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会计准则研究

（一）具体会计准则研究。

股权投资会计准则历经多次演变，一定程度上表明这是个难点，同时也给企业的执行带来一定难度。有学者对某公司进行案例分析发现，股权投资分类较为混乱，而且股权投资重分类缺乏合理依据。这有可能是会计处理人员执行能力有限所导致的，但也不能忽视股权投资分类和会计处理方法相关规定本身给会计人员的执行带来的困难和障碍。

有学者探讨了母公司吸收合并其直接控股全资子公司的会计处理问题，认为可以参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文件中规定的“母公司直接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改为分公司”的会计处理方法。全资子公司改为分公司时，母公司的会计处理方法的实质为将原在集团合并财务报表中反映的子公司资产、负债和损益等情况在子公司改为分公司时转到母公司各个财务报表中继续核算。

有学者以五宗上市公司控股合并案例为对象，总结了业绩承诺补偿的会计处理分歧，并从会计准则和会计理论两个层次进行了分析：从会计准则角度发现，相关准则及规定不明确，造成或有对价的要素分类和权益性交易界定困难，控股股东业绩补偿会计处理不符合经济实质；从会计理论角度发现，在资产负债观的会计确认逻辑下，现金补偿应计入当期损益，股份回购补偿应计入资本公积。

有学者分析了股份支付准则，认为其制度设计出发点存在偏差、支付承担主体错乱、估值确认存在缺陷等问题。该学者建议：1.对于实施主体没有掏钱而针对实施主体员工进行的股权激励，其激励成本完全应按原股比例列支为原股东的股权让渡成本；2.对于实施主体回购股权用于股权激励，其所支付的实际成本应列支为实施主体的股权激励成本；3.对于混合方式的股份支付，如既有实施主体回购，又有员工实际支付和原股东利益让渡的情形，需要对其按公允价值扣除实施主体实际回购成本、员工支付成本之后的差额，按原股比例列支为原股东的股权激励成本；4.统一估值计量方法的选择顺序和明确公允价值的计量层次，且允许按每个年度为周期对公允价值进行重估和调整，以增强各公司间估值的可比性。

有学者探讨了两个基础理论问题：一是解释递延所得税相关会计规则的无用性；二是解释计税基础等相关概念的实际含义，分析了厘清递延所得税会计规则的理论缺陷，为完善会计法规和税收法规提供理论参考。

有学者对商业银行现金流量表的列示和编制方法进行讨论并研究商业银行现金流量表的分析方法。分析要点有三：一是关注银行资金来源和资金占用的良性循环；二是关注收到与支付的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相关的现金流量；三是关注三类活动最终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净流量。

有学者结合我国2014年新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及应用指南，详细分析了我国其他综合收益会计核算及报告的新变化，对我国其他综合收益的新进展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有学者研究了外卖O2O模式下第三方外卖平台收入确认问题。收入确认的内容分别为销售收入的确认、广告费收入确认与服务费收入确认。而在收入确认时点上，在线支付方式认定为将餐品送达至用户手中，餐到付款则依据轻平台（不提供线下配送服务，由餐户自行配送）与重平台（第三方外卖平台提供配送服务）的不同，分为餐户将餐费中属于第三方的部分给予第三方外卖平台时和餐品送达并收取餐费时确认收入。

林木类生物资产不同于一般生物资产，其自然增值性和经营周期长的特性决定了在会计计量和报告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有学者针对林木类生物资产会计计量和报告存在的问题，从企业会计核算和会计准则的层面提出三点改进建议：引入并扩大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加大资产实物量信息披露；明确林木类消耗性生物资产作为长期资产列报。

（二）会计准则国际协调。

有学者就投资者保护、IFRS强制采用和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IFRS的强制采用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增大，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减小；与直接强制采用IFRS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在间接强制采用IFRS的国家和地区，公司应计盈余管理更多、真实盈余管理更少；在投资者保护更好的国家和地区，强制采用IFRS之后公司应计盈余管理增加。

2005年，超过20个国家被强制性要求改变原有的会计准则而使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体系。有学者就强制性财务报告对公司自愿披露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强制使用IFRS后，管理层预测的频率和准确性都有显著的提高，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法典法系的国家中；为了迎合资本市场的需求，管理层更加有动机去披露与盈余有关的信息。

有学者指出，新会计准则体系，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实质性趋同，不仅在目标、内容与计量方式上进行了修订与完善，而且实现了会计观念的更新，给会计主体的经营理念带来了深远影响，使我国由计划经济会计模式转向市场经济会计模式。该学者基于会计敏感性和经济敏感性的视角，从投资效率和融资效率两方面解释了会计准则变革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是规范金融工具会计处理的一种制度安排。2008年金融危机直接推动金融工具国际准则从IAS 39到IFRS 9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学者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剖析了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起源与发展，尤其是金融危机后的重大变革，探讨了IASB与FASB近期关于金融工具准则的分歧，分析了金融工具国际准则的变革可能引发的问题，以期丰富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理论，并对我国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修订和实施提供参考。

有学者对国际新租赁会计准则与美国新租赁会计准则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承租人会计处理模式上，IFRS16规定承租人会计处理不再区分租赁类型而采用单一处理模式。Topic842更新稿沿续现有分类指引，依然保留了承租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两种处理模式。在出租人租赁类型判断标准方面，IFRS16并没有改变现行根据所有权上的风险与报酬是否全部实质转移这一出售方视角判断标准，而Topic842则放弃了上述出售方视角判断标准，改为新收入准则模式的基于客户视角下的控制权转移标准，但双方准则均规定出租人仍需将租赁划分为融资和经营租赁。

二、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一）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有学者就会计信息的宏观预测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盈余具有明显的宏观预测价值；股权分置改革以及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等强制性制度变迁显著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进而改善了会计信息的宏观预测价值；强政府干预的存在削弱了会计信息的宏观预测价值，而良好的法律环境则有效提升了会计信息的宏观预测价值。

有学者就财务报告中的会计信息、分析师信息解释的具体内容及其行为特征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分析师倾向于解读应计信息含量较高的财务报告，并且相对于操控性应计，分析师更倾向于解读非操控性应计含量较高的财务报告；分析师倾向于解读会计信息可比性程度较高的财务报告；针对存在公允价值信息的样本，分析师更倾向于解读利润表的公允价值信息。

有学者从公共压力变化的视角就盈余管理与环境信息管理的替代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管理层会权衡两者的关系，从而在进行一种操纵行为的同时减少另一种操纵行为，使得两者不至于程度均较高而引起利益相关者的过多关注，而这种此消彼长的替代现象在重污染行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

有学者以Fog指数衡量财务报告的可读性，就盈余管理与财务报告可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复杂的信息披露方式会增加财务报表分析成本，降低分析深度，从而降低盈余管理被发现的可能性。因而，当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时，管理层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复杂的披露方式，以隐瞒其盈余管理行为，其年报可读性可能更差。

有学者研究发现财务报告复杂性和自愿披露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当所披露财务报告的流动性下降时，这种关系更强；当公司受到更多外部利益相关者关注时，这种关系更强；而当公司业绩不佳和盈余管理幅度更大时，这种关系更弱。

有学者指出，理论界往往以谨慎性原则（或稳健性原则）为名对资产减值会计大加颂扬，但从其实施效果来看，资产减值会计规则是一套默许企业管理当局操纵会计数据的失当规则。资产减值信息可能对某些人有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信息就有资格进入会计程序进行处理，虽然资产减值会计规则的出台目的可能不是为了造假，但它毕竟为管理当局随心所欲地计算净利润打开了方便之门。

有学者从盈余持续性角度探讨了现行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不同类型的资产减值信息应计可靠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过程中存在较多的盈余管理行为，导致资产减值应计相较于非资产减值应计的持续性偏低，资产减值应计的可靠性较低；不同类型的资产减值应计的可靠性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非流动资产减值应计的可靠性高于流动资产减值应计；具有扭亏、大清洗等盈余管理倾向的资产减值应计的可靠性较低。

有学者从税收动机视角就公司研发支出的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与低税率公司相比，高税率公司通过费用化研发支出获取避税收益的动机更强；两者间关系在财务报告成本较低公司中更显著，表明公司避税时需要权衡避税收益和财务报告成本之间的关系；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在税收筹划方面更为激进；两者间关系在税收征管力度较弱地区公司中更显著，公司避税时需要权衡避税收益与税收征管成本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就估计应计项目与现金流量的持续性差异，不同公司的持续性差异在预测和评估中的作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估计出的持续性水平能对经营业绩的预测产生帮助；投资者会将公司估计出的持续性的结果运用到对股价的预测中去，一般情况下盈余较为稳定的公司预测效果更好。

（二）公允价值研究。

有学者就SEC起草与公允价值使用限制相关的意见函是否和公司公允价值估计的不确定性的减少相关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没有意见函的情况下，二三层次的以公允价值反映的资产的信息不确定性被显著地削弱；当限制是明确指出会符合意见函关于加强公允价值披露要求或者在意见函中公允价值问题占据了重要地位时，对于信息不确定性的削弱更为显著；收到意见函的公司比没有收到的公司信息不确定性的削弱更为显著；公允价值附注的披露中，和没有收到意见函的公司相比，收到意见函的公司在公允价值披露方面有更大水平的提升。

有学者就新会计准则下公允价值波动的市场反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直接计入利润表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波动会带来过度的市场效应；单独计入资本公积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所带来的市场效应不足；股票市场对同时计入利润表与资本公积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波动具有充分的市场效应。

（三）会计稳健性研究。

有学者就财务报告中资产大幅缩水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资产大幅缩水规模可对会计稳健性进行合理的解释，资产大幅缩水规模越大，会计稳健性越高。该学者提出公司资产大幅缩水下提高会计稳健性的具体策略：1.完善相关会计准则；2.加强会计信息披露；3.加强外部监督，完善企业盈余质量考察标准；4.改进市场信息系统，促进资产大幅缩水相关准则的实施。

有学者就会计稳健性对企业战略对盈余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企业的战略类型越有可能是探索者时，其会计稳健性程度越低；当企业的战略类型越有可能是防御者时，其会计稳健性程度越高；分析者的会计稳健性程度则位居其中。

有学者就会计稳健性与业绩预告自愿披露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自愿披露业绩预告信息的企业其会计稳健性低于强制披露业绩预告信息的企业；自愿披露业绩预告的非国有产权性质的企业其会计稳健性更低。

（四）价值相关性研究。

有学者回顾与展望了会计数据价值相关性研究中的尺度效应。该学者指出：尺度及尺度效应的认识存在分歧，对尺度的定义及统计参数关注点并不相同；尺度效应的识别是复杂的，难以对尺度效应与由其他可能原因引起的统计推断有误进行区分；尺度效应对会计数据价值相关性研究影响面非常广且深远，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尺度效应，就无法得出会计数据的价值相关性的正确结论；所有试图减轻尺度效应的方法都是一个实证性问题，同样的方法在不同环境下的结论可能不同。

有学者就企业自愿性会计变更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自愿性会计变更降低了净利润的价值相关性，但显著提高了净资产的价值相关性；当公司分析师跟踪人数越多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时，自愿性会计变更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越弱；当公司业务复杂程度越高时，自愿性会计变更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越显著。

三、财务呈报与会计信息研究

（一）盈余管理研究。

有学者就我国证券市场IPO公司进行IPO时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选择及不同市场间盈余管理行为的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发现：IPO公司在IPO事件中会运用应计和真实两种盈余管理行为；显著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主要出现在IPO当年，显著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主要出现在IPO之后一年；在IPO当年，创业板IPO公司应计盈余管理行为显著强于同期主板/中小板IPO公司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在IPO之后一年，创业板IPO公司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显著强于同期主板/中小板IPO公司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有学者研究了股权再融资评估时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作用。辨别企业真实活动时，该学者主要关注管理层减少的研发支出。因为研发支出的减少虽能削弱企业未来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但却能提高短时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研究结果表明：再融资时盈余高和研发费用低的企业在日后会表现出负的回报，而且运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企业比运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企业表现得更加显著。

有学者就应计项目操控和真实活动操控两种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下对于股权再融资时所引起的股价高估各自扮演的角色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资本市场监管严格的环境下，公司进行股权再融资时明显更倾向于通过真实盈余管理虚增盈余，从而提高股价；应计项目操控只有与真实活动操控同时进行时，才会显著导致未来收益变差；通过真实盈余操纵提高股价的行为对公司股权再融资后的负面影响于处在创建初期的公司而言更加明显。

有学者就我国上市公司实施定向增发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有控股股东在定向增发当年具有盈余管理行为，且国有控股股东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强于非国有控股股东；定向增发对象不同时，盈余管理方向与国有控股权有关，当只面向机构投资者定向增发时，国有控股股东更倾向于向上盈余管理行为，通过高估资产评估结果，由此实现利益输送。

有学者以两次煤电联动的政策背景，就联动政策对电力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2004年煤电联动政策首次推出后，不断上涨的煤价导致较低的政治成本，火电企业倾向于正向盈余管理；而2012年联动政策修订后，煤价下跌导致火电企业面临较高的政治成本，致使火电企业进行负向盈余管理。可见，政治成本的变化导致火电企业盈余管理呈现出不对称性。

有学者研究发现：在“八项规定”下，国企有两种应对措施，一是缩减公款消费规模，这会使得管理层在职消费减少；二是在不降低（或有限度降低）公款消费水平情况下，不在敏感会计科目反映公款消费，而是将公款消费列示在其他更为隐蔽、相对不太敏感的会计项目中，借以规避监督。而“八项规定”的实施不会影响到非国有企业。

有学者就主并方公司并购收益与并购完成后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对高管货币性薪酬变动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并购完成后，并购收益与公司盈余管理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并购收益越低，公司在并购完成后第一、二年进行正向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盈余管理与并购收益对高管薪酬的变动存在着相互替代的关系，即并购收益越低，盈余管理对促进高管薪酬增长的影响越大。

有学者以中泰化学大股东减持为研究对象，综合分析时机与盈余管理这两个因素在股东减持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发现伴随着一系列利好消息的发布，减持当日大股东获得了显著为正的累计超额收益，股东减持与消息发布时机的契合，表明其具有较强的时机选择能力。但是内部人交易损害了中小股东的权益、违背了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

有学者就公司战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战略越激进则其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公司战略可以通过融资需求进而影响盈余管理；在经济上升期，战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较强；在经济下降期，战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则较弱。

有学者就分析师跟踪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尽管过去的研究发现了分析师能够有效地抑制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但是在经理人进行盈余管理动机的指引下，分析师的监督作用会迫使经理人采用隐蔽性更强、对投资者的价值损害程度更大的真实盈余管理。

有学者从可操控R&D费用视角就技术独立董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监督作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设置技术独立董事能有效抑制管理层操控R＆D费用；同时具有企业界和理论界两种职业背景的技术独立董事，对管理层操控R＆D费用的行为监督作用更强；技术独立董事津贴越高，对管理层操控R＆D费用的行为监督作用越强。

有学者就机构投资者对其持股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作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对其持股公司盈余管理具有抑制作用；在2007—2013年，证券投资基金对其持股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并成为机构投资者参与持股公司治理的主导力量。

有学者就文化、制度与合资经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文化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仅在外资绝对控股的公司中才存在，在非外资绝对控股的公司中，文化的作用不显著；出资国个人主义更强的合资企业倾向于更多地进行向上和向下的盈余管理，出资国不确定性规避更强的合资企业，更多地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随着进入中国经营年数的增加，出资国个人主义和不确定性规避的影响都逐渐减弱，这反映了文化的融合与适应的过程。

有学者以微利企业为研究对象，就真实盈余管理活动下的削减研发支出对公司创新产出和税收负担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基于真实盈余管理的目的削减研发支出，会导致其未来创新产出的减少和税收负担的加重。

有学者就经济发展和投资者保护水平对并购过程中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支付方式为收购方股票时，异常的当期应计项目有明显的增加，收购公司在合并附近确实会操纵盈余，但是在支付方式是现金时，没有发现这样的证据；只有弱势投资者保护国家的收购公司显示异常应计的正向的显著增长，而在强劲投资者保护国家的收购公司显示正向不显著的增长。

