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4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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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研究
有学者就企业财务理论研究40年:回望、反思与前瞻进行研究。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企业财务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苏式财务向美式财务的历史性重大转型。沿着美式财务的研究路径.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企业财务理论研究重点在至少三大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包括:植入中国情景的财务基本问题研究;异军突起的制度财务问题研究;走向多元化的企业财务理论研究。展望未来.“创新”将是中国企业财务理论研究的主题.重大原创性成果将是中国财务学人的梦想与追求。财务理论创新将围绕三条路径和方向展开:研究对象扩展;基本假设修正;研究方法论转换。
有学者就公司财务的研究历史、现状与展望进行研究。近年来.我国公司财务涌现出很多新问题。但公司财务的理
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同时.西方的公司财务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中国独特的情形。进而.互联网和大数据对公司财务理论带来诸多新的挑战。回顾公司财务研究的历史进程.探讨公司财务研究的现状和问题以及我国公司财务研究的制度背景。指出国家金融和财税等体制改革、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互联网技术革命、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和企业国际化等的进展,给我国公司财务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难题,同时也带来创新研...
财务管理研究
有学者就企业财务理论研究40年:回望、反思与前瞻进行研究。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企业财务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苏式财务向美式财务的历史性重大转型。沿着美式财务的研究路径.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企业财务理论研究重点在至少三大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包括:植入中国情景的财务基本问题研究;异军突起的制度财务问题研究;走向多元化的企业财务理论研究。展望未来.“创新”将是中国企业财务理论研究的主题.重大原创性成果将是中国财务学人的梦想与追求。财务理论创新将围绕三条路径和方向展开:研究对象扩展;基本假设修正;研究方法论转换。
有学者就公司财务的研究历史、现状与展望进行研究。近年来.我国公司财务涌现出很多新问题。但公司财务的理
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同时.西方的公司财务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中国独特的情形。进而.互联网和大数据对公司财务理论带来诸多新的挑战。回顾公司财务研究的历史进程.探讨公司财务研究的现状和问题以及我国公司财务研究的制度背景。指出国家金融和财税等体制改革、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互联网技术革命、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和企业国际化等的进展,给我国公司财务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难题,同时也带来创新研究的机遇。归纳提出了未来公司财务研究的16个重要方向及关键问题。
有学者就商业生态系统助力中小企业资金柔性提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商业生态健康性是促进组织间价值共创、提升中小企业资金柔性的重要前因变量;生态规范机制在生态健康性与价值共创.以及价值共创与资金柔性之间发挥了显著的调节效应.是企业价值共创顺利展开并提升资金柔性的重要制度保障。
有学者就斯图尔特-迈尔斯对金融经济学的贡献进行研究。斯图尔特-迈尔斯是享誉全球的金融经济学家.在资本结构、资本预算与估值以及金融监管等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资本结构方面.他通过探索MM理论的隐含假设.就权衡理论、代理成本理论、优序融资理论等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深刻见解。在资本预算与估值方面.他运用调整净现值法计算公司价值.弥补了当时盛行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法的缺陷和不足;他还开创性地提出了“实物期权”概念.成为后来价值评估和战略性决策的重要思想方法。此外.他还将金融理论运用到金融监管和保险定价领域.对相关研究都颇具启发意义。
有学者就社会关系网络与公司财务研究进行述评。社会学研究与公司财务研究相融合是近年来的热点.越来越多文献开始关注关系网络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相关文献的发展包括两部分:网络化研究和关系化研究。网络化研究主要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将个体置于所嵌入的关系网络.考察网络位置对其行为的影响。关系化研究则侧重以社会关系所联结的每一个个体为研究对象.研究的逻辑起点是社会关系的形成基础和类型.主要从关系是信息效应、偏好效应两个角度考察关系网络对个体行为的不同影响。中国关系型社会的现实背景.为发展基于中国情景的关系网络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背景。
大多数研究将CFO的能力定位于分析决策、战略规划、领导协作、内部控制、资源管理等几个方面。有学者认为.一个成功的CFO的能力架构必须基于两层,第一层是CFO公司治理环境层面的能力架构.第二层是CFO个人能力方向的架构.两者缺一不可。除了符合传统意义上的能力架构要求之外.CFO还面临着许多挑战:云计算、财务共享中心建设等方兴未艾;向管理会计方向转型历经十几年转而未决.业财融合的理念又如火如荼;机器智能尚未全面展开而人工智能对会计和审计领域的冲击又席卷而来。
有学者在分析大数据背景下财务经理主要工作内容的基础上.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归纳整理得到财务经理应当具备的14个关键能力要素,经过SPSS软件聚类分析得到5个聚类要素.建立了财务经理关键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再次
