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8-14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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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汤谷良,现任北京工商大学会计学院院长、博士,兼任中国会计学会副秘书长、北京会计学会常务理事,是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成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考试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一直从事企业财务的研究,在集团公司财务、资本结构、财务政策、全面预算管理、财务体制等方面有所创建。是公司“经营者财务”学说的倡导者。
一、萨巴尼—奥克斯勒法案:后安然时代的标志
自从2001年底安然事件开始,华尔街的会计丑闻就一直没有停息过。一批世界级公司如朗讯公司、NetworkAsso-ciates公司,Quest公司、世通公司、施乐公司、默克、南方保健等纷纷卷入假账风波。审计业界的“百年老店”安达信也从此退出注册会计师行业。由此我们不得不感慨: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如此之多的假账,假账的数额之大也没有这样令人震惊。对此我们不能仅仅是哗然、震惊。这一系列的欺诈事件的成因与美国政府采取的对策是我们难得的案例。
美国总统布什在2002年7月签署了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的萨巴尼—奥克斯勒法案(Sarbanes-Oxley Act,以下简称公司改革法案),该公司改革法案共分11章80条,这11章涉及的内容是关于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审计独立性、公司责任、促进财...
汤谷良,现任北京工商大学会计学院院长、博士,兼任中国会计学会副秘书长、北京会计学会常务理事,是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成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考试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一直从事企业财务的研究,在集团公司财务、资本结构、财务政策、全面预算管理、财务体制等方面有所创建。是公司“经营者财务”学说的倡导者。
一、萨巴尼—奥克斯勒法案:后安然时代的标志
自从2001年底安然事件开始,华尔街的会计丑闻就一直没有停息过。一批世界级公司如朗讯公司、NetworkAsso-ciates公司,Quest公司、世通公司、施乐公司、默克、南方保健等纷纷卷入假账风波。审计业界的“百年老店”安达信也从此退出注册会计师行业。由此我们不得不感慨: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如此之多的假账,假账的数额之大也没有这样令人震惊。对此我们不能仅仅是哗然、震惊。这一系列的欺诈事件的成因与美国政府采取的对策是我们难得的案例。
美国总统布什在2002年7月签署了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的萨巴尼—奥克斯勒法案(Sarbanes-Oxley Act,以下简称公司改革法案),该公司改革法案共分11章80条,这11章涉及的内容是关于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审计独立性、公司责任、促进财务披露、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证券交易委员会资源和权力、研究与报告、公司和刑事欺诈责任、强化高管刑事责任、公司退税、公司欺诈与责任。应该说,该法案启动了新的对付会计欺诈的种种举措:
一是授权设立公众公司财会监管委员会(PCAOB)强化外部审计的行业监督,PCAOB独立于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名义上是自律组织,实际上是SEC控制的、负责监督审计行业的准官方机构。PCAOB的权限包括:①审计注册。任何会计师事务所只有在PCAOB注册才能向公众公司提供审计业务。②自律规范。PCAOB在理论上可以制定会计准则之外各项与监管有关的行业规范,包括行业标准和行业纪律。③年检。PCAOB负责对会计师事务所实行年检。
二是在公众公司设立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独立”的含义是除了董事津贴、审计委员会津贴外,不得从公司领取其他报酬;不受控股股东或管理层影响的“非关联人士”(unaffiliated);审计委员会至少有一名财务专家。该委员会的职能是:从管理层之外的来源获得信息。公司内部审计直接向审计委员会报告工作,委员会负责处理内部审计和管理层之间的分歧、接受和处理对公司财务的投诉;内部审计是外部审计和管理层之间的隔离带。审计委员会全权负责外部审计的聘用、解聘、监管和报酬事项。审计委员会有权聘用独立财务顾问,从外部获得财务咨询。
三是公司定期报告须有CEO和CFO认证。被认证后仍查出来问题,CEO与CFO将可能被处20年、25年监禁以及500万美元的罚款。因欺诈、市场操作等违反证券法行为所生债务属于不可解脱债务,该项债务负担并不因债务人破产而消失。
四是鼓励知情人员进行举报,保护举报人员的合法权益,抑制打击报复行为,对打击报复举报者的行为予以严惩,最高可处10年监禁。
五是如果SEC认为上市公司董事和管理者存在欺诈或不称职,可以有条件或无条件禁止此人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和其他管理职务。
六是禁止公司向CEO和CFO提供贷款。
七是公司财务报告重大违规,管理者丧失或返还业绩报酬。同时公司改革法案缩短了公司内部人士买卖股票的申报时间。
八是禁止外部审计同时提供与审计无关的服务,强化审计的独立性,限制其非审计服务业务。
该法案意味着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形成的公司治理准则正在发生根本变革,由管理层主导的公司治理结构将被监管主导的公司治理结构所取代,公司治理、资本市场和会计制度必将在欺诈与反欺诈的较量中成长成熟。从中可以感受到美国社会的“超强纠错”功能。
二、后安然时代的财务管理:在丑闻中反思,在改革中完善
美国公司一系列会计欺诈的事件决不仅仅属于会计专业问题,公司治理与经营模式的缺陷是美国公司会计欺诈的最主要根源。这些事件是我们理性分析美国公司制度建设、经营模式、财务运作、激励制度、会计模式的难得案例,对于我们致力于完善市场监管、公司治理、财务管理、会计制度诸多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治理结构:董事会控制还是控制董事会?
