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8-14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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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一)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有学者指出,会计的价值取向是在宏观和微观之间的不断博弈中倾向微观利益;在会计主体和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均衡中更加注重主体利益;在政策的客观标准与政策的主观运用之间左右摇摆;在核算与监督的自身价值实现中更忠实于核算职能的发挥。
有学者提出伦理导向会计这一概念,旨在实现伦理秩序与现实制度安排和技术规则的融合。针对会计的伦理属性展开深入思考,并提出“伦理单元”的假设。根据伦理哲学的中心问题“休谟难题”的答案——道德价值推导公式,类推出会计价值判断公式,总结为:会计的反映与处理过程,是在清楚地认识经济活动的行为事实规律和实质的基础上,基于主体道德目的的价值判断,其实质是一种治理机制。“伦理单元”假设与“经济人”相对,是指由人组成的经济组织单元在符合道德的前提下,追求单元整体善的最大化和单元周围相关各主体的恶小于等于零。这就提供了一种集体视角下追求自身效率和福利的个人的行为准则,而非“经济人”假设下从个人的视角去研究集体。将伦理学与会计特性相结合,以伦理为单一导向构建符合利益相关者(道德共同体)“公约数”的通用会计,从而...
一、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一)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有学者指出,会计的价值取向是在宏观和微观之间的不断博弈中倾向微观利益;在会计主体和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均衡中更加注重主体利益;在政策的客观标准与政策的主观运用之间左右摇摆;在核算与监督的自身价值实现中更忠实于核算职能的发挥。
有学者提出伦理导向会计这一概念,旨在实现伦理秩序与现实制度安排和技术规则的融合。针对会计的伦理属性展开深入思考,并提出“伦理单元”的假设。根据伦理哲学的中心问题“休谟难题”的答案——道德价值推导公式,类推出会计价值判断公式,总结为:会计的反映与处理过程,是在清楚地认识经济活动的行为事实规律和实质的基础上,基于主体道德目的的价值判断,其实质是一种治理机制。“伦理单元”假设与“经济人”相对,是指由人组成的经济组织单元在符合道德的前提下,追求单元整体善的最大化和单元周围相关各主体的恶小于等于零。这就提供了一种集体视角下追求自身效率和福利的个人的行为准则,而非“经济人”假设下从个人的视角去研究集体。将伦理学与会计特性相结合,以伦理为单一导向构建符合利益相关者(道德共同体)“公约数”的通用会计,从而解决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而形成科学的人文道德秩序。
有学者对会计这一学科是否存在既定的边界展开讨论。根据经济学达尔文主义理论,即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来解释企业生存的竞争与选择,可以推断出,既然所有企业都设有会计部门,那么,会计对于企业的生存来说就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如果将会计的价值定位在低成本信任机制,可以更好地解释会计存在于一切单位或组织之中的原因。会计学科的边界应该存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不同的判定标志。从研究内容来看,传统的会计学科应当是与财务报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现在出现了公司治理、政治关系等话题,在扩展了会计学科边界的同时,也存在着被怀疑不属于会计研究范畴的可能性。从研究方法来看,新的研究范式的提出或是新的研究方法的产生,可以扩大会计学科的边界,如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和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这两本刊物对于实证研究方法的认同,拓展了会计学科的边界,对于会计学科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总的来说,会计学研究一方面深受“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影响,即研究方法、研究话题等均体现经济学的思想;另一方面,会计学的基本理念也早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研究。
(二)公允价值研究。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1)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股市过度反应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即股市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反应过度;(2)与其他行业相比,股市对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过度反应程度要远远大于其他行业;(3)无论是在市场上升或下降时,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股市泡沫都显著相关,金融资产的市值计量模式放大了股市泡沫,但泡沫乘数呈现非对称性,市场上升时的泡沫乘数是市场下降时的两倍。这意味着:市场上升时,形成循环反馈渠道长,获得反馈渠道效益大,吹大了股市泡沫;市场下降时,循环反馈渠道形成的过度反应小。
有学者从投资者的视角分析公允价值应用的风险及其控制。虽然CAS、FAS和IAS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是都隐含以下特征:(1)公允价值并不是真实交易的价格,而是估计价格;(2)公允价值强调以市场为基础定价。管理层在应用公允价值时会给投资者带来的超额风险——不应用风险和无效性风险。不应用风险指投资者不应用管理层披露的公允价值信息的风险。无效性风险指投资者应用了管理层披露的公允价值信息,但是应用公允价值的成本大于收益。相应地,提出对公允价值应用风险的控制措施。对管理层故意风险的控制措施如下:一是制定和实施高质量的、与公允价值相关的会计准则;二是制定与公允价值相关的审计准则;三是通过强化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监管,识别经理欺诈,建立相关法规对违纪人员进行足够重的处罚;四是完善企业的治理机制,加强对经理的监督与约束。对管理层非故意风险的控制措施如下:一是建立市场信息数据库;二是尽量采用公允价值定价的第一个层次;三是公允价值信息披露应尽量充分;四是考虑成本效益原则。
有学者实证研究的结果支持了“功能锁定”假说。也就是说,不论在金融危机时期还是金融危机过后,我国投资者在目前尚不能区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公司真正的盈利能力,做出的投资决策也只是考虑了表面的利润。并提出,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这一新兴的技术未来能够成为投资者获取企业财务信息的最佳途径,也将使投资者更便捷地获取与公允价值相关的准确信息,做出更恰当的投资决策。
有学者指出,市场上的投资者千差万别(投资者的异质性),其对未来的信念也是各不相同(信念的异质性)。面对异质信念的投资者,不同的会计计量方法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决策差异。如果公允价值会计给出的是企业内部价值的“真实解释”,对投资者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也必然会使市场变得更加有效。然而公允价值会计也是不完美的,具有遗传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先天缺陷”:IASB和FASB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分类方法,即“三级分层”法。由于投资者是异质信念的集合,相对第一、二层级来说,在市场暂时出清的前提下,价格也可能会系统的偏离价值;而以企业自身掌握的主要参数来进行的第三层级的估值更有机会主义行为的嫌疑。该学者认为,公允价值会计的价值相关性是投资者异质信念在股价截面数据的主观反映,并非客观存在,用这样的经验数据来指导准则制定有一种本末倒置的嫌疑。中国的客观环境要求,中国在会计准则趋同过程中,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应当一如既往的贯彻“中庸”思想,而不能盲目扩大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范围。
有学者调研数据显示,2007~2009年涉及投资性房地产的上市公司中仅有约3%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大多数上市公司仍倾向于采用成本计量模式。因此,提出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后续计量模式的改善建议:首先,企业应加强对所持投资性房地产项目的披露,上市公司可以尝试在其报表附注里引入“双轨制”的披露方式以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其次,准则制定部门应加强对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和计量模式的应用指导,对未充分披露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信息的企业给予相应惩罚,针对持有投资性房地产项目的企业在确定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的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难题以及可能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准则制定部门应加强对公允价值计量方法的具体应用指导,出台获取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的技术规范条例,以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
(三)会计稳健性研究。
有学者指出,国内外有关会计稳健性经济后果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会计稳健性的融资效应和投资效应两个方面。多数学者认为,会计稳健性的需求主要来自债务契约和报酬契约,因而相应的经验研究成果非常多。也有一些经验研究表明,会计稳健性能够降低权益融资成本,也就证明股权契约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关于会计稳健性对当前投资项目影响的研究表明:会计稳健性能够降低管理者继续执行负净现值项目的动机,因而越稳健的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和利润水平越高。会计稳健性对未来投资项目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使投资决策的结果在管理者任期内及时得以反映,从而降低了管理者为了个人利益而投资于不利项目的可能性;二是会计稳健性有助于以较低的成本吸引外部资金,缓解投资不足问题。
Basu提出的会计稳健性的度量方法一直沿用至今,特别是差别及时性度量方法对于会计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一些学者指出这种关于条件稳健性的差别及时性度量结果存在偏差。因此,有学者通过对原有模型进行变量替换,减少样本带来的不利影响,测试差别及时性度量方法的可靠性。实证分析结构支持了上述观点。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两个建议:一方面提醒人们在研究会计稳健性时应该考虑其他方法而非仅仅依赖差别及时性度量;另一方面建议人们应该对以前有关评价差别及时性度量方法所依赖的时间序列变量和横截面变量的文献进行重新评估。
有学者指出,我国主板和中小板之间存在风险差异,两个板块存在不同的监管措施。这就有必要检验板块差异是否影响会计稳健性。基于总资产和行业因素,通过配比中小板和主板民营企业,发现上市板块显著影响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进一步分析表明,配对主板企业拥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和较低的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比率,明显具有会计稳健性的需求,但深交所制定的专门行政法令使得中小板表现出更高的会计稳健性。这说明中小板迫于深交所的严格监管措施提升了自身的会计稳健性,上市板块差异明显地影响了会计稳健性。
有学者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团队背景特征的平均水平和异质性以及董事长和财务总监的个人背景特征都对会计稳健性有一定影响。进一步区分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后发现,在这两类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中,管理者团队的平均年龄、平均任期、年龄异质性和任期异质性,以及董事长和财务总监的教育背景、年龄和任期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研究会计稳健性时必须考虑管理者的背景特征;这一研究结论对于加强管理者团队的建设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有学者认为,经理人员通常有过度投资的动机。过度投资会造成大量的资本沉淀在生产能力过剩的领域,浪费大量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同时导致呆坏账的增多,使金融风险大大增加。实证研究表明,盈余稳健性能够显著抑制中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并显著降低过度投资行为对自由现金流量或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敏感度,从而提高投资效率,同时也排除了这种负相关性是因经理人员隐藏过度投资损失而降低盈余稳健性的可能性。好消息确认越及时过度投资行为越严重,而坏消息确认越及时过度投资行为越少。
(四)会计与投资者保护研究。
有学者认为,会计投资者保护功能主要体现为会计在投资者保护中的基础性信息和基础性制度的功能。信息不对称引出了投资者保护中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信息问题和代理问题。会计具有定价功能,能降低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同时充分、准确、及时的会计信息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解决代理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对管理层的激励。会计信息在报酬契约的设计和指标选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会计信息可以帮助管理者及其竞争者识别和评价投资机会;能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通过降低逆向选择和流动性风险来提高管理者报酬激励机制的作用。由于管理会计、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及其作用的发挥,通过会计信息所反映出的公司财务运行质量成为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方面。
有学者指出,会计的投资者保护作用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通过参与决策提升公司和股东价值;二是向外部投资者提供价值评估和预测所需要的信息;三是通过治理和控制保证投资者应有利益不被管理层或者大股东所侵占。会计在发挥其投资者保护功能的过程中,会计信息、内部控制、外部审计与财务运行是相辅相承的4个要素。因此,建立基于这4个方面的投资者保护的评价体系,并对特定公司的投资者保护状况进行评价,运用层次分析法(AHP)估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分配。对上市公司2009年的投资者保护状况进行评价的结果表明:会计信息质量低下,财务运行效率不高以及内部控制基础薄弱是影响投资者保护的主要原因。
有学者基于产权保护视角提出会计改革成效测度标准:(1)当某次会计制度变迁使得会计收益同时回归综合收益和经济收益时,表明此次改革是富有成效的;(2)当某次会计制度变迁使得会计收益回归综合收益,但会计收益与经济收益的差异变大时,表明会计信息质量表面上提高了,但实质上却降低了,此次改革是失败的;(3)当某次会计制度变迁使得会计收益回归经济收益,但会计收益与综合收益的差异变大时,表明会计信息质量表面上降低了,但实质上却提高了,此次改革是有成效的;(4)当某次会计制度变迁使得会计收益与经济收益和综合收益差异同时增大时,表明会计信息质量得以实质性下降,改革也是失败的。
二、企业会计准则研究
(一)企业会计准则的制定与执行研究。
财政部会计司课题组发布了我国上市公司2010年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情况的报告。得出以下结论:(1)绝大多数上市公司能够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恰当地确定会计政策、运用会计估计,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以及股东权益变动情况,上市公司执行会计准则的总体情况良好,企业会计准则连续4年得到平稳有效实施;(2)企业会计准则实施的经济效果持续显现;(3)上市公司2010增收又增利,还持有充裕的现金,整体盈利能力进一步上升;(4)创业板上市公司在上市公司整体中的地位有待进一步加强;(5)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工具和符合条件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入当期损益,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整体影响连续4年都极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上市公司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基本特征。
有学者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具有调增利润动机的小额盈利企业和调减利润动机的亏损企业,会计准则的修订仅改变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具体方法,却无法从总体上约束这些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且新会计准则施行后的会计年度,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有降低趋势。同时,公司治理对盈余管理的约束力较低,新会计准则执行后的年度,公司治理对约束小额盈利企业调整利润的行为能力降低,但对公司调减利润的行为有改进。
有学者认为,虽然新准则对会计估计和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的收紧在理论上会减少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但公允价值的应用却有可能增加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在新准则体系下,盈余管理可借用的空间有消有长,但总体上,公允价值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盈余管理空间。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对盈余平滑、盈余管理实现目标利润和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进行度量和评价。结果表明,新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通过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增多了。
有学者以北京市非上市国有企业为例,分析了其经营和监管方面的特点对新会计准则实施的影响:(1)国家对非上市国有企业财务报告披露和经营业绩考核方面的监管法规与一般上市公司不同,从而导致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在会计信息透明度以及会计信息相关性方面出现差别;(2)经过多年改革,国有企业仍然面临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若要执行新会计准则就必须加快解决非上市国有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并且遏制新问题的出现;(3)国有企业既是经营主体,又承担社会功能,非市场化因素对其实施新会计准则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同时为了完成考核指标,国有企业倾向于多报告利润,可能会利用会计准则进行盈余管理;(4)北京市国有企业的准则执行情况与建设新北京的要求紧密相关,例如,新会计准则扩大职工薪酬范围和允许将符合条件的开发支出予以资本化等相关规定,一方面使北京市国有企业在安置职工等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因而具有额外的执行动力。
有学者分析了美国会计管制的变迁,并将其分为4个阶段:无管制阶段、松懈管制阶段、强化管制阶段和后安然时代的会计管制阶段。指出,政府在会计管制中的作用日益强化,公司治理恶性事件往往是管制变革的导火线,会计管制内容趋于严格和规范。结合中国会计管制的自身特点和美国会计管制变迁过程,得到以下启示:(1)重视社会事件在会计管制变迁中的诱导性作用;(2)重视会计治理和公司治理的互动;(3)重视政府在会计管制变迁中的主导作用;(4)导入会计管制的动态纠偏机制,以完备的立法推进政府监管体制的改革。
有学者对西方国家会计法规准则制定的经验研究进行了评析。关于会计法规准则制定的基本概念探讨,将其细分为6个热门研究领域:(1)法规力量对比市场力量;(2)政府部门监管对比专业协会监管;(3)会计法规准则的权威性;(4)法律形式主导的准则对比决策效益主导的准则;(5)会计法规准则制定的参与者;(6)会计法规准则制定的技术程序。关于会计法规准则制定动力的分析部分,则集中体现在会计法规准则的制定中,利益群体角力与科学理性动力二者截然不同的表现。对每个领域的研究文献都进行了汇总和分析,强调“通过法规准则监管市场的必要性”,指出整个当代西方会计法规准则文献里的重大缺失:忽略了文化视角。引用20世纪末期西方其中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人文诠释研究方法“构建论”,指出文化因素是在会计法规研究或实际准则制定中不应被忽略的关键元素。
(二)具体会计准则研究。
有学者研究发现:(1)公司利用重组方式的选择进行了盈余管理,新准则下选择豁免、修改偿债条件方式进行的债务重组在所有债务重组中的比重增多,而非现金资产抵债的地位显著下降;(2)盈余管理影响了债务重组方式的避免亏损效果,旧准则下非现金资产抵债的盈余管理方式最好,而新准则下豁免和修改偿债条件的避免亏损效果增加;(3)政府监管对债务重组方式的选择有重大影响,重组公司更多地借助了豁免非控制关系化,从而获取豁免所带来的当期利润的增加。因此,建议证券监管机构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债务重组监管措施,特别是新准则下除了控制关系豁免外的非控制关系豁免和其他的关联方重组形式。
有学者认为,公允价值的运用,将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合理地反映企业当时财务状况以及企业的真实收益,为企业经济决策提供更为相关的会计信息,也维护了企业的产权资本和实际生产经营能力。然而,新准则规定债务人将债务重组收益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这会使同一控制下的经济主体利用债务重组操纵利润,从而降低其收益信息质量。也会使一些亏损企业特别是亏损上市公司利用债务重组获取额外的重组收益,使得亏损减少甚至扭亏为盈,粉饰财务报表,严重降低收益信息质量。因此,要趋利避害必须加强会计相关机构建设,同时提高从业人员职业判断能力。
有学者按照新倡导的两类分类法对我国上市银行的财务数据进行调整,进而比较两种不同分类法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工具两分类的处理方式比四分类更能真实反映企业投资的真实价值。短期内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两分类调整后的利润指标显示出较强的波动性,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两分类的处理方式减少了主观选择性处置金融资产和确认减值损失的问题,会使得利润指标趋于稳定并反映出更相关的信息。因此,提出3点建议:(1)按照计量模式的不同对我国金融工具进行两分类;(2)进一步完善对非活跃市场条件下公允价值的计量规范;(3)对相关财务评价指标进行重新调整。
