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0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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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司治理研究
有学者就独立董事的执业身份与关联交易中的私有信息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聘请执业型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在关联交易中私有信息较少,而股权制衡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执业型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会增强这一监督作用。该研究结论证明了具有特定执业身份独立董事的积极监督作用,为推动独立董事规范化提供了理论支持。
有学者从合法到合德对独立董事履职动机的演进进行研究。近年来,针对“花瓶独董”现象,学界强调需要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建设,但却只触及了独立董事未有效履职的局部性问题。事实上,独立董事令人失望的社会表现根植于其履职动机只停留于满足合法即可的阶段,有些独董甚至连此要求都达不到。为减少“花瓶独董”现象,将独立董事的履职动机由合乎法律的层次演进到合乎道德的层次是可行的道路。
有学者就相对声誉激励对独董履职的影响及其后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对声望相对较高的董事席位的重视程度更高,履行职责更勤勉,且独立董事任职公司有更优秀的经营表现和更高的成长性。这说明,声誉激励是独立董事履职的强有力的激励,不论是独立董事自身还是企业决策,声誉激励都是一个重要的决策考量变量。
有学者就...
公司治理研究
有学者就独立董事的执业身份与关联交易中的私有信息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聘请执业型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在关联交易中私有信息较少,而股权制衡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执业型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会增强这一监督作用。该研究结论证明了具有特定执业身份独立董事的积极监督作用,为推动独立董事规范化提供了理论支持。
有学者从合法到合德对独立董事履职动机的演进进行研究。近年来,针对“花瓶独董”现象,学界强调需要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建设,但却只触及了独立董事未有效履职的局部性问题。事实上,独立董事令人失望的社会表现根植于其履职动机只停留于满足合法即可的阶段,有些独董甚至连此要求都达不到。为减少“花瓶独董”现象,将独立董事的履职动机由合乎法律的层次演进到合乎道德的层次是可行的道路。
有学者就相对声誉激励对独董履职的影响及其后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对声望相对较高的董事席位的重视程度更高,履行职责更勤勉,且独立董事任职公司有更优秀的经营表现和更高的成长性。这说明,声誉激励是独立董事履职的强有力的激励,不论是独立董事自身还是企业决策,声誉激励都是一个重要的决策考量变量。
有学者就税收征管经历独董能否降低企业税负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税收征管经历独董可以显著降低上市公司实际税负;企业聘请本地税收征管经历独董能更显著降低企业实际税负,没有证据表明这类独立董事可以让企业适用较优惠的名义税率,而是通过影响计税依据来降低企业税负,相比于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税收征管经历独董对于降低企业税负具有独特作用。
有学者就学者型独董与分析师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学者型独董能够显著降低公司的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能够显著降低公司的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能够显著提高公司的分析师关注度。名校学者型独董、高级职称学者型独董均对分析师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分析师关注度在学者型独董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有学者就独立董事交通便利性与盈余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如果将独董居住地与上市公司办公地两地之间的动车运行时间小于1小时定义为交通便利,异地会计专业独董的交通便利性对企业盈余质量有着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异地会计专业独董,本地会计专业独董更能抑制盈余管理,但是交通便利的异地会计专业独董与本地会计专业独董对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
有学者就独立董事地理距离、高铁开通与财务重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地理距离,会加大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导致公司财务重述增多。高铁开通能够有效减缓地理距离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弱地理距离对公司财务重述的影响。
有学者就独立董事内部薪酬差距与异议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内部薪酬差距显著提高了异议意见的概率和数量,而企业的内部控制显著降低了内部薪酬差距与异议行为之间的关系强度,公司的诉讼风险正向调节了独立董事薪酬差距与异议行为之间的关系强度。独立董事薪酬差距与异议行为在薪酬差距呈梯次分布和最低薪酬多的组内显著正相关,在行业薪酬差距低的组内显著正相关;在资产规模较大、独立董事声誉高的组内,内部薪酬差距越大,但出具异议意见的概率和数量更低。上述结论表明内部薪酬差距有利于独立董事更好地发挥履职作用,但过高的独立董事薪酬差距抑制了薪酬差距对独立董事履职行为的促进作用。这对既要发挥独立董事薪酬差距的激励作用,又要防止独立董事内部薪酬差距过大,同时在一定范围内扩大独立董事内部薪酬差距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的支持,也为独立董事薪酬契约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有学者据CEO——董事会关系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进行实证研究发现:CEO——董事会关系能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提高,董事会的服务职能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并随着企业的逐渐发展成熟,董事会服务职能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显著减弱。良好的CEO——董事会关系并不弱化董事会的监督,监督也不抑制企业研发投入。该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调和董事会履行服务职能和监督职能之间的悖论冲突,也为企业的研发投入提供了决策参考。