美国公司秉持的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这一基本模式。董事会是监督公司经理及财务报告过程的主体,集最高决策机构与监督机构于一身。而且这一结构中,CEO(首席执行官)个人处于一种对公司的支配地位。90年代以来美国商界形成的一种文化氛围认为,CEO是企业精英中的精英,是他们发动并主导了企业创新浪潮,企业事务的所有决定权都应交给CEO们。90年代也是CEO制度的巅峰时期。名义上,CEO由董事会任命。但事实上,由于股权过于分散,CEO对董事会主席的任命有着很大影响。董事会的选举受CEO介绍情况的影响,并且很多情况下董事会主席由CEO兼任。CEO所处的位置举足轻重,在提高了公司决策效率的同时,也使CEO们权力日益膨胀。因而弱化企业内部的权力制约和平衡,这就势必增大企业长远利益受到损害的可能性。具体地说,如果CEO不仅负责企业经营决策,而且也绝对地控制着企业信息披露。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出于为自己特殊利益的考虑也可以做出财务信息披露方面不恰当的决定,使财务数据披露为己服务。例如,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在对世界电信公司隐瞒38亿费用案指控中,认为该公司在财务账目做手脚“得到了管理层的指导和认可”。
坦率地说,美国的资本市场是最为成熟的市场,安然等暴露的问题是首先美国公司治理赖以存在的假设前提遭到破坏:①美国公司对董事的勤勉、诚信等道德约束受到极大挑战,将“谨慎”、“诚信”作为公司经营的惟一原则是不可取的。惟有健全的制度才能消除“道德约束”的不足,有效消除“信任”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②信息不对称仍然是美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的顽症;③美国公司治理模式存在缺陷:治理结构中股东监督苍白、外部市场体系对董事的监管脆弱与滞后。试图在公司内部寻求制衡各相关利益主体权责利机制,并强化对董事会的监控成为美国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的焦点。所以公司治理必须治理CEO,CEO的角色不应当是一位船长,不能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应当是一个舵手,在企业前进的路途中把握航向和速度。
(二)公司财务的首要功能:是确保稳健经营还是大胆财务创新?
