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0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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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审计研究
有学者就国家审计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虚增收入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家审计能显著抑制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虚增收入行为,该效应在审计年度和公告年度均存在。国家审计结果公告中披露的会计问题和经营管理问题越多,国家审计抑制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虚增收入的效应越显著;而公告披露的其他问题不影响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虚增收入行为。
有学者指出,“鉴证”和“问责”是国家审计服务于国家治理的两项重要职能。从“鉴证”到“问责”的职能演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一股潮流,反映了各国审计机关渴望参与全球治理的强烈意愿。在全球语境下,中国国家审计应强化鉴证功能,全面启动绩效审计,建立重大项目定期审计评估制度,继续加大审计信息公开力度,进一步形成系统科学的问责机制,提高服务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有学者就政府审计是否能提升国企产能利用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审计与国企产能利用率显著正相关,且非“十大”组较“十大”组显著,二次审计较一次审计对产能利用率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政府审计的监督力度越强,其对国企产能利用率的治理效果越好。
有学者基于审计公告语调的分析就国家...
审计研究
有学者就国家审计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虚增收入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家审计能显著抑制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虚增收入行为,该效应在审计年度和公告年度均存在。国家审计结果公告中披露的会计问题和经营管理问题越多,国家审计抑制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虚增收入的效应越显著;而公告披露的其他问题不影响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虚增收入行为。
有学者指出,“鉴证”和“问责”是国家审计服务于国家治理的两项重要职能。从“鉴证”到“问责”的职能演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一股潮流,反映了各国审计机关渴望参与全球治理的强烈意愿。在全球语境下,中国国家审计应强化鉴证功能,全面启动绩效审计,建立重大项目定期审计评估制度,继续加大审计信息公开力度,进一步形成系统科学的问责机制,提高服务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有学者就政府审计是否能提升国企产能利用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审计与国企产能利用率显著正相关,且非“十大”组较“十大”组显著,二次审计较一次审计对产能利用率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政府审计的监督力度越强,其对国企产能利用率的治理效果越好。
有学者基于审计公告语调的分析就国家审计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治理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净语调、负面语调和非真性警示语调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具有抑制效应,正面语调则作用相反;国家审计可以通过抑制企业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酌量性费用;管理层权力适度增大会增强国家审计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治理效应。
有学者就国家审计、高管隐性腐败和公司创新投入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家审计行为能够促进被审计央企的创新投入强度,同时国家审计公告揭示的违规问题越严重,对被审计央企创新投入程度的促进作用越强,且促进作用在高管隐性腐败程度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与单次审计相比,二次审计对创新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并无显著差异;国家审计对创新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在同行业国企中有一定的传染效应。
有学者就国家审计、审计力度与银行股利政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行为不但与银行现金股利支付倾向正相关,还显著提升了现金股利支付力度。审计力度的提高则进一步增加了现金股利支付,即审计发现的违规违法问题金额比例越高,现金股利支付力度越大。但是审计公告对于银行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支付力度的影响均不显著。进行公告的审计行为以及资产负债损益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均与现金股利支付力度显著正相关。该研究结果对于提升金融审计影响力,完善审计公告制度,发挥外部治理作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有学者就国家治理视域下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机制构建进行研究。基于“理论分析—经验借鉴—机制构建”的逻辑,首先,综合运用治理工具理论、公共受托责任理论、信号传递理论等基础理论,系统剖析了国家治理视域下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需求与目标定位;其次,分析了西方主要国家关于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实践,并从审计主体、审计准则等方面提出可供中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机制建设借鉴的经验;最后,从委托机制、执行机制、结果报送与运用机制、保障机制四个层面构建了政府财务报告审计机制,解决了“谁来审、审什么、如何审、审计结果如何报送与运用、如何保障审计有效实施”等基本问题。