有学者就董事会资本、分层董事会条款与公司风险承担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资本越丰裕,上市公司越可能设立分层董事会条款;分层董事会条款的设立会阻碍董事将其资本应用于公司风险承担。
有学者就董事会监督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研发投入存在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环境复杂性增强了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倒U形关系,而组织复杂性(企业规模、企业产品多元化)削弱了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倒U形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研发投入仍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但在国有企业中,董事会监督对企业研发投入仅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研究结论加深了对董事会监督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的理解,丰富了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整合以往不一致的研究结论亦具有贡献。
有学者就董事会权威性、内部控制和审计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权威性显著提高了审计质量;内部控制显著削弱了董事会权威性对审计质量的促进作用;董事会权威性抑制了企业选择国际“四大”的倾向和审计费用。
有学者就董事来源异质性对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董事来源异质性程度与风险承担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国有所有权性质以及高市场竞争程度均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这种相关关系。风险承担水平与公司价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这种关系在董事来源异质性较低的上市公司更为突出。这些证据表明,董事来源结构会显著影响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董事来源集中对风险承担水平乃至公司价值存在积极的影响。
有学者就分析师跟踪、董事海外背景与信息披露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分析师跟踪度和董事海外背景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信息披露质量评定机构可以通过使用外部监督和内部董事会特征的公司治理信息,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有学者就经济独立性能否促进监事会治理功能发挥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监事会经济独立性增强时,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概率和程度都显著降低;区分监事会成员职位后显示,上述治理功能发挥主要由监事会主席的经济独立性推动所致;当内部控制有效性下降或企业所处地区的法律环境较差时,监事会经济独立性的治理功能更强。经济独立性有助于监事会治理功能发挥主要因代理成本降低所致。该研究丰富和拓展了既有的监事会有效性学术文献,也为完善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
有学者就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显著较高,并且其股权质押比例越高,公司股价崩盘的风险越大,证实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增加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市场信息透明度越高,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间的联系越弱,而公司治理机制则对二者关系没有显著影响,表明股权质押引发股价崩盘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信息环境不透明引发的投资者猜测和恐慌,而不在于股权质押背后的利益侵占或盈余管理。该研究不仅为规范股权质押、稳定资本市场提供了借鉴,还为培育公开透明的资本市场必要性提供了证据。
有学者就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能否降低企业代理成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两类代理成本。平均来说,退出威胁每上升一个标准差,第一类代理成本会降低0.68个百分点,第二类代理成本会降低0.14个百分点;退出威胁之所以能发挥治理作用,是因为管理层和控股股东在乎公司股价;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股价崩盘风险越高或当股市处于熊市阶段时,退出威胁的治理效应更强。该研究揭示了退出威胁机制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对监管层和投资者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有学者就股东关系网络、信息优势与企业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股东关系网络是弱关系而不是强关系,所以其对应的作用机理更多是“信息优势”而不是“资源效应”。相应地,股东关系网络对企业绩效有正面作用;这种正面作用在国有企业中会减弱,其原因更多是因为政治观和资源诅咒,而不是经理人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市场化程度都会影响股东关系网络的价值实现。股东关系网络对企业绩效的正面作用部分是通过刺激企业扩张行为和提升经营效率来实现的。该研究对进一步理解社会网络的价值实现有重要意义。