包括安然在内很多著名的大公司都通过SPE(特殊目的主体)来进行融资。通常SPE是为了相对单一的目的而建立(例如进行租赁、从事研究和开发活动,或者实现金融资产证券化),一般没有全职的雇员或独立的管理层,通常由某一受托方(trustee)对SPE实施监督,并且根据一系列SPE和其他各方之间的合同来取得和分配收益。无论SPE的法律形式如何,构成SPE的主要资产来自于负债。其主要的活动通常被限制在其信托协议、章程等说明的范围内,一般不应由除创立者或发起人以外的其他第三者加以限制或控制实施。
SPE常被用做一种融资工具,已成为现代公司理财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现代金融市场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常是公司将存量资产卖给SPE,然后SPE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ssets Backed Securities,ABS)以获取现金,来支持其支付给公司的现金。这一过程叫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只是SPE多种业务中的一种。SPE由于其独特的作用备受公司青睐,在租赁经营以及后来的资产证券化、衍生金融交易及新项目开发等业务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SPE是一种新兴的金融工具,它之所以能够在纷繁复杂的金融市场中出现,受到企业的青睐并得到广泛运用,惟一原因就是SPE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合理的使用SPE能够有效的配置资源、优化资产结构、提高市场的效率、降低资本成本和公司风险等。但是,对大多数的公司来说,SPE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以致说是一个迷宫。它在给企业带来好处的同时又可能会使企业陷入难逃的财务困境:①在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同时,可能背后实际上已承担了巨额的债务负担;②在因SPE表外运作,提高企业账面借款能力,增加企业信用评级的同时,有可能会导致企业现金比率的不足、偿债能力的下降;③在为管理当局分散风险、规避风险的同时,有可能使企业承担更多的风险,甚至是破产风险;④通过某种信托基金将一系列不动产打包抵押对外发行流通性证券或债券,使不动产“流动”和促进资产之间“优胜劣汰”的同时有可能使资金流向了“死角”;⑤可以对很多的业务不纳入企业的报表,但对本应纳入合并范围的SPE,企业(发起人)却常常钻法律的空子,改变在SPE中权益资本的数量或实质的控制权及风险,使许多业务(与负债有关的)在表外处理,而一些收入却归入自己的经营当中。
据美国《华尔街》杂志报道,安然大约有3500多个子公司和关联企业,其中至少数百个是设立在免税天堂的SPE上。通过这些SPE,安然可以把资产高价转移给SPE,虚增公司利润。同时,利用SPE,安然可以从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以及大众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而且由于SPE的债务未合并计入安然的资产负债表,因而也掩盖了安然的信用评级。为了能使独立的第三方投资者在法律形式上符合3%的权益投资门槛,安然私下与某些SPE的第三方投资者签订了未公开的补偿合同,提供部分或全部现金或其他担保。此外,安然也对某些SPE的银行贷款提供现金、安然公司股票或其他形式的担保。在某些情况下,安然还利用SPE出售一些不良资产,比如一些海外能源设施和安然公司分割上市的股票等。根据现行规则,提供融资的公司可以保持这些SPE的资产和负债不进入公司财务报表,尽管这些资产和负债包含了大部分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安然是能源交易这项新的金融业务的创造者和最大使用者,该种生意是建构在信用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能源供应者及消费者以安然为媒介达成合约,承诺在几个月或几年之后履行合约义务。安然利用这种“中间人”的身份,经营业绩迅速上升。从理论上分析,衍生金融工具的产生源于规避风险,事实上它们经常是制造风险的“罪魁祸首”。看来即是在美国,驾驭衍生金融工具的能力还是有限的,这种工具“不好玩”。
安然的财务不仅是不断“创新”的,也是特别激进的。公司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大借债。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安然的债务额与日俱增。正如《财富》杂志指出,如果投资者不能从安然破产案的一团乱麻中汲取其他教训,其中一条必须谨记在心:不管华尔街多么宠爱某家公司,如果这家公司不能正确的处理自己的债务问题,那必然走向失败。
所以稳健经营是公司经营永恒不变的法则,财务创新和高风险金融工具的运用必须以一定的现金能力作后盾,并牢记“有理、有利、有节”。公司的负债规模一定是由其自有资本、还款可能性和提供的担保决定。恰当的决择、处理债务问题是公司财务的首要责任。
(三)企业的超常发展:是增长还是毁灭?
这些会计欺诈公司的经营与扩张的速度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具体体现在这些年来公司的业务发展速度不是以“百分数”增长的,而是以“倍数”高速增进,发展速度是超常的。安然在成立时只是一家天然气分销商,仅用了15年,就成为雄踞世界第一的能源交易商。世通公司最早是由两家很不起眼的通信公司合并组建,经过一连串大胆而成功的并购,到1995年,世界通信已成为美国第四大长途电话公司。在短短5年时间里,世通公司先后并购了70多家中小型通信公司,1998年更是兼并了美国第二大电话公司——微波通信公司(MCI),成为仅次于美国AT&T的通讯业巨无霸。一些公司都是在IT或电信泡沫的高潮时期,利用股票交换方式,不断进行以小吃大、以无博有的收购交易快速扩张。有人说,美国公司快速扩张中过度的乐观主义和冒险精神造就了今天的“会计欺诈”。其结果印证了惠普创始人之一Dave Packard的一句话“大多数企业是撑死的而不是饿死的。”关于企业快速增长的财务管理,在理论上是比较成熟的说法:“对于快速扩张的企业来说,增长过快是可持续增长中的关键问题:因为提高经营效率并非总是可行的,而只改变财务政策也不总是明智的。……这些公司把销售增长看作是必需予以最大化的事情,而太少考虑财务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增长使他们骑虎难下。”参见(罗伯特·希金斯著,沈艺锋译《财务管理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第79页),应该说企业超常增长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是其后果也是决不能忽视的,诸如资金供应与结构不协调、组织结构迅速膨胀、员工队伍极力扩充、管理与技能短缺和流程与制度不配套。
由此我们认为企业增长和有现金支撑的利润最大化经常是矛盾的统一体,现金性利润是企业增长的手段,也是增长的结果。“是盈利支持了增长,而不是增长支持了盈利。”(沃尔马创始人萨姆·沃尔顿语)。没有利润就谈不上增长,尤其是持续增长。高速成长的公司首先应该懂得规避成长风险。所以财务理论特别强调企业“可持续增长”,财务管理的任务之一是“管理增长”。
(四)企业的生存理念:企业为盈利而生还是为股市而生?财务逻辑与产业逻辑能否分道扬镳?