有学者指出,其他综合收益的特征是企业非日常活动形成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或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能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或减少,不能在损益中进行确认。而综合收益总额则是净利润与其他综合收益之和。并对实务中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情况与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存在利润表与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数据间的勾稽关系错误;多列或少列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列报内容缺乏相关性和充分性等问题,并进行了相关案例分析。
有学者对中国上市公司合并报表的合并范围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存在如下问题:(1)持股比例50%以下的公司,是否真的没有产生实质控制;(2)没有在年报中说明原因的公司,是否真正实施了控制;(3)直接和间接控制兼有的公司,合并范围的判断是否有问题;(4)均为50%以上表决权的公司,是否真正实施了控制。通过分析得出,准则及其相关规定没有得到全面有效的执行,信息披露缺乏全面性和完整性,影响了报表使用者的决策。因而建议:(1)制定合并范围指南;(2)增加披露合并报表中有关合并范围的信息量并加强监管力度;(3)加强合并范围的独立审计。
(三)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研究。
有学者指出,我国会计对外合作与交流不断深化方面,中国与欧盟将重点实现对方会计准则的最终等效,与日本和韩国建立未来10年三国合作规划,与俄罗斯启动双方交流机制,与美国完善定期会议机制。我国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所采取的应对举措,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建立多层次的交流与沟通机制;二是积极筹备新兴经济体工作组并成功召开第一次会议;三是积极推进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
有学者指出,目前各国在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策略上总体可以分为直接采用模式、趋同模式、认可模式和趋同认可模式等4类。直接采用模式意味着一国放弃会计准则制定权;趋同模式是指一国不放弃会计准则制定权,但在会计处理原则和方法上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保持一致,并且保留一些具有本国特色的内容;认可模式是指一国决定采用某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前由该国的法定机构执行认可程序,法定机构在认可程序中可能对拟采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修订;趋同认可模式下,一国推动本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由本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现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逐项认可,并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进一步发布指南、解释或其他披露要求。并进一步论证我国采用趋同模式的主要原因:(1)采用趋同模式符合我国的法律环境;(2)采用趋同模式与我国的语言习惯相适应;(3)采用趋同模式便于及时有效解决中国会计实务问题;(4)采用趋同模式有助于企业会计准则的贯彻实施;(5)采用趋同模式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会计格局调整中争取话语权;(6)采用趋同模式有利于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不断变化中保持一定灵活性。
有学者对会计准则等效概念进行分析,在分析会计准则等效的涵义及对等效实现方式的不同理解的基础上,认为会计准则的国际等效就是国家之间相互豁免所使用的会计规则。欧盟的会计准则等效认定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会计准则等效解决了现实问题,建立了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共同语言,促进了资本市场的融合;第二,它是各国资本市场进行竞争的重要战略战术之一;第三,会计准则等效平衡了各方利益,为会计准则制定的多极化奠定了基础。虽然会计准则国际等效是国家间解决会计问题的最佳途径,但也有一些局限性:(1)如何让投资者充分信任上市公司执行会计准则的可靠性与相关性;(2)承认差异存在,是否会造成多重会计国际标准;(3)监管严格与否是否会造成投资者保护不足;(4)违反相关约定后,处理措施尚未明确。
三、财务呈报与会计信息研究
(一)价值相关性研究。
有学者实证分析发现,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两项金融资产具有信息含量,即交易性净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具有信息增量。此外,相对于资产负债表的项目以及核心净利润(净利润扣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的值)而言,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仍具有信息增量。经四大审计,公允价值相关性更高,但是四大审计并没有提高公允价值损益的价值相关性。总的来说,引入公允价值未必会降低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这为在中国这一新兴市场国家如何提高公允价值计量的价值相关性提供了经验证据。
有学者实证分析认为:(1)递延所得税会计信息是源于会计准则和税法在利润核算中的暂时性差异,与经营业务相比,某一期间的递延所得税对未来所得税费用的指示作用,只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存在,并随着暂时性差异的逐步消失而趋于零;(2)作为持续经营的公司,其投资和筹资项目持续不断地进行,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断地产生新的差异,这种差异转回的时间和可能性都会影响投资者对递延所得税价值的判断;(3)递延所得税在转回时才能真正地体现其价值,估计递延所得税的价值时应考虑所得税税率变化,这更进一步加深了递延所得税的不确定性,从而会削弱投资者对递延所得税价值的判断。因此,递延所得税会计信息改善了投资者对公司资产价值质量和未来盈利能力的合理估计,提高了会计信息在股票定价中的作用。
有学者以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进程为研究背景,从动态的视角考察我国会计准则(CAS)和国际会计准则(IAS)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市场参与者投资决策的影响。提出质疑,与按照IAS报告的盈余相比,按照CAS报告的盈余是否更具有价值相关性?如果CAS报告更具有价值相关性,那么IAS报告是否能够提供增量信息?因而试图运用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两个问题做出经验解答。实证检验发现:(1)CAS与IAS报告的盈余对A股投资者都有信息含量;(2)按IAS报告的盈余对A股投资者具有增量信息含量;(3)A股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更加注重按CAS报告的盈余信息,并把其作为按IAS报告的盈余的替代变量。
有学者实证分析表明,盈余管理动机与盈余反应系数(ERC)是负相关的。并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是否会影响盈余管理动机与ERC的关系。结果证明机构投资者持股高的公司盈余管理动机对ERC的影响更大。在不同种类的机构投资者中,短暂持股的机构投资者对盈余管理与ERC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
(二)盈余管理研究。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综合样本估计还是分行业样本估计,4种模型的拟合性都较好,但业绩匹配Jones模型和非线性Jones模型的表现更突出,分年度、分行业样本估计的效果要优于综合样本估计,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盈余持续性检验说明,4种模型都能有效地揭示盈余管理;两项检验的结果显示,基本Jones模型、业绩匹配Jones模型和非线性Jones模型犯第一类错误的频率较高,容易夸大盈余管理。综合比较而言,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修正的Jones模型的设定最优。
有学者实证分析后发现:国家股、法人股、高管持股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正相关;流通股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负相关。对法人股和高管股与真实盈余管理负相关的假设不成立的解释为:我国法人股当中仍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国家股,国家股与法人股区分不很明确;高管持股在上市公司中属于少数现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高管持股更可能引发的是出于私利操纵盈余的问题。股权集中度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程度呈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大或者较小都容易产生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而相对控股股东能有效监督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
国外学者对美国SOX法案生效前后盈余管理的研究表明,监管法规趋严导致盈余管理方式由应计利润操纵转向真实活动操纵。而对于中国大陆,司法不独立,同时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法律规定的趋严和IFRS的强制采用对应计利润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影响是否能表现出同样的结果?有学者运用中国数据考察了这一问题。回归分析发现,2006年新法律的实施没能很好地抑制应计盈余管理,整体真实盈余管理显著降低,这表明我国新法律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不如美国SOX法案那样明显。同时,2007年强制采用IFRS后,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增加了,而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操纵的利润却下降,这表明公司利用应计盈余管理操纵利润就会减少对真实盈余管理的使用。
有学者研究发现:(1)在股权再融资过程中,中国上市公司会同时使用应计项目操控与真实活动操控两种盈余管理方式来达到业绩要求,公司在再融资前一年便开始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再融资当年盈余管理更为严重;(2)上述两种盈余管理方式对公司再融资后的业绩具有不同的影响。具体而言,应计盈余管理会导致公司业绩的短期下滑,但不会显著影响公司的长期业绩;而真实盈余管理则会影响公司的长期业绩,但这种影响在短期内往往难以观察到。相比而言,真实盈余管理是导致公司股权再融资后长期业绩滑坡的主要原因。
有学者实证分析认为:(1)上市公司会依据其预期税率的变动方向来选择相应的盈余管理方式,具体表现为,预期税率下降的公司倾向于通过应计项目操控来实施负向盈余管理,而预期税率上升的公司则倾向于通过真实活动操控实施正向盈余管理;(2)国有控股和公司规模大对应计项目操控程度有负效应,对真实的盈余管理有显著的正效应,这一发现质疑了仅根据应计项目操控得出的国有控股公司的管理层有利于公司治理的观点,从真实活动操控方面证实了和国外相反的基于中国的政治成本假说,即政治成本会导致管理层通过真实经济活动做大盈余;(3)债务对应计项目操控程度有负效应,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有显著正效应,这从真实活动操控方面证实了债务契约假说,同时也意味着我国银行对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已有一定的识别能力;(4)管理层薪酬对负向的应计项目操控有负效应,对正向的应计项目操控和真实活动操控均具有显著正效应,从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操控两个方面证实了分红计划假说。
(三)会计信息质量研究。
有学者探讨了财务报告供应链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提出优化建议:(1)关于公司治理的建议。继续开展公司治理制度建设、治理行为和治理文化研究,并将重点放在后者;重新审核现行治理规则;增加独立董事的数量并增强其在公司中的地位;完善公司业绩计量、考核和激励计划;将公司高管的精力更多地用在公司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上。(2)关于财务报告编制流程的建议。开展调查取得各类财务报告编制者和信息使用者个性化需求的资料;改组准则制定机构使其更具代表性;准则制定要兼顾信息使用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还应拓宽财务报告编制人员的会计政策选择范围。(3)关于财务审计流程的建议。强化审计责任;强化审计业务管理;重新核定审计公司的产能和审计人员的专业能力。(4)关于财务报告使用的建议。关注个性化信息需求,在多方沟通的基础上商定报告信息内容;拓宽披露信息的范围和内容;将内部报告和外部报告更好地结合;运用新技术(XBRL)以便于用户编辑和使用信息。
有学者从流程管理角度围绕有效性、高效性和适应性构建了一个五级会计流程绩效评价体系。并且借鉴了PDCA循环(计划——实施——检查——行动)步骤对评价体系进行实施管理,以期有效、高效获取高质量的会计流程绩效评价。此外,会计流程绩效评价体系还应该考虑环境因素,要保持与环境变迁相适应的动态能力。在实务中,此体系可以结合系统化改造法和全新设计法对绩效评价体系进行优化以适应环境的变化。
有学者研究发现,ERP系统实施有利于上市公司向外部信息使用者披露更相关的会计信息,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即存在相关性与可靠性的“权衡效应”。此外,随着ERP系统实施的深入,公司对外披露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没有进一步降低,且缩短了披露“好消息”公司的财务报告滞后时差,即相关性得到提高,因此“权衡效应”没有随着系统实施的深入而得到进一步的增加。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由于避税行为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投资者很难对避税行为的本质进行分析和把握,避税行为往往成为掩盖企业机会主义的工具。因此,较高的避税程度阻碍了信息向市场的传递,降低了股价信息含量,干扰了股票的定价过程。但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等市场机制的参与,有效地提高了市场对企业的关注程度,增强了市场对企业避税行为信息的挖掘和关注,使其能更准确地分析避税行为的本质,抑制了管理层和大股东利用避税行为掩盖机会主义的可能性,从而增强了避税行为对企业价值的正面影响。
(四)会计信息披露研究。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对于国有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的概率呈正U型关系,即对于国有控股公司在低股权集中度区间,随着股权集中度的上升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的概率下降,在高股权集中度阶段,随着股权集中度的上升而上升,前面表现出管理层的利益一致效应,后面表现为管理层的壕沟效应;与之相反,对于民营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在民营上市公司中,终极控制权持股比例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倒U型关系,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正向关系。
有学者发现,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比被出具其他类型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大概提早11天披露年报;而进行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比未进行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大概推迟7天披露年报;当上市公司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且该公司进行了盈余管理,那么该公司相对于其他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会推迟披露年报。针对这些情况,建议:(1)将推迟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作为审查的重点;(2)适度缩减年报披露时间,减少留给上市公司盈余操作的时间;(3)鼓励多渠道披露公司年报。
有学者认为,资本市场交易假说不适应我国上市公司的自愿披露研究。实证分析表明:(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司价值越高,自愿披露程度越低;(2)市场化进程的确会对公司自愿披露的动机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二者关系并不明确。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是即使在市场发展相对比较成熟的国家或地区,公司的自愿披露政策同样需要在损失竞争优势和获取市场资源之间进行权衡。
有学者实证分析表明:(1)在资本市场中,董事会报告的研发披露最具有价值相关性,现金流量表附注的披露次之,而开发支出的价值相关性最差;(2)利用不同财务绩效指标度量的产品市场表现也有同样的结论,即董事会报告的研发披露对财务绩效最有解释力,现金流量表附注的披露次之,开发支出解释力最差,这说明董事会报告中的研发披露一方面没有盈余管理的嫌疑;(3)在显著位置表明管理层对公司研发活动的信心,因此最受市场认同,现金流量表附注的研发披露虽然也没有盈余管理的嫌疑,可以认为是对公司当前研发活动的反映;(4)现金流量表附注的研发披露位置过于偏僻,很难认为是公司有意对市场的信号显示,同样无从推测管理层对公司研发现状的信心,因而市场认同度高于有盈余管理嫌疑的开发支出,但低于董事会报告的研发披露。
有学者实证结果显示,控股股东在对上市公司实施掏空行为的同时,采用了盈余平滑手段,使得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的盈余包含了更多的应计利润,显著降低了财务报告的透明度。最终控股股东的国家性质更有动机掏空上市公司和操控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从而降低财务报告透明度。
四、成本管理会计研究
(一)成本管理会计理论研究。
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1)环境披露与环境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3)环境披露与财务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既与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缺乏对环境信息的关注有关,也可能与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较低有关。另外还发现公司是否获得ISO14001认证以及公司规模和所属行业对于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有显著的影响。
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1)在参与式预算过程中,相对松控制,紧控制能够提高预算值,降低预算松弛;(2)相对无棘轮,棘轮制度明显降低预算松弛和预算完成率;(3)紧控制和棘轮交互作用对预算值、预算松弛和预算完成率存在显著影响,当紧控制和棘轮同时存在时,存在着相互抵消的作用,但是紧控制,棘轮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业绩没有显著影响。
有学者对环境管理会计提出建议:(1)完善环境和会计法律法规体系;(2)健全绿色税收法律体系;(3)培养环境管理会计人员;(4)量化环境绩效评价方法。
有学者对ERP全面预算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了探析,认为企业现有的ERP系统构建全面预算管理信息系统是企业发展的一个方向。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能提升企业声誉;(2)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能有效传递社会责任表现的信息,增强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声誉之间的正向关系;(3)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并没有显著促进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声誉的作用。另外,还认为我国现有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尚未发挥应有的效果,无法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社会责任报告的可信度。
有学者认为:(1)高管人力资本、员工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分别有着显著的直接效应;(2)员工人力资本是高管人力资本影响企业绩效的完全中介变量;(3)创新战略与高管人力资本在影响企业绩效时存在显著的干扰型交互效应,创新战略与员工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有学者认为高校绩效评估体系建设可以用平衡计分卡,认为从具有因果关系的财务、客户、内部业务流程、学习与成长4个层面建立高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更好地推进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提升高校竞争力。
有学者构建出适应企业战略管理需要的战略管理会计方法体系。在战略选择阶段,企业可以通过竞争对手分析、价值链分析、市场定位分析、产品生命周期分析、结构性战略成本动因分析、预警分析帮助制定并选择相应战略;在战略实施阶段,企业可以通过企业内部价值链分析、作业成本管理、执行性战略成本动因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成本管理来保证战略的执行和监督;在战略业绩评价阶段,企业可以通过平衡计分卡、标杆法来帮助及时调整战略。
有学者认为价值链会计流程再造对流程控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由于价值链会计流程控制所涉及的主体更加复杂,使得内部控制价值链会计业务流程控制设计更为困难;(2)在制定价值链企业会计业务流程控制时,需合理考虑会计数据标准不一致所带来的问题;(3)需要考虑成本收益问题。另外还提出了几点设想:(1)加强单个企业的会计业务流程控制,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将流程控制手段和方式嵌入到会计软件的设计与应用中去;(2)加强价值链企业之间的会计业务流程控制,可以通过设立一个明确的组织加以管理,同时制定一套关于价值链会计业务流程的政策和程序,以及绩效考核和参与者信用控制来达到。