进行统计调查.使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了5个聚类要素的重要性.得出财务经理关键能力评价模型.为企业评价财务经理关键能力和学校培养会计人才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通过探索研究经营型财务理论.构建了包括财资管理中心、财经服务中心、财务共享中心、专家团队、信息系统的经营型财务管理架构.并通过精细化预算管理、开展全价值链成本管理、优化财务分析评价体系、多元化资金来源与运作方式、强化税务管理、打造财务云服务平台、培养经营型人才队伍等重点工作.逐步实现经营型财务的目标。
有学者分析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内部资金配置机制。研究发现.其内部资金配置结构呈现多种形式.并以资金拆借作为主要实现载体.以支撑企业的资金运营需求。在资金配置机制上.通过区分行业特征、战略目标来科学配置内部资金。
有学者对微微拼车陷入困境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微微拼车曾是我国一家非常有前景的移动互联网创业企业.但在2015年9月以融资失败结束了创业之旅。该学者分析了其创业失败的原因.主要归因于融资失败、战略失误和管理失控三个方面.并对移动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提出制定战略规划要谨慎.设计商业模式要长远;融资要把握先机;团队建设要全面.与项目高度匹配;要建设特色的中国移动互联网企业文化等建议。
有学者就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作为软预算约束代理变量的过度投资与企业不同期限的杠杆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软预算约束的存在会提高企业的杠杆水平。
有学者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及稳杠杆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经由不确定性规避这一渠道阻碍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为有效规避不确定性带来的资本结构调整收益下降和成本上升.企业投资决策更为谨慎.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中介因“惜贷"而降低了融资可得性.最终导致资本结构调整放缓;不同行业政策变动敏感度的差异影响行业内企业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这说明稳定的政策预期是“稳杠杆"的前提。
有学者就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是否存在时间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的资本结构随上市时间呈现显著先上升再下降的特征.因此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具有显著的内生性时间效应。这一结果的解释是:审批要求和约束促使企业上市初期保持较低资本结构.上市后企业的扩张活动和寻求最优资本结构的活动将推动资本结构迅速上升.而后企业对破产风险和再融资条件的权衡最终将改善企业资本结构。
有学者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显著正相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短期金融资产规模在总资产中占比越高,然而这一现象并非金融资产对实体投资的替代效应所造成.而是金融约束程度不同企业之间资金融通的结果。企业在面临政策不确定性时增
加短期金融资产配置.不是为了抵御风险.而是为了获取利润。公平有效的金融市场有助于减少该现象的出现。
长短期借款组合是企业财务决策中常见选择.但长短期借款结构的选择、调整往往缺乏科学理性的数据技术分析。因此.有学者从成本和风险角度.对2006-2015年资金数据建模分析.发现等比率配置短长期借款变异系数较大.节约成本和防范风险优势均不突出。
有学者基于营业活动重分类的视角.以2006-2015年十年房地产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38.59%的房地产业上市公司样本出现了资本的绝对错配情况.资本错配较为严重。房地产业资本配置受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双重作用.应坚持对外部环境做细致分析.着力构建资本效率分析体系.完善激励制度.潜心专业化经营。
有学者从融资租赁决策模型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分析了模型要素及其计算方法.设计了融资租赁模式下每期应付租金计算的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并在对融资租入设备还是借款购入设备决策方法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了融资租赁决策模型的设计思路和要点.形成了具有通用性的融资租赁决策模型。
有学者就市场地位、企业捐赠与权益资本成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对外捐赠能显著降低其权益资本成本;企业对外捐赠对其权益资本成本降低效应只在其市场地位较低时存在.企业市场地位较高时这种效应并不显著。
有学者就机构投资者、所有权性质与权益资本成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参与显著降低了公司的资本成本.且长期投资者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机构投资者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公司治理和信息解读两个方面.并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一定差异。总体而言.机构投资者能够通过监督公司的治理行为以及提高公司的信息披露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
有学者就EY\考核对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实施£乂\考核对央企提升总体负债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EY\考核对短期负债的影响大于对长期负债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互联网+”企业的财务战略需要结合进行更为全面的考虑。该学者通过对“互联网+"企业财务特点的分析.结合EY\对其财务核算影响的探讨,从筹资、投资、运营和分配四个方面提出基于EY\视角下“互联网+"企业的财务战略制定构想。
有学者以A公司财务共享中心为例,分析了中心岗位绩效考核现状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缺乏针对不同岗位员工的差异化考核体系、问题单据严重影响绩效考核公平性、考核标准与绩效水平不匹配等.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设计差异化的考核体系、安排专门人员处理问题单据、建立考核指标优化流程、将绩效考核同员工晋升挂钩等解决措施。
有学者基于政府定价监管不断加强的现实背景.着力解决价格管制企业管理层经营业绩的科学评价问题:首先从理论入手.研究提出了管制利润和管理利润的概念.并建立了价格管制企业盈利恒等式;然后从促进价格管制企业经