现代公众公司的主要业务舞台应该是在商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盈利的源泉主要在商品经营还是在并购性质的资本经营?在现代资本市场领域,应该是价格决定价值,还是价值决定价格?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这些年的操作上经常出现偏差。比如我们十分推崇的“市盈率”反映股票资产的盈利能力:股价=市盈率×每股收益。由于市盈率的放大效用,即每股收益的弱微增长,市盈率就会以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来提升股价,似乎公司价值就提高多少倍(因为似乎公司股价就是公司价值)。特别在股票市场还存在利润控制、还存在价格操纵,还存在信息欺诈,即非有效性市场的条件下,市盈率的“泡沫”功能和给投资者带来的困惑决不能低估。
并购一直是主宰美国公司发展,尤其是自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并购时代更将这种特点推向了极致。这一时期的并购方式更多采用“换股并购”的方式。由于换股并购很少依赖于现金,而更多依赖于兼并方市场价值的特点,这种并购方式就为并购管理层利用各种技巧(这显然也包括会计造假)推动股票价格上涨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只要有较高的市场价值(哪怕是泡沫性的),兼并发起方就具备了成功最为重要甚至是惟一的条件。在世通收购MIC的案例中,他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自己远远高估的市值。世界通讯当时的市盈率达到90倍,在兼并了市盈率远远低于自己的MCI后,世界通讯的每股收益将立即上涨20%。现在看来“市场终归是有效的”,一切扩张如果不是基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不基于并购是商品经营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谋求财务并购与商品经营的相得益彰是极其危险的。只关注资本市场和并购扩张,而忽视商品市场和商业盈利只可能使企业昙花一现。
(五)现行财务会计报告模式:显现还是扭曲公司价值?
针对安然公司、世通公司一桩桩会计丑闻,我们除了要剖析这些“巨人公司”坠落自身原因外,还要反思整个财务会计模式的偏差,以历史信息、单一每股盈余、当期盈利为重心的财务报告模式已经过时。①这些公司的坠落都是从“巨额收入、利润”开始的。这就让我们必须思考相关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价值导向、经营标杆是否过分依赖账面收入与利润指标了。我们不能怀疑虚假收入、虚假利润的频繁出现与收入、利润导向的相关性。为此应该淡化利润性指标对公司价值判断的影响,大力提倡“经营性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指标。这一点在财务理念上是明确的:投资者投资的是一个公司的未来,而不是现在,更不是过去;公司内含价值的基本决策变量决不是账面盈余,而是公司未来获取自由现金流量的规模和速度。看来财务理念在价值导向、信息披露上运用的迟缓是一种客观事实。价值导向的失误或偏差必然出现无效运用资源以及各种寻租行为。公司实实在在的获取现金能力是公司财富的保障和价值评价的基础,也是资本风险回报的前提。②会计利润的短期化日益激烈。我们暂时无法弄清季度报告制度与投资者越来越看长不看短的要求,谁是因,谁是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日益要求实现短期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短期利润”导向在股市上的反映就是当期收入和利润的稳定增长的公司更易受到华尔街的偏爱,股价才能不断的攀升。在这样的报告制度下企业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是要拿出使投资者满意的财务报告;二是要保证企业正常的发展。很多时候是鱼和熊掌难以兼得,所以舍鱼而取熊掌。持有公司大量股票或者股票期权的高层在推动股价上扬的动力下,当然会顺应时事,努力使公司每期的利润看上去很美,这里一方面可能要用到一些非法手段,如伪造报表;另一方面企业的长期产业计划与短期盈利之间的权衡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对于那些投资回收期较长,从长期来说会给公司带来大量的回报,但短期内难以见到明显的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但是出于股价的考虑,还是要壮士断腕,尽管很痛,还是非断不可。在这种“短期利润”导向下,企业经营和决策难以体现“持续经营”。对整个社会来说更是如此,正如法国社会学家阿尔贝尔所言:“资本主义越是成为短期财富的创造者,就越会成为长期社会价值的破坏者”。