有学者针对国内外对成本(费用)粘性现有研究的不足,结合我国制度背景,从我国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的成因以及经济后果3个方面展开系统和深入研究,对于管理会计学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1)在学术价值方面,不仅可以弥补国内外现有研究的不足,而且可以丰富和深化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之间的交叉研究,从而拓展相关的研究领域;(2)在实践意义方面,不仅有助于揭示企业的成本管理行为,为管理者进行成本管理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而且有助于投资者从成本习性和成本管理的角度来理解会计盈余信息,从而正确评估公司价值。
(二)成本管理会计应用研究。
有学者通过对伊朗SOGR控股公司利用平衡计分卡案例分析,为我国大型控股企业的信息系统投资管理和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认为:(1)SOGR公司在进行信息系统战略规划时,强调的是把战略业务流程作为分析的基本单元而不是强调把业务部门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2)SOGR公司以经典理论指导实践,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说服力,有利于提高参与者的认同感,提高操作的成功率;(3)SOGR公司运用平衡计分卡对基本业务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业务,有利于将信息系统投资与企业战略目标结合起来;(4)SOGR公司高管运用平衡计分卡对战略性业务进行选择,并据此定义成功要素,认定每个关键成功要素对应的信息系统需求,成功实现对信息系统需求的重要性排序。
有学者通过对浙江纺织企业的调查,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关联性做了分析,认为企业财务绩效改善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有积极影响,而企业社会责任的改善并不能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
有学者以中石化济南分公司为例做了管理层业绩评价内部报告体系研究。认为解决管理层薪酬困局的最好机制就是增加管理层薪酬和业绩的透明度。
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新创企业市场导向不但直接对绩效产生积极影响,还通过稳定调整及开拓创造两种不同的资源整合方式对绩效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建议企业在实施市场导向战略的同时必须根据自身情况采取合理的资源整合方式,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使市场导向的效用最大化。
有学者认为:(1)自主研发对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意味着激励企业自身的研发与技术创新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2)激励企业加强自主研发的同时,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使其发挥出应有的效能;(3)国有企业现阶段还需要加强对外技术的借鉴,三资企业应更注重自主研发能力培养,但应找准企业技术进步的最佳契入,切忌盲目扩大研发或大量引进技术。
有学者对姚明织带公司的库存控制模式与精准组合战略的适配及其绩效进行案例研究,认为精准组合战略可以为库存管理模式的创新思考提供更广泛的选择空间,还可能从具体情景出发找到新的精准组合战略与库存控制模式的最佳适配方案。
有学者对企业的成本压力测试做了研究,并以H公司为例,对两种情景下的压力成本管理提供建议。认为:(1)零部件成本快速上涨的应对,一方面要持续降低零部件的供应成本,可通过加快零部件企业的兼并重组、调整产品结构等方法,另一方面要削减企业自身的成本;(2)汽车市价大幅下跌的应对,一是重组和再造价值链低端环节,二是加速发展价值链高端环节。
有学者对丰田公司“召回门”事件进行深入分析,认为企业在实施成本领先战略时,要在相对竞争对手标新立异的基础上创造价值相等或近似的地位以领先产业平均收益水平。同时,企业必须保证产品的质量安全,谨防掉入忽略保障措施而盲目扩张的成本领先陷阱。
有学者认为:(1)企业应积极实施政治战略获取竞争优势,同时要关注政治战略的组合性运用;(2)企业应注意保持与政治的“适度”距离;(3)企业在实施政治策略时应关注绩效的合法性维度;(4)关注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企业不应降低合法性来实现经济绩效;(5)企业政治战略与市场战略的整合运用与实施。
有学者认为海尔通过战略联盟的方式,持续降低了单位收入成本,有利于保持其在行业内的竞争优势。但海尔国内营销联盟并没有帮助其在销售环节上节约相应的费用,说明海尔国内联盟的建立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
有学者认为政府需要与企业相配合,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建立成本节约、环境友好、能源合理运用的新型钢铁企业;钢铁供应链内各企业也应积极配合,构建长期合作机制和跨企业的信息共享机制,通过增强对原材料的国际议价能力和减少生产作业浪费来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供应链管理效率。
有学者认为管理绩效有助于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在华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需要注重新产品开发前端的组织学习和知识转移实践,同时强化过程创新,明确新产品竞争优势对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性。
有学者认为以预算为中心整合管理会计工具,产品管理体系和条线结构需要更加清晰化,资本分摊模型的改进,成本分摊方法向真正的作业成本法演进。
有学者以日本两家企业丰田和京瓷为例,讨论了企业经营模式与管理会计发展的内在联系。认为管理会计的发展推动企业经营模式的创新,而经营模式的完善又反过来丰富管理会计的内涵,两者相辅相成。
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1)中国背景下的探索性研究表明,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方式包括目标管控、活动管控、结果管控和文化管控4个方面;(2)总部价值创造能力是影响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方式的最为重要因素;(3)子公司创业精神和相关性也是影响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方式调节的关键变量;(4)环境不确定性对母子公司总体管理控制方式没有显著影响,但环境不确定性对目标管控维度有显著影响。
有学者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做了基于成本性态的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基本面分析,认为本期销售管理费用的增加对下期盈余变化的正面影响主要是通过减少下期销管费用来实现的。
有学者提出转型期我国企业成本管理的主要对策:(1)积极引进和采用作业成本核算与作业成本管理;(2)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及方法相结合,把成本管理与员工业绩考核和薪酬激励制度设计结合起来,推进成本管控的创新;(3)因地制宜,因企制宜,传统标准成本制度与ABC、ABM相结合;(4)综合考虑成本、时间与质量的关系,选择合适的成本管理方法;(5)考虑行业差异与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特征,分别采用不同成本管控方法;(6)将企业固定成本转换为变动成本,实行业务“外包”,是降低和管控成本的新趋势。
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经理自主权总体上对企业R&D投入强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其中职位权和运作权均与R&D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但薪酬权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不明显。政治成本对R&D投入的影响复杂,其中公司性质和行业垄断性的影响明显,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性质的企业的R&D投入强度明显更高,垄断行业的R&D投入强度显著更低;企业规模与R&D强度之间总体上呈显著的U型关系,但这一关系受到企业性质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EVA的考核应以持续创造价值为基本出发点,引导企业牢固树立“平衡效率风险,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着力构建EVA价值管理与战略风险管控的融合体系。具体做法是:(1)以EVA的价值创造理念,打造竞争优势,严控投资风险;(2)以EVA为价值管控导向,重塑全面预算管理体系;(3)科学确立企业多维安全边界,设计融合EVA管理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4)优化企业内部业绩考核体系,提升EVA指标的精细化管控能力。
有学者认为双重成本控制的动力机制为员工控制成本提供了动力源,员工在动力机制作用下愿意采取行动以满足其需求双重成本控制的分析评价机制,对分析评价成本控制标准的适应性和控制标准执行过程的效度发挥着作用,促使员工及其所在的责任中心积极采取措施纠正不利差异,提高成本控制绩效。双重成本控制标准的生成机制为科学制定成本控制标准,使成本控制标准得以动态优化提供了保障。
有学者对长三角的一家大型造纸企业KD公司做了企业环境成本管理研究,认为环境保护虽说是法律责任或者社会的责任,但是将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出色的企业活动也是可以成立的,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可以为企业自身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实现多方之共赢。另外对该企业的环境成本管理提供了建议:一是充分考虑本土情境,寻找并选择适合本企业特点的环境成本管理系统;二是构建一个信息获取程度较高的成本数据平台;三是建立一个包含相关学科的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四是与企业的清洁生产紧密结合,以保证经营决策的有用性,并进而深化企业的环境经营。
五、会计新领域与特殊领域会计研究
有学者认为在政府会计应计制改革进程中,政府资产负债要素的界定、确认和披露是一个核心问题。寻求理想的资产负债表已被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政府会计改革实践所认同,在我国政府会计改革起步阶段,探索这一主题将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政府资产可定义为,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政府主体拥有或控制的能带来未来服务潜能或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它具有经济资源的本质特征,也具有提供服务潜能的作用。政府负债可定义为,由过去事项而使政府主体承担的现时义务,该义务将导致未来的资源流出——政府义务不仅限于法律责任,还要承担一些社会公众所期望的或迫于政治压力而必须承担的义务,其负债范围比企业更广。政府资产负债要素的披露,首先,应对政府资产负债要素进行全面披露,这要求政府财务报告不仅反映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还要引入诸多长期资产负债项目,同时也要借助于表外信息。第二,揭示关于政府特殊资产负债的信息对于合理评价政府财务风险和持续服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故即使不能准确计量的项目也应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加以解释披露。政府或有负债披露需确定的标准可以借鉴美国联邦政府的实践经验。养老金负债尽管从理论上讲可以在表内披露,但对于政府未来和现实的养老金负债离不开主观判断,这就会因为容易失误而引发歧义,故日本、美国等各国政府还未在资产负债表内确认公共养老金负债。
有学者认为诸多文献只是从财务要素、会计基础、会计准则和财务报告等方面探讨我国政府会计概念框架。鲜有学者从政府会计的功能角度来说明政府会计概念框架。以政府会计的特点和功能为切入点,探讨政府会计概念框架的一般理论。根据政府会计的功能和特点,政府会计应由3个模块组成:预算会计、财务会计和成本会计。预算会计特指追踪拨款和拨款使用的政府会计,预算会计区别于财务会计和成本会计的最大特点就是控制和限制。财务会计是政府依据一定准则对履行公共受托责任过程中所消耗的资源以及取得的成绩加以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从而表明政府的财务状况。由于公共物品的特性是非互惠性交易和被共同享用,完全实行权责发生制在政府的政务活动中是行不通的,或成本过高而无法执行,所以财务会计的确认基础应该是修正的权责发生制。成本会计,是反映政府微观运营层面的会计。在政府投入、产出、结果以及效率和效果方面的信息中,精确的成本计量和成本分析报告是核心内容之一。
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政府会计制度中存在的会计核算范围模糊化、政府财务报告体系缺失等问题使其较难支持部门预算改革深化。只有完善我国现有政府会计制度,才能巩固部门预算的改革成果、支持部门预算改革的深化。我国税收收入预算是基于往年的收入基数并考虑政府支出制定的,这必然导致政府预算的不合理性和不科学性;我国大多数部门支出预算编制实质上还是采用传统的“基数加增长”编制方法;我国财政法律制度的变迁进程相对缓慢。目前我国政府会计的假设前提并未对预算控制与基金管理做出相关规定;会计要素、会计科目又不能取代会计对象来明确会计核算范围,导致部门预算编制的基础信息缺乏;现金核算制基础难以满足部门预算编制的需要;缺乏现代财务报告的我国政府会计无法满足预算编制所需基础数据的支持,也无法帮助政府部门实现“受托责任”的解脱;政府会计制度的问题直接影响到会计信息的内容与质量,从而影响到部门预算的编制与执行。认为我国政府会计管理可以用基金管理模式;通过建立严密的政府会计概念框架,政府会计核算范围的合理性才能得到有力的保障,部门预算所需的大量相关基础数据才易获得;在核算基础方面,认为我国政府会计必须循序渐进地采用权责发生制;修改与制定政府会计报表以便提供满足会计目标的财务信息;我国政府会计法律制度问题的解决主要是对《会计法》、《预算法》进行修订。
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环境披露是社会公众了解企业环境活动和环境绩效的主要信息渠道,提高环境披露质量不仅有利于社会公众了解和监督企业的环境行为,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进一步改善,而且有利于企业传递环境责任履行信息,维护企业的社会形象。但是,提高环境披露质量和环境绩效会给企业带来成本,企业能否在环保活动中受益,也是企业和政府十分关心的问题。实证研究的结论主要包括3个方面:(1)环境披露与环境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3)环境披露与财务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既与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缺乏对环境信息的关注有关,也可能与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较低有关。此外,实证还发现,公司是否获得ISO14001认证以及公司规模和所属行业对于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有显著的影响。获得ISO14001认证、资产规模大的公司以及造纸行业的公司会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另外,公司规模对环境绩效也有显著影响,因为资产规模大的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会受到公众和政府的较大压力,而且与小规模的公司相比,它们能够从环境投资中获取更多的财务效益。
有学者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上市公司比例较高,公司环境披露意识逐年增强;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总体上比较低,但有逐年提高的趋势;(2)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与投资者信心微弱正相关;(3)投资者对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和质量的反应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差异,投资者在第四季度的市场反应明显强于前3个季度;(4)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与公司价值微弱正相关,即披露了环境信息的公司具有相对较高的市场价值。
有学者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价值和预期现金流量的增加,但对降低企业资本成本效果不大明显。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责任成本信息披露程度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公司成长潜力呈显著正相关,与财务杠杆、股权集中度、实际控制人性质、是否海外交叉上市不相关,另外,公司所属行业及上市地点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成本信息披露也存在较大影响。我国目前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仍然十分欠缺,社会责任报告缺乏货币化指标;上市公司加强社会责任成本信息披露对公司长远发展有重要意义;公司治理结构的相关特征和海外监管环境对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并没有太大的推动作用。
有学者认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都有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状况的信息需求,对社会责任信息的确认、计量和披露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评价活动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主要内容。
目前企业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时采取了多种报告形式,披露的信息之间很难进行横向比较,限制了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信息的使用。基于国际经验和国内现状,有学者提出以下建议:(1)企业应该认识到社会责任的多层次性和利益均衡的重要性,在充分履行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的基础上合理承担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寻找各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均衡点;(2)政府部门在标准制定上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3)构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数据库系统对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价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更好地发挥评价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学者以红日药业为例,剖析了知识密集型企业的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现状,揭示了目前知识密集型企业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包括:(1)缺乏系统的逻辑框架;(2)相互之间缺乏可比性,主要表现在每个企业年度报告的不同部分所披露的智力资本信息相互之间缺乏可比性和不同公司年度报告中所披露的智力资本信息相互之间也缺乏可比性;(3)实际披露的智力资本信息较少,其主要原因:一是财务报表中反映和报告的智力资本寥寥无几,二是非财务报告中强制披露的智力资本信息也非常有限,三是企业自愿披露的智力资本信息更少。另外还探讨了内部导向智力资本报告的兴起及其不足。基于企业内部知识管理目的编制的智力资本报告很难满足外部投资者的需求,外部投资者需要能被大家理解的、可比的智力资本信息。而内部导向的智力资本报告有一定的局限:一是特异性强,不太关注外部人是否需要这些信息、如何处理应用这些信息;二是没有统一的报告模式,相互之间差异很大。认为外部导向的智力资本报告应该遵循标准化与特异化相结合的原则,反映一个企业的智力资本现状、智力资本投资和智力资本效率信息。为此,外部导向的智力资本报告不仅应该包括企业概况、愿景和目标、企业战略等智力资本的依存环境信息,还应该在设置社会通用、行业通用和企业特定3种类型计量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编制社会通用、行业通用和企业特定3个层面的智力资本报表,以实现标准化与特异化的有机结合。
有学者认为法务会计的内涵主要包括5个方面:(1)法务会计属于社会专业活动;(2)法务会计是由特定主体实施的社会专业活动;(3)法务会计专业活动必须使用法律、会计、审计、评估等多元工具;(4)法务会计专业活动是以维护社会财产秩序为目的的活动;(5)法务会计专业活动以处理和解决主体财产的被非法侵占、损害赔偿、保值增值问题为内容。认为法务会计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7个方面:(1)法务会计既非会计学,也非法学,属于新兴复合学科;(2)法务会计的对象是不同主体的财产;(3)法务会计的目的是维护不同主体的财产安全;(4)法务会计的手段具有综合性;(5)法务会计的主体具有多元性;(6)法务会计的领域具有广泛性;(7)法务会计的功能具有全面性。
有学者认为会计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必须适应国际司法鉴定体制的发展,反映司法鉴定制度的发展趋势,以我国司法鉴定体制与法制环境的发展分析为依托,在全面透析会计司法鉴定体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会计司法鉴定体制的发展模式。基本框架为:(1)法理基础:会计司法鉴定本质是一种会计科学性与法律性的融合;(2)法制环境:会计司法鉴定要体现法律性中立性与客观性;(3)会计司法鉴定体制的发展模式及其框架构想。依照国际司法鉴定体制的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我国会计司法鉴定体制的发展模式应该是系统管理、民间为主、专业发展的发展模式。还提出司法会计鉴定与法务会计的融合。可以改革目前公检法系统的公务员聘用制度,尽量聘用一些高学历会计专业人才,以提高侦查效率,并保证会计司法鉴定的正确性。
有学者认为会计伦理是将伦理学中的普遍价值观和应用伦理学的分析方法具体应用于会计主体行为的价值判断和分析,试图对会计主体的行为决策的动机、过程和后果进行解析。会计伦理是基本价值观和程序方法论的统一。可以分别从伦理学和会计学的视角构建会计伦理体系。
六、审计研究
(一)审计方法与技术研究。
有学者认为,在信息技术环境下,由于信息系统审计师和财务审计师的知识结构、职业准则和审计目标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所以在对待电子信息是否可以作为充分和胜任的审计证据的态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信息系统审计师以TI理论为指导,主要关注点在系统控制,通过技术来解决因技术实施所带来的问题。财务审计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社会——组织决定理论(SOI)为基础,另一类以社会——技术决定理论(STI)为基础。以SOI为指导的审计师,关注点在组织控制,技术只是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最终还是要由组织或者个人内在的因素决定的。以STI为指导的审计师,更多的是关注技术、职业、社会和组织等因素之间的互动所带来的影响,控制环境是其核心关注点。指出,以STI为指导的行为模式代表的是一个针对电子信息作为审计证据材料的完整审计行为,该模式能够有效防止审计失败、降低法律风险、确保审计职业声誉。
