合同的重要性,也为创造性会计行为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机会。
有学者就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新收入准则应用的影响进行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经营环境骤变、国家政策调整、消费者行为改变等,使得企业经济活动脱离正轨,原本的合同履行及合同对价结算因此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通过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号一来自客户合同的收入》以及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一收入》的梳理,从企业会计准则应用的角度,着重分析企业在合同收入确认、计量和信息披露环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需要调整和注意的方面,以期将新收入准则应用与应对...
财务会计研究
有学者就新收入准则的影响进行研究。收入准则是规范企业收入确认、计量与报告的基础制度,它的变化与应用必然引起广泛影响。从财务报表列报、会计处理、企业管理等层面探讨新收入准则的影响,并对该影响下会计与管理、财务、法律等的分歧展开观点争鸣,最后从企业与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两个层面提出收入准则应用与改进的思路。
有学者就新收入准则与创造性会计进行探讨。经济利益会驱动企业实施创造性会计,其行为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损害了会计信息需要者的利益。新收入准则的应用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可比性,强化了合同的重要性,也为创造性会计行为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机会。
有学者就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新收入准则应用的影响进行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经营环境骤变、国家政策调整、消费者行为改变等,使得企业经济活动脱离正轨,原本的合同履行及合同对价结算因此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通过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5号一来自客户合同的收入》以及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一收入》的梳理,从企业会计准则应用的角度,着重分析企业在合同收入确认、计量和信息披露环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需要调整和注意的方面,以期将新收入准则应用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相结合,助力企业在特殊时期能够顺利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
有学者就我国石油天然气开采准则进行综合分析与国际比较。 2006年,财政部出台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7号石油天然气开采》 ,对石油天然气企业的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进行规范。通过对该准则的回顾并与国际上其他相关准则进行比较,对石油天然气企业会计处理、信息披露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并以该准则为基础,对非石油天然气企业的其他矿产资源的会计处理及其信息披露事项也进行了分析。同时,还探讨了矿产资源会计信息对我国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工作的推动作用,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有学者就新债务重组准则执行中的三个问题进行研究。通过结合具体案例分析这些问题,可以得出:债务重组中以存货抵偿债务时,应适用收入准则进行收入确认判断;修改其他条款时,如果不满足实质性修改条件的,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债权债务应根据修订后合同条款的现金流量现值对重组债权债务进行调整;以各类资产或处置组清偿债务时,债权人受让资产的入账价值应依据债务重组准则和其他相关准则条款分别确定。
有学者探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工程机械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估值模型。通过计算历史损失率,根据信用评级和预期违约概率对历史损失率进行调整,得到预期信用损失率;再根据应收账款余额与预期信用损失率的乘积计算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该预期信用损失金额即当期应计提的应收账款损失准备金额。该估值模型把客观的历史数据与现在可获得的相关信息以及可预期的未来状况相结合,比较合理地解决了预期信用损失估值主观性较大的问题。
有学者就经济下行压力下会计准则滥用新动向进行研究。一些上市公司为了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不惜铤而走险.诉诸于会计准则滥用。对近年来上市公司滥用会计准则的五大新动向进行分析,希望引起相关部门和注册会计师的关注。这五大新动向分别是:滥用营业收入确认法,做大经营规模虚张声势;滥用报表合并控制权,夸大经营业绩粉饰太平;滥用股权投资影响力,操纵投资收益颠倒黑白;滥用金融资产风险性,少计减值准备指然不动;滥用商誉减值“洗大澡二调节公司业绩以退为进。
有学者就“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会计准则比较与等效进行研究。尽管“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数国家声称其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趋同,但实际上仍存在重大差异。选择俄罗斯作为准则等效的研究起点,通过翻译校对俄财政部发布的 24号会计准则、俄罗斯会计政策与内部会计等共计 11万余字的俄文法规.从国际化路径、制定模式、准则差异等角度详细比对了中俄准则的异同之处.最后借鉴欧盟会计准则等效的经验,提出渐进式的双边等效建议。
有学者就会计准则性质、变革特征与投资者市场反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会计准则修订总体上带来了显著的市场反应;同时修订的准则数量越多.市场反应越小;单个准则修订的总次数(或次序)越多(越高).市场反应越小。这些结果支持了我国会计准则具有“政治性”假说。