有学者就股权激励对三类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比较长期权益和短期权益激励的异同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管持有的长期权益激励会诱发分类转移，抑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但与应计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关系；高管持有的短期权益会诱发分类转移和应计盈余管理，抑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二）财务错报与重述研究。

有学者就虚假财务报告对同行企业决策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财务错报期间，同行企业不仅会提高他们的资本投资，还会提高研发支出和广告费用，而且会有明显较低的毛利率；财务错报的歪曲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备受关注的财务丑闻；同行企业做出的歪曲的战略和战术决定，对同行企业的长期和短期经营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有学者就银行对公司财务错报的反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错报发生时，银行十分重视贷款定价策略；至于非价格条款，银行更需要贷款人提供担保，同时财务错报也将增加贷款合约强度；在重述期间后，银行不会进一步增加担保要求或合约强度；相比投资者，银行在错报期间反应更为及时，投资者不会对公司错报做出直接反应，而是将银行贷款信息纳入决定中。

（三）会计信息质量研究。

有学者研究了非创始人CEO特征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民营企业发展初期创始人通常兼任董事长和CEO，随着企业的发展，CEO由非创始人担任——第一类代理问题日益突出，会逐渐产生出对高质量会计信息的治理需求。通过对创始人放弃兼任CEO与创始人依然兼任CEO公司的比较，发现创始人不兼任CEO的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更高；企业所在外部信息环境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上述关系被削弱。这表明，中国企业对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有源于企业组织结构变化的自发需求，同时这种需求也受到外部信息环境的影响。

有学者从会计专业独立董事的视角就独立董事声誉对盈余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会计专业独立董事的声誉对企业盈余质量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受聘于大股东掏空严重、低市场化进程地区企业和担任审计委员会主席的高声誉会计专业独立董事上更为明显。

有学者就董秘财务背景对盈余信息含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董秘拥有财务经历时，企业的盈余信息含量更高；有财务背景的董秘吸引了较多的分析师跟踪，增加了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降低了分析师预测的分歧度，并提升了信息披露质量；董秘的财务经历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有学者就反向并购赴美上市中国公司较美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低的原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反向并购公司和美国IPO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相似，但通过反向并购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比直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表现出更低的财务报告质量，这些结果表明反向并购导致的财务报告质量降低效应只出现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

（四）信息披露问题研究。

有学者以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对象，就创新行为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提升企业价值方面，创新行为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贡献度普遍大于强制性信息披露水平；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认同方面，结论相反；在提升外部融资能力与降低代理成本方面，创新行为信息披露水平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有学者就市场化进程对自愿性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对自愿性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的负相关关系起加强作用；在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受较强的政府干预的影响，国有上市公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的相关关系更弱；相反，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政府会减少对企业的干扰，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于国有上市公司对这种影响的弹性更大，表现在非国有上市公司比国有上市公司更能通过披露较多的自愿性信息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

在同一天会有许多公司发布盈余公告，由于投资者精力有限，面对这些公告，投资者会根据公司或者盈余公告的特点进行选择和排序，进而选择特定公司的盈余公告进行处理。有学者对排序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对于特定公司而言，比该公司更知名公司发布盈余公告的数量会影响市场对于该公司盈余公告的反应，并且会放大盈余公告后价格漂移；比起机构投资者，这种排序效应对于个人投资者更加显著。

有学者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披露意见与内幕交易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SEC公开披露其对企业收入确认方面的意见之前，企业的内幕交易的频率是明显高于正常水平的；发布相关意见的当天，发布内容会对企业产生比较小的消极影响，并且这一消极影响在发布相关意见之后的50天内会有1%—5%的负向浮动。

有学者就分析师关注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管理层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分析师的关注度及机构持股比能够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管理层会计信息披露的决策行为。管理层通常会通过上调盈余和下调预期盈余使最终实际披露的盈余能够达到或超过分析师的预测值。

有学者基于多样本数据分析了新三板企业会计信息披露问题，将会计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总结为三类：信息披露内容不合规、信息披露时间不合规和信息披露程序不合规。这些问题的几点成因为：信息披露负责人未恪尽职守；主办券商持续督导意识不强；挂牌公司治理结构有待完善。

有学者就财务报告附注关于复杂估计——股票期权公允价值披露的准确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很多样本公司披露了明显异常的股票期权公允价值估计；公允价值差异与股票期权项目复杂程度正相关；内部控制薄弱、出现财务报告重述以及非四大审计等的财务报告质量越低的公司，公允价值差异越大；公司会计信息系统越不完善或是经营环境越复杂，公允价值差异越大。

一般人认为女性所特有的责任感、敏锐性、细致性、胜任能力、保守性等有助于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因此有学者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董秘性别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董秘性别是影响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因素，尽管在上市公司中女性董秘比例越来越高，然而女性担任董秘并未导致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更高，相反其所在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更低。

有学者将分析师纳入私有成本信息披露理论框架，从私有成本的角度探讨了分析师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对没有分析师跟踪的上市公司而言，其自愿预告的概率与产品市场竞争成反比，这与私有成本理论相符；而有分析师跟踪的上市公司，分析师人数越多，竞争越激烈，上市公司主动披露业绩信息的动机越强，表明分析师可以降低私有成本对信息披露的抑制作用，从而提高上市公司的自愿业绩预告概率。

有学者就中国式风险披露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所披露的总风险越多、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越多，IPO抑价越低、流动性越强；未来业绩差的公司比业绩好的公司有更强的披露意愿，这并不是因为业绩差的公司更为诚实或是更为聪明，而是为了规避未来业绩下降所带来的行政处罚；面临诚信危机的证券市场，坦诚披露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会收获更多的市场奖励，即公司的新股发行效率提高。

四、会计研究新领域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规制制度演进及合规进行分析发现：上市公司中未披露CSR报告的企业仍占多数，远远满足不了利益相关者及社会的需求，至于未披露CSR报告，是基于成本效益原则还是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披露CSR报告不重要，还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虽然近年来我国CSR报告相关制度规范有所加强，但是仍然存在两点问题，即关于强制性披露CSR报告的主体未给出明确定义，以及对未按照要求披露CSR报告的企业，缺乏相应的惩罚措施，致使对企业的约束力度小；沪深两市关于CSR报告披露制度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行业和公司治理特征两个方面，其中行业差异体现在对环境影响较大行业，对CSR报告的制度规范较重视环境和公司治理特征，而深交所没有对此的特殊要求；我国CSR报告从披露数量来看，不论是自愿披露还是合规披露，其增长势头强劲，但是其信息质量缺乏必要的评估或高水平的鉴证。

有学者就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会计稳健性与融资约束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且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中，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2.由于资源约束的限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会计稳健性在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上主要呈现出替代关系；3.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替代效应主要存在于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并不显著。

有学者就环境经营的排污成本管理进行研究。1.提出嵌入环境经营的排污成本管理，增强环境经营中排污成本管理的主动性，并举出融入环境经营意识的排污成本管理的时间情况。通过对长三角地区中小企业的环境经营活动的持续跟踪与调查，并围绕中德EoCM项目的三家公司的减排成本开展了成本/效益的比较，通过对近8年来减排资料的整理，发现一个共同特点是：三家公司均结合闭环流程改造、废弃物（污染物）排放进行控制，谋求排污成本管理的资源利用效率与效益。2.提出环境经营导向的排污成本战略，排污成本管理及其战略的推行需要环境经营的引导。环境经营促进了排污成本管理的发展，有利于产业集聚区域环境思维排污成本战略和谋求环境经营共生的排污成本战略的配置。环境经营不仅顺应了企业发展的新形势，更是实现了企业排污成本管理的战略配置。环境经营扩大了排污成本管理的实施范围，即从单一的企业主体转向产业集聚的企业群体，促进了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通过排污成本的补偿战略，能够引导企业或企业群全面推进和积极实施环境经营，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与效益。

有学者就环境管理会计框架的物质流成本会计进行研究，环境管理会计可分为货币环境管理会计及实务环境管理会计，物质流成本会计是实务环境管理会计的一个重要分析方法。与传统成本会计方法相比，物质流成本会计的最显著特点是提高生产流程中的信息透明度，有助于识别低效率的生产线和生产过程，同时实现资源节约、污染降低及成本削减的目的。物质流成本会计将产品制造流程看作物量中心，对各个中心的投入、产出进行记录。首先，分离和计算正的产品成本和负的产品成本；其次，计算通过全工序的成本，即正的产品成本加上新投入的成本作为合计投入计算成本。

有学者就绿色发展、碳信息披露质量与财务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可以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碳信息披露质量对跨两期的财务绩效有影响，对以后期间的财务绩效无显著影响。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质量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更显著。

有学者就碳管理系统及供应链管理面临的挑战进行研究。碳管理会计（CMA）是环境管理会计的一部分，是识别、收集、计算、分析、内部报告以及使用碳相关信息的会计。CMA是向企业提供碳相关信息的有力工具。为了使CMA概念框架有效发挥作用：1.需要收集大量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信息，不仅仅限于二氧化碳和碳当量的成本信息，还需要货币信息和非货币信息以及这些信息的管理方法等。2.需要在组织内部不同的地方收集碳相关信息以满足公司各种不同的决策情景和决策目的。另外，目前影响特定产品的供应链的碳管理还需要处理三个问题：1.界定碳排放的系统边界；2.各个系统边界所采用的核算方法；3.供应链各个阶段碳排放及其相关成本的分配。

有学者就环境会计与管理控制整合进行研究。环境会计与管理控制的整合框架由要素与程序两个维度构成，要想实现环境会计与管理控制系统之间的有效整合，必须要明确环境管理控制系统的要素、程序，环境会计及环境会计报告体系，为环境会计与管理控制的整合奠定基础，指明方向。从环境管理控制要素与程序两个角度分别进行环境会计与管理控制的具体整合。形成基于环境会计的管理控制要素系统的具体要求如下：1.构建绿色控制环境；2.基于环境会计实施环境风险评估；3.基于环境会计实施环境控制活动；4.建立环境会计系统；5.建立内部环境监督制度。形成基于环境会计的管理控制程序系统的具体要求如下：1.基于环境会计分解可持续发展战略；2.基于环境会计制定控制标准；3.基于环境会计控制环境差异；4.将环境指标纳入经营业绩评价的指标中；5.将环境业绩纳入管理者报酬的决定性因素中。

有学者就负债、环境负债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进行研究。1.负债与环境负债之间的关系：环境会计是从企业财务会计中单独分离出来，处理与环境有关的经营活动；同时，环境负债也可以视为从企业负债中分离出来，用来反映企业经营活动中与净化或恢复环境有关的义务。2.相对于自然资源资产的负债与负债、环境负债之间的关系：不确认自然资源负债，但认为环境负债属于负债的一部分，那么与净化环境有关的义务则通过环境负债来反映。3.对相对于自然资源资产的负债的看法：在情感、观念中认为自然而然的自然资源负债这一要素，在现阶段并不需要确认，也无法确认。自然资源资产平衡表的编制初衷是为了对自然资源的存量及其变动进行核算，不需要确认自然资源负债；根据国际上对于自然资源核算的权威指南和相关实践，以及我国目前试点的情况，自然资源资产平衡表的提法更符合表格编制的实质，这样的表格体系应在我国的建设和发展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改进建议：1.按实质内容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正名”为自然资源资产平衡表；2.从加强国际交流方面强化自然资源资产平衡表的地位和作用；3.凝聚成各部门的“合力”，实现“问责”的要求；4.开创各部门相互融合的新氛围，各学科学术研究的新领地。

有学者就“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学科属性进行研究。在界定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定义的基础上，充分论证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与会计学、统计学、环境学、资源学以及管理学等上述学科的关系，提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一门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三大部类的，处于会计学、统计学、环境学、资源学以及管理学诸多学科交叉、边缘地带的新兴应用学科。

有学者就森林碳汇经济核算及资产负债表编制进行研究。森林碳汇是指森林生态系统吸收大气中的CO2并将其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从而减少大气中CO2浓度的过程。将森林碳汇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提供某一时间点上某一经济体相关的资产负债规模和财富信息，对全面评估森林碳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正确认识碳汇的价值，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加强资源、环境及生态系统管理等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我国2008—2013年森林碳汇经济账户的编制及资产负债表核算结果可以看出：1.根据现有的数据资料和已有研究成果编制森林碳汇经济核算的账户是可行的，进行碳汇经济核算也是可能的。在可能的条件下，有必要把森林碳汇纳入资源环境统计范围，以全面反映森林资源的价值。2.2008—2013年，我国森林碳汇的实物总量是不断增加的，总量增加了7.22亿吨，说明森林对气候变化的作用是增加的。在碳汇价值量核算上，2008年我国森林碳储量价值为7288.50亿元，2013年为7180.89亿元，年均减少约0.37%，森林碳汇资产也表现为净流出，净流出约为107.62亿元，主要原因是由于森林碳汇的价格变化和天然林疏林地的碳汇量减少等引起的。说明在森林碳汇管理中，也应重视碳汇价格的变化。3.由于统计标准、分类等原因，资产负债表平衡存在一定的误差，误差率为4.35%，小于5%的统计要求。说明编制我国森林碳汇资产负债表是可行的，这也为编制其他资源资产负债表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参考。4.我国目前森林碳汇年交易量较低，核算结果表明我国碳汇年均减少量约0.37%，绝大部分森林碳汇没有进行交易，说明我国森林碳汇仍有很大的市场交易空间。因此，在今后国家相关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时应充分考虑这一问题，以促进我国碳汇市场交易的发展。

有学者就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系统的建设进行研究。构建一个服务于企业低碳发展战略管理所需要的低碳战略管理会计体系是企业进行有效低碳战略管理的迫切需要。在低碳经济下，应构建低碳战略管理会计体系的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执行和控制系统以及业绩评价与反馈系统，从而将碳信息与碳管理整合到企业战略管理中，形成低碳战略管理会计体系。低碳战略管理会计体系的信息系统应包括企业碳足迹信息系统、低碳战略成本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和外部碳环境信息系统。关于低碳战略管理会计体系的决策支持系统，又分为主动低碳发展战略和被动服从碳管制战略。低碳经济下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的执行与控制系统也可以分为主动低碳发展战略和被动服从碳管制战略两种运行机制。关于低碳战略管理会计体系的业绩评价与反馈系统的构建，首先在平衡计分卡四个维度基础上增加碳排放维度。其次，利用标杆法作为低碳战略管理业绩评价的参照基准，对战略经营单位的低碳战略管理业绩从五个维度和综合维度进行评价。对如何推进企业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系统建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推进低碳战略管理理论研究与碳准则体系建设。推进碳准则体系建设是推进企业低碳战略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2.政府要促进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系统建设，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做好碳排放权界定和碳排放管制标准及计量工作；3.开展低碳技术和信息技术研发推广，充分利用大数据智能分析技术、云计算技术和信息技术；4.培养低碳战略管理会计人才。高校应在财会人才培养过程中增加对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知识的传授，同时逐步开展企业财会人员低碳战略管理会计培训；5.借鉴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低碳战略管理会计系统建设的经验。

有学者就碳配额不同分配机制下供应链碳减排优化策略进行研究发现：免费分配机制对供应链碳减排和市场需求的激励效果最佳；目标控制下，免费分配机制最优；总量控制下，减排成本系数大小将影响最优机制的选择。

有学者就媒体关注、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碳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价值呈显著U型关系，在临界点左侧，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负相关，在临界点右侧，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正相关，即达到临界点前碳信息披露水平越高，企业价值越低，达到临界点后碳信息披露水平越高，企业价值越高。上市企业可参考碳信息披露评价标准，提高自身碳信息披露水平至临界点右侧，以提升企业价值。2.媒体关注在碳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碳信息披露可通过媒体关注来影响企业价值。提出以下建议：1.相关政府部门应当督促企业进行碳减排管理，完善碳信息披露制度，以使企业规范地进行良好的碳排放管理及披露，提升碳信息披露水平，促使其碳信息披露水平超过临界点；2.企业可加强自身碳排放管理，自主披露更高质量的碳信息，提高企业在媒体上的关注度，以提升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投资信心，进而提升企业价值。

