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一）会计理论框架研究。

会计目标是会计学的最基本和最原始的概念，是贯穿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一条主线。有学者探讨了会计目标发展演变的轨迹，指出我国会计目标的变化也走了一条从受托责任观向决策有用观发展变化的道路，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趋势的。在我国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和规范的今天，为了满足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更需要厘清我国主要的会计信息使用者有哪些；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信息，使用这些信息做出怎样的决策；按照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体系产生的会计信息能否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又应当如何改进。

有学者以《会计研究》1980年创刊起至2009年末30年间发表的所有论文为对象，对其被引情况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以《会计研究》为代表的我国会计理论研究能够取得重大的发展，与我国近30年来会计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该学者进一步从会计与相关学科的发展与融合、会计研究方法的变迁、国内外会计学术交流的加强、会计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发展4个方面简要介绍了我国会计环境的变化。

（二）公允价值研究。

有学者回顾了公允价值研究历史。综观国内外研究，对于存在活跃市场的资产或负债，公允价值能够显著提升其价值相关性，而对于依靠估值技术的项目，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则显得较弱，究其原因可能是其中涉及较多的管理层判断。研究同时显示，随着一些制度因素的不同，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一国的投资者保护程度、资本市场规模等，价值相关性会呈现出差异，这意味着内外部治理环境的特征会影响管理层判断，但投资者似乎能看穿这一点，使得价值相关性表现不同。

有学者比较分析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有关公允价值层级的指南，并以我国上市银行为样本分析了我国公允价值层级应用现状。研究发现，公允价值层级的应用和披露不规范现象仍然存在。该学者建议，需要重新认识公允价值层级，对公允价值层级的内涵进行澄清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会计人员来说，必须革新思想，深刻认识公允价值计量的市场导向性，尤其是第二、三层级公允价值计量；需加深对层级化和扩展的公允价值计量披露要求的理解。

有学者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允价值计量的途径。首先，应加强市场经济建设，健全市场机制，构建完善的市场体系；其次，应促进我国市场信息化建设，形成市场价格信息体系；最后，应加强公允价值理论研究，制定单独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和计量指南。

也有学者探讨了公允价值与会计职业判断之间的关系，认为公允价值应用中的会计职业判断体现在确认、计量和报告的诸环节当中。为了控制公允价值会计职业判断的风险，该学者建议，结合内部控制的五要素和会计职业判断的特殊性质，着重提出对会计职业判断主体的控制和对公允价值应用中会计职业判断业务流程的控制两项主要控制措施。

（三）会计稳健性研究。

会计稳健性是指会计人员在财务报告中确认好消息比确认坏消息更需要得到保证。普遍用于测量会计稳健性的方法是Basu（1997）针对稳健性导致的好消息和坏消息会计反应及时性差异（DT）构建的盈余/报酬反向回归测量指标。近来Basu对会计稳健性的DT测量方法的有效性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因此，有学者对Basu的DT模型测度和由其发展而来的C-Score测度是否能有效地发现发生重述和重述会计年度和其前后会计稳健性的变化情况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在对发生重述的公司和配对样本公司，以及重述当年和重述下一年报表的会计稳健性进行检验时发现，以Basu模型为基础的测量方法能很好地反映会计稳健性。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对发生重述公司在重述当年和重述下一年的会计稳健性差异进行比较发现，Basu的DT模型测度和C-Score测度都能有效地反映会计稳健性。

会计稳健性对于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的影响是深远而显著的，作为一种治理机制，会计稳健性可以协调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由于信息不对称、契约期限有限或责任有限等原因产生的道德风险。由于公允价值计量对于债权人的决策具有不稳定性，因此我国混合的会计计量模式对于会计稳健性与公司债权融资效率之间的相关关系难以确定。有学者在新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背景条件下对此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公允价值计量的重新运用对于公司的会计稳健性与债权融资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并未产生显著性影响。

税收负担是会计稳健性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稳健的财务报告对于经理人薪酬契约制定、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学者实证检验了税收负担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以及稳健的会计盈余对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负担显著提高了会计稳健性，但按照盈利和亏损进行分组后研究发现，这一关系仅存在于盈利组中，而在亏损组中税收负担对会计稳健性无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显示，在盈利组中，由于受到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薪酬业绩敏感度得以显著增强，而在亏损组中则无显著影响。

有学者研究了会计稳健性对媒体关注的市场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发展和转型中的中国资本市场，媒体关注会放大企业的超额市场收益，对于不同盈亏状况、盈利变化情况和不同产权性质都如此。而稳健性原则可以起到抑制投机的作用，降低媒体效应；媒体在资本市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会严重影响投资者的财富水平；而稳健会计政策则可以抑制媒体关注导致的过度市场反应，表明会计政策能够显著影响市场投机行为，影响资本市场效率。

（四）会计与投资者保护研究。

自2007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纷纷认识到对投资者保护的不足。有学者对会计的投资者保护作用进行了详细剖析。该学者指出，资本市场中，投资者基于信息作出各种决策。对于披露信息表明公司亏损、遭受诉讼或司法处罚或者有其他可能增加投资风险行为的，投资者可以及时改变投资策略，通过避免向这些高风险公司投资以规避可能的损失。因此，信息披露是投资者事前保护的一个强有力措施。只有高质量的财务报告才能实现投资者保护的功能。需要提升影响财务报告质量的整个生成和披露系统，尤其应该重点提升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等因素。

有学者运用制度理论，分析导致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制度环境并提出有关治理对策。公司经营处于外部制度环境压力之下，必须获取其经营的“合法性”，而制度环境压力导致公司形成异常的组织文化，使内部员工认为财务报告舞弊是公司实现“合法性”的具有合理性的会计政策选择，从而产生舞弊倾向，在有关制度约束不完善的情况下，这必然会导致舞弊行为产生。从根源上治理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行为，不仅需要完善公司治理、外部监管，更需要减轻公司制度压力，消除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倾向。

二、企业会计准则研究

（一）企业会计准则制定与执行研究。

会计准则是信息使用者（投资者）同信息生产者（管理者）利益协调的产物，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其变迁不仅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产生影响，而且也会影响到管理层的行为。反过来，企业管理层行为的变化，也会对会计准则的制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引发会计准则的变迁。

有学者通过回顾我国会计准则的变迁过程，并以变化较为频繁的资产减值、公允价值、金融资产分类等为例，对会计准则变迁同企业管理层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结果表明，企业管理层利用会计准则的契约不完备性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这不仅有违准则制定机构的初衷，更会导致资源的不当配置。该学者建议，会计准则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同企业管理层行为之间的协调联动效应，稳步推进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进程；企业作为会计准则规范的主体和准则的实施主体，应提高参与准则制定的热情，立足企业长远发展，及时反馈准则应用中的困难与问题。

随着国际会计准则影响力的增强和影响范围的增加，政策界和学术界特别关注新会计准则对投资者的信息解读能力、信息解读成本，继而对整个资本市场信息环境的影响。所以，有学者以分析师的盈利预测作为研究视角，考察了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于资本市场信息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采用新会计准则后，分析师的盈利预测误差显著增加，对于会计信息中需要管理层主观判断较多的公司以及公允价值使用程度较高的公司，其预测误差的增加程度更大，并且这种现象在治理环境较差的地区更加严重。进一步分析发现，实施新会计准则后，分析师的预测分歧也显著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并没有改善资本市场的信息环境，反而增加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新的会计准则充分体现了我国会计准则向国际准则“趋同”的特点，又保留了长期资产减值转回、关联方定义等中国特色，旨在全面提升盈余质量。新准则实施已经4年有余，实施的效果如何，是否达到了提升盈余质量的目的？有学者以准则变更实施为背景，以资本成本是否降低作为依据，从一个侧面反映新准则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新会计准则实施后，样本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出现了显著的上升、资本成本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说明高质量的会计准则会提升盈余质量、降低资本成本。

有学者以交易量作为信息不对称的代理变量，分析了中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对信息不对称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买卖价差、股票报酬波动性和公司规模等变量的影响之后，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变量与交易量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中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能够显著减少信息不对称。

也有学者探讨了新会计准则于2007年实行前后国内外分析师行为的变化，主要是财务报告信息对于国外和国内分析师预测收益的作用发生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有助于减少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国内、国外投资者之间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了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二）具体会计准则研究。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规定，债务人将偿付债务所付代价低于重组债务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债务重组利得计入当期收益，列作营业外收入。有学者指出，如此会计处理有其好处，但也存在缺陷。主要问题表现在3个方面：（1）重组利得确认制度不完善导致投资者蒙受损失。（2）债务重组利得计入当期损益造成利润虚增。（3）存在操纵利润的空间，诱发企业产生不良动机。因此建议：重组利得在重整初期不能全部确认为收益，必须在重整相关义务履行完毕才能确认，如果后期不能履约，前期确认的利得应作为重大的会计差错进行追溯调整。

有学者对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中最终控制方的会计处理进行探讨。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不存在对原有资产的清算，也不会引起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从最终控制方的角度来看，其在合并前后实际控制的资源和享有的权益均未发生变化。但是，以发行权益性证券方式实现的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应区分合并方和最终控制方分别进行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对于合并方而言，应按照其取得的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对于最终控制方，应按照新增投资成本计量。

有学者研究认为，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没有遵循统一使用购买法核算的国际惯例，而是采取购买法与权益结合法并存的“二元制”格局。我国企业合并准则的规定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但准则中规定的关于权益结合法与购买法选择使用的标准不合理。因此准则实施容易引起企业利润操纵问题：从权益结合法来看，因为可以将被并企业合并前所实现的净利润包括在合并企业利润中，合并企业可以据此进行利润操纵；从购买法来看，利润操纵的主要手段是公允价值确定和商誉减值测试，而购买法还可以利用购买企业利润表或合并利润表不包含被购买企业合并之前亏损的特点，采用一些手段进行利润操纵。

也有学者探讨了借壳上市中壳资源的会计计量问题。为解决公司规模发展需求与IPO上市困难的矛盾，一些企业选择反向购买的上市方式，即所谓的借壳上市。该学者建议将合并成本在壳资源与留存少量业务之间拆分，对于买壳行为按权益性交易处理，不确认商誉；对于购买留存少量业务行为，按购买法确认相应商誉。该学者认为，如果上市公司的壳资源可以价值化，那么监管部门就应为壳资源的价值计量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统一计量模式。可以通过设定合理条件和财务指标的方法，采用协商定价确定壳资源价值，进而解决壳公司留存少量业务的商誉计量问题。

（三）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研究。

监管者指出投资者和证券发行者会因IFRS强制采用而获利，他们认为对很多国家而言，IFRS需要高质量的度量和监管机制，IFRS比本地GAAP透明度更高，利用IFRS编制的财务报告的可比性更强。理论上认为高质量财务报告能提高资本市场流动性，降低资本成本，IFRS强制采用带来的经济后果的相关经验数据也验证了这个推论。

有学者利用一个涵盖来自世界各地各类机构投资者的大型数据库，直接验证了IFRS强制采用是否影响投资者决策，是否引起其投资需求的增加。结果表明，IFRS强制采用对于机构控股的正面作用仅限于监管严格、报告动机强烈、本地会计标准与IFRS差异相对较大的国家。

自从2005年1月1日欧洲议会要求欧盟国家的上市公司采用IFRS编制合并财务报表起，会计行业和学术界均对采用IFRS的经济后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学者研究了强制采用IFRS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该学者首先构建模型分析审计工作复杂性、财务报告质量以及不同国家的法律体制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审计收费随着法律体制的健全以及审计工作的复杂程度而增加，但随着财务报告质量的提高而降低。相关经验证据也支持了上述推论。

有学者分析了非美国公司在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后的会计金额与应用公认会计原则的美国公司的会计金额是否具有可比性。研究发现非美国公司在应用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后，其会计金额与应用公认会计原则的公司的会计系统之间的可比性显著提高了；非美国公司在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后，其与美国公司之间的会计相关性的差异显著减小了，会计相关性和可比性显著提高了。

有学者向葡萄牙的474家大型非上市公司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了公司自愿采用IFRS的原因。结果表明：公司在考虑了采用IFRS的合法性、IFRS同它们的经营目标是否一致、公司所处制度背景和对此可能失去的自主选择性的关系之后，评价整体利弊，进而做出决策。与早期制度理论观点不同，该学者发现采用IFRS的公司不是盲目地对制度需要做出回应，恰恰相反，它们看到了其潜在的好处以及制度压力下这一做法对它们的重要影响。

有学者选取亚太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组（AOSSG）成员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区域性乃至国际性会计准则协调机制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会计准则变迁具有动态博弈性质，是一个演化过程，因而区域性协调组织作为该博弈模型的中间形式，会将不同国家或地区间会计准则的协调机制扩大化，在区域内首先实现会计准则协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问题引起了广泛争议。欧盟认为，在金融危机期间，IAS39与美国GAAP在金融资产重分类问题上的差异使欧盟金融机构处于不利境地，因此强烈要求IASB尽快做出修订。有学者分析了欧盟推迟认可IFRS9的主要原因。第一，最主要的原因是欧盟认为IFRS9可能会导致公允价值应用范围扩大。金融界指责公允价值会计强迫企业确认永远也不会实现的损失，另外还会产生顺周期性，增加金融系统风险，因此欧盟致力于减少公允价值的应用。第二，欧盟认为分阶段修订金融工具准则将增大其评估难度。欧盟拒绝认可阶段性成果，因为目前情况下他们无法全面系统地理解项目整体、也无法科学地评估其潜在影响。最后，欧盟各级委员会成员更换也是导致推迟认可的原因之一。

