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现从企业会计准则研究、会计基本理论研究、财务呈报与会计信息研究、会计新领域与特殊领域研究、成本管理会计研究、审计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公司理财实务研究、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公司治理与管理控制研究10个方面予以记述。

一、企业会计准则研究

2008年会计准则领域的研究仍然集中在新会计准则的特点及实施情况上。有些学者继续研究我国新会计准则，分析新准则的特色；有些学者研究新准则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有些学者则研究会计准则国际差异与国际趋同的影响。

（一）我国新会计准则的特色。有学者认为，坚持资产负债观、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积极而谨慎的推广公允价值计量3个方面充分体现了我国新会计准则的特色。第一，坚持资产负债观。资产负债观认为通过交易或事项而使资产和负债变动的结果，即净资产的增加或减少才表示企业取得的真实业绩。IASB和FASB尤其是美国SEC都坚持资产负债观，我国也是如此。坚持资产负债观对正确确认、计量和确定准则的最佳范围有重要意义。第二，坚持实质重于形式。这主要体现在：新准则制定了专门的收入准则，对销售商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和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作了详细的规定；新准则注重分析交易或事项发生的前提。例如，具体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准则和第7号非货币性交换准则就从实质上肯定了什么样的交易才属于准则的规定范畴。第三，积极而谨慎的推广公允价值计量。我国在基本准则中列示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已走在IASB Framework和FASB concepts的前面，涉及公允价值的准则比例达到了42%，此外基本准则中也在计量属性中列式公允价值。但由于公允价值的特点，在使用中新准则又主要强调：应有公开活跃的市场；要能可靠的计量。

（二）新会计准则的实施的问题与建议。有学者认为新准则实施以来，从实际调查结果来看，新准则实施面临3方面的主要挑战：一是公允价值可靠性和可操作性问题。公允价值的后续计量大多是在没有交易的情况下进行的，公允价值的认定就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资产减值准备问题。我国采用经济性标准确定资产预期未来经济利益难度较大，计提标准也存在着多重性的问题，可变现净值、可收回金额计算也比较复杂。三是金融工具的分类披露使得会计报表读者感到困惑。有学者认为为了保障新会计准则顺利实施，对于公允价值，应参照国外相关准则经验不断完善我国公允价值的计量的具体操作指引，并适时制定单独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对于资产减值准备，我国应在借鉴国际会计准则解决技术层面的同时，结合我国国情，考虑资产管理条例，在尚未正式引入先进产出单元概念前，重新审视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要求；对于金融工具分类，建议在其实施指南中提供更具体的标准。

（三）新旧会计准则的转换。《企业会计准则第38号——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新旧会计准则转换进行了规范。有学者指出，首次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需要按规定对相关的项目进行追溯调整，并编制期初资产负债表；中期财务报表应提供比较财务报表以及执行新准则的央企财务报告应分类确认；关于母子公司在合并报表编制时的协调问题；关于追溯调整项目的分类问题，分别是新准则引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引起的项目、从表外移入表内确认的项目、新准则首次规范的项目和新旧准则差异的项目；关于按新准则编制的首份年度财务报告，也应按新准则编制上年的比较财务报告。

（四）会计准则国际协调。会计准则国际差异不仅增加了外国财务分析师的分析难度，而且消除这些差异的改革过程产生大量成本。那么，消除差异的会计准则改革能否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呢？各国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一是国际间公认会计准则的差异对外国分析师的影响。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在讨论会计准则趋同所产生的潜在成本和收益，但是关于这些成本和收益的具体影响和重要性程度的相关数据却非常贫乏。Kee-Hong Bae（2008）利用了大量的数据来研究不同国家公认会计准则的差异，跟踪调查上市公司的外国分析师，以及他们所做的预测准确性之间的关系。经过分析，Kee-Hong Bae发现不同国家的公认会计准则的差异程度往往同外国分析师跟踪调查的预测结果负相关。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会计准则的差异越大，外国分析师越需要大量的学习和研究成本，这些成本往往会使外国分析师望而却步，从而降低预测结果的准确性。二是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是否提高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2006年初，财政部颁布了包括1个基本准则和38个具体准则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与旧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相比，新准则涉及企业更多的经济业务，更加突出公允价值，更强调资产负债表。新准则下的会计信息对投资者更有用吗？它们是否有更高的价值相关性？有学者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在新准则下净资产和盈余信息具有更高的价值相关性，新旧准则之间的净资产和盈余差异具有增量的信息含量，能够更好地解释股票和市场价值。在短窗口模型中，新准则确实有信息含量，其结果不受特定变量选择的影响。

二、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2008年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科学发展观对会计的统领、财务报告目标的定位、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会计信息对经济效率影响和会计研究的各个新领域。

（一）会计理论与科学发展观。有学者从人们对会计理论的偏见，如理论无用论、理论替代论、理论模糊论与理论深奥论入手，分析了这些错误观念，明确了什么是会计理论这一基本问题，提出会计理论的大力发展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会计理论，并从科学发展观的4个方面重点进行了分析。。以人为本在会计领域，就是以会计人员为本，也就是要尊重会计人员的理念、首创精神、人格、权利、职责和实践。为了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需要建立以会计人员为本，发展会计理论和建设“人本会计学”。会计理论的全面发展包括：某种会计理论的发展；某方面会计理论的发展；某类会计理论的发展；会计总体理论的发展。会计理论的全面发展，还反映在不同层面上：从会计理论性质上分析，包括发展会计基础理论、会计应用理论和会计开发理论；从会计理论发展时间上分析，包括发展古代会计理论、近代会计理论和现代会计理论；从会计理论发展空间分析，包括发展中国特色会计理论和国际会计理论。会计理论的协调发展包括：会计理论的发展要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科技环境、法律环境和管理环境的变化相适应；会计理论的发展要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最后，要使会计理论得到持续发展需要做到以下3项工作：重视会计基础理论建设，与时俱进发展会计理论，创新发展会计理论。

（二）新时期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定位。有学者认为，我国企业财务报告目标的定位应当采取折衷而务实的融合观。基本会计准则一方面尽可能充分借鉴IASB的概念框架，另一方面又比较冷静地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实，从而积极稳妥地提出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双重目标。该目标体系首先把受托责任目标放在第一位，这表明公司的财务报告重在对企业管理层及其受托管理的资源进行必要而充分的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促进股东财富的保值和增值。其次是决策有用性目标得以强化，体现出会计准则制定者的战略眼光，它有助于消除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服务于广大投资者的经济决策，促进资本市场公开、公平和公正。不仅如此，还应本着成本效益原则，积极协调财务会计与政府财税管理之间的差异，进一步加强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之间在管理层面上的交流和合作，降低摩擦成本，达到税收和会计的双赢；财务会计应该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而有所作为，设立正规而独立的管理子系统，并赋予明确的分工和职责，积极开拓信息管理资源，参与预测、决策、控制和绩效评价活动，从而真正扮演好业界所期待的“领航员”角色。

（三）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有学者认为，相关性应优先于可靠性，但是这种优势在当前的会计环境下并不是非常明显，这使得在可靠性与相关性影响下任何一种会计计量属性都还不具备绝对的、排他性的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需要多种会计计量属性并存。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会计计量属性的规定正是体现了这种多种会计计量属性长期并存的局面。

（四）会计信息与经济效率。有学者认为：首先，通过会计准则的完善，能够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会计信息；其次，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提高股东对公司管理层的控制力，改善委托代理关系，降低代理成本；最后，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降低公司未来现金流的协方差，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减少权益资本中流动性溢价部分。会计信息通过对这3方面的影响，促进经济效率的实现。只有当会计准则制定的质量、执行的质量以及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这3个方面协同改善时，方能降低信息噪音，提高预测精度，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信息披露量与权益资本成本负相关，而披露绝对数量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权益性资本成本的降低只能与影响公司未来现金流的信息是否披露有关。综合起来，我国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与贝塔系数暂无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和理论分析结果不一致。