有学者就碳预算的管理设计与制度安排进行研究。认为企业通过管理会计发展出企业碳预算，以系统规划企业的碳排放、碳减排和碳排放权交易等活动，可凸显管理工具和管理制度的减排作用。以高排放行业发电企业为例，设计并编制了一套完整的企业碳预算体系，包括碳排放子预算、碳减排量及成本子预算、碳减排收益子预算和碳排放权交易子预算等四个子预算，预期看有效发挥管理减排的功能。建议应该在我国高排放行业和企业推行企业碳预算制度，以达到高效减排和低碳化发展的目的。

有学者就建立我国政府成本会计进行研究。提出了我国政府成本会计设计框架：一是政府成本的方向在于确定更加丰富、准确、详细的成本对象，以便于进一步进行决策、考核。二是与企业的成本会计体系类似，政府的成本会计设计需要明确各个成本核算环节要素的内含和外延。整个成本会计系统包括成本目标、成本对象、成本范围、成本期间、成本归集与分配、成本报告与分析等。三是政府成本会计的主要内容应与企业类似，将核心工作放在正确划分各种费用期限和对象归属:是否列入成本费用、如何划分生产成本和期间费用、如何划分各期之间的费用、如何划分各产品之间的成本费用、如何划分完工和在产品的界限等。而政府会计与企业会计不同之处在于，政府单位以向公众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为主要成本核算对象。为了建设政府成本会计框架，需要以下几点准备：一是开发成本会计信息系统并试点运行；二是以试点运行为基础进行成本信息需求的深入调查；三是充分借鉴吸收他国的成功经验；四是分行业进行相关的成本系统指引。

有学者就政府会计准则执行的驱动进行研究。认为政府会计准则执行是一个受多种因素驱动的政策选择过程。为了剖析这些驱动因素的作用规律和作用机制，提出了一个关于“元驱动”和“场驱动”的分析框架，并分别构建“制度场域驱动模型”“市场场域驱动模型”和“舆论场域驱动模型”，借助地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驱动因素的研究探索政府会计准则执行的驱动效应。发现：地方政府结合自身利益诉求，在不同环境中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行为表现不同，在制度场域中保底性执行政府会计准则，市场场域中选择性执行政府会计准则，舆论场域中高效性执行政府会计准则。提出重视制度环境因素、市场环境因素、舆论环境因素以及地方政府利益诉求，提高政府会计准则执行成效的建议。

有学者就神经科学方法的会计研究进行分析与展望。会计研究在引进神经科学理论和方法方面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迅速，并产生了一批基于神经科学方法的会计研究成果，受到广泛关注。他们系统回顾了国内外基于神经科学方法的会计研究的理论源泉与研究成果，提出了基于神经科学方法的会计研究的基本原则和研究策略，并讨论了未来重点研究方向。

有学者就预期会计的理论基础与前景进行研究。由于金融创新和商业模式的推动，对未来事项的估计（即预期）正在影响会计理论的发展，《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征求意见稿）》中已经有多项内容涉及到未来现金流、前瞻性信息、前景和现值。在未来，会计信息有望朝着使资本配置更具效率和效果的方向发展，并在预测、决策、调节方面均表现出重要性，进而成为推动经济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力量。

五、成本管理会计研究

（一）成本管理会计与业绩评价。

有学者在假定单位建立健全了管理会计组织机构及其人员配备和管理会计制度情况下，就影响管理会计工作成效的因素问题作出了一些探讨。经梳理分析后，总结出了“管理会计人员与业务活动相关部门及其人员充分有效沟通”“管理会计人员提供高质量的有助于提升经营管理效率的财务与非财务信息”“建立健全有效的单位内部经营管理信息化系统平台”“单位管理会计职能部门及其人员勤勉尽责，不断增强管理会计职能作用影响力”以及“管理会计与业务活动紧密融合协作，持续提升业务活动管理效率”等五个影响管理会计工作成效的因素。

有学者根据某自动化装配生产线的实地数据进行模拟研究，结果表明四步法获取的成本信息对成本瓶颈的识别和业绩评价有重大意义，从而完善车间层级的执行成本管理。分析了该成本测量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潜在困难，如存货缓冲水平设定、成本瓶颈的识别、人为错误和不确定生产率等。

有学者就相对业绩评价机制下，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是否有动机进行大幅地盈余管理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以行业平均盈利水平作为其业绩考核的依据时，必然诱发公司高管进行大幅地盈余管理，以达到其目标业绩。那些以行业平均盈利水平为目标绩效的公司，为了达到其盈余目的，并不是单独使用某一种盈余管理方式，而是互补地使用应计盈余管理方式和真实盈余管理方式。

有学者研究运用平衡计分卡进行业绩评价时视觉注意力在管理判断中的作用。研究表明，虽然提供战略信息可以促使管理者为与战略相关的业绩指标分配更多的视觉注意力，但其促进作用不如管理者主观上对业绩指标重要性的判断。

有学者就管理会计实践、成本系统设计是否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单独的成本系统设计不会影响企业的绩效。但是，它可以通过管理会计实践来影响绩效。成本系统设计对管理会计实践的利用具有积极影响，并且管理会计实践能有效地提高公司绩效。

（二）成本管理会计与预算管理。

有学者研究成本超支现象与项目延续决策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决策制定者的顺序改变将增加项目的不确定性，减少未来资金收回的可能性，同时也将影响下属在初始申请提议中准确建立预算保护资金顺利收回的动机。

有学者针对企业全面预算流程不足之处，提出以生产预算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流程，优化企业全面预算流程，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企业预算流程关键性环节的影响。

有学者提出以下改进全面预算管理工作的对策：1.重视预算的战略导向作用，为战略提供技术与流程保障；2.优化公司组织结构，明确各职能单位在全面预算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3.建立和完善预算反馈和调整机制；4.实现预算考评和绩效考评的深度融合，提高员工执行预算积极性；5.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升内部管理效率；6.进行全员培训，将预算落实到每个员工。

（三）成本管理会计与社会责任。

有学者就环境经营活动中的排污成本理念及减排成本实践作了初步探讨，借助于环境经营，将排污成本核算全面纳入企业成本核算的运行体系，拓展环境成本管理的新视野，基于环境经营共生系统强化环境成本管理战略。

有学者从信息的表现形式、收集信息面临的决策情景、信息出现的频率和信息反馈的期间等多角度进行阐释，构建了碳管理会计概念框架。

有学者探索基于责任中心管理的高校财务管理体系。对高校内各部门实行基于责任中心的财务管理模式，以实现各部门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平衡，是高校财务改革的方向。

有学者主要依据权变理论，通过对新西兰五大发电厂的采访和对其档案文件进行分析，研究气候变化（含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市场机会以及监管的不确定性）如何驱动企业战略和碳管理会计的发展。

有学者构建一个服务于企业低碳发展战略管理所需要的低碳战略管理会计体系。低碳战略管理会计体系的信息系统应包括企业碳足迹信息系统、低碳战略成本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和外部碳环境信息系统。

（四）成本管理会计与激励。

有学者研究职业风险问题、信息成本及最优薪酬业绩敏感性三者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并不是所有的职业生涯问题会代替显性合同。特别是,在一个动态的、多任务代理模式下，当一个管理者担心市场对其能力的看法和这种看法的变化时，隐性和显性激励之间的替代关系可能被削弱，甚至逆转。此外，最优薪酬业绩敏感性可能会增加公司的潜在风险。外部劳动力市场影响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方式更复杂。

有学者就如何通过提供短期内已成功目标的反馈来激励管理会计系统的修正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如果能启动一个高层次的目标，则报告管理会计系统修正的短期成功能够激励员工后续的持续努力。同时也说明若未能启动高层次的目标，结果可能适得其反。2.当前期的努力取得成功，会计反馈报告会通过激活高级目标来促进管理会计系统改进进程后期的努力，从而有利于组织。但如果那些参与人员认为他们实现的修正工作是失败的，可能导致后续的努力减少。

（五）成本管理会计现状与发展方向研究。

有学者构建管理会计信息化的框架，认为管理会计信息化体系建设应重点关注会计人员转型、财务云建设和软件模块标准化。管理会计信息化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数据一体化、会计人员专业化和信息实时化。

有学者就某省的管理会计应用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的结论是：1.管理会计的应用不广泛，仅在经济发达地区、上市公司和内地的大企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在制造业和建筑业中的应用比在服务业中的应用要广泛。2.应用不深入，许多有助于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微观经济效益的管理会计内容并未进入实质性的应用阶段，没能在现代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发挥作用。3.应用不协调，部分管理会计内容处于零星分散的状态，尚未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管理信息系统。

有学者就完全成本定价和边际成本定价的调整进行研究，当企业能够预测均衡收入时，完全成本定价法能够达到最优价格。

有学者认为管理会计是连接微观财务和宏观经营管理的桥梁。要实现微观财务与宏观经营管理的连接，管理会计需要在推动企业运转优化、推动企业价值创造、推动企业战略实施三个方面进行经营管理实践，真正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有学者就管理会计的创新进行研究认为：1.对于一项与企业的价值观念相容的管理会计创新，如果决策者预测它会产生足够的利润，该项创新会被较早采用；2.对于一项与企业的价值观念不相容的管理会计创新，如果决策者认为该项创新能够减少因为竞争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该项创新会被企业较晚采用。

有学者围绕战略成本管理和核心竞争力塑造的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结合在跨国公司和国内大中型企业的管理实践，提出了企业价值管理五维模型。

有学者提出新常态下管理会计应用的创新思路主要有：1.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政策支持；2.科学合理建立成本计量制度；3.确定增值和非增值作业，实施战略成本管理；4.将财务指标和非财务信息相结合，运用平衡管理思想考评绩效；5.目标成本法和作业成本法结合，多维度、多层次成本核算；6.管理会计专业人才培养。

有学者指出管理会计学者已经意识到更多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的必要性。然而与其他研究领域相比，结构方程模型在管理会计研究这一领域的运用少之又少，在这一领域回归分析至今为止一直占主导地位。

（六）供应链管理。

有学者对非瞬时补货模式下改良品的联合采购决策进行了分析。分别建立了零售商独立采购与联合采购的单位时间成本模型并进行比较，应用多人合作对策理论将改良品联合采购中各零售商的成本分摊问题转化为联合采购博弈，通过最小核心法对数值计算实例进行求解演示，并分析了净改良率的变化对零售商订货参数及成本参数的影响，最后给出四种不同成本分摊算法的分摊结果比较。

有学者提出了心理承受能力假说，并以企业共享信息价值指数作为决策变量，构建了供应链信息共享的短板优化模型。发现：1.投资价值主要由投资收益率（或收入成本比）所决定；2.投资行为在心理承受临界点的两侧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3.通过不断提升短板企业的信息共享价值指数，可以最终实现整个供应链的信息共享；4.展示了心理承受能力函数与信息共享成本及收益之间的减函数关系，并在心理脆弱度函数的无差异曲线簇上划定了供应链信息共享的可能区域；5.信息共享价值指数与信息共享成功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而与心理脆弱度成本弹性、社会风险水平、信息共享成本之间存在负向关系。

有学者基于在线报价与固定价格的闭环供应链最优决策进行研究发现：1.虽然两次报价比单一报价给消费者带来更高的期望效用，然而从制造商的利润来看，两次报价是较劣的策略。2.制造商选择单一报价和固定价格的回收模式，主要取决于再制造节约成本和预设价格的上限。3.通过计算实例分析进一步探讨了重要参数对制造商利润的影响，揭示了制造商可以向消费者传递更低的预设价格上限来获利的管理意义。

有学者研究碳配额不同分配机制下供应链碳减排优化策略发现：免费分配机制对供应链碳减排和市场需求的激励效果最佳；目标控制下，免费分配机制最优；总量控制下，减排成本系数大小将影响最优机制的选择。

（七）成本定价决策。

有学者针对传统渠道中处于非主导地位的中小制造企业开展双渠道销售时存在的价格冲突问题，考虑产品数字属性对渠道需求的影响，构建了制造商与零售商独立决策和制造商占非主导地位两种情况下的双渠道定价决策模型，给出了两种情况下的双渠道最优定价，并分别考察了产品数字属性变化以及决策权利结构不同对最优定价的影响。

有学者描述了零售商的失望规避与欣喜寻求决策行为，并从新的视角构建了定价与订货联合决策模型。零售商的最优定价与订货联合决策结果与其不同的预期收益、失望规避程度和欣喜寻求程度直接相关，且针对某一固定的预期收益，零售商的失望规避程度或欣喜寻求程度对其最优策略的影响往往相反，针对不同的预期收益，零售商的失望规避程度或欣喜寻求程度对其最优策略的影响也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失望规避与欣喜寻求型零售商的最优策略与失望——欣喜中性零售商的最优策略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有学者在综合考虑网上预付和“双模式”两类支付体系基础上，刻画了不同支付体系下顾客的购买决策，然后基于顾客行为构建不同支付体系下企业利润函数模型，研究线上企业的最优价格决策和库存决策，深入分析不同支付服务对网络市场规模、企业绩效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网上预付方式下零售价格更高；网上预付与“双模式”的绩效优劣主要取决于企业单位营业收入以及潜在市场规模；“双模式”下线上企业的最大利润值随市场结构的变化而改变，且当物流配送高效低廉时，该最大利润值取得最优。

（八）管理会计报告。

有学者认为管理报告是设计、支配和控制报告系统以提升业绩的科学。管理报告是商业课程和研究文献的重要部分，许多研究被分类为管理报告领域，但却只对外部财务报告有着重要的影响，这限制了区分管理报告与财务报告的价值。另外，管理报告最重要的工具是将学术研究应用到工作领域。

有学者认为管理会计报表体系的运行机制包括如下四方面内容：一是高层推动，全员认知；二是系统支持，阶段推进；三是树立标杆，激励相容；四是交流借鉴，共同促进。此外，管理会计报表体系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搭建和运行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大数据、“互联网+”等外部环境为企业提供机会的同时，未来企业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和管理会计报表体系设计也将面临许多问题。

（九）其他相关研究。

有学者从组织层面入手，先后概述自恋形成的基本原理，探究自恋员工在工作安排上与非自恋员工的行为区别，以及探究高度员工自恋会如何影响管理控制系统的设计和运行，并提出可度量的组织自恋程度测度框架。

有学者探究了财务分析师在进行盈利预测时是否合理识别了两种不同性态的成本费用，即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研究发现：分析师在确认两种成本时，采用“趋于平均”的处理方法会产生实质性、系统性的收入预测偏差。而在坏企业（销售额较差的企业）中，这种不科学的处理方法将会产生更严重的系统性预测偏差。

有学者从风险厌恶的视角阐述了供应商订货时机的协调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与风险中性的情形相比较，在延迟订货方式下，供应商的最优生产量除了和价格、成本相关外，还与供应商的目标利润密切相关；在柔性订货方式下，供应商的最优生产量并非独立于零售商预订量，而是随预订量递增，且零售商会因供应商的风险厌恶而加大预订量。

有学者总结出一个更为完整的成本习性理论框架——不对称成本习性理论。借助不对称成本习性函数论述了不对称成本习性理论的形成机制，基于形成机制，从多个方面深入分析了不对称成本习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有学者就航空科研制造企业的管理会计应用进行研究发现：通过收集数据并分析，特别是根据异常统计数据的分析结果，确定优先改进影响重大要因，制定对策并实施；对证明有成效的措施进行标准化推广；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为持续改进提供依据，不断提高生产效率。

有学者从实际案例和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两个视角进行分析，发现现行的保本点计算方法无法计算出准确的保本点，且得出的保本点不能够真正保本，更谈不上为企业的预算、决策提供有效支撑。

有学者结合众筹商业模式的特点及其对管理会计的新要求，构建了基于众筹商业模式的管理会计体系。1.管理会计体系的战略层面，即产业价值链分析及其价值链定位。2.管理会计体系的战术层面。3.管理会计体系的运营层面。

有学者就企业固定和可变成本的比例对其支付政策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固定成本占比高的公司支付较低的股息，回购较少的股票，并持有更多的现金。且在决定支付政策时，固定成本占比高的公司对股票回购的偏好胜过对支付股利的偏好，因为这种方法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当公司宣布派息时，投资者会注意公司的成本结构：当具有更高的固定成本的公司宣布派息增加时，投资者对这样的消息并不是很热情。