有学者就新租赁会计准则中的不对称性进行分析。 2018年《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修订发布,并于 2019年起分步实施。有关承租人会计与出租人会计之间,存在不一致性或不对称性,如风险与信息、、单模式与双模式、对租赁与非租赁的分拆和对价分摊要求、后续计量是否需要重估资产或负债、租赁变更未作为一项新租赁时处理方法等不对称性;而类似问题业务处理要求之间存在着原短期租赁与低价资产租赁转租、售后租回与一般租入资产的使用权资产计价基础、短期租赁类别法和低价租赁逐项法、承租人租赁负债后续调整中折现率的修正等不对称性;此外,准则对承租人和出租人影响也存在不对称性。分析诸多不对称性问题,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准则,从不同角度看,不对称性都有其客观或合理的一面。
有学者就信息披露视角下的商誉减值会计准则改革进行研究。针对我国上市公司商誉及减值会计信息长期存在的难以解决的披露质量问题,撇开减值与摊销的传统争论.将研究聚焦于如何从信息披露视角提高商誉会计信息质量,帮助信息使用者评估企业商誉是否确实产生了超额经济利益,进而更全面地评价被收购企业并购后的业绩表现。商誉表外信息披露要求至少应与表内确认同等重要对待.商誉减值会计准则应明确提出减值测试的表外信息披露要求;表外信息披露的重点在于改进对被收购企业的信息、披露要求,以帮助会计信息用户评估商誉在产生未来超额盈利方面的表现情况;在理由充分的前提下豁免商誉减值测试要求。
有学者回顾企业合并和商誉会计准则形成的政治过程.总结执行该准则的积极意义与负面影响,剖析与评价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ASB)改进相关准则的设想与分歧。 IASB的改革设想难以从根本上消除现行商誉会计准则的弊端和负面影响,建议我国各方积极参加该准则改革的大讨论,及时向 IASB反映中方的意见与诉求,并努力做世界各国相关方面的工作,以期根本改善该准则,缓解现准则造成的负面影响,提高相关会计信息的质量,推动企业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有学者就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当前的形势、挑战与未来趋势进行探讨。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成为全球会计准则的现实和原因做了剖析,分析了当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逆全球化趋势、英国脱欧、欧盟内部结构的不稳定因素、亚洲大国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上存在的差距,以及新技术、新业务模式、新金融、可持续发展对财务报告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的影响与挑战等。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未来发展趋势做了判断和评估,认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作为全球会计准则的地位将会进一步稳固,但未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发展也将顺时应势,进一步做出相关改进、完善甚至拓展。
有学者就其他综合收益会计核算进行研究。《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一财务报表列报》明确要求在利润表中列报 “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以增进财务报表的完整性和有用性。但该准则对其他综合收益列报范围的界定不够明确,而且其他综合收益会计核算的有关规定大都分散在其他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中,造成实践中其他综合收益的会计处理随意性较强、列报不准确。基于此,首先对其他综合收益列报范围以及重分类进行界定和探讨,然后提出完善其他综合收益账户体系的建议,最后对涉及其他综合收益的经济业务的会计核算进行说明。
有学者就政府还贷公路资产核算问题进行探讨。政府还贷公路作为交通基础设施中的一种特殊资产形式,涉及政府会计和企业会计两个主体的核算要求。企业会计准则、政府会计准则及相关会计制度对政府还贷公路的资产核算规则仍不够明确,在入账主体、入账方式和折旧政策等方面存在制度衔接不完善、计量口径不统一的问题,从而影响政府还贷公路资产确认和计量的准确性。为此从政府会计和企业会计两个视角审视政府还贷公路的资产核算问题,通过区分不同情况来设定适用的资产核算方法,以准确核算政府还贷公路资产。
有学者就财政可持续性评估与政府会计改革进行研究。政府会计提供的信息应在财政可持续性评估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建议构建多层次结构的政府报告体系、政府财务会计采用完全应计制、采用多元计量属性、提供代际核算并确保代际公平、实现与财政统计等相关信息的协调,从而为财政可持续性评估提供更为可靠、相关的信息。
有学者就重大资产重组中备考财务报告编制问题进行分析。重大资产重组情况下,为了弥补历史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的滞后性,企业需要编制备考财务报告及时、准确地披露相关信息、。然而,我国监管部门还没有出台专门针对备考财务报告的相关法律法规,因此如何正确编制备考财务报告成为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
有学者就 XBRL推广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性质、规模、关联公司数量不会影响其 XBRL推广意愿;应用财务软件年数较长的企业 XBRL推广意愿较低.而推广意愿较低的企业精神期望的弹性更高;会计从业人员业务素质、信息素质和文化素质与 XBRL推广意愿无直接关系;会计从业人员精神和物质期望均会影响 XBRL推广意愿,但物质期望影响轻微。
有学者就反向收购中涉及支付现金对价的合并财务报表编制逻辑与方法进行研究。针对法律收购方同时定向增发股票和支付现金对价的反向收购,编制反向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如何核算该现金对价,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尚无明确规定,导致实务中出现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且编制结果不一致,违背了会计核算可比性原则。因此需从会计原理上厘清此类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逻辑,规范编制方法,将上述经济业务分拆为两项性质不同的交易进行处理,并给出两种编制该类反向收购合并财务报表的方法。