三、财务呈报与会计信息研究

财务呈报是财务会计研究的核心领域。2008年学者们围绕公允价值及其他计量属性比较与分析、收益计量与报告模式、盈余管理及其监控、会计信息化策略与软件开发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一）公允价值与资产计量。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研究涉及公允价值信息的质量、现值与公允价值的比较、公允价值会计处理等。然而，也有学者对公允价值提出质疑，建议改变公允价值计量规则。会计理论界一般认为，在所有会计计量属性中，公允价值属性所产生的会计信息相关性最强，而其可靠性最弱。然而，有学者通过分析国内外文献对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是否具有价值相关性的研究成果，得出结论：一方面是在历史成本基础上，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确实具有信息增量信息含量；另一方面是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相比具有更高的相对信息含量，即说明公允价值增强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纵观国内外对公允价值计量信息的可靠性进行的研究，估计和假设是会计所固有的，并不影响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可靠性不等于精确性和肯定性，以合理成本、合理可靠地估计现金流量的金额和时间以及折现率是可能的，即公允价值信息也是合理可靠的。从制度角度来看，公允价值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是协调统一的。现值的确定和公允价值会计是当前国际会计的两个前沿问题。有学者通过对现值和公允价值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剖析了现值和公允价值研究的难点，认为我国新会计准则在公允价值问题上缺乏一个单独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及其应用指南，致使公允价值在我国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中的运用有一定的困难。随着现值和公允价值两个会计计量属性在会计实务中的运用，其价值计量的方法及可靠性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我国会计准则将通过自身的创新和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不断解决和完善关于现值和公允价值方面的问题。2006年发布的新准则规定，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通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核算。有学者以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例，说明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基本会计处理，并探讨了跨会计期间处置情况下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应如何处理的问题。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反映了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未实现损益，由于在处置资产时该部分损益实现了，因此应在处置时将其转入已实现的损益类科目，即投资收益科目。跨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仍按新准则规定进行相同的会计处理，不同之处体现在，在下一会计期间应将上年转入本年利润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回，其他会计处理与不跨期的会计处理是一样的。欧洲财务报告咨询小组的Carsten Zielke，Michael Starkie和Thomas Seeberg向欧盟委员会建议，欧洲应该变革存在争议的公允价值会计规则，以阻止市场混乱危害正常经济的发展。他们认为公允价值的风险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账面价值降低会导致被迫出售资产，这可以进一步压低市场，引起证券投资者的恐慌。但大多数专家仍支持公允价值。德勤的一位合伙人KenWild认为，“表面来看平均数听起来具有吸引力，但是我们都承认现实存在的经济事件，而不仅仅是市场波动。如果投资者相信资产价值在提升，他们就会抬高银行的股价”。PwC的一位合伙人彼得怀曼则认为，“人们可能不关注公允价值的结果，但是至少他们能够确切知道他们持有的财产到底值多少”。

（二）收益计量与报告。在收益计量与报告领域，有些学者对我国会计准则规定的收益计量模式进行比较和分析。有些学者则分析目前收益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长期以来，我国会计实务主要采用收入费用观来确认与计量企业的收益。2006年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更多的引入资产负债观理念。有学者对这两种计量模式的差异进行了分析。两者在概念上的差异为：收入费用观直接从收入和费用的角度来确认与计量企业的收益，认为收益是收入与费用相配比的结果。而资产负债观则直接从资产和负债的角度来确认与计量企业的收益，认为收益是企业期初净资产和期末净资产比较的结果。两者在收益确认上的差异有：前者的确认通常应该在销售成立劳务取得时予以确认，并按实际交易价格入账；后者不是通过收入和费用的比较得出，是通过分析企业期初、期末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变化来确认的。两者在收益计量上的主要差异：前者主要采用配比原则，强调对已发生的成本的分配，遵循的是历史成本原则，具体的配比过程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后者收益的计量从属于资产和负债的计量，更加注重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大大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我国准则更倾向于资产负债观，但我国准则体系中还有很多地方与资产负债观不一致，所以我国目前采用的是不完整的资产负债观收益计量模式。有学者认为，我国企业收益报告也有以下局限性：一是收益表有关的会计要素规定不够全面。二是未将利润各构成要素按持续性分类。我国的利润表实际上将利润分为营业利润和非营业利润两个部分，显然没有按持续性对利润各构成要素进行分类，而且报表附注中也没有这方面的披露要求。三是通过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反映全面收益方式存在问题：在基本准则中没有给出全面收益概念，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也没有要求全面收益总计；把部分利得和损失，即所谓的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作为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的组成部分而通过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反映；把部分利得和损失不直接在利润表中列示，会导致利润表反映的企业业绩信息的内容不完整。因此建议：增加反映全面收益信息的会计要素——利得和损失，以保证会计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严密性；利润项目按持续性进行分类，凡是实施企业会计准则（2006）的企业都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非经常性损益；采用“两张表”方式进行收益保告，即保留原来的利润表，补充第二业绩报表——全面收益表。

（三）盈余管理及其监控。企业盈余管理的理论分析主要集中在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以及防范盈余管理的策略上，对盈余管理的实证分析则关注盈余管理的侦测以及盈余管理对市场和企业本身的影响。有学者从企业管理环境的角度对会计舞弊因素进行分析，提出从内部组织控制、管理控制、会计控制3个方面加强内部控制，从而遏止会计舞弊。在加强内部组织控制方面，一要加强内部组织规划控制，即加强对企业内部组织机构设置、职务分工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控制；二要加强内部组织适度性控制，使内部控制的范围、程度和频度恰到好处；三要加强内部行政控制，使各经营管理部门的行政领导和有关工作人员在业务处理过程中采用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程序、手续和方法；四要加强内部纪律控制，单位内部有关部门可针对不同的岗位制定专门的纪律。在完善内部管理控制方面，一要重视内部会计基础工作控制，重点是对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进行控制，关键点是对会计人员进行控制；二要完善内部业务处理流程程序控制，在业务的授权、经办、核准、执行、记录和复核等各环节加强控制，将业务处理流程程序制度化；三要完善内部授权批准控制，明确授权批准范围、层次、责任和程序；四要完善内部财产控制，建立财产接触保护控制等相关制度，使财产的收、付、存、用得到严密的控制。在健全内部会计控制方面，一要明确内部会计控制内容，包括对会计岗位责任、会计内部牵制、会计资料、会计稽核、财产物资、会计分析6方面控制内容；二要确定内部会计控制目标，包括科学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客观的会计资料、安全的财产物资及系统的会计业务处理流程4个目标；三要针对不同的业务选择具体可行的内部会计控制方法；四要加强内部会计控制的执行，包括注重人员素质培养、明晰权责等。按照Benford定律，如果一组数据所观测的FSD分布与Ben-ford分布不一致，该数据就可能包含某种人为影响。有学者对Benford定律在中国市场的实用性做了细致的检验，并利用Benford定律的优势，揭示中国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行为文化特质。结果发现ST公司和与其配对的非ST公司存在程度不同的利润操纵行为，而且对会计利润数字的操纵，在很大程度上受上市公司监督制度以及我国文化背景的影响。依据Benford定律的数据操纵侦测法，侦测到了一般方法无法侦测到的某些微妙的数据操纵行为和操纵者的行为习惯，如样本公司在利润操纵中体现出独特的“好事成双”的中国式文化情结，对偶数有特有的偏好，尤其是“9”最受利润操纵者关注。有学者对2002年到2005年间被中国证监会处罚的51家财务舞弊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财务舞弊样本公司具有涉及行业广泛、舞弊时间长、舞弊手段多而复杂、舞弊金额大等特点。公司被发现后所处罚相对较轻，但对其自身影响很大，对股东来说非常不利。相关责任人中，高管人员所受处罚的特点是被处罚人数多；处罚类型中以警告和罚款居多；担任行政职位越高，处罚越重，反之越轻；当期在位的高管占被处罚比例大，且被处罚第一年多数仍服务于该公司管理层；对高管人员中责任人的罚款金额是相对小的；除警告加罚款这种处罚方式之外，更严厉的处罚方式应当是证券市场禁入和其他司法处置。资本市场对舞弊行为的反应包括短期市场反应和长期市场反应。短期来看，舞弊公司股价相对非舞弊公司来说一路走低；长期来看，舞弊公司在被宣布立案调查之后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就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从公司融资角度看，其舞弊行为在曝光后，在相当长时间内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选择舞弊对公司得不偿失。

（四）会计信息化。会计信息研究涉及企业会计信息化策略选择、信息软件开发、可扩展企业报告语言（XBRL）分类标准等领域。有学者认为财务信息化是将信息技术作为财务管理系统基本构成要件，通过本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同状态的全方位监控，形成有效决策所必需的、综合性与集成性相融合的财务与业务信息，从而实现价值创造的过程。有学者在分析企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论述财务信息化的发展取向并就财务信息化进程中的有关问题给予必要的提醒。企业财务信息化应与企业发展相适应，不同类型的企业应当因其业务类型、管理思路、组织结构和竞争环境的不同而采取相宜的财务信息化策略。对于集团来说，其财务信息化应发展大趋势。企业集团有雄厚的资本实力、技术力量和多元的文化背景，因此实施财务信息化时的基本策略有：制定发展目标、确定管理模式、奠定应用基础、规划发展未来。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其财务信息化是其新的增长点。在实施财务信息化时应注意：需要提高认识、更新观念；在建设财务信息化工程中需要制定科学实用的战略规划和策略，建议“审慎规划、小步快走、效益优先、制度保证”；其财务信息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工程。有学者认为现今市场上财务软件名目众多，由此也带来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产业恶性竞争等，同时也导致了软件行业难以整合形成完善的行业标准体系。因此，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比较新的概念—ASP自助会计信息系统及其下一步演变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软件及服务）平台，并且从更实际的角度来讨论其未来在我国的应用。所谓自助式会计信息系统（ASP），就是指让每一个用户按照自己个性的需要，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强大功能，自由选择各种模块进行会计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等，从而达到满足用户对会计信息系统多元化的要求。SaaS相对于传统财务软件的优势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成本低，以租赁的方式使用软件，总体成本和投资风险都大大降低；二是方便快捷，SaaS在线会计不用安装软件，后期提供免费升级和维护咨询服务；三是安全保证，SaaS在线会计管理平台是将客户数据存储与中央处理器，安全性大大增强。有学者认为可扩展企业报告语言（XBRL）的出现和运用，使财务信息的获取、交换和利用更为迅捷，同时保证了网络财务报告的标准化。并就近几年来国内外关于XBRL分类标准的研究从标准的设计和评价体系等两个方面进行了评述。在XBRL分类标准的设计研究上，从理论基础研究、自定义问题研究和附注信息披露研究3个方面进行了概述，介绍了张天西、高锦萍、Bovee、Cohen等在分类标准设计研究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指出了XBRL分类标准的设计研究现状的不足。在XBRL分类标准的评价上，他们介绍了Katz和Debreceny的评价体系，并指出他们只建议从技术性、可使用性、完整性、可获得性、一致性等方面来进行，并没有为XBRL财务报告分类标准构建一个较全面的评价体系，而且也未对每个特征的可操作性进行检验。最后介绍了Bovee和高锦萍通过实证研究得到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指出目前还缺乏对分类标准与会计规则及披露规则的匹配性方面的研究。总之，现有XBRL财务报告分类标准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但从总体上看，XBRL财务报告分类标准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内容上没有形成XBRL财务报告分类标准研究的理论体系；对现有分类标准定义的信息水平的评价缺乏公认或完善的评价标准，只侧重于某一方面的评价，忽视系统全面的研究。有学者将近几年国内外关于XBRL分类标准的研究从标准的设计和评价体系两个方面进行了评述。指出目前还缺乏对分类标准与会计规则及披露规则的匹配性方面的研究。虽然现有XBRL财务报告分类标准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但XBRL财务报告分类标准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内容上没有形成XBRL财务报告分类标准研究的理论体系；对现有分类标准定义的信息水平的评价缺乏公认或完善的评价标准，只侧重于某一方面的评价，忽视系统全面的研究。

