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回顾1978到2008年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相应的成果。1980—2008年公开发表的会计理论研究论文仅从标题就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主要的话题与会计基本概念和术语的争论有关；90年代的主题是会计准则；进入21世纪，会计研究的话题相对比较分散，但与资本市场联系紧密。为此，将这30年的研究，按照10年为界，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8：以概念为主的理论研究时期；1988—1997：会计准则的研究与制订阶段；1998—2008：资本市场为主的会计理论研究阶段。下面，分别按照这三个阶段，来对我国会计理论研究30年给出粗线条的勾勒与描述。

一、1978—1988：概念、名词的争论与讨论

按照《中国现代会计手册》的资料，1978年全年所发表的财会类论文只有8篇，其中包括刘国光、乌家培等关于经济核算、经济效果话题的论文；真正属于会计类的论文只有2篇，分别是葛家澍教授的《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账方法》和余绪缨教授的《试论复式记账法的理论基础——兼论资金收付记账法》。其中，葛家澍（1978）指出，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借贷记账法是科学严谨的复式记账法，与资本主义无关，也可以为我所用。这篇文章直接触及了当时会计实务中广泛应用的“社会主义的”复式记账法如增减记账法、收付记账法等，引发了一场关于记账方法的讨论，由此而被誉为“打响拨乱反正第一枪”。

1978年仅有的2篇会计论文，话题都是记账方法，有一定的必然性。虽然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理论研究的非科学化甚至反科学化的状况，却不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自然消失的。当时“两个凡是”仍然紧紧地束缚着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头脑，社会科学领域关于如何恰当地对待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的问题，仍是一个不可轻易涉足的雷池。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的政治之上、盲目排外，延伸到会计领域，借贷记账法被当成资本主义的、服务于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从60年代中期起逐渐被弃用。到70年代初，借贷记账法从我国会计实践中全面消失，少有的几本会计教材也以增减记账法为主线。因此，我国会计理论研究首先应当解决的就是记账方法问题。如果仍然排斥借贷记账法，那么，会计理论研究几乎无从谈起。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当葛家澍（1978）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的论文发表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引发一场关于记账方法是否具有阶级性讨论的热潮。在这场讨论中，学术界的观点至为分明：有些人认为记账方法是无阶级性的（王文龙，1979；唐家敖，1980；余绪缨，1980；贺南轩，1981等），另一些人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记账方法是有阶级性的（李宝震，1980；何光裕，1980；余光耀，1981等）。在经过一段时期讨论后，会计界逐步倾向于记帐方法是无阶级性的观点，借贷记账法也完全可应用于我国经济实践。但在应当采用何种记账方法的认识上，仍然是存在增减记账法和借贷记账法之争（葛家澍，1978；张以宽，1979；贾光锋，1980）。经过这一时期的争论，主张借贷记账法的观点占了上风，除了商业部门外，许多企业基本上恢复使用了借贷记账法（葛家澍 刘峰，1999）。

以记账方法的讨论为起点，这一阶段关于会计理论研究，初期都是以阶级性讨论为主，比如，会计、会计理论、会计原则等会计理论研究的基础概念，都是从是否有阶级性开始的。如李宝震（1980）认为会计属于社会科学，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并提出社会主义会计是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护社会主义财产，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服务的；裘宗舜（1980）认为会计观是研究和运用会计的阶级立场以及作为指导思想的世界观，反映着人们的本阶级的立场、意志、利益和要求；杨秋风（1982）认为会计的阶级性体现在会计对象之中，会计对象的阶级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会计的阶级性；唐东海（1984）认为会计理论既有阶级性，也有技术性，其中起主导性质的应该是会计的阶级性。总体趋势上，早期的研究在有阶级性与无阶级性之间徘徊，到80年代中后期（第一阶段结束时），阶级性已经逐渐从学术研究中淡出。