有学者就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披露的变更原因不一致现象进行研究发现:一些上市公司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披露的变更原因存在较大差异。这一现象也引起了中注协等机构的关注,并为此专门发布约谈公告。投资者认为35%的前后任披露的事务所变更原因存在程度不同的不一致现象;前后任事务所中无“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时,其前后任审计师披露的原因更可能不一致;对披露原因不一致的现象,投资者予以消极反应,表现在更倾向卖出股票;披露原因不一致较大概率伴随着下一期较差的财务报告质量。
有学者就事务所规模、制度环境与企业税收激进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大规模事务所(国内“十大”所)与企业税收激进程度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国内大型事务所的审计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具有抑制作用。法治水平高、政府干预低能够强化事务所规模对企业税收激进的抑制作用,反映了当下我国的法治水平提升和政府干预减弱都能强化独立审计的监督作用。
有学者就海归高管与审计师选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海归高管更加倾向于选择国际“四大”;当代理成本增加时,海归高管选择国际“四大”的倾向更强;国有产权性质强化了海归高管选择国际“四大”的动机。
有学者就董事的会计师事务所经历与审计师选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拥有会计师事务所经历的董事更愿意选择“小所”作为公司的社会审计机构,且拥有该经历的董事人数越多、比例越高,选择“小所”的倾向越大,在非国企和独董样本中这一关系更为显著。考虑事务所从业经验的影响后发现,从业经验的丰富程度会进一步影响审计师选择,表现为“大所”经历、事务所工作级别高、事务所任职个数多时均倾向选择“小所”。经验证据表明具有会计师事务所经历的董事对于审计师选择存在着替代效应。
有学者就公司避税活动对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税收激进度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可能性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这表明,审计师会将客户过于激进的避税活动视为高风险的标志,从而提高审计师变更的可能性。
有学者就非国有大股东是否影响国企审计师选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非国有大股东降低了国企选择本地小所的概率,发挥了治理效应;非国有大股东相对力量越强,其治理效应发挥得越充分,对国企选择本地小所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此外,非国有大股东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在地方国企和竞争性国企中体现得更加明显。非国有大股东提升了公司的审计质量。
有学者就公司避税是否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客户公司避税程度低时,随着公司避税程度的增加,客户公司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下降;当客户公司避税程度高时,随着避税程度的增加,客户公司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上升。当审计师来自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时,客户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大。公司有较高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下,审计客户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小。研究表明,公司避税与审计意见之间呈非线性关系,审计师能够识别客户公司的避税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有学者就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审计风险与审计费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审计风险与审计费用越低;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总体上未能降低审计风险和审计费用,但由会计师事务所实施的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依据规范的鉴证以及连续开展的鉴证可以显著降低审计风险和审计费用;国有企业与敏感性行业的企业开展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可以显著降低审计风险和审计费用,但目前对于强制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鉴证的这一效用并不明显。
有学者就审计关系错配、盈余质量与整合审计收费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大所对小规模客户给予整合审计收费折扣;小所对大规模客户给予整合审计收费折扣。基于财务报表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的知识溢出效应及联动机制,执行整合审计有助于审计师识别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
有学者就企业避税地直接投资与审计费用进行研究发现:避税地直接投资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审计费用。原因在于避税地直接投资降低了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并增加了公司代理成本,这提高了审计师的审计风险,进而导致了较高的审计费用。
有学者就投资持股关系中的“共享审计师”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具有持股关系的两家公司共同聘请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后,“信息共享”效应更明显,表现为持股双方的财务报表审计质量和持股方的审计收费显著提升。持股双方在不同情况下会选择性价比最高,最有利于自身的方式来获取信息,以谋求“信息共享”效应最大化。
有学者就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审计定价是投入补偿还是风险补偿进行研究。结合我国实体企业“产融结合”和“脱实向虚”共存的现状,验证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及其内部作用机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导致审计定价提升。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金融资产配置使得审计工作的复杂程度增加,行业内特定知识和审计经验的积累促使行业专长较强的注册会计师更加倾向于借助提高审计定价来获取投入补偿。同时,在一般状态下,金融资产配置形成的风险机制对审计定价缺乏调整能力。具体表现为,当被审计客户重要性程度较低时,注册会计师倾向于通过提升审计定价实现风险补偿;伴随被审计客户重要性程度增加,审计定价中的风险补偿部分逐渐消失。金融资产收益较强的波动性和较差的持续性特征导致企业整体业绩波动形成的风险并未在审计定价中完全体现,审计师对不同重要性程度的客户投资金融资产形成的风险存在认知差异。