营绩效评价机制有效建立的角度.构建了以管理利润为核心的新型业绩评价体系;最后从政府制度建设、企业信息化建设以及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三个方面提出了有关体系推广应用的建议。
有学者就管理层防御是否会导致公司采取零杠杆策略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良好的内部监督治理质量和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都能够降低公司采取零杠杆策略的可能性.且零杠杆公司的CEO更替一业绩敏感性低于对照组公司。管理层防御是导致公司采取零杠杆策略的重要原因。国企的零杠杆策略并不受管理层防御的显著影响.而非国企的零杠杆策略受管理层防御的显著影响。
有学者就IPO耗时、盈余管理方式选择与经济后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IPO程序启动之后,公司操纵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下降.而操纵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会逐渐上升。IPO耗时较长的公司首日抑价率相对较高.上市后的经营绩效表现相对更差。
有学者就互联网社交媒体、投资者之间交流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投资者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交流降低了股价同步性;这一作用随新闻媒体报导数量的增加而更强.且在2013年最高法院对互联网虚假诽谤信息进行法律层面的管制后更强。社交媒体作为投资者之间的交流工具.可以增加投资者对信息的理解.有助于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
有学者就券商声誉损失与公司IPO市场表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从同一时期来看.相较于那些没有被披露承销过IPO违规造假公司的券商.承销过IPO违规造假公司的券商再次承销的公司IPO发行抑价率较高.股票长期回报率较低;对于同一券商.相对于在IPO违规造假披露之前.在披露之后(声誉受损)券商所承销的公司IPO表现为显著较高的发行抑价率和显著较低的股票长期回报率;相对于传统的券商声誉指标.基于IPO违规造构建的声誉损失指标更加有效。
有学者就CEO的财务经历是否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行实证研究发现:CEO的财务经历有利于其做出合理的融资决策和投资决策.从而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在外部融资条件较差时.CEO的财务经历对于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更为明显;同时.CEO的财务经历有助于企业提高投资绩效。这表明具有财务经历的CEO通过提高企业外部融资能力和投资决策的合理性.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有学者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用股权向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时.在上市公司股东对完成承诺业绩给出的奖罚不一的前提下.拟定向增发对象(即定向增发资产的股东)在业绩承诺方面可能采取的应对策略和对局结果。指出:从有利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最佳的重组业绩承诺方案是定向增发资产股东谨慎地评估定增资产未来的经营业绩.上市公司股东则根据其承诺业绩完成的好坏给予相应的奖罚。
有学者就网络融资VS银行信贷一演化视角下小微企业融资战略平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网络融资与银企关系广度、长度、深度之间形成战略替代效应。网络融资与银
企关系长度的交互效应在演进模型中具有显著的变化趋势.而银企关系广度和深度没有表现出显著变化趋势.即随着金融环境的完善.银企关系长度对网络融资的战略替代效应进一步增强。
有学者就分析师跟进网络是否会引起上市公司融资决策同群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分析师跟进网络引致的相关融资同群效应的存在揭示了分析师在公司融资决策间的信息传递作用及其作为同群效应的重要来源。相关同群效应来自更多共同分析师跟进不同产业同群公司的影响.且呈现为一种跟随及学习行为.具有一定的方向性.表明不同产业同群公司融资信息及领军同群公司融资信息在分析师跟进网络中传递的有效性。
有学者就企业过度负债的地区同群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过度负债存在显著的地区同群效应.企业是否过度负债及其过度负债的程度分别与企业所在省区的过度负债企业占比和过度负债指数正相关;过度负债地区同群效应产生的潜在机制在于非领头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和连锁董事网络中心度低的企业的模仿行为;地区市场化进程、金融发展程度以及企业高管的金融背景对过度负债的地区同群效应具有显著影响。过度负债的地区同群效应对企业经营的影响表现为:同群效应越强.企业过度负债水平越高、偿债能力越弱、过度投资越严重、盈利能力越低。
有学者就贷款可获得性与公司商业信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低风险公司.高风险公司在贷款利率上限放开后减少的商业信用显著更多.在贷款利率下限放开后增加的商业信用显著更多。利率市场化对公司商业信用的影响主要存在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信任强度较高的地区及议价能力较高的公司中。
有学者就高管任职经历的得与失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比没有高管担任过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企业.有高管担任过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企业债券发行成功率更高.但同时其发债成本也更大。对高管有上述任职经历的企业.其在债券发行前进行了较多的盈余管理(这些企业为了更高的发债成功率.盈余管理的动力也更强).使得后续业绩发生“变脸”.所以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
有学者就IPO还是借壳一什么影响了中国企业的上市选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借壳上市的企业无论在上市前还是上市后业绩表现均显著好于IPO企业.即更好的企业选择了借壳上市而不是IPO上市。选择借壳上市的企业面临着更大的融资约束。在IPO管制下.借壳上市可以帮助企业更快上市缓解融资约束.同时有效利用市场择时降低上市成本。面临融资约束的优质企业选择借壳而不是IPO上市.说明中国现行的IPO审批制度对企业上市的筛选是缺乏效率的。