有学者就政府干预下的会计权力配置模式对国有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企业上级单位会赋予下级经营业务单元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和会计决策权，这种与外部环境适应的分权模式可以有效提升管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政府干预对于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约束效应和推动效应，前者即政府通过约束企业上下级单位之间的分权程度，间接降低管理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后者即政府通过推动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直接增强管理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

六、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

（一）内部控制理论研究。

有学者借助经济学理论构建了政府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框架。政府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框架的构建是以内部控制目标为引导，以控制环境作为首要影响和制约因素，对内部控制的核心环节进行梳理而形成的前后连贯的一体化过程。

有学者从确定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研究的思路着手，构建了一个由内部控制制度设计评价、制度执行测试和风险指标测评三部分组成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模式，应用计算机技术操作实施。

有学者认为在信息化环境下，内部控制需要利用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工具，实现传统环境下无法实现的控制模式，提出利用企业架构方法来对内部控制系统模型进行规划和设计，可以防止内部控制凌驾于企业管理之上，实现与企业管理相融合，并最终成为其重要部分。

有学者研究绩效评价导向下企业管理层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披露行为，运用锚定效应建立解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透明程度的理论架构。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透明程度在地区、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等维度内尚未形成相对集聚，锚定效应发生了作用，但是在多数情形下这种作用不呈现显著性。进一步来说，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披露并非完全是企业之间的跟风从众行为，其中更多地注入了管理层对于本企业实际绩效的理性思考。不可否认，管理层对于绩效评价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敬畏感，且绩效评价的导向作用显著。

有学者研究人本治理视角下的内部控制机制构建，认为人本治理视角下内部控制的目标应为在尊重人、理解人的基础上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的同时，充分挖掘人力资本价值增值的潜力，最终实现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物质财富和精神需求的满足。

（二）内部控制效果研究。

有学者研究萨班斯法案404条款内控重大缺陷披露前后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研究发现：1.与具有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公司相比，存在内控重大缺陷的公司会通过真实活动（生产过剩）对盈余进行更多的操纵；2.公司在披露上一年度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后，会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存货过剩、减少可自由裁量费用）；3.企业关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可以看作是企业管理层更倾向于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一个信号。

有学者研究内部控制质量与中期财务报告审计对年报审计延迟的影响，并探讨了在降低年报审计延迟上，内部控制在中期审计和未进行中期审计的公司中的作用有何不同。研究表明，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助于降低年报审计延迟，上市公司审计了中期财务报告也能降低年报审计延迟。在降低年报审计延迟方面，相较于中期审计的公司，中期未审计公司其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对年报审计延迟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

有学者就强制披露条件下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情况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没有对外报送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报告对其经营业绩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对外报送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报告则对其经营业绩具有负面影响。

有学者就管理层权力与腐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腐败越严重；内部控制质量越好，腐败越轻，并且内部控制可以抑制管理层权力诱致的腐败；腐败损害了公司价值，而内部控制则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

有学者运用层次回归检验法分析内部控制有效性在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业绩影响中的局部中介效应，强调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重要作用，为上市公司制定高管薪酬激励计划提供理论依据。

有学者就代理成本与超额现金持有水平之间的关系及内部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代理成本对超额现金持有水平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即代理问题越严重公司超额现金持有水平越高；而内部控制则会减弱代理成本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不利影响，且内部控制对该不利影响作用因内部控制质量高低的不同会有很大差异。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产权性质与超额在职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超额在职消费的程度，而且，国有上市公司中内部控制对于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国有上市公司中，内部控制对于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发现两次政策（2009年限薪令和2012年八项规定）之后，超额在职消费都有所收敛，内部控制质量好的国有上市公司效果更为明显。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研发强度与管理短视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研发投入强度正相关，内部控制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管理机会主义风险和研发项目运营风险，最终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强度。

有学者探讨了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对技术创新程度发展不同的公司产生的业绩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创新型制造业与西方国家相比起点以及研发体系不同，因而迫切需要内部控制来规范和促进创新型企业的有效发展。2.“内部控制促进论”并非适用于所有制造业企业，应当针对创新活跃度以及创新风险容忍度不同的制造企业，制定有针对性的内部控制策略。3.不同类型制造业公司在设计内部控制体系时应根据各公司实际形势，合理分析内部监督五要素在公司创新中所起到的作用，从而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有学者就转型经济环境下管理防御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并考虑了内部控制治理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管理防御与R&D投入呈负相关关系；2.内部控制质量越好，管理防御对R&D投入强度的抑制程度越低；3.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管理防御对R&D投入的抑制作用会加大，而当内部控制缺陷修复后，管理防御的抑制作用会降低。

有学者就舆论冲击、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抑制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舆论冲击显著影响了重污染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内部控制能够对应计盈余管理发挥抑制效用。大规模中央政府控股企业主要存在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而小规模地方政府控股企业不仅存在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还存在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内部控制仅仅对小规模重污染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发挥抑制效用。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2010年《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实施后，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使得受融资约束的企业投资不足得到缓解，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使得不受融资约束的企业投资过度得到缓解；强制性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比自愿性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加显著。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对过度投资所导致经济后果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管理者越是过度投资公司信用风险就越大，最终可能使企业陷入破产的境地；2.内部控制质量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管控过度投资引发的信用风险；3.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的风险管控作用更为显著。

有学者就CEO强权对审计委员会实质上有效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仅仅在形式上达到监管要求（任命财务专家为审计委员会成员）不足以保证监管机制的有效性。监管人员更应重视真正能提高财务报告质量的审计委员会实质上的有效性。

有学者就高管权力、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确实对会计信息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权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不具有直接性，而是通过对高管权利的加强来增强内部控制和会计信息质量的正相关性。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执行力、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内部控制执行力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产品市场竞争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内部控制执行力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作用变小。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质量对上市公司政府补贴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公司，更容易获得政府补贴，民营企业由于对政治导向更敏感，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对于政治关联强的民营公司来说，高质量内部控制对获取政府补贴的作用减弱乃至消失。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与经济后果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具有一定信息含量，内部控制缺陷与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存在负相关关系，且该相关关系会受到公司规模和上市年限的影响。

（三）影响内部控制因素研究。

有学者就公司治理结构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内控有效性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具体体现在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经营业绩和遵守法律法规的情况越好，但是企业财务报告质量越差；董事会规模越大，企业的财务质量越高。同时，董事会规模的扩大，会降低企业的经营业绩和违法行为，但影响不显著；管理层薪酬越高，管理人员越有动力提高企业业绩、规范企业行为，但是会为自身的利益追求财务报表成果，从而提高代理成本，损害股东利益。

有学者就权利强度、内部控制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企业内部控制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抑制作用。2.大股东两权分离度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3.在研究两权分离度、内部控制与真实盈余管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发现大股东两权分离度会降低内部控制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有学者就盈余管理对于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披露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越不透明。

有学者研究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404条款的控制审计和管理评估是否能够改善内部控制系统质量。研究发现：1.针对非加速申报主体的内控财务报表审计，仅依赖管理层评估对于实现萨班斯法案的预期目标是不充分的；2.在法案404条款的第二条审计标准下，财务报表内控审计越严格，越有利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每季度应计项目质量。然而，企图通过减弱的审计需求来降低财务报表内部控制审计成本可能会导致缺陷披露频率的下降以及内部控制质量的降低。

有学者研究员工待遇政策对内部控制缺陷和财务报告重述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员工友好型政策能减少无效内部控制发生的可能性，同时也可以有效降低与员工相关的重大内部控制缺陷；同时，由于大多数的财务重述是因会计人员对会计准则的错误解读导致操作上失误所造成的，而提高员工福利待遇可以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并降低员工的操作失误从而降低财务重述的情况。

有学者就高管变更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管变更对内部控制质量存在负向影响。相比非国有产权性质，国有产权性质会加剧高管变更对内部控制质量的负向影响。

有学者就CEO和CFO联合任期的期限对内部控制质量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CEO和CFO的联合任期期限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显著负相关，即联合任期越长，公司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可能性越低。

有学者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在高层治理维度的参与有利于改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且上述提升作用只存在于竞争性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

有学者从董事会“裁量”角度分析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制订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的监督职能越强，企业制订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越严格；董事会的咨询职能在后续采用定量标准的样本中作用明显；董事会监督职能和咨询职能的改进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的修订产生显著影响。

（四）风险管理研究。

有学者基于我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强上市公司内控体系建设、实施制度安排和内部控制体系有效运行的系统性特点，以新的研究视角——WSR系统方法论对内部控制体系有效运行的风险因素分层剖析，并提出相应分层风险管理措施。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对风险承受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实施不但没有抑制，反而提升了公司风险承受水平。这种风险承受激励效应在高市场化进程地区的公司中，以及在高股权集中度和国际四大审计的国有控股公司中更显著。

（五）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有学者以深圳市交通运输管理委员会为例，对其按照内部控制要素创新分类方式，从单位层面和业务层面两个层面完善和规范内部控制组织架构及业务流程的实践进行分析。从内部权力控制和外部权力监督两个视角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要素创新分类实施经验进行总结并提出进一步完善建议。

有学者试图从国家治理视角探究政府内部控制的职能拓展。政府内部控制的职能可以分为初、中、高级三层递进阶段。在初级阶段，政府内部控制通过防范业务风险、打击贪污腐败和实现制衡监督等发挥查错防弊监控功能，完成受托责任；中级阶段主要通过较广范围和较深层次的会计与非会计信息的反映，建立健全制度建设、保障信息数据安全、促进合理配置资源的改进管理效率职能，完成管理目标；高级阶段，政府内部控制需要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起到提升政府治理效能、践行法治精神、助推德治文化等推进国家治理职能。

有学者立足于我国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持续改进的现实背景，分析了权责发生制改革对政府财务报告及其内部控制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阐释了政府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执行目标，借助经济学理论构建了政府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框架，并结合权责发生制改革，从环境观、信息观和比较观等角度提出了促进政府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建设的对策。

（六）其他相关研究。

有学者就无保留的内部控制审计意见是否与审计意见购买相关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审计客户能够成功实现对于无保留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的购买；2.内部控制审计意见购买主要出现在竞争性的审计市场；3.若审计客户解聘审计师发生在报告期间且审计市场是竞争性的，那么极有可能会发生审计意见购买行为。

有学者就萨班斯法案是否对非美行政区盈余质量产出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萨班斯法案颁布后，美国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异常应计盈余显著降低，而比利时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异常应计盈余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2.萨班斯法案颁布之前两组公司对损失的确认均无显著及时性，而法案颁布后美国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表现出损失确认的显著及时性，比利时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的市场消极反映是否会对同行业其他公司有行业传染效应以及这种传染效应强弱与企业会计质量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同行业公司的商业惯例及可能出现的内部控制问题都相近，当一家上市公司出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时，投资者会合理推断另一家同行业公司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产生了行业传染效应。同时，这种行业传染效应的程度可能与同行业其他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有关，会计信息质量越差，投资者越可能认为其内部控制将会出现类似问题。

有学者通过分析COSO内部控制整合框架及美国内部控制审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文献，阐述美国内部控制审计定位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内部控制审计的范围、时间维度、发表意见的方式以及为支持意见所需的审计工作、缺陷认定标准、与财务报表审计的关系等。

有学者就投资者对目标公司投资价值的判断是否会受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强制披露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强制审计两类监管机制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强制披露和强制审计对于其评估投资潜在价值是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

有学者基于《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COSO(2013)和COSO-ERM Public Exposure(2016)，选择恰当指标衡量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情况，构建基于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指数。

七、财务管理研究

（一）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

有学者就资本结构、产权性质与股票流动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资本结构与股票非流动性间呈倒U型关系。这说明适当降低财务杠杆可以提高股票流动性，但当公司内部有好消息时，可以提高负债融资比例，当超过一定比例后，流动性将得到改善。2.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对股票非流动性指标的影响更弱。这说明产权性质导致的银行贷款融资歧视使资本结构信息含量模糊不清，市场投资者并不认为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传递出的信息有参考价值。3.流动负债率与非流动性指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对非流动负债而言，这种关系不显著，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中，这一结论没有差异。这说明流动负债在资本结构与股票非流动性倒U型关系中起主导作用。该研究启示如下：1.初步尝试了在实证上探讨公司财务政策对股票流动性影响，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到公司财务决策的其他方面及市场微观结构的其他领域。2.信号理论在某个范围或是某个特殊时期或样本中仍具有很好的预测意义和理论价值。3.在面临流动性匮乏时，证券监管部门可以政策支持上市公司适时披露更多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股票流动性。4.公司管理层在面临系统性风险、股市波动等情况下，可以适当通过资本结构的调整影响股票流动性。

有学者就诉讼风险、法律环境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较之不存在未决诉讼的上市公司，存在未决诉讼的上市公司获取银行债务融资的成本更高，并且涉诉频率越高、涉诉金额越大债务融资成本越高；较之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未决诉讼对其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更为显著；较之高法治水平地区，低法治水平地区的企业未决诉讼对其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更为显著；只有“经济类纠纷”引起的未决诉讼事项增加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其他三类诉讼类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并不显著。

有学者就管理层持股、研发投入与股权资本成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研发投入与股权资本成本显著正相关，随着研发投入规模的扩大，企业的股权资本成本会上升，研发投入具有很强的资本成本效应。高级管理层持股和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持股都可以有效地降低研发强度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提升研发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对高级管理者持股降低研发投入资本成本效应具有替代作用，研发投入带来的收益率增加有助于抵消研发投入导致的股权资本成本提升。

有学者就市场化进程、自愿性信息披露和权益资本成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对自愿性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的负相关关系起加强作用；在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受到较强的政府干预的影响，国有上市公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的相关关系更弱，相反，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政府会减少对企业的干预，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于国有上市公司对这种影响的弹性更大，表现在非国有上市公司比国有上市公司更能够披露较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

有学者就高管股权激励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强度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显著正相关；且当资本结构向下调整时，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促进作用会更大。相比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作用更加显著；而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后，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也得到进一步强化。

（二）投资管理。

有学者就管理者异质风格对公司投融资决策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管理者风格对企业投融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存在管理者风格效应。2.年龄、性别、专业背景、任职年限、职业经历等管理者背景特征以及企业区位等要素是影响管理者风格的重要原因。3.管理者不能随性地将自身独特的风格施予企业，而企业可以主动识别和选择管理者风格；国有控股企业由于受到一些非市场化因素的影响，在管理者风格的选择方面与非国有控股企业存在差别；公司治理效率的高低与管理者风格的选择效果具有一定的关系。

有学者就通货膨胀预期、企业成长性与企业投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总体上，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会促使微观企业增加当期资本支出规模，但降低了投资效率。说明企业根据预期通货膨胀调整投资规模虽然可以缓解未来贴现损失，但有损企业整体价值。2.从企业成长性视角进一步分析，高成长性企业的投资水平在预期通货膨胀上升的情况下显著提高，投资效率显著下降，但这一结果在低成长性企业中并不显著。这说明由于高成长性企业具有较大的未来投资规模，当预期未来通货膨胀上升时，企业更容易形成盲目投资，降低投资效率。3.将银行信贷作为通货膨胀预期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预期通货膨胀率升高，银行更愿意借款给企业。这一结果在高成长性企业中显著，在低成长性企业中并不显著，与通货膨胀预期和企业投资的结果相匹配。这说明通货膨胀预期通过外部融资促使公司投资，通货膨胀预期上升所增加的银行信贷供给更多地由高成长性企业获得，从而使其当期投资增加，但投资效率有所下降。该研究启示如下：1.政府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等手段管理通货膨胀预期，引导公众预期向良性发展，避免企业因盲目投资而效率低下。2.企业管理层应审慎规划企业发展战略，抓住当前机遇，预测潜在风险，促使企业持续健康地发展。3.政府可以通过利率政策调控银行信贷配给，引导高成长性企业更加稳健有效地投资。

有学者就分析师跟进、政府干预程度与投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分析师跟进能够较好地发挥公司治理作用，分析师跟进、跟进人数以及明星分析师的跟进都与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分析师跟进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将投资效率划为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后发现，分析师跟进数量和质量越高，越能有效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和缓解公司投资不足。进一步考虑到我国地方政府干预程度的差异化后发现，分析师跟进的公司治理效应主要集中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当上市公司处于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分析师跟进对投资效率的提高效应被削弱了。对此，他们提出以下对策建议：1.各级政府应当减少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减少和下放包括投资在内的各种行政审批事项，提高其市场化程度，促使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2.在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监管机构应该更好地培育分析师等中介服务机构，促使分析师等中介机构更好地发挥其外部公司治理角色，提高公司投资效率。