有学者就证券交易所非处罚性监管是否会影响审计师定价决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收到交易所问询函的上市公司其审计费用显著高于未收到问询函的公司。上市公司一段时间内被频繁质询,审计师会对其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特别是收到与会计信息相关的问询函时,审计费用增加更为显著。
有学者就企业金融化是否会影响审计师的风险决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大,审计收费也越高,说明审计师能够充分识别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存在的审计风险,并做出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以减少未来可能承担的风险和损失。企业金融化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较差企业更显著,而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在上述企业并无明显差异,表明企业金融化增加了公司的业务复杂度和审计师的审计难度,审计师在审计收费方面不会因为客户的产权性质和公司治理水平而区别对待。该研究结果既拓展了审计师风险决策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也为当下从审计视角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一些参考。
有学者就企业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企业诉讼风险较高时,审计师会选择披露更多的关键审计事项,进而导致审计收费的增加。仅仅在风险承担水平高、盈余管理水平高、股权集中度高的组别中,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在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之间发挥着中介效应。从关键审计事项这一新的视角检验了企业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明晰了企业诉讼风险对审计收费产生影响的机制,即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作为企业诉讼风险影响审计收费的中介变量在风险披露方面发挥的作用。
有学者就异常审计费用与分析师语调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公司存在异常审计费用时,分析师会在后一年降低分析报告中的积极语调,表明分析师对异常审计费用持消极态度。分析师对异常审计费用的感知主要体现在负向异常审计费用中,而在正向异常审计费用中不显著。
有学者就企业社会责任与审计师决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审计师要求的审计费用越少,审计师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低;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渠道是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审计师决策的重要作用途径,社会责任水平越高,企业信息质量越好,信息质量在企业社会责任负向影响审计费用和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有学者就海外投资、审计定价与审计延迟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海外投资行为与审计定价、审计延迟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且随着企业海外投资程度加大,审计定价越高,审计延迟越长;当企业选择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时,海外投资与审计定价的正向关系显著增强,而与审计延迟的正向关系有所缓解;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海外投资行为的国有企业面临更高的审计定价,而海外投资与审计延迟的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并无显著差异。
有学者就往期审计风险的定价作用与传导机理进行研究发现:往期审计调整幅度每提高1%,当期审计收费提高2.18%,审计工时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为17.83%),在客户连续受到向下审计调整时结果更为显著。
有学者就证券交易所非处罚性监管与审计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交易所发放年报问询函显著降低了当年审计报告的激进性,提升了审计质量,且这种提升作用并不限于问询函中被“点名”的审计事务所;年报问询函分别通过信息效应和监督效应提升审计质量,但监督效应占主导。
有学者就非审计服务、制度环境与审计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企业终极控制权为非国有或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地所”时,企业联合购买的非审计服务规模越大,审计质量越差,即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种负相关关系仅存在于法制环境欠完善的地区。该研究结论说明,在特定的环境下,企业有可能通过购买非审计服务来“收买”现任审计师,但完善的法制环境能够有效地抑制这种消极行为。
有学者就审计师子群体地位与审计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高地位审计师子群体,合并后低地位审计师子群体客户盈余管理水平显著提高;当分所内审计师子群体间有积极的直接接触时,相对于高地位审计师子群体,合并后低地位审计师子群体客户盈余管理水平提高的幅度减弱。
有学者就审计质量的提高是否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信用贷款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质量与企业获得的信用贷款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这种关系在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经“十大”审计的上市公司能在更大程度上降低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从而有助于上市公司获取更多的信用贷款。从经济后果来看,只有经“十大”审计的上市公司在取得信用贷款后才可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