1979年，《财务与会计》创刊；1980年，《会计研究》创刊；同时，各省级会计学会自1979年起陆续创办了自己的会计刊物。1980年起，刊发会计理论研究论文的刊物不断增加，会计理论研究的论文数量也呈几何级数增长。从研究话题来看，这一时期的会计理论研究，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阶级性争论外，就是会计的各个最基本名词，如会计的定义、会计与财务的关系、会计的职能、会计的对象、会计的目标、会计学、会计模式、会计制度等等。如林志军（1982）认为会计是人们利用特定的方法和程序，以统一的计量尺度对经济活动进行连续、全面、综合的反映和控制，以实现最佳经济效果的一种管理活动；余绪缨（1982）提出，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它为管理（含财务管理）提供有用的信息；郭复初（1985）将会计包括在财务之内，并主张使用“财务管理”替代“会计管理”一词；李泽如（1982）提出会计具有反映、分析、判断的职能等等。将本阶段的特征用“白马非马”来概括，是因为这一阶段的很多理论研究，与“白马非马”一类的争论有相似之处。比如，当时讨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会计的定义，除了“信息系统论”和“管理活动论”两个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外，不断有学者尝试从不同侧面给出不同的界定。但是，这些不同争论也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即便是“信息系统论”和“管理活动论”两大主流学派，其差异仅仅停留在各自《会计学基础》教材的第一章，此后的会计循环、财务报告，没有差异。一旦会计理论研究陷入到类似于“名”、“相”之辩，论文争辩多，能够留传下来的成果少。比如，仅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的“过程的控制与观念的总结”，就诞生了上百篇论文，涉及到对会计属性、定义、职能、对象等的认识；又如，鉴于当时学术界争论的名词、术语差异较大，中国会计学会专门成立了会计名词规范化研究组，讨论并尝试规范会计理论研究中的名词、术语。当然，用“白马非马”来概括这一时期的会计理论研究，并不必然表明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对后来的会计发展没有实质性贡献。实际上，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这一阶段的会计理论研究、特别是关于阶级性的讨论，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为基础，90年代初我国会计学术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就不可能开始会计准则的系统研究和发布工作。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承包制、利改税等一系列经济政策陆续出台，产生了相应的问题。因而，不断有学者开始总结、归纳承包制等经营形式转换所产生的现象，并尝试从一定的理论层面来分析与讨论，如胡湘桂（1985）、殷同立、朱思泽（1987）等。结合《会计研究》自创刊以后发表的关于会计理论研究相关的内容，根据会计理论的定义，在扣除管理会计、成本会计等相关研究之后，对有关会计理论研究的内容作了分类，简要分析这一时期我国会计理论的发展轨迹。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段内，对会计基本概念的讨论占据主导地位（最高达55.0%），并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步降低。但从总量来看，概念化研究仍占据统治地位。其中，主要是对会计定义（杨纪琬、阎达五，1980；余绪缨，1980；葛家澍，1983）、对象（顾准，1983；葛家澍，1986）、职能（赵玉珉，1983；孙宝琦，1985等）的讨论。纵观这些研究，不难发现，尽管在这些概念上仍存在着歧义纷呈的认识，但又以对会计的定义，特别是信息系统论和管理活动论的争论最为突出，前者认为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余绪缨，1980；葛家澍，1983）；而后者则认为，会计自身就是一项管理活动，并提出了“会计管理”的概念（杨纪琬、阎达五，1980，1982）。在此基础上，它们各自都力图形成系统的认识与看法。可以说，80年代上半期，会计定义的争论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从表1中还可以看出，除了对会计基本概念的讨论外，会计界非常重视对会计理论基础和方法体系的研究（占13.5%），最典型的有葛家澍（1981）认为会计学是一门直接服务于生产的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总趋势将会更加打破国与国的界限。在此之后，会计界就此问题达成一致共识，认为应该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积极引进和借鉴西方先进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可以说，这一思想是我国积极引进和借鉴西方的指导思想之一；此后，于玉林（1982）、阎达五（1984）等均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并为我国会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保证了我国经济改革的稳步前进。根据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一段时间以来会计改革的实践，会计界逐步认识到会计改革是一项较长期的工程，需要有一个整体的设想，会计改革（见表1第三栏）开始成为学者们讨论的话题。会计界一方面介绍西方国家的会计理论和政策（见表1第六栏），另一方面对我国会计制度改革做了大量研究和论证工作，发表了一大批相关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杨纪琬等，1983；严敦信，1984等），初步明确了我国会计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主要任务以及改革过程中需要掌握的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指导会计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推进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的讨论还有会计电算化等会计技术的革新，责任会计、社会会计等会计新兴领域（参表1第四、五栏）及会计规范体系的建立。此外，为了深化企业改革，建立和健全责权利相结合的企业经营机制，国家当时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国营大中型企业，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办法后，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如何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把承包与利改税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会计学界当时讨论的一个重要课题。瞿宝元（1987）、殷同立、朱思泽（1987）等均对这一问题从不同侧面给与了解答，促进了我国现代企业经营机制的建立。