有学者就股权投资的产融结合效应研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对公司收益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弱。从融资结构的角度来看，大多数公司的债务融资依赖度与长期股权的投资状况呈现正相关。对于财务成本效应而言，公司应付合计和应收合计与股权投资的相关性最为显著，说明商业信用融资是投资于非金融机构股权投资的重要模式。

有学者就财税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所得税优惠和流转税优惠是企业研发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是目前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技术创新最为常用的政策工具。政府补助、所得税优惠和流转税优惠降低了企业研发活动的成本。同时，政府通过这三项措施分担了企业在项目研发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因此，三者会对企业研发投入带来激励效应。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程度要大于所得税优惠和流转税优惠。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包括所得税优惠和流转税优惠）支持企业研发活动的作用时间和机制不同。流转税优惠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激励效应比所得税优惠更大。目前我国与企业研发活动密切相关的所得税优惠措施要明显多于流转税优惠措施，但是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流转税（增值税）为主、直接税（所得税）为辅的复合税制，再加上科技中小型企业普遍成长性高，但不一定有高额利润，所以流转税优惠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激励效应比所得税优惠更大。基于上述结论，他们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发挥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在企业研发中不同的促进作用，引导企业研发的进一步深化；第二，考虑到流转税对于企业研发的促进作用，在制定促进企业研发的税收优惠措施时，既要重视所得税优惠措施的作用，也要重视流转税优惠措施的推动力。

有学者就财政补贴、行业集中度与高技术企业R&D投入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财政补贴、行业集中度是影响高技术企业R&D投入的重要因素，且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具体表现为：财政补贴显著促进高技术企业R&D投入，然而当财政补贴的提高超过门限值时，财政补贴对高技术企业R&D投入的正效应将会减弱，出现对企业R&D投入的替代效应，进而减少企业自身R&D投入；2.行业集中度的提升会显著促进企业R&D投入，但过高的行业集中度会造成企业资源大量溢出，阻碍高技术企业R&D投入，不仅限制企业自身发展，也会对行业内其他企业带来负面影响。基于上述结论，他们提出以下针对性的政策建议：1.充分利用财政补贴的专款专用、计划性强等优势，根据不同企业类型设立高技术企业专项补贴基金；2.高技术产业应注重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政府应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制定保护政策，形成以大企业为核心、中小企业为支撑的不同规模企业共同发展的格局；3.应在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性的基础上，减少高技术企业的资金约束，并完善对高技术企业的法律保护，最终推动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有学者就增值税转型与企业投资价值相关性进行研究发现：与独立公司相比，增值税转型显著降低了集团公司的投资价值相关性；相对于民营集团，增值税转型显著降低了国有集团的投资价值相关性；与中央国有集团相比，增值税转型对地方国有集团的投资价值相关性的降低效果更为显著。对民营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显著降低了民营独立公司的投资价值相关性，而民营集团的投资价值相关性没有显著下降，说明民营集团这一组织形式不仅没有降低投资价值相关性，反而避免了民营企业投资效率下降。他们提出了相应的政策选择建议。集团公司方面应努力降低代理成本，避免过度投资，提髙企业投资效率。地方政府应减少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干预，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作为地方国有集团，应通过将投资效率纳入企业控制人业绩评价框架等方式促进其附属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对于民营集团，政府应进一步缓解其外部投资约束，民营集团自身可以通过提高企业透明度，降低两权分离度等方式降低代理成本。

有学者就企业战略是否影响过度投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相比防御型企业，进攻型企业战略与过度投资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2.高管权力大小和现金持有水平的高低均会影响二者的关系，企业战略对过度投资的正向作用是情景依赖的：高管权力越大，相比于防御型企业战略，进攻型企业战略与过度投资的正相关关系越显著；现金持有水平越高，相比于防御型企业战略，进攻型企业战略与过度投资的正相关关系越显著。

有学者就税收激励对企业投资增长与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无论是否排除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企业主教育水平、社会身份等外在影响因素，都可发现税收政策的调整对企业投资力度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2.税收激励政策调整对我国民营企业投资结构的优化总体而言起到了正面促进的作用，但是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激励作用仍较弱，企业主教育背景和社会身份的差异是影响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重要因素。3.在生产性服务业内部、信息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以及公共设施业的投资增长效应最为显著，而在非生产性服务业内部，投资增长效应均未得到提升。4.经济特区的企业投资增长效应最为显著。

有学者就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银行信贷是产业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中介变量，相比没有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较多的银行贷款，提高信贷融资水平，进而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外部市场竞争是产业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调节变量，当市场竞争程度越高时，产业政策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越大；当市场竞争程度越低时，产业政策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越小。

有学者就财政补贴、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财政补贴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价值:一个渠道是财政补贴直接促进了企业价值;另一个渠道是财政补贴间接通过研发投入增加了企业价值。相较于企业价值较低或较高的企业，财政补贴对企业价值处于中位数的企业边际促进作用最大。他们建议：1.政府在实施一项财政补贴时，可以考虑先按照现有企业价值对拟给予财政补贴的企业进行排序，然后找出居于企业价值居于中位数或居于中位数附近的企业进行重点补贴，而对于那些距离企业价值中位数相对较远的企业减少补贴强度或不补贴。2.政府改变方式，采用减税方法对企业进行补贴，减税可以降低补贴的随意性和客观性。

有学者就CEO特征对公司研发投资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小于50岁的CEO更偏好研发投资；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小于50岁的CEO不显著偏好研发投资。2.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CEO学历与研发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相关关系不显著；在国有控股企业中，CEO学历与研发投资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且相关关系也不显著。3.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CEO任期对研发投资的影响显著；在国有控股企业中，CEO任期对研发投资的影响不显著，CEO任期与研发投资存在非线性关系。4.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CEO变更有利于研发投资的投入，并且相关关系比较显著；在国有控股企业中，CEO变更与研发投资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相关关系不显著。

有学者就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投入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财政补贴以及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我国财政补贴以及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的是“互补”效应，激励了企业研发投入，并且回归结果是稳健的。财政补贴的激励效果比税收优惠更好。企业规模越大、年龄越大、利润率越高、负债越多，研发投入意愿越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与研发投入正相关；市场化程度越高的省份，其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大。

有学者就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过度投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过度投资存在促进作用；2.自由现金流在政治关联影响企业过度投资中具有部分中介的效应，即政治关联借助自由现金流的“催化”和“桥梁”作用影响企业过度投资。具体而言，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的便利，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企业产生自由现金流的能力，当企业的现金流存量增大时，由于代理问题，公司高管具有以损害股东利益来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体现在投资行为上则可能将自由现金投资于净现值不佳甚至为负值的项目上，造成过度投资。

有学者就控制权私有收益、投资与负债融资治理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追求会增加企业的投资支出；2.按照产权性质对企业进行分类后，国有企业控制权私有收益与投资支出显著正相关，而非国有企业中两者正相关但不显著；3.控制负债融资后，国企样本中，负债对投资不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控制权私有收益与投资的正相关性变的不显著，而非国企样本中，负债对投资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控制权私有收益与投资变得显著正相关，说明负债融资约束是影响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控制权私有收益与投资关系的重要因素。该研究有以下启示：1.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发挥负债的治理效应可成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2.若要充分发挥负债融资的治理效应，需要制度、社会、公司等多个层面的共同努力，构建“企业-银行”间的市场化契约治理模式。

有学者就R&D投资是否能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R&D投资可以提升生产效率，但R&D投资对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与知识产权保护较好的地区。他们建议，为了促进R&D投资最终转化成效率的提升，在加大研发力度的同时，也应该提升国有企业效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有学者就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及其效率损失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增长业绩直接作用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且效果十分明显；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是造成其效率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地区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和效率损失之上。在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的系列政策，可能是建立在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进而导致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之上的。该研究启示如下：1.改变传统考核标准，在政绩评价方面要弱化硬性经济指标、强调民生指标，在国企考核方面要将经济效率纳入体系；2.从创新政府干预方式上入手，摆脱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3.放开部分垄断行业的进入壁垒，引进有效率的非国有投资充分参与市场化竞争，实现国有企业与中国新型工业化的良性互动发展。

有学者就我国A股上市公司环境投资现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环境投资的行业差异体现在重污染行业与非重污染行业之间，地区差异体现在东部地区与非东部地区之间；当前我国环境投资领域仍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上市公司在环境投资方面缺乏科学统一的引导，投资金额存在随意性与盲目性；上市公司的环境投资额在省份之间、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仅有11个省份、12个行业的上市公司环境投资的平均增幅高于政府投资平均增幅。他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企业应强化环境投资的核算工作，为编制环境报告或社会责任报告提供所需依据。2.企业应建立特有的环境数据库，改进现有业绩评估体系，在环境治理量、环境效益方面形成考评机制。3.企业应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环境报告，主动接受监督，构建完善的外在沟通与对话机制。4.国家应出台企业环境投资的相关准则并对企业环境投资的标准、范围、形式、监督、奖惩以及法律责任等做出明确的规定。5.各级政府对不同的行业、地区实施严格的分类监管、有差别的环境投资政策和环境管制。

有学者就不同制衡股东类型下股权制衡与研发投入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股权制衡减少了企业双重代理冲突，增加了对管理层和控股股东的监督，抑制了隧道行为，提高了效率投资，进而促进了研发投入。当制衡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时，股权制衡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消失；当制衡股东为自然人、外资法人和境内非国有法人时，股权制衡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有学者就金融知识、风险认知与投资收益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知识越丰富投资收益提高得越快；风险认知与投资收益之间呈非线性关系，风险认知需要长期积累，只有当风险认知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投资收益才会随着风险认知能力的提高而显著提高，这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投资收益与金融知识和风险认知不存在显著地交互效应。收入水平越高的投资者，越能够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金融知识和风险认知能力的缺乏是制约投资收益的一个重要因素，加强投资者教育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必要且有效的途径。

（三）股利分配管理。

有学者就中国上市公司股利平稳性理论框架构建进行研究。股利平稳性的本质是修匀波动性而向目标股利支付水平看齐，较多的股利平滑行为意味着较高的股利平稳性。股利平稳性的核心体现为公司股利支付水平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在合理区间的波动，从而保持公司与其他公司相比的竞争优势。建立了“宏观—微观—宏观”进行系统分析的理论框架，具体包括六个步骤：第一步，探究宏观层面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环境（重点包括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市场进程环境等要素）的静态现状和动态演进情况；第二步，探究宏观制度因素对公司高层管理者、公司治理、盈利情况（水平、变化及波动）、投融资及现金持有等财务环境的影响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三步，分析上述因素对股利平稳性的传导途径；第四步，拓展股利平稳性对公司财务表现和非财务表现的影响研究；第五步，延伸公司的财务行为与非财务行为的经济后果对中观与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第六步，通过学者的深入研究，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持续改善和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借鉴。

有学者就“半强制分红政策”与现金持有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决定》颁布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价值普遍降低，强化了融资约束的《决定》不仅无益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价值提升，反而对现金持有价值具有削减效应，再融资门槛导致的虚假分红行为解释了这种削减效应；2.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降低程度存在差异，《决定》对现金持有价值的削减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3.财务报表质量对这种削减效应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高财务报告质量公司的现金持有价值更少受《决定》颁布的影响。这种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半强制分红”政策“一刀切”的再融资门槛具有局限性，诱发上市公司为了再融资而分红，背离了“融资优序”理论，从而破坏公司现金持有价值，但是具有不同特征的公司表现有所差异。

有学者就货币政策、融资约束与现金股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了公司现金股利的发放；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进一步强化了紧缩货币政策对现金股利的抑制作用；银企关联有助于缓解紧缩货币政策对现金股利的抑制作用。出于再融资考虑，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实施使得上市公司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间反而发放了更多的现金股利，体现出一定的政策导向作用。

有学者就社保基金持股与公司股利政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控制其它因素之后，社保基金持股比例与公司股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关系同时反映了股利需求方（社保基金）与供给方（上市公司）的行为：一方面，上市公司根据社保基金持股制定其股利政策；另一方面，社保基金选择股票时也会考虑上市公司往年的股利分配。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迎合社保基金发放股利的动机存在差异：民营企业更多受到经济动机的驱动，而国有企业分红更多体现政治动机。红利税是影响公司股利决策的重要因素。

（四）营运资本管理。

有学者就行业成长性是否影响公司现金持有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行业成长性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成长性行业的公司通过高额持有现金以满足占优投资的资金需求，最终实现了竞争效应；随着行业竞争强度与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成长性行业公司会持有更多的现金，而其竞争效应亦更为显著。高成长行业中的公司实现的现金持有竞争效应提升了其现金持有的价值，而随着行业竞争强度与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这种提升效应更为显著。

有学者就内部资金往来、现金持有与公司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内部资金往来可以显著降低公司的现金水平；2.在融资约束强的私营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以及货币环境和信贷预期偏紧的时期，内部资金往来降低公司现金水平这种效应更大；3.内部资金往来不仅显著提高了公司持有现金的市场价值，也提高了公司的市场价值。

有学者就公司治理对营运资本持有量动态调整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营运资本持有量与企业经营业绩间呈现一种倒U型关系，即存在目标营运资本持有量以平衡成本和收益，提高企业业绩；企业的实际营运资本持有量会向目标值调整，且依据固定效应模型得出的回归结果表明公司治理水平与企业营运资本持有量的调整速度正相关，即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有利于缩小营运资本持有量与目标值的偏离程度，实现企业业绩增长。

有学者就中国上市公司2015年营运资金管理进行调查研究发现：1.大部分行业营运资金存量增加，总体资金配置依然向投资活动倾斜；2.经营活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持续恶化，生产渠道营运资金管理应当引起重视；3.资金回报率整体下滑；4.短期金融性负债占比有所降低，但仍处于较高财务风险水平；5.国有控股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最高，但总资金回报率最低；6.产融结合明显提高了企业的金融、投资活动的资金回报率，但对经营活动资金回报率的影响不明显。

八、公司理财研究

（一）公司融资。

有学者就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持股、公司业绩与股市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QFII发展较快，所持股票业绩优秀，以中大盘股票为主，投资较为理性。QFII持股增强了股票的流动性，同时降低了股价的波动性，有利于股价稳定。QFII持股对中市值股票的市场质量影响最大，其次为小市值股和大市值股。业绩越好、流通市值越大的上市公司，其股票流动性越强、股价稳定性越好。

有学者就混合所有制对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混合所有制程度显著负相关于企业债务融资能力，这说明混合所有制程度负向影响企业债务融资能力，即混合所有制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融资能力越低。2.在混合所有制类别中，外资股份比例显著负相关于债务融资能力。这说明外资股份比例降低企业债务融资能力。3.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低于1/3和高于1/2相比，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处于1/3—1/2之间时，混合所有制程度对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负向影响最强。

有学者就融资约束、财务柔性与公司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财务柔性—现金流敏感性与融资约束程度正相关。2.财务柔性与公司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3.融资约束越高，财务柔性与公司绩效的倒U型关系越平缓，均衡点越向右移。

有学者就中国式融资融券制度安排与股价崩盘风险的恶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正式纳入融资融券标的前，融资融券标的公司的崩盘风险显著较小，这与融资融券筛选标的标准一致；正式成为标的股票后，融资融券标的股票未来一期的股价崩盘风险显著提高。单独融券交易一定程度有助于崩盘风险的降低，但是交易量更为巨大的融资交易抵消了其积极效应，不对称性的融资交易的增加最终导致股价崩盘风险上升。