有学者就客户效应与上市公司债务融资能力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越高的公司银行贷款规模越大、期限也越长;当优质客户(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比例越高时.这种现象越明显;但以上关系只在遭受“信贷歧视”的民营企业中成立。上述结果表明.大客户(尤其是优质客户)能够以自身声誉为企业提供收入保障和实力认证.在银行
看来对企业价值判断的正向作用大于其潜在的经营风险和利益侵占带来的负向作用.进而供应链资源能够帮助银行进行信贷决策判断.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
有学者就慈善捐赠、政治关联与私营企业融资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慈善捐赠、政治关联均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外部融资支持.大大缓解了私营企业“融资难”问题;而相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有政治关联企业进行慈善捐赠更有利于企业获得外部融资.慈善捐赠行为大大加强了这一政企纽带效应。
有学者就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的变动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负相关的程度在东、中、西不同区域上存在差异。因此.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区域.合理调整外资利用的目标和政策,对于我国培育利用外资新优势.更加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学者就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否降低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逐渐降低;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没有内部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会下降更快。
有学者就中国实业部门投融资决策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无论企业的融资约束高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均会导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但融资决策的调整依赖于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杠杆率下降幅度和现金持有向上调整幅度在低融资约束企业要明显弱于高融资约束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未来现金流预期、固定资产收益率和现金流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但不显著影响债务融资成本。
有学者就企业成长的螺旋一市值管理与企业投资决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市值管理能够提高企业下期的投资水平.这种促进作用在投资机会较多的企业、民营企业和熊市环境中表现更明显;市值管理侬血投资主要在TW了血融资约束这一作用路径;市值管理可以降低投资不足.但也可能导致企业过度投资从而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
有学者就特质风险与公司投资行为选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特质风险与企业投资行为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直接影响表现为特质风险抑制投资.该抑制作用随特质风险、管理层持股比例递增.而随投入产出率、融资约束递减。间接影响表现为投入产出率促进投资.融资约束抑制投资.而特质风险的增加会减弱两者对投资的影响。
有学者就定向增发能否促进企业创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定向增发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这是由于定向增发能够缓解融资约束.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在非国有公司和中小板及创业板公司中效果更加明显。
有学者就“一带一路”下西北地区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一带一路”建设对西北地区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短期效果显著.长期效果偏弱;投资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地区经济水平和投资效率正相关.且该关系受地
区行业结构特征等影响。
有学者就矿业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与企业经营风险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实施“走出去"战略对企业的经营风险存在负向影响,企业通过“走出去”进行了资源重新配置.能有效分散经营风险。但与此同时.当企业存在较高的财务杠杆时.“走出去”对经营风险的负向影响被显著消除。
有学者就证券分析师跟踪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改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分析师跟踪能够显著改善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劳动投资过度和不足都得到缓解.缓解融资约束和代理问题是分析师跟踪改善劳动投资不足和过度行为的两个重要渠道。分析师跟踪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对于民营企业更为明显.而2008年劳动合同法颁布及劳动密集程度对二者关系没有显著影响。
有学者就网络借贷的角色转换与投资者学习效应进行案例研究发现:如果投资者发生过角色转换.有过作为借款者的借款经历.那么其投资业绩会显著提升。被动的角色互换经历并不能提升投资业绩.而主动的换位思考才能带来学习效应;从投资者行为看.投资者在角色转换之后,其投资风格会出现显著改变,更加偏好信用风险较小的借款。
有学者就网络借贷市场中的信息披露质量与身份歧视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网络借贷市场总体信息披露质量较低.存在较显著的职业身份歧视问题。网络借贷市场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够缓解和弱化其中的身份歧视问题.同时也证明了网络借贷这种金融创新模式下的两大问题:其一.通过借贷双方非面对面形式实现了资金融通.解决了“长尾群体”的融资难题;其二.随着信用认证机制的完善和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网络借贷市场能够有效识别金融风险进而缓解身份歧视问题.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资本运营效率。