有学者实验研究表明,扮演审计师的参与者并未识别出多账户审计博弈的战略性质,因此,其向低风险账户分配较少的资源;而扮演管理者的参与者通过更多地操控低风险账户来利用审计师的这一行为特征。双方行为导致低风险账户中出现更多的未发现错报。还发现,提示审计师考虑管理者对审计师策略的预期和可能的应对后,审计师将更多的资源分配到低风险账户,而高风险账户中却没有类似的变化。这些增加的资源使得低风险账户中未发现错报减少了,而高风险账户中的未发现错报数却无显著变化。因此建议,审计准则和指引应要求审计项目组明确讨论是否存在管理者可能预期审计师认为是低风险的账户。若审计师确定存在这样的账户,准则应要求审计师进一步考虑管理者是否可能利用审计师的资源分配策略。若审计师识别出这样的账户且确定舞弊很可能发生,则应考虑舞弊可能发生并隐含在这些账户的具体形式,并且设计相应的审计程序来甄别这些舞弊行为。
有学者指出,由于舞弊行为的故意性和隐蔽性,加上传统审计程序和方法的固有限制,采用常规审计程序进行审计往往难以奏效。而头脑风暴法作为激发创造性思维的一种方法,特别有助于解决舞弊风险评估和应对等非结构化问题。对国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时发现:首先,舞弊审计适合使用开放式头脑风暴法、循环头脑风暴法和电子头脑风暴法;其次,头脑风暴法不仅有助于审计人员识别更多的舞弊风险因素和提高识别因素的质量,而且能够使审计人员表现得更加谨慎,调高了客户舞弊风险的预期水平;再次,头脑风暴讨论会还能够使审计人员更愿意修改拟实施的实质性测试程序,采取更为有效的舞弊风险应对程序。这些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对我国审计实践和审计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有学者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注册会计师的让步策略对客户愿意做出的审计调整金额、客户对注册会计师最终决定的调整金额满意度和继续聘用该注册会计师的可能性具有显著影响。三者在注册会计师采用逐步让步策略时均显著大于采用初始让步策略。因此,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谈判中使用逐步让步策略将更有利于自身,审计质量更高。就审计谈判实践而言,有必要积极鼓励对注册会计师进行谈判培训,提倡注册会计师使用逐步让步策略。
(二)审计师变更与审计合谋研究。
有学者指出,事务所变更的影响因素可划分为公司层面因素和事务所层面因素。公司层面影响因素有:(1)财务困境;(2)管理者或控股股东变更;(3)代理成本及其变化;(4)非标准审计意见;(5)审计意见购买;(6)公司治理结构。事务所层面影响因素有:(1)审计师级差;(2)前任事务所的稳健主义;(3)诉讼风险;(4)交易成本最小化。综合而言,事务所变更是寻求最低交易成本的一个经济权衡过程。学者们就变更事件的市场反应并未达成一致结论,但因事务所辞聘产生的变更事件存在负的市场反应已取得一致结论。国内关于事务所变更经济后果的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变更后审计质量不一定降低;(2)变更事例有减少的趋势,审计质量正在逐年提高;(3)某些上市公司通过解聘审计师成功地实现了审计意见购买;(4)选择变更的时机直接影响年报的审计质量;(5)事务所由大所向小所变更的公司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未发生变更的公司。指出国内相关研究还存在如下问题:(1)事务所变更行为研究有待深入;(2)事务所变更类型区分有待细化;(3)事务所变更前后规模差异尚需考虑;(4)相关研究变量与模型选择尚需改进;(5)事务所变更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尚需联合研究;(6)事务所变更的制度背景变化尚需考虑。
有学者将上市公司更换审计师的原因分为两类:(1)从提高效率的角度考虑,侧重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2)出于机会主义动机的考虑,侧重于调和与审计师之间就年度财务报告相关的会计处理或者审计意见等方面的分歧。不同原因导致的审计师变更在时机选择上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从审计师变更时机的角度考察了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审计师变更问题。研究发现:(1)审计师变更时机与变更动机直接相关,出于机会主义动机的审计师变更,其变更时间较晚,而出于效率动机的审计师变更,其变更时间较早;(2)在财政年度结束以后变更审计师的公司,发生审计意见购买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在财政年度结束以前变更审计师的公司;(3)公司越晚变更审计师,选择高质量继任审计师的可能性越低;(4)公司越晚变更审计师,被继任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越高。可见,审计师变更时机是考察审计师变更事件性质及变更动机的重要视角,审计师变更时机与年报审计意见分歧、审计质量等密切相关,这需要引起证券市场参与各方更大的关注。
有学者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新的审计技术学习成本和协调成本的递减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变迁中后期行业整体的高水平审计技术将对意见购买行为有所抑制。因此,提出两点监管建议:(1)独立审计监管效率与效果的提升应引入权变的监管模式,在审计技术变迁的初期可由政府主导,在中后期可改由行业协会主导;(2)应鼓励和加大审计技术开发投入,缩小审计职业判断的空间,减少合谋的机会。
有学者实证分析认为:(1)具有政治联系的国有企业的关键高管和地方官员均追求较好的微观企业业绩和宏观的经济绩效,将业绩作为政绩的替代变量,且行政权对国有企业经营权的侵蚀一定程度地损害国有企业的业绩;(2)国有企业的业绩离不开社会中介如注册会计师审计的配合,其审计具有地缘偏好;(3)有政治联系的国有企业的关键高管,希望对于既定的盈余质量,可以从注册会计师那里得到“清洁”,至少相对清洁的审计意见。实证研究证明:(1)具有政治联系的国有上市公司的审计师选择具有显著地缘偏好,即倾向于选择本地小所进行审计;(2)对于既定的盈余质量,具有政治联系的国有上市公司获得“非标”意见的概率显著更低。
有学者实证分析表明,与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相比,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没有动机选择大所,且更倾向于选择本地小所。在控制了盈余管理水平后,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获得的审计意见更清洁。控制事务所类型后发现,小所和本地小所的有政治关联的客户获得的审计意见较为清洁,而无政治关联的客户更有可能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可见,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对本地小所和小所的独立性影响也比较强。
(三)审计质量研究。
有学者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于同样程度的盈余管理,审计师在新审计准则实施之后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更高,这说明新审计准则的实施提高了审计质量。同时发现,与企业通过线下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相比,审计师对企业以操控性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较低。这可能与操控性应计项目较具隐蔽性的特点有关,也说明审计师应进一步提高自身的专业胜任能力,在审计活动中对企业的操控性应计项目给予更多的关注。
有学者根据我国审计师强制轮换制度将审计师分为真正执行轮换的I类审计师以及绕过制度的Ⅱ类审计师。认为,对于遵守制度的I类审计师,强制轮换提高其独立性的边际贡献较小,对其专业胜任能力提高有显著负面影响;对于Ⅱ类审计师而言,在接任客户的时候就预期到仅审计该客户两年左右后,就将会被更换成前任审计师,所以会节省对该客户的专属审计资产的投资,降低审计质量。实证分析表明,强制轮换的出台对审计经验的积累和专属审计资产投资带来不利影响,进而降低新任审计师的审计质量。尤其是在强制轮换的执行中,存在一定数量的绕过制度行为,由此产生的过渡期审计师,审计质量明显下降。但与此同时,强制轮换制度实施之后,会计师事务所会倾向于让有过客户审计经验的审计师重新接任该客户,由于其审计质量明显好于短任期的新任审计师,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强制轮换制度实施后,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整体没有出现显著下降。
有学者认为萨班斯法案公布后,将近600家拥有公众公司客户少于100家的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退出了市场。与没有退市的会计师事务所相比,退市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具有较低的审计质量?研究结果表明:(1)退市的会计师事务所更倾向于逃避注协同行的审核并且未能遵守公众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的规定;(2)退市的会计师事务所同行审核结果中常存在较多问题;(3)与退市的会计师事务所相比,继任事务所更有可能对客户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这也就论证了退出市场的会计师事务所比它的继任事务所具有较低的审计质量。总的来说,萨班斯法案通过采取减少小型事务所的数量,提高事务所规模和客户集中度的方式极大地改变了小型事务所的市场结构,并且提高了审计质量。
有学者指出,外文文献中涉及的审计质量评价几乎都是在审计质量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中用某个单一指标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然而,用某个单一指标作为衡量审计质量的标准都不够理想,应该将这些指标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衡量审计质量。我国比较重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评价方法和体系的研究。除了在审计质量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中对审计质量进行指标界定时涉及到审计质量的评价问题外,国内还有很多专门针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评价研究的文献资料。但是,目前大部分研究都是从投资者感知的视角或社会公众视角进行的。因此,提出从行业自律的视角出发建立系统的审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这样更有利于通过评价来督促和提高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质量。
(四)审计收费研究。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与其他财务舞弊公司相比,串通舞弊公司并没有向注册会计师支付更高的审计收费。建议:(1)进一步规范审计收费的披露制度,特别是加强明细项目的披露;(2)加强文化建设,培养上市公司的诚信文化与增强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并重,树立诚信大国形象。
有学者实证分析表明:(1)CEO控制权对审计定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CEO兼任董事长或副董事长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更高;(2)成长性因素对审计定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成长性公司的审计定价更高;(3)加入CEO控制权与成长性因素交互项后,CEO控制权对审计定价的影响不再显著。
有学者认为:一方面,一个国家投资者保护程度越高,国家的诉讼环境的风险越高,那么审计费用越高;另一方面,较严格的证券监管会导致审计工作范围的增大,审计力度更高,从而改变信息环境,违背证券监管会使得审计师受到处罚,导致更高的审计风险。但是,严格的证券监管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要取决于投资者保护的程度。当投资者保护程度低时,投资者难以对审计师采取法律程序,审计风险相对较低;当投资者保护程度高时,无论证券监管是否严格,审计风险都很高,所以证券监管对审计费用无太大影响。实证分析表明:投资者保护程度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说明当投资者保护程度高时,审计风险增大,审计师会要求审计溢价;投资者保护程度低的国家,严格的证券监管与审计费用呈显著正相关;投资者保护程度高的国家,两者无显著联系。
(五)审计意见的经济影响研究。
有学者实证分析认为,政府干预程度越强,外部审计治理效应越弱,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越低;相对于民营企业,政府干预程度越强,国有上市公司外部审计治理效应越弱,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越低。回归分析表明:政府干预并没有对审计治理效应产生明显影响,政府过多干预并没有使上市公司得到非标意见的比率显著下降;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得到非标意见的概率低;政府主要是通过干预国有企业以实现对经济的干预,使国有上市公司得到非标意见的概率降低,以维护国有企业及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这种干预降低了外部审计的治理效应。
有学者实证分析表明,审计意见总体而言在我国SEO管制环境下具有监管有用性,但是只有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意见具有显著的监管有用性。SEO管制环境变迁后,由于审计意见从隐性的市场制度安排变为显性的政府管制手段,审计意见的监管有用性在新的管制环境下因强硬的管制效应挤占而在统计上没有显著表现。指出,审计意见的监管有用性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经验存在,对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当前非常有必要区分和协调好政府管制的强硬功能和审计意见自发的市场功能。在我国政府推动事务所做大做强的同时,更要关注大所和小所审计意见监管有用性的变化趋势和差异。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就总样本来说,高质量的审计师对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并无显著影响,非标准的审计意见能够显著降低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相对于最终控制人为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而言,高质量的审计师对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中显著存在。
(六)会计师事务所管理与业务拓展研究。
有学者运用实地访谈定性研究方法,客观描述和梳理了四大合作所合伙治理的框架和经验,以求借鉴四大合作所合伙治理实践,探索出中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合伙治理的新思路。四大合作所一直采用中外合作的法律形式,但按照国际惯例和共享国际四大的管理模式,四大合作所内部管理均采取合伙制的治理模式。按照合伙治理模式,四大合作所签订内部合伙协议,权益合伙人负责事务所经营管理决策,工薪合伙人只负责职责范围内的业务,签署业务报告;中国境内使用的业务报告,由中方合伙人签署,而境外使用的报告,由外方合伙人签署。在总结四大合作所的治理经验的基础上,为中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形成合伙治理机制提出建议:(1)合伙治理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职业理念、管理哲学、行为模式、技术专长的积累;(2)合伙治理凸现共同利益纽带,这种共同利益纽带具体表现在某一个会计师事务所长期积累的人脉关系、声誉、技术诀窍、专业特长、人力资源管理、客户群等因素上;(3)合伙治理凸现统一平台和标准的优势;(4)合伙治理强调事务所决策、执行和监督权利的共担性和专业性;(5)合伙治理强调合伙人责权利的明晰和匹配。
有学者实证分析表明:1991~1998年,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行业处于非独立发展时期,独立审计准则的发布带来了审计师独立性的提高和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集中度的下降;1999~2002年,审计市场集中度经历了第一个大幅上涨阶段,源于事务所的合并、新增新上市的大规模客户、事务所倒闭引发上市公司审计师变更;2002~2005年A股审计市场集中度处于平稳且缓慢上升阶段;2005~2007年,除了合并因素,大规模企业,特别是金融保险类企业的上市,在更大程度上迅速提升了A股审计市场的集中度;2008~2009年,A股审计市场集中度再一次进入了平稳发展时期。此外,不同标准下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构成各不相同,国内所主要以客户数量取胜,但论及所审客户的规模及绩效,国内所大大逊于国际四大;总体上看,1998年实施脱钩改制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走上规范化发展道路,A股审计市场集中度不断上升。
有学者从内地事务所国际化战略和H股审计市场格局的角度,分析内地事务所参与H股审计的相关问题。研究发现,内地会计师事务所赴港发展的动机只为获得H股审计机会,并未立足于全面参与市场竞争和实现国际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其原动力存在局限性;内地会计师事务所在香港发展的基本路径为加入国际大所、与国际大所原来在港的成员所结成同盟,加入国际大所并成为国际大所在中国地区唯一成员所。但是,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本地事务所规模的扩大和品牌的提升。指出,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和有利条件,确保审计质量提升,立足于国际化长远目标并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才是内地会计师事务所参与H股审计的理性策略。
有学者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事务所在某行业内的市场占有率来衡量,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专门化经营水平很低,采取行业专门化经营战略的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因此而获得审计溢价,即它的行业专用性投资并没有收到相应的回报。对此做出的解释为:(1)中国审计市场特有的地域特征,很多客户倾向于雇佣本地事务所进行审计以便更好地沟通和交流,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这使本地事务所在该行业会具有更高的占有率;(2)一些事务所利用以往挂靠过的主管部门的权利,而不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手段,导致在这一行业具有更高的市场占有率。
七、财务管理理论研究
(一)资本结构理论研究。
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1)我国股票再融资管理政策的变更是影响上市公司股票再融资规模以及资本结构的显著因素;(2)在股票再融资样本中,基于股票市场估值的市场时机不是影响上市公司再融资规模的显著因素,也不是影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显著因素。这就证明,股票市场再融资管制也是影响我国公司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印证了我国股票市场的管制特征。
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1)高管薪酬水平与资本结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我国上市公司均存在着管理层防御现象;(2)平均而言,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水平高于民营企业,但资本结构相近,这初步印证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其所承担风险不相匹配,也说明了国资委等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限薪令”实际作用有限;(3)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管理层防御程度更高。这表明,在我国国有企业中,国有企业的高管一方面降低公司杠杆,从而承担较低的人力资本破产成本,另一方面却利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上固有的缺陷,通过激励,提高自身的薪酬水平。
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市场化进程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资本的需求方面即企业情况来看,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提高,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逐渐减少,而随着企业的经营自主性提高,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也在不断优化,从而导致企业的融资决策更加市场化;二是从资本的供给方面即银行情况来看,市场化进程影响了银行的信贷资金配置,使得企业融资更具有灵活性。进一步实证研究表明:(1)在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方面,市场化程度越高,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越快,而且从市场化进程的动态角度来看,市场化程度提高的越快,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也越快;(2)在资本结构偏离程度方面,市场化程度越高,资本结构偏离目标的程度会越低,而且从动态角度看,市场化程度提高的越快,资本结构偏离目标的程度也越低。研究发现,在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方面,市场化进程对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还发现,市场化进程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正相关关系并不受企业性质的影响;而从负债水平来看,市场化进程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在企业过度负债时更为稳健地存在。在资本结构偏离目标的程度方面,总体来看,市场化进程与公司实际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程度显著负相关,即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司资本结构偏离目标的程度越低,且从动态角度看,市场化程度提高得越快,资本结构偏离目标的程度也越低。同时,市场化进程对资本结构偏离目标程度的负向作用并不受企业性质的影响,这种作用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都显著存在。但是,从负债水平来看,市场化进程对资本结构偏离程度的影响只在实际资本结构对于目标资本结构时显著存在。