三、财务呈报与会计信息研究

（一）价值相关性研究。

有学者指出，采用公允价值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然而在计量过程中也会涉及到大量的主观判断和估计，有可能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或操纵的工具，从而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而会计信息可靠性的降低反过来又会影响其价值相关性，从而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因此，该学者考察了公司公允价值计量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和可靠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引入后全样本价值相关性并未出现提高是可靠性降低的重要原因。这意味着无论是公允价值会计还是历史成本会计，都不能忽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而可靠性的降低主要是因为公允价值的确定过多依赖于主观性和可操纵性较强的估值技术以及新会计准则加大了会计判断与估计，从而为盈余管理和操纵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进一步分析表明，可靠性较低的样本具有较低的价值相关性。这表明只有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才能发挥出公允价值应有的效果。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不少上市公司通过确认负商誉来增加公司利润，负商誉已成为上市公司一直较为隐蔽的盈余管理手法。有学者基于新企业会计准则下“负商誉”的确认及计量方法，探讨了中国上市公司披露的负商誉的价值相关性。结果表明，扣除负商誉的剩余收益与股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负商誉与股价负相关；扣除负商誉的未预期盈余与超额回报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负商誉与超额回报负相关。这表明投资者能够辨别负商誉的盈余管理特性。

我国上市公司对安全信息的披露时间比较短，规定较笼统，所以相关研究较少。有学者研究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从安全信息披露得分情况来看，安全信息披露质量有待提高；行业间有一定差距；安全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

（二）盈余管理研究。

有学者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基于公司财务业绩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股权分置改革后非国有控制公司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大幅提高，并显著高于国有控制公司；剔除盈余管理对公司财务业绩的影响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提高的现象消失了。由此说明公司采用最优契约激励高管时应该设置相应的监督机制，才能激励高管提高公司真实经济业绩。

有学者研究了高管变更、离任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以及公司治理机制是否能够缓解离任前的盈余管理行为。得出如下结论：虽然高管在离任之前的倒数第一年与倒数第二年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但在高管离任前的两年之内与其在正常的任期期间之间则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即离任前两年的盈余管理行为显得非常明显；公司的内部约束与激励机制对于遏制高管在离任之前的盈余管理行为起到显著的作用；外部监督与审核机制对于高管离任前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遏制作用。

有学者以我国国有公司CEO晋升为例，检验高管晋升与业绩的相关性是否受、如何受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说明，盈余管理有时会损害我国国有公司的高管晋升效率，但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予以识别，从而减小这种影响。因此建议国有公司设计更加有效的高管晋升激励机制，以弥补其薪酬激励的不足。

有学者针对业绩门槛变迁，研究公开增发公司应对其他增发公司竞争及投资者逆向选择的动态盈余管理策略。结果表明，高业绩门槛具有筛选高质量公开增发公司的作用。具体来说，公司公开增发前主要通过可操控应计向上盈余管理，在控制公司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条件下，业绩门槛提高，公司盈余管理减少；业绩门槛影响公司应对性盈余管理；较高业绩门槛时期公开增发公司盈余质量高、经营业绩好。

在我国的转轨经济阶段和资本市场的现实制度背景下，政治联系俨然已经成为民营企业对市场失效的一种积极反应。政治因素对民营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有学者研究了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参政议政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导致了民营上市公司的负向盈余管理（尽管这一关系统计上的显著性较弱），而参政议政则导致了民营上市公司显著的正向盈余管理。

有学者以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为背景，考察了风险投资参与对公司IPO的影响。结果表明，为了增加股票解禁结束当年的会计利润，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会减少公司的盈余，尤其是IPO前一年的盈余，而会相应地增加IPO后一年的公司盈余。参与IPO公司的风险投资更加倾向于扮演道德风险的角色，而不是监督认证的角色。

（三）会计信息质量研究。

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第304章首次引入了“追回条款”的概念。为了促进追回条款的执行，2010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也包括了追回条款，即DFA954。因此有学者研究了公司自愿执行追回条款对盈余质量及审计师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执行追回条款后公司的ERC（盈余反应系数）比执行前要高，并且执行追回条款公司的ERC比未执行追回条款的公司要高。这表明，自愿执行追回条款提高了盈余信息的可靠性。另外，审计师认为自愿执行追回条款的公司审计风险较低，因此审计收费大幅降低。

有学者以盈余质量为落脚点，研究了体制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是否存在不同的信贷资源，银行的寻租活动是否影响贷款的分配结构，以及银行系统改革是否促进了信贷资源配给的市场化。该学者发现，由于银行系统改革，盈余质量在信贷市场中的作用有所增强，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企业的新增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及总借款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有了显著的变化。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由于寻租活动的影响，商业银行放松了对非国有上市企业的盈余要求。

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新兴资本市场而言，政府干预严重、投资者保护薄弱，不但导致会计信息难以发挥治理作用，而且很可能致使管理者以低质量会计信息掩盖其非效率投资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学者提供的经验证据证实了这一点，并且企业资本投资效率越低，会计信息质量越低这一关系主要存在于过度投资的公司，在投资不足的公司中这一关系并不明显。

有学者考察了高层声音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高层声音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按SOX302条款规定披露的重大缺陷与高层声音显著正相关，但按SOX404条款规定披露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高层声音并不是显著相关的。关于302条款的结论说明当参与呈报的高层管理者自愿报告更多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时，中层管理者的意见被更加重视。关于404条款的结论则说明现有的将该条款下披露重大缺陷作为内控系统弱势评价指标的研究可能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内控系统。

有学者深入考察了转型经济下我国家族控股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研究发现，家族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显著高于非家族企业，家族控股降低了会计盈余预测未来现金流的能力，相比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对亏损的确认更不及时。

有学者探索了我国公司进行财务报告重述的动机与资本市场的反应。研究发现，中国财务报告质量低下这一现象普遍存在，财务报告并未像在发达资本市场一样发挥其应有的作用。1999~2005年期间，超过四分之一的上市公司进行了财务报告重述，大多数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是减少损失或者避免退市危险，而不是达到融资目标。

（四）会计信息披露研究。

有学者研究了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和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发现，信息披露质量与资金占用呈显著负相关，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可以有效地降低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越少的公司价值越高，并且相比而言，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公司价值也越高。

有学者研究了资本市场价值、商品市场竞争和劳动力市场监管对非盈余信息披露的影响。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长期拥有高份额股权的公司，往往更倾向于披露盈余和资本支出；相比于盈余信息，经济不景气的公司更偏向于提供战略计划信息；成长型公司更喜欢提供盈余信息而不是战略计划。

有学者研究了中期财务报告的发布频率如何影响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权益成本。结果表明，报告频率与信息不对称和权益成本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具有更高报告频率的公司信息不对称程度更低，权益成本也更低。

有学者研究了财务报告透明度与机构投资者主导的知情交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透明度显著影响机构主导知情交易的程度；透明度和知情交易之间关联性会随着机构投资者获取私人信息的动机和机遇而变化。

有学者研究了高管薪酬与公司避税和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越低，公司避税程度越大，这一关系在治理差的公司中更显著；公司避税程度越大，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越差；高管薪酬上升可使避税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间的负相关关系得到缓解。

也有学者研究了业绩预告的形式和精度两个角度考察对证券分析师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定性预告形式，定量预告有助于分析师预测，具体表现为对定量预告公司跟踪的分析师数量较多，分析师预测质量较高；业绩预告的精度越高，分析师预测数量较多，预测质量较高。

四、成本管理会计研究

（一）成本管理会计理论研究。

有学者从制定统一成本核算制度的动因、统一成本核算制度构建中需要协调好的关系和统一成本核算制度的框架体系三个方面展开对成本核算的分析。

有学者将单独的组织间成本管理活动作为整个组织间成本管理资源的一部分，研究了可能影响组织间成本管理的多个因素。企业特有的资源和相关资源，包括吸收能力（如气候通信、通信网络、知识寻求），在组织间成本管理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有学者针对EVA考核指标在计算与应用中的不足，在理论分析与应用研究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能够使企业在运营收益和现金流风险管理方面实现综合管理的绩效评价指标CEVA。通过对10家上市钢铁企业进行实证分析，证明了改进后的经济增加值指标CEVA更加贴近市场对企业价值的判断和经营绩效的认可，能够加强企业流动性风险管理，具有综合、简单、易操作的特性。

有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以企业价值创造为基础、以实施企业战略为导向针对管理控制系统、全面预算管理、成本管理控制和企业业绩评价四个具体问题，研究管理会计的两个基本问题，针对我国管理会计研究的四大领域构建了我国管理会计的研究框架，揭示我国企业管理会计实务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从理论与方法等多个视角开拓管理会计研究的基础性、前沿性和原创性。

有学者指出加强人力资源成本的管理与控制，是企业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企业要在对人才的供给与需求调查的基础上，对人力资源将会产生的经济利益进行评估，通过正确的决策，使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有学者关注了以战略联盟为背景的组织间业绩评价的理论发展，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管理会计领域在该方面较为薄弱，需要吸收战略联盟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理论融合，以取长补短，进而拓展组织间业绩评价的研究空间。基于定性分析，提出了系统性的战略联盟绩效评价，并将这一维度容纳至平衡计分卡的框架中，探讨组织间合作与企业内业绩维度的关系，实现对平衡计分卡的改进以及企业内、外部业绩评价的一体化。

有学者提出了管理会计变革的制度化模型，并通过我国上市公司ABC实施的实地研究进行理论检验和发展。该模型从一个全新的视觉,即新的管理会计规则和惯例的制度化的实现来衡量管理会计变革与创新的成功；强调制度化的实现要通过一个进化式的阶段变革过程来完成；每个阶段在不同程度上要受到外部环境、个人特征、组织、技术、任务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并通过3种分类方式对制度化后果进行评价。该研究有助于深刻理解管理会计变革的过程本质和后果，并为我国企业引进和实施管理会计创新提供极其宝贵的经验证据。

有学者运用了会计文献中关于应用博弈论和社会心理学中的概念，分析了可能会在硬化会计信息过程中出现的四类多人博弈。这些硬化博弈的过程用4个部分表示：支付、参与者、软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预期会出现的博弈规则。通过解释现场证据发现，硬化博弈的出现依赖于参与者是谁以及他们的软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同时提供了一些硬化会计信息的博弈规则是如何从参与者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的证据和一些关于组织是如何通过反复尝试来硬化软会计信息的证据，包括改变参与者以及软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有学者结合传统成本管理的特征对基于价值链会计的成本管理进行介绍，阐述了价值链理论对传统成本管理的挑战，在此基础上引出基于价值链会计的成本管理，从管理框架和特点两方面具体介绍了基于价值链会计的成本管理。

有学者根据公司资源基础的观点构建了统一的理论框架，解释了跨组织管理资源的发展。资源基础的观点认为公司利用一些资源去创造另一些其他的资源，并形成竞争优势。该学者建立了一个预测哪一种相互关联的资源能够影响公司管理跨组织成本的模型，并且通过对管理会计师的调查对模型进行了检验。

（二）成本管理会计应用研究。

有学者指出目前影响我国制造业成本的主要有4个方面因素：一是资源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二是人力成本优势逐步弱化。三是人民币升值引起贸易成本上升。四是环境成本和质量成本将会显著提高。针对上述的4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作者提出了制造业成本管理的主要思路。

有学者通过从4个方面介绍了保利地产目标成本管理的主要做法，从而介绍了保利地产为保障其目标成本管理体系运行而采取的措施。一是制定准确的目标成本。二是完善成本绩效考核指标，保利地产通过培养员工的成本意识，将成本控制与绩效考核相融合，做到了成本管控要求的“目标清新，责任明确”。三是从战略化角度优化目标成本。四是建立成本数据库，为企业找到目标成本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分析原因、采取改进措施提供了依据。

有学者以中国联通ERP项目实施方法为例，对我国企业在ERP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分析。并对其在ERP项目实施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及解决方案展开了具体分析。

有学者以制度理论为视角，通过对404家旅游企业高管的调研及问卷调查，得出不同制度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程度不尽相同，规范压力最大，认知压力次之，规制压力影响的统计结果不显著，政治关联在制度压力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规范和认知压力越大，越容易导致企业政治关联行为，而规制压力正相反。

有学者通过对作业成本法适用条件进行理论分析，选取澳大利亚所有银行和18个制造业企业为样本，通过电话采访和面对面采访进行数据采集，对采用作业成本法应用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当存在较大的产品差异性、拥有较重要的间接成本和面临竞争较充分的产品市场时，企业应改用作业成本法，而且这3个变量的参数越大时，作业成本法的成本效益越大。

有学者通过对中铁二局的案例分析，构建了社会关系支持系统，并针对目前企业没有相关的社会关系管理规范，初步构建了工程项目社会关系支持系统管理框架；构建以组织结构支持系统为基础、控制体系支持系统为手段、社会关系支持系统为支撑的组织内部软环境，全面分析组织环境对工程项目成本管理的作用机理对于施工企业成本管理的重要性。

有学者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和权变理论解释了开放会计、组织间成本管理和供应商关系满意度的关系。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164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横截面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在解释组织间成本管理影响的同时，检验了开放会计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供应商关系满意度和开放会计对供应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是否取决于社会规范的水平和购买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有学者以银行业的178位管理者为样本，研究了绩效评估程序和程序公正管理观念的关系，旨在通过识别权衡效应和环境影响深化作者对绩效评估实践中公正观念的认识。认为所有的四个绩效评估特征都与公正观念相关，并且只有下属的声音与公正观念有着较强和普遍的积极效应，而且对于承担更高不确定性任务的管理者来说这种效应会更强；评估过程的规范性、评估计量的多样性及工作结果并不影响公正观念。因为权衡会导致它们相互之间对公正性的最终影响被部分抵消，而且这也依赖于环境背景、不同的任务风险水平与不同的模糊性的可容忍度都会有不同的影响。

有学者实证研究得出企业业绩评价要设计适当的指标；多元化指标能较好反应风险的大小，研发支出（强度）指标可以有效测度企业基于创新的未来发展能力高低；业绩评价综合指数与当期会计盈余显著正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等结论。

有学者实证研究得出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单纯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倒U型的关系这一结论，即在一定范围内，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但当薪酬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后，薪酬差距则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的影响，而且这一关系不因企业控股性质和所在地区而有差异。

有学者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活动通过形成技术水平的累积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其投入产出弹性达到5.5%，修正了现有文献的不足。

有学者通过实证检验，研究了员工选拔与管理控制结果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员工选拔能解决一些最基本会计问题，比如对产出的定义与计量，也解决了权力分配的问题。