有学者就“保守”的婚姻一夫妻共同持股与公司风险承担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由夫妻共同持股的家族企业.其杠杆水平显著更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更高;妻子持有股份会显著地提高其进入公司任职的概率并且增加了公司聘用女性高管的概率.同时.乐意与妻子共享股份的丈夫.大男子主义倾向更低.这些因素使得夫妻共同持股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更低。夫妻共同持股对公司风险承担的作用受管理层中夫妻双方的亲戚涉入、双方学历差异以及地区婚姻氛围影响。企业家的夫妻关系有超出家庭范围的影响。
有学者就物权法、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内部资本市场活跃度较低时.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当内部资本市场活跃度较高时.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全样本下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呈U型关系。物权法实施后,企业现金流敏感性下降。物权法削弱了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说明物权法具有外部治理效应。
有学者就绿色信贷是否影响重污染企业的投融资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重污染企业的有息债务融资和长期
债均显著下降且高排放地区国有大型企业的降幅最大.同时.国有、大型重污染企业的新增投资显著减少.另外.重污染企业的债务成本显著上升且经营绩效大幅下降.表明绿色信贷具有显著的融资惩罚效应和投资抑制效应。
有学者就产融结合与我国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短贷长投的投融资期限错配现象在我国企业中普遍存在.且更可能是一种替代性的融资方式.而非企业的主动选择.也因此短贷长投虽然暂时满足了企业的融资需求.但并没有改善企业业绩.反而对企业业绩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产业资本进入金融行业即参股金融机构.促进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深度融合.不仅能够直接缓解企业对短贷长投这一替代性融资方式的依赖.而且可以通过抑制投融资期限错配对公司业绩的负面影响.发挥间接作用。相较于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大的企业.产融结合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所产生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有学者就管理者过度自信、债务容量与并购溢价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其并购溢价水平更高;同时.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溢价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债务容量更能够强化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与并购溢价之间的关系.债务容量越大.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溢价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而且.在考虑了代理成本和财务费用的影响之后.研究结论不变。
有学者就税收优惠、财务冗余与研发投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投资表现为倒“U”型关系,适度税收优惠才能到达最优政策效果;财务冗余的角色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可利用冗余、潜在财务冗余对于研发投资的作用不同.并具有协同效应;财务冗余正向调节了税收优惠的政策效用。
有学者就心理距离的网络效应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与投资东道国心理距离的降低能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与世界的心理网络距离也能负向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小.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心理距离网络效应;人均GDP和自然资源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重要动因。
有学者就中国境外上市企业股权融资的资金投向使用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基于企业成长性视角.企业股权融资的资金使用效率有限.股权融资仅能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并购投资、存货储备和现金储备投向对总资产增长率或销售收入增长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未能对净利润增长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股权融资的存货储备投向的资金使用效率较高。
有学者就过度融资、挤出效应与资本脱实向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新常态下经营风险上升导致企业产生额外保值的融资需求.成为上市公司过度融资的重要原因;上市公司的过度融资行为通过挤出效应强化二元融资市场的价格歧视.二元市场的反馈效应致使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资本双双脱实向虚;在高经营风险的经济新常态中.参与金融投机的上市公司对实体投资关注度和积极性下降.脱实向虚动机更为强烈.其中.国有东部以及商业上市公司
过度融资规模更大.资本脱实向虚动机更强.对非上市公司融资市场挤出效应也更为明显。
有学者就我国上市公司策略性股票更名是战略转型还是高位套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进行策略性股票更名后并未出现实质上的转型举措;更名公司具有强烈的内在动机在通过更名抬高股价后减持套现.以获取短期投资收益。
有学者就股价崩盘风险、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崩盘风险抑制企业投资.主要作用于高融资约束企业;此外.崩盘风险通过恶化企业融资约束.继而抑制企业投资;在融资方式中.崩盘风险显著降低企业短期负债;投资者清晰高涨、非牛市行情、企业透明度低时.崩盘风险负向影响高融资约束企业投资;反之.崩盘风险对所有企业均无影响;内外情形制约着崩盘风险的影响范围。
有学者就基金流动性、流动性风险与基金业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主动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存在显著的流动性溢价.但流动性风险溢价并不显著;相比基金流动性风险.基金流动性对基金业绩的影响更为重要;基金的流动性溢价和流动性风险溢价存在非对称性.当市场流动性遭受正向冲击.基金存在显著的流动性溢价和流动性风险溢价.而当市场流动性遭受负向冲击.基金的流动性溢价和流动性风险溢价均不明显。