有学者就中小企业金融排斥的财务结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排斥减缓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小企业财务结构的改善。其中，评估排斥改善有助于银行融资占比的提高，尤其是短期银行融资占比提高，显著降低了非银行融资中的商业信用占比。总体上，有助于企业债务水平提升以及内源融资水平下降。地理排斥与技术条件排斥则会造成中小企业债务短期化，使企业面临流动性风险、财务费用成本上升等问题，导致中小企业财务缺乏稳健性和可持续性，一旦遇到外部冲击，企业很容易陷入危机。此外，企业技术应用程度增加对银行融资的改善以及非银行融资降低在东部地区中小企业中体现得更好，因此，需要加强中西部地区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中西部企业对技术条件排斥的敏感程度，增加技术条件排斥对企业财务结构的改善效果。从金融排斥视角提出改善中小企业财务结构，实现中小企业财务稳健性的政策路径显得尤为必要。要提升中小企业融资可得性、改善企业融资期限结构、并最终提高中小企业财务稳健性，一方面，需要从减缓评估排斥、地理排斥与信息技术排斥入手，完善适合中小企业的担保机制、加强金融机构建设、推进信息化云平台建设，建立可持续的银企合作关系，完善银行信贷管理环节，提升企业信息技术应用程度；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规范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建立有效的、多层次融资体系。提高企业资产担保能力与企业规模等自身条件，与缓解金融排斥相互配合，共同改善中小企业的财务结构，促进中小企业财务绩效稳健与可持续发展。

有学者就我国企业债务的结构性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整体水平很高，在十六年的时间内，大部分的工业企业已经显著地“去杠杆”了；而显著“加杠杆”的是少数的大型、国有、上市的公司。2.负债率的整体下降和某些特征的显著变化是一致的，包括经营性风险的上升、有形资产比例的下降以及盈利能力的提高。私营企业的负债率更加市场化；但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只有利润率的结果符合一般的实证结果，这说明其决定因素中有更多“非市场化”的成分。3.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获得贷款的概率上的差异越来越大。此外，给“僵尸”国有企业贷款的现象在2008年前就已存在，而2008年之后更加显著。金融体系非市场化配置资金暗示着统一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是有效的，反而只会增加“僵尸”贷款的总量，并进而加剧日后银行不良贷款的隐患。

有学者就技术创新、股权融资与金融结构转型进行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型企业融资存在两种风险：企业的信用风险和创新的不确定性。金融体系能否有效支持技术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能否成功的关键。银行通过资产抵押、违约清算等措施，能够有效克服信用风险，但对于缺乏抵押且不确定性较高的创新企业，银行的监督措施难以有效实施，且银行贷款的回报与承担的风险不相匹配，导致银行缺少激励为创新企业融资。股权投资能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加有效的金融支持。创新企业能够以新技术新产品的潜在高额回报吸引投资者，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和投资者追求高回报、承担高风险的激励相一致，创新企业通过股权融资往往更易获得资金。然而，股权融资的长期性和资金使用的信息不对称性，为不法企业攫取股东利益提供了可能。这使得优质的创新企业只有在严格的法律和有效的监管制度下才能获得投资者的充分信任，从而满足创新企业对股权融资的巨大需求。依靠当前我国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技术创新较难得到有效的金融支持；而发挥股权融资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持作用，必须构建优良的制度环境充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政府在为技术创新提供金融扶持时，直接为企业提供研发资助，比为金融机构提供风险担保更具效率。

有学者就吃喝费用的“得”与“失”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吃喝费用与政企关系正相关，吃喝费用越高，政府补贴越多。吃喝费用与企业债务融资额度正相关，这种正相关关系不仅体现在短期债务融资上，长期债务融资依然显著。吃喝费用每提高1%，融资额度就增加2.91%。吃喝腐败降低了投资效率，扭曲了资源配置效应。上市公司吃喝费用越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越低。吃喝费用每提高1%，对投资不足的公司，投资效率降低5.89%—9.76%，对过度投资的公司，投资效率降低12.29%—15.10%。

（二）公司并购。

有学者就关联并购是否具有信息传递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并购样本中，关联并购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的样本中，两者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间接验证了关联并购中的信息传递效应；关联并购主要通过创造先验信息和信息交流两种机制实现信息传递，但并不能额外地创造专业信息。关联并购的信息传递效应受“掏空”动机的影响越小，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越大，即如果控股股东的共享收益而非私人收益占上风，关联并购的信息传递效应会更显著。

有学者就技术并购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技术并购有助于提高企业自身创新绩效，而非技术并购对创新绩效没有影响。目标公司绝对知识规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为正，而相对知识规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为负。并购公司的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有学者就运用EVA计算法评估互联网企业并购价值的协同效应进行研究，运用EVA这一指标分别评估参与并购的双方企业各自经济增加值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得以分析出并购的发生分别给参与并购的双方带来的协同效应。

（三）公司股权激励。

有学者就雏鹰农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失效进行分析。从雏鹰农牧的股权结构上来看，侯建芳持有雏鹰农牧46%以上股权，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而侯氏家族绝对控制该公司，该公司股东不再同质，有大小股东之分，其利益形成的途径也产生了差异甚至冲突，大股东侯氏家族与小股东、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不可避免。雏鹰农牧股票期权计划无果而终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雏鹰农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粘合”在一起，侯氏家族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于一体，完全主导了公司的经营及股票期权的制定与执行，管理层作为激励对象基本没有与激励主体谈判的能力，又没有公司的经营决策权，这让其沦为“提线木偶”，从而使被激励对象的行为与公司的业绩不再相关，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也不敏感，股票期权产生激励作用的源条件丧失；二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粘合”导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错配，使激励主体与被激励对象都失去认真预测股票期权所依赖的动力，从而使股票期权条款设计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三是大股东机会主义行为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粘合”时变得可行。大股东利用在股票期权制定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提高行权门槛，使得激励效应下降。

有学者就股票期权激励要素对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行权条件标准和行权价格溢价对经营绩效指标的影响显著，但在宏观经济不景气、创业板市场不完善等现状下，其激励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1.行权条件设计多采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与净利润增长率与营业收入指标组合，对经营绩效有显著影响。其中，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与公司绩效指标都显著相关；净利润增长率和营业收入指标在企业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较为严重（尤其是宏观经济不景气）时，易导致激励计划失去激励作用。2.行权条件对经营绩效有明显的导向作用，但由于行权条件考核缺乏科学性、系统性，使得经理人只关注这两个指标，企业实际经营状况可能没有得到改善。3.行权溢价对经营绩效有显著影响。

有学者就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进行案例研究。他们以大华股份和远光软件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股权激励与我国上市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两个公司在实施相同股权激励方式的情况下分别对各自公司的业绩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大华股份的股权激励计划给公司带来了积极的市场反映，而远光软件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却没有给公司带来预期的效果，由此可见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政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是不同的。同时，激励对象的选择、行权条件的设计和行权期的安排三个方面是导致两家公司股权激励效果产生差异的原因。从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角度看，上市公司要根据自己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合理、有效的股权激励方案。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看，企业应建立健全现代化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设计合理股权激励制度及激励程度，避免发生激励不足或者激励过度的情况。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式选择偏好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2006—2008年期间，激励对象并不明显影响股权激励方式的选择；但在2009—2012年和2012—2014年两个阶段，激励对象显著影响了股权激励方式的选择。主要表现为，当激励对象中高管所占比例越大时，公司并未选择更适合高管的股票期权，而是选择获利空间较大、权利和义务对等的限制性股票，且在管理层权力越大的公司中该现象越明显。表明上市公司对不同激励对象选择激励对象时，一定程度上存在机会主义行为，这势必影响股权激励的效果。

有学者对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激励型股权激励抑制公司非效率投资，非激励型动机为了实现控制人收益的获取而进一步恶化公司的非效率投资，高管人员股权激励制度与公司投资决策之间关系受到制定股权激励计划动机的影响。

（四）公司其它理财。

有学者就财务共享中心对企业战略的影响路径进行分析。财务共享中心的基本属性是共享。其基本特征是集中、专业化分工与信息化。首先，企业战略分析是对信息的处理与分析，正确有效的战略是建立在对信息的正确分析加工基础上的。其次，由于大型集团公司拥有许多分、子公司，所以存在大量的职能部门，通过共享服务，将重复的、大量的职能集中处理，形成规模化与经验曲线，能够有效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同时将新业务单元设置在人力成本较低的区域，也能起到控制成本的作用。此外，大量集中的业务通过专业化分工强化规模效应，实现工作效率的提升。最后，财务共享中心的建设是对集团组织结构的管理变革，将结构化问题进行集中处理，使得集团总部与各基层单位将精力集中于非结构化问题与半结构化问题，加快解决问题的速度。

有学者就以提升运营绩效为核心的全面预算管理进行研究。1.以全面预算为统领，全面提升运营绩效水平。具体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思维市场化，建立公司内部市场管理体制；二是制度规范化，构建“三会一体”预算管控体系；三是过程精细化，预算编制、执行到位。2.全面提升资金预算管控水平，保持经营性现金流畅通。具体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融资资源具体化，确保资金链接续；二是资金管控方式标准化，确保资金成本最低；三是各类收支规定制度化，把握好资金支付节奏。3.全面提升成本预算管控水平，有效降低可比产品成本率。具体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核算市场化，提升财务核算数据的真实性；二是业务一体化，实现核算、会计、管理的有机融合；三是对标专业化，形成新型对标模式；四是工作常态化，固化成本管控各个环节。

九、审计研究

（一）审计方法与技术。

有学者在分析企业财务共享服务模式下的大数据采集、大数据清洗和大数据存储等大数据审计数据预处理过程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财务共享服务模式的大数据审计实施流程框架。该学者指出，财务共享服务模式下的大数据流向可以有效地避免传统财务核算模式下进行大数据审计时所面临的问题，例如数据采集工作量大、数据清洗工作量大、无法有效利用外部数据等。

研究大数据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影响非常有必要。有学者建议：开展数据审计师人才培养计划；在成本可接受范围内且有必要时，会计师事务所向大数据交易所购买数据；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在有能力的条件下自行构建自身的数据云平台，拓展业务；会计师事务所合理调整审计程序。

有学者分析了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式审计模式，认为应从传统的以内部控制测评来验证数据的思路变为对数据质量和电子数据进行审计；应提升审计线索发现能力、经济安全保障能力和审计成果利用能力。

有学者论证了利用图表来表达审计人员所关注的审计对象的各类关系的可能性，并引入网络技术对图中的节点进行分类，在海量数据中识别具有特殊含义节点。通过两个应用实例阐述了基于审计数据构建关系网络的方法，并通过点度中心性及中介中心性等算法筛选出存在社团性质、中介性质等需要关注的审计对象。

有学者借鉴“排除职业怀疑”的审计证明标准，将图尔敏模式引入审计论证，以案例验证所建立的审计论证范式，以期使审计论证更具有客观性和全面性。该学者得出了四点有益启示：1.电子证据已经活跃在审计舞台，并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2.电子证据的运用提高了审计工作的效率性和效果性；3.电子证据的广泛出现对审计执业标准建设提出更高要求；4.图尔敏论证模型将“排除职业怀疑”审计标准的思想融入其中。

有学者基于华锐风电审计失败案例，对职业怀疑在审计中的运用进行研究。该学者指出，不管是从宏观的舞弊风险判断还是审计程序的设计和执行中，审计人员都缺乏专业判断和应有的职业怀疑。审计人员应对被审计单位内外部环境予以了解，对舞弊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和评估，这要求审计人员具备合理的职业怀疑，做出适当的职业判断。

有学者检验了标准审计报告的改进、管理层与审计人员的关系，对管理层就关键审计事项与审计人员沟通意愿的影响。该学者通过实验发现：与现行标准审计报告相比，改进标准审计报告下的管理层与审计人员沟通的意愿更强；而在管理层与审计人员关系比较好的情况下，审计报告改进前后，管理层与审计人员沟通的意愿均比较强，且没有显著差异。

有学者以某省创投基金审计为例，对政策跟踪审计的方法与成果的应用进行了研究，总结了四种使用方法：专家咨询法、实地调研法、访谈法以及政策梳理法。该学者提出五点政策建议：深化领导队伍和审计机关的思想认识；建立协同监督机制；创新政策审计方法；恰当选择审计介入的时间节点以及介入的时间界限和间隔；提升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在审计披露阶段、问责机制阶段、问题整改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应用价值。

虚构收入一直是国内外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重要手段，也是导致当前注册会计师审计失败的重要原因。有学者具体分析了虚构收入的手段及特征，并提出审计计划阶段与审计实质阶段的策略。虚构收入的手法主要有虚构或伪造客户、利用真实客户夸大收入规模、利用隐蔽的关联方虚构交易、假冒销售回款或者虚构现金流等。审计师应基于业务整合视角，开展全方位的供应链舞弊审计，重视供应链的“三流”审计。

有学者就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审计师决策（审计意见和审计费用）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审计费用却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这是由于投资者关系管理虽降低了审计风险，却加大了审计师的工作负荷，造成两者在审计费用的影响效应上相互抵消所致。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审计意见的负向影响在可视性比较低的公司（小公司和低分析师跟踪公司）更加显著。

有学者就企业的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是否会影响其盈余管理程度，以及由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决定的那部分预期盈余管理是否会影响外部审计师的决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由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决定的预期盈余管理显著影响了审计师关于审计意见、审计收费的决策。

（二）审计师变更与审计合谋。

有学者就财务重述后客户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以及事务所变更方向是否受到财务重述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财务重述后的一年内，事务所被解聘的频率在财务重述公司中要高于未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与舞弊相关的重述公司在财务重述后将事务所变更为更具有声誉的事务所，而与差错相关的重述公司在财务重述后将事务所变更为更为顺从的事务所。

有学者运用Lennox（2000）的审计意见购买模型，研究分析师跟踪是否会影响公司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跟踪的分析师越多，公司越倾向于进行审计意见购买；当跟踪的分析师中存在明星分析师时，公司的审计意见购买倾向会更加明显。这表明，当被更多的分析师跟踪时，企业有更强的动机通过审计意见购买行为获得更好的审计意见。

有学者研究了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企业是否通过更换审计师来达到审计意见购买的目的，发现中国的公司能成功地参与到审计意见的购买中，审计客户的重要程度以及审计公司的组织形式都会对参与的程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审计公司和客户是合伙关系而不是合作关系时，公司参与到审计意见购买的程度会适当降低。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对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非强制性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会降低财务会计信息的稳健性；强制性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会提高被审计单位的会计稳健性。

（三）审计质量研究。

有学者就审计师规模（是否为四大或十大）、审计收费和审计客户的应计质量等三类审计质量替代指标的有效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师是否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和以Jones模型为基础所测度的可操控性应计最能代表外部审计质量的高低。

有学者就审计师和投资者对审计质量见解的差异进行研究发现：审计师主要通过审计过程是否严格遵照审计准则的要求来定义审计质量，而投资者则更加关注执行审计工作的项目组成员的个人特质；审计师和投资者均认为审计意见的类型、审计复核结果以及审计费用的合理性均会影响到审计质量。

有学者就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监管对事务所审计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期间，中注协约谈会计师事务所提示审计风险，对小规模事务所起到了事中提示和警醒的效果，发挥了行业自律监管的作用，使得上市公司年报审计质量有所提高。

有学者对审计质量与监管处罚相关问题进行数据分析发现：虚增营业收入更可能导致审计师受罚；农业类上市公司更可能导致审计师受罚；证监会处罚审计师的力度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在监管部门发布行业整顿通知时或时隔若干年，监管部门会再次加大处罚审计师的力度；证监会处罚审计师的方式由原来的“重师轻所”转向目前的“师所并罚”，这种转变体现了证监会对事务所质量控制制度的重视。

有学者就事务所转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转变为特殊普通合伙制，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提高，审计后客户公司的盈余操控程度下降，会计稳健性更高，审计质量提高。

有学者就签字注册会计师经强制轮换后的重新上任与审计质量、审计费用以及市场对被审企业审计质量的认同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与其他注册会计师相比，经强制轮换后又重新上任的注册会计师负责审计的上市公司审计质量较低，审计费用增加较多；但市场对审计质量的认同程度没有显著差异。

有学者从真实盈余管理的视角出发，就行业专长、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随着审计师任期的延长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正U型”情况；在“两项规定”出台以后，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与审计师任期长短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任期时间越长，服务质量越高；审计师的行业专长能够显著增强较长的审计师任期对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