有学者实证分析了薪酬“外部不公平”对企业绩效以及对内部薪酬差距激励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正向薪酬外部不公平企业，薪酬激励过度会促使管理层“居安不思危”，应限制其最高薪酬以提高绩效；对于负向薪酬外部不公平企业，应适当提高管理层薪酬，与其对企业贡献保持一致。

有学者研究了监察者对客观业绩计量的主观调整是否及如何受到前期业绩的影响的。研究发现大部分（95%）的调整都是上调的，监察者调高了现行的非预期较低的业绩，使之与前期的业绩一致。

有学者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结合KS创新实施模型和六西格玛的调适过程模型，通过K公司案例分析，以“头脑风暴”例会为界，将KS模型的实施过程分为遭遇冲突过程和成功接轨过程的调适过程两部分，深度解析了一个企业资源计划系统从近乎失败到圆满成功的实施过程，从中归纳出不接轨和调适的丰富内涵以及其动态演变机制，并构建出信息系统与组织成功接轨的动态调适过程模型。

有学者研究了导入期ERP系统的实施对于我国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实施了ERP系统的公司，其代理成本显著降低；但是，实施了ERP系统的国有控股公司由于其实施ERP系统更多是基于政策导向，并非出于其自愿提高企业运营效率的考量，所以其代理成本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有学者从ERP系统有别于会计电算化系统的独特特征出发，为企业集团实施信息化建设提供借鉴。首先，ERP系统具有3个会计电算化系统不具备的独特特征，即顶层设计、财务业务一体化和管控平台；其次，ERP系统有别于传统会计电算化系统具有的独特特征，能够辅助会计核算打通价值链；最后，介绍了神华集团基于畅通价值链的企业集团而达到的管控能力的提升。

有学者以企业契约理论为依据，通过对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证实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层次性特征，同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更多的是基于企业自身利益的权衡考虑，而不是完全按照企业对各要素主体应该承担的责任大小考虑。这说明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契约原理和法理责任认识不够。

有学者基于对192家德国公司的营销总监进行邮件调查得出数据，以利润导向的分权职能部门为研究对象建立模型，对部门战略决策影响力的两种业绩评价目的，即便于决策目的和可靠性目的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测试。研究结果表明运用于部门战略决策的业绩评价的影响取决于业绩评价的可靠性和部门特性。

有学者以ABC公司为案例，分析了ABC公司精细化销售预算管理控制的具体做法，并结合中国企业预算管理的实践，提出了一些思考与启示：（1）以销售预算为起点，以业务预算为重心，以独立的预算行政绩效管理部门统领销售精细化预算。（2）精细化预算必须关注企业关键成功因素与战略重点，强化预算执行力。（3）构建整合财务与非财务、内部与外部信息的精细化预算报告系统。（4）精细化预算差异处理和动态化调整机制，加强了预算管控的风险预警作用。（5）精细化预算管控是一个持续的PDCA过程。

有学者以F银行为例，分析了银行基层员工的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研究表明，F银行采用的定性考核方式在金融业中具有普遍性，虽有一定成效，但其缺陷较为明显。该学者提出的改进设想为我国商业银行基层员工绩效考核的完善提供了参考借鉴。

有学者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从资源基础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两方面解释了技术研发为何能引发企业主营业务变更。研究发现，目前我国企业所具有的技术研发能力不足以助推企业进入到新的高技术壁垒行业，技术引进是企业向高科技行业扩张的重要替代途径。如果技术研发不足或者偏低，企业很可能从原有的高技术壁垒行业退出。该学者的结论对深化我国企业自主创新和正确认识企业主营业务动态变更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率较小，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中存在，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存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中，相对于非政治关联的公司，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率较大，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中存在，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存在。从而表明，政企关系在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有学者以我国火力发电企业为例进行案例研究，构建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环境绩效评价实施流程，通过效率值分析提供部门之间环境绩效横向比较的信息；通过投影值分析找出环境绩效不佳决策单元的薄弱环节，揭示其环境风险节点；通过敏感度分析挖掘各种输入、输出变量因素对于决策单元环境绩效的具体影响力，为不同决策单元的环境绩效管理找到工作重点。提出强化环境信息定期披露制度、环境绩效定期评价制度和环境绩效定期考核制度,增强电力企业环境绩效管理的主动性。

有学者根据我国高等学校进行教育成本核算与管理的必要性，在阐明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概念基础上，根据高校费用开支核算现状及其特点，应用作业成本法对某高校的教育成本进行了核算与论证。

有学者提出基于多属性分析的高校科研经费全成本计算模型，为提高高校科研项目全成本核算过程中间接成本核算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实用性寻求方向。该模型首先对科研项目及间接成本对象进行多属性分析，然后依据现实情况和历史数据等因素，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构建科研项目的间接成本分摊模型，通过多属性与权值的协调控制，真实准确地进行间接成本的分摊处理。理论分析和实验数据表明,与传统的科研项目经费比例分摊方法相比,该模型统筹兼顾科研项目及间接成本的复杂因素,提高了间接成本核算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该模型支持灵活的参数调整和属性扩充，可以方便地与各高校不同的评价指标和计算方法相适应。

有学者将我国高校现行预算管理模式概括为依附型预算管理，并结合政府管理体制和高校预算管理的实际，分析了依附型预算管理的各种现实表现及其弊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的根本出路在于尽快由依附型向以实现高校可持续发展的自主发展型预算管理转型，并从预算管理对象的内容特性、预算管理理念更新、多层次预算管理原则设计、预算编制方法创新、预算管理机构设置、预算管理程序规范设计等方面,勾勒出了自主发展型预算管理模式的基本架构。

有学者指出以权益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价值管理模式(VBM)，由最初以资本主导型管理(以战略选择--资本运营与并购策略--权益价值估价与增值为主线)，逐渐地演变为产业经营主导型管理(从战略选择--组织内部价值链分析及流程再造--组织间多赢合作与组织内管理整合为主线)。并以深南电路为案例企业,其从客户价值导向的研发--生产精益管理--客户价值引导--柔性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以价值链成本管理为基础的整合，使企业成功的抵御经济危机,价值链成本管理经验值得深入研究。

有学者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针对施工项目的成本控制绩效问题展开研究，探讨了施工项目特点对经理人成本控制中信息租金的影响及对制定目标责任成本过程中委托代理双方冲突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信息租金、内部冲突单独和两者交互对施工项目责任成本控制绩效的影响。

有学者从理论上论证了创新政府生态资源环境管理绩效评价载体、建立政府生态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势，认为指标体系应由决策绩效和执行管理绩效两大模块组成，并以平衡计分卡为分析框架构建指标体系遴选模型。最终得到由2个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和22个三级指标构成的政府生态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政府生态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寻找政府环境管理的规律，为建立以生态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为基础的政府环境管理决策机制和约束机制及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基础的公众监督约束机制提供支持。

五、会计新领域与特殊领域会计研究

(一)会计新领域研究。

有学者就人力资产的构成、时间难题与公允价值计量进行研究。他们根据人力资产确认和计量3种不同的方法划分了3种不同的人力资产：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形成的人力资产、人力资源价值会计形成的人力资产和人力资源权益会计形成的人力资产。对于人力资产价值的时间难题与公允价值计量，他们认为，人力资源的创造价值可以采取预估的方式将其折现来计量。对于历史价值、现值与公允价值3种计量方式在人力资产价值计量中的适用性，他们认为公允价值是最为合适的计量方式。他们提出了人力资源会计开展的思路，要简化人力资源会计就从3个角度入手：一是人力资源会计的部分执行。二是对人力资源形成的资产开设人力资产统一总账户集中核算。三是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消除人力资源价值计量的不确定性。他们还提出人力资源会计与股权激励相整合的观点。

有学者就人力资源成本控制进行探讨，认为：第一，企业应建立人力资源成本评价与会计核算体系，将人力资源从进入到离开企业的整个过程中的所有支出均列入企业成本。第二，要完善人力资源管理组织体系与管理制度，制定科学有效的招聘计划，选择合理的招聘渠道，制定科学的培训方案并建立信息反馈制度。第三，在人力资源使用环节，要确保激励资金的有效投入，建立公平的考评制度，改进激励方法，使员工始终保持工作的积极性。第四，在人力资源保障环节，要控制好企业医疗保障成本，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以此达到降低企业医疗保障成本的目的。同时，要通过提高生产的安全性减少事故发生率的方式，降低人力资源的保障成本，因为生产安全出现问题是造成劳动事故保障支出的主要原因。第五，在人力资源离职环节，要让员工感觉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增强员工的企业归属感。要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使员工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从而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公司应做好后备人力资源的储备工作，建立人力资源储备库，以防止由于人员离职造成的企业运作不正常从而导致的生产效率的降低。加强人力资源成本的管理与控制，是企业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企业要在对人才的供给与需求调查的基础上，对人力资源将会产生的经济利益进行评估，通过正确的决策，使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有学者就地区经济差异、企业组织变迁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进行实证研究，作者研究发现：第一，污染行业的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无关。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模式不同造成的全国整体环境保护意识比较一致，也有可能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是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赢得经济的高速增长。第二，经历了为适应外界环境保护压力而发生组织变迁的企业，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显著高于未经历组织变迁的企业。第三，企业规模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其余的企业特征均不能用来解释污染行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差异。

有学者就无形资产的信息披露与市场检验进行实证研究，他们认为，现有会计制度无法有效披露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无形资产信息。法学、会计学和管理学在无形资产的界定等相关问题上未达成一致是导致存在其信息披露问题的主要原因。他们得出以下结论：（1）创业板市场对无形资产具有发现功能；（2）创业板市场对常规无形资产具有甄别功能；（3）创业板市场认同部分非常规无形资产的效用；（4）资本市场与要素市场具有同向定价功能。他们还得出另外两条结论：一是创业板上市公司无形资产信息系统亟待完善，二是鼓励创业板上市公司实施无形资产优化战略。

有学者就借壳上市有关壳资源的会计计量问题进行研究，作者将合并成本在壳资源与留存少量业务之间拆分，对于买壳行为按权益性交易处理，不确认商誉；对于购买留存少量业务行为，按购买法确认相应商誉。作者认为，如果上市公司的壳资源可以价值化，那么监管部门就应为壳资源的价值计量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统一计量模式。可以通过设定合理条件和财务指标的方法，采用协商定价确定壳资源价值，进而解决壳公司留存少量业务的商誉计量问题，而对于壳资源的界定，仍有待今后进一步的探讨。

有学者就信息共享、碳排放量与碳信息披露质量进行实证研究，他们指出，信息披露的质量主要有内容、准确度、时效性和频率4个指标，在供应链层面加以测度，可以更准确地获取相关信息，对提高碳信息披露质量有很大促进作用，而那些碳排放量较多的公司，其受到的社会监督更大，要求披露信息的质量也越高。基于此提出两个假设：（1）供应链成员之间信息共享度与碳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2）碳排放量与碳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结果证实了两个假设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提高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度，可以有助于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可以从强化信息共享、厘清碳排放量的测度边际、突出审计重点以及推进信息披露框架建设等方面入手。

有学者就低碳经济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框架进行研究，在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目标应定位为：向政府、投资者、债权人等环境利益关系人提供有关报告主体对其低碳环境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和理性的投资、贷款以及其他决策有用的信息，且这些信息必须是全面和完整的。低碳会计信息主要包括低碳要素信息和低碳绩效信息两方面内容。低碳要素信息可用单独编制的低碳会计报告的形式予以反映，并给出了“低碳资产负债情况表”和“低碳利润情况表”的具体披露形式、“低碳现金流量表”可反映的具体内容。对于低碳绩效信息的披露方式，由于该信息中包含许多非定量和非指标化的信息，建议以文字叙述的方式报告，对于中度和轻度污染企业，可在报表附注中披露，对于重度污染企业则应编制低碳情况说明书，作为低碳会计报告的一部分。

有学者就排放权交易运行机制下我国企业排放成本的优化战略管理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是：（1）“股东财富最大化”的企业目标和“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社会环保目标为排放权交易运行机制下我国企业实现成本的最优化战略管理提供了双重动力和压力，排放成本的优化战略管理能够推动企业目标和社会环保目标的实现，双重目标是实施排放成本优化战略管理的起点和终点，是目标和方向，是动力源和压力源，而排放成本成本优化战略管理的关键是双重目标的实现过程，是具体措施和实现手段。（2）排放权交易运行机制下我国企业排放成本的优化战略管理的关键是投资和实际生产能力相匹配的减排设备，提高自身减排能力，建立长效减排机制。（3）企业可结合自身减排能力和排放交易市场供需状况，以单位减排成本和排放权交易价格为衡量标准，选择并实施最优减排方案，取得长期、战略性的最优减排业绩，从而实现企业目标和社会环保目标。

有学者就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及其经济后果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的资产规模、资本结构、盈利能力以及是否发生过环境污染事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2）所有权性质显著影响环境信息的披露水平。这也说明，当前的环境信息披露程度并不能预测环境污染的发生概率。综合来看，目前我国环境信息总体披露质量不高；除降污减排信息外，大部分环境信息不具备信息含量；且很少有公司涉及生物多样性、环保产品和服务以及环境投入方面的信息；其中国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明显高于民营企业。

有学者就环境会计进行研究，认为应当做以下工作：（1）研究碳排放权的估值与定价方法，建立和完善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碳排放权定价机制和交易体系。（2）探索适合我国上市公司实际情况的环境绩效评价或评级体系，研究我国公司的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3）将环境管理会计的研究扩展到实际应用层面，解决实践中企业如何确定治污项目的折现率和总成本、如何进行治污或购买排放权的选择决策以及如何建立内部管理、评估或激励机制来促进企业减排目标的实现问题。

有学者就舆论监督、政府监管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进行实证研究，结论是：（1）媒体有关企业环境信息表现报道的倾向性能显著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2）当地政府部门对环境信息公开的监管力度能显著提高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并增强舆论监督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