有学者就非正式审计团队与审计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团队规模与审计质量负相关,审计师的团队社会网络中心度与其审计质量正相关。进一步检验还发现,审计团队规模及审计师的团队社会网络中心度与审计质量的关系还受到事务所规模以及审计团队中是否存在领导者等因素的影响。
有学者就关键审计事项与审计后会计信息质量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与资产减值未被识别为关键事项的公司相比,对于资产减值被识别为关键事项的公司,审计后的资产减值更能反映企业恶化的经济状况,且该规律在小规模事务所中更为突出。
有学者就空气质量是否会影响审计师的专业判断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师外勤工作地的空气质量越差,其专业判断能力就越差,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容易接受较高的异常会计估计和判断,更不容易出具非标意见的审计报告;影响审计师专业判断的并非空气污染程度本身,而是审计师对空气污染的感知,而且空气污染对审计专业判断的影响是通过审计努力发挥作用的。
有学者就我国上市公司“不务正业”与审计需求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不务正业”程度与高质量审计需求显著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不务正业”与高质量审计需求的负向关系具有削弱效应。
有学者就客户——证监局地理距离与审计投入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客户与当地证监局的地理距离越近,审计师的审计投入水平越高,表明审计师会由于客户与监管机构的地理邻近而感知到更高的审计风险,从而提高审计投入水平。同时,这一现象在规模较小的事务所中更加显著。客户与证监局之间地理邻近造成的审计投入增加显著提高了审计质量。
有学者就A股关键审计事项全面披露特征及政策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收入”“应收账款”等账户是关键审计事项中被关注最多的账户,而“收入确认”和“资产减值”是关键审计事项中最重要的两大事项。2017年审计报告的审计收费较之往年有所提高,但与此同时,审计质量也得到了提高,这说明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达到了政策制定的初衷。审计质量的提高主要来自于“非十大”所及高市场化指数地区,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增加了事务所的法律风险。该研究结果表明关键审计事项的全面披露虽然耗费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在提升审计质量方面是具有一定成效的。
有学者就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选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后更可能选择低质量的审计师,从而规避高质量的外部监督,缓解控制权转移风险。这种关系只存在于民营企业中,在国有企业中这种关系不存在。市场化环境在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选择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大股东股权质押后选择低质量审计师的动机更强。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在选择非“四大”后进行了更多的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
有学者就环境审计服务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理论探讨。为了更好地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在理论上应该重构环境审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系统回答“为何审”“谁来审”“谁被审”“审什么”“据何审”“怎么审”和“为谁审”等基本审计理论与方法问题;在实践中应该加快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审计立法工作、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信息披露制度、提高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审计专业能力和制定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审计标准体系。
有学者就科技新时代下的“审计智能+”建设进行研究。“审计智能+”通过整合5G、物联网、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保证审计数据自产生开始便在线上真实、完整地运行,实现数据采集、分析到报告生成全过程自动化,完成智能审计升级。我国推进“审计智能+”建设,有助于满足审计全覆盖的要求,应对大数据挑战,解决审计发展不平衡问题,抢占审计发展先机,争得标准制定国际话语权。
有学者就区块链技术如何影响审计的未来进行研究。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在推动交易记录与审计效率的大幅提升、解决现有的复式记账法可信度问题的同时,也对现有审计行业造成了冲击,引发了“替代论”。审计的重点由传统的数据真实性核查转向对数据和系统安全性、系统部署的正确性以及技术规范使用的关注。随着技术审计成为审计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应该重视制度创新与人才培养,才能真正发挥审计职能,助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有学者就大数据审计组织方式的探索与创新进行研究。大数据审计组织方式的创新应该以专业化、灵活化、科学化等原则为指导,在决策层面成立集权化、统筹性的指挥中心,管理层面建立专业化、团队化的职能中心,作业层面组建柔性化、适应性的项目团队,评估层面建立网络化、多样化的监督机制。新型大数据审计组织方式的运行要解决信息传递、反馈、沟通和交流等问题。为了提升大数据审计组织方式的科学性与适应性,还需要从制度完善、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安全保障等方面构建支撑体系。
有学者基于并行技术的政策跟踪审计进行研究。在梳理并行审计技术的发展历程和政策跟踪审计在我国实践的基础上,分析了并行审计技术在政策跟踪审计中的应用逻辑和实施框架,认为政策跟踪审计的特点在于实时审计,而并行审计技术具备实时采集审计证据的特点,通过构建SCARF程序模块和业务实践记录程序能够使政策跟踪审计介入节点前移,使得并行技术在内部审计开展政策跟踪项目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也为实时有效地开展审计查证、提升审计结果决策服务能力提供技术支撑。
