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4 作者:
[大]
[中]
[小]
摘要:
公司治理研究
有学者就传统民间组织结构与法人产权制度一基于清代公共建设与管理进行研究。桥会、义渡是一种非营利性、非政府性的公益机构.其理事会由民间自主推选.自愿担当.负责筹资、兴建、长期维护与运营.管理公开透明.并能够完成跨区域协作工作及处理纠纷。它们拥有田地、会金等独立资产.其排他性的法人产权得到政府和法律的保障。这种法人产权形态也是民间广泛存在的家族、寺庙、善堂、书院及各种会社多样化发展的制度基础。显示了传统社会民间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制度创造力。它们也成为政府联结民间的纽带与中介.在基层秩序中有效地发挥着独特作用。
有学者就产权性质、企业社会责任溢出与表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当前的社会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具有寻租性.且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持有“欲迎还拒"态度.民营企业则持有“欲拒还迎"态度。受此影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社会责任溢出效应具有多向度性:当所有权性质相同时.周围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会正向显著影响焦点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当所有权性质不同时,周围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也会正向显著影响焦点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上述两种溢出性影响共存时.产生的交互效...
公司治理研究
有学者就传统民间组织结构与法人产权制度一基于清代公共建设与管理进行研究。桥会、义渡是一种非营利性、非政府性的公益机构.其理事会由民间自主推选.自愿担当.负责筹资、兴建、长期维护与运营.管理公开透明.并能够完成跨区域协作工作及处理纠纷。它们拥有田地、会金等独立资产.其排他性的法人产权得到政府和法律的保障。这种法人产权形态也是民间广泛存在的家族、寺庙、善堂、书院及各种会社多样化发展的制度基础。显示了传统社会民间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制度创造力。它们也成为政府联结民间的纽带与中介.在基层秩序中有效地发挥着独特作用。
有学者就产权性质、企业社会责任溢出与表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当前的社会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具有寻租性.且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持有“欲迎还拒"态度.民营企业则持有“欲拒还迎"态度。受此影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社会责任溢出效应具有多向度性:当所有权性质相同时.周围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会正向显著影响焦点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当所有权性质不同时,周围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也会正向显著影响焦点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上述两种溢出性影响共存时.产生的交互效应则具有互替性。进而言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社会责任溢出性影响是把“双刃剑”.并在制衡中推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演进。
有学者就制度环境、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压力抵制型投资者持股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压力敏感型投资者持股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不显著。此外.企业所在地区制度环境越好.压力抵制型投资者持股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关系越显著。
有学者就“创一代一至亲”组合治理模式与企业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与其他创一代在位组合治理模式相比.“创一代一至亲”组合治理模式更有助于提高家族企业的经
营绩效;“创一代一至亲”组合治理模式对家族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作用还受到外部制度环境与技术变迁速度的制约.这主要表现在:在制度环境越不完善的地区.“创一代一至亲”组合治理模式越有助于提高家族企业的经营绩效;在技术变迁速度越快的行业.“创一代一至亲”组合治理模式越有助于提高家族企业的经营绩效;“创一代一至亲”组合治理模式中的不同亲缘关系组合将对家族企业绩效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其中夫妻共治、兄弟共治将对家族企业经营绩效产生积极作用.而子女共治则因跨代理念的冲突并不能给家族企业绩效带来促进作用;创一代与子女共治仅在特定情境下才能产生积极效应.比如在外部制度环境严重缺失、行业技术快速变迁的情况下.跨代治理才有助于提高家族企业的经营绩效。
有学者就公司治理、股票流动性与公司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治理对股票流动性存在负向作用;股票流动性对公司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公司治理中的机构持股与股票流动性互为负相关.股票流动性与公司价值互为正相关。
有学者就股利的公司治理功用一基于央企强制分红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强制分红政策整体上会引起负面市场反应.但在代理成本不同的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里.市场反应较为正面。
有学者就风险投资、公司治理与我国上市公司长期回报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对企业IPO长期回报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阶段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仅在家族控股企业中较为显著。风险投资机构会通过影响企业的治理水平来提升其新股发行后的长期市场表现。