有学者就审计师个人经验与审计质量的关系，以及投资者对审计师个人经验的反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师个人经验与操控性应计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存在于调高盈余的公司组；在投资者反应方面，审计师经验越丰富的公司盈余反应系数越大，说明投资者认为审计师经验越丰富，其审计的财务报告可信度越高；审计师个人经验对审计质量的提升作用在重要性高的客户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有学者研究了审计师保险职能对财务报告稳健性与审计质量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审计师的保险角色会影响投资者对审计师法律责任的预期，这种预期会进一步影响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选择比较保守的审计策略或是一般的审计策略。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师的保险角色产生了两种效应，审计师保险职能增加了审计师的法律风险，却降低了投资者因投资失败而遭受的损失。

有学者就审计师与被审单位距离远近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师与客户距离越远，审计质量越低，具体表现在审计师与客户距离越远，上市公司越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小的会计师事务所，其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也越低。

有学者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双视角出发，研究会计师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之间的地缘关系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从自然地理视角还是从人文地理视角看，会计师事务所地缘关系对审计质量都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并且行政区域一致性和地理距离之间还存在着交互效应，行政区域一致性有助于提高地理距离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有学者就异常审计费用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异常审计费用现象，异常审计费用的存在降低了审计质量；正的异常审计费用和审计质量负相关，这说明审计师在收取过高的审计费用后，降低了审计独立性，默许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负的异常审计费用和审计质量负相关，降低审计费用也会使得审计师减少审计投入。

有学者对我国目前CPA职业判断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发现：监管力度的提高，致使CPA进行职业判断时更加谨慎，审计意见类型波动性较大；CPA的职业判断准确性和可辩护性明显不够，职业判断质量有待提高；审计程序不当和职业道德遵循不够是导致审计失败的主要原因。

（四）审计收费研究。

有学者对中小板上市公司审计收费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小板上市公司中，审计收费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在选择事务所变更上则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客户规模、业务增长率、支付能力、审计风险及上市公司所在地经济水平均对审计收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收费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实力较强的事务所能够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事务所变更对审计收费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中小板审计市场中，事务所之间为了争夺客户存在“低价揽客”现象。

有学者指出，在将内部控制审计与财务报表审计相结合的整合审计模式下，内部控制审计收费与财务报表审计收费之间的交叉补贴可能存在两种情形，即根据知识溢出效应两者呈正相关关系或根据规模经济效应两者呈负相关关系。然而，实证分析表明内部控制审计收费和财务报表审计收费均显著正相关，即交叉补贴关系主要来源于知识溢出效应。

有学者就内部控制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规模、业务复杂程度、国有产权性质、会计师事务所声誉及其所提供的内部控制服务的保证程度与内部控制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连续内部控制审计年限及事务所整合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收费显著负相关。

有学者就不可核实的商誉减值测试估计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商誉的公司，有商誉的公司审计费用明显上升，并且在那些确实发生了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中，其审计费用将增加更多；在公司治理效率较差的公司中，不可核实的商誉减值测试估计面临更大的审计风险，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也更大。

有学者就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是否能够降低监管者和审计师的监察和审查的成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负向影响上市公司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正向显著影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可见，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能够降低审计师的审查成本，提高审计效率和审计质量。

有学者就环境不确定条件下企业社会责任与审计收费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特定的市场环境与制度环境中，尤其在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当前，经济利益驱动仍然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企业更多地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掩饰盈余管理等行为的工具。

有学者就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审计师定价策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师对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定价更高，且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越高，审计定价越高；相对于国有企业，在民营企业中，审计师识别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的企业经营风险以及财务报表错报风险更高，因此审计定价更高；相对于非“四大”审计的公司，在“四大”审计的公司中，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定价的正向关系更加显著，主要原因是“四大”面临的诉讼风险更高。

（五）审计的经济影响。

有学者就审计质量对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师的行业专长和职业声誉限制了公司实施应计盈余管理的空间和能力，促使公司转而实施了更多的真实盈余管理；审计师的独立性能够同时抑制公司的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高质量的审计会对公司管理者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选择产生显著的影响。

有学者从审计师流动的视角考察审计师对客户财务报告可比性的动态影响。基于1998—2012年中国发生的47起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事件，该学者发现：合并前，相对于相同审计师群审计的两家客户的应计利润可比性，不同审计师群审计的两家客户的应计利润可比性更差；而合并后，不同审计师群审计的两家客户的财务报告可比性显著提高；在合并后，相对于两家新客户的应计利润可比性，不同审计师群审计的两家老客户的应计利润可比性更差。这表明，审计师流动导致的审计风格转变是影响财务报告可比性的重要因素，而且其影响程度在老客户与新客户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有学者就独立性与行业专长能否及如何影响客户会计稳健性，特别是两者对会计稳健性影响的交互作用究竟是替代还是互补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整体上稳健，行业专长和独立性在提高客户会计稳健性方面具有互补作用，行业专长对客户稳健性的促进作用有赖于高的独立性。

有学者就审计师行业专长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师行业专长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费用粘性；审计师行业专长对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审计师行业专长可能通过缓解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降低了企业的费用粘性。

（六）会计师事务所管理与业务拓展。

有学者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人力资本特征对审计延迟的影响。结果发现，会计师事务所中40岁以上注册会计师的比例和参加行业领军人才培训的注册会计师比例越高，审计延迟越低；人力资本与反映审计成本的审计费用之间也呈显著负向关系。这表明，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提高审计效率，并可以显著降低审计费用。

有学者从个体层面考察处于同一团队内的审计师在审计质量和审计收费方面是否存在传染效应。与已有研究没有发现同一事务所内部审计师的传染效应不同，该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受罚审计师签字同伴的审计质量和审计收费显著低于未曾与受罚审计师合作过的，具体表现为受罚审计师签字同伴具有较高的正向操控性应计、较高的审计报告激进度和较低的应计质量。研究结果表明，审计师个体间的传染效应可能仅存在于同一团队内的审计师之间，其原因可能是这种传染效应是团队内成员在工作合作过程中的相互学习所导致的。

有学者考察2001—2012年美国事务所签字的中国概念股的审计质量，以求探明可靠的跨境审计模式。研究发现：一体化模式和联盟外包模式的审计质量都显著优于非联盟外包模式，但前两者的审计质量并没有显著差异；在外包模式中，随着合作时间的增加，非联盟外包的审计质量显著提高，其与联盟外包审计质量的差距显著减小；客户重要性对一体化模式的审计质量有负面影响，随着客户重要性的增加，一体化模式的审计质量显著降低。

有学者以1999—2014年受证监会处罚的25家事务所为研究对象，考察审计声誉毁损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事务所客户组合的变动。该学者发现：与未受处罚的事务所相比，事务所遭受证监会行政处罚后，其接受新客户的能力下降，且更有可能接受财务报表质量较差的客户；虽然会计师事务所试图通过更名修复受损的声誉，但这种带有投机色彩的方法无法有效地改善其接受新客户的能力。

有学者就中国审计市场中境外投资者审计信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更倾向选择国际“四大”；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削弱了QFII对国际“四大”的审计信任，降低了QFII对国际“四大”的选择偏好，其原因可能是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增加了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国际可比性，降低了QFII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的会计信息搜集和解读成本，削弱了其对国际“四大”信息转换功能的依赖。

有学者通过分析本土大所群体在三个声誉层次的表现对其是否成为市场所认可的第二层级声誉群体来检验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本土大所这一声誉群体正在形成，做大做强战略的实施效果已初步显现，本土大所渐为市场认识和认可。同时，与声誉特征显著且稳定的国际四大相比，本土大所的声誉特征有待进一步巩固和强化。

有学者利用注册会计师行业报务数据，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总分所治理问题，发现：与总分所治理较好的分所相比，总分所治理较差的分所更可能承接被前任事务所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客户；对于被前任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的首次承接客户，总分所治理较差的分所继续出具非标意见的倾向显著弱于总分所治理较好的分所。

有学者基于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的数据，研究合并行为引起的审计效率变化。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之后，在保持审计质量的情况下审计力度显著减少；审计力度减少源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引起的协同效应，而且当审计客户复杂时审计力度下降得更显著；然而合并产生的审计效率提高并没有以降低审计费用的方式过渡给审计客户。

有学者运用中国审计公司合并案例，探讨审计市场整合所带来的效率提高。研究表明：对于合并后的审计公司，其工作量减少了15.38%，但这并不代表恶化，而是审计质量温和的改善；然而，审计公司合并后，客户需要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费用的增加主要是来源于以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为主的并购。

有学者就政府政策推动下的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以及合并时间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推动下的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强强联合”的效果，审计服务更为专业，审计质量更高；随着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时间的延长，合并双方认同程度越高，规模效应体现越充分，审计质量显著提高。

（七）政府审计研究。

有学者将国家审计本质特征、审计结果公告与国家治理能力连接在一起，从国际视野出发，研究国家审计本质特征对审计结果公告能力，以及审计结果公告能力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国际比较研究表明，国家审计独立性和审计对象确定权对审计结果公告能力有显著的正作用，审计结果公告能力对国家治理在政府效能、法治水平和财政预算透明度方面也有显著的正作用，而不同审计体制下对审计结果公告能力在国家治理中作用的发挥并没有正向的显著影响。

有学者从国家审计投入、国家审计问责的视角研究国家审计对腐败治理的多期效应，发现：国家审计人员数量、被审计单位数量、国家审计发现的违规金额纠正率与审计报告信息被批示采用率的增加均有助于下一年各省贪污立案数的下降。这充分说明，国家审计投入的加大和国家审计问责的增强均有助于发挥其腐败治理的功能，其中加大国家审计投入的反腐败效果最好且持续影响时间最长。

有学者从管理学的定义本身出发，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审计管理各项职能对政府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影响审计质量的审计管理各项职能中，领导职能存在的问题最多，其余依次为控制职能、组织职能和计划职能。因此，政府审计质量管理应当回归管理的本质——做好以人为中心的协调工作，应以各项职能存在问题的严重性程度为顺序，以调动审计人员积极性为核心，采取相应的对策。

有学者对美国政策执行情况跟踪审计实务进行分析，指出其已经成为重要政策的必然组成，逐步成为防止和发现政策执行中舞弊和浪费的有效保障，形成“政策-执行-审计-改进的政策执行”的良性循环。该学者对我国政府审计提出以下建议：开展中央、地方各级审计单位之间经常性的沟通例会，对审计中的共性问题、突出问题形成共识，共商应对措施；根据风险高低确定不同的审计方案，重点调查高风险项目的内部控制是否存在、是否合理、是否有效；将绩效审计纳入到跟踪审计中；积极探索搭建跟踪审计的信息发布平台。

有学者利用2010—2015年审计署实施的中央企业审计事件，就政府审计对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审计能够抑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行为，并且政府审计的这种外部治理效应在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状况较好、审计署的监督力度较强时更为明显。

有学者对8个国家最高审计机关对国有企业的审计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七点共同之处：1.以立法和制度来保障审计机关的国有企业审计权限；2.按照国有企业类型分别确定审计目标和重点；3.多角度的专项审计是国有企业审计的主要方式；4.注重对国有企业出资人进行审计；5.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全过程进行跟踪审计；6.注重审计报告公开和审计结果运用；7.注重利用注册会计师审计成果并加强对其审计成果质量的检查。

有学者对国家审计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中的功能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中发挥着信息甄别与风险预警的功能。具体来看，数据获取与数据分析在信息甄别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信息反馈的功能并不明显。风险识别与风险评估在风险预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风险报告与动态反馈的效果并不明显。

（八）审计其他问题研究。

有学者就内部审计的价值增值作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内部审计具有重要的价值增值作用，同时，与董事会、管理层与外部审计等其他治理机制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

有学者就关键审计事项段（CAMs）与会计准则精度如何影响陪审员对审计师责任的认定，以及CAM与会计准则精度的相互作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客户会计信息较为精确情况下（规则导向准则），审计报告中相关（或非相关）CAMs的披露会增加陪审员对审计师责任的认定；在客户会计信息较为精确情况下，审计报告中CAMs的披露对陪审员对审计师审计责任认定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客户会计信息不精确（原则导向）的情况。

有学者就社会责任报告审计能否提升企业社会责任（CSR）信息披露的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责任报告审计显著改善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企业大股东监督力度越强，社会责任报告审计对CSR信息披露质量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中大股东监督在更大的程度上增强了社会责任报告审计对CSR信息披露质量的促进作用。

十、公司治理与管理控制研究

（一）董事会与公司治理。

有学者就独立董事的治理机制是如何影响管理者的坏消息窖藏行为从而引发股价崩盘风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实际控制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度较高的公司在独立董事制度改革完成后更有可能将独董比例保持在达标水平。相比于不存在异议独立董事的公司，存在异议独立董事公司的股价发生崩盘的风险明显降低。

有学者就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的异质性、权力差距、融洽关系是否与组织绩效有关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效的领导团队必须既有差异性又有相似性，既有活力又有秩序，既有建设性冲突又保持融洽关系。异质性、权力差距与融洽关系一起影响领导团队的有效性和公司绩效。

有学者就董事会国际化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国际化与高质量审计师显著正相关；虽然外籍独立董事和外籍非独立董事均与“四大”显著正相关，但外籍独立董事的影响更大；董事会国际化与“四大”的正向关系仅在境内实际控制人组显著。

有学者剖析提高董事会监督有效性的微观机理，构建了基于独立董事个体有效的董事会监督有效性理论。构建并证明了独立董事监督潜能由动机、灵活工作时间、独立性及专长四种属性特征共同决定，四属性特征之间是乘积及互补的关系，并且存在内在联系。只有当这四种属性特征同时存在并且都处于各自初始水平之上时才能形成独立董事的高监督潜能，缺乏任一属性或者该属性特征低于初始水平，均不能有效匹配形成独立董事的高监督潜能。

有学者就国有企业董事会内部经济型权力和行政型权力的二元分化与耦合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体现政府调控职能的行政权对于企业绩效提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过多地依赖董事会经济型权力又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或监督不力等问题。经济型董事比例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国有控股比例对董事会职能的发挥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尤其对经济型董事有显著的调节影响。

有学者引入组织社会学中的新制度理论，对不同专业背景独立董事发挥不同功能的机理进行了逻辑推导。研究发现：1.与非实务界会计背景独立董事相比，实务界会计背景独立董事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具有更强的事前与事中监督功能。对于法律背景独立董事而言，其事前与事中监督功能并不因工作经历的不同而存在差异。2.与非实务界会计背景独立董事相比，实务界会计背景独立董事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具有更强的事后监督功能。3.制度环境的外部治理机制与实务界会计背景独立董事治理之间是替代关系，而法律背景独立董事的事前与事中监督功能与外部治理机制之间为互补关系。

有学者就独立董事治理机制对于企业税收规避激进程度的影响及其对于企业价值的作用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内部联结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税收规避程度，但是影响力度随着税收规避激进程度的提升而有所减弱。董事会内部联结对于企业避税活动的这种适度监管显著提升了企业价值。

（二）股权激励与公司治理。

有学者就实际控制人控制权结构对股权激励有效期设定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在我国，实际控制人控制权的大小是影响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有效期设定的一个重要因素。2.相比非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所设定的股权激励有效期更长。3.在管理层权力较弱时，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会更倾向于设定较长的股权激励有效期。

有学者就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公司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激励型股权激励抑制公司非效率投资，非激励型股权激励却加剧公司的非效率投资；两种非激励型动机为了实现控制人收益的获取而进一步恶化公司的非效率投资。

（三）薪酬制度与公司治理。

有学者就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同群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高管存在较为显著的同群效应，其中外聘CEO的同群效应最显著，经济层面和所有制层面因素对结论影响较小；同一区域内，同行业和其他行业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显著高于不同区域内同一行业的影响；高管薪酬的同群效应有助于企业价值的创造，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在盈利方面的风险，具有一种共享式的发展模式。

有学者研究发现：垄断国企高管薪酬存在明显的行业、地区差异，与一般国企和民营企业相比偏高，垄断国企高管薪酬水平普遍低于在职消费水平。

有学者研究结果显示：当公司采用加速股票回购来增加每股收益时，将导致CEO薪酬更大的提升，进而增加高管退休金追加计划的价值。当公司的高管退休金追加计划是基于工资、奖金或平均收益，股利是基于每股收益表现且伴有附加的股票回购时，将有更大可能选择加速股票回购而非公开市场回购。