在公司管理以价值为目标的今天,也必须加快价值型会计模式的建立步伐。所谓公司价值就是公司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值及其市场反应,这也就决定了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资产负债主要计量属性会计模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价值管理是以未来现金流量管理为中心,在价值管理的理念下,惟有现金支撑的盈利才能带来价值增加。而且,从持续经营的角度看,企业经营既要谋求目前的“一鸟在手”,更要规划未来的“两鸟在林”,而且将管理决策集中在价值驱动因素方面,而不是片面追求短期的营业规模和会计利润。公司今天挣多少钱意义并不特别大,公司获得的盈利利润只有在未来的目标背景下才有意义。
(六)股票期权:经理人的“金手铐”还是他们暴富的“金钥匙”?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的企业开始热衷于将股票期权作为奖励赠给企业的CEO们,这不仅因为股票期权能有效地将CEO的长期利益与企业的长期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且因为股票期权的赠予成本较低,企业有可能赠给经理较大数量的股票期权,这使得股票期权可以对经理起到巨大的激励作用,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有效地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实际上,股票期权也确实有效地激励了企业的CEO主动承担风险,尽量规避损失促进股票上涨,从而有利于广大股东的利益。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股票市场以效率和诚信取信于股东为主要特征,股票期权制度也符合这种精神。到2001年底的时候,90%的美国大企业发送股票期权,1000多万的企业员工薪酬的一部分是股票期权,股票期权占CEO收入的60%。据统计,CEO手中所控制的股票期权占已发行股份的15%,可见这一特权的使用已达到泛滥的程度。
随着美国股票市场的狂跌和一系列巨星公司的轰然倒塌,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质疑股票期权的做法。著名的价值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指出:“股票期权的滥用问题非常严重,在我看来,把管理层利益和股东的利益挂钩形成的机制,经常演变成把股东利益拴在管理层利益的下面。”此话可谓发人深省。①股票期权肥了CEO,瘦了股东。现在许多人认为股票期权正在变为CEO滥用权力和侵蚀公司财富的象征,因为这种制度安排预示着CEO可能在短短数年时间内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而CEO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就是不择手段地抬高股价,甚至以非法手段如造假账来操纵公司股价。尽管从表面上看,公司的股价短期内可以迅速攀升,但CEO也可以利用这种制度使公司或外部投资者的真金白银落入自己腰包。但问题最终会暴露出来,而到这个时候,受害的只是外部投资者及公司下层员工,那些内部的高层管理者则早已行使了股票期权,大捞特捞了一把,甚至已经逃之夭夭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会计欺诈案的发生都是股票期权的滥用惹的祸,这种激励效应实际上是失效的,激励机制也只不过是被架空的外壳。②把公司高层经理期权扩大到普通员工,加大了公司成本,也加大了员工的风险。这与美国税法中对于股票期权的规定不无关系。税法规定对“激励性股票期权”给予税收优惠,期权接受人的期权收益(行权价和出售价的差额)可以一并作为长期资本增值收益纳税,并且延迟到出售期权股票时纳税。不符合该款规定的股票期权,不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股票期权。这种税收优惠对于公司高管人员来说,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税收优惠待遇。因为其处于较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档次,激励性股票期权将其行权收益和行权后的资本增值收益一并作为长期资本增值收益纳税。而对于身处较低的个人所得税率档次的中低层员工,这一税收优惠待遇的作用不大。③当公司的股票下跌低于期权的行权价时,一些美国公司重新给经理定较低的行权价,这样既保护了无能的经理,也违背了期权机制的初衷。由此,我们看到在重视股票期权的激励作用的同时,必须划清经理人的激励和对股票期权的过渡依赖之间的界限,做到有度、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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