有学者就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总部对成员单位控制体系的构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格化机制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促进了众多国有企业集团的战略发展.战略类制度这一非人格化机制对人格化机制发挥作用并形成有益补充。多种控制机制的组合构成了具有结果等效性的控制体系构建路径.支撑着集团的战略发展。不同于既有文献中常见的类型.众多市场竞争类国有企业集团通过采用“派员层级型”或“经营价值创造层级型"控制体系支撑了集团战略发展;部分非市场竞争类国有企业集团通过采用“威权层级型”控制体系支撑了集团战略发展.而仅具战略类制度的“类放任型”控制体系不具有这样的支撑力。
有学者就国有股权是否能缓解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受到经济波动冲击时.上市公司资本投资规模下降;宏观经济波动冲击对有国有股权的企业的影响显著小于无国有股权的企业;国有股权比例较低的企业投资规模显著下降.而比例较高的企业不显著.说明国有股权能够稳定企业资本投资;国有股权通过担保和政府补助获得经济波动期间的投资稳定性。
有学者就国企混改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企股权多样性、融合度与控制权转移对现金持有水平存在显著影响.仅股权融合度与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除股权多样性外.融合度与控制权转移主要通过治理效应路径影响现金持有行为.股权融合度在抑制超额持现的
过度投资、促使现金持有水平增加的同时.还增加了研发投入和股利支付。股权多样性因未优化现金持有行为最终也未带来企业价值的提升.股权融合度所优化的现金持有行为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在现金持有水平较低时较为凸显.控制权转移在优化现金持有行为的同时亦明显提升了企业价值。
有学者就我国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构建进行研究。他们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设计了我国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的四种可选模式:权益性事后否决模式、稳久性事后否决模式、稳健性过程控制模式和权变性过程控制模式。我国要有效实施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就必须明确国家特殊管理股权利边界.完善法律法规并优化国有资产监管、政府审计和上市制度等保障机制。
有学者就企业集团运行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大股东财务状况或相对于公司财务状况较好时.投资者预测到资金会从大股东流向公司.降低了债券成本;相反.大股东财务状况或相对于公司财务状况较差时.投资者预测到资源会从公司流向大股东.增加了债券成本;公司不确定性风险越小,大股东财务状况与债券成本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弱。
有学者就股权和控制权配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降低前五大股东中国有股占比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但过多提高非国有股占比不会提高企业绩效;提高非国有董事占比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但过多减少国有董事占比不会提高企业绩效;相比于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大。
有学者就非控股股东参与决策的积极性与企业技术创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非控股股东投票率与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数量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相对于其它企业,在非国有企业、经理人纵向兼任、非“八大”会计事务所审计和非交叉上市的企业中.非控股股东参与决策的积极性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非控股股东参与决策的积极性主要通过抑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而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非常有限.甚至不存在.更不能起到稳定股价的作用;还发现了非控股股东抑制控股股东机会主义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不同情形。
有学者就控股股东委派执行董事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会通过委派执行董事参与公司管理,以加强对经理层的监督和激励;通过对控股股东委派执行董事的治理效果分析发现.这一治理方式能够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同时也增强了公司的薪酬一业绩敏感性。
有学者就多个大股东与企业创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会抑制企业创新。当其他大股东的数量越多、相对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时.对创新的负向作用越大;多个大股东会导致公司的风险承受能力下降.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降低.从而为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安排所导致的“过度监督”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支持。独立董事这一机制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他大股东的“过度监督"行为。
有学者就大股东资产评估操纵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大股东的操纵能力、大股东的操纵意愿、评估方法的选择和交易方式对大股东的资产评估操纵行为存在显著的影响.而评估机构声誉的影响并不显著。
有学者就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投入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抑制企业创新投入.且这种作用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和两职合一的公司中会更加显著;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投入的负面影响只有在股权质押率较高和距离平仓线越近时才会发挥作用。
有学者就控制股东掠夺行为是否是股价崩盘的推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控制股东掠夺行为会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升而减弱.但不管大股东持股比例如何,第二至第三大股东都有较强的掠夺动机;股价崩盘风险受控制股东掠夺行为直接作用不显著.其风险主要来自于股票市场作用.但控制股东掠夺行为显著加大了公司的成长性风险和财务风险.且二者风险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表明控制股东掠夺风险会间接传染至股价崩盘.揭示出这种间接的风险作用使控制股东更容易隐藏占款背后的“掏空”动机。