二、1988—1997：会计准则的研究与初步建立时期

尽管从80年代初起，我国会计界就已经开始对会计原则进行讨论，但当时整个理论界的研究重点仍是一些基本的会计概念，对会计原则的认识仅限于介绍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公认会计原则、会计准则、会计标准等概念在内容上的区别与联系，很少涉及到会计准则的具体内容。或者说，对会计原则的研究也是处于概念化阶段。这一现象的根本转变则是在1988年前后。中国会计学会1987年年会提出了中国会计学会的科研规划，并成立多个专题研究组，其中之一是会计原则及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组。该研究组于1988年夏天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征集论文，并于1989年春天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专题讨论会。这次会议可视为我国会计理论研究从务虚转向务实的转折点：以中国会计学会的名义呼吁进行会计准则的研究，对将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重心吸引到这一问题上来，具有良好的导向作用；通过组织全国性的会计准则理论讨论会，有助于扩大人们（不只限于理论界）对会计准则问题的重视，并直接促动财政部着手开始准则制定的准备工作；在讨论会上提出，准则、原则等只是术语上的差别，过多地争论这一问题意义不大，按照国际惯例可以采用“会计准则”一词，并将重心放在具体内容的研究上，这一呼吁改变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长期以来过分重视概念之争的现象，从而也加速了我国会计准则的研究、讨论与制定过程。从这时起，会计准则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见表2数据），会计准则的研究开始从抽象概念的争论转向具体内容的构建，少数研究甚至开始尝试建立关于企业合并、价格变动、外币折算等事项的会计准则。也就在这时，财政部会计司（当时为会计事务管理司）开始介入会计准则的制定。1992年底，财政部公开发布了作为基本准则的《企业会计准则》，并从1993年7月1日起施行；1997年5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这也是第一份具体会计准则。自此，会计准则的制订从理论准备走向了实践应用。

我国学术界关于会计准则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进程，在发布的会计准则上留有这一时期会计准则理论研究的烙印。比如，我国所制定并发布的各项会计准则（包括基本会计准则与具体会计准则），都体现了很强的英美取向，会计准则无论在外表形式上还是具体内容上，都借鉴了英美模式，包括美国的财务会计概念结构和体现英美会计准则特征的国际会计准则。这一“烙印”的形成不仅有准则制定者的考虑，英美模式在当前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广，即便那些原先采用完全不同模式的国家如法国、德国，也逐步采纳英美模式的内容，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理由不如此。还有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影响也不容忽视。因为自70年代末起会计界所介绍的国外会计，大都集中于美国、英国或其他英美模式国家的会计。只有极小部分是非英美模式如苏联和日本的会计制度与规则。80年代中期进行的理论研究，也都是围绕美国的公认会计原则及财务会计概念结构所展开的。1987～1992年间发表在《会计研究》杂志上有关会计准则研究的论文，几乎都是关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和国际会计准则。到80年代末，这一模式已被学术界和部分实务界所广泛了解。会计准则已被视为英美模式的专用术语。这也就不难理解，当制定会计准则势在必行时，英美模式成为当时的首选参照对象。可以不夸张地说，它也是唯一可参照对象。

这一时期，除了主要讨论会计准则的制定外，会计界开始将目光聚焦于会计新兴领域的研究以及会计理论的国际化等内容，如社会责任会计、人力资源会计以及环境会计问题等。对《会计研究》同时期发表的有关会计理论的文章简要分类并进行梳理。

从表2中可以看出，对会计基本概念、理论的研究仍占相当大一部分，约占23.7%，但从内容上看，这些讨论大多重视会计理论基础如计量理论（如黄世忠，1997）、方法论的研究，而不再拘泥于基本概念的探讨。尤其是随着实证方法的兴起，学者们更多的是对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批判。其中，仅1997年，就刊发了7篇有关会计研究方法的论文，讨论实证会计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规范会计理论与实证会计理论的评析，以及实证会计研究在我国的应用等问题，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实证会计研究的迅速发展。当然，这种方法论基础的讨论，仍然是概念性的。随着信息经济的来临，知识经济成为热门话题。与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相适应，会计领域的新课题层出不穷，会计界开始尝试着用已有的会计概念与基础理论，解决现实中出现的新课题（见表2第二栏），比较典型的是对物价变动会计的研究。我国80年代起，物价持续剧烈地变动，为此，中国会计学会在1991年1月专门召开了物价变动会计的研讨会，作为会计界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正式提上日程。围绕该问题，我国学者针对物价变动会计的理论基础、会计模式以及会计准则展开了系统的研究。比较典型的文献有：娄尔行，张为国（1991）、汤云为，张鸣（1991）、阎达五、陈亚民（1991）等；此外，这一时期我国学者还讨论了人力资源会计（阎达五等，1996）、绿色环境会计（葛家澍等，1992）等内容。