有学者就谁影响了股价下行风险一有形信息还是无形信息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有形信息显著降低了股价下行风险.而无形信息对股价下行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投资者的过度自信水平越高.有形信息与股价下行风险的负相关越弱;投资者的损失厌恶程度越高.有形信息与股价下行风险的负相关越强。
有学者就信任断裂一投资者一基金经理关系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基金经理“私奔”后.即便基金业绩没有变化.基金资金流也会下降.半年后资金流出超过基金资产的18%;原基金经理管理某基金时间越长.该基金资金流下降越多;个人投资者对关系中断的反应更敏感、撤资更多;资金流下降并非基金业绩变差造成.也无法用资金流入(申购)减少、市场异常波动或赎回异象加以解释。
有学者就货币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越宽松.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融资约束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在金融危机后更为显著;且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越低、企业资本密集度越高、企业所处行业为制造业、企业与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融资约束负向影响越大。
有学者就客户集中度、环境不确定性与投资趋同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与投资趋同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环境不确定性越高.越能促使公司管理者更加积极地收集公司专有投资信息并减少对行业共有信息的依赖.减少投资趋同。环境不确定性与投资趋同的显著负相关关系主要体现在客户集中度高的公司.在客户集中度低的公司不
存在。
有学者就外资占比对创投机构投资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外资创投机构占比的提高确实有利于提高募集基金的金额.但是对投资项目个数、投资项目金额、投资阶段选择和投资绩效均没有显著影响.印证了地理距离和文化制度差距是创业风险投资的重要障碍。
有学者就投资者信息能力一意见分歧与股价崩盘风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条件下投资者信息能力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这表明提高投资者的信息能力是降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有效方式;在收益率波动更大的公司中.社交媒体条件下投资者信息能力的提高更能够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社交媒体条件下投资者信息能力的提高可以降低投资者意见分歧.并通过该路径影响股价崩盘风险。
有学者就企业财务波动与经济景气水平一微观到宏观的交互影响与经验证据进行研究。微观企业的财务波动与宏观经济的景气水平密切相关.但由于企业财务的微观属性限制.已有研究往往将其视为宏观经济影响下的结果.而忽视了两者之间存在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交互关系。他们通过构建上市公司财务指数.将微观企业的财务信息提炼为动态的、整体的指数信息.采用动态模型来挖掘企业财务与经济景气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实证结果证实企业财务是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企业各类财务指数也具有景气指数的先行、滞后或预警指数的性质.对宏观经济的走势具有监测预警效应。
有学者就企业财务风险衍化及其产业效应一基于规制环境和竞争环境的双重情景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较强的政府规制和产业竞争都会深化单个企业财务风险.且竞争机制强化了规制机制的作用;在我国.单个企业财务风险横向衍化在其所在产业中主要发挥了竞争效应;且集中度较高的竞争环境会强化这种竞争效应.而较强规制环境则会削弱之。
有学者就商业信用中的管理者效应一基于管理者能力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商业信用中存在管理者效应.即管理者会影响到企业商业信用的使用;管理者能力越强.企业商业信用越多;当公司CEO为财务背景时.公司会更多地使用商业信用。
有学者就货币紧缩、现金锁定与现金持有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紧缩引起了企业被锁定的限制性现金增加.这一现象在非国有企业表现得更加明显;同时.与不存在现金锁定的上市公司相比.现金锁定的上市公司其现金持有价值显著更低。限制性现金与企业的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有关.现金持有具有交易性和预防性动机。
有学者就中国新股发行中分析师合谋高估及其福利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分析师通过选择发布高估式报告.能够有效煽动个体投资者的过度乐观情绪.使情绪泡沫进入新股价格。由于中国不存在针对分析师的“静默期"规则.诸多证券公司会选择合谋以构建承销关系网络。分析师高估导致了明显的财富(福利)再分配效应.即发行人获得了更多的融资收入.证券公司收取了更多的IPO承销佣金,而
个体投资者成为新股财富再分配盛宴的最终买单者。
有学者就企业避税的战略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与竞争者相比.企业的所得税避税程度每提高1个标准差.其未来的行业市场份额将增长1.9%„这一结论表明,避税会帮助企业建立竞争优势.从而意味着企业的避税行为具有战略效应。此外.避税的战略效应在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更为显著.但避税的战略效应并不受信息透明度、代理冲突和产权性质的影响。避税对产品市场绩效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时间效应的实证判别与理论猜想进行研究发现:财务困境随着企业上市时间变化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极值通常出现在上市后10年左右.上市公司财务困境存在显著且稳健的时间效应。理论猜想是:由于上市条件约束.企业上市初期出现财务困境的风险最低.伴随着上市亢奋效应的作用.以及更低的融资成本和更多的投资机会的出现.管理层会接受更多之前不可能选择的投资项目.致使企业遭遇财务困境的风险逐渐上升.但管理者出于持续经营意愿以及自身名誉的考虑.会在财务困境风险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努力降低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风险.因此.上市公司财务困境呈现具有倒U型曲线特征的时变规律。