（二）特殊领域会计研究。

有学者就财务指标、非财务指标与会税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暂时性差异的存在使会税差异受前期影响较大，但不排除管理层运用暂时性差异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利润的盈余管理会显著地影响会税差异，是构成会税差异剧烈波动的首要因素，对利润的调整程度越大，会税差异的波动越明显；上市公司确实存在避税行为，并与会税差异负相关，是会税差异上下波动的主要原因，影响程度仅次于盈余管理；虽然会税差异受管理层兼任情况、管理层人员变更、重大会计差错、激励措施和股票回报率的影响较小，但这些非财务指标对会税差异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它会影响到财务会计报告的列报，也为会税差异的经验研究提供新的成果。

有学者就资产评估学与会计学中公允价值理论进行探讨，认为资产评估目的和会计资产价值计量与处理都同企业经济行为密不可分，两者之间也有极强的相关关系，资产评估可以为会计计量提供专业的价值参考依据，会计信息采用评估结果可以更好地体现资产的价值。资产评估方法已经初步在会计计量中得到应用，而对于资产期末公允价值的计量同样可以借鉴资产评估方法，为财务报告使用者确信信息的合理性提供支持。资产评估结果的公正性保证了资产评估工作能够为会计公允价值计量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并确保评估结果为会计报告使用者所理解与认同，更好地体现资产的价值，更好地配合会计公允价值计量工作。

有学者就富豪榜是否会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富豪公司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确实有所下降，并且，富豪公司有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操纵利润，进行方向向下的盈余管理的迹象。进一步分析表明，会计信息质量下降现象在具有原罪嫌疑因而政治成本上升更为剧烈的公司中体现尤为明显。公众负面关注的压力与追溯企业家原罪的威胁也可能是构成政治成本的来源，从而增进和丰富了人们对于政治成本的利润内涵的理解。

有学者就《会计研究》30年论文质量进行评价研究，认为以《会计研究》为代表的我国会计理论研究能够取得重大发展，与我国近30年来会计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并从会计与相关学科的发展与融合、会计研究方法的变迁、国内外会计学术交流的加强、会计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发展4个方面简要介绍了我国会计环境的变化。

有学者就机构投资者信息搜寻、公开信息透明度与私有信息套利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的信息搜寻和信息披露的透明度降低了私有信息套利，而且机构投资者信息搜寻、信息披露透明度在私有信息套利严重的公司对降低私有信息套利的作用更加明显。同时，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机构投资者信息搜寻与信息披露透明度对私有信息套利存在交互效应，随着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提高，机构投资者信息搜寻对私有信息套利的边际效应下降。

有学者就企业整合报告进行研究。全国永续性报告协会（GRI）与英国威尔士亲王的可持续性会计项目（A4S）联合成立了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试图推动全球建立统一的整合报告框架。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的披露包括财务报告体系内的信息披露和独立于财务报告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企业需要在分析和整理现有各类财务报告与非财务报告的基础上，设计并编制一份更为综合及简明的整合报告，即在原有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报告的基础上，融入传统财务报告中的经济及财务信息，形成新的财务、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FESG）报告。企业整合报告是企业实施的一种“整合战略”，是体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最好的报告方式，也是对外沟通的有效手段。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结合国际先进经验和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对我国上市公司实施整合报告提供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第一，我国应积极参与IIRC全球统一整合报告框架的制定，使其充分考虑我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特殊情况；第二，在报告的标准上，建议我国着手制定出一套高质量的整合报告准则，为整合报告制度形成、体系构建与执行做好准备；最后，加强我国企业整合报告的监管一体化，提高整合报告的信息披露质量。此外，应积极扩展我国注册会计师业务的范围，以提升企业整合报告的可靠性。

有学者就政府会计改革谈了其看法，认为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的好处主要表现在：（1）有利于全面反映政府资产负债状况，保证财政长期可持续发展；（2）有利于准确反映政府成本费用情况，促进政府运用效率提高；（3）有利于提高财政透明度。他们提出我国应制定政府会计改革总体规划，明确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在实施时应分阶段、分步骤、分重点逐步推进；建立政府会计标准体系，奠定改革制度基础；借鉴美国、香港等政府会计改革过程中的做法，即日常核算仍以收付实现制为主，年终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对有关数据进行调整、转换，试编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进一步加大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改革推进力度，构建起科学、规范、透明、完整的政府会计管理体系，促进财政长期可持续发展。

有学者就政府改革会计的动力机制进行研究，主要结论是：（1）政府会计具有制度属性，政府会计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政府会计改革将涉及具有不同预期成本收益的利益相关主体，政府会计改革的动力表现为这些利益相关主体正向作用力和负向作用力的合力。（2）环境因素是通过主体行为作用于政府会计改革动力的，政府会计改革动力取决于各个利益相关主体对政府会计改革的意愿和能力及相互博弈的结果，而这一步取决于环境因素和改革策略的选择。（3）在不同改革策略下，各利益相关主体具有不同的预期成本收益，在短期内，假设环境为常量的情况下，政府会计改革动力将取决于改革策略的选择。

有学者就制度理论视角下的政府会计改革进行研究，认为应该：（1）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和修订，为政府会计改革提供保障。（2）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完善准则制定程序。（3）以财政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积极防范风险。（4）构建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双轨制运行机制，强化政府的绩效考评。（5）进一步提高财务信息的透明度。（6）政府会计改革应逐步有序推进。

有学者就业绩预告信息对分析师预测行为是否有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定性预告形式，定量预告有助于分析师预测，具体表现为对定量预告公司跟踪的分析师数量较多，分析师预测质量较高；业绩预告的精度越高，分析师预测数量较多，预测质量较高。这表明，业绩预告不同形式和精度对分析师预测质量具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还说明监管层对该政策的修订和完善达到了不断提高资本市场效率的目的。

六、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

（一）内部控制理论研究。

有学者认为现行内部控制理论存在着局限于“目的”或“目标”导向而缺乏对“人性基础”的必要深入研究。认为内部控制制度的人性基础，集中表现为人类普遍存在着对理性的不懈追求和“人类天性”与“世俗义务”的自我协调，从而决定了“利维坦”理论和“理性”理论，对研究内部控制制度哲学基础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有学者对COSO于2011年12月发布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征求意见稿（ED）进行归纳总结。与旧的框架比，ED有显著的变化，如以原则为导向，报告目标类别的扩展和应对技术，商业模式等环境变化的调整。同时，对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进行归类，发现评论者比较关注的问题有：内控的框架、目标、原则、有效性与缺陷、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之间的关系、IC-IF的适用性以及其他等7个方面。

有学者以国家文化作为内部控制的研究视角，以日、美企业内部控制的差异为例研究国家文化对内部控制的作用机理。在归纳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内核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提出建立宏观层面的社会控制、企业层面的内部控制和个体层面的自我控制的“三位一体”的控制链体系。

有学者通过对控制活动本质和内涵的研究得知特定的控制活动均由控制元以不同的方式组合而成。通过对控制活动分类的研究，可知控制活动的复杂多样性。研究了分类繁复的控制活动是如何构成一个控制体系，并在管理中发挥作用的。

有学者在对我国政府部门范围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构建了以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的概念、目标、原则和要素为核心的内部控制框架体系。在结合政府部门特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国家立法为保障、内部审计为辅助、信息披露为抓手、外部审计为促进的内部控制实施机制，保证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

有学者根据财政部2012年11发布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对行政事业单位进行调研，结合内部控制理论，诠释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概念，划分了内部控制范围，制定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目标，按照行政事业单位特点赋予内部控制要素新的内涵和外延，并有针对性地讨论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实施机制。

有学者对管理控制的概念进行了梳理，总结出3个观点：第一，受托责任是内部控制的根基，控制的产生是受托责任的需要，没有受托责任就无需控制。第二，资源优化配置是内部控制的宗旨，任何资源都是稀缺的，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合理运用这些资源，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方能解除受托责任。第三，构建立足3E的内部控制机制体系，以经济性（economic）、效果性（efectiveness）和效率性（eficiency）（简称3E）为导向，建立由引导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共同组成的控制机制体系。

有学者使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实施SOX404条款所产生的外生变量，通过比较上市公司实施404条款的合规情况，进行了不连续性回归分析。得到以下研究结论：不论对于国内还是国外上市公司来说，遵守SOX404条款都会导致成本增加、操控性盈余下降；市场对SOX实施过程中的消息延迟有正面反应，对监管者决定进行实施过程的消息有负面反应；在SOX实施期间，公布管理层报告的公司股票收益率显著降低。这些结果说明SOX404条款对于小规模公司来说成本太高，遵守SOX404条款会降低小公司的市场价值。

有学者通过调查问卷，了解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现状，分析内控规范体系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政府监管部门应当发挥的作用，为进一步推动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在我国的全面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有学者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现代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国际趋同的需要，企业内部控制理念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转变。现代企业内部控制理念应从以下五大方面进行转变：（1）从“要我控制”向“我要控制”转变。（2）从会计控制向管理控制转变。（3）从经理层控制向全员控制转变。（4）从封闭控制向开放控制转变。（5）从理性控制向自然控制转变。

有学者以戴尔公司为案例对象，讨论了因供应商大额支付款项错报、准备金不当会计处理造成的财务报表重述事项，并将财务报表重述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联系起来，分析了戴尔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管理层评价及审计师报告，从正确看待财务报表重述与重大缺陷的关系、正确理解和应用管理层的评价报告和审计师的审计意见、充分理解“内部控制是一个过程”的理念等方面进行了评述。

有学者基于契约理论对企业内部控制与财务危机预警两大系统的本质属性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影响企业风险的各个主要因素及其控制策略，构建了两者耦合的分析框架体系。

（二）内部控制实务研究。

有学者研究我国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的产权性质与地区制度环境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发现：（1）相比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相对较差，而非政府控制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之间则没有明显差异。（2）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低，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尤其是对于地方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并且，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有助于缩小地方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公司的内部控制与中央政府控制公司之间的差距。

有学者通过对年度报告审计意见评价转型经济时期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上市公司2010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受到了其内部控制有效性水平的显著影响。具体来说，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越弱，其年度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高，并且这一结果在非标准审计意见样本之内仍然是存在的：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越弱，越可能被出具惩罚力更强的审计意见。

有学者通过对3家酿酒类上市公司的案例进行分析，从控股股东性质、股权制衡效果等角度剖析了提高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机理路径。研究表明在实际控制人为国有股东时，引入非国有制制衡股东能达到较优的内部控制状态，而引入国有制衡股东仅微弱地优于无制衡股东的高度集中的内部控制状态。

有学者从IT治理、内部控制两个因素对企业调控资源的措施因素入手，探讨两因素独立和协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对3家中石油和中国银行的下属单位共计21家进行调研，发现：IT治理和内部控制的效果取决于对公司运行节奏的把握，过紧或过松的控制制度对公司会有不利影响，要将控制力度与公司的经营周期相协调，才能具有最佳效果。

有学者针对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着内部控制效率偏低的问题，以内部控制效应的传递路径和效率形成过程为切入点，分析了内部控制效率的概念内涵、外在特征、形成路径、组成要素等，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内部控制的目标维度、控制要求设计出了相应的测度指标体系。

有学者首先从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以及控制论的相关理论3个角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分析，认定内部控制在理论上是有效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完善确实对企业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有高度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有学者对发生过财务报告重述的上市公司进行了研究，以证实两个问题：第一，404条款在财务问题预警方面的有效性如何？第二，内部控制报告有效性的决定因素有哪些？得出以下结论：未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将影响内部控制报告在预警发生虚假财务报告可能性方面的有效性；对于影响内部控制缺陷是否被披露的因素方面，管理层与外部审计人员是否具有披露被审计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动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其他影响因素与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是由BIG4审计的上市公司披露内控缺陷的可能性却很低。

有学者实证考察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这一特殊的自愿信息披露行为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降低代理冲突和传递信号不仅是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主要动机，而是其自愿提高鉴证信息披露质量的主要动机；审计师声誉越高，越不愿意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和为公司内部控制提高程度保证；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以及内部控制质量会显著影响审计师对鉴证风险水平的评估，进而影响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鉴证范围和保证程度。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整体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披露的概率随着市场集中程度的变化呈倒U型关系；当市场从极度分散向相对集中变化时，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获取一定优势；但如果金字塔层级较多，非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披露动机会减弱。

有学者对内部控制的市场反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具有明显的市场反应，但从不同侧面看，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存在明显差异：从披露内容看，内部控制有效会引起股票价格上涨，反之引起股票价格下跌；从披露类型看，强制性披露比自愿性披露更具有价值相关性；从披露详略看，详细披露促使股票价格上涨，而简单披露则不一定；与单独的强制性披露或自愿性披露的市场反应相比，内部控制的强制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交互影响的市场反应更加显著。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现阶段信息披露环境下，内部控制审计信号是有效的，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内部控制效率。同时，还发现市场对内部控制审计信号进行定价，披露内部控制审计的上市公司具有较低的资本成本，在控制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效率之后，内部控制审计的定价效率依然存在。

有学者采用实验研究方法，研究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对个人投资者风险认知的影响。经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证明如下结论：第一，管理层和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肯定意见并没有显著增强个人投资者信心，而否定意见对个人投资者具有显著影响，另外，内部控制缺陷的描述程度对个人投资者风险认知不存在显著影响；第二，较之管理层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注册会计师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个人投资者风险认知具有显著影响。

有学者以加拿大一项独特的披露方法为例，调查了公司基于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按照这种方法，内控设计缺陷披露被包含在“管理层讨论和分析”中。从成本效益原则出发，通过加拿大的低成本检验提供的证据以对比美国高成本的公司治理。

有学者提出并检验了当发生有重大负面影响事件时，公司寻求解决方案的治理变化程序的理论模型。先验研究表明在发生财务舞弊或财务重述的公司中，类似事件的发生通常和关键业绩指标呈正相关。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和董事会成员、审计委员会成员、公司高管的收入呈正相关。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弥补是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公司高管的提高相联系的，进而说明公司治理中每一个因素对内部控制有效性都具有重要性。公司在弥补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同时会发生公司治理特征的变化。

有学者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小规模上市公司来说，从财务审计的视角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管理评估相对于每年进行内部控制财务报告审计来说可能更节约成本。来自《审计分析》的数据和其他来源的数据同样显示，30%~80%有内部控制缺陷的小规模上市公司可以仅通过针对已识别误报的原因进行财务审计被识别出来，这样成本只少量增加，而不用通过增加有关内部控制管理报告的成本。