四、会计新领域与特殊领域研究

2008年，除传统会计理论研究领域外，安全会计、军事会计、人文社会学视角的会计、制度经济学视角的会计、儒家思想与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等领域受到学者的关注。

（一）安全会计。高危行业企业的巨额安全生产费用对企业财务产生重要的影响，重大安全事故经常给企业带来严重经济损失，因此会计核算必须纳入安全生产管理系统，对安全生产费用和经济损失进行核算与考核。有学者从会计学的本质出发，运用会计学的基本理论，详细分析了安全会计在会计的范围、本质、目标、对象、基本职能及学科定位等相关方面的特点，提出了全新的安全会计的内涵，认为安全会计是运用于所有涉及可能发生生产事故的会计主体并对由生产事故引发的安全预防投入资源、事故损失估算和补偿的过程及结果进行反映和控制的一种管理活动。并构建了相应的安全会计理论体系的主要框架及安全会计的科学定位。

（二）军事会计。随着现代军事会计环境的不断变化，军事会计报告已不能完全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具体表现有：时效性差、人力资源信息少、非财务信息缺乏、信息相关性不足、无法满足资产纳入预算管理的需要等。因此，有学者提出军事会计报告改进的方法，可分为3类：局部改进论、基础改进论、矛盾分析论。具体改进方法为渐进式实施，使其逐步完善。这主要是由军队不同于盈利性企业的性质所致。改进的具体方案，首先是要完善会计报告网络化呈报方式；其次是健全会计信息披露构成；再次是提高会计报告相关性；最后是细化军事会计报告附注信息。军事经济的发展在促进军事会计发展的同时也提出了严峻挑战，改革现有会计报告模式，寻找一种更适合军事会计环境变化的会计报告模式，是新经济时代会计人员的使命。

（三）会计研究方法。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优劣一直是会计理论界的研究重点。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的研究趋势进行了研究，提倡在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要前瞻性地利用其他一些人文诠释的方法进行研究。从人文社会学诠释的角度，借鉴人文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对会计和会计研究进行了新的论证和发掘。有学者从3个方面对会计研究的人文社会学视角诠释进行了阐述。一是人文社会学视角诠释是一种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因为会计拥有思维的本质主义、自我演绎性与凸显技术性三个特征而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具有内在逻辑的、可以自我演绎的技术体系。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诠释方式：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反本质主义，反必然性和规律，强调开放、容忍、尊重差异，反二元对立的新思想流派。在会计研究中，后现代主义中对会计研究具有启发意义的流派包括符号学、系谱学以及后结构主义3个流派。三是从后现代主义文化视角阐释了会计研究的发展。认为会计是一种语言符号，并对会计研究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在人文社会学思维方式下，会计研究的视角应该从会计的内部跳转出来转向外部。把会计置于一个更宏观的社会领域下，通过吸纳其他学科的新观点、新方法和新成果来丰富、完善自我。纵观会计性质的历史，它经历了上世纪中期发达国家所提出的工具论、艺术论等；到后来我国的会计研究学者提出了信息系统论和管理活动论，以及想将两种观点结合起来，互为补充的想法。然而，在全球经济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会计已经逐渐演变成一种较为完善和系统的制度安排。有学者指出，制度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正好能承担起为会计研究提供更广阔视野的责任。所以把会计放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思想下观察，会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会计的突出性质就是一种制度安排。将会计纳入新形势下的经济学中研究，无论对会计本身还是对经济学都有着突出的作用，它不仅丰富了会计学而且丰富了制度经济学研究，必将促进两个学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这种制度安排围绕着会计主体的价值运动展开，目的是通过信息的制度化沟通，并结合其他制度，协调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降低商业活动的风险，增强交易各方的信心，确保复杂的商业活动能够持续顺利地进行。

（四）会计职业道德。有学者从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出发，指出了儒家思想与会计职业道德的关系以及对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影响作用。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提出了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以及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提供建议。一是当前会计职业道德失范主要表现在3方面：会计职业道德价值取向紊乱，会计职业道德控制机制弱化以及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扭曲。二是儒家思想与会计职业道德的具有协同性，儒家思想分别从诚信观、义利观、素质观和仁爱敬业观4方面对会计职业道德产生影响。三是以儒家思想促进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应加强道德教育，提高会计诚信意识和责任，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强化法制监管与严惩违反会计职业道德的行为。

（五）社会责任会计。有学者认为：在构建社会责任会计体系中还存在的若干问题，要从社会责任的内容、报告模式以及建立健全社会责任会计报告审计制度3面加以完善。提出了基于信息决策价值的报告模式。此模式的出发点是研究企业在其会计年报中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是否被信息使用者用来进行决策，即研究观察股价与企业责任会计信息的相关性。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与股价的相关性因行业不同，差别很大。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的行业应提供不同的社会责任报告，对于社会责任信息与股价的拟合性高的行业，可采用独立报告模式来体现其决策有用性；反之，其他行业则可在现有的财务报告中以补充信息的方式呈现给信息使用者。为保证社会责任报告的真实性和公允性，还提出在实施社会责任审计制度时要有独立第三方的审计意见。

（六）人力资源会计。有学者就上市公司智力资本信息披露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改进设想，对国内外部分学者对上市公司的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现状及其价值相关性进行的实证分析研究进行了文献回顾。部分文献在实证分析时对智力资本计量存在不足之处：要么采用非货币计量，要么采用货币计量，而且在货币计量中采用经济效果（或者产出法）来计量，没有采用智力资本的投入成本来计量，因而其反映的企业智力资本状况并不完整和全面。以2005年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总体，随机抽取223家公司进行了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并得出结论：上市公司披露的非货币计量的智力资本信息不充分，相较之下，高新技术企业披露的非货币计量智力资本信息更为有限。实证研究发现，除了高新企业非货币计量智力资本对主营业务利润率影响不太显著之外，以货币与非货币计量的智力资本对组织经营绩效均产生了积极的、正向的影响。还提出了我国上市公司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改进设想：一是逐步强化货币计量的智力资本信息披露。二是大力规范非货币计量的智力资本信息披露。三是建议对于智力资本信息披露采用由简单到复杂，逐步铺开的方式，即从在董事会报告中披露智力资本报告到最终纳入报表披露体系。

（七）法务会计。学者就虚假会计信息的法务会计界定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诉讼案件中，如何界定虚假会计信息问题是案件审理的关键，也是法务会计工作者的重点。认为，由于法务会计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同时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尚不成熟，基于法务会计视角对证券民事诉讼中的虚假陈述问题进行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在对研究背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界定了案件的相关会计信息。在涉及证券市场民事诉讼案件中，法务会计工作者的诉讼策略步骤首先要确定与会计相关的事实是什么。援引《证券法》、《企业会计准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两个相关司法解释做出了界定，在区分盈余管理和利润操纵的定义的基础上提出如何界定虚假会计信息。在分析学术界对于盈余管理的广义的盈余管理和狭义的盈余管理两种主要观点基础上，将虚假会计信息界定为：违反准则规定旨在误导相关信息使用者的重大会计信息虚假记载，其中主要的是重大利润操纵行为。对虚假会计信息的实务鉴定提出一些建议。对于虚假会计信息，高效的鉴别起到了关键作用。而针对法务会计工作者如何有效鉴别虚假会计信息，提出两点建议：一是用好法务会计辅助技术方法，二是借鉴审计方法和审计工作底稿。

五、成本管理会计研究

2008年，会计学理论和实务工作者就成本管理会计领域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主要包括：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成本管理，成本核算的新方法。