有学者就实际控制人性别的公司治理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比男性实际控制人.女性实际控制人更少侵占中小股东利益。除了女性实际控制人外.其他女性董事和女性CEO并不能影响实际控制人的利益侵占行为。在内外部治理较弱的公司中.实际控制人性别对其利益侵占行为的影响更加明显。
有学者就“监督管理层”还是“约束大股东"?基金持股对中国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基金持股比例增加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价值.且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而增强.同时这种效应只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显著.在国有企业中则不显著;除主动型和被动型基金外.准指数基金持股也可以提升公司价值;在控制了基金数量后.基金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显著降低。以上结果表明.与发达国家基金持股主要通过监督管理层来提升公司价值的传导途径不同.我国基金持股对上市公司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为对控股股东侵占行为的约束。
有学者就社保基金持股与企业盈余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保基金持股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发布财务重述的概率.这表明社保基金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并且.社保基金的这一治理作用在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差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更加显著。社保基金可以通过抑制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增加机构调研次数等途径提升公司的盈余质量。
有学者就分类治理、控股方治理与创新红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控股方根据各类型国有控股公司创新功能定位选择相匹配的治理模式.才能有利于创新红利释放;相对而言.一般商业类公司控股方加强激励和控制机制作用.放松约束机制.有利于创新红利释放;而对于特定功能类公司.控股方的激励机制对创新红利释放的作用效果不显著.需要强化控制和约束机制作用;一般商业类高技术型公司控股方的激励机制对创新红利释放作用更为显著.对
于特定功能类高技术型公司.控股方加强控制机制作用更有利于创新红利释放.而非高技术(资本密集)型公司加强控制、强约束的控股方治理模式对创新红利释放更为有效;延长国有公司控股方股权金字塔层级.对一般商业类公司控股方激励机制的驱动作用更为显著.而特定功能类公司控股方约束机制作用发生反向变化,即在放权制度情形下弱化国有公司控股方约束机制有利于特定功能类公司创新红利释放。
有学者基于异质性视角的独立董事政治关联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拥有官员型独立董事的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要比拥有代表委员型独立董事的企业更快;独立董事曾担任政治职务比同时担任政治职务更能加快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层级越高.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越慢;政治关联独立董事履职情况越好.越有利于降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只有拥有代表委员身份的独立董事促使企业实际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程度加大.但代表委员型独立董事较好的履职表现可以缩小偏离程度;中共中央组织部“18号文"的执行显著降低了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并导致官员型独立董事促进企业加大实际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程度。
有学者就独立董事薪酬与公司治理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独立董事薪酬过低时.存在激励不足问题.不利于调动独立董事履职的积极性.由此造成公司高管变更与经营业绩间敏感性的降低及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提高。与此相仿.当独立董事薪酬过高时.存在激励过度问题.也将导致较低的高管变更与经营业绩间敏感性的降低及更高程度的公司盈余管理。过低的薪酬降低了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会议的意愿.而过高的薪酬造成独立董事更不会对董事会议案提出异议。
有学者就非正式层级对董事会决策过程的影响:政治行为还是程序理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会增加决策过程中的政治行为、降低程序理性。董事会非正式层级通过提高董事会的自我意识、个体影响从而增加政治行为.通过降低决策过程中的信息搜寻、信息加工而降低程序理性。
有学者就投资者保护条款对债券发行价格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投资者保护条款能够显著降低高收益债券发行价格.但对其他债券的影响并不显著;相比于民营企业.投资者保护条款降低国有企业债券发行价格的作用更为显著;城建企业添加投资者保护条款有助于降低债券发行价格。
有学者就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A股与H股上市环境的不同对公司绩效也有显著影响;投资者保护微观指标中的每股派息对公司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股权结构对当期绩效的影响有所减弱;上市环境及每股派息指标对绩效影响显著;股权集中度跨期数值对公司绩效影响比较显著;最终控制人为国有的.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更大。
有学者就创业企业IPO后所有权类型集中度、董事会主