有学者就问询函监管与大股东“掏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式问询函监管有效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问询函监管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包含“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上。从大股东实施“掏空”行为动机看,“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治理水平较差的公司中更强。从大股东“掏空”行为实现的客观条件来看,“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治理效应在法治水平较低地区更显著。
有学者就共有股东与企业创新投入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共有股东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国有产权性质弱化了共有股东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作用,而高新技术行业特征则强化了共有股东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作用。
有学者就CEO是否会利用多个大股东“制衡”从中获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存在多个大股东与CEO超额薪酬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股东力量越平衡,超额薪酬水平越高;公司存在不同产权类型的大股东时,CEO超额薪酬水平越高,并且不同性质的大股东的制衡力量越接近,超额薪酬越高。但是,第一大股东更高的持股水平反而有利于抑制CEO获得超额薪酬;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关系大股东的存在导致CEO获取了更高的薪酬;公司大股东产权类型不同或公司存在关系大股东时,CEO薪酬业绩敏感性下降,是CEO获得超额薪酬的重要条件。大股东数目增加导致彼此协调难度加大,容易被高管加以利用,关系大股东容易导致互相勾结,使得股权制衡和监督失效,高管利用大股东冲突或者参与关系大股东的利益联盟获得超额薪酬。
有学者就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审计意见购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进行了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更多地进行了审计意见购买,且当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较高、公司股价下跌风险较大、产权性质为民营、媒体负面报道较多时这一现象更为显著。
有学者就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和公司治理进行案例研究发现:混改引入非公股东的类型与时机对公司业绩和公司治理有较大影响;员工持股对公司治理的改善作用有限,存在“员工持股陷阱”;国有股是否居控股地位,居绝对控股地位还是相对控股地位,并不是决定国有股在公司治理中居于绝对控制还是相对控制的标准和关键,一定程度上说,国有大股东的控制能力具备“控制刚性”;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究竟哪种模式绩效更好,没有必然联系,也没有绝对的差别,国有控股的治理模式不一定带来低效率,关键是要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有学者就股权激励创新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并且与管理层股权激励相比,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研发投入作为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42%;在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之间,研发投入则呈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有学者就员工持股计划与薪酬粘性差距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显著增强了我国上市公司员工薪酬——业绩敏感性与薪酬粘性,显著缩小了高管——员工薪酬粘性差距,在高管权力较弱或成长性较低的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作用会更为明显。该研究结果表明员工持股计划有效缓解了公司内部薪酬分配规则的不公平问题,支持了员工持股计划的心理所有权理论,员工持股计划促进了员工的股东身份认同感,增强了员工在薪酬谈判中的议价能力,实现了员工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争取”的角色转变,从而减少高管自利操纵行为,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
有学者就董秘持股是否有助于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较于董秘未持股的上市公司,董秘持股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更高,这说明董秘持股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当董秘同时任公司其他高管职位或具有财务背景时,董秘持股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作用更强。
有学者就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高管薪酬差距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高管薪酬差距正相关;与交易型机构股东相比,稳定型机构股东与高管薪酬差距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正相关。
有学者就投资者IpO信息获取与权益保护对成熟投资者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异质投资者的信息获取与利用行为存在差异;投资者对招股说明书等“一手”信息的关注不足;个人对媒体“二手”信息过于依赖,而机构则更多地通过实地调研获取更多信息。在遭遇信息欺诈时,仅约1/3的投资者有意愿寻求司法救济,个人明显更少,原因是成本高、举证难。投资者事前阅读招股书的程度与事后寻求司法救济的程度正相关;招股书阅读与实地调研的交互项对寻求司法救济的影响不显著。与不了解行政诉求渠道的投资者相比,了解者选择“不寻求司法救济”的概率更低。由问卷分析得到的结论有利于为投资者知情权、求偿权的制度完善及注册制改革提供依据。
有学者就治理结构、研究与发展(R&D)投入和绩效的逻辑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有持股负向影响企业的R&D投入,股权制衡度正向影响企业的R&D投入,股权集中度、高管持股水平与R&D投入呈非线性关系;高管股权激励的“利益趋同效应”与“壕沟防御效应”共同调节政府补助对企业R&D投入的作用路径;R&D活动具有滞后效应,负向影响当期的企业绩效,但是对滞后两期的绩效水平有显著正向作用。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从根源上解决代理问题,是提高研发效率进而促进企业稳健发展的基本路径。