（一）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成本管理。有学者认为环境成本的特征有：不定性、连续性、潜在性和增长性。环境成本可分为两部分：由企业承担的，已经进行货币计量的内部成本和由企业活动引起，没有由企业承担而导致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外部成本。环境成本核算的两种方法：一是收入损失型核算方法。从经济活动引起环境质量下降，给社会造成损失的角度出发，来估计社会成本。该核算方法在应用中有两种形式：市场价值法和人力资本法。市场价值法是将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用市场价格估算环境恶化成本；人力资源法运用环境污染对人体的损害来估计经济损失及企业应承担的责任。二是维护成本型核算方法。从维护环境质量不下降所需补偿费用的角度出发，评估环境恶化成本，包括了防护费用法和恢复费用成本法两种计算方法。防护费用法是以为消除和减少环境污染的有害影响所愿意承担的费用来计量的方法，而恢复费用成本法是指无法治理环境污染，只能对环境进行恢复，将恢复或更新资源所需费用作为企业发生的社会成本。有学者认为企业应该基于价值链对环境成本进行控制。产品生命周期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其侧重的环境成本控制种类。研发设计环节的环境成本控制强调源头控制的理念；在采购环节的环境成本控制方面，企业应尽可能采购无污染或少污染的材料，以降低对环境的后续影响；在生产阶段的环境成本控制应该实行价值链的源头控制战略，从而降低生产环节的非产品输出包含的资源成本；在销售环节的成本控制主要体现在销售思想的转变上，企业应该从购买者角度出发来分析环境成本问题。外部价值链要求企业在强化内部价值链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企业所在行业价值链中各项价值创造活动的有效协调。处于价值链条中的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的联系主要通过采购环节以及销售和顾客服务环节展开。如果企业外部价值链高度契合，价值链上的所有企业可以看作是一个统一体，从而该价值链的环境成本信息可以通过分解法得到控制。企业目标环境成本的设定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外部价值链的每一个节点企业既要接受下游传来的环境成本降低压力，并通过采购环节将成本降低的压力传递给上游的企业，又要考虑来自于上游企业对目标环境成本的调整意见，并将自身的目标环境成本调整意见通过销售和顾客服务环节传递给下游企业，如此反复，有利于实现整个价值链环境成本控制的良好循环。有学者认为企业在对环境成本核算的基础上还应编制环境成本会计报告。作业成本的思想可以运用于环境会计报告的编制过程；在对环境进行管理和环境信息披露决策中、收集加工环境会计信息过程中、提供会计信息过程中都必须遵循成本效益原则；依据会计理论中的信息系统论和管理活动论，环境会计信息可以被视为企业向内部和外部提供的产品。环境会计报告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中直接成本包括：人工成本，主要是会计部门、技术部门、管理部门等部门为环境会计报告消耗的人力从而构成的成本性支出；设备仪器成本，披露的各项与环境有关的指标的获得需要专用设备和仪器；材料成本，指编制和公布报告所消耗的纸张等。间接成本包括：审计成本，主要指内部审计部门的人工成本及外部审计部门的聘用金；竞争劣势成本，指由于信息披露导致的市场份额的减少；风险成本，包括企业应付起诉时的巨额费用及外界抗议引发的股价下跌；机会成本，指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而放弃的其他方面的收益。在成本核算上，提出两种汇总方法：依据工作流程进行汇总，或按照参与工作的部门进行成本的核算和汇总。环境报告的收益主要有：筹资收益、竞争优势收益和其他收益。

六、审计研究

2008年，审计理论与实务工作者就注册会计师审计、政府审计和内部审计的热点问题展开研究。另外，有不少学者探讨了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及控制措施。

（一）注册会计师审计及行业监管。学者关注的焦点包括内部控制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行为解释、审计机构的协作等。在审计行业监管方面，学者们探讨了监管方法的改革，分析了新监管法规特点和影响。有学者依据行为金融学派的非理性假设，探讨资本市场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行为。研究表明，个体审计行为基本成因就是主体内外各种因素结合的产物，审计行为受制于客观世界，同时又承认审计行为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注册会计师行为的实施过程，实质上是注册会计师个体的决策过程。在不确定的审计环境下，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行为选择将会受到诸如上市公司非理性行为、竞争程度的加剧以及法制与监管等因素的影响。注册会计师非理性的行为特征包括过分自信、选择性理解和验证性偏见、自适应态度和社会取向、社会比较和信息瀑布、道德风险等。有学者就如何建立审计协作机制、审计综合信息平台和法规制度保障3方面展开研究，论述了审计协同实践框架的具体构建。首先是审计协作机制的建立，即要明确协作机构。在现实中，审计与各相关部门间由于协作的需要已在不同程度上尝试建立固定形式的组织机构来做好协作工作。其次是审计综合信息系统的建立。全面准确的信息资源和顺畅的信息传输需要严格、规范的管理来保障。应当由专设的审计协同机构来履行管理职责，根据审计协同的要求，完成具体引入和配置系统信息技术、开发和组织信息资源、维护和管理信息系统的运行、对信息系统的效果进行评价等任务。最后是法规制度保障的建立。这个法规制度主要实现3个职能：明确审计协同的法律地位，增加协调配合的刚性；制定审计协同的工作规范，保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制定违反审计协同法律法规的责任追究条例，进一步保障审计协同的有效性。为了解我国上市公司目前执行内部控制审核评价的现状，有学者对上市公司2007年度年报中披露的内部控制审计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实务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审核意见的名称不一致、审核依据不同、意见发表方式有差异、审计意见的类型不同、发表意见的对象不统一、用途限制与否有别等。针对注册会计师发表内部控制审核意见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应尽快对内部控制核实评价意见的性质做出规定；二是应尽快推出针对该项业务的审计准则及指南；三是尽快推出与我国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相配套的应用指南。有学者在借鉴美国和英国CPA行业监管方法的基础上，探讨了完善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方法。在美国CPA行业监管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监管方法是同业互查。虽然每次同业互查都被评为优秀的安达信，仍没有逃脱解体的命运。同业互查自身有待逐步完善，如互查方式、互查责任等需要改进。与美国重在帮助教育的同业互查相比较，英国的联合惩戒和独立惩戒措施更严厉，监管力度更大，效果也更好。另外对CPA个人及对事务所合伙人的经济处罚，比对事务所的处罚更重，也是英国CPA行业监管效率更好的原因之一。但各职业团体惩戒标准不一，没有统一尺度；另外对于非会员的CPA，职业团体即使接到大量投诉也不予惩戒。综合美英的监管经验，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方法改革应当从如下几个思路展开：行业自律监管应将监管重心前移，规范审计程序，尽量降低检查风险，加强执业质量控制；行政监管应实行定期轮换监管，优化监管方法，完善监管程序，规范审计报告，增强查处重大审计舞弊的能力；实行舞弊导向监管法、事项监管法、全面推行同业互查。有学者对《关于审理涉及会计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所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了阐释，认为该规定是迄今为止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的最新规则，并且在探寻合理的责任框架并在逻辑与公共政策之间进行妥当权衡，以正确地界定会计事务所民事责任方面，给出了较好的答案。与以往的司法规则相比，该规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新进展：采用公司治理机构责任框架；区分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确定执业准则的法律地位；诉讼当事人列置；统一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明确规定赔偿范围；设定了免责和减责条款；过失责任与过失指引；责任顺位和最高限额。

（二）政府审计。在政府审计研究领域，有些学者分析了政府审计的思路与原则、政府审计的职能与方法，也有学者探讨了政府审计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的供需均衡及其实现机制。有学者认为，国家审计不但是一个收集、分析信息，经过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并最终发现问题的过程，还是查找问题原因、解决问题的过程。其思维模式应该具有批判性、研究性和建设性3种思维方式。批判性思维是国家审计的主要思维方式。从审计的角度看，批判性思维就是对被审计对象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正确性、合规性以及性质、价值等进行的否定性判断。批判性思维是审计监督职责的根本要求，是审计本质的直接体现，是国家审计行为区别于其他行政行为的重要标志。研究性思维是国家审计的基本思维方式，是审计内在的必然要求，是国家审计“客观公正、求真务实”工作原则的体现。建设性思维是国家审计的高级思维方式，是由国家审计的主要职责所决定的，是审计宗旨的内在要求。坚持建设性思维，就是要树立服务意识，实现国家审计价值的最大化。有学者认为，我国当前腐败状况和审计的职能优势和客观公正性、独立性等特点，都决定了审计机关在反腐败斗争、预防和查处职务犯罪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审计机关在预防和查处职务犯罪中具有发现犯罪线索、查实犯罪事实以及通过法定性、经常性、强制性审计监督预防职务犯罪的功能。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发挥审计预防和查处职务犯罪职能：实行依法审计，注意发现大要案线索；突出重点，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高发领域的审计监督；改进审计方法，完善审计预防职务犯罪的手段；拓宽审计领域，发挥审计监督作用。有学者认为，政府绩效审计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并且属于可收费公共产品。实现政府绩效审计供需均衡要依据公共产品供需理论，结合我国政府绩效审计供需状况和存在的具体问题，刺激需求，促进供给，实现二者互动。具体来说，政府绩效审计作为一项社会准公共产品，要受资源稀缺性的限制，要从资本投入、技术、生产要素整合的角度来分析绩效审计的供给。而要实现绩效审计供需互动，首先，应将人们对绩效审计的需求通过一种需求表达机制将其需求意愿表达出来；其次，审计机关要根据人们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绩效审计，并将审计结果通过公告机制传导给需求者，需求者再通过反馈与监督机制将对绩效审计信息的建议反馈给审计机关；最后，审计机关根据需求者的建议改善绩效审计，以不断满足人们对绩效审计的需求。在供需互动过程中，绩效审计供需逐步趋于均衡，从而促进绩效审计不断发展。应以动态与变化的眼光分析与考察决定均衡演进的各种因素和由这些因素所决定的均衡实现机制。