把表1和表2中有关会计改革的内容结合来看，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内，我国学者比较关注会计改革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因为1984年10月，财政部会计司提出了《关于会计业务改革的设想（讨论稿）》。而且8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作为经济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要求改革传统会计的呼声日益高涨，关于会计改革问题的讨论也不断深入。1987年3月，财政部会计司提出了《关于深化会计改革的几点意见（讨论稿）》，并几经修改，于1991年7月发布试行，而会计改革也逐渐谈出理论界的研究视线。可见，会计界一直在持续的关注国家政策的变化与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会计改革的成功进行。1992年11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行业会计制度。该会计准则的实施，催生了针对如对会计报表编制、特殊科目（商誉、外币折算、合并报表编制）的处理方法的需求。所以，在这个阶段的会计技术与方法的研究也围绕这些特殊领域展开，且随着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实施，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在逐渐增加（表2第五栏）。从内容上看，会计界充分借鉴了国际会计惯例，大胆采用了为世界各国市场经济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会计技术和方法，并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实现了会计技术与方法的本土化。代表性的文章有曲晓辉（1995）对外币业务会计处理的研究，林斌（1996）对或有事项会计处理方法的讨论等。这些学者们的研究，为后来会计准则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会计学者在此期间开始用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产权、制度、交易成本、有效市场假说等）付诸于会计理论的研究，改变了以往会计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而拓宽了会计研究的视野。如刘峰、黄少安（1992）用科斯的产权理论讨论了会计准则的制定，认为会计准则的实质是一种产权制度，为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谢德仁（1997）分析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的范式，用制度变迁理论解释了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与会计准则的制订。这些研究标志着年轻一辈会计学者在吸收经济理论为会计所用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阎达五 支晓强，2002）。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会计研究已经基本摆脱了上一时期的过度关注会计基本概念的讨论，其研究内容也更为深入、细致；以对会计准则的研究为典型，我国会计研究已经从务虚转为务实，基本构建出了适应我国国情的会计准则体系，并应用于实践，促进了会计实务的发展。

三、1998—2008：资本市场导向的会计理论研究

我国的资本市场从90年代初恢复设立，到90年代中期，初具规模。经过若干年的发展，资本市场为会计理论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素材和数据。如汪建熙（1995）提出证券市场与会计行业的发展是中国最具发展前景的事业，这一思想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前瞻性；张为国、徐宗宇（1997）分析实证会计研究、会计选择与证券市场的相互关系后认为，实证会计研究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证券市场的会计规范需要会计理论的指导，证券市场的发展也为实证会计研究创造了条件。可以看出，那时对资本市场的讨论，都是建立在规范研究的基础上，缺乏对资本市场的实证检验，其内容也囿于资本市场理论基础的理解。将1998年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开始，除了有年份数上平均化的趋向外，还考虑到赵宇龙（1998）正式发表论文《中国实证会计的发展》。与之前的资本市场研究论文有所不同，这是第一篇完全仿照规范的实证研究论文、以资本市场大样本公开数据为基础完成的。这篇论文的发表，标志着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对资本市场导向的实证会计研究，也从以往的概念性讨论、介绍，转向模仿与实际应用。

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真正赋予会计研究生命力与全新含义。首先，资本市场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会计信息需求者——市场投资者，而且引进了全新的会计理念——充分披露、决策有用等等。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出现了机构投资者、证券分析师，注册会计师行业也逐步扩大，产生了对于会计信息的多重需求（陈信元等，2000）。其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会计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催生了上市公司会计目标的转变以及会计准则的变迁；最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会计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来源，使实证会计这一新型的会计研究方法的全面应用成为可能。可以说，会计理论研究与资本市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根本上转变了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主要表现为：研究话题拓宽了很多，不再仅仅是会计基本概念的争论；研究方式超出了原来的概念争论主导，而是与资本市场大量经验数据相关联。

以赵宇龙（1998）为界，近10年来，国内会计领域的实证研究发展迅速，完成了从规范到实证的转变，其集中表现为以实证方法研究资本市场的成果迅速占据了会计理论研究的半壁江山。