(二)投资管理理论研究。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债务类型结构中银行借款不能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反而成为过度投资行为的提供方。在进一步的期限结构分析中,显示短期借款没有发挥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长期借款更是促进了过度投资的发生。对投资不足而言,不同债务融资结构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研究结论不支持代理理论。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实际税率和税收监管在管理层考虑投资成本、监管风险等因素下抑制了过度投资;而税负则在管理层合理避税动机下刺激了过度投资;从最终控制人股份性质的分组检验结果来看,所得税因素对国有控股企业的影响比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影响大。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中,管理者的年龄、任期与投资规模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负相关关系对企业的投资效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在非国有企业中,管理者年龄与企业的投资规模也成负相关关系,但是对企业的投资效率并没有显著影响;并且管理者的财经类工作经历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投资规模并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同时,与已有研究结论不同,发现管理者的性别、学历和教育专业对投资效率并没有显著影响。
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1)由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3种不同类型投资资产本身在形态、功能和价值上的差异,终极控制人对资本投向具有利益选择效应;(2)所有权控制层级越多,委托代理关系越复杂,这导致了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与直接控制人两类大股东通过资本投资谋求利益过程中的非一致性;(3)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资本投资谋利动机与能力,不仅取决于中央企业集团、地方企业集团、地方资产经营公司和民营产权控制的4类终极控制主体的利益目标,而且有赖于直接控制人的股权配置状况。提出3个假设:(1)终极股东的现金流权比例越低,越有动机增加自利性资本投入,导致总体投资规模扩张;(2)随着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降低,地方企业集团和资产经营公司的投资增长趋势最为强劲;央企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受终极股东的影响最弱;民营上市公司所受影响居中;(3)随着控制层级的增加,上市公司终极股东的控制成本增大,企业总体资本配置行为因直接控制人持股比例高低而表现出利益攫取与利益协同两种效应。在验证了3个假设的同时补充了另一结论,即在较高持股比例的股权利益激励下,直接控制人将减少自利性资本投入,抑制过度投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管理者乐观主义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投资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中,管理者乐观主义扮演了部分中介效应的角色。这丰富了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机理的相关文献,有助于从微观企业的视角反思2008年以来的金融海啸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对拓展与整合行为公司财务理论的研究路径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有学者实证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弹性整体偏低,且存在着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两种形式的非效率投资问题,其中投资不足问题更为普遍。对财务弹性和非效率投资关系的综合分析表明:高财务弹性公司更容易出现投资过度问题,也更可能出现较为严重的投资过度问题;公司在财务弹性处于极高或极低水平时更经常表现为投资不足;财务弹性对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存在一定的制约作用,财务弹性较低的公司会更加审慎地进行投资。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对于企业的R&D投资,以银行贷款为主的关系型债务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R&D投资密度越高的企业,关系型债务在总债务中的占比越高,较高的占比提高了企业的R&D投入效率;企业规模对这种关系存在显著的负调节效应,关系型债务对中小企业的重要性要显著高于大型企业。他们还就如何提高不同类型上市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研发密集型行业采用适度借款方式为R&D投资融资,而非研发密集型行业可倾向性地利用债券为企业融资,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融资管理理论研究。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再融资能力的下降使得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显著减少。新政颁布后,有融资约束的公司显著增加了现金分红;而新政颁布前,有融资约束的公司现金分红显著低于无融资约束的公司,现金分红可作为区分国内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有效指标。
有学者实证分析发现:社会资本概念具有不同类型的层面,而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同类型社会资本的不同层面产生的影响均可能呈现显著性差异,社会资本对企业融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而且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以及同类型社会资本的不同层面均对企业融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需要区分企业的正规社会资本、非正规社会资本和政治社会资本的规模、强度和质量,分别考察其对不同融资行为的影响。对于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1)从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角度,改善社会资本软信息;(2)从政府与政策扶持的角度,创造公平的社会资本环境;(3)从企业自身的角度,强化社会资本硬信息。
有学者就小企业融资进行了国际经验比较。美国支持小企业融资的政策体系是市场主导的代表,日本则更侧重于政府扶持型模式。由于美国具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对于小企业的融资主要是通过小企业管理局来完成,其业务以向小企业直接贷款、参与联合贷款和提供贷款担保等方式为主。此外,小企业管理局还可以向小企业提供特殊形式的信贷,例如灾害贷款、租赁担保、保证证券支持等。同时美国也注重发挥其完善的商业银行信贷体系的作用来促进小企业融资,特别是中小型商业银行在美国小企业融资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日本的文化传统和市场经济特点,日本形成了政府和市场的双重融资机制,日本政府在中小企业的发展中扮演扶持的角色,在政府的支持下形成了一整套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金融体系。日本建立了中小企业厅来提供资金,并管理和指导中小企业的经营活动,从而形成了由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金融机构和风险投资机构共同构成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对我国的中小企业融资提出以下建议:(1)建立服务小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2)完善多层次小企业融资担保机制;(3)完善商业银行小企业信贷体系;(4)探索更多的小企业市场化融资模式;(5)建立小企业信用征集机制。
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财务柔性是企业及时调动财务资源以便预防或利用未来不确定性事件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能力。研究结果表明:高负债融资柔性企业在危机中更多地通过积极举债筹资,并更多地使用负债资金为其投资活动提供资金;高现金柔性的企业在危机中更多地调用现金储备满足投资活动资金需求;同时具有高现金柔性和负债融资柔性的企业能在危机中通过增加负债和调用储备现金为投资活动筹资。当遭遇重大不利冲击而面对现金流短缺时,企业事前储备的财务柔性能较好地为其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提供资金。
(四)股利分配理论研究。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对于现金流不确定性程度高的公司来说,其股利变化公告的市场反应较为强烈,特别是其减少股利发放或保持股利不变被看做是公司储备现金以应对未来投资需要的明智之举,能够获得较高的累计异常收益;而增加股利发放,由于市场预期该类公司未来现金流量不能满足投资需求,可能会引发投资不足,投资者不看好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在公告前、公告中、公告后公司均出现负的累积异常收益。同理,现金流不确定性程度较低的公司增加股利发放也被投资者看作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并具有较好的投资机会。对于现金流不确定程度高的公司来说,通过增加股利来传递信息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如果同时公布的盈余信息不甚乐观,则说明公司有可能在未来投资所需资金不足时承担高额融资成本甚至放弃良好的投资机会,从而导致投资不足,向市场传递了公司预期投资支出减少、甚至会出现投资不足的信号,从而使市场出现较为强烈的负向反应。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扩大、独立董事规模扩大及董事会激励增加与现金股利分配倾向之间为显著正相关关系,而CEO与董事会主席二职合一与董事会频率增加与现金股利分配倾向之间为显著负相关关系。董事会指标与现金股利分配倾向显著正相关,说明拥有优秀董事会的上市公司更倾向派发现金股利的形式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
有学者就现金分红水平是否影响国有资本收益的上交进行了分析。结论是:整体上市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分红水平并没有影响央企国有资本收益的上交,控股集团公司上交的国有资本收益仅占其收取的分红收益的一小部分。因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加强对整体上市央企集团公司的资金监管,要求其上报分红资金的使用计划;(2)利用国家控股公司平台,对整体上市央企集团公司进行分类管理;(3)完善央企负责人激励约束机制,将国有资本收益上交纳入考核体系。
(五)其他财务管理理论研究。
有学者提出一种财务管理新模式:整合价值管理与市值管理。认为财务管理的新模式应是价值管理与市值管理的整合和集成。整合了市值管理的价值管理框架是基于股东价值的财务管理体系,兼顾公司内外,提升内含价值与关注市值信号并重,综合运用多种价值经营方法和手段,以达到公司价值创造最大化。整合型财务管理要求企业同时盯住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兼顾商业秘密和公司透明度,运用财务绩效与市值进行考核与激励,控制企业内部财务风险与外部股价变动风险。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1)管理层激励和企业发展潜力正相关;(2)薪酬越高、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发展潜力的提升;(3)在不同的规模下,管理层薪酬对企业财务风险影响有所差别,小型企业管理层薪酬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要比规模较大的企业影响大;(4)企业发展潜力与企业财务风险负相关,表明发展潜力越强的企业控制风险的能力越强。
有学者就财务管理概念框架进行探讨。认为财务管理概念框架是财务理论的最高层次,是对财务理论的总结、抽象、凝练和升华;研究财务管理概念框架应该以财务本质为起点。在制定该概念框架要素时,应遵循、尊重已有的研究成果,根据财务固有的属性和特点,寻求反映财务管理内在规律性的本质要素。相关权威机构组织在制定财务管理概念框架的同时应加强对财务理论的研究。财务管理概念框架主要分为3个层次:(1)财务管理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财务的本质;(2)财务管理的职能与特征、财务管理的假设和原则;(3)财务管理的要素,包括财务管理的内容与方法。在财务管理概念框架构建方面,建议:(1)借鉴美国制定GAAP的经验,吸取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教训,做好财务管理概念框架的制定工作;(2)在购建财务管理概念框架的同时,进一步开展财务管理基本理论的研究。财务管理概念框架的建立需要借助于财务理论的持续发展和不断创新,才能使构建的体系结构充满生机和活力。
有学者就企业财务状况质量三维综合评价体系的构建与检验进行研究。从企业价值驱动因素中寻找财务分析的新视角,应用“增长、盈利、风险”三维平衡原理,建立基于企业价值创造的财务状况质量三维综合评价理论框架,从而将财务分析视角从相对静态的短期层面延伸至较为动态的长期层面。在增长维度,通过企业实际增长率与可持续增长率的长期偏离程度和资产质量两个层面来评价财务状况的增长性质量,对经营性资产质量的评价,可以从周转性、增值性和获现性3个方面加以展开。在盈利维度,分别从盈利后果质量和盈利结构质量两个维度来考察盈利的获现性和持续性。在风险维度,分别是从企业的盈利能力与资本成本的对比、资产期限结构与资本期限结构的匹配、财务弹性以及股权结构等不同角度对企业的风险做出整体评价。同时对财务状况质量与企业价值创造关系进行检验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财务状况质量三维综合评价体系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因而较为科学和有效。
八、公司理财实务研究
(一)公司债务结构研究。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1)我国上市公司较高的流动负债并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财务治理效果,虽然在抑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和提升公司价值方面效果显著,但却不能有效约束经营者以促使其不断提高公司业绩;(2)银行借款的确存在软约束问题,既不能有效抑制两类股权代理成本,也不能提高公司业绩;(3)商业信用负债总体上能够发挥积极的财务治理效应,既能有效抑制两类股权代理成本,又能提高公司业绩;(4)公司债券由于在债务总额中的比重极低而与股权代理成本以及公司业绩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因而对财务治理效率没有显著影响。为提高财务治理效率,建议:(1)适当降低流动负债比例,寻找一种长短期互补的债务期限结构;(2)积极探索适合我国企业治理结构特点的银企控制权配置模式;(3)积极发展债务市场。
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与税收理论相关的非债务性税盾对很多行业有着显著影响;反映资产流动性的指标影响着绝大多数行业;企业规模和每股收益虽然影响部分行业,但这两个指标都与债务期限正相关,表明大企业和质量好的上市公司倾向于使用长期债务;抵押价值的作用不容忽视,对占样本绝大比例的制造业来说抵押价值有重要的影响;自由现金流量对部分行业有影响,其系数为负数,印证了具有大量自由现金流量的公司倾向于发行更多的短期债务。研究还表明,反映财务杠杆的负债权益比例仍然是影响中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重要变量。反映股权特点的流通股比例和股权虚拟变量作用却不突出,资产期限与债务期限的背离较严重,这些可能与股权融资偏好和短期债务融资偏好有关。
有学者实证分析显示,国有公司的长期借款比例显著大于非国有公司,表明国有产权有助于企业从银行获得长期借款;强银行竞争地区的公司长期借款比例高于银行竞争较弱的地区。当经营风险较高时,公司在短期债务到期时向银行续借资金的难度加大,从而导致较高的流动性风险,公司倾向于选择更长的债务期限以降低流动性成本。国有公司的信贷优惠可以降低高经营风险公司的流动性风险,因而其经营风险对债务期限的正向影响更小。当银行面对的同业竞争较弱时,因不担心客户流失,存在较强动机搜集企业信息并与之维持更长的信贷关系,发放更多长期贷款。当银行竞争较强时,公司经营风险对债务期限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对债务期限有重要影响,呈负相关关系;在较高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下,回归结果验证了Flannery模型中关于中低风险公司的情况,即债务期限随风险等级单调递增;在较高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下,支持Diamond模型关于高风险公司的情况,即高风险和低风险公司发行短期债务,中等风险公司选择长期债务;信息不对称程度下降后,我国中低风险上市公司的债务期限反而变得更短,这一现象与Flannery模型和Diamond模型预期均有冲突,只有高风险公司债务期限有所增长,与理论模型预期一致。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期限结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国有股比例、管理者持股和两职合一变量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而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与债务期限结构显著正相关。与此前分别将公司治理因素纳入模型的结果相比,各变量的方向和显著性均没有变化。基于研究结论提出4点建议:(1)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优化债务期限结构;(2)提高管理者持股水平,优化债务期限结构;(3)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优化债务期限结构;(4)营造良好的外部融资环境。
(二)公司融资研究。
有学者实证分析认为:(1)通常情况下,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现金持有的一些更多的表现为基于掠夺风险的预防动机;(2)对于融资约束公司来说,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高,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也越高,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现金持有影响主要表现为掠夺风险效应;(3)对于非融资约束公司来说,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高,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也越低,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代理成本效应。
有学者介绍了天津滨海新区航空租赁业融资的新思路。认为天津滨海新区航空租赁业除依靠银行贷款外,采取如下方式作为主要融资模式。第一,租赁债权保理——租赁公司以承租人的偿债能力为前提,以收取租金的债权为融资载体,将融资租赁合同未来的收益权直接转让给银行;第二,担保抵押百分比——担保公司对租赁公司进行资产调查评估,制定租赁公司融资最高授信额度,对资产评估值中扣除银行抵押的价值部分进行反担保,担保公司依据这部分价值对租赁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激活抵押闲置资产价值;第三,与飞机制造厂商——空客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要求空客提供租赁物余值回购承诺或回购担保,并将该权益质押给银行以此获得经营活动所需资金,另一方面将自己的服务纳入到空客的营销体制中,参与其销售和服务的利润分配,满足租赁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要;第四,桥隧模式融资——引入第四方即风险投资机构或行业上下游企业,承诺当租赁公司发生财务危机无法按时还贷款时,满足一定条件就由第四方购买公司股权,为公司注入现金流。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市场时机与股权融资额正相关,与股权融资比例负相关,并且配股融资的市场时机变量的融资额效应小于增发融资方式,表明配股融资的市场时机选择效应相对较弱。由于股权融资的市场约束和监管机制不完善,上市公司在进行股权融资规模决策时,具有大规模融资扩张的内在冲动,同时上市公司会充分利用股权价格的市场定价进行融资量和融资额的决策,以实现控制性股东收益最大化;但与公开增发融资方式相比,配股融资的市场时机选择效应较弱。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董事具有银行背景的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显著多于董事没有银行背景的企业。这意味着在我国制度环境较弱的情况下,企业确实可以用非正式的替代性机制来克服正式制度欠缺度自身发展的制约,获得银行贷款方面的融资便利,促进自身发展。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规模小、固定资产较少和成长速度较快的高风险企业来说,企业董事的银行背景的融资便利效应更强。
有学者就完善广东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提出几点建议:(1)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引导科技型中小企业提高自身素质。一方面,要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促进相关中介机构发展,鼓励其开展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信息信用征集、信用记录调查业务;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科技型中小企业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完善企业管理。(2)完善信贷担保体系,创新担保方式。要建立省政府与地方政府信贷担保体系,由省政府根据全省实际制定统一标准,省政府主要为欠发达地区和重点扶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担保,地方政府则根据地方实际主要为处于初创阶段或者有短暂融资困难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要为担保机构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要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鼓励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要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点创新担保方式。(3)完善资本市场建设,探索建设科技发展银行。要进一步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建设,努力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现有金融体系中没有规模化的专门针对科技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园区和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提供金融服务的专业机构和专业服务,难以支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科技型企业融资。(4)改善风险投资环境,加快发展风险投资。