导功能与多元化战略选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控制型董事会与家族持股比例正相关.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负相关;咨询型董事会与家族持股比例负相关.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正相关;家族持股比例越高越倾向于产品多元化战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越倾向于国际化战略;控制型董事会在家族持股倾向于产品多元化战略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咨询型董事会在机构投资者持股倾向于国际化战略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有学者就董事网络和企业创新一引资与引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董事网络显著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创新水平.这主要依靠引资作用与引智作用实现。作为资源流动的载体.董事网络能够发挥资源获取作用.为民营企业创新提供融资支持.拓宽研发投入的资金来源.即引资作用;作为知识传播的载体.董事网络能够发挥专利知识获取作用.为民营企业创新提供异质性专利知识支持.提升企业创新的产量和质量.即引智作用。引资作用的实现主要依靠获取商业信用.引智作用的实现主要依靠提升专利质量。因此.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可以借助构建董事网络实现。
有学者就董事轮换制是否增加公司的代理成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是否采用董事轮换制.对于公司代理成本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在公司章程中采用董事轮换制的公司比没有采用该条款的公司代理成本更高.这是因为.董事轮换制为管理层构建堑壕提供了便利;对于在公司章程中采用了董事轮换制的公司.其董事轮换比例对公司代理成本有显著负向影响.这是因为董事轮换比例越低.收购方获得控制权的难度越大.管理层挖掘的堑壕越难以逾越。
有学者就良好的沟通能否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良好沟通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这意味着管理层应该重视与投资者的沟通.保障沟通质量.从而降低企业未来股价发生崩盘的可能性;对于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大的企业来说.良好的沟通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更明显。
有学者就普通投资者关注度与股价崩盘风险一基于自媒体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股吧发贴总量、带有看跌和看涨情绪的发贴量均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正相关;而且发贴量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的正相关性随着分析师跟踪数量增多而降低。
有学者就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一市场效应与持有动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产业上市公司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对其股票回报产生负向作用.这种效应在融资约束公司表现更加强烈.而企业不同盈利能力与风险金融资产的负向价值效应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公司持有总体资产组合与风险金融资产之间有正向的关系.特别是那些公司治理水平较差、管理层过度自信和多元化经营特征的企业更倾向于持有更多的风险金融资产。
有学者就环境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公司特质风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现金流波动和会计信息下降.进而对公司特质风险产生正向推动作用;股权制衡度的
提升改善公司治理机制.降低了现金流波动和会计信息质量的中介效应.抑制环境不确定性对公司特质风险的作用。
有学者就CEO组织认同是否能够抑制盈余管理进行实证研究发现:CEO组织认同对盈余管理有显著的影响.认同度越高.操控性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同时.国有企业CEO组织认同对盈余管理的治理效果显著减弱.而审计师行业专长和组织认同存在相互替代作用。CEO组织认同和扭亏为盈的盈余管理呈显著正相关.融资需求高和增发股票的公司中.CEO组织认同越高,正向的盈余管理越高。
有学者就盈余管理、高管操纵动机和政府补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存在利用负向盈余管理提高政府补助的行为.具体体现为政策性和偶发性补助的增加。高管业绩薪酬敏感度增加了负向盈余管理的成本.因此.业绩薪酬越敏感的公司,其利用负向盈余管理提高政府补助的行为越少发生;政治关联可以替代负向盈余管理.因此.只有不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才会利用负向盈余管理获得补助。负向盈余管理的作用具有持续性,当前盈余管理会增加未来第2期至第4期的政府补助。审计质量可以抑制负向盈余管理对政府补助的影响.而机构投资者未能发挥治理作用。
有学者就机构调研与企业盈余管理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机构调研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盈余管理及报告微利的概率.提高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质量.对上市公司具有监督治理作用。相对于保险、私募等机构.券商和基金调研对上市公司的治理效应更明显.且机构调研对非国有上市公司、小公司的监督治理作用更大。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机构调研对企业盈余管理的监督约束作用更显著。
有学者就信用评级调整与企业战略选择一基于盈余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主体评级调低后.企业会进行较多的盈余管理与社会责任来提高企业未来的评级.而主体评级调高时.企业的社会责任会降低.但盈余管理水平并不受到显著影响。在面对信用评级调整时.企业选择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企业通过增大盈余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确能够降低信用评级未来下降的速度.这种管理层自利行为并不能被评级机构识别。
有学者就“本家关系”是否会影响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继任高管和离任高管具有“本家关系”会降低高管变更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和企业所在地法律环境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本家关系”对于信息披露质量的负向影响;在股权高度集中的企业中.离任高管和继任高管间的“本家关系"对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负向影响会更加显著。