有学者就有限注意力、竞争性信息与分析师评级报告市场反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同日发布的分析师研究报告越多.即竞争性信息越多.投资者对分析师评级报告市场的即期反应越弱.而滞后反应的程度越大.这意味着竞争性信息的存在的确分散了投资者对分析师研究报告的注意力.进而导致市场反应不足。竞争性信息导致的投资者注意力分散现象在分析师正面推荐和负面推荐中表现不同.而且投资者注意力分散现象主要存在于机构持股比例较低、同行业竞争信息较多、可见性较差的公司当中。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壳价值与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壳价值含量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采取消极的财务政策.如减少投资和融资水平.更不愿意进行现金分红。因此壳价值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减少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有学者就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管理层激励与企业价值创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实施有助于央企实现企业价值创造.管理层激励能增强这一正向影响;现行的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对央企的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产生负向影响.管理层激励能改善这一负向影响。
有学者就海外并购与企业创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海外并购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水平.且这种提升效应具有持续性.但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海外并购企业的发明、实用专利申请及发明授权数量显著增加.但对外观专利的影响不明显甚至为负.海外并购企业创新产出的增加不仅体现在数量上.创新的质量也显著提高。
有学者以X公司为例.通过梳理其对继教网、西安习悦和杭州思讯的并购.分析企业并购前后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资产管理、主营业务状况等。结果表明.企业并购的绩效短期内有明显提升.但长期是不断下降的.长期绩效的
升还需依靠拓展新的业务空间和业务内容。
有学者从对赌协议在并购重组中发挥的作用角度出发.探索出现“高业绩对赌、高估值”现象的根源.建议上市公司清晰认识对赌协议的有效性.开展并购重组首先应该对自身业务进行全面梳理.明确并购的方向和主线.把降低并购风险的重心放在标的公司的选择上.挑选符合战略发展目标、高质量的标的公司.理性进行并购投资行为。
有学者从医疗器械行业并购的特点以及并购协同效应的理论体系着手.从经营、管理、财务三个方面对Y企业并购S集团产生的协同效应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从经营协同效应来看.Y企业虽然并购后产品成本增长较大,导致销售毛利率略有下跌.但是并购后销售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均明显增加;从管理协同效应来看,并购后Y企业的管理费用比率以及销售费用比率都在稳步缩减.对存货的管理不断完善.存货周转能力提升.但是其他资产的周转能力不尽如人意.因此企业仍需加强资产的管理;从财务协同效应来看.并购后Y企业获取资金偿还债务的能力逐渐提升。
有学者就横向并购是否提升了公司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横向并购扩大了公司的业务规模.短期内能够改进公司绩效、形成规模经济.并增强市场势力.但未能形成显著的协同效应。
有学者以上海斐讯为例.就借壳上市与杠杆增持下的并购风险叠加进行案例研究发现:战略发展、定增失败、控制权危机等原因促使上海斐讯选择了杠杆增持这一“快捷”方式。然而.杠杆增持高股价、高杠杆、高平仓线的特性埋下了“爆仓”隐患.最终造成借壳上市失败。由于杠杆增持借壳上市中涉及的股份和金额数量巨大.其成功与否和过程起伏会对投资者和金融市场的稳定造成巨大影响。
有学者就什么影响了中国金融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一基于心理距离角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看.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心理距离越大.金融业投资者在该东道国进行并购活动的可能性越小;具体而言.相较于其他维度.地理距离对中国金融业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文化距离对金融业的并购区位选择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有学者就并购商誉、投资者过度反应与股价泡沫及崩盘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商誉加剧股价崩盘风险且两者的关系主要源于商誉较高的样本.初步证明高商誉的公司股价具有一定程度的泡沫;商誉提升了公司业绩.投资者对并购过度反应从而使股价积累了泡沫.并购后业绩下滑可视为股价高估的信号.此时商誉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更明显。当投资者持股期限较短、公司估值较高和市场行情较好时.商誉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更为明显。此外.高商誉公司高管的减持规模显著高于低商誉或无商誉的公司.表明高管层利用并购引发的股价泡沫实现了财富转移。
有学者就中央投资的增加是否挤出私人投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中央投资的进入对私人投资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中央投资的进入通过提高地区市场环境.完善基础实施建设.互补私人投资.提高私人投资边
际产出.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引致效应。
有学者就内部“军师”和外部“谋士”谁更重要进行实证研究。买方分析师和卖方分析师分别为基金经理的内部“军师"和外部“谋士”.基金经理会更看重谁的意见呢?实证研究发现:买方的买入评级对基金经理的买入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而卖方的买入评级无显著影响;与此相反.对于卖出评级.卖方的评级能够显著影响基金经理的持股决策,而买方的评级无显著影响;买卖方各自的信息优势以及卖方的利益冲突程度都会影响基金经理的持股决策;无论买入还是卖出评级.买方评级的市场反应都显著强于卖方。