有学者就信托视角下的中小企业融资模式创新进行研究。认为要使中小企业的信托融资模式持续进行下去必须:(1)借助信托平台,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完善中小企业信托融资模式;(2)中小企业集合信托在融资条件和担保方式上仍需不断创新;(3)产品设计要向个性化、基金化、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4)政府需在政策和财政等方面予以支持。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具有高担保资产、悠久信用记录、正规经营证件以及高社会关系资本水平等标准信息的农村中小企业,其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概率比较大,这印证了机构性贷款人主要依据借款人所具有的标准信息禀赋来甄别借款人信誉,从而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相应的正规程度高的借款人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向正规金融机构显示其信誉,进而同金融机构进行借贷交易,形成借贷匹配。但是,计量的结果没有显著的证据支持非正规借款人同非正规贷款人之间形成的匹配。为了提高农村借贷市场效率,建议:(1)基层农村金融组织应积极创新贷款技术;(2)推进农村金融互助组织建设,并以此构建乡村信用共享平台;(3)综合正规和非正规金融部门的比较优势,以此整合农村金融市场。
(三)公司投资研究。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大型企业对外投资绩效也存在门槛效应,即企业在走出去初期,海外分支机构的绩效增长率通常会下降,当境外资本积累达到某一临界点时,绩效增长率会由负转正;我国国有大型企业整体上具有规模经济性;对外投资对企业规模经济状态的影响也呈现门槛效应,即企业境外资本存量与境内资产之比超过某一临界值之后,对外投资比本土投资更有效率。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开拓型在华子公司的绩效要比出口导向型的绩效好;进入方式在市场导向与绩效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以下管理启示和政策建议:(1)为了获得更好的绩效,外资企业的市场导向应该实行出口导向型向市场开拓型的转变,企业功能应该从单一职能的加工厂型向多职能或全职能企业转变;(2)合资企业是市场开拓型的更好组织形式;(3)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出口导向型且内部关联交易频繁的外资企业的监管;(4)在吸引外资过程中不宜继续鼓励出口为导向的政策,应该扩大外资市场准入的单位,更好地为扩大内需服务。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外商独资企业绩效并没有好于合资企业。虽然独资化现象越来越普遍,但是,整体而言合资企业的资产报酬率要高于独资企业。不过,相对于合资企业来说,随着经营时间的延长,独资企业的绩效得到明显改善,这可能是学习和适应的结果。与此同时,相对于合资企业而言,规模越大的独资企业绩效明显好于同等规模的合资企业,也好于规模较小的独资企业。可见,时间效应和规模效应是影响独资企业绩效的重要变量。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作用,它依赖于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机制。具体来说,对于那些位于产权保护好的地区里的企业,企业研发投入更能带来企业绩效的提高。政府控股降低了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政府控股的存在弱化了公司治理效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呈显著的正U型关系,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由于堑壕效应存在,导致此阶段的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较弱;当持股超过一定比例时,协同效应开始对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产生正向影响。从经理持股的影响看,经理持股对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影响不显著。这意味着在现阶段管理层持股的激励作用仍较为有限。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来有效管理企业的研发投入,对改进企业研发投资的效率起着关键作用。
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上市公司的债务保守行为与公司未来的资本支出存在着相关性,且这种相关性是显著的,公司的股利分配能够促进公司的资本投资,公司的规模越大,公司的债务保守现象也越可能出现。另外,也发现公司的投资行为具有强烈的时间上的连续性,公司的资本投资与其前期的投资高度相关;公司的债务保守行为也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公司的债务保守与其前期的债务保守高度相关。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股权再融资(SEO)行为会显著影响公司过度投资,并且国有公司和投资机会低的公司过度投资情况更为显著。当然,SEO虽并非过度投资的根本原因,但SEO获得的资金确实为管理者的过度投资倾向提供了资金支持,使过度投资成为现实,从而损害公司价值,最终导致财务业绩长期下滑。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机制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具体来说,相对于非股权激励公司,推出股权激励方案的公司抑制了投资过度行为,也缓解了投资不足的问题。我国上市公司既存在投资过度的情形,也存在投资不足的情形,总体上,我国的股权激励制度有助于缓解管理者和股东的利益冲突,通过抑制公司非效率投资的路径间接实现了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富含信息的股价有效降低了资本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程度。富含信息的股价不仅能够有效降低融资约束导致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而且也能够有效降低代理冲突导致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问题。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1)银行业市场化的推进、地区金融发展积极地推动了我国上市的研发投入;(2)地区金融的发展对公司的研发投入的积极影响,对那些缺乏资金的小企业和私有产权控制的企业更为显著;(3)地方政府干预弱化了金融的发展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影响。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在债务融资与投资效率的敏感度上,银行持股公司高于非银行持股公司,即投资效率越高的银行持股公司越多的债务融资,银行持股提高了信贷配置效率。
(四)公司购并与重组研究。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1)资产专用性对主并企业的概率影响不确定;(2)与资产专用性结果的不确定相比,资产负债率的系数一直显著为负,现金比率的系数显著为正;(3)企业规模对企业是否成为主并方的影响方向不明确,主营业务利润率和托宾Q的系数一直不显著;(4)代理理论和管理主义理论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印证;(5)终极产权性质对主并企业概率的影响不显著,取决于股权分置改革后民营和外资等非国有经济力量和国有资本抗衡的结果。
有学者研究认为,纵观中资银行海外扩张过程,其主要特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协同效应的层次不断提高,从最初的业务协同效应,到战略协同效应的提升和转型;二是从区域协同效应,向全球的协同效应转变。并购的预期效应除了能提高股票的价格外,还能增强企业的偿债能力以及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等。
有学者实证分析认为:(1)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财富效应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2)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财富效应行业特征体现在行业的发展能力、发展战略和发展阶段3个方面;(3)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财富效应行业特征与市场结构不直接相关;(4)我国股东财富效应与行业的发展能力、阶段和盈利能力显著相关。
有学者认为,知识视角是近些年来西方购并研究发展迅速的一个分支。对国外学者关于学习源泉(购并经验)、学习机制和学习心态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评价并指出:(1)购并经验作为学习的源泉,只有具备了不同的特征,才会产生不同的学习效果;(2)因果与谨慎这两种机制都在知识编码与购并绩效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3)学习效果的好坏不仅与学习机制有关,而且还要受学习者的学习心态和学习意愿的影响。对未来相关研究进行展望:(1)要想研究购并能力、整合能力,就必须研究它们的性质和构成要素;(2)在企业如何通过经验学习来构建自己的购并和整合能力方面,后续研究还可以围绕学习源泉、学习机制、学习心态等多个方面深入开展研究;(3)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合研究;(4)期望知识视角购并研究对于我国企业的购并实践产生积极的实际影响。
有学者实证分析发现,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发生关联并购重组的根源是股份制改造模式;关联并购重组并不为股东创造财富,为股东创造财富的是非关联并购重组;在完整改造的公司中,非关联并购重组的财富效应好于关联并购重组的。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政府规制对跨国并购的单向作用机制。其中,经济性规制对跨国并购产生显著影响;而社会性规制对跨国并购的影响不显著。提出两点政策建议:一方面,应顺应经济发展规律与规制重构规则,适时调整或放松对跨国公司在华的某些经济性规制;另一方面,针对其在华环境污染行为及动因,应强化对跨国公司的社会性规制,尤其是环境规制,防止产生规制不足与缺位的问题。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并购交易双方间纵向关系较高,公司并购财富效应相应较高,而且产业上下游间公司纵向并购财富效应会随着公司并购交易双方所在地区产权保护程度的降低而增加,但这种产业上下游间公司纵向并购财富效应只存在于民营上市公司作为收购方的并购活动。这表明,在我国不完善的法律和司法体系、较差的契约实施和低效的社会信任条件下,纵向一体化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机制,保护私人控股收购公司双方事前的关系专用性投资激励,并防止交易对方潜在的敲竹杠行为,节约高昂的市场交易成本。
有学者认为:就财务视角而言,并购方预期的并购收益与成本、被并购方的抵制或支持策略、被并购方的行业特征等因素均会影响并购溢价。从理论上讲,并购意愿以及并购成功几率主要取决于并购方对并购收益的预期。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却表明,以协同效应作为并购方愿意支付高额溢价的理由是不充分或令人怀疑的。关于被并购方的抵制或支持策略的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被并购方采取的影响并购价格的策略,不管是抵制策略还是支持策略,均会不同程度地提高并购溢价水平。就行业特征而言,现有研究大多以银行业为背景来研究并购溢价的决定因素,也有学者从其他行业特征(如技术特点)来考察并购溢价决定因素。就管理层和公司治理视角而言,投资者保护、管理层持股比例、并购方管理层(特别是CEO)的盲目自大行为、组织间关系等均会对溢价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总体而言,学者们普遍认可良好的投资者保护环境可以为并购创造较活跃的市场,进而提高并购溢价的观点。其次,学者们就管理层持股对并购溢价影响问题并未取得一致的研究结论。再次,管理层盲目自大可能令管理层相信自己对被并购方的估价优于市场估价,并愿意向被并购方支付溢价。研究发现,并购方支付高额溢价很可能是由并购方管理层的盲目自大,过度相信他们具有从并购中获取额外价值的能力所造成的。最后,在收购定价问题上,组织中其他成员以往的并购经验也会影响正在进行并购的成员的支付价格。就其他并购参与者视角而言,参与程度、中介机构的咨询费用、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或反对外国公司并购的政治壁垒及法律等因素均会对并购溢价产生影响。未来的研究方向:(1)国外已有文献研究角度还不够深入、全面。对并购与其他领域的交叉研究,特别是与组织行为学、心理学、实验经济学的结合,可能是将来研究并购溢价决定因素的重点和可以突破的领域。(2)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且主要局限于回归分析法和事件分析法等,缺少深入的经济学或管理学理论分析。未来相关研究应该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及不同时期,把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或面板数据结合起来展开分析,克服主观随意性和其他干扰性因素,并注重因果关系的解释和样本信息质量。(3)现有文献主要以美国和欧洲成熟资本市场的并购交易为背景,鲜有涉及转型经济或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的研究。制度和文化差异、地区的法律法规和市场商业模式等因素如何影响并购溢价的产生及其水平也将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热点。
(五)公司绩效研究。
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1)在上市公司中,国有公司和民营公司的控制权特征显著不同,国有公司的控制权和所有权比例都大于民营公司,而两权分离度却显著低于民营公司;国有公司多采用直接控制,而民营公司中更多的是间接控制;民营公司中绝对控制的比例要高于国有公司。(2)实际控制人的性质显著影响公司绩效,民营公司的公司绩效要好于国有公司。(3)控制权的实现方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在不同性质的公司中不同,在国有公司中,间接控制比直接控制的情况要好,而在民营公司中,直接控制下的公司绩效更好。
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就总资本充足率而言,国有上市银行甚至超过了股份制银行,净利润增长率也超过了部分股份制银行。国有上市银行还可以因为其国有背景而让投资者放心,因此资产安全性也较高。可见,在国有银行上市后,因为其公司治理的进一步改善,国有的身份反而有利于商业银行综合绩效的提高。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财务资源配置的集中程度与企业经营绩效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过度集中或者过度分散的财务资源配置都将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不利影响。企业只有执行与其财务特征相匹配的适度的财务资源配置战略,才能最大化经营绩效。还指出,财务资源配置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可能受企业组织架构、企业文化、管理体制等特征的作用而有所差异。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发展和建设的关键,就是要对成员企业实施适度集中的财务资源战略,既防止下级企业寻租与代理问题的产生、减少效率内耗,又充分调动成员企业的积极性。
有学者实证研究显示:随着股价信息含量的提高,资本投资增减对效益的灵敏度得到有效改善,资本更快地实现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的转移,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得到有效提高,在加入了诸多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控制变量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不断加强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制度环境建设,加强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规范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机制从而提高股价信息含量、改善信息处理效率。只有不断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才有可能最终实现证券市场资本配置效率的有效改善。
有学者认为:(1)将风险控制指标引入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绩效评价体系;(2)引入可定期更新的实时性战略评价指标,作为引导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的风向标;(3)将引入风险控制指标的绩效评价体系纳入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预警与控制机制。此外,也可以在境外投资绩效评价体系运行成熟之后,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前提下,根据境外投资不同投资动机对绩效评价体系分层次、分动机加以细化,满足不同层次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使绩效评价体系结果更加科学合理,更具有广泛的使用价值。
有学者实证研究显示,深圳上市家族企业资本结构与每股收益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个结论与适当的负债可以提高每股收益水平观点刚好相反,认为可能是由样本的数量比较少,样本数据的时间比较短可能出现阶段性特征;企业较高的负债水平使债权人要求的报酬相应提高;负债契约对投资的约束作用和国内金融制度不完善,企业的负债主要来源于地下金融组织,其资本成本远高于银行同期贷款,这也将导致资产负债率提高使每股收益下降。
(六)公司其它理财实务研究。
有学者就大型企业集团发展产融结合的动因、问题和建议进行研究。主要动因:(1)通过产融结合建立内部金融市场,可以降低外部交易费用,节约市场筹资的交易费用是企业集团产融结合最直接的动因;(2)优化内部资源配置,提高集团管控能力;(3)寻求低成本资金支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4)获取贴身、贴心的金融服务,形成战略协同优势;(5)占有稀缺金融资源,减少年度间效益波动。主要问题:(1)财务公司的业务范围受到限制;(2)信托公司与集团产业的协同受政策制约;(3)企业集团控股的保险公司存在一定经营风险;(4)企业集团开展产融结合面对的监管部门过多;(5)部分大型企业集团产融风暴隔离机制不健全。大型企业集团在发展产融结合的道路上还存在战略不清晰、参股经营较多、投资分散等问题。主要建议:(1)充分论证企业集团发展产融结合的基础;(2)明晰大型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战略定位;(3)大型企业集团要加强金融业务的监督管理;(4)进一步完善大型企业集团所属金融子企业的外部监管体系;(5)进一步完善支持大型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政策措施。
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1)并未发现股权性质对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行为的影响作用;(2)股权集中度对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关系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并且这种影响作用呈倒U型曲线关系;(3)内部人持股并不是提高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水平的良策。在当前中国上市公司职工持股和管理层持股的现状下,只有管理层持股比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投资者关系水平的促进作用,而职工持股并不会对提高投资者关系水平产生任何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构筑应对反倾销的动态财务管理模式的运行体系,具体包括3个系统:(1)反倾销调查财务预警系统,此系统以企业的会计信息系统为核心,通过对反倾销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监测、分析、整理和判断,为企业面临可能发生的反倾销调查提供预警,促使企业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损失;(2)反倾销调查财务举证信息系统,系统包括公司结构、会计制度、成本核算、市场、商品、“替代国”数据六大信息储备库;(3)反倾销调查危机总结系统,在进入反倾销调查危机总结期时,应启动该系统,对反倾销过程的动态财务管理模式运行情况进行评估和总结并加以完善,为应对下一次反倾销调查危机奠定坚实基础。还应该包括保证运行体系正常运行的制度支持体系。具体包括:(1)树立反倾销调查危机的防范意识;(2)成立反倾销调查的管理机构;(3)制定反倾销调查危机处理的模拟训练和危机管理培训等日常管理制度。
有学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构建财务分析框架:(1)基本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入能力分析;(2)资产变现的现金流入能力分析;(3)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能力分析;(4)特别因素及事件形成的现金流能力分析;(5)财务弹性形成的潜在现金流入能力分析。
有学者认为:金融控股集团可能通过资产转移形式变本加厉地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从榨取债权人利益角度看,金融控股集团道德风险有3种不同的生成机制,并且存在柠檬效应;从榨取债权人利益角度看,每种资产转移类型的效应与金融控股集团的财务杠杆高低、有效供给的资产规模、预期回报率的相对大小和债权市场定价机制的完善程度等因素相关。从损害投资者利益严重程度看,大多数情况下,其高低顺序为:首先是过度资产转移,其次是一般资产转移,最后是无资产转移。
有学者就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认为:(1)资金集中方面存在一定问题;(2)资金管理中存在一定问题;(3)提供金融服务中存在一定问题;(4)经营管理中存在一定问题。建议:(1)围绕集团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调整财务公司的业务范围;(2)不同政策之间相互协调,并赋予财务公司相应资质;(3)设立财务公司的企业集团应认清并明确财务公司的作用和定位;(4)加强财务公司的经营管理能力。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后,大股东的确存在通过现金分红向自身输送利益、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显著倾向。因此,提出监管当局应当针对这一新发现,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定向增发公司现金分红行为,切实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我国公司实现A+H股交叉上市后,由于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升以及融资成本的下降,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显著降低,但这一现象在A+B股交叉上市公司中并不明显。同时,由于交叉上市公司较之非交叉上市公司发展前景更为良好,投资者更希望企业减持现金,加大投资,以进一步提升企业价值。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1)对于交叉上市公司而言,可以通过适当降低现金持有量,同时适度扩大投资规模来提升企业价值;(2)对于证券监管部门来说,由于交叉上市(A+H股)能够提升投资者保护水平,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把握投资机会,因此,证券监管部门在可控的前提下,应适度鼓励公司的交叉上市行为。此外,证券监管部门可以借鉴香港市场的经验,不断加强监管,完善企业的信息披露制度,以提升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的总体水平。