有学者就决策权配置与公司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集团的集权管理在显著提升现有资源管理效率的同时.增加了过度投资;管理效率和过度投资是决策权配置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路径。
有学者就组织特征与会计师事务所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合伙制的组织形式更有效率;以合伙人相对规模为
核心的内部治理机制与事务所效率显著正相关;而以风险控制为导向的内部控制与事务所效率显著负相关。
有学者就母子公司人员嵌入、控制层级与子公司代理成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母子公司间董事嵌入有效降低了子公司的代理成本.提高了代理效率.监事嵌入与子公司代理成本、代理效率关系均不明显;金字塔控制层级同时提高了子公司的代理成本与代理效率.但是对代理效率的正向影响高于代理成本;人员管控方式中董事嵌入削弱了控制层级与子公司代理成本的正向关系.监事嵌入约束了控制层级对代理效率的积极影响。母子公司间董事嵌入、监事嵌入均降低了母公司对上市子公司的掏空行为。
有学者就母子公司距离、风险承担与公司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母子公司距离不仅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而且对公司效率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企业风险承担有助于改善公司效率;企业风险承担在母子公司距离与公司效率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效应。
有学者就国有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经营绩效一激励相容还是激励不足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在员工持股计划参与比例的均值为22%,而该比例在民营企业中达到27%,国企显著低于民企:与民营企业相比,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国有企业在降低代理成本、提高投资效率和减少超额雇员等公司治理层面的改善效果并不显著;国有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经营绩效弱于民营企业。另外.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财务绩效的增长也受到阻碍.但股票来源为非公开发行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财务绩效方面差距缩小。为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员工持股计划的制度设计层面.建议国有企业提高管理层的参与比例.并强化绩效考核与监督机制。同时.应当继续鼓励国有企业以增资入股的形式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有学者就高管薪酬激励和企业投资从众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薪酬业绩敏感度高的薪酬激励机制能促进企业高管层的理性从众行为.抑制非理性羊群效应。
有学者就高管薪酬激励体系设计中的风险补偿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同高管薪酬之间显著正相关.呈现出风险补偿效应;伴随高管风险厌恶程度的上升.高管薪酬的风险补偿效应增强;在更为有效的经理人市场环境中.高管薪酬的风险补偿效应较高。
有学者就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薪酬管制导致国有企业高管努力程度下降了,创新活动和在职消费并未分别减少和增加.但薪酬管制使国有企业高管不合理的运气薪酬现象得到了缓解。高管薪酬管制的反生产激励降低了效率.但通过对运气薪酬的遏制提升了公平.高管薪酬管制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薪酬管制未降低国有企业创新活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高管创新激励机制的缺失。
有学者就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单纯的非国有股东持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无显著影响.但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高管有利于改善国企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非国有股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处于较
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工作285
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参与国企治理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以上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资本层面的混合.还需确保非国有股东在国企经营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才能更好地发挥民营资本的监督和治理作用。
有学者就股权激励、契约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动态增长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经过一年的滞后期后.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表现出了持续三年的提升作用.且呈现先升后降的分布特征;限制性股票的短期效果更好.股票期权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越强、持续期也越久.激励性较弱的契约则不存在明显的动态效应;激励条件严格、激励期限较长的契约能实现更强、更持久的绩效提升作用.缺乏约束性的方案仅存在短期效果.且在实施后的第四年出现业绩反转,显现出负效应;股权激励是通过利益协同效应、风险承担效应和金手铐效应三个可能的渠道驱动企业绩效的动态增长.但具体的驱动机制因契约条款设置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
有学者就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预告的市场反应是否有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预告信息特征具有激励效应.能够促使公司披露的业绩预告信息质量提高.市场反应将愈加强烈;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预告行为特征没有太大影响.及时性没有显著增强.市场反应并不显著;随着时间窗的推移.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预告市场反应的影响逐渐减弱。