有学者就机构投资者持股、企业类型与企业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价值普遍有正向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对民营企业价值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国有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对竞争型行业中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程度比对非竞争型行业要大。
有学者就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情绪反转效应进行研究认为:信息刺激是投资者情绪产生变化的重要因素;单一和两个信息集的冲击与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情绪的反转相关性较小.三个信息集的联合共振与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情绪的反转相关性较大;当新的信息刺激与当前投资者情绪状态不吻合且多个层面信息联合共振时.面对这种差异.投资者会迅速转变情绪状态.这体现了投资者与生俱来的“动物精神”。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股票送转行为动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与没有质押相比.当存在股权质押行为.尤其是仅有第一股东质押或者第一股东与其他重要股东共同质押时.上市公司进行股票送转的概率显著提高;存在质押的公司.出现股票高送转行为的概率也显著提高;股权质押是上市公司推出股票送转预案的重要动机。
有学者就自然灾害、财政压力与企业避税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沿海城市所遭受的台风破坏程度越大.当地企业的避税程度越低;该效应在不同地区、不同企业间存在显著差异;在灾后避税更少的企业能够在未来期间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和信贷资源。
有学者就历史亏损是否影响股东财富实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具有历史亏损的扭亏上市公司.股东财富实现程度更低;高资本公积比例会加剧历史亏损对股东财富的损害.而高水平的地区投资者保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历史亏损对股东财富的损害。
有学者就企业创新产出与合作特征对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更具创新性的企业拥有更高的利润率、更低的销售增长率.资产收益率的差异则不显著.而创新合作在短期内降低了企业绩效.在长期则对绩效有更积极的影响.创新合作对绩效的负面影响几乎全部被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的代表变量所吸收。
有学者就汇率风险是如何传递给非跨国公司的一基于企业竞争的视角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竞争是非跨国公司汇率风险的传导机制;不同的情景下竞争机制的作用力不同;这种机制效应因人民币所处时期不同而不同.在人民
币贬值期产生正向影响.在人民币升值期影响不显著;这种机制效应因公司特征不同而不同.它对非跨国公司发挥显著的机制作用.对跨国公司的影响则随着海外收入占比的上升而逐步减弱;这种机制效应因行业特征的不同而不同.它在跨国公司与非跨国公司竞争激烈的行业发挥作用显著.而在非跨国公司处于垄断的行业作用不明显。
有学者就债券发行与现金股利政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发债前一年显著提高了其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其债券融资成本.且这种现象在民营企业中尤其显著;发行债券的公司支付现金股利所以能够显著降低债券融资成本.一方面是因为现金股利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向投资者传递了公司质量信息.另一方面是因为现金股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代理问题。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连续现金分红与利润平滑动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连续现金分红对公司的利润平滑动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连续现金分红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利用应计盈余管理实现利润平滑.其效果在地方政府控股的国有公司中也更为显著;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上市公司的连续现金分红对利润平滑动机的正向影响较弱。
有学者就研发投资决策的现金股利分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研发投资对现金分红政策具有正向影响.现金流竞争强化了研发投资对现金分红的正向效应;证监会的“半强制分红政策”是导致上市公司“边研发、边分红”这一“研发一分红”关系悖论的原因,而“研发一分红”悖论会带来负面的财务效应;中国上市公司出现“研发一分红”关系悖论这一财务现象.说明证监会实施的“半强制分红政策”存在不足。
有学者就现金股利政策、内部控制与市场反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组.现金股利分配力度与累计超额收益正相关;而在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组.两者不存在显著关系。进一步分析产品市场竞争和产权性质后发现.该效应主要存在于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组和国有企业组。
有学者就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控股股东进行了股权质押时.上市公司更可能推出“高送转"的利润分配方案.回避或降低现金股利的倾向更高.这与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对“高送转”与现金股利之间偏好差异一致;这一关系在控股股东质押股份比例越高、质押股权面临平仓风险越高时更为显著。
有学者就我国上市公司杠杆错估及其关联效应进行研究发现:虽然表面上基于总资产计算的名义杠杆会加重我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问题.致使企业削减研发投入规模并增加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但如果将对于杠杆的错估考虑进来的话.名义杠杆的负面影响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这意味着名义上的“去杠杆”并非优化我国上市公司投资结构、促进创新动力提升的灵丹妙药.所以我国政府在运用“去杠杆"等政策工具进行调控时.应该削减基于总资本计算的真实杠杆水平.而非降低
基于总资产计算的名义杠杆水平.这才能达到预期的调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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