有学者就管理层引导与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和管理层期望盈余差异的相关性显著,分析师预测对管理层内幕信息的利用程度约为12.3%—19.9%,说明二者相关性不是“机缘巧合”,而是管理层向分析师“暗送秋波”的结果。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明星分析师跟踪人数越多时,相关性减弱;公司由规模越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二者正相关性越强。该研究检验了分析师盈余预测中可能包含的公司未审计盈余信息,部分打开了分析师预测过程这一“黑箱”;梳理了审计活动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度最直接的影响路径,丰富了审计理论;证实了管理层向分析师传递内部信息,为监管机构制定与完善分析师、管理层、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规范提供了经验证据。
有学者基于审计团队视角,考察了审计师任期交错对审计意见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作为项目团队核心的两位签字审计师的任期交错对审计意见决策产生负面影响,表现为任期交错的审计师更不倾向于出具非标意见,审计报告激进度更高;但年报项目团队隶属的上级业务团队规模越大且声誉机制越佳,可有效缓解任期交错的负面影响。拓展分析发现,审计师任期交错大都是主动行为,业务团队通过“错缝衔接”方式实现长期连任,间接规避轮换制度的约束并锁定业务团队的客户收益,但忽视了下属项目团队成员的内部协同问题;审计专家个人声誉效应能够抑制任期交错的负面影响,但这与个体人口特征、事务所组织机制等无甚关联。
有学者就审计师行业专长与或有事项信息披露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师行业专长越高,被其审计的公司表内列报的预计负债金额越大、表外附注中披露的或有事项频数越高;同时,客户越重要,审计师行业专长对企业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越强。审计师行业专长对表外或有事项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中型和大型客户中。
有学者就审计意见、企业投资与实物期权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意见传递负面信号时,增强融资约束,降低企业投资支出规模,并通过抑制投资过度提高投资效率;在衡量企业增长期权价值时,企业有较高盈利能力时,审计意见所传递的正面信号能显著增加企业的增长期权。同时,在衡量企业清算期权价值时,审计意见所传递的正面信号则能显著增加盈利能力较差企业的清算期权。这为审计意见具有提升企业未来价值进而促进提高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之功能与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有学者就审计全覆盖视域下的审计法变迁方向及其逻辑进行研究。以如何从修改审计法的角度实现审计监督转型为基点,试图从审计信息公开制度、审计监督问责制度、审计监督成果转化制度三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设,为多角度突破审计监督效果的固有局限提供制度保障,亦即达成审计全覆盖战略目标的三个着力点。通过这些法律制度跟进举措的贯彻,力求使新格局下的审计监督与国家监察在反腐败领域发挥协同作用。
有学者就非正规竞争与审计需求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正规企业面临强烈的非正规竞争时,其审计需求会显著降低,这一结果符合成本节约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的预期。税收监管是驱动上述动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良好的法律保护可以削弱此动机。
有学者就政策执行效果审计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策执行效果审计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投入;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产出。
有学者就审计师高管的关联关系与股价同步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管的CpA工作经验,有助于公司的信息披露和高质量信息的生产,有利于公司异质性信息的产生,导致更低的股价同步性;相反,事务所关联降低了公司的信息质量,不利于异质性信息的产生,最终导致更高的股价同步性。在控制了审计师意见和应计盈余的中介效应后,两类审计师高管的作用减弱。在分析师跟踪少、小所审计、管理层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的公司,两类高管的作用更为突出。
有学者就自愿披露、强制披露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两种披露制度并存期间,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有助于公司特质信息融入股票价格,从而提升了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强制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并没有增加股价所反映的特质信息。该研究结果除了印证自愿信息披露能够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自愿信息披露与强制信息披露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作用效果存在差异。
有学者就承销商与审计师合谋对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承销商经办人员与签字审计师的固定搭配次数越多,债券信用利差越高,即符合合谋假说。承销商经办人员的人力资本对二者的合谋行为具有缓解作用,表现为当承销商经办人员的人力资本较高时,能够降低合谋行为对企业融资成本的不利影响,尤其当与其搭配的签字审计师具有高学历、为合伙人,以及具备行业专长时,这种现象更为明显。
有学者就共享审计是否能抑制并购商誉泡沫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并购双方共享审计显著降低了新增并购商誉金额,且在并购完成后,显著降低了并购商誉发生减值的概率以及商誉减值的计提比例。共享审计能够显著抑制并购方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共享审计对并购商誉泡沫的抑制作用主要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情境下成立,表明上述作用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得以实现的。
有学者就战略变革是否会引起审计师变更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战略变革程度越高,公司越可能发生审计师变更,表明公司内部战略的改变可能导致与第三方监督者的关系重构;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战略变革导致审计师变更的可能性更低。从客户选择和审计师辞聘两个视角挖掘审计师变更的深层次原因,发现战略变革更易导致不具备行业专长或声誉较低的审计师发生变更;另外,风险较小公司的审计师更可能因为战略变革而辞聘客户;更换审计师加剧了战略变革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负向影响。