从表3中可以看出，针对资本市场的研究，从最初的占文献比例的20%左右，在短短的几年内飙升到超过50%的份额，发表论文的篇数也在逐年增加，可以说，这种趋势是会计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一场变革。从内容上来看，以实证方法研究资本市场问题是主流，主要集中在会计信息的有用性、盈余管理、会计信息质量、会计信息披露等几个方面。

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在会计理论框架和会计准则制定中，财务报告的目的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即能否向投资者提供与其决策有用的信息，直接影响着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原则，决定着会计的生存与发展（陆建桥，2000）。所以，验证按照现行会计准则、会计制度所提供的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性，以及是否会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影响，一直是会计界的一大研究课题。如薛云奎、王志台（2001）考察了无形资产对企业经营活动的作用，并检验无形资产的价值相关性之后，认为无形资产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发挥了重要贡献，上市公司披露的无形资产与股价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夏冬林、李晓强（2005）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国际会计准则下的会计信息相对于我国会计准则下会计信息有更高的价值相关性，因此，简单地要求从本土会计准则倒向国际会计准则的观点并没有得到有力支持；邓传洲（2005）研究了B股公司按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IAS39）披露公允价值的股价反映，以及公允价值揭示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发现，公允价值披露显著地增加了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这些研究为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尤其是对提高会计信息在资本市场各种信息渠道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应有贡献。

盈余管理。管理层出于各种动机，往往会进行盈余管理，且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本身允许有较多会计选择，这使盈余管理行为更加难以辨别。因此，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在近几年日益受到学术界、实务界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关注。如陆建桥（1999）研究结果表明，亏损上市公司为了避免公司连续3年亏损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管制和处罚，在亏损及其前后年份普遍存在着调减或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陆正飞、魏涛（2006）研究了我国1998～2001年间上市公司首次配股后会计业绩下降的现象，他们发现，配股公司在配股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并提出限制公司管理层在配股前的盈余管理机会主义行为，并非避免配股后业绩下降的唯一手段，如何平衡配股后资金使用效率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又一重要方面。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加深了人们对应计制会计的认识，对现金流量表的推广应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作为现代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大大促进了现代会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发展（魏明海，2000）。

会计信息质量。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及其对会计信息的分析，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1992年深圳原野舞弊案起，我国资本市场接连爆出滥用会计信息、侵害其他利益关系人利益的各种危机事件（如红光实业、东方锅炉、琼民源、银广夏等）。这一系列事件引发了社会公众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质疑。针对这一问题，会计学界开始思考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因素及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途径。刘峰等（2001）以红光实业案例为切入点，分析了我国资本市场会计信息质量低下的制度性因素后，认为现有的制度安排本身排斥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诱发会计信息违法性失真。并提出相关的法律制度安排等才是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治本之举；王跃堂等（2001）从信息观和计量观的角度，研究了1998年《企业会计制度》改革前后会计质量的变化，他们的研究表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不仅有赖于会计改革建立高质量的会计准则，而且离不开执行机制的改革提供有效的准则执行支撑系统；此外，黄世忠（2001）、刘立国（2003）、魏明海（2005）、陈胜蓝（2006）等，都从不同角度，对会计信息质量问题进行了研究，为我国资本市场相关制度的顺利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会计信息披露。现代资本市场建立在信息披露制度之上，而会计信息披露则是信息披露制度的核心内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能否做到可靠、准确、全面和及时，直接关系到投资者的利益，关系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在这一方面，会计学界也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如葛家澍、陈守德（2001）指出评价财务报告质量应重点关注会计透明度质量；魏明海（2005）认为透明度常常用以反映会计信息的质量，尤其是披露质量；肖正再（2007）提出了市场导向型的会计信息披露模式；潘琰（2004）、舒惠好（2005）和李翔（2006）分别调查并分析了机构投资者、政府相关部门和证券研究机构的会计信息披露需求；张宗新等（2007）发现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内在关联性，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公司，其市场表现和财务绩效也都较佳。这些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会计信息披露规范的制定与完善。