有学者就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运用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并且对《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实施的经验证据进行实证分析。会计规则制定权包含通用会计规则制定权和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通用会计规则赋予判断空间越大.企业越容易运用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进行盈余管理。 2007年执行的长期股权投资准则,赋予了企业选择权益法的判断空间,企业可以较容易利用权益法确认投资收益,实现盈余管理; 2014年执行的长期股权投资准则,赋予了企业变更股权投资会计核算方法的判断空间,企业通过变更长期股权投资会计核算方法确认重估收益,实现盈余管理。以沪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沪市公司通过投资收益实施盈余管理的情况。结果表明, 2006年前,沪市公司通过处置股权投资确认投资收益实现盈余管理; 2007—2013年,沪市公司多通过权益法确认投资收益实现盈余管理; 2014年后,沪市公司更倾向于通过变更长期股权投资会计核算方法确认重估收益实现盈余管理。
有学者就企业金融化是否会降低盈余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发布财务重述的概率,说明企业金融化降低了盈余质量。并且,这一现象在非国有企业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更加明显。企业金融化通过提高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增加管理层在职消费等途径降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企业金融化带来的盈余风险,提高了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和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
有学者就商誉减值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会增加债券的信用利差.同时,商誉减值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这是因为非国有企业对会计信息的敏感性比国有企业更强。商誉减值通过加大发行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来增加债券信用利差。研究从具体会计信息视角丰富了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为有效识别公司债券定价机制提供了参考。
有学者就商誉分解计量方法进行研究。从商誉的现状及现行准则下商誉计量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了商誉分解计量法,依据商誉的属性将商誉分解为“资本化”和“费用化”两部分,资本化部分仍进行减值测试,费用化部分分期进行摊销。商誉分解计量法旨在抑制商誉初始确认金额虚高问题.去除商誉泡沫,增强商誉信息有用性。
有学者针对商誉后续计量方法一永久保留法、直接冲销法、系统摊销法、减值测试法四种观点进行分析,并结合实务着重探讨了商誉减值测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包括减值测试法更可能导致商誉初始计量的金额虚高、商誉减值测试的估计和判断空间过大、商誉减值测试的实务操作口径不一致。现行商誉减值测试方法并不是技术上的最优选择,即使改进减值测试也难以根本解决实务问题,而恢复摊销不失为现阶段较为可行的做法,可以降低因减值测试主观性、复杂性、可操纵性带来的风险。
有学者就商誉减值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与公司短期绩效显著负相关,与公司长期绩效显著正相关,即 U形。当公司的内部治理水平越差时,商誉减值对公司短期绩效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同时对公司长期绩效的正向影响也更加明显。
有学者就商誉减值披露、内部控制与市场反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商誉减值的披露会引起负面市场反应,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缓解商誉减值披露所引起的负面市场反应;商誉减值披露的负面效应和内部控制的缓解作用在信息披露质量低、盈余管理动机强以及代理问题严重的上市公司中较为显著;进一步区分内部控制五大要素后发现.“控制活动”和“信息、与沟通”这两大要素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会计核算规范化进行研究。上市公司会计核算的最终结果会体现在对外披露的财务报表之中.如果其中存在差错,会直接影响到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判断,很可能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规模产生不利影响。虽然经过较长时间的规范,但我国上市公司在会计核算的规范化方面还存在诸多有待完善之处,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治理,不仅会损害上市公司自身的发展,还会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有学者就 CFO背景特征对企业财务重述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年龄、高学历、具有审计背景、不具有政治关联、 CFO相对于 CEO的权力差距小的 CFO所在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相对更低。审计质量仅对年龄特征、政治背景特征、 CFO相对于 CEO的权力差距对财务重述的影响产生调节作用,随着审计质量水平的提高, CFO年龄特征对企业财务重述的负影响将进一步增强,而 CFO政治背景、与 CEO权力差距对企业财务重述的正影响将得到进一步遏制。
有学者就风险提示信息、分析师跟进与财务重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风险提示信息与财务重述显著负相关.分析师跟进抑制了风险提示信息对财务重述的负向影响。风险提示信息对涉及财务信息的重述行为有更高的抑制效果;分析师预测相对偏离度越高.风险提示信息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就越弱。该研究结论表明,风险提示信息与企业财务重述作为企业披露信息的两种具体方式,一方面体现了信息披露战略择机假说的博弈思想,另一方面提示在实践中需要关注风险信息披露的内部行为与分析师跟进的外部监管机制的内外联动,提高财务报告质量,降低财务重述的负面影响。