（三）内部审计。由于我国企业内部审计尚不健全，部分学者着重研究了我国企业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对策。另外，由于上市公司开始被要求设立内部审计部门，有些学者也对内部审计部门及其职能开展了实证研究。有学者研究发现，我国内部审计管理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审计计划缺乏长远性，带有盲目性、随机性；审计人员的知识结构不合理，知识老化，复合型人才少；审计成本意识比较淡薄，未考虑时间成本，立项时未考虑成本效益原则；对内部审计质量和风险管理的控制不足，造成对内部审计质量和风险的控制不力。对此提出3点对策：首先，应建立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内部审计计划立项模式，合理安排审计资源；其次，要强化审计项目管理，逐步建立审计项目组的运行机制；再次，要加强审计成本管理，实现价值增值，审计成本的管理要贯穿整个审计过程。最后要确立内部审计质量与风险管理意识，并注重内部审计人员管理。有学者对影响内审特征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影响内审特征的因素主要包括：外部审计、公司规模、经营复杂程度和公司的财务状况（包括盈利情况、流动风险和债务水平）。还以中小板块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2006年度报告数据，根据上述影响因素选取相应的指标，通过采用单变量因素分析的方法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控股子公司的数量越多，内审人员越多，说明公司经营的复杂程度是影响内审的主要因素；内审和外审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公司流动风险越大，内审人员越多；外部监管更加严格的中小板上市公司整体情况要好于深市主板上市公司，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内审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四）审计质量控制。有学者针对其中关键问题，采取“审计报告——审计实践——审计方案”及“事——人——制”相结合的方式，阐述了以下观点：第一，审计报告要如实如实再如实，表现在5个方面：已列示问题的证据是否如实；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是否全部得到如实反映；对被审计事项的总体评价是否如实；审计方案是否得到如实执行；审计发现问题的定性、处理及公告是否如实。第二，审计实施要严谨严谨再严谨，表现在6个方面：审计承诺要几经反复；审计证据要充分有力；审计底稿要健全完善；审计日记要分人连续；审计人员要督促指导；审计程序要合法合规。第三，审计方案要具体具体再具体，表现在5个方面：审计实施方案必须具体可行；审计实施方案是审计机关与派出审计组之间的契约；审计实施方案必须建立在初步调查了解的基础之上；审计实施方案较大调整必须经过规定审批程序；程序导向式审计实施方案有可能直接转化为审计工作底稿。第四，审计资源要配置配置再配置，表现在5个方面：审计组要配置具有专业胜任能力的审计人员；审计计划、审计实施、审计处理与审计执行职能应适当分离；在不同年度，对同一被审计单位应由不同的审计组实施审计；应由更多的审计人员专门从事非审计一线的信息研究工作；要适当利用外部专家或做好与相关机构衔接的工作。第五，审计规制要完善完善再完善，表现在7个方面：要加快审计法规建设步伐；要构建中国特色审计准则体系；要抓紧编制各类审计指南；要真正将审计规制执行到位；要建立健全审计责任制度；审计考评要科学严格；要通过技术的创新和运用提供保障。有学者从供需双方的角度归纳了影响审计质量的主要因素。审计质量的需求方影响：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是审计质量需求方影响研究的基本前提，而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是需求方影响研究的主要内容。客户风险策略与审计师选择的研究结果表明，客户可能确实会通过选择高质量审计师进行信号显示。代理冲突与审计师选择的研究结果表明，代理成本越高所需求的审计质量也越高。审计质量的供给方影响研究包括两个方面，即从审计师风险管理的角度和审计定价的角度这两个方面来考察其对审计质量供给的影响。对于前者，研究结果表明，对高风险客户，审计师倾向于不接受该客户或者辞聘，从而减少了审计质量供给。对于后者，大规模审计师是否获得了审计费用溢价的证据是混合的，即使确实获得了审计费用溢价，究竟应归纳于更高的审计质量还是市场势力等其他原因也无定论。有学者通过比较不同民法体系下各国资本市场审计法律制度，研究共同法理因子及可移植性，最终探寻一条适合中国的审计法律建设之路。首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审计法律体制安排各不相同。法律制度质量取决于其所移植的法系，而这种法律渊源又决定了投资者法律保护状况，从而影响该国家审计质量及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其次，审计法律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是检验法律环境的变化是否促使审计采用更高质量的审计，同时包括期望审计行为的研究。起诉主体、损失赔偿和审计期望水平等因素都对审计质量有一定的影响。再次，法律移植不是完全照搬他国法律，而是将他国法律本土化的过程。可以通过移植资本市场发达国家的相关审计诉讼制度与审计处罚体制来提高我国的审计法律水平，但审计法律移植必须与制度创新结合。我国在审计法律移植过程中需要注意遵循程序先于内容和诉讼优于赔偿的原则。

七、财务管理理论研究

2008年，财务学理论和实务工作者就财务管理理论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主要包括：资本结构理论，财务管理基本理论，财务战略理论。

（一）资本结构理论。有些学者通过回归分析对利益保护与股权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后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与投资者利益保护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具体而言，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公司的盈利能力及投资者在公司组织中的地位平等与股权融资成本负相关，而投资者对公司的知情权与股权融资成本正相关，但不显著，而上市公司受到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处罚与股权融资成本负相关。认为保护公司投资者的利益不仅有利于公司进行外部融资，对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也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另外有些学者认为一个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企业可能偏离其最优资本结构。但是，一个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不会让其资本结构长期偏离其最优水平，在其动态发展过程中，企业必然会不断调整其资本结构，以适应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在保证企业处于财务安全状态的同时，以使尽量接近最优水平，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则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绝对程度越小；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资本结构越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与产品市场竞争动态变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可能是在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水平并不大，所以调整速度问题可能对公司的安全性影响并不大而导致的；另一方面可能是资本结构调整具有调整成本，我国上市公司受金融体制及市场发展状况等制约，资本结构调整成本很大。一般认为，公司价值最大化是企业经营追求的目标。但是，产权的性质决定了产权结构会导致个人和组织的不同的财务行为，进而对公司价值产生影响。现代财务理论认为，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密切相关，企业通过债务融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公司治理，提供公司的市场价值。有学者认为产权结构对企业财务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产权结构不同，对公司行为的影响不同，不同的产权结构与企业行为存在着对应关系。以我国2003—2005年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我国国有控制和非国有控制的上市公司当前的债务融资状况、不同的产权结构下债务融资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非国有控制企业，由于产权较为清晰，终极股东与经营者往往存在利益的一致性，因此会更加重视资本结构对公司的治理效应，债务规模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较强。而在国有控制上市公司，由于公司高管获得了对公司运营的绝对控制权后，可能存在经理人满足于公司现有经营状况的维持，缺乏运用财务杠杆来提高企业价值的动机，债务融资的积极作用未能在国有企业得到有效发挥。因此，在国有控制上市公司，应发挥债务融资对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从而有效提升公司价值。