有学者就商业银行小企业信贷风险管理进行探讨。认为加强小企业的信贷风险管理是目前面临的主要的问题之一。一是小企业信贷战略选择及风险容忍度设定:(1)小企业信贷业务经营战略选择;(2)小企业信贷业务风险偏好选择;(3)小企业信贷业务容忍度设定。二是优化小企业信贷风险管理流程:(1)对小企业信贷产品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类型产品制定不同的风险流程管理措施;(2)限定较为严格的准入条件;(3)尽量保证小企业只同一家银行开展业务;(4)适当简化贷后管理,针对不同产品制定不同的贷后监控要点。对于小企业信贷风险管理有以下几点建议:(1)完善小企业信贷风险容忍度设定;(2)完善小企业信贷风险的流程管理;(3)探索微型贷款管理模式。
有学者就基于价值导向的电信运营企业财务竞争力综合评价与提升路径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基于综合绩效和现金流角度的财务竞争力评价结果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2)价值创造能力与财务竞争力评价结果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3)股价和财务竞争力评价结果之间也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提出:电信运营企业财务竞争力的提升过程是基于价值导向实现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经营的过程,需要遵循“财务转型—协同战略—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与经营—价值文化”的基本路径进行。
九、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
(一)内部控制理论研究。
有学者根据从控制权视角对内部控制的治理功能的研究,指出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受到不同公司控制权配置的影响,企业控制权的配置和重新配置,可以有效解决代理问题,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更好地发挥内部控制的作用。
有学者通过经济学与管理学相关理论对企业内部控制进行深入探讨,并结合我国企业实际情况提出企业内部控制的三元核心(制度、人员、流程)理论。在企业内部控制的三元关系中,制度处于统领全局的主导地位,人员的管理、流程的设置都应该以一定的制度为依据。这种对企业内部控制实质性的探索和分析,尝试能够通过三元核心和三维体系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实现企业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之间的嫁接,把晦涩、模糊的理论变为企业可操作的有效管理方式。
有学者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出发,构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该框架遵循两条主线:一是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信息由企业内部向外部的流动过程;二是信息各作用主体在信息流动中扮演的角色。在这一框架下,国外对内部控制的研究已比较完整。但是将该框架放在国家层面,对制度背景与内部控制关系的研究尚处空白。构建的框架为我国学者绘制了研究领域地图,未来可以在以下方向进一步深入研究:(1)研究法律制度背景对内部控制的影响;(2)研究内部控制与公司组织结构的关系;(3)研究内部控制和审计师的关系;(4)分析内部控制的成本和效益;(5)研究内部控制信息的市场反应。
有学者认为管理控制系统的演化归根到底是由企业战略环境和战略实施方法发生变化所致,并总结了管理控制研究的3种典型范式,对每种研究范式下的管理控制模型及其研究结论重点进行了梳理和归纳。
有学者认为一个合理、科学的内部控制评价系统应具备以风险管理为主线、以内部管理为视角、以资源约束为条件的特性,在系统构建时,必须坚持权变、目标导向和经济性3项基本原则。
有学者从企业成长理论的动力能量观的角度来理解母子公司间的财务控制机构以及改进问题。母子公司财务控制结构由初始的结构改进向复杂化和有序方向的渐进发展,是一个有秩序前进的过程。这种有规律的母子公司财务控制的改进过程就是母子公司财务控制结构改进的适度性,从性质上看是母子公司财务控制结构的适应性改进或者创新。
有学者认为以内部控制理论的研究对象为聚焦点开展研究,能够丰富内部控制理论探究,对于内部控制理论的拓展和深化至关重要。组织成员的个体行为及其在组织内部所引发的群体关系理应构成内部控制理论的研究对象。
有学者认为通过编制与发布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可以量化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性,从而掌握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现状,了解上市公司现有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水平,为上市公司风险管控水平的整体提升提供帮助。针对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的系统构建,指出,要编制出统一科学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关键在于科学构建有效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系统,而该系统的科学构建取决于对评价指标、评价标准与评价方法等要素的科学设计。
有学者以控制论为基础来建立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监控图模型,为企业开展内部控制系统的即时监控和趋势监控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并在考虑成本效益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价值分析模型,使得内部控制系统的价值得以量化。
有学者以博弈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信号博弈模型,提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制度、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内部控制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的建议。
有学者认为我国对于基于财务报告可靠性目标的内部控制研究,研究力度还不够,研究方法较单一,实务性研究以及政策建议研究还很缺乏,在研究方法上要加强企业和高校的合作,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案例研究,如此才能指导企业进行实务改进,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效果,最终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有学者认为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运行,有赖于内部控制模式与组织信息体制及组织结构的匹配,通过此保证既能及时获取决策所需的信息,又能对所获得信息进行加工和整理,并在组织内实现知识共享,降低信息不对称,弥补组织契约的不完备,进而保证组织的正常运作和发展。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内部控制是“融于”管理体系的,而管理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本身又是“整合的”。在整个内部控制体系中,资产安全控制、合法合规控制和报告控制是基础性控制,报告控制对经营控制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战略的实现是内部控制的终极目标。
有学者根据不同目的内控评价在具体评价活动中所体现的内涵与协作需要,分别提出了外部主体内整合和内部主体内整合,这两类整合并称为主体内整合,是第一层次的整合,同时对基础资料与评价方法共享的主体间整合,赋予了第二层次整合的概念,通过这两个层次的整合,能更好地服务于多角度的评价标准和实现多维的评价目标,更加有效地推进内控完善和提升内控评价报告的质量。
有学者提出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是评价内部控制是否有效的关键。把握内部控制缺陷的实质、厘清内部控制缺陷和内部控制局限性是认定内部控制缺陷的基础。缺陷认定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必须解决缺陷识别、缺陷严重程度评估、缺陷认定权限划分、缺陷应对措施制定、缺陷对外披露五个环节的问题。
有学者分析了“人”和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相互作用,提出人本内部控制的概念和构建基础,构建了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以企业社会责任风险管控为中心的人本内部控制战略框架。
有学者从历史与现实多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信任水平、组织结构与内部控制制度设计之间共生互动的联系,信任水平与组织结构对内部控制制度设计与选择确定具有重要影响。认为不同形式的组织结构,信任水平不同,应该按照不同的组织结构和信任水平特征,设计或者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具有效率的内部控制方式及其实现路径。
有学者基于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程度设计内部控制指数,旨在定量化地反映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内部控制指数由五大目标指数形成的内部控制基本指数和内部控制修正指数构成。
有学者提出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研究陷入了一个为不能独立存在的系统寻找独立存在的理由的尴尬境地。因此,应该尽早用内部控制取代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二)内部控制实务研究。
有学者认为《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出台,我国内部控制的规范体系的建成,内部审计理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主要转变有:从财务审计向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转变;从经营层业务导向审计向战略层治理导向审计转变;从事后审计向全程审计转变;从查错防弊导向审计向价值增值导向审计转变。
有学者以一家以研发为基础的跨国制药集团公司为例,以较具代表性的产品信息介绍会报销费用为对象,对其内部控制进行分析。得出其在内部控制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纠正内控制度设计缺陷的及时性较低,信息沟通流畅性欠缺,审核点执行表面化等3点局限性。并提出加强内控制度的自我评价,加强内控制度各相关方的信息沟通,强化审核点的执行深度等3点意见,以提高内控制度的有效性。
有学者指出建设有效的内控制度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关键环节。而监事会具有的独立地位以及有利的监督视角可以对建设有效的内控体系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建议将监督企业董事会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作为监事会工作的核心任务,将以往的事中、事后为主的被动监督模式变为事前为主的监督模式,既可以将其工作落到实处又能促进企业内控的有效运行,进而完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有学者认为企业要想顺利贯彻实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目前必须解决好以下5个关键问题。一是建立实施内部控制体系的目的必须明确。二是内部控制的建立实施由谁负责必须清晰。三是建立实施内部控制要从战略、系统的角度出发。四是不仅要注重硬控制,还要着眼于软控制。五是企业内部控制的建立实施是一个长期优化的过程。
有学者通过对新疆民营企业的合同管理案例研究得出新疆民营企业对合同的内部控制整体水平高于一般,但未达到较好水平;在控制活动中,与间接控制活动相比,企业未加强对合同管理的直接控制活动的重视;与附加的控制活动相比,企业未加强对融于流程中的内部控制活动的重视程度;在控制活动的加强程度上,直接控制活动的加强程度要大于间接控制活动;融于流程中控制活动的加强程度与附加的控制活动无显著差异的结论。
有学者认为,“董事会内部控制评价+注册会计师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政府监管部门(或非盈利性机构)内部控制综合评价”是较适合我国制度环境的内部控制评价模式。其将企业内部控制目标归为4个子目标,即企业战略目标、企业运营目标、企业报告目标和遵循法律法规目标,4个子目标又可以分成影响因素或需要考虑的方面,而每个影响因素或需要考虑的方面又是通过具体的评价指标来衡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科学的内部控制评价模型。
有学者认为内部控制鉴证演进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引起鉴证业务三方关系具体内容发生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鉴证主体三方展开的动态博弈。并详细说明了从内部控制审核到强制性内部控制审计的变革内容:(1)鉴证目标——有限保证到合理保证;(2)鉴证业务类型——信息鉴证到行为或过程鉴证;(3)鉴证范围——内部会计控制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并存在进一步拓展的趋势;(4)鉴证标准——内部控制制度到内部控制结构到内部控制整合框架;(5)鉴证方法——自下而上的思路到自上而下、风险导向的思路;(6)鉴证报告——自愿性披露到强制性披露。
有学者针对跨国并购及对海外子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设计提出应以实施国际化战略为向导,以提升企业竞争力和企业绩效为标准,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设计超越公司内部控制结构层面的一套完备有效的公司内部控制机制。
有学者以2007~2009年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指数。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有效增加企业获得新增贷款的可能性,并且能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和改善债务期限结构。
有学者通过构建双重独立审计机制来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建立内控长效机制和投资者利益保护。其构建方法有益于重新选聘外部审计师形成双重独立审计新格局,在此过程中监管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真正提高和强化内部控制审计地位,使得内部控制三大目标都得到充分关注;两家中介机构相互独立、制约、监督,切实加强审计力量,为上市公司提供双重保证。
有学者从资产评估机构的独特视角,对资产评估机构的内部控制进行了系统分析。根据资产评估机构的特殊性加强以下3方面的控制:一是事前风险的控制,在执行评估业务时,资产评估机构应对客户所面临的和潜在的风险进行分析、判断和评估;二是事中控制,建立在评估过程中减轻风险的程序,以便规避、降低和转移风险;三是事后风险的评价,对上述所做工作的有效性进行分析、检查、修正和评估,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执业风险。
有学者基于沪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提出,随着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及其他相关指引的陆续颁布执行,可以根据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公司规模、业绩状况等情况逐步实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强制披露。
有学者实证分析认为:我国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收费与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之间存在着不显著的负相关性;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的整体质量,从而显著地降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收费。得出启示:为了确保注册会计师能够向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报告,同时又节约审计资源的投入,注册会计师在制定审计计划及开展审计工作时,应当以企业的控制风险水平及其他重大错报风险水平为依据,将更多审计资源分配到高风险领域,从而提高审计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有学者实证分析认为,加强内部控制有助于提高盈余质量,同时投资者对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公司的盈余反应更加强烈,支持了内部控制的财务报告目标。为内部控制能够促进我国会计信息质量提高提供了经验证据,回答了内部控制制度在我国适用性问题。
有学者实证研究得出治理管理人员的舞弊行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强化实施机制;(2)建立科学的经理人员报酬体系;(3)培养健康的企业文化氛围;(4)对上市公司外部监管的手段和标准应多元化。
有学者认为:(1)内部控制有助于促使非营利组织在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权衡和处理好营利性和公益性的关系,探索新的社会化运作模式,更好地规避与组织宗旨背道而驰的商业行为,实现组织目标;(2)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运作不利于营利组织,更多地利用其品牌、公共关系或营销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以得到更多的捐赠或者其他收入,因此必须对其商业化运作的手段和方式加以控制,以免组织整体声誉受损;(3)对资金使用的监督也是内部控制的重中之重。内部控制在监督非营利组织资金使用、定期向社会公布使用情况方面应当也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公司会导致债务成本的上升;不受评级机构或银行监管的公司因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所导致的债务成本的上升高于受监管的公司。进一步分析表明,银行的监督作用似乎是这些检验结果的主要驱动因素。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考察了上市银行的内部控制。认为实质性漏洞是上市银行内部控制失效的主因,是妨碍其抵御内外部风险和对企业经营进行有效控制的重大障碍。
有学者认为,应当全面度量企业在设计、实施、评价、维护等阶段以及各个流程环节的成本分布,研究我国上市公司《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遵循成本及其优化途径。
有学者研究发现,公司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与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复杂性与审计收费正相关,而且,在会计师事务所看来,相对于有传统的常规业务流程的公司,没有传统的常规业务流程的公司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更复杂。由于风险导向审计模式的应用、SOX法案特定的制度安排以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特性,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失效的风险与审计收费之间并不是以往研究结论和常识中的正相关,而是显著负相关,即上一年披露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公司的审计收费反而低,产生了极反效应。
有学者研究认为: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抑制公司的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公司具有更低的盈余管理程度;尤其是获得合理保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更低。采用处理效应模型校正自选择性偏差后,上述结论更为稳健。
有学者充分借鉴企业内部控制概念框架和其他学科概念框架研究的成果,同时紧密结合政府部门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功能特性,尝试构建一套涵盖定义、目标、原则、要素等内容,便于政府部门内部控制实践操作的概念框架。
有学者认为高管层具有披露的动机选择倾向,这种动机选择决定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偏离内部控制质量的偏差。分析高管层决策、内部控制和内部控制披露的逻辑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内部控制管制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有学者提出以《合同法》等为法律背景,以过程控制为导向建立企业合同内部控制系统;并结合金融危机中外贸公司的实践案例,探讨评价其合同控制过程的控制手段、主要载体以及内生条件等,以期帮助企业寻找合同内部控制制度的变迁路径,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
有学者通过构建基于PDCA循环的内部控制综合评价指标,确立了综合评价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模型,为内部控制体系有效性的综合评价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行方法。
有学者采用问卷调查方法研究发现:企业内部报告的相关性与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和公司理财的决策有用性呈正相关关系;企业内部报告制度建立的完善程度和实施水平决定了企业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和公司理财的决策有用性的程度和水平。构建基于会计相关性的内部报告理论与体系,将有助于提高管理会计的相关性,推动会计信息质量的全面相关性,有助于内部控制、公司理财等相关学科的建设。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公司,其管理层薪酬业绩的敏感度也越高,而且,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协同性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显示,随着时间的推进,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关系更为密切,说明内控的质量在不断提高。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公司内部控制越好,会计信息质量越高,被最终裁定的反倾销税率就越低;公司风险评估越好,更能及时进行风险识别、分析和应对,被最终裁定的反倾销税率就越低;公司反舞弊机制越好,会计信息的可采性越高,被裁定的反倾销税率越低。
有学者认为基于麦卡勒姆管理思想的内部控制概念可以作为当前内部控制理论范畴赖以存在的现实前提,也有助于统一认识并与COSO框架和内部审计视角的概念保持一致。
有学者根据逻辑学原理,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认为内部控制是运用专门手段工具及方法,防范与遏制非我与损我,保护与促进自我与益我的系统化制度;并以信息化为背景,对内部控制做出了便于计算机软件固化和动态优化运行的操作性框架定义。