有学者研究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对财务契约、贷款利率、绩效定价条款和贷款抵押的影响，发现有了内部控制缺陷报告，债权人会降低对财务契约和基于财务比率的绩效定价条款的依赖。重大内部控制缺陷还与高利率相关。这种影响体现在两方面：第一，降低对契约的依赖会通过增加利率获得补偿；第二，财务报告质量降低会增加债务人的不确定性并增加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进而引起利率增加。在参考内部控制缺陷报告时，债权人更可能要求债务人提供抵押。在设定债务契约条款时，债权人会依赖从内部控制报告获得的债务人财务报告系统可信度的评估。

有学者援引巴林银行、兴业银行和瑞士银行出现“魔鬼交易员”的案例力图使企业明了构建有效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关键环节，促进中国企业内部控制的进一步完善。通过对3家银行进行对比，发现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1）企业及其全员员工的业绩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存在缺陷。（2）企业内部控制执行力方面存在缺陷。（3）企业内部控制缺乏动态完善和改进。还发现：一是任何公司和机构内部控制和管理体系的完善需要适应经济活动的发展。二是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机制强调在设计和运行上“双重有效”，尤其强调内部控制的执行力。三是任何公司和机构对员工的管理都要通过合理的业绩考核和激励约束制度，保障他们的创新符合公司长远利益，而不是纵容他们盲目追逐短期利益。

有学者实证分析了公司产生内部控制审计需求的动因。研究结果表明：（1）管理层持股比例越低，对内部控制审计的需求越高。（2）第一大股东为绝对控股股东、公司规模、净资产收益率、国有股权性质与内部控制审计需求正相关。随着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内部控制审计需求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支持了内部控制审计需求的代理假说。

有学者实证研究了独立董事信息获取成本如何影响他们的监督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影响是通过给他们机会调查内部控制审计披露决策来实现的。当内部使用者和外部董事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较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得比例较高时，一个公司更可能自愿披露他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公司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以及随着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数量的增加，高管薪酬与企业盈余之间的敏感系数在降低，这种情况仅出现在公司披露公司层面内部控制缺陷时，即高管薪酬与企业盈余之间的敏感系数不受账户层面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

有学者以紫鑫药业案例为依据，揭示出了关联方交易舞弊背后隐藏的实质性原因。指出内部控制在舞弊审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应的会计准则和内部控制规范以及舞弊审计程序是公司关联方交易舞弊风险的三道控制线，也是有效控制关联方交易舞弊的3个切入点。通过案例分析，指出紫鑫药业关联方及其交易存在的问题事实上也是隐瞒关联方及其交易，通过自买自卖的关联方交易编造了虚假财务数据。

有学者通过对恒源祥“涉嫌”非法传销集资案例的思考指出3点加强对虚拟企业管理控制制度的建设的方法。第一，以共赢的战略目标为导向，选择对虚拟组织的成功有着重要影响和意义的合作伙伴。第二，构建对加盟店多维度的财务和运营监控制度，尤其要锁定其“禁止行为”。第三，制定奖励方案，建立合作共赢的利益分享机制,提高合规履约的奖励方案。

（三）风险管理研究。

有学者从现金流量的角度来研究高校财务风险问题。在界定高校财务风险内涵的基础上，将其划分为高校日常运营风险、投资风险及筹资风险。基于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构建了现金流量模型下的高校财务风险评价体系，并通过算例检验了体系的适用性。结果表明，该体系有助于评价高校财务风险状况,说明高校财务风险的具体成因，为防范与控制高校财务风险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诊断工具。

有学者依据系统性、环境分析等原则为起点，构建了包括目标层、管理层和基础层3个层面，管理目标、实施主体、程序方法、保障体系和管理基础五要素在内的新型集团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框架，从宏观视角建立了自上而下的风险管理体系。

有学者研究企业集团内部企业“地位”与业绩波动的关系以及银行信贷决策是否考查企业的业绩波动。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处在金字塔越低端，业绩波动越大；企业的国有属性能降低金字塔层级与业绩波动的关系；业绩波动越大，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少。

有学者基于智能风险管理理念，将风险导向的分析工具融入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过程，运用先进的风险评估技术，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框架，并以BJNY集团的环境、健康和安全管理为例，分析了该框架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风险控制方面的具体运用。

七、审计研究

（一）审计方法与技术研究。

旨在预测财务报告舞弊的3个因素中，机会和压力与舞弊密切相关是普遍受到承认的，而态度和借口与舞弊的关系却是相对不明确的。因此，有学者运用实验研究方法，检验了参与者在报告后的感受、他们是否以及如何为其行为寻找借口、两种倾向是否以及如何与借口和负面情绪相关联。结果表明，态度和性格能够预测错报，而借口是错报的结果。

有学者根据审计证据的三角框架，采用实验方法检验了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审计师是否会基于外部证据改变其根据基本的经营业绩信息做出的舞弊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在客户使用的掩盖策略致使财务报表与客户经营模式业绩不一致时，评估的舞弊风险水平更高；当来自财务报表的审计证据与描述关键业务流程的内部证据表明了不一致的舞弊风险水平时，不利（表明舞弊风险高）的外部证据比有利（表明舞弊风险低）的外部证据会导致更高的舞弊风险评估；当来自财务报表的审计证据与描述关键业务流程的内部证据表明了一致的舞弊风险水平时，外部证据在二者同时表明低舞弊风险和二者同时表明高舞弊风险的情形下都不会显著影响舞弊风险评估。

有学者将信息风险区分为基本面、信号传递、机会主义行为与纯噪音4方面风险的思路，研究审计师是否对信息风险的不同构成进行了区别对待。以报喜“无变脸”代表信号传递风险或无风险，以“其他调增式变脸”代表基本面与机会主义披露策略的混合风险。实证分析发现“调增式变脸”更容易得到非标意见。

有学者以注册会计师审计为背景设计情景模拟实验，检验时间压力和知识异质性对审计判断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时间压力和知识异质性对审计判断绩效的影响具有交互效应。时间压力能够调节知识异质性对审计判断绩效的影响方向；知识异质性能够调节时间压力对审计判断绩效的影响程度，知识异质性高时，时间压力对审计判断绩效的负面影响更大。

有学者对影响审计人员思想方法的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实证方法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验证，以期为审计人员改进和提高思想方法水平提供正确的路径。该学者建议，通过提高知识水平和完善知识结构，提供多渠道实践锻炼的机会以及实行多岗位的锻炼机制等措施提高审计人员的思想方法水平。

（二）审计师变更与审计合谋研究。

有学者从会计师事务所和上市公司政府背景的角度，研究政府控制对审计师选择行为及其后果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国有企业更可能选择中央政府背景的会计师事务所，地方国有企业更可能选择本地地方政府背景的会计师事务所，且中央所和本地所分别更可能对中央国有企业和本地地方国有企业出具标准审计意见。

SOX法案颁布以后，逐年增加的财务重述和会计师事务所辞任的数量引起了会计准则的制定者和财务信息使用者的强烈关注。因此，有学者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证明了财务重述和会计师事务所辞任（以会计师事务所意愿为主）间存在重大联系。

现有的研究也表明管理层在审计意见购买上通常都会遭到失败，有学者认为审计师的变更可能是因为控制人的变动或是公司自身经营差。实证分析表明，控制人变动与审计师变更显著正相关；当控制人变动程度较大时，公司更容易更换审计师；对于控股股东和审计师都更换的公司来说，当继任的控股股东是受不同地区政府控制时，公司更容易更换审计师，并且继任的审计师一般是与新的控股股东来自同一地区的小型审计师。

有学者研究了高管薪酬管制与审计意见和审计师选择的关系。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在实施高管薪酬管制政策的同时，经理人可能通过降低会计信息质量规避社会监督，从而遭受了更多的“非标”审计意见，增大了企业的代理成本。另外，国企经理人会通过选择不同质量的审计师来应对增加的代理成本。

交叉上市公司需要提供双重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因此有学者研究了交叉上市公司的审计师选择和应计模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与“非四大”的审计客户相比，“四大”所审计的客户具有更低的无符号的应计利润，特别是操控性应计利润；“非四大”的审计客户更容易低估他们的盈余，未来的应计利润有更大的转回；“四大”事务所审计对提高交叉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有显著影响。

（三）审计质量研究。

有学者从盈余管理风险判断的视角研究了媒体报道对审计师专业判断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媒体关注会加大审计师对审计失败暴露的担心、会降低审计师对审计风险的容忍度，进而媒体关注会增强盈余管理行为与审计收费的正相关关系。

有学者以审计师对财务重述公司的审计意见决策行为衡量审计质量，重新检验客户重要性与审计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客户重要性水平越高，审计师越不倾向于对财务重述公司出具严厉审计意见；然而，随着客户风险性质严重程度的提高，客户重要性与审计师对财务重述公司出具严厉审计意见的可能性由负相关转变为不相关。

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于2007年11月正式以AS5替换原AS2准则，以解决在前准则下审计费用激增的现象。有学者研究了AS5对审计费用和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AS5的推行的确减少了审计费用，实施AS5后审计质量并无显著影响。

有学者从事务所规模的角度研究了监管风险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大事务所只对监管风险较高的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事务所面临的监管环境改善后，大事务所才对所有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审计质量与事务所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再依赖监管风险而存在。

有学者以2003年由证监会遴选执业注册会计师出任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身份公开为背景，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声誉对其审计的IPO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实证研究证明，发审委专职委员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IPO财务报告盈余质量，无论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均有显著提高。

公司盈余管理的存在加大了错报风险，审计师往往采用非标准审计意见来警告公司存在的盈余管理。有学者结合审计任期研究了此问题，发现审计任期对审计师辨别盈余管理是决策有用性还是机会主义性具有显著影响。审计任期越长，审计师的辨别能力越好，长审计任期的审计师更可能对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发表非标意见。

（四）审计定价研究。

有学者研究了内部控制风险与审计定价的关系。研究结论包括：内部控制风险越高的公司，审计收费越高；内部控制信息内容越全面的公司，审计收费越低；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内部控制发表意见完整的上市公司，审计收费低；设立了内部审计部门的公司，审计收费较低。结论表明，内部控制风险是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确定审计定价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学者研究了会计准则与审计定价的关系，发现在实行新准则后审计市场集中度和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而审计收费却显著增加；其原因是新会计准则的实行提高了上市公司市场风险，从而提高了审计师的预期审计风险。

同一企业集团内的多家上市公司可能委托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那么集团统一审计安排下的审计收费是否与单独审计会有所不同？有学者进行的研究表明，集团统一审计不但不能降低审计收费，反而会增加审计收费；选择大所进行统一审计可以降低审计费用，而小所执行统一审计则可能存在牺牲独立性以获得更多审计收费的情形。

也有学者研究了会计稳健性与审计收费的关系，发现：对于会计师事务所而言，作为一种风险控制策略，强制审计客户保持一定的会计稳健性能够降低审计风险，从而降低审计收费；但稳健性发挥作用受到法律环境和诉讼风险的影响，仅对同时发行A股和其他类型股票的企业起到了显著作用。

（五）审计意见的经济影响研究。

有学者研究了非标准审计意见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发现非标准审计意见虽然存在信息含量，但由于其他因素（如政治关联以及控股股东支持）的作用，其在早年并未显著影响公司的银行融资；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会获取更多的关联方资金，这可能是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公司的融资约束有所缓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学者采用债务增量作为债务契约的度量指标，实证检验了银行关联是否影响审计意见与债务契约的关系。结果表明，非标准审计意见与企业的短期借款融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与长期借款融资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银行关联企业获取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对债务契约的负向影响弱于非银行关联企业。

有学者研究了审计师质量、产权性质与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衡量因素与相互关系。研究发现，审计师质量与资本结构正相关，审计师质量越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流动负债率越高；相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审计师质量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在民营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

有学者研究了现金股利和注册会计师外部审计在降低公司代理冲突方面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公司支付的审计费用越高，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概率越低，公司支付的现金股利越少；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则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可能性越高，公司支付的现金股利越多。该结果支持现金股利的替代理论。

八、财务管理理论

（一）财务学研究方法。

有学者就财务学实证研究的科学方法进行探讨，认为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在于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以及经验考验的合理布局与衔接。作为实证研究基础性环节的文献回顾，不仅提供了用于理论分析和经验考察的基本概念及知识，而且可以形成指导后续研究的理论框架。理论分析是实证分析的重心，将形成新颖的命题或预测。经验考察是实证研究的主体性工作，它涉及定性观察和定量观察。只有准确把握实证研究的基本要件才能为财务学的实证研究既可以积累知识又可以解决问题。

有学者就资产专用性、声誉与企业财务契约自我履行进行实验研究，并深入探讨。认为财务契约的不完备性使其更接近所谓的纯粹自我履行契约，资产专用性沦落沉没成本和声誉资本的贬值是对财务契约违约者的私人惩罚机制，同时也构成了缔约者的私人履约资本。因此财务交易包含的资产专用性和交易主体的声誉是构成财务契约自我履行的基础，也是决定财务契约自我履约范围的关键因素。他们以MBA和MPAcc学员为被试对象进行一项实验，检验了资产专用性、交易主体的声誉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财务契约自我履行促进作用的理论假说，同时也检验了在相同条件下良好的法律环境有助于促进财务契约自我履行。

（二）期权理论。

有学者就实物期权理论两个新应用领域进行研究，认为可以将实物期权理论与博弈论结合探讨战略投资。提出打通实物期权和博弈论的另一个富有创意的做法，就是在列举Dixit和Nalebuff（1991）提出的指导博弈问题解决的规则后，补充了一条规则：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序贯博弈的后向归纳法中运用实物期权和确定性等价估值。他们将实物期权理论与信息经济论结合探讨了房地产抵押贷款风险监测。银行对房地产行业抵押贷款违约风险监测主要解决的是信息不充分或不确定性。实际上，正是未来的不确定才使得房地产抵押贷款违约风险的监测成为必要。不确定性在信息经济学和实物期权理论之间形成了一个结合点，使两者结合起来为如何提高房地产抵押贷款风险监测效率提供了一个新视角。风险监测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却不能消除不确定性。实物期权对不确定性进行估值，从而把信息经济学中“信息只有改变决策才有价值”的论点直接体现在银行管理层风险管理决策的改善上，建立、调整、实施战略选择期权。因此，把房地产行业抵押贷款违约风险监测的重点放在关注信息不充分而不是信息不对称时，能够将信息经济学和实物期权理论合理的联系起来，使他们共同构成房地产行业抵押贷款违约风险监测框架的理论基础。