（二）财务管理基本理论。有学者认为《企业财务通则》的实施对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宏观和微观体制都进行了有效的界定。从宏观上说，新通则将过去由国家直接管理企业具体财务事项转变为指导与监督相结合，为企业财务管理提供指引。从微观上说，新通则顺应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要求，明确界定了出资者与经营者的财务管理职权与责任。从财务政策和制度层面来讲，主要涉及：围绕新通则所确定的各个相关主体的职权与责任制定相应的细则；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实施仍须进一步细化和解决；企业全面预算如何进一步推广并更加有效发挥作用；如何根据企业的外部环境、行业特征和内部状况进一步制定有关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和风险控制的实施细则并具体落实。从财务业务层面来讲，财务业务在金融市场、收购兼并以及企业整合上继续扩展的同时，会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在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会更多地注重如何在企业内部整合中发挥作用。有学者对资本成本进行了探讨。资本成本是财务管理学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认为对资本成本的认识存在理解上的偏差，我国财务理论界对资本成本的界定存在两大硬伤：错误认为管理者是资本成本最终决定者，对投资者的权益视而不见；把管理者的支付义务作为投资者的回报权利，歪曲了资本成本的本质。认为债务资本成本公式有3处值得商榷：一是不能把债务资本成本简单认为是债务利息率；二是认为利息税前支付有节税功能，这种观点是片面甚至错误的；三是对筹资费用的处理与资本成本的本质即机会成本相背离。因此，将债务到期收益率作为债务税前资本成本比较合适，以市场价值作为计量基础计算普通股价值时，已经包含了留存收益因素，再将留存收益资本成本参与公司加权资本成本计算违背了有效资本市场假设。优序融资理论在我国上市公司失效，是因为我国投资者希望在短期投机行为中获得资本利得而不是通过获取公司股利来得到投资回报，从而使上市公司缺乏西方成熟资本市场上股权资本成本对经营者的有效约束。有学者对负债融资的治理效应进行了讨论，认为由于负债融资的治理效应，实证结果总体应表现为：适量的负债对公司绩效有促进作用；负债对非效率投资具有约束功能；负债能使企业控制权进行相机转移。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当全面和成熟的负债融资治理机制，比较而言，国内还比较落后。从研究内容看，国外的研究大都基于代理问题这个出发点。而制度问题在负债治理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三）财务战略理论。有学者就战略财务管理学科与相关学科的整合进行了分析。认为随着现代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和战略管理的广泛推行，战略管理已经成为企业管理的潮流和趋势。但是，财务与会计在理论上的分散性研究影响了其在企业战略管理实践中的功能和效力。虽然从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体系看，战略财务管理与战略管理会计、战略财务管理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界限，但是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加上财务战略管理具有其他两个学科无法比拟的综合性，因此，3个学科在战略层次上整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都已经性大大增强，建立基于财务管理、管理会计和成本管理一体化的战略财务管理学科体系，已经成为企业战略管理发展的现实选择。战略层次上的相关学科整合，并不会改变财务管理、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这3个基础学科之间相互独立的关系，也不会因此模糊3个基础学科之间的界限。这一融合是3个学科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上升到战略高度后的一种融合。将战略成本管理、战略管理会计纳入企业战略财务管理的学科范畴，不仅将极大地丰富和深化战略财务管理的内涵，为形成和构建充满活力的战略财务管理体系提供重要的动力来源，实现财务管理理论上的发展和创新；而且，可以避免3个学科之间理论重叠，形成企业战略管理体系中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更具有系统性的财务职能战略，为企业战略管理实践中财务与会计综合作用的发挥提供重要的系统支持和保证。有学者就企业的财务资源投向何方、何时投入进行了探讨。认为企业尤其是集体企业归核化与多元化的投资战略之争可能是投资决策中永远的谜团，围绕它有不休的理论纷争和多变的决策安排。谨慎理性的决策是民企及其掌门人艰难的任务。投资经营的归核化是指将企业的投资与业务经营重点放在某一特定的生产领域或业务项目上，伴随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不会引起经营结构和商业模式的巨变。多元化是指投资产品和业务经营分散于不同的生产行业或不同的业务项目，但多元化必然伴随经营结构和市场结构的改变。无论企业实施归核化还是多元化，本身并无对错，因为它们各有优缺点。依照每个企业自身情况和不同的经营策略，民企在实施财务投资时必须注意：分清主次；风险隔离；以能力为前提；依法经营。没有孰优孰劣，只有选择了企业最适合的投资战略才是最好的战略。

八、公司理财实务研究

2008年，财务学理论和实务工作者就公司理财实务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主要包括：公司融资、投资、利润分配、绩效等方面的新情况。

（一）公司融资。有学者通过中国市场数据，采用“事件研究法”对中国市场配股和增发方式选择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我国目前应该提倡上市公司选择配股方式进行股权再融资，尽量避免采用增发方式。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有关中小企业的信用评估以及银行的定价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由于中小企业的信息不透明、缺乏有效的融资信息且融资成本高，通过关系型借贷方式，银行可以收集中小企业的信息，是最恰当的借贷方式。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以财务报表方式贷款的银行平均贷款利率低于关系型贷款的银行平均贷款利率。为了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中小企业一方面应该加大信息化方面的投入，提高自身信息化水平，另一方面要提高自身的信用水平。有学者认为，融资约束是不完善市场环境下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企业常常因此出现资金供给缺口，被迫削减投资或寻求新的融资渠道。这可能同资本市场的定价功能对企业的股票市场价格波动产生一定的影响有关。通过实证分析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面临融资约束时，往往可能采用激进的融资政策，从而导致股票价格波动以及企业整体风险的放大，即融资约束对股票价格波动具有放大作用。对此，认为融资约束不利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和资本市场的长期稳定，改善这一问题的可行途径是尽快完善企业融资体系与有关金融制度，从根本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降低上市公司乃至资本市场的金融风险。有学者认为，当企业采用扩张方式来实现获取现金增量这一目标时，融资决策对企业的综合资金成本以及企业价值的影响很大。当现金流量状况表现良好时，企业会优先选择内源融资；上市公司在选择外源融资方式时，现金流量越充足，越会选择股权融资来募集资金或降低负债比例，而并不是首先考虑选用负债。同时，研究结果还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进行外源融资时存在股权融资偏好。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特有的信贷制度环境与股权再融资监管薄弱的交互影响下，贷款短期化倾向没有发挥出经典理论所预期的治理作用，股权再融资后持续出现“双高”结构的背后，实质是恶意融资动机和短期借款行为，包括事前用于支持低效率的投资扩张或利益侵占，以及事后公司经营业绩恶化后不得不通过新增短期借款来维持运营资金需求和掩盖利益侵占行为。从现实借鉴意义来看，双高现象应成为重要的预警信号，特别是股权融资后上市公司快速提高短期借款的行为，应引起信贷银行必要的关注。有学者认为，证券监管政策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的选择空间、融资行为的成本、利益相关者的私人成本与收益。每次上市公司融资监管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后，上市公司融资偏好都会发生较大变化。中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治理对策是：加强对公司控制人行为的制衡；强化对公司融资行为的市场监管；加快外部市场体系建设。有学者认为，中小企业通常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企业发展中，出于成本优势原则，应该适当多使用人力以充分利用资金。但是由于中小企业治理结构的缺乏和投资决策的失误，往往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战略，导致企业不能正确利用资源禀赋而徒增企业成本，使企业的产出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致使中小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少，而理性银行能对此进行正确的预期，这是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解决中小企业治理结构缺陷的一种思路——建立合作性组织，建立合作性组织能够对企业成员形成有效的外部约束，以减少银行的信息成本，减少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二）公司投资。有学者研究发现：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成长机会—低现金流量样本组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随着投资机会的增加而增加；低成长机会—高现金流样本组的敏感性随着投资机会的降低而增加；国有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随着现金持有量的增加而增加；民营企业的敏感度随着现金持有量的增加而下降；中小规模民营企业比大规模民营企业具有更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大规模国有企业比小规模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敏感度。这一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与自由现金流量有关的过度投资问题和与信息不对称有关的融资约束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并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分别有所表现。建议：政府一方面应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宏观调控，控制某些行业和大企业的过度投资；另一方面要有保有压，通过建立国家中小企业银行、发展政策性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等措施缓解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和发展困境。有学者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关联投资与企业绩效呈现负相关关系，即使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关联投资也并未起到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反而降低了企业绩效，成为控股股东转移上市公司资源的一种渠道。当上市公司上一年实施了IPO或SEO，息税前利润较高时，关联投资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而当上市公司上一年净资产收益率为负，或最近3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在6%—8%之间时，关联投资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控股股东会根据上市公司可供转移资源的多寡，通过关联投资将资源转出或转入上市公司，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有学者认为进行实体投资决策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投资战略的确定。实体投资应当是企业实现其自身战略的一种手段，缺乏投资战略指导的实体投资结果只能使企业走弯路，甚至走向失败。二是投资行业的吸引力分析。无论是何种类型行业的实体投资，只有行业具有吸引力，管理者才会进行投资。三是投资风险的识别与评估。实体投资的投资风险来源于企业的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在实践中，企业可以授权相关的中介机构，对企业已立项的投资项目从投资环境、市场前景、资金实力、管理水平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评估投资项目的内外相关风险，规避由于投资风险带来的投资失败。四是企业自身的投资能力分析。包括企业的主营业务发展水平、资本能力和营销能力。接着是实体投资的过程管理，即在制定了实体投资决策之后，对投资立项、实施、跟踪分析到最后投资退出进行全过程的规范、制约和保证，以规避风险，实现预期收益。五是应对实体投资进行分类管理。由于不同种类的实体投资的形式、规模、对被投资企业持股比例等各不相同，需要根据各种实体投资的类别特点进行分类管理。有学者指出：对于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策略，应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在国家层面对境外收购进行研究和指导；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开展多种方式进行管理运营；合理选择收购项目及目标国；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吸收东部地区经验，深化内陆地区经济开放。有学者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资本性支出不足或过度都会给企业带来严重影响。根据现代公司理论，股东目标是企业价值或者说是股东价值最大化，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充分、合理、高效地利用企业的现有资源，使其产生最大化效益。而资本性支出的不足或过度，都是投资非效率的表现，因为这不仅不能给企业和股东带来最大化资产回报，而且还可能会将企业带入濒临退市和破产的境地。