从研究特点上来看，我国实证会计研究中，相当长时期都是模仿美国的研究范式，即美国已有文献的理论、已有文献的研究假设、中国资本市场的数据。这种研究发现，逐渐受到来自不同层面的质疑。但在这一学习、模仿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真正基于我国资本市场制度环境的研究发现：如10%现象。可以说，“10%现象”是我国实证会计研究中所形成标志性研究成果。这一研究成果也对相应的政策制定产生影响，包括促使中国证监会修订配股政策。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我国学者开始逐步把中国资本市场会计理论研究推向国际舞台。DeFond，Wong and Li（2000）是在国际三大会计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由中国学者参与、关于中国资本市场问题的会计理论研究论文；之后，中国学者关于中国资本市场会计理论研究的论文，在国际主流会计刊物上也在逐渐增多。此外，会计界讨论的有关资本市场的话题还有公司治理、公司业绩的影响因素、审计定价、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审计事务所更换、管理层变更等话题，几乎涉及到资本市场的方方面面。

从表3中还可以看出，会计基本概念理论虽然已不是理论界研究的主题，但仍占相当大的比例（平均约15.5%）。这一时期对这方面研究最显著的特点是，一方面是结合实务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反思原已确立的会计基本概念与理论。其中，最典型为安然事件的爆发，引发的学者们对会计本质等内容的重新思考。如杨雄胜（2002）对全球性会计诚信危机背景下的会计本质进行了研究，认为只要实践中真正地端正了有关会计本质的认识，并采取切实措施竭力保证现实会计真正地体现这些本质特征，就会摆脱会计危机困境；葛家澍（2003）针对当时人们对会计报表信息的质疑，在研究了财务会计的本质、特点及其边界后，提出财务报表是财务报告的中心部分，而报表附注、其他财务报告等传送财务信息方法仅是次要的手段；同类型的研究还有魏明海等（2001）对会计透明度这一概念的讨论等。另一方面是从动态、发展的角度看待会计基本理论问题。如葛家澍（2001）提出会计理论既有继承性，又有动态性。财务会计是环境和时代的产物，会计理论也应当是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并与时俱进。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对会计计量属性进行了重新审视，并着重研究了公允价值问题（黄学敏，2004；陆建桥，2005；路晓燕，2006；葛家澍，2006、2007；夏成才，2007；姜国华，2007等）。这些研究使得我国会计基本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并促进了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向国际惯例的趋同及等效。

我国学者从90年代起，一直都未曾间断对会计准则的研究（参表2、3相关数据），所不同的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该时期对会计准则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在9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会计准则研究主要是以引进和介绍西方会计准则为主流，这一现象的根本改观是在1997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被全票通过接受为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正式会员。此后，中国会计界认清了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开始致力于会计准则的国际化研究，积极的参与国际化会计准则的制定与推广是这一时期的突出表现。如朱国泓、孙铮（2004）认为，坚持以满足我国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会计信息质量需求为判别基准，对我国会计国际化实施动态评佑和微调，是我国直面会计国际化理想而现实的选择。二是会计准则的完善与发展。如陆建桥（2002）讨论了中期财务报告准则；杨秋林（2002）、綦好东（2004）讨论了农业会计准则；王广庆（2004）讨论了无形资产准则。这些具体准则的讨论以及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研究，为2006年2月发布修订和新制定的会计准则体系打下了很好的理论基础，促进了我国会计准则理论的完善。

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入、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思想的提出以及知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学者们进一步加强了环境会计、社会责任会计和人力资源会计等问题的研究。除此之外，理论界还进一步拓展了会计新兴领域，主要是价值链会计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参表3“会计理论框架”栏）等，其典型代表为阎达五、李勇（2003）、綦好东（2004）、王庆成（2004）、刘玉廷（2004）、陈小悦（2005）等人的研究。进入到该时期，对会计技术的讨论逐渐减少（参表3“会计技术”栏），这与我国会计实践的逐渐成熟是分不开的。但仍有学者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对会计技术的讨论，如陈信元，董华（2000）运用案例分析法探讨了我国首起以股权交换方式进行的合并，认为采用权益结合法是合理的。此外，这一时期，会计理论研究讨论的话题还有内部控制、企业绩效评价、会计信息及其监管等内容。

从会计理论研究来看，1978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年份。在美国，Watts and Zimmman（1978）公开发表《To-wards a positive theory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accounting stand-ards》，标志着美国会计理论研究转向基于契约理论的实证会计研究时期；在中国，葛家澍（1978）公开发表《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账方法》，标志着中国会计理论研究开始走向科学、理性的阶段。从我国来看，这30年的会计理论研究，不仅已经形成一批有代表性的成果，同时，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微观范围内会计信息的理解与应用，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山大学供稿 刘峰 司世阳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