有学者就风险投资、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和代理成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风险投资能够对目标企业信息披露实现有效监督,提升其会计信息透明度;风险投资的参与对企业的治理和管理运营具有内生的监管效应,可以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代理成本。不同特征的风险投资(机构)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性,联合风险投资和高声誉的风险投资机构能够发挥较好的监督和认证职能,而国有背景风险投资由于市场化运作滞缓,代理成本较高,监督职能发挥并不充分。风险企业在引入风险投资时,会更加青睐声誉高、社会关系网络广泛的风投,而针对国有背景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外部投资者不应该盲目追逐,而应进行全面的调研分析和客观判断。
有学者就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影响企业研发投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与单一股权类型相比,混合股权有利于企业研发投资;混合股权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资本支持效应和股权治理效应,股权混合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研发投资,且对大股东资金占用与研发投资之间负向关系的治理效应越强。相对于高市场化水平,低市场化水平会约束混合股权的资本支持效应,但会放大其治理效应。该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技术创新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有学者就美国公司双重股权结构进行研究。首先回溯了美国公司双重股权结构从探索到发展再到兴盛的演进历程,并以时间为主线,归纳了历史上有关此议题的三次理论争议及其内在逻辑。不同阶段的双重股权结构虽在表现形式上大体相同,但构建原因存在本质区别。上世纪20年代和80年代,双重股权结构的应用都是公司控制人在家族控制或反收购等特定情境下被动采取的权力维系手段;而在21世纪则更多是创始股东为实现公司的持续稳定经营和长期发展战略而主动引入的股权制度变革。
有学者就环境税是否会倒逼企业绿色创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境税显著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呈现滞后性特征,即当期环境税显著地提高企业下期和下下期的绿色创新水平。环境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中。该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丰富了环境税经济后果研究和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在实践上为完善中国环境税制和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有学者就制度环境、政治关联与企业环保投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政治关联对企业环保投资具有负面影响,即管理层的政治关联越强,企业环保投资越少。管理层利用政治关联规避环保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地方官员以经济规模为主的考核目标。但是,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减少上述负面影响。反腐败、市场化等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利于遏制管理层利用政治关联减少环保投资;而国际化的加快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有学者就卖空机制对高管薪酬契约的治理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卖空机制能够显著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特别当业绩下滑时,卖空机制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积极作用加强,从而有效缓解薪酬粘性,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股东监督及薪酬股价敏感性发挥卖空机制的治理效应。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外部治理环境,以及管理层权力较弱的内部治理环境下,卖空机制的治理作用更为明显。该研究基于高管薪酬契约视角拓宽了卖空机制治理效应,打开了卖空机制治理高管代理行为的“黑匣子”,对我国融资融券制度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微观解读。
有学者就影响公司高管交易行为内部差异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管在公司的薪酬相对水平越高,其交易的主动性越强,买卖股票的超常回报特别是短期回报越高。这一关系并不因信息环境变化而发生实质性改变,表明公司内不同高管买卖股票的主动性和交易回报的差异主要由其信息优势决定,而内部薪酬差异引起的收入补偿动机并未产生决定性影响。该研究不仅丰富了内部人交易方面的文献,而且有助于证券监管部门明确高管交易的重点监控对象,预防潜在的内幕交易,从而维护市场交易的公平性。
有学者就纵向兼任高管与企业投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公司存在纵向兼任高管时,其投资效率更高;与总经理担任纵向兼任高管相比,董事长担任纵向兼任高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更显著。纵向兼任高管同时发挥了“监督效应”和“更少掏空效应”,具体而言,纵向兼任高管通过降低管理者代理成本发挥了“监督效应”,通过减少企业关联交易的利益流出发挥了“更少掏空效应”。拓展了纵向兼任高管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是对其经济后果研究的有益补充。
