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0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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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
有学者就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研发投入虽然能够提高企业绩效,但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主要体现在研发投入1期才开始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能够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投入当期以及投入1期中分别起到了“雪中送炭”以及“锦上添花”的作用,即内控有效性削弱了对研发投入当期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强化了对研发投入1期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是否能提升企业多元化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多元化价值越大,证实了内部控制对多元化战略选择和执行的优化作用;内部控制对多元化价值的提升效应集中体现在内部环境、控制活动和信息与沟通这三大要素中;内部控制对国有企业的多元化价值不存在显著影响。
有学者就公司战略变革、内部控制质量与管理层业绩预告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战略变革越大,管理层业绩预告误差越大,管理层越倾向于发布业绩预告坏消息;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公司战略变革对管理层业绩预告误差的正向影响越弱,而对管理层业绩预告消息类型的负向影响越强。
有学者基于语义分析方法对高校内部控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校内部控制管...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
有学者就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研发投入虽然能够提高企业绩效,但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主要体现在研发投入1期才开始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能够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投入当期以及投入1期中分别起到了“雪中送炭”以及“锦上添花”的作用,即内控有效性削弱了对研发投入当期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强化了对研发投入1期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是否能提升企业多元化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多元化价值越大,证实了内部控制对多元化战略选择和执行的优化作用;内部控制对多元化价值的提升效应集中体现在内部环境、控制活动和信息与沟通这三大要素中;内部控制对国有企业的多元化价值不存在显著影响。
有学者就公司战略变革、内部控制质量与管理层业绩预告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战略变革越大,管理层业绩预告误差越大,管理层越倾向于发布业绩预告坏消息;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公司战略变革对管理层业绩预告误差的正向影响越弱,而对管理层业绩预告消息类型的负向影响越强。
有学者基于语义分析方法对高校内部控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校内部控制管理水平与高校预算收入及预算支出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这种影响具有长期性,这意味着健全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提升高校的收支预算水平。内部控制水平对预算收支的影响在不同高校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质量、股权激励与审计收费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整体上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收费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审计收费越低。
有学者就客户集中程度是否会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客户集中程度提高可能会使企业内部控制作用弱化,进而导致内部控制质量下降,出现内部控制重大或重要缺陷的概率增加。客户集中程度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受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宏观经济景气程度高时,客户集中程度对内部控制质量的负向作用增加,因为企业发展和扩张的机会较多,企业容易忽略内部控制建设。
有学者就管理层自利与企业内部控制缺陷模仿披露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在内部控制披露合法性压力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管理层基于自利偏好于模仿披露内部控制缺陷;资本市场和监管机构能够识别存在缺陷却不披露的行为,但对于模仿披露行为并不能够准确识别,揭示了面对合法性压力和不确定性,管理层基于自利而模仿披露内部控制缺陷是一种不规范披露行为。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超额薪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高管超额薪酬水平越低;相较于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中内部控制质量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更大,但未有证据表明在中央企业中也存在上述关系;产品市场竞争正向促进内部控制质量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有助于约束管理层权力和打破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从而降低高管超额薪酬。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质量与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时,上市公司存在对外担保行为。并且,
在存在对外担保的上市公司中,较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进一步降低了其对外担保规模和高风险对外担保规模。
有学者就企业环境责任承担是否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环境责任承担有利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这种正向影响主
要体现在代理成本高和信息透明度低的企业以及重污染企业和国有企业。
有学者就员工股权激励与内部控制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员工股权激励与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正相关;整体来看,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有助于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员工股权激励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同时体现在对内部控制要素和内部控制目标的影响上。具体而言,一方面员工股权激励能够促进控制环境、控制活动以及信息与沟通要素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员工股权激励还有助于促进内部控制战略目标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员工股权激励对内部控制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水平更低、行业竞争程度更高的公司中更加显著。这说明,当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条件不利于企业实现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业绩目标时,激励对象会致力于改善公司的内部环境,通过促进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来为业绩目标的实现提供内部环境保障和内源动力。