有学者进行实验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详细披露内控,能明显降低投资者感知的重大错报风险,提高投资者的投资可能性;不同审计意见类型影响了投资者对重大错报风险的感知及其投资可能性。在非标审计意见下,详细披露没有明显影响投资者感知的重大错报风险和投资可能性。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投资者感知的重大错报风险的中介作用。上述结果表明,我国监管部门实施的关于内部控制披露和审计的相关规定对改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具有积极意义。
有学者提出加强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立法、与企业内部控制框架协调、正确界定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目标、建立健全内部审计机构等几点建议:财政部牵头抓紧通过立法制定政府部门内部控制规范;应重视与企业内部控制框架相协调,并循序渐进推进规范的建设;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目标的界定;建立和健全政府部门内部审计机构。
(三)风险管理研究。
有学者以优化应收账款内部控制体系为思路,在应收账款内部控制目标及设计原则指导下,指出企业既要关注应收账款内部控制建立的完善性,更要注重其有效执行,杜绝漏洞和舞弊,切实在增强企业竞争能力的同时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和效果。
有学者提出了内部控制审计风险(ICAR)这一新的术语,并提出了建议的内部控制审计模型:ICAR=IR×CDIR×COER,该模型将内部控制审计风险分为3个部分,即固有风险(IR)、控制设计和执行风险(CDIR)以及控制运作有效性风险(COER)。审计师可以在审计计划阶段分析IR、CDIR和COER,并在终结审计阶段综合分析ICAR,以考察是否取得了关于这些风险的足够保证。在整合审计中,审计师需要先后使用两个风险模型。首先,审计师需要使用内部控制审计风险模型作为决策框架来决定控制测试的程度。然后再使用财务报表审计风险模型作为决策框架来判断实质性测试的程度。
有学者对Y集团财务公司在风险识别与控制中的具体做法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改进风险控制架构、改进风险识别的方式和路径、加强IT系统建设、改进汇率风险管理技术等建议,以期为完善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与控制框架提供实践依据。
为控制和防范风险,保证企业稳健发展,有学者进行了风险诊断和风险识别,并编制了《宝钢金属风险管理报告》,报告诊断出公司所面临的风险。为了控制公司所面临的风险,该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在销售、人力资源、工程项目管理、安全生产、保险等方面加强了对风险的管控。
有学者通过对授权管理体系研究认为:权限的设置应综合考虑企业的业务量、各类业务的特点等因素综合考量;审批流程的设计应注意减少同一事项的重复决策;事前审批有助于在业务发生前控制风险;有条件的企业可以推广使用IT系统,以提高审批流程执行的准确性;监控机制是授权体系顺利执行的必要保证,但监控机制不容易长效执行,这对企业内部管理水平和监督人员的责任心和素质是一大挑战。
有学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以及对企业并购实务的调查,将并购交易分为边界清晰的决策、接管、整合及评价4个流程,并明确了相应流程的风险所在及内控重点,构建出一套包含控制目标、执行主体、监督主体、控制内容与控制方法的较为完整的并购内控评价体系,以期防范和控制企业并购过程中的多种风险。
有学者探讨了内部监督模式的生成基础,构建了内部监督流程,通过风险导向提高内部监督的效果,通过成本效益原则提高内部监督的效率,从而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十、公司治理研究
(一)代理成本与公司治理研究。
有学者实证分析发现:股权集中度国家股比例、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治理环境、公司透明度、企业规模与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股权制衡度、领取报酬的董事比例、领取报酬的监事比例、董事会会议次数、股东大会会议次数与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高官持股、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会议次数、两职分离与代理成本无显著关系;财务杠杆与代理成本的关系是混合的;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成本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与总样本基本一致。
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现代企业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也产生了代理成本。基于缓解代理成本目的而提出公司治理概念在实证层面具有多个度量维度,并非所有维度下的公司治理对应代理冲突都具有相同的效应。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和治理机制的效率会因公司控制权的性质和成长机会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表现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或低成长机会公司的代理问题显得较突出。在公司治理机制效率方面,管理层持股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不具有治理效用,而独立董事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未发挥出治理作用;大股东监控和短期债务融资在低成长机会的公司中具有明显的治理作用。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在考虑公司治理对信息披露的影响时,主要考虑了最终控制人、公司控制权、最终控制人的现金流权、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股权集中度和股东人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管理层持股比例8个因素;在考虑公司治理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时,主要考虑了国有股比例、控制权与所有权背离程度、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东人数和高管持股比例6个因素的影响。
有学者分析了影响代理成本的5个因素,即信息不对称、利益不一致、激励不相容、搭便车行为、不确定性,并从代理成本与资本结构、融资方式及代理成本与宏观经济两个方面分析了代理成本的经济效果。通过对内部和外部代理机制的研究,认为控制代理成本即降低代理成本的机制可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是提供明确的激励、制衡和决策机制,后者侧重于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强化监督。不同机制的本质均在于提供激励与约束,使代理人的权力与责任对等,在实践中需内外兼顾。
(二)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研究。
有学者实证研究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法人股比例、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工作地点一致性、财务杠杆和净资产收益率能显著影响信息披露质量;国有股比例、监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和成长因素对信息披露质量没有明显影响。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规模、审计委员会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此,应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降低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促进自由性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
有学者认为公司治理本质上是关于产权的契约安排,与信息披露有着天然的关系,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可以明晰产权,有利于降低委托代理成本。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信息供给不足,外部投资者的有效信息需求匮乏,导致内部人对信息供产销形成一条龙的垄断效应,以至信息披露质量不高,很难对内部人控制、财务报告舞弊形成有效牵制,导致公司治理效率低下。因此十分有必要从供求理论角度研究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监事持股比例与信息披露质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监事会规模及会议次数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监事会对信息披露质量起到一定的微弱作用,但是作用非常有限。董事会持股比例与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而会议次数与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负相关,表明董事会会议次数不反映董事工作的勤勉程度;独立董事比例以及董事会规模则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检验的结果说明了在我国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董事会、监事会对信息披露质量仅有微弱影响,而公司内部治理之外的因素,如公司规模和公司财务因素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方面更为显著。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中监事会和董事会的运行机制,并以此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仍有较大空间。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总体水平较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董事会规模与环境绩效信息披露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两职合一和战略委员会的设立与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但不显著;控股股东性质和独立董事与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负相关,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公司治理因素对我国企业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所发挥的治理效应并不乐观。基于以上问题该学者提出两点建议:(1)企业自身应积极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应自主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以充分发挥对环境绩效信息披露质量的治理作用;(2)政府作为督促和监管企业社会履约责任的重要外生力量,对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具有重要影响。
(三)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研究。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呈正相关关系,而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和资产负债率与公司治理呈负相关关系。然而我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治理结构并不合理,应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完善监管体系以及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等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与壕沟防御效应、利益协同效应假说一致,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正U型关系;股权制衡度有助于改善公司绩效的假设也得到实证结果的验证。并据此得出构建大股东多元化、股权相互制衡的治理机制,有助于解决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结论。
有学者研究发现目前关于我国转型期公司所处的治理环境对公司股权结构或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该学者认为中国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1)考虑市场化进程、政府干预水平及法制化水平等的影响;(2)将治理环境对公司价值和股权结构的影响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
有学者发现治理环境对股权结构有显著影响,市场化进程越快、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法制化水平越高,公司股权就越分散,并且法制化水平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较之政府干预和市场化进程的影响更为明显;治理环境对公司价值有显著影响,一方面治理环境会直接对公司价值产生显著影响,市场化进程越快、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法制化水平越高,公司价值就越高,另一方面治理环境会通过影响公司股权结构来间接影响公司价值,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的正U型关系。各级政府部门应将目光转移到影响公司治理的根本因素上来,减少政府干预,提高法制化水平,着力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加快本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进而促进实现公司股权结构的优化。同时,治理环境的改善对于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保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学者探讨控股股东采用交叉持股方式控制企业所产生的双刃剑效应,从动机和效应两个层面探讨了交叉持股、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正反两个案例进行剖析。该学着认为公司治理理论框架是分析交叉持股的有力工具,交叉持股双刃剑效应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通过案例分析表明,关系型交叉持股的弊端要大于非关系型交叉持股,一般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的风险要比一般企业与金融企业之间交叉持股的风险小,信息透明、市场化操作的交叉持股比不透明和非市场行为的交叉持股的风险小。建议我国应构建完备的制度体系对交叉持股进行规范,扬长避短,同时应建立国家大中型企业交叉持股数据库,为政府监控提供准确可靠的股权结构的数据。
(四)股权激励与公司治理研究。
有学者实证检验发现,正式的股权激励具有负面的公司治理效应,而其他类型的CEO持股则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在公司治理因素中,国有控股有助于降低盈余管理,其他因素诸如财务杠杆、审计质量、董事会独立性等因素则不影响公司治理。经营业绩良好、风险大的公司有较高的盈余管理而其他因素则不显著影响。另外,盈余管理程度越高,CEO行权的概率也就越高,行权后公司业绩将会大幅下降。有些国有企业在股权激励改革过程中,采取的股权激励措施不利于发挥其原本要达到的提高公司业绩的目标。继续深化国企改革,优化治理结构并培育成熟的市场是必须的。
有学者认为:高科技企业在设计股权激励方案时显得更为大方,并且更倾向于将橄榄枝抛向核心员工,激励分布也较为平均;而传统行业企业的股权激励制度安排则呈现出一种量小且集中的趋势,在激励有效期方面,两种类型的企业没有明显的差异,说明中国企业在激励有效期的制定上存在“羊群效应”。
有学者认为,当企业面临的市场强制力加大时,企业会倾向于让他们及部分核心员工分享一定的剩余索取权,从而分担风险,股权激励便是在市场强制力作用下,企业根据自身生产经营结构和人际关系结构特征所进行的一项制度安排。生产经营结构则分别从企业多元化程度和企业规模两方面对企业股权制度安排产生影响。人际关系结构可以通过独立董事制度、管理层持股和代理成本来度量其对激励制度的影响。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高管激励覆盖面的扩大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高;对高管的激励强度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对核心员工的激励强度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被激励的高管比例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但目前对高管和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强度与公司业绩之间主要呈负相关关系。负相关的原因可能是激励强度不够、僧多粥少,或是大股东借此拉拢亲信等原因,因此,现阶段不仅要推进激励制度的建立,保证激励的强度适中,更要确保激励公平、公正、合理。
(五)管理层薪酬与公司治理研究。
有学者认为:管理者是由薪酬形式而不仅是由薪酬水平激励的,薪酬结构比薪酬水平有更显著的激励效果;管理层薪酬结构是由货币薪酬、持股比例和在职消费三种薪酬形式的不同组合作用的结果;非市场因素也会影响薪酬结构的构成以及其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
有学者实证分析认为:(1)高薪低在职消费型激励效果最佳,低薪高在职消费型激励效果最差,其余的薪酬结构激励效果居中;(2)货币薪酬的提高会增强薪酬结构的激励效果,在职消费水平的提高会降低薪酬结构的激励效果,股权激励对薪酬结构的影响是双向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受货币薪酬的影响;(3)货币薪酬、持股比例与经营业绩正相关,在职消费与经营业绩负相关,但显著性水平存在差异;(4)不同股权性质、资产规模、行业和地区的企业薪酬结构明显不同,薪酬结构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也受到影响。
有学者实证分析表明:董事与高管之间的“合谋”决定了低效率的薪酬契约,而低效率的薪酬契约导致了低效率的公司绩效。提出3项改革措施:(1)严格制定上市公司董事薪酬的决定机制,加强股东大会在董事薪酬决定过程中的作用,弱化高管对董事的影响力;(2)强化董事会的监督功能,弱化其生产功能,构造职业化的董事会,实现董事会由决策机构到监督机构的转变;(3)加强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法律保护,弱化第二类代理问题。
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存在以下问题:(1)名义上的高管薪酬没有实际收入高,说明上市公司高管的实际收入除了名义上的工资或年薪外,可能存在其他隐性收入;(2)高管薪酬决定的主要参照因素缺乏约束,尤其是企业绩效与高管薪酬联系不紧;(3)高管薪酬的决定机制没有充分考虑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市场价值,也没有充分发挥投资人和企业员工的决策参与作用。对此,提出4点建议:(1)建立健全企业高管薪酬标准体系;(2)规范上市公司高管收入分配秩序;(3)充分发挥投资人和公司员工组织在高管薪酬决策中的作用;(4)严格执行所得税制度,调节高管薪酬以及高管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有学者认为外部股东介入公司治理主要有3种策略选择:退出(出售股票,即用脚投票)、发言(继续持有股票,表达不满,即用手投票)、忠诚(继续持有股票,但不作为)。积极股东介入经理薪酬治理的趋势是:经理薪酬问题凸显、外部股东日趋机构化、各国针对股东介入公司治理的规制政策日渐宽松。积极股东介入经理薪酬治理的具体路径为:股东提案、薪酬表决、拒绝投票、股东派生诉讼和非正式手段。除此之外,机构投资者及其协会组织还通过适时发布公司治理实践指南,宣扬普遍认可的公司治理最佳实践。
有学者实证研究认为:我国上市企业中存在显著的高管运气薪酬现象;较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高管运气薪酬的现象更为严重。在考虑企业控制权性质的情况下,运气因素每提高1%,国有企业高管的运气薪酬就会比非国有企业高管高出46%;政府法规发布后,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得到显著提高,国有企业高管运气薪酬的现象依然存在,说明《政府限薪令》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解决国有企业高管运气薪酬的问题,不能完全依赖外部的行政力量,还应该根据我国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经验,借鉴国际上对企业高管薪酬管理的方法,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监管相结合,坚持激励与约束相统一,坚持内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与外部政府立法并重。
有学者基于ST公司对谁能免予薪酬惩罚做了研究,认为最优契约的成立受业绩信息异质性和管理层权力的干扰,业绩信息的异质性说明高管业绩评价信息的信度和效度影响薪酬契约达到最优,而管理层权力说明公司治理结构也会影响薪酬契约达到最优。
(六)管理控制与公司治理研究。
有学者采用规范的案例研究发现,集团管理控制设置动因来源于资金、人事和风险3个基本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资金问题;针对动因来源,进行集团管理控制设置内容包括流程设置、组织保障、制度推行;管理控制设置了之后,对集团公司的财务绩效、集团凝聚力、员工修炼、公司治理几方面产生了影响。通过案例研究,该学者提出了集团管理控制设置动因与作用机理的传导模型,分析其动因和机理,为集团管理控制研究实践提供参考。
有学者认为跨职能团队作为科层组织内衍生的横向混合组织,在新产品开发、降低成本及提高组织运营效率等方面,均发挥着积极作用。跨职能团队的构建与运行需要进行管理控制,否则将影响其作用发挥。对于如何加强对跨职能团队“项目立项”的控制、管理,认为管理控制上,中低层及其所组成的跨职能团队,其职责定位应仅限定于项目“决策管理”,而将项目“决策控制”交由组织的高层。职责不清、团队卸责等是团队运行中应当着力解决的问题。从管理控制机制上,强化团队激励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即给团队及其管理者以充分激励以驱使其尽责。
有学者围绕任务不确定性对管理控制系统的影响及作用机理这一研究问题,对中国国有大型铁路施工企业进行了实地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和定向调查两个阶段的递进研究,比较充分地探讨了任务不确定性对控制方式、进而对控制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以建筑业为研究背景,在理论分析与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建立了理论模型,假定控制方式和任务特征良好匹配才会产生更好的控制绩效。主要在中铁二局展开实地研究,具体进行了深度访谈和定向调查两个阶段递进的研究。总体来看,建筑业有比较模糊的任务特征,4种控制方式都有不同程度的使用。具体而言,当面临常规的任务时,4种控制方式都对控制绩效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当任务不确定性较低(特别是例外事件少)时,正式的控制方式(行为控制和结果控制)对控制绩效有显著为正的影响;随着例外事件变多,非正式的控制方式(人员控制和过程控制)将产生更显著的效用。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供稿 王棣华 袁克利 陈梅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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