有学者实证检验了 CFO自恋与财务重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CFO自恋与企业财务重述显著负相关,即 CFO自恋程度越高的企业,越不容易发生财务重述。政府干预越少,越有利于发挥 CFO自恋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而且相比于国有企业. CFO自恋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 CFO自恋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价值。
有学者就产融结合下两面针盈余管理行为进行案例分析。相比于传统盈余管理手段,产融结合下非金融企业更偏爱于利用金融资产确认相关会计准则与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且在主业连续亏损的状态下,更易达到扭亏为盈的盈余管理效果,但企业过度依赖金融资本而偏离主业会使得产业金融化最终演变为产业虚拟化。
有学者就会税差异、企业盈余操纵与避税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会税差异分位较高时,盈余操纵与避税效应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两者间表现为战略互补关系;当会税差异分位较低时,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有学者就公共基础设施准则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政府会计准则第 5号一公共基础设施》为公共基础设施资产的确认与计量提供了指导,但由于实际情况的多样性,准则在运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建议:按照“谁管理维护.谁入账”的原则确认政府会计主体;出具公共基础设施组成范围指南并制定明细科目目录;制定公共基础设施支出及折旧年限参考标准;创新存量公共基础设施初始成本确认方式。
有学者就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区分方法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通过对我国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及国际会计准则有关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区分的具体规定及其制定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发现针对以主体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金融工具确认分类问题,现行金融工具准则下给出的“固定换固定”分类标准倾向于规则性区分.缺乏原则导向的理论基础;以“自身权益工具转换价格是否固定”为标准的分类方法更符合权益工具的定义。引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的《具有权益特征的金融工具(讨论稿)》 (2018)中提出
的关于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区分的双特征矩阵模型,选取特定案例,对比三种分类方法在实务中的运用,发现“自身权益工具转换
价格是否固定”分类方法与运用 IASB双特征矩阵模型得到的结果具有一致性,与现行准则的“固定换固定”方法有差异。
有学者就国际化视角下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会计处理方法进行探讨。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在全球实务中的会计处理方法存在多样性,为了提高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ASB)启动了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BCUCC)项目。从不同视角探析可供选择的 BCUCC会计处理方法.介绍 IASB针对这一项目的动态考虑,并进一步分析如果按现行价值法处理 BCUCC可能对我国实务带来的影响,提出我国应在该项目的发展进程中继续保持话语权与影响力,尽可能降低对我国实务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有学者就采用损失吸收法区分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进行研究。随着当前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入,我国采用的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方法已经难以适应金融创新的速度。为提高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区分的准确程度,使区分结果更能反映经济实质,需要改进当前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方法。损失吸收法基于实体观的视角将是否吸收损失作为区分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核心标准。我国应积极借鉴损失吸收法.从会计概念框架层面修订“权益”和“负债”定义、简化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区分标准以及出台复杂金融创新工具分类的案例指南和实施细则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会计准则。
有学者研究了我国政府资产价值计量问题。在强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政府资产管理绩效的背景下,政府资产价值计量成为亟需解决的难题。政府管理公共资源受托责任和政府资产管理目标和资产价值计量之间构成“双三角”的理论逻辑框架,政府资产基于受托责任和价值转移方式进行多重分类,按照是否遵循会计准则进行价值计量形成会计计量模式和非会计计量模式。会计计量模式应遵循会计规范,不满足会计计量规范的政府资产在我国“归口分级”的管理体制下,按照“归属性”“分布式”“个性化”“双端口”等要素设计价值计量规则,两种计量模式合作形成政府受托管理的资产价值量信息,既可以满足评价政府受托管理责任的需要,又可以满足宏观决策和微观有效管理资源的需要。