有学者就企业职工工薪所得税的纳税筹划对企业职工薪酬激励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工薪所得税纳税筹划对薪酬激励效应具有促进作用，而且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更加明显。2.2011年税制改革弱化了工薪所得税纳税筹划对薪酬激励效应的促进作用。3.高管权益性薪酬占比越低，财务背景高管越多，平均工资水平居中，企业越有可能进行工薪所得税的纳税筹划，其工薪所得税纳税筹划对薪酬激励效应的促进作用更强。

有学者就非CEO高管是关心薪酬的多寡还是薪酬的公平性问题进行研究发现：1.“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上市公司同级别的高管对薪酬的关注，非CEO高管更关注薪酬分配的公平性，而不是薪酬的多寡。2.企业外部薪酬公平程度显著影响企业非CEO高管对薪酬多寡或公平性的关切。3.非CEO高管对水平薪酬差距和垂直薪酬差距反应不同，其机理在于不同的薪酬差距导致企业内部信任状况不同。

有学者就市场化进程、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货币薪酬和高管在职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尚缺乏完全有效的约束机制对管理层谋取私利的行为加以限制，引导高管行为进而使管理层为实现股东利益增值服务的机制还有待建立和完善。

有学者就延付高管薪酬是否能有效降低银行的收益波动性并进而降低其通过LLP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延付高管薪酬在降低银行收益波动性的同时反而增强了其通过LLP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银行通过LLP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在延付薪酬后的第3年尤为显著。

（四）代理成本与公司治理。

有学者就经理人是否能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独立型经理能够对大股东掏空产生有效的抑制，依附型经理对掏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一体型经理则会激励大股东掏空。2.随着经理人独立性的提高，经理将更加重视声誉对人力资本价值的影响，从而使其谋取非正常在职消费动机也随之下降。3.在非正常在职消费小于大股东获得的超控制权收益的情况下，大股东对经理谋求非正常在职消费行为会采取默许态度，经理人也更有动力去协助大股东获得超控制权收益。4.公司价值与经理人独立性呈正相关关系。独立性较高的经理在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同时对提升公司价值产生积极作用。

有学者就私募股权投资的介入能否有效地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私募股权投资相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大股东，更具有“积极股东”的特性，能够显著降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私募股权投资介入的公司其控股股东行为的收敛是私募股权投资治理的结果。

有学者就晋升激励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晋升激励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但晋升激励的有效性只存在于民营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晋升激励对风险承担没有显著影响。

有学者就公司治理对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获取私利能力的影响以及对获取私利能力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治理好的公司在内部人减持行为发生后的180个交易日的平均超额收益显著低于公司治理较差的公司，但公司治理对于内部人增持没有显著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内部人减持比增持可能涉及更高的法律风险且通过减持获得的超额收益不能作为补偿经理人管理成功的合理方式。因而，良好公司治理会通过减少内部人减持私利的方式来降低公司的法律风险。

有学者就有限利他主义与高管变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有限利他主义的人性假设是合理的，且与家族高管的离任决策具有显著相关性。在业绩不好的情况下，如果高管与创始人存在亲缘关系，则降低了高管在任期内被辞退的可能性，提高了连任后再被辞退的可能性，提高了被渐进式辞退的可能性。家族企业在选择继承人时，并非一味只看重亲缘关系的远近，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更多的职能经验和行业经验均会显著提升家族成员被选为继任者的可能性。

（五）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

有学者就四类控制权变动（国有转民营、民营转国有、国有转国有以及民营转民营）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有转民营和民营转国有都能显著提高公司绩效，而国有转国有和民营转民营对公司绩效的提高并不显著。民营转国有对公司绩效的提高源于隧道效应的减弱，而国有转民营对公司绩效的提高则是隧道效应的减弱和经纪人代理问题的降低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有学者就控股股东增持可能是为支撑股价为再融资“保驾护航”的角度对增持动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公开宣称的增持原因并非控股股东增持的真实动因。2.增持对股价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无论增持公司有无融资需求，这种影响都无显著差异，这为控股股东利用增持的市场效应为再融资“保驾护航”提供了条件。3.股价表现越差，控股股东越有可能增持公司的股份。

有学者就首发限售股解禁后不同类别的原股东的减持行为、市场影响及其减持动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原股东存在剥夺外部投资者利益的择机减持行为，且当减持发生于控股股东、非控股大股东以及民营控制公司时尤为如此。控股股东减持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业绩走低或所处地区法治水平较低，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降低时，会增加国有控股公司原股东逐利套现减持的可能性。非控股大股东的减持与公司市值高估、股权集中度较髙、限售股解禁规模大有关，体现了其规避风险与择机套利的特性，并且在民营控股的公司中表现得更加显著；而原中小股东仅在受法律保护较低时才选择减持。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并购重组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非关联交易中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并购重组短期绩效正相关，与并购重组长期绩效负相关；在非关联交易中，股权制衡度与短期并购重组绩效正相关与长期绩效负相关，在关联与非关联交易中，上市公司的控制人属性与并购重组绩效无相关关系。

有学者就不同的家族所有权配置方式对企业业绩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企业中家族总持股与企业业绩呈正相关关系，家族所有权在家族成员之间的配置集中度与业绩之间为U型关系，即家族成员所有权配置充分分散或充分集中时，家族企业的会计业绩和市场价值最高；家族成员所有权配置相对集中时，来自于内部家族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会对会计业绩和市场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六）大股东控制与公司治理。

有学者就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主要利益相关方是否会着力排除这一险情，即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及其动态变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相对于不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更低；2.相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的负相关关系更强；3.控股股东不是通过努力提高经营业绩来降低股权质押期间内的股价崩盘风险，而更可能是通过盈余管理和其他信息批露操纵来实现；4.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解除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也随之提高。

有学者就合伙人制度与创业团队控制权安排模式选择进行研究表明：阿里借助合伙人制度事实上完成了创业团队与外部投资者之间从短期雇佣合约到长期合伙合约的转换，实现了阿里创业团队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和风险分担，节省了交易成本。合伙人制度由此不仅成为信息不对称下外部投资者识别阿里独特业务模式的信号，而且成为合约不完全下激励创业团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控制权安排实现形式。

有学者就不同的治理结构、决策机制和绩效表现下，家族涉入程度对战略趋同的影响是否会发生变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随着家族控制权的增加，企业为抵消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质疑并赢取合法性，战略趋同程度也会增大；2.当董事长和CEO两职分离时，董事会监督效力的提升以及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下降传递了公司治理有效的信息，减弱了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家族企业的质疑，从而企业表现出更低程度的战略趋同行为；3.家族企业在两职分离后任命非家族CEO时，职业经理人较高的职业声望，企业目标导向传递了公司决策过程客观的信息，这既减轻了外部制度压力也缓解了家族企业的资源困境，从而降低了家族企业的战略趋同程度；4.当公司经营业绩高于行业期望水平时，组织因其战略有效而赢得了合法性，家族企业的战略趋同程度也随之减弱。

（七）公司治理、公司绩效与市场反应。

有学者就市场化进程等外部治理环境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公允价值计量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经济平稳运行时，公允价值计量与公司价值呈正相关关系；在经济萧条时，公允价值计量与公司价值呈负相关关系，即此时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会向市场传递利空信息，从而吞噬公司价值。2.经济相对平稳时期，公允价值计量与治理环境对公司价值的提升存在互补关系，在一个良好的治理环境中，公司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提供的会计信息可以提升公司价值。治理环境可以修正经济下行时公允价值计量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

有学者就公司的治理结构是否会影响以及会通过哪些机制来影响价格的信息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有助于提高价格的信息效率，拥有良好治理结构的企业披露信息更及时并有更准确的分析师预测，这也说明了企业的自愿性披露和分析师预测是公司治理影响价格信息效率的两种机制。

有学者就公司治理对营运资本持有量动态调整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营运资本持有量与企业经营业绩间呈现一种倒U型关系，即存在目标营运资本持有量以平衡成本和收益，提高企业业绩；企业的实际营运资本持有量会向目标值调整，公司治理水平与企业营运资本持有量的调整速度正相关，即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有利于缩小营运资本持有量与目标值的偏离程度，实现企业业绩增长。

（八）管理控制与公司治理。

有学者就高管控制权、审计监督与激进避税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激进避税程度会因高管权力强度的提升得到显著加强，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则助长了公司的税收激进性，而强权高管的存在则进一步强化了外部审计对公司激进避税行为的促进作用。

有学者就成员公司治理对企业集团和各成员公司经济表现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研究表明：1.好的公司治理机制除了能为公司带来优异的经济表现，也会对所属企业集团和企业集团内其他成员公司带来积极的影响。2.企业集团内对利益掏空和支持的类型可以是现金流、资产和股权，不同的类型所导致的经济后果也不同。成员公司自身持股比例的高低、两权分离的程度，企业集团内成员公司行业周期属性多样化的程度、成员公司的公司治理指数等，均会影响企业集团内部不同的利益流向。3.成员公司治理对被掏空或被支持的影响，会因不同的企业集团层次特征、不同的成员—集团的交互层次而存在明显差异。

有学者就美国公司内部治理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与非CEO高管决策视野和对CEO决策影响能力显著负相关，说明内部治理能显著降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且公司业务越复杂，非CEO高管在公司业绩中发挥的作用越大，其对CEO真实盈余管理的制衡能力也越强。同时，CEO专权程度越低，内部治理能起到制衡CEO的程度越大，内部治理对降低正向真实盈余管理的效果也越明显。而当非CEO高管阻碍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被因业绩达到市场预期而获得的利益所削弱时，内部治理对降低正向真实盈余管理的效果被削弱。

（九）信息披露、媒体监督与公司治理。

有学者检验在SEC关于企业收入确认中存在问题的评价信公布之前，企业的内部人是否会通过抛售股票的方式从事内幕交易，具体是看在评价信公布前5天企业的流通股交易量是否发生显著增长。结果发现：在SEC对企业收入确认的评价信公开之前，企业流通股的交易量大幅增加。这说明，企业内部人预期到企业的股价会因为SEC评价信的公布而下跌。

有学者就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中进行印象管理的动因和带来的市场反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财务业绩是影响上市公司对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印象管理的重要原因，相比业绩较好的公司，业绩较差的公司其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程度更大，且这一关系在重污染行业公司中更加显著。

有学者通过对网络、企业慈善和协作创新进行研究发现：在直接捐赠活动下，企业将会得到更高水平的创新、更有影响力和更新颖的创意。在具备更多创新和竞争性的行业中，这种效果更加明显。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业绩预测的披露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管试图通过业绩预测的发布影响股价，以增加其股票交易的收益。当高管计划买入股票时，为了降低股价，其所在公司发布的好消息少于坏消息；相反，当高管计划卖出股票时，为了抬高股价，公司发布的好消息多于坏消息。

有学者就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信息披露的治理机理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调研是其提升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有效机制，且机构投资者调研次数和参与调研的机构数量与提升效果正相关。实地调研对公司信息披露的作用更显著，机构调研中实地调研比例越高，对公司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券商和基金对信息披露的治理效应更显著，保险和QFII的显著性较弱。

有学者对机构投资者信息竞争对股价崩盘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发现：1.机构投资者信息竞争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呈现正向关系，也即机构投资者对信息的激烈竞争会增大股价崩盘风险；2.交易型机构投资者的信息竞争与稳定型机构投资者的信息竞争均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呈正向关系，但稳定型机构投资者信息竞争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大。

有学者研究资本市场中媒体治理的角色，首先从媒体的信息增量与信息效应出发，探讨了媒体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其次从制度环境和资本市场有效性两个层面，阐述了媒体发挥其治理作用的三种机制：传统监督机制、声誉机制和市场压力机制，探讨了每种机制的理论基础与缺陷；最后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目前我国的制度环境，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与需要注意的问题。

（十）政治关联与公司治理。

有学者研究政治晋升预期与高管腐败的关系。结果表明：政治晋升预期越高，违规腐败的可能性越小，但隐性腐败的可能性越大。

有学者就官员独立董事因“中组部18号文”或相关文件规定而强制辞职的市场反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丧失对非国有企业的股价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冲击，而且这种负面冲击在治理环境越差的地区表现得越强烈。官员独立董事强制辞职均未产生显著为正的市场反应。可见，投资者并未将此事件解读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这值得政府监管部门深入思考如何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的制度建设。

有学者就企业政治关系对企业创新的潜在激励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官员视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2.相比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官员视察对不具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创新激励更强；3.相比国有企业，官员视察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更强；4官员更替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降低了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5.政治不确定性直接降低企业创新水平。

（十一）其他相关研究。

有学者就企业自报反腐败努力评级来分析影响评级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自报的反腐败努力评级与执法成本和监测成本相关；反腐败评级异常高的企业，通常发生腐败新闻的概率很低；反腐败斗争的财务影响更加微妙，当控制了这些影响和其他评级决定因素后，在腐败新闻事件中，剩余评级较低的公司有更高的后续引用；盈利能力变化和在高腐败分布地区的销售业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在低腐败地区，销售增长和盈利能力的变化对估值的净影响接近于零。

有学者就城市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特征是如何影响到其经营业务布局，进而影响其绩效和风险的进行研究表明：1.治理风险在城市商业银行内的传导按照“风险源→行为选择→风险表现”的基本逻辑路径进行传递，并呈现复杂的网络化分布；2.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行为能明显提高其每股收益，说明实施跨区域经营战略的城市商业银行突破了原有经营地域限制，并分散了经营风险；3.各个治理要素不仅直接，并且通过作用于其他治理要素而间接对城市商业银行的行为选择产生影响，且不同治理要素其直接作用系数和间接作用系数的相对比例有所不同。

有学者通过对多种理论观点的整合并引入对情境因素和内部过程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连锁董事研究框架。首先，董事的兼任和连锁具有“双刃剑”的影响。此外，连锁董事的影响机制和动机会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制度缺失、企业发展困境和董事会团队构成的不完备决定了企业对连锁董事资本的需求，会正向调节连锁董事对企业的价值；而企业声誉、人际关系和激励支持等因素决定的连锁董事身份认同，有助于其克服因兼任和连锁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加强其履职动机。

有学者就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设立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在公司章程中设立分层董事会、绝对多数条款和累积投票制条款能够显著降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发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作用，而董事提名权条款对保护中小投资者没有显著影响。相比国有上市公司，在非国有上市公司章程中设立绝对多数条款及累积投票制条款能大大降低其掏空程度，更好的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对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大的公司，绝对多数条款和累积投票制条款对投资者的保护作用也越大。

有学者就反腐败是否能促进中国公司治理的优化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十八大之后，高腐败地区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的市场价值明显增加，同时此类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也显著提高。2.在会计质量方面，高腐败地区上市公司在十八大后财务报表质量明显提升，同时盈余管理的情况显著减少。3.高腐败地区上市公司在十八大后会计质量的改善主要集中于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则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

有学者就公司治理与公司现金股利行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公司现金股利的支付意愿，但未能实现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水平的整体提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整体股利支付水平。半强制分红政策更为显著影响了具有再融资意愿的高成长低现金流公司、小规模公司及公司治理水平差的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水平。

有学者就我国国有企业的综合绩效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在薪酬管理方面，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增加对企业经营综合绩效有着显著的影响，但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并不显著，并且，高管的两职合一会对企业综合绩效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2.在企业层级方面，地方国有企业相对中央企业而言，具有更优的企业综合绩效；3.在董事会特征方面，建立薪酬委员会的国有企业其综合绩效相对较好，同时，企业的董事会具有相对独立性，也会对企业经营绩效有一定的益处；4.在股权及财务方面，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综合绩效越好，而财务杠杆对企业综合绩效指标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5.我国国有企业绩效在地区方面的差异并不明显。

有学者就投资者异质性是否会对东道国目标公司治理产生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目标公司更有可能减少现金持有、增加杠杆率且CEO轮换率和盈余关系更密切，但这些效应只有在投资者来自有投资者积极主义传统的国家时才能发挥。

有学者以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经历的国有股东与民营股东的多轮次控制权之争、最终形成具有积极效应的结果为案例，在控制权市场理论的指导下，探讨混合所有制企业控制权配置模式，以期为国有企业改革实践提供思路。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供稿 王棣华 陈梅 袁克利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