有学者就管理层认知偏差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选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过度自信程度越高,公司越可能降低对缺陷严重程度的认定,从而导致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中的行为选择问题;管理层短视程度越高,公司越可能隐瞒所识别的重大缺陷,从而导致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中的行为选择问题。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选择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即从隐瞒重大缺陷逐渐转变为降低重大缺陷的严重程度进行披露。在该情形下,管理层过度自信和短视等认知偏差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选择的影响仍然显著。该研究结论对于有效治理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选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抑制还是促进企业创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与创新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总体上支持“内部控制促进企业创新”假说;内部控制通过抑制由代理冲突、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创新投入不足及降低创新投入活动实施风险机制从而影响企业创新;内部控制对地处市场化水平低、法治环境差的地区的企业创新正向影响作用更强,内部控制对制度环境产生了替代效应,加强内部控制可以弥补制度环境不完善对企业创新产生的不利影响。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质量的股利代理理论门槛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内部控制的影响下,现金股利与代理成本存在门槛效应:当内部控制质量高于门槛值时,现金股利可以有效降低代理成本;当内部控制质量低于门槛值时,现金股利则难以降低代理成本。这说明,良好的内部控制是现金股利发挥治理功能的前提与基础。高于内部控制质量门槛值的公司数量更多、股利支付公司占比更高。表明股利代理理论在我国是有效的,且正是由于该门槛效应的存在,使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现金股利。因此,不赞同以往内部控制与现金股利之间的“结果”或“替代”假说。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与纳税诚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纳税诚信的概率越高;税收征管力度越强,内部控制和纳税诚信的正相关关系越强;相反,市场化程度降低了两者的关系。
有学者就环境不确定性、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内部控制能够增强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环境不确定性的两个维度,即可预测变动和公司经营风险,均与企业创新显著负相关,但内部控制仅能增强可预测变动与企业创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有学者就三方利益相关者博弈下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进行研究。理清公司、审计师和员工三方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探究影响信息披露、审计质量以及吹哨积极性的原因是提高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有效途径。构建三方利益相关者演化博弈模型,通过模型求解和数值仿真发现:完善公司信用体系建设、降低审计成本、建立吹哨者保护制度可以提高公司内部控制质量。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分析师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水平的提升对于分析师行为具有积极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内部控制通过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使上市公司吸引了更多分析师跟踪,并有效提升了分析师预测准确度、降低了分析师预测分歧度。这表明,会计信息可靠性并非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唯一解释路径,至少在分析师行为层面,会计信息可比性也提供了重要的解释力。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能否扎紧董监高的机会主义减持藩篱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质量内部控制显著降低了董监高减持的择机性,表明内部控制对董监高的机会主义减持行为具有治理效应;这一治理效应在法制环境较好地区更为显著,而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均较为显著,无显著差异。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董监高减持的信息优势,部分说明了内部控制发挥治理效应的机理。
有学者就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的逻辑、构建与验证进行研究。基于“是什么——如何衡量——衡量得如何”的总体逻辑,构建并验证了一套理念清晰、指标全面、应用广泛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首先,在解析内部控制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两种可供选择的指数构建理念——“过程观”与“目标观”,继而论证了以“过程观”为指数构建理念的合理性;然后,详细介绍该指数的指标体系与计算过程,并从现实和实证两个角度进行了验证;最后,对与指数相关的常见疑问进行回应,并指明利用该指数未来可开展实证研究的机会与方向。
有学者就IT控制缺陷、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及非标审计意见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存在IT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越高,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也越高;当IT控制缺陷发生在高IT应用行业的公司时,其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比低IT应用行业高,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要高于低IT应用行业。存在IT控制一般缺陷的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更高;内控缺陷越严重,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也越高。
有学者就战略定位差异、业绩期望差距与企业违约风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战略定位偏离行业常规模式的程度越大,企业违约风险越大;业绩期望差距对战略定位差异与企业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调节效应,其中,业绩期望落差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增强作用,而业绩期望顺差会抑制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战略定位差异通过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两条路径对企业违约风险产生影响。该研究丰富了企业违约风险影响因素及战略定位经济后果方面的成果,不仅有利于上市公司构建科学的风险管理体系,而且能够为相关部门制定合
理的监管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有学者就产业政策能否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与未受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中的企业相比,受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中的企业风险承担相对较高,产业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政府补贴和贷款支持两种机制发挥作用;产业政策支持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在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在市场配置资源程度较低地区更强。