有学者基于国家治理视角探讨了制定政府自然资源会计准则的相关问题。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源资产的概念与分类、政府自然资源会计准则涉及的资源范围、政府自然资源会计准则与企业自然资源会计准则涉及活动的范围、关于统计与会计角度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以及政府自然资源会计准则制定的策略与思路等。建议借鉴自然资源会计准则较成熟国家的经验和石油天然气行业企业会计准则的理念及计量披露模式,注意会计准则与现行自然资源法律法规相互协调,分类分步制定会计准则。同时,应根据我国自然资源的管理情况,分析梳理自然资源会计准则应涉及的资源范围、每种资源所有权与所涉及的法律法规、管理阶段、管理成本、行政性收入和税收收入等情况.为制定我国政府自然资源会计准则奠定基础,进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中自然资源产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有学者基于价值量的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财务报告概念框架构建进行研究。实物量型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由于其固有局限性,难以进一步发挥在生态文明治理方面的应有作用。就价值量型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财务报告编制目标、编制主体、假设与原则、报表基本要素、报表要素的确认与计量、账户设置、报表列报、附注披露等内容做出系统性阐述。应引入“不确定性假设二解释报表编制时点与资源增长变化的时间差问题,同时采用“基准价值”的计量属性,提高森林资源价值量计量的可操作性。
有学者就会计信息披露、国家投资与经济增长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防投资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并得到使经济增长最大时国防投资的最优比例。同时得出国防投资波动程度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会受到生产与国防投资会计信息披露的共变数以及具有代表性的私人投资风险偏好程度的交互影响。加强国防会计信息披露,可以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发挥国防投资的“乘数效应二提升国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有学者就财务报告中商业模式的信息披露:理论框架与实务建议进行探讨。若要明确商业模式在企业财务报告体系和会计准则中的功能定位,首要任务就是探索出一种清晰、可理解的商业模式信息披露方式,并对披露内容及标准加以界定。以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发布的《国际综合报告框架》为基础设计出以“资源”和“价值”为主线的商业模式信息披露框架,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特征及企业会计实务针对实际推行商业模式信息披露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有学者就财务报告中的市场化地理偏向和经济后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财务报告中低市场化地区的提及频率越高,市场反应越好,这一结果在非国有公司中更为明显。低市场化地区的提及与公司下一期托宾 Q、CEO的薪酬以及公司下期申请的专利数量正相关。但是高市场化地区的提及和短期回报、托宾 Q和 CEO高管薪酬都不相关。没有发现公司向低度市场化地区拓展业务的行为会引起政府补贴的增加。
有学者就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对子公司投资的会计处理方法之辨:成本法还是权益法进行研究。由于我国现行《长期股权投资》会计准则规定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采用成本法核算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以下简称为对子公司投资).这割裂了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与合并财务报表的本原逻辑关联,削弱了两者间的互补性,且导致母公司股东基于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来厘定分红权利虽然符合公司法却很不合理,而基于合并财务报表来厘定分红权利虽更为合理但和公司法存在明显冲突。对该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论证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之中采用权益法来核算其对子公司投资的逻辑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并建议修订我国现行《长期股权投资》会计准则,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之中由成本法改为采用权益法来核算其对子公司投资。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三季报报告期不一致的问题、原因及对策进行研究。为解决上市公司三季报报告期不一致所带来的报告期财务指标分析难以进行的问题,分别从理论层面和制度层面分析导致三季报报告期不一致的原因,得出理论层面的原因是中期报告独立观和整体观在三季报报告期确定上发生了冲突,制度层面的原因是季报披露编报规则与中期财务报告准则均对三季报的报告期存在不一致的规定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根据会计分期的基本思想、会计信息及时性的质量要求以及季报编报规则的基本精神,提出上市公司三季报的报告期应当为第三季度( 7月初一 9月末)的基本主张。上市公司三季报报告期的明确对丰富和充实会计分期理论研究,统一对三季报报告期的认识,从而提高三季报信息披露质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有学者就企业综合报告进行案例研究。企业综合报告可以充分揭示企业的价值创造和可持续发展水平,有助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决策。基于综合报告相关概念和逻辑,按照《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的应用现状,并考虑案例企业的可比性,分析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德国电力企业的综合报告状况。结果显示,我国与德国企业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企业对外部环境、商业模式、风险与机遇、绩效评价等的重视明显不足。考虑到我国财务报告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现状,案例分析表明我国在披露意识、制度设计和社会监督等方面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有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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