有学者就制度环境、控制权私利与流通权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制度越完善，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越少，法律机制越健全，则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牟取控制权私利的能力越低、成本越高，进而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倾向于支付较高的股改对价以换取流通权，提高其所持股份的现金流权价值。

有学者就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在我国的发展方向进行研究，认为引入经理人股票期权有助于协调公司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冲突，经过科学设计的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对公司的生存、发展和全社会的变革产生深远影响。

（三）EVA理论。

有学者基于流动性风险管理的EVA改进进行研究，他们认为由于不同类别的资产在经营中的风险不同，根据资产来源确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基础，对于经营风险较高的流动资产应增加一个风险溢价成本。而企业在流动性风险管理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应收账款和存货的管理，例如应收账款带来的呆坏账风险和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存货带来的利息与存货价格变动的风险等，所以应收账款和存货的存在会产生风险溢价，占用的资本成本应高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因此，CEVA（即改进后的EVA）在计算上等于（EVA-a%应收账款-b%存货），其中a%、b%分别是应收账款、存货以基于资产来源确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为基础确定的风险溢价成本。通过对10家上市钢铁企业进行实证分析，证明了改进后的经济增加值指标CEVA更加贴近市场对企业价值的判断和经营绩效的认可，能够加强企业流动性风险管理，具有综合、简单、易操作的特性。企业采用CEVA的最终目的并不单单是追求一种理论上的业绩评价指标，而是希望能够通过CEVA这个业绩评价指标的推动来影响和改变企业决策者、管理者和员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从而达到与市场评价一致、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四）融资理论。

有学者就企业供应链融资能力评价进行研究，在建立指标评价体系的时候运用的是模糊灰色综合评价方法。在对指标进行选择的时候主要从3个方面来入手：首先是宏观层面，选用的指标有：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行业环境；其次是中观层面，主要考虑的是：供应链整体状况、供应链主体企业状况、与融资企业有交易的供应链上下游厂商状况；最后是微观层面，主要考虑的因素有：自身基础素质、盈利能力、经营创新能力、偿债能力、成长潜力、交易与信用状况。对这些层面的各个指标还要进行筛选，以选取出最适合的指标来构建指标体系。最终作者构建了一个三维的指标体系，主要用以评价企业的供应链融资能力来更好地帮助企业。

有学者就企业规模与融资来源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规模越小，银行债务融资占总资产的比重越小，股权融资相对于银行融资的比例越大。这一结论不仅在中国的企业数据中得到了实证支持，也被跨国的公司层面的数据所验证，说明该现象并非是由我国特殊行政政策导致的，中小企业受到融资抑制与它们所处的环境的金融体系密切相关。在中国这个银行体系占主导，直接融资相对不发达的国家，中小企业可能会受到更多的融资限制。

有学者就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的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他们认为政治关联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微观机制在于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政治关联具有信号传递功能，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有可能是绩效较好的优质企业，从而能降低资金供求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这是政治关联的信息效应；政治关联能够让民营企业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部分消除政策歧视，在核心要素供给、税收缴纳以及市场准人等方面获得与国有企业类似的优惠待遇，从而切实提高企业市场价值，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这是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一是起到了信号发送功能，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二是缓解融资约束还存在资源效应，且资源效应占主导地位。尽管政治关联能够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但是借助政治关联实现资金配置，仅仅是市场化融资方式受限情况下的一种替代手段，其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并且在客观上导致了民营企业内部的不公平竞争，也为寻租与腐败提供了空间，不利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因此，要从根本上帮助民营企业走出融资困境，需要尽快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更为健全的正式制度保障。

有学者就为什么小微企业融资缺口越来越大进行理论分析，他们认为在现有金融体制和银行结构背景下，转型经济体欠成熟资本市场的“额外信贷门槛”是制约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直接根源，采取措施降低这部分门槛是缓解中国小微企业“麦克米伦缺口”不断加大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而在转型期，商业银行因自身认知能力不足、社会经济制度动态变动、监管政策无法预期等原因而产生的风险规避则是抬高中国小微企业融资门槛的间接原因。建议从构建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引导民间金融正规化、培育社会信用担保市场、降低商业银行的政策性风险规避等4个方面采取对策降低小微企业的“额外信贷门槛”。

有学者就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进行研究，认为：一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应建立关系性融资互动机制，同时，应逐步放开民间借贷市场，鼓励中小企业资产证券化融资，建立具有政府背景的证券化融资中介机构。二是发展融资租赁业务等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加强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加快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风险补偿制度，推进社会征信系统建设等措施优化企业融资市场环境。三是加强金融机构、服务机构和监管部门建设，实行差别化的服务与监督，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创造良好的融资政策环境。四是引导中小企业进行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的自身实力，加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内源性融资力度。

有学者就不确定环境下的项目融资租赁金计量模型进行研究，他们首先对不确定环境下的项目融资租赁金计量的主要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以判断对租赁金计量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在此基础构建了不确定环境下的项目融资租赁金计量模型，将参算因子取值的不确定下嵌入到模型中，使其计算结果能够更大程度地保障出租人收益。他们还结合实际案例，验证了不确定环境下模型的有效性。

（五）投资理论。

有学者就政府治理、产权偏好与资本投资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会提高公司的资本投资规模；政府治理影响企业资本投资与投资机会的敏感度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治理能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有学者就基于财务视角的价值投资策略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价值投资在我国的有效性，这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简单的、能获得更大收益的价值投资策略：即先选择高F-SCORE公司组合，再在其中选择低估值指标组合进行投资，并长期持有。

（六）资本结构理论。

有学者就国有产权、预算软约束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程度越大，它们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越慢，实际资本结构对目标的偏离度也越大。这一结论表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导致国有企业改善资本结构的动力较弱，因此阻碍了它们采取积极的资本结构调整措施。同时也意味着，预算软约束是导致国有企业未能高效利用资本资源的重要原因，具有严重的经济后果。

有学者就行业特征、创新战略与资本结构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发现：（1）行业特征是影响微观企业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2）大多数上市公司在实行创新战略时往往通过债务融资的方式，面临着很大的困境和财务风险。（3）行业竞争程度既对公司资本结构有着显著的直接作用，也会通过影响公司创新战略来间接影响资本结构决策。（4）行业成长性对公司资本结构决策具有间接作用，即行业成长性会加强创新战略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为了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可持续发展，可以推进以下几点政策：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建设，给企业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渠道；营造良好的产品市场竞争环境，加强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应合理配合创新战略的实施；规范企业自身运营管理，提高企业管理的透明度，以便提供符合金融机构要求的、完整的、真实的财务报表，加强与外部投资者的沟通。

有学者就企业金融微观结构进行研究，认为传统研究方向有其不足之处：第一，资本结构和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资本结构和融资行为解释理论，从商业实践角度看，资本结构及融资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关注的问题比较外在、表面和单边，相对于肉眼看企业，缺乏商业应用价值。第二，由于金融合约理论以经济学家角度和方法为主，高度抽象，从商业角度看，其理论假设和结论过于简单，与现实中丰富的金融工具、合约和交易结构还有很大距离。第三，西方金融学术界对于金融创新和证券设计的研究主要基于其高度发达的证券市场，关注的是可交易、标准化的证券化融资工具及其定价。对大量的非上市企业、非证券化、非交易型的金融工具及交易结构的关注较少。提出了企业金融微观结构的概念并且认为，商学院的公司资本结构研究应该区别于经济学，深入到金融工具交易结构的微观层面，才能更深刻、真实地揭示金融实践原理，更好地指导金融实践。

有学者就税率变动、破产成本与资本结构非对称调整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低负债企业的资本结构对税率上升更为敏感，而高负债企业资本结构则对税率下降更为敏感。这个结果表明负债导致的破产成本的非线性变化导致了在税率变动下的企业资本结构的非对称调整。

有学者就资本结构选择偏好、成长性与公司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绩效整体呈负相关；在考虑内生性基础上，资本结构对绩效的负面影响提高了；不同负债水平下，资本结构对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且负债水平越高，资本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越大；在不同成长性水平下，资本结构与绩效都是负相关的，且成长性越低，负面影响越大。因此，对于负债水平很低的公司，再融资过程中充分考虑财务杠杆的作用，以促进资本结构选择对企业绩效有利的影响；对成长性较低的上市公司，应尽量减少债务融资的比重，减少负债融资对绩效的负面影响；而高成长性公司，增加债务融资可以降低股东与管理者的代理成本；相比较低成长性的公司，负债对绩效的负面影响要小得多。

有学者基于财务权变理论的资本结构调整问题进行研究，并进行了案例分析。他们修正发展了财务权变理论，提出财务权变理论的路径依赖、外部环境、内部因素和可持续发展4个维度，试图构建起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问题研究的综合性分析框架。通过分析J集团的资本结构调整行为，提出企业可以通过实践财务权变理论来获得最优资本结构，进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测度与评价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权益资本成本是公司筹资和投资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然而，如何测定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目前尚没有得出统一结论。他们从事后和事前两个角度测度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并从经济和统计两个角度对不同的测度进行了评价。研究得出，不同方法得出的权益资本成本测度差异明显，最大差异达到了12.13%，这些差异对我国公司融资顺序是否主要基于资本成本考虑的判断会造成重大影响。从经济角度看，事前权益资本成本测度要优于CAPM和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下事后权益资本成本，在事前权益资本成本测度中，国内外文献中普遍运用的GLS模型下的权益资本成本表现不够理想，而PEG和MPEG模型下的权益资本成本能更好地捕捉各风险因素的影响，尽管其时间序列计量误差方差相对较大。

有学者就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确实存在互动关系，在企业绩效中资本结构、成长能力、股权集中度、董事会兼任经理人和企业规模都对其有显著影响，而在资本结构中盈利性、成长能力、偿债能力、资产担保价值和企业规模5个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九、公司理财实务研究

（一）公司融资。

有学者就可转换债券：融资工具还是制度安排进行案例研究，结论表明，可转换债券不仅是一种融资工具，更是一种制度安排，即具备公司治理功能，从而使得机构投资者能够参与发行企业的公司治理实践。他们还发现，可转换债券契约条款的设计和运用是发行企业和投资者双方利益博弈的结果。机构投资者投资可转换债券使发行企业不仅面临价值变动风险，还面临控制权转移风险，具体表现为：可转换债券发行后，机构投资者可利用有利于自身的条款掌握主动权；转股完成后，发行企业面临的被敌意收购和被竞争对手持股的风险加大等。

有学者就中国特定制度背景下IPO市场时机选择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在我国政府发行管制的情况下，第一，中国的IPO市场时机包括企业自主选择的时机和政府发行管制的时机。第二，我国IPO市场时机对企业资本结构的显著影响来源于政府管制带来的择时效应。第三，企业择时不能对杠杆率产生显著影响。第四，政府择时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是持续显著的，发行管制对企业市场时机选择和最优资本结构造成的扭曲在短期内不能被纠正。

有学者就股权融资成本软约束与股权融资偏好进行研究。一是在辨析资本成本和融资成本、硬约束成本和软约束成本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针对其他学者的观点提出质疑并且进行评析。二是对股权融资中的成本因素及其形成和作用进行了重新审视，提出并论证了股权融资成本软约束假说：由于构成股权融资成本各因素约束力的差异而造成股权融资成本低于债券融资成本，这是股权融资成本偏好的第一层动机；由于中国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存在的诸多制度缺陷，导致股权融资成本对企业内部人的融资决策缺乏约束力，使融资人以最大化个人效用函数为目标选择融资方式，这是造成股权融资偏好的第二层动机。由于股权融资偏好存在诸多不利影响，提出了以下结论和建议：加速国有股减持，防止内部人控制与外部人内部化；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监督；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市场监督；加强公司债券市场建设，拓宽融资渠道。

有学者就在职消费与融资约束进行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发生了较高在职消费的公司，会面临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各企业中发生的在职消费与所引致的私人收益不同，授信方根据在职消费的不同水平而将企业区分为具有不同质量的客户，并认为出现较高在职消费的企业存在较大的道德风险，从而限制对其的授信额度，使这部分企业较易陷入融资困境，所受融资约束也较大。第二，如果除在职消费水平外，其它情况均相同，则出现较高在职消费的公司受到融资约束的可能性也较大。产生不同融资约束财富临界值的原因也是由于在职消费与其私人收益不同所引致的道德风险和激励约束不同。

有学者就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主要是通过对内源融资约束的缓解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其政策效应呈现逐年显现的状态；增值税转型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强于国有企业；高管的金融背景越强，增值税转型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越大；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增值税转型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越大。

有学者就集团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框架进行探讨，他们认为大型集团企业日益成为企业组织形式发展的主要方向，然而伴随企业组织规模的扩大与组织层级的增多，财务风险的传导性与危害性变得更加显著，因而如何遏制随着企业规模扩张而不断增大的财务风险便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他们依据系统性、环境分析起点等原则，构建了包括目标层、管理层和基础层3个层面，管理目标、实施主体、程序方法、保障体系和管理基础五要素在内的新型集团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框架，从宏观视角建立了自上而下的风险管理体系。

有学者就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与资本结构进行实证研究，分析表明，当货币政策变化影响到信贷供给时，未受约束企业的资本结构在政策紧缩时受影响较小，而受约束企业的杠杆率随着政策的紧缩（宽松）而减小（增大）。考察我国2003~2009年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在政策紧缩时经验证据与理论分析一致；但在政策宽松时资本结构的调整与“信贷观”并不一致，受约束企业的杠杆仍然较小，未受约束企业的权益及债务均较大。研究结论对于解释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及企业融资政策，改进金融监管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有学者就市场地位、商业信用与企业经营性融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商业信用和银行借款都会向市场地位高的企业集中，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和银行借款融资的“替代关系”在市场地位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即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同时可以获得来自商业信用和银行借款的融资；而二者的“替代关系”在市场地位低的企业中相对较低甚至不存在，由此突显出市场地位低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