（三）公司利润分配。有学者应用生命周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模型并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分析了武钢股份采取高股利政策的原因。一是公司采用高股利政策并非是因为控股股东套现，因为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并没有因为股权结构的变化而发生显著变化，若控股股东希望套现的话不会选用“现金股利”这种利益均沾的方式。二是成熟期的明智选择。武钢属于稳定成长的成熟企业，稳定的盈利水平使公司有发放股利的基础，充裕的现金流量使得公司不需要保留大量盈余以寻求投资机会，而且通过发放股利还可传递企业稳定发展的信号。因此，武钢股份将更多收益用于发放现金股利是成熟期的明智选择。三是股利支付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明智之举。引入詹姆斯·范霍恩的可持续增长模型的静态模型，分析了股利支付对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认为可以通过调整股利支付率来缩小可持续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从而实现发展的平衡。得出结论：武钢股份采用稳定的、较高的股利政策，不但不会影响其可持续发展，而且是平衡可持续增长率的有效措施。此外强调，可持续增长率并非是越高越好，应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并结合外部环境，以实现实际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的平衡。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富余现金流量降低了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价值，而传统的市场规制方式（产品市场竞争和接管等）不能奏效，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将富余现金流量导出企业，一是企业向股东支付红利，二是向债权人支付利息。相对而言，利息支付具有强制性，而且对公司治理完善程度的要求相对较低。目前我国的公司治理程度不是很完善，因此，在我国现行制度条件下，通过负债契约导出富余现金流量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四）公司绩效。有学者认为：一是创新性战略倾向在动态环境中，对于公司取得高绩效具有重要意义。这对公司实践的启示是：以转轨变革、经济快速增长、技术迅速更新、竞争国际化为主要特征的外部环境，使得我国企业的经营环境呈现高度的不稳定性和变化性特点，为在这样的环境中保持持续竞争优势，企业必须加大在产品/服务、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力度。二是在高度动态环境中，采取先动战略姿态的公司可能是低绩效的。启示是：评价一个公司在战略上的先动与否，关键是看它是否具有寻求机会均等的意愿、理念和远见。在某些高度动态环境中先动战略未必与高绩效相联系，因此，目前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在先动战略和创新战略之间保持平衡是公司战略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某些产业环境中，相对于先动战略采取持续产品/服务改进、创新的战略姿态，对于提高公司绩效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已经开始关注其社会责任，但社会责任披露信息仍然太少，也缺乏统一的披露标准。在短期内，企业社会责任对当期财务数据的影响为负。长期来看，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具有正的影响作用，并且显著性大大提高，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正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长期性。建议：一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也应纳入XBRL的框架结构中，使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成为可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信息，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财务的计量和披露要有所改变：社会责任支出应资本化，并加强监管；企业应该将以股东利益至上为基础的利润模式转变为以利益相关者共同财富为基础的增加值模式，将有效增加值作为衡量财务绩效的基本指标；三是建立以多元利益相关者为主体、有时间弹性的、全面的绩效评价体系。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尽管钢铁上市公司纵向整合多元化经营与钢铁行业产业政策要求相背离，但纵向整合是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的理性选择，钢铁上市公司纵向整合程度与其绩效之间正相关，实施纵向整合战略提高了企业绩效；在企业纵向整合战略主导下，钢铁上市公司与产业集中度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企业类型（临近市场、临近资源和临近港口）对企业绩效影响不显著，企业规模与企业绩效无关。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克服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的方法是管理者自身的学习行为；对管理者并购绩效考核不能只参照一到两次的并购绩效，因为首次并购失败的管理者能通过学习提高并购绩效，而初次并购成功的管理者则可能由于过度自信而在今后的并购中表现不佳。

九、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

2008年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仍然是我国财务、会计、审计界的热点研究领域。

（一）内部控制的概念内涵和具体实施机制的深化。有学者以耗散结构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内部控制系统的耗散特性。内部控制既是公司内部治理的一部分又是公司管理的一部分，是一个受多因素影响的开放系统；内部控制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就使得内部控制经常处于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区域，即非平衡状态。另外，内部控制系统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并且存在涨落波动。内部控制熵是指内部控制系统的无序状态和无效程度。它的影响因素有：控制范围、控制程序、控制作用层次、控制环境和组织外部影响。从系统分析来看，熵值越小，表明系统的有序性越强或越有序，反之相反。根据耗散特性，要实现内部控制耗散结构与企业耗散特性两者的匹配，内部控制必须具备与企业系统相匹配的开放程度，另一方面，两者的耦合程度取决于内部控制发挥作用的层次。当从企业整体系统来分析时，由于内部控制范围、控制层次和控制程序等影响，内部控制的耗散特性难以与企业耗散特性相吻合，从而影响内部控制的演化特性的发挥。因此，为了更好的发挥对组织演化的促进作用，内部控制系统需要加大开放程度和提高作用层次。另外，还从管理理论的演进进一步探讨了内部控制内涵、外延及理论体系的发展变化。认为内部控制的演进并没有跟上管理理论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习型组织理论、流程再造理论、核心能力理论、知识管理理论都没有在现有的内部控制理论中体现出来。因此，这些理论将会成为内部控制模式变迁的新的诱因，内部控制须在上述理论指导下进行新的功能定位，寻找新的作用机制。有学者以朗讯贿赂门事件为出发点，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内部控制法律要求的理论依据及其在美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过程。其创新点在于指出层级组织是不同的委托代理契约的集合，组织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契约双方对契约秩序的遵循，而契约秩序的遵循又依赖于契约双方信托责任的履行，为了保证信托责任的履行，维护契约秩序，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组织内部必须要有一系列的风险控制措施。这些内部的风险控制措施构成了组织的内部控制制度。由此，内部控制法律要求的理论依据就是为了保证组织内部契约秩序的遵守、信托责任的履行，最终得以实现组织目标。

WilliamJ Dodwell对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实施6年的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萨班斯法案要求公司和审计人员重点关注控制环境和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萨班斯法案404条款要求在实际工作中保持对内部控制大量的记录，这在将来可以更好的控制会计人员的思维，而这种思维有时会促进控制过程的合理化和简单化。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是培训新员工的一个很好的工具。也可以把它作为失败后重建的助手，也可以把它作为和执行人员沟通内部控制信息的手段。通过对实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分析，认为真正理想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检查将更好的保护投资人的权益，并有利于建立功能更加完善的资本市场，这将在总体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如何在成本收益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比较困难。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内部控制实施中的一个重要途径即内部报告体系的构建。管理会计报告创新的基本原则是保证信息与内部决策、控制、评价、沟通等信息保持高度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就要求管理会计报告系统的建立应处理好与其他相关报告的关系，即与财务会计报告、预算报告、业绩评价报告、管理信息系统的关系。管理会计报告体系应建立在内部利益相关者的相关决策信息需求之上，并结合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形成资本经营报告、资产经营报告、商品经营报告和生产经营报告4大报告系统。有学者针对我国企业的特殊情况提出了企业内部控制的实施困境及路径选择。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部门分割，政出多门，导致控制体系缺失；二是整体性不足，高度不够，导致控制效果不佳，主要表现在内部控制的制定、主体内容和方式都带有部门色彩；三是制度流于形式，疏于执行，导致内控形同虚设，并通过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悲剧说明了普遍存在的“内控谎言”。针对上述问题，给出了有针对性地完善内部控制的路径选择：首先，寻找合适的方式——中国特色的“希尔森小船”是最佳选择。他借在诺曼底登陆发挥关键作用的极富特色的战略登陆快艇为喻体，着重强调中国企业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合适的内控制度。其次，确立合理的制度安排——法人治理和内部控制的结合，由企业管理层在高度压力、动力的前提下展开和实施，并将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的一项制度，从而实现持续、有效地控制效果。最后，强化制度的执行——业务流程和风险管理的契合，当企业方法运行并遵从内部控制流程时，风险管理就会成为企业的习惯，以流程为模式的内部控制可以有效保证企业风险管理被长期、习惯地遵从。有学者指出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方法主要有两种：详细评价法和风险基础评价法。详细评价法的基本思路是，以内部控制框架或标准为参照物，根据内部控制框架的构成要素是否存在评价内部控制的设计有效性，然后测试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最后综合设计和运行的评价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做出总体评价。风险基础评价法的思路和方法是从风险到控制，即从内部控制相关目标实现的风险到内部控制。总结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的现状与发展方向提出，从政府监管和规则的层面来看，应当尽快加大对内部控制及其评价的研究力度，制定统一的内部控制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以原则为基础的内部控制评价指南，倡导和推广风险基础评价法，对企业内部控制评价进行规范和指导；企业管理层和注册会计师应当充分考虑企业的具体情况，采用自上而下、风险基础的方法，高效地实施内部控制的评价和审计。

十、公司治理与管理控制研究

2008年许多学者对公司治理与管理控制研究进行了广泛深入研究，产生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主要包括：中国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财务治理研究，家族企业治理研究，公司治理激励与绩效研究。