有学者就股权激励计划能否促进企业创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计划对于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都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激励作用.然而在股价距离行权价(授予价)较远时.限制性股票对高管的惩罚性会影响创新的动力.而股票期权能对高管形成保护并激励企业创新;股权激励对于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在民营企业、股价信息含量高的企业以及激励对象包含核心技术人员的企业中效果更大。
有学者就高管股权激励能否促进企业升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对技术结构高级化、员工结构高级化以及绩效高级化长短期内都有提升作用.而对资产结构高级化短期内有负向冲击.长期将产生正向效应。
有学者从发行价格、发行对象、资金来源、发行方式、限售期限、权益处置等方面阐述了SG集团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情况.从股权结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三方面对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员工持股计划存在的出资方式单一且员工持股比例过低、存在变为短期福利化的隐患、持股限额设置标准单一等不足.并提出员工持股制度常态化、资金来源多元化、持股数量动态化等相应对策。
有学者就业绩承诺协议设置、私募股权与上市公司并购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与未签订业绩承诺协议的并购事项相比.签订业绩承诺协议的并购事项中.上市公司并购绩效显著更好.即业绩承诺协议的签订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在业绩承诺协议条款设置上.业绩承诺门槛与
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补利润条款相比.补对价的条款对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显著更好;与现金补偿的条款相比.股份补偿的条款对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显著更好。标的方原股东包含私募股权机构.可降低业绩承诺协议设置与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显著正向关系。
有学者就董事及高管责任保险、审计师选择与企业投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质量外部审计在董事及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即董事及高管责任保险对非效率投资的改善作用可以部分地被高质量审计监督加以解释。董事及高管责任保险对于非效率投资的缓解主要通过抑制过度投资实现。
有学者就政府补助、异质性与僵尸企业形成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适度的政府补助有助于降低企业陷入僵尸困境风险.但高额的政府补助则会明显加大该风险;产权性质、公司治理质量和地区市场化环境因素对政府补助的正面效应及高额政府补助的负面效应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相对于高科技型公司.高额政府补助加大僵尸企业形成风险的作用在非高科技型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有学者就内部人交易是否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内部人交易会显著降低会计信息可比性.而这种负相关关系主要表现在董事会成员的内部人交易行为组别;降低会计信息可比性有利于降低被监管机构处罚的可能性。
有学者就银行债权、内部治理与企业创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银行债权对于企业创新的总体效应是积极的.但起主要作用的是其财务效应.公司治理效应弱化;在银行债权的公司治理效应机制中.银行债权仅与董事会治理存在显著正向互动.两者相互促进.对于推动企业创新具有协同效应.而与其他内部治理机制的互动较弱;政治关联强化了银行债权对企业创新的财务效应.却弱化了其治理效应。这表明我国银行债权对于企业创新并未发挥明显的公司治理效应.作为外部治理机制银行债权的治理作用尚需加强.使其与内部治理密切配合、相互协同形成合力.进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有学者就公司层面的投资者保护是否能够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投资者保护能够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相对于市场竞争类企业.投资者保护在特定功能类企业中的风险抑制作用更明显.而在法律保护程度不同地区没有显著差异。
有学者就社会性负担与公司财务困境动态一基于ST制度的考察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性负担的承担显著提升了公司未来面临财务困境(表现为被ST)的概率.表现出市场竞争下的“优胜劣汰效应”;基于社会性负担形成的预算软约束有助于ST公司在短期内实现摘帽,但加剧了未来财务困境反复的可能(表现为反复被ST)。
有学者就环境不确定性、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对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环境剧烈波动时.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更加显著;此外国有控股公司中的投资效率受到代理成本的影响较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
中国会计年鉴2019
有学者就外资银行进入是否促进本土企业创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显著提升了本土企业的创新水平.且随着进入时间的增加.其积极作用不断强化;外资银行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不仅通过直接效应.而且更多的是通过溢出效应(加剧本土银行的竞争)得以实现。
有学者就QFH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持股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作用对内部治理较好和被“四大”审计的公司更加明显;QFII可以通过增加持股公司的分析师跟踪人数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来改善信息披露质量。