（二）公司投资。

有学者就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的加入不仅可以抑制公司对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而且可以增加公司的短期有息债务融资和外部权益融资，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现金流短缺所导致的投资不足问题。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不同特征的风险投资机构均可起到抑制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的作用，但只有高持股比例、高声誉、联合投资或非国有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才能够显著地改善外部融资环境，缓解现金短缺公司的投资不足问题。

有学者就货币政策、民营企业投资效率与公司期权价值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当民营企业面临较好投资机会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提高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当民营企业面临较差投资机会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降低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相对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在宽松货币政策时期，给定净资产、高盈利能力民营企业的权益价值与净利润之间的正向关系（体现增长期权价值）更强；相对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紧缩货币政策时期，给定净利润，低盈利能力民营企业的权益价值与净资产之间的正向关系（体现清算期权价值）更强。这些发现意味着，货币政策影响了公司的融资环境，进而影响了公司的投资策略，并且这种影响最终体现为公司的期权价值。

有学者就投资者情绪、经理激励契约与企业投资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噪声交易者的情绪、噪声交易者所占的比例、投资者的风险规避系数、企业投资等因素决定了公司股票价格错误定价程度；如果经理薪酬与股价相关，则股票价格会影响经理财富，进而影响经理的投资决策；高管持股会诱发高管利用投机的股市进行过度投资，而与股价弱相关的货币薪酬没有这种作用，而且经理薪酬的这种作用因企业实际控制人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上市企业的高管持股在经理投资决策中具有负面的公司治理效应。

有学者就国有企业改制、董事会独立性与投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存续分立公司的大股东代理问题和管理者代理问题比非存续分立公司严重，其投资效率显著低于非存续分立公司，独立董事可以减少因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而造成的投资不足问题，但没有证据显示独立董事可以减少因管理者代理问题而产生的过度投资问题。上述结果说明，国有企业改制模式和董事会独立性对于国有企业改制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由于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的形成机制不同，因而独立董事对其公司治理作用也有所差异。

有学者就过度投资、债务结构与治理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房地产开发企业存在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的行为，债务融资总体上对房地产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具有抑制作用，其中银行借款不能抑制其过度投资行为，反而与过度投资呈正向关系；商业信用能够有效抑制其过度投资行为。

（三）公司并购。

有学者就基于协同效应量化的价值创造性并购绩效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1）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并不完全一致，整体上，上市公司并购协同效应产生现金流的提升幅度不如非上市公司显著。（2）并购动机对并购绩效有显著影响，以政策导向为主的并购动机协同效应最强，企业并购业绩最好，以市场导向为主的并购次之，以投机导向的并购绩效最差。就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比较而言，非上市公司以市场导向并购的并购绩效要高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对于获得政策资源为动机的并购绩效更好。（3）并购方式对并购绩效有显著影响，横向并购与纵向并购的并购绩效优于多元化并购，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不管横向并购还是纵向并购业绩均显著。

有学者就企业跨国并购中的财务整合及风险问题进行研究，他们认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率非常低，通常会遇到以下问题：（1）对跨国并购与长期发展战略的认识缺失。（2）对并购后财务整合的认识问题。（3）跨国并购后的财务体系、管理制度及人员整合问题。（4）跨国并购中的融资和支付问题。（5）管理信息系统中存在的问题。（6）会计核算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而我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会遇到一些隐患与风险，主要包括：（1）目标公司的隐性债务和或有负债隐患。（2）跨国并购中的汇率风险。（3）国内外政府机构审查的风险。（4）政治和政策风险。（5）工会组织阻挠的风险。并购后能否把被并购企业完全融合进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整合，特别是财务整合、人力资源整合和文化整合，以便实现企业战略、企业文化的认同度和思想的统一。针对存在的问题、风险和隐患，提出以下两点建议：（1）重新认识企业财务整合。在整合阶段，经营和业务上固然需要整合，但这些问题早在并购前的战略确定和并购决策时就已经路径清晰，而财务和人力资源上的整合必须待并购协议签署完成后来进行。所以在并购后必须进行整合，否则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2）重视企业财务的整合、人力资源的整合和文化的整合，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有学者就公司并购的税收效应进行研究。一是公司并购是否存在税收动机。关于公司并购的税收动因效应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结论。二是税收对公司并购交易量和定价的影响。三是税收因素在并购交易层面的影响。四是跨国并购的税收效应。该学者认为，对并购税收效应，未来可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一是构建理论分析框架，考虑税收因素和非税收因素可能产生的交互影响；二是结合代理理论，研究CEO或其他控股股东的税收偏好对并购定价和交易结构的影响，目标公司潜在的税收风险可能源于并购前实施盈余管理或激励的避税手段。

（四）公司绩效。

有学者就中国国有企业整体上市绩效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整体上市中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整体上市模式不同，其绩效差别很大。本文样本公司的整体上市模式选择反映出大部分国有企业在选择整体上市模式时，主要从整体上市时涉及到的现金流和整体上市后公司控制权两个方面来考量，没有充分考虑到整体上市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二是注入资产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整体上市的效果。如果不利用整体上市为契机注入优质资产，将给国有上市公司带来隐患，不利于企业的长久发展。三是整体上市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缺乏延续性。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科学制定整体上市标准。在整体上市时，一定要科学制定标准，严格审查拟注入资产，对非法经营性资产进行剥离，保证参与资产的质量。第二，选择适合企业发展的整体上市模式。不同的模式在整体上市行为发生时所引起的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母子公司关系变化都不甚一致，企业应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整体上市模式。第三，以整体上市为契机，促进企业主营业务的深度整合。完善上市公司的产业链，减少母子公司的关联交易，消除同业竞争，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第四，促进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着力改善公司治理。通过整体上市，有利于公司治理外部约束机制作用的发挥，从而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治理水平。第五，科学定位政府的角色与功能，完善资本市场发展。政府应当不断完善与中小股东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加强对广大中小投资者的保护。

有学者就自由现金流、管理层防御与企业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企业持有的现金流与管理层防御正相关；在自由现金流一定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层进行防御的可能性比国有企业更大；同时证明了以前学者关于管理层防御与企业绩效负相关的结论。为了降低管理层防御给企业绩效带来的影响，他们建议：（1）适度提高管理层的持股比例。（2）企业红利上缴强制化、规范化。（3）完善约束管理层的内部环境。（4）加强第三方治理。

有学者通过建立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的联立方程模型,应用广义矩估计法(GMM)对联立方程进行估计研究,考察创业板上市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确实存在互动关系,在企业绩效中资本结构、成长能力、股权集中度、董事会兼任经理人和企业规模都对其有显著影响,而在资本结构中盈利性、成长能力、偿债能力、资产担保价值和企业规模五个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

有学者就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有效性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披露日、行权日以及出售日前都会进行盈余管理。这也表明经理人具有较大的自利机会主义行为，为使自身获得更大的收益，会在披露前进行向下的盈余操纵，降低经理人股权激励的获取成本；而在出售持有的股票时，即会进行向上的盈余操纵，提升股价，进而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水平越高，越容易引起盈余操纵，说明占据我国70%激励模式的股票期权具有较大的负面效应，并非最优激励模式。

有学者就中国企业非财务绩效考核的实践问题和研究挑战进行探讨，中国企业非财务绩效考核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绩效指标选择问题、绩效指标质量问题、绩效指标权重分配问题、绩效指标考核的制度和人事设置问题、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问题等。非财务绩效考核研究面临的挑战主要有考核指标选择缺乏可执行的理论指引、非财务指标质量的决定因素不明、绩效指标权重分配细节研究匮乏、对绩效考核人文因素重视不足、对非财务绩效考核结果应用研究不力。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对策是系统地解决非财务绩效考核面临的挑战、构建延展性良好的研究框架、加强非财务绩效考核的案例研究与实地研究。

（五）公司其它理财实务。

有学者就我国中小上市公司财务失败预警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构建中小上市公司财务预警时，公司治理指标是财务指标的有益补充，可以有效消除由于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造成的财务信息失真情况。研究结果也显示，财务指标极端值样本对Logistic模型的预警效果具有重要影响，而使用排除极端值样本的稳健Logistic回归则提高了模型的预测能力。

有学者就资金链断裂成因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他们认为企业资金的缺口主要有长期性的资金缺口（企业长期资产占用的资金）、经营性资金缺口（企业日常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求）、支付性资金缺口（前两者的结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现金支付安排不合理、过度赊账销售、存货过多、企业运转失灵、经营亏损、经营性负债过多、债务结构不合理、长期投融资安排不合理、企业成长性差等。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资金链断裂主要是由企业出现难以弥补的资金缺口造成的。货款拖欠、库存积压、亏损严重是导致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重要原因。识别正常企业的最有效的指标为未分配利润占比；总资产增长率和债务偿还保障率对不存在资金链断裂风险的企业也有很强的识别能力。

有学者就公司特征、股权结构与股票流动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在公司特征方面：（1）公司规模越大，股票流动性水平越高，且这一关系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更加稳健。（2）杠杆水平越高，股票流动性水平越低。（3）市值账面比越高，股票流动性水平越低。（4）盈利性水平越高，股票流动性水平越高。（5）公司上市时间越长，股票流动性水平越低。（6）现金股利发放水平越高，股票流动性水平越高。在股权结构方面：（1）如果在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之前，贸然降低大股东持股比例只会降低股票流动性，股改后大股东股份变得可交易确实恶化了投资者的信息环境。（2）股权制衡度与股票流动性呈负相关，但并不显著。（3）高管持股比例的提高会提高股票流动性。（4）机构持股比例越高，股票流动性水平越低。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财务管理能力认证体系构建，借鉴国际权威认证体系经验，他们认为三大国际权威认证体系对我国企业的借鉴价值可以从4个方面进行说明：第一，认证主体的权威性和多元化。第二，认证客体差异的兼容性可以让更多的上市公司参与进来，都能够接受认证体系的监督和指导，从而可以扩大体系的影响力。第三，认证流程的自愿性与强制性相结合，包括主动申请与自愿披露和认证结果与持续改进，能对企业财务管理能力的持续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第四，认证指标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一方面可以考察上市公司短期内业绩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衡量上市公司各方面的综合实力来实现对其未来发展趋势的预估。

有学者基于在职消费视角就自由现金流的代理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自由现金流量和在职消费正相关，证明过多的自由现金流量增加了企业的代理成本，助长了高管的在职消费。在现金流相同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在职消费更为严重。在职消费水平与企业绩效负相关，相关系数较高且显著。说明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有严重的负面影响。他们提出了优化和控制自由现金流的政策建议：合理制定高管薪酬方案，加强披露有效性、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实行预算控制、完善预算管理，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规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

有学者就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指数编制的意义、思路与实现路径进行研究。他们系统分析了上市公司司财务指数编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指数性质界定及其构成、以及指数编制的基本思路和关键问题。认为，编制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指数是对会计信息和财务分析的拓展，与传统会计和财务信息相比，财务指数的信息更加具有综合性、动态性、系统性，是对传统会计与财务分析理论的拓展与升华；科学合理的指标选取、指标赋权和指数生成方法是编制财务指数的关键；公开、可重复收集的数据基础和恰当合适的编制与发布主体，也是财务指数研究和编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有学者就中国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进行调查研究。分别以2011年2177家上市公司、2010~2011年1864家可比上市公司和2007~2011年1347家可比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营运资金管理绩效的行业总体分析、行业趋势分析、地区比较分析和专题分析，从渠道和要素两个视角对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和透视，得到以下结论：（1）上市公司营运资金整体占用水平持续增高，营运资金管理绩效降低较为普遍。（2）上市公司营运资金要素管理水平较为成熟，但渠道管理意识有待加强。（3）上市公司对商业信用的依赖度较强、短期借款和供应链依赖度较为稳定。（4）高度外向型行业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较低或有较大幅度的降低。（5）战略性新兴产业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全面下滑。

有学者就财务战略驱动企业盈利模式进行案例研究，他们以苹果公司为分析对象，从财务战略驱动视角，透视苹果公司持续轻资产模式运营的基本要点，包括实施简化生产和标准化零配件、快速供应链、极短的存货周转期、高额现金储备和营运资本、小额固定资产投资、巨额研发与销售终端投资、并购技术性优势企业、内源融资主导等，这些轻资产战略的基本特征的概括既丰富了财务战略的理论主张，也给企业战略管理实践提供了许多实际操作性启示。

有学者就股权激励与股利分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公司的送转股水平和现金股利水平从公告计划前一年起显著高于非股权激励公司；上市公司公告股权激励计划对送转股现金股利水平均有正向的影响，但从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来看，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较为适合自身的特征，但在送转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依然“异常高送转”，表明送转股是管理层眼中最大化其股权激励收益的更为理想的掘金工具。

十、公司治理研究

（一）代理成本与公司治理研究。

有学者从双重代理成本视角实证分析媒体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机制是否有利于事前约束公司内部人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帮助上市公司缓解代理问题。得出结论：上市公司的双重代理成本越高，受到的媒体关注和报道就越多，而高水平的媒体报道能够降低公司的双重代理成本，且媒体报道的上述治理作用在中小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第一类代理问题中表现的很强，媒体与市场化环境两种外部治理机制间主要存在一种替代作用。

有学者在细分出公司中与终极控制人关系最为密切的3类股东并将其界定为上级股东的基础上，集中考察了上级股东在降低第一类代理问题方面的治理功能。研究发现，上级股东具有治理功能，在一个高代理冲突的环境中，公司对于上级股东的参与有着更高的需求，而上级股东的介入也能够提高经理层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程度，从而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此外，上级股东的监督符合理性经纪人的行为逻辑，当持股比例越高、入股时间越长以及入股成本越高时，其监督净收益越大，相应的监督作用也就越强。