有学者就CEO微博利己还是利公抑或兼而有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CEO微博(发表与企业或个人相关微博)对个人知名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CEO发表与企业相关微博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发表与个人相关微博对企业绩效呈现显著负向影响,且个人知名度并不能作为CEO微博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路径;在不同情境(消费者敏感行业、国有企业以及两职合一)作用下,CEO微博对其个人知名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基于不同情境环境,CEO微博对企业绩效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影响。
有学者就风险资本、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在风险资本促进企业创新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股权激励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即风险资本通过高管激励促进企业创新。与限制性股票激励相比,风险资本更能通过影响高管股票期权激励来促进企业创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风险资本对于国有企业创新影响较小,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高管的创新激励小。对高管的创新激励,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推动因素。
有学者就CFO薪酬溢价和公司财务违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薪酬激励正向效应在CFO身上得到体现,但企业领导人员过大的权力反而会削弱这种正向效应。
有学者就养老保险法定缴费率与企业创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整体上,养老保险费率优惠地区的企业创新活力及研发投入力度均要强于非优惠地区的企业;养老保险费率优惠对企业创新活力、研发投入力度存在异质性,但制造业费率优惠政策所带来的平均处置效应与总样本保持一致。
有学者就更高的社保投入是否有利于企业创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现阶段社保投入提升对于我国企业创新资源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社保投入提升将显著增强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有助于激励和吸引更多高质量人力资本,从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不断跃升。与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社保投入对企业创新的激励功能更为显著。建议合理看待企业社会保险负担,引导大企业重视社保投入的激励效应,同时,减轻中小企业的社保负担。
有学者就加强失信人监管与缓解民营企业过度负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失信人监管后有效缓解了民营企业过度负债水平,且监管力度与民营企业过度负债缓解显著正相关,民营企业过度负债程度转变为低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代理成本越高,上述关系的有效性越弱;市场化水平越高,上述政策执行越到位。
有学者就败德行为与组织经营绩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败德行为被揭露后,对组织后续财务和市场运作绩效均产生巨大负面效应。随着监督机制的增强(董事会独立性和投资机构持股的提升),败德行为对后续绩效的负面影响效应得到弱化。惩罚机制的增强(CEO更换)同样也起到了修复败德行为负面影响效应的作用。机构投资者监督对市场操纵性败德行为所带来的负向作用的弱化和修复作用相对更加稳健;而CEO变更对两种类型的败德行为的修复作用均较为显著。该研究结论充分表明当企业违法违规等败德行为被揭露后,监督和惩罚机制的改善在修复企业合法性和后续运作绩效方面起到显著的作用。
有学者就交叉上市与公司违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交叉上市能够显著抑制公司的违规行为,与A股公司相比,交叉上市公司的违规概率更低、违规次数更少;在信息质量较差的情况下,交叉上市对公司违规行为的治理作用更加明显。
有学者就IT能力、渠道治理与企业间协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IT能力有助于企业加强渠道治理,既能强化企业的合同治理,也能强化企业的关系型治理;IT能力通过强化企业对渠道的治理能够加强企业间协作,促使企业更多地与其合作伙伴共同制定计划、共同解决问题;IT能力对合同治理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关系型治理的促进作用。
有学者就代理成本、分析师关注与企业资本错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代理问题越严重,企业资本错配的程度越大;分析师关注缓解了第一类代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对企业资本错配的关系,但对第二类代理(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与企业资本错配的关系无显著影响。
有学者就政治关联、特许经营权与经营业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积极建立政治关联有助于其获得政府授予的特许经营权,赢得较高毛利率以推动企业持续稳定发展。
有学者就媒体不实报道的长期价值毁损效应进行案例研究。以2012年开始的《新快报》对中联重科发表的系列不实报道为研究对象,对不实报道的经济后果进行研究表明:不实报道对目标企业的市场价值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不实报道被证明不实之后,市场价值短期内并没有恢复,在之后的一年内,相关指标持续恶化。这表明媒体不实报道对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负面影响严重、广泛且具有长期性。
有学者就补助初衷与配置效率进行研究发现:相对于初衷明确的政府补助,初衷不明确的政府补助效率较低,对公司业绩的负面影响较大。这说明,政府补助资源的配置效率受制于补助初衷,政府补助初衷越明确,资源配置效率越高。
有学者就企业战略是否影响超额在职消费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战略对超额在职消费存在显著影响,企业战略越激进,超额在职消费规模越高。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和更高的管理者能力能够抑制企业战略对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供稿王棣华袁克利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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