有学者就商誉与企业风险承担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商誉已成为企业承担较高水平风险的重要信号,公司拥有的商誉资产越多,其承担的风险水平相应越高。伴随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和企业成长性的提升,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显著增强。
有学者就卖空交易、市场行情与股价崩盘风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虽然融资交易的杠杆效应会增大股价崩盘风险,但是卖空交易显著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市场行情对卖空交易和融资交易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暴涨暴跌”市场行情加大了融资交易的杠杆效应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增大程度,却显著提升了卖空交易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作用。
有学者就管理层业绩目标松弛、高管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收入目标松弛能够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驱使管理层基于股东利益行事,说明了业绩目标契约能够起到治理作用,这种关系在民企表现更为明显;高管货币薪酬激励和在职消费激励均弱化了收入目标松弛的企业风险承担效应,而货币薪酬激励的抑制作用在民企表现得更明显,在职消费的负向调节作用在国企表现更为明显。该研究为企业如何处理目标设置过程中的松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有学者就公司债券违约的信用风险传染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发债前,行业内若出现债券违约事件,则发债定价水平会显著提高。这表明,违约引发的信用风险经行业传染后在一级市场具有定价效应。而且,当违约事件特征表现为次数多、距离发债时间近或更多地由外部经济环境恶化所导致时,公司发债定价水平也会更高;此外,违约公司中非国有控股公司占比以及与发债公司同省份的公司占比均与债券发行定价正相关。相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债券违约风险传染效应更强烈;同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传染效应也比非产能过剩行业更为突出。
有学者就我国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与股价崩盘风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可以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支持了金融资产配置的“价值假说”。金融资产配置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只存在于经营业绩好和盈余波动性弱的公司中。该研究不仅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动因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理论界和实务界更加全面认识金融资产配置的经济后果,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一定政策启示。
有学者就弹性风险管理进行研究。已有风险管理理论方法在新的形势下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侧重于损失控制,未能将风险管理与组织战略和价值创造有效融合。二是现有风险评估方法无法准确评估大量未知的不确定性。基于系统科学和组织弹性的相关研究成果,从能力视角建构了弹性风险管理的理论框架体系,在风险管理中引入弹性与阈值概念,重新阐释了风险、风险管理的内涵,提出两维度的“守住底线”和“拓展空间”风险应对方法,建立了弹性风险管理的“哑铃模型”;通过专家分析、方便样本前期测试、小样本中期测试、大样本测试4个步骤对构建的应对风险的概念模型进行验证。该研究拓展了风险管理的理论边界和内涵,构建了不同以往的风险管理框架体系,是对风险管理理论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有学者就高管股权激励影响公司风险承担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管的股权激励对管理层的总风险承担行为、非系统风险承担行为正相关,与系统风险相关的风险承担行为无关。相对于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更的公司,受到外生冲击的公司高管的股权激励对风险承担行为的积极影响弱化,这种弱化现象只表现在管理层的总风险承担和非系统风险承担上,也就是说,高管的股权激励无论是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司还是未发生变更的公司都与管理层的系统风险无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比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股权激励对管理层风险承担的影响更强,其中高管股权激励仍然与系统风险承担无关。高管的股权激励对总风险承担行为和非系统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具有稳定且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效应远远大于未考虑内生性时候,且高管的股权激励薪酬仍然与系统风险承担行为无关。
有学者就管理者从军经历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从军经历使得管理者更为保守而非更为激进,表现为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显著下降,对于民营企业尤其如此;政府干预越严重的地区,管理者从军经历对于弱化公司风险承担的作用越显著。管理者的MBA教育经历与从军经历在影响公司风险承担方面存在替代效应,不具有MBA教育经历的情况下,管理者从军经历对于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对于处于非管制行业的企业而言,管理者从军经历对于弱化公司风险承担的作用更为显著。
有学者对成长风险下企业股权融资中委托代理问题的进行鲁棒分析。研究发现:委托代理问题抑制了企业的股权融资和快速发展,企业体现出更为保守的特征;提高成长性均值、降低批发价格或提高委托代理下的企业估值均可提高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同时,在投资低估值、高成长性均值或低成长风险的企业时,投资者让渡经营权会导致其利益受到双重损害。
有学者就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对物流企业成本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驱动物流企业降低成本,并且两种风险具有交互作用。相对于非国有物流企业,国有物流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对降低成本驱动效应更显著;股权制衡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仅对财务风险驱动物流企业降低成本具有调节效应,即股权制衡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财务风险对物流企业降低成本越显著,但对经营风险驱动物流企业降低成本无调节作用。
有学者就风险承担、信息不透明与股价同步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受噪音驱动较明显的中国资本市场中,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股价同步性呈负相关关系。管理层为缓解风险承担带来的财务困境和代理冲突,采取盈余管理等手段隐藏公司信息是这种关系的内在机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加剧风险承担与股价同步性之间的负向关系。该研究结论首次为风险承担与股价同步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其重要启示是:虽然风险承担降低了股价同步性,但其看似利好的背后并非更多的特质信息披露,也并非更高的市场定价效率,而是更低的公司透明度和更多的机会主义行为。
有学者就经营业务竞争与股票收益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经营业务竞争越激烈的公司,由于具有更高的系统性风险,包括创新风险和破产风险,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因而具有更高的股票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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