有学者就签字审计师搭档稳定性在利用媒体报道中的作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签字审计师的搭档关系越稳定,越能弱化正面报道和有偏正面报道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提高负面报道的利用程度,但搭档稳定性与审计意见和媒体报道利用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相比非权威媒体,权威媒体的正面报道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更为显著,签字审计师搭档越稳定,越能弱化权威媒体正面报道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并能充分利用权威和非权威媒体的负面报道。公司财务、经营、诉讼和治理方面的信息能够更显著地影响审计意见,签字审计师搭档的稳定性更能在该四类媒体报道信息中发挥显著作用。
有学者对内地与香港跨境审计监管合作进行探究。该学者对两地审计监管架构与合作现状作出阐述,以香港证监会对安永香港的诉讼为切入点,对证券跨境执法与审计监管进一步合作所面临的法律障碍——会计档案保密级别定性和底稿出境执行机制进行剖析,建议审慎检视内地证券法制与会计法制之交叉规制领域,优化各自市场内部审计监管架构和两地区际会计档案传输及交流机制,提升跨境审计监管合作效率与空间。
有学者就监管问询对审计的有效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交易所监管问询增加审计师发表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审计师变更行为发生的概率增大,并且监管问询促使被问询公司的审计师从大事务所变更为小事务所,审计师——客户关系重构由审计师辞聘行为主导,加大了上市公司受到的外部压力,促使公司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说明证券交易所监管问询机制通过审计师渠道发挥积极作用。收到问询函次数越多的公司,其审计师决策行为受到监管问询的影响越大;监管问询促使审计师增加审计投入,同一家事务所审计的被问询公司与未被问询公司之间存在溢出效应,进一步验证了审计是监管问询发挥积极效应的重要途径。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外部审计师与证监部门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证监部门设置高额罚金可以促使上市公司真实披露会计信息并降低审计师参与合谋舞弊的概率;审计师选用复杂审计程序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违规披露会计信息的概率,但需要承担额外的审计成本;证监部门增加抽查监督的样本量能够削减上市公司违规披露的动机并节约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资源;只有当证监部门设立的罚金数额既大于上市公司违规披露会计信息获取的收益,又超过审计师参与合谋舞弊带来的收益时,才能提升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有学者就关键审计事项的结论性评价与投资者的投资判断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有针对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价的情况下,投资者判断的投资吸引力更高;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结论性评价表述为“合理的”,投资者判断的投资吸引力要高于表述为“可以接受的”和“没有发现存在重大问题”两种情况,且在后两者之间投资者判断的投资吸引力没有差异。
有学者就高铁开通降低审计延迟的效果及机制进行研究发现:高铁通车后审计延迟显著降低,并且这种效果在事务所与被审单位之间高铁运行时长小于6小时、两地空间距离小于1500km以及被审单位信息透明度较低的情况下更为明显。
有学者就审计师处罚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过去三年有审计师被证监会处罚的行业其未被处罚的审计师审计质量更高。此外,审计处罚强度越大,其对同行业审计师的影响越大;审计处罚对同行业审计师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非国企客户以及董事会规模较小的客户。这表明,证监会的审计处罚在行业层面存在溢出效应。
有学者就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盈余价值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比未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公司,A+H股公司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之后,盈余价值相关性显著下降,说明关键审计事项提供的增量风险信息吸引了投资者关注,增强了投资者感知的盈余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了投资者决策中对盈余的依赖程度。
有学者就革命根据地审计监督制度的特点、历史作用及启示进行研究。革命根据地审计监督制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事业的重要历史源泉,其建设亦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根据地经济、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1940—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不懈努力下,晋绥革命根据地已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审计机构和审计监督制度,并厉行依法审计。根据地审计监督制度具有广泛性、独立性和权威性等特点。不可否认,根据地审计监督制度存在历史局限性。但总体来看,审计监督制度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监督了中国共产党财政与财务制度,揭露了浪费与贪污腐败等行为,抑制了金融波动,提高了中国共产党政府信用,锻炼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丰富了新民主主义审计监督事业。深入研究革命根据地审计监督制度,对于探索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审计监督历史,传播中国审计文化,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奠定历史基础,做好新时代审计监督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有学者就中国审计团队进行研究。由多名审计师构成的相互合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审计团队可能是一个研究审计行为的更合适的切入点。该学者通过四个审计师与客户变动的案例,从客户获取、失去、变动、保持的角度检验了团队的存在性,并给出了大样本的现状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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