（一）中国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构建并推出中国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由股东权益、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信息披露、利益相关者6个维度构成，并推出了2007年度公司治理指数。根据各个公司治理指数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状况进行治理状况比较、分行业治理状况评价、分大股东性质治理评价、分地区治理评价。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是中国上市公司整体治理水平呈现逐年提高的趋势，样本上市公司治理指数基本呈现正态分布趋势，但公司治理状态在不同维度上的发展并不均衡；二是股东行为进一步规范，公司间差距逐年缩小，股东治理状况存在着逐年累积效应；三是董事会治理评价指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作为公司治理核心的董事会建设得到加强；在地区差异上越来越明显，形成了东西部之间的典型的董事会治理“贫富差距”；四是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总体水平得到稳定提高，金融、保险行业和采掘业上市公司的监事会治理评价指数平均值较高；五是相比较去年数据，经理层各项评价指数呈现增长趋势，而分布均匀性有所减弱激，激励约束机制相对得到改善；六是信息披露状况没有进一步改善，上市公司在自愿披露方面没有根本性改变，从整体上说，上市公司急需走出从“合规”到“自主型治理”的瓶颈；信息披露水平受到行业因素、第一大股东性质的影响；七是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度的平均值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上市公司在中小股东参与和权益保护程度、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有所加强。利益相关者问题事关公司和谐，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日受推崇。有学者首先设置了包括利益相关者参与、和谐的利益相关者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考察中国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和利益相关者和谐程度，得出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数。利益相关者参与性指标分为：员工参与程度、中小股东参与和权益保护程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利益相关者和谐性指标包括：公司社会责任履行、和监督管理部门的关系、诉讼与仲裁事项。实证研究表明，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数对净资产收益率、股本扩张能力、每股收益、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增长率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表明上市公司良好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和较高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水平有助于公司的和谐发展，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提升企业成长与发展潜力。同时，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所涉及到的各个方面对公司业绩也存在重要影响。因此，建议充分关注利益相关者权益，鼓励利益相关者适当而有效地参与公司治理和管理，促进公司和谐。

（二）财务治理研究。有学者认为，关于财务治理模式理论的创新应该是：依据中国的国情，考虑路径依赖性，目前的选择是内部财务治理为主，内外兼顾的混合模式；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和市场机制的发展和完善，将来可能是以外部财务治理为导向的混合模式；在此大前提下或者说某一种主流模式下，可以根据资本结构特别是股权结构的特征，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甚至不同的上市公司分别用各具特色的财务治理模式，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刀切。从投资者角度对公司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投资者保护视角下的实证检验。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了投资者保护水平与代理成本及公司绩效的关系。关于投资者保护水平，使用法律环境和信用环境两个变量进行解释，而法律环境包括立法水平和执法水平两个维度。关于代理成本，使用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水平和上市公司外部审计需求作为替代变量。考虑到不同的公司股权结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在考察样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权的基础上，重点考察控股股东的现金流量权，并用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两个维度共同作为区分股权结构的变量。将Tobin-Q作为绩效的替代变量，并对其进行了衡量。选择2001—2004年度剔除金融行业以及不能辨认控股股东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水平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与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相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保护水平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更显著；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水平能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和公司绩效的关系；投资者保护能降低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同时能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和资金占用的关系；投资者保护水平与外部审计有相互替代性；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公司绩效负相关，现金流量权与公司绩效正相关。有学者收集1994年至2003年间深沪两市发生的951起非流通股股权转让事件的有关数据，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纵向考察了我国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与控制权私利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法律保护通过限制内部人剥削中小股东的能力和手段，确实能有效起到降低控制权私利水平的作用。我国先后出台的法律法规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限制大股东侵害，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作用；也发现控制权私利在我国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出台的法律法规仍无法有效地被执行，应进一步加强立法和监管。有学者选取2004—2006年沪深两市3470家公司治理指数（CCGI）数据齐全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和界面数据（Cross Section Da-ta）计量方法研究了与个人投资者相比具有专业、信息和资金优势的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效果。通过研究得出：第一，随着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和机构投资者规模与力量的壮大，机构投资者投资某一上市公司之后积极投身到上市公司治理状况的改进之中，提升了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第二，机构投资者介入到上市公司治理当中后，上市公司状况得到改善，从而降低了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使得机构投资者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第三，机构投资者投资某一上市公司后，确实使得上市公司的绩效水平，尤其是上市公司的收益能力得到了提高；第四，市场比较看重机构投资者的作用，一旦机构投资者介入某一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便会得到提升，因为投资者预期到机构投资者持股后，上市公司预期的利润将增加。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提出政策建议：一是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大规模、创新性发展，实现机构投资者的多元化、规模化；二是在发展机构投资者的同时，要积极引导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实现真正的积极股东主义的投资；三是在交易制度上要有所创新，特别是大宗交易制度，创造有利于机构投资者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四是积极提升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实现上市公司强制型治理到自主型治理的转变。

（三）家族企业治理研究。在家族企业中家族股东的隧道行为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尤为明显。有学者在家族利他主义、家族控制关系、家族信任格局的3维度框架下，利用2002—2004年280家民营上市公司样本检验了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家族控股股东隧道行为的影响。通过构建数量模型并使用OLS回归分析方法，对家族企业掏空上市公司的隧道行为进行了检验，并得出6项结论：一是股权制衡度对家族掏空上市公司没有明显的抑制效果，CFB家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隧道行为之间呈倒U型关系。而EFB公司没有这种关系；二是CFB中金字塔层级对资金占用的正向影响表明资本家通过构建多层控制链实施隧道行为，EFB中企业家家族没有这种倾向；三是家族信任在EFB样本中对隧道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企业家家族成员在上市公司任职有利于形成合谋挖掘隧道转移资源；四是控股股东以企业集团方式存在的公司遭受了更加严重的掏空，支持了企业集团的“掏空假说”；五是家族类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没有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六是职业经理人持股比例存在监管激励效应及合谋掏空效应，总经理持股比例与隧道行为强度呈现U型关系，随着总经理持股比例的增加，隧道行为强度先下降后上升。

（四）公司治理激励与绩效研究。有学者认为矫正我国上市公司经理层激励缺失问题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通过提高经理层薪酬水平、建立激励相容的报偿机制刺激经理层企业家精神积极性的发挥，以实现公司的价值；逐步提高股权激励在薪酬激励中的比重，并适当拉大不同层级经理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强化股权主体意识，明晰国有大股东的代表主体资格，使国有大股东实体化，并使股东特别是大股东切实履行其权力，通过权力制衡实现对经理层的约束和控制，抑制经理层在职消费；重视经理层的声誉激励。有学者认为公司治理对于公司经营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监督和激励两个方面。从公司治理角度，根据监督主体的不同可以将对经营者的监督分为：股东监督、董事会监督、债权监督三种机制或方式。将3种类型的监督机制对于降低公司代理成本和增加公司绩效的有效性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分析同一种监督机制是否对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同时有效或无效，以及同一种机制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司是否有同样监督效果，从而为从公司治理角度设计监督机制提供借鉴和帮助。研究表明：第一，股权分散和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目前的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反而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对公司利益造成更大损害；第二，国有公司中独立董事可以起到较为显著的监督作用，而非国有公司独立董事可能为管理层“掏空”上市公司提供了一种遮掩；第三，国有公司中董事的股权激励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一方面与当前对国有公司的外部监督和惩治机制的弱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国有公司用于股权激励的股份量较小有关。研究还发现，债权监督仅对降低代理成本、抑制管理层在职消费具有较好的效果。有学者在分析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竞争力关系的基础上，选取2006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股权、董事结构、高管薪酬与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股权结构方面，第一大股东比例和我国上市公司竞争力正相关；提高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可以加强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从而提升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国有控股对上市公司竞争力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第二董事会特征方面，董事长或副董事长和CEO两职设置状况对我国上市公司竞争力的影响较小；独立董事的比例和我国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呈明显的倒U型关系；董事会会晤频率和公司竞争力负相关。第三高管激励机制方面，高管人员持股比例和上市公司竞争力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高管人员薪酬和我国上市公司竞争力正相关。基于上述分析结果，可以从3个方面着手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从而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竞争力。一是继续保持股权集中度，适当提高第一大股东以外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逐步减少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的持股比例；二是逐渐提升我国上市公司中董事会的地位，以充分发挥董事会机制对企业竞争力的正面影响；三是进一步发挥现有激励机制中薪酬激励的作用，同时适当进行股权激励的尝试。有学者则认为国内外学者用各自的方法对上市公司董事会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却得出不同结论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研究者所采取的样本不同，董事会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法律、制度、文化等方面不同，董事会对经营业绩所产生的影响也就不一样。从研究方法而言，一般研究者都进行的是截面回归分析，没有考虑时间变化趋势，因此采用平行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对经营绩效有负影响，但这种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即没有足够证据支持董事会规模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独立董事的比例对公司经营绩效没有显著影响。原因是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仍不完善，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仍值得怀疑，而且独立董事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研究生以上学历所占比例XL的系数不显著，原因一是管理者的经营决策能力除了与学历有着一定的联系外，还与其知识背景、工作经验、个人魅力等到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二是董事会中学历高的多为独立董事。董事会的年轻化有助于上市公司业绩的改善。董事会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确实对公司有负面的影响。依据代理理论，董事会与总经理的两职合设将使董事会独立性受损，并削弱董事会的控制作用，从而导致总经理权力膨胀，引致了损害公司利益的动机和行为。还有研究进一步分析了董事会的领导结构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采用Prof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业绩状态下，代理理论和现代管家理论关于董事会领导结构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问题有着不同的解释力，因而在我国的公司治理实践中是相容的。在发生亏损的公司中，CEO和董事长为同一人有利于企业问责机制的形成，克服了委托代理问题的影响，有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而在那些经营盈利能力一般的公司中，两职合一产生了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限制了董事会对CEO监督和约束力效力的发挥，因而有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升；对于经营状况很好的那些公司来说，CEO和董事长两职合一有利于保护经营业绩出色的CEO免受非业绩原因导致的不正常更换的影响，可以看成公司治理效率良好的一个标志。

（中国会计学会供稿 王棣华 陈梅 袁克利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