有学者就客户集中度影响现金股利的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与现金股利发放倾向和发放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证实了客户集中度会通过信号传递、监督治理和融资约束等具体路径对公司是否发放现金股利以及现金股利发放水平产生影响;融资约束理论是客户集中度影响现金股利的占优理论。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盈利预测偏差与股价操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过度自信样本在业绩披露前的股票收益率显著低于其他公司.且披露有偏差预测的年份公司管理者会减持公司股票、公司经营情况还会显著变差。这表明.盈利预测偏差并不能表征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管理者通过披露高估盈利的业绩预告操纵股价。公司通过盈利预测偏差操纵股价主要是帮助管理者减持股票获利.且这种操纵行为能够被基金识别。
有学者就集体行动困境、高管持股差距与企业创新投入进行实证研究发现:CEO与其他高管的持股差距能作为解决高管团队集体行动困境的选择性激励机制.有助于企业创新;当高管团队规模越大时.这种选择性激励机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但当CEO临近退休时.这种选择性激励机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会下降;在诸多持股差距模式中.普遍提升高管团队的持股比例并且使CEO与其他高管之间形成较大持股差距.是最有效创新激励安排;与高管持股相比.高管持股差距的创新激励效果更好。
有学者就监事会治理是否有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内部审计人员兼任监事会成员能显著抑制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这种抑制作用更多发生在股权制衡度高的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相比于非审计总监担任监事会成员.审计总监兼任监事会成员更能抑制盈余管理活动.并且无论是担任监事会主席还是非监事会主席.抑制作用均显著存在。
有学者就管理者能力是否传递平台型互联网企业价值的信号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管理者能力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管理者能力越强.企业的现行价值和未来价值也越大。基于财务指标的管理者能力测度能够向市场有效传递平台型互联网企业的价值信号。
有学者就关联并购与公司价值一会计稳健性的治理作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关联并购显著负向影响并购双方公司价值。这意味着企业关联并购中代理问题严重.外部市场投资者担心自身利益会被侵占.采取消极的投资决策.造成并购方公司价值的减损。并购方公司会计稳健性能显著弱化关联并购对公司价值的负向影响.这表明会计稳健
性在企业关联并购活动中发挥着治理作用.能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代理冲突.约束企业内部人通过关联并购谋取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并购方公司价值的减损。
有学者就股票误定价、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研发投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加剧了股票高估对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在股票高估引致的研发投资中产生“恶化效应”.但同时却一定程度有助于缓解股票低估对研发投资的负向影响.发挥“治理效应”;股票高估程度越大.持股管理层出售持股规模越大.且高估公司随后研发绩效更差。
有学者就企业战略差异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战略差异越大.分析师关注水平、公司层面乐观占比以及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度越低;机构持股对二者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企业战略差异可以通过企业资产收益波动性影响分析师行为。
有学者就向家乡投资是信息、熟悉还是代理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会更多在CEO的家乡建立异地子公司:CEO家乡的子公司相比其他异地子公司绩效更差.这说明公司投资中确实存在CEO的“家乡偏好”.更适合用代理问题假说来解释而非信息和熟悉假说;CEO自身代理问题越轻(CEO持股、年轻CEO)和外部治理越强(机构投资者持股高、分析师跟踪多)均会抑制公司向CEO家乡的投资;代理问题假说解释的“家乡偏好”投资并不存在于董事长个体中.虽然公司会更多向董事长家乡投资.但这种投资的绩效并无显著差异.相对更适合以熟悉假说来解释。
有学者对A股与H股IPO信息披露中的法规体系与监管要求、法律责任以及具体披露内容中的招股说明书、应当披露交易及关联方与关联交易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两者IPO核准制信息披露上的差异.受投资者类型、市场体系与发展成熟情况及具体法律法规体系等诸多影响。同时.对A股IPO信息披露从完善制度与加大执行力,增强处罚与投资者保护力度.推动自愿性财务信息披露与自律监管.培养符合市场要求的合格投资者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有学者分析了宝利国际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宝利国际主要以文字叙述或简单数据形式披露部分非核心信息.缺乏以详细数据证明的投资者更为关注的关键性信息。证监会对其进行处罚决定说明自愿性披露并不等同于选择性披露.宝利国际自愿性信息披露在内容上的选择性倾向与盈利能力和财务杠杆较低的经营状况、股权高度集中和董事会治理弱化的公司治理机制相关。
有学者就关联审计师高管能否做更多税收规避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管来自上市公司目前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称为“关联审计师高管”.聘任“关联审计师高管"的公司税收规避更多.这归因于他们的信息优势、关联优势和有关客户的特有税收知识;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有海外业务”和“审计师任期短"的公司中.“关联审计师高管"在税收上的作用更强.则证明了这一作用机制。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供稿王棣华袁克利执笔)
相关推荐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杂志社
地址:中国北京海淀区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3号楼 邮编:100036 电话:010-88227114
京ICP备19047955号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