有学者研究了股权性质、环境不确定性与会计信息质量对代理成本的交互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低质量的会计信息不仅增加管理层利用公司资源的自利行为，而且还降低公司资产的使用效率，但会计信息的治理作用仅在环境不确定性高的公司中存在，同时，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在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作用较小。只有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且会计信息质量较低的情况下，国有控股公司的代理效率高于非国有控股公司。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应该与民营企业有所不同。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完全分离带来的代理问题，因此公司治理的重点在于减轻代理问题。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股权制衡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率，降低代理成本。民营企业的主要问题是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公司治理重点在于限制关联交易，遏制大股东利益侵占。

（二）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研究。

有学者探究在股权较为分散的情境下，终极股东是如何依托金字塔结构中的股权控链和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控制链，最终实现其对上市公司的全面和终极控制的。终极股东一是会利用股权控制链占有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同时分散股权，使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二是动用社会资本，将社会网络中的强连带关系人任命为公司高管，形成资本控制链，强化对上市公司的控制。三是通过股权转让等方式从股权控制链的最后节点上退居幕后，遥控指挥，隐蔽其“隧道挖掘”行为。因此，为充分认识双重控制链的生成及演化过程，不但应通过公开披露的上市公司信息去寻找股权控制链这条明线，而且要根据上市公司的历史沿革和高管的职业历程去甄别社会资本控制链这条暗线，一明一暗综合进行分析。

有学者基于“股权控制链”与“社会资本控制链”的比较，对终极股东的剥夺机理进行全面剖析。在“股权控制链”分析范式下，公司终极股东控制权问题产生的动因，是由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而存在控制权私利。而在“双重”控制链情形下，终极股东控制权与其现金流权之间的偏离加大，导致控制权私利增大。控制权溢价放大了“股权控制链”分析范式下的控制权私利才是终极股东对上市公司进行剥夺的根本动因。一方面，终极股东可以通过动用社会资本强化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使得真实控制度高于单一股权控制链下的控制度，进而造成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加大。另一方面，动用社会资本是具有一定成本的，因此终极股东会进一步对上市公司进行剥夺。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违规率呈负相关关系。违规样本分为信息披露违规、经营违规以及领导人违规3类，机构投资者分为证券机构投资者及其他类型两类。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对信息披露违规倾向的影响更强，而其他类型的机构投资者相对更有效地抑制了公司违规。机构投资者对公司违规的监察不受公司内部治理因素的影响。应完善相关法律为机构投资者提供支持并继续发展多元化机构投资者格局。

有学者以均衡收益模型为基础，建立分析式理论模型研究金字塔结构、股权制衡与大股东侵占行为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金字塔结构形态特征与大股东利益侵占活动正相关，金字塔结构带来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内部权力配置与大股东利益侵占负相关，同时金字塔内部一致行动人持股占比的增加能够强化金字塔股权结构和大股东行为的关系，而顶层制衡则未能发挥应有的功效。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国家控股比例和政府层级对被投资企业资本成本的变化影响不显著，两者的交互作用对资本成本的影响也不显著。这一结果客观反映了我国政府对于我国国有企业并没有形成明显的资本成本约束，也不会带来绩效的提升。省级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资本成本最高，而乡、镇、村控股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最低。同时不同的终极控股比例与资本成本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本地机构投资者是公司行为的有效监督者，本地所有权高的公司，公司治理水平更好、盈利性也更好。这些公司武断地操纵盈余管理和到期期权的可能性降低，成为集体诉讼目标的可能性也会相应降低。此外，这些公司的管理者对构建企业“帝国大厦”和“平淡经营”的倾向都减弱。通过检查本地的监督机制，作者发现本地机构更愿意引进股东提案，增加CEO更替及减少支付CEO过高的薪酬。

有学者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族控股的公司并没有强烈的派现愿望，其中的关键原因为家族控制存在的“壕沟效应”。各类家族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都低于非家族上市公司，家族控制与现金股利之间并不存在替代效应。

有学者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收益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公司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分别与收益率呈现U型关系，股权集中度、国有股比例均与收益率负相关。公司规模扩大、业绩好是蓝筹股价在牛市中高涨和熊市中抗跌的基本点；大多数蓝筹股收益率不高，其董事会结构并没有暗示股价长期稳定、高速升值的空间；当股权分散和国有股比例下降，投资者参与度增加引致收益率提高；外资股权也没有得到大众投资者长期追捧，长期收益率与外资股权比例不相关。

有学者实证研究显示，两权分离度较高、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在金融危机期经历更低的回报率，而在恢复时期会有较大的上升。治理较差的公司相对于治理较好的公司而言，其在金融危机和金融危机后的持有期间回报率下降和上升幅度都更大。此外，大股东侵占与风险和过度反应有关，高风险的股票在金融危机时期走势较差，而在后期得以较大提升。

有学者实证研究显示：一是公司治理与机构投资者正相关。外部治理方面，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市场环境好、法律完善和较少政府干预的地区。内部治理方面，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多股同大”、董事会规模大、董事会会议次数多、外部审计严格的公司。二是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绩效越好。机构投资者并不直接去干预企业的管理，而是通过间接方式影响企业管理，比如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的咨询和管理，提供资金支持等。三是公司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尤其是国有企业治理的改善。市场发育完善和法律系统完善的公司的企业绩效水平高；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减弱并没有提升企业绩效；股权适度分散、具备完善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具有高质量的外部审计等情况下，企业绩效水平相对高。

有学者研究显示，家族超额控制程度越强，公司投资股价敏感性就越弱。由于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能够约束内部人利益侵占行为，并提供较好的公司治理环境，故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越高，公司投资估计敏感性越强，且家族超额控制程度与公司投资股价敏感性的负相关性在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的地区会降低。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偏离程度越大，影响越强烈，说明终极控制股东对上市公司具有“侵占效应”。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导致了其与中小股东间代理问题的产生。政府控制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侵占效应”显著强于非政府控制上市公司，但是随着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对过度投资的正向影响逐渐变弱。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制度环境在不同产权类型的最终控制人控制的公司中对终极控制人的约束作用并不一致。

（三）董事会与公司治理研究。

有学者以独立董事辞职公告为切入点，实证检验市场化程度、独立董事独立性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表明：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与辞职公告的市场反应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与辞职公告的市场反应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仅存在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子样本中。市场化程度削弱了独立董事独立性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监管层可以考虑限制大股东和管理层提名独立董事的数量，提高小股东的提名权；在独立董事的任期问题上，可以明确规定独立董事连任两届后，不得再担任同一家公司的独立董事或外部董事。

有学者验证了董事会中女性董事的存在和发生财务报表重述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女性董事的存在会使得董事会在考虑问题的态度上更加独立，从而弱化集体思维并提升董事会监督财务报告的能力。报表重述意味着董事会治理的失效，重大失误可能并不仅仅包含在财务报表里，同时也会与股东有关。当董事会中存在至少一位女性董事时，财务报表重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女性董事的存在对董事会治理机制有积极影响。

有学者分析提出董事会独立性与董事会战略介入程度负相关；董事会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董事会的专业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系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的稳定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当董事会不介入企业的战略管理过程时，董事会能力对企业战略管理、企业竞争优势及两者关系均不产生任何显著影响；当董事会介入程度较低时，董事会能力是企业战略管理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调节变量；当董事会战略介入程度较高时，企业战略是董事会能力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中介变量。

有学者实证研究显示，我国银行背景的独立董事可能使公司信贷融资得到改善，却不能进行监督。金融市场程度较低的公司聘用银行背景独立董事，银根紧缩时刻聘用银行背景的独立董事，企业信贷融资状况的改善效果更好。

有学者把两家公司董事会之间的联系分为两种类型。如果两家公司在宣布并购之前有一个相同的董事会成员，那么这种类型的联系定义为“第一级联系”。如果收购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之一和目标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之一在宣布并购之前共同为第三方董事会服务，那么这种类型的联系定义为“第二级联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目标公司有第一级联系的收购公司掌握了目标公司真实价值的信息优势，使他们在收购表现不佳的公司时能够提供有吸引力的价格，支付给投行的咨询费用明显降低。另一方面，第二级联系能够促成有效的交易，在有第二级联系的公司之间，收购公司的收益也明显更高。总体而言，董事会联系在公司投资决策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会引起更大的价值创造。

有学者实证研究显示，外籍董事的存在与董事会规模、独立性、勤勉程度、公司规模、成长性正相关，与董事会持股比例负相关。外籍董事在跨国兼并中未能起到很好的咨询作用；外籍董事缺席董事会会议的概率更大，从而影响董事会的效率，损害股东价值；当公司有外籍董事尤其该外籍董事在审计委员会时，公司更容易发生与海外经营有关的财务报表重述；当存在外籍董事时，CEO的薪酬会偏高，CEO离职与绩效的敏感性降低。外籍董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公司在该外籍董事所在地的销售业绩为正，但不显著。任命外籍董事比任命本国董事会带来较低的累计超额收益，股票的市场反应显著为负，说明股东会认为任命本地董事相对能给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实证证明了外籍董事对公司的外国经营、并购提供了帮助，但仅限于该外籍董事所在地的国家。

有学者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通过量化董事市场供给的方式分析市场供给对董事会独立性的影响。独立董事的聘请来自于监管当局的强制要求和公司的自主性需求。对于强制性需求，董事会更多地依赖内部人提名和推荐，董事会必须承担独立董事“不独立”带来的监督作用较差等成本。对于自主性需求，董事会需要承担内部人的“愤怒成本”，但董事会可以获得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收益。实证分析发现，市场供给对董事会独立性产生重要影响。本地市场供给对非国有和竞争行业的公司董事会独立性的影响显著大于国有和垄断行业的公司，中心市场的辐射效应却与此相反，即辐射效应对国有、垄断和大规模的公司董事会独立性影响更大；在剔除强制性需求之后，市场供给对董事会独立性、自主性需求的影响与总需求的影响基本一致。

有学者通过统计分析提出我国上市公司现行受聘独立董事制度的6个问题：（1）提名人一边倒。（2）社会职业背景存在隐患。（3）年龄结构不尽合理。（4）知识结构有待改进。（5）薪酬水平分化严重。（6）效果远达不到预期等。认为上述问题有以下原因：（1）提名制度本身的缺陷是“祸首”。（2）准入门槛过低加大制度缺陷。（3）缺乏制约机制是“催化剂”。（4）把关不严难辞其咎。（5）道德缺失雪上加霜。尝试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更具针对性、系统性、可行性和持续性的创新设想：（1）建立更加科学与细化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条件。（2）重建国家独立董事信息资源库。（3）建立独立董事资格考试制度和更严格的后续教育制度。（4）实行独立董事聘用体制的重大变革。（5）改革独立董事的薪酬体制。（6）强化独立董事尽职监督与考核。

有学者研究发现，治理成本的存在，使得CEO寻租空间对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有积极影响，而监督成本对二者有负面影响；从边际治理成本角度，最优董事会与其独立性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鉴于公司经营差异性，僵化的监管制度将提升治理成本，造成董事会效率低下。建议监管机构从治理执行效果出发，考虑最优董事会的相机抉择行为，采用柔性化的监管条规，提高公司治理绩效。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公司董事会中存在债权人董事通过提高私人债务增加公司资本结构中的债务金额，降低债务融资对公司所持有的有形资产数量的敏感度，降低借款成本，减少负债合约中保证抵押及其他金融条款。董事会聘请关联银行家会因更好的监控促进公司与债务市场的关联，从而对公司有益。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独立董事辞职导致企业价值下降；当辞职独立董事具有较高学历、政府官员背景或企业高管背景时，证券市场的负面反应更加严重，企业价值下降幅度更大；当辞职独立董事年龄较大，具有学者型背景或具有非会计类的财务背景时，证券市场的负面反应较为轻微。因此，具有不用背景特征的独立董事对于任职企业而言，具有不同的价值影响。

有学者实证研究显示，独立董事的网络中心度越高，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问题越低，但公司的产权背景会削弱这种作用的发挥；独立董事的网络中心度越高，公司代理效率也越高。其中对董事网络的定义为：“公司董事会的董事个体以及董事之间通过至少在一个董事会同时任职而建立的联结关系的集合。”越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独立董事，其治理效应越明显。

（四）股权激励与公司治理研究。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相对于非股权激励公司，股权激励公司更倾向于减少现金股利支付；与股权激励方案推出前相比，退出后股利支付率降低；相对于激励型股权激励公司，福利型现金股利支付倾向更低。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由监事股权激励所引致的双向合谋风险在实践中并未呈现；相反，在债权融资约束与独立董事监督的调节作用下，监事股权激励与第一类代理成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抑制了监事与代理人之间的合谋倾向；在股权制衡度的调节作用下，对第二类代理问题也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抑制了监事与委托人的合谋倾向。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股权分置改革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增强了市场的有效性，股价发挥了对管理层和控股股东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因此改善了管理层股权激励实施的有效性，降低了管理层的道德风险，抑制了公司的过度投资。说明股权激励治理效应内生于股权制度安排中，而良好的制度安排是股权激励有效发挥的基础。股权分置制度变迁对国有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影响显著，缓解了公司代理问题，但是对非国有公司没有显著影响。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大股东隧道行为程度越严重，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就越低，大股东控制权同隧道行为这一中介机制影响股票期权的激励有效性。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和因管理层权利增大而引发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是我国上市公司的两个典型特征，这两个特征是“大股东赎买观”的现实基础，因此“大股东赎买观”更适合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问题。要使股票期权如愿发挥激励作用，最好在股权分散型公司实施，如果在股权集中型公司实施，必须设法“堵住”大股东窃取公司资源的“隧道”。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大股东控制对管理层的作用显著影响股权激励效果；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明显，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大，管理层股权激励效果增强；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冲突，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权激励效果越差；高新技术企业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冲突；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第一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存在不明显的监督作用。

有学者归纳了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在我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重点探讨了可能存在盈余管理的条件和机制，股票期权的终止、再授予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制度保障力度情况，对我国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发展方向从市场监管、激励机制设计和社会制度基础3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加强市场监管。二是完善股票期权机制设计。三是完善股票期权会计制度。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公司的送转股水平和现金股利水平从公告计划前一年起显著高于非股权激励公司；上市公司公告股权激励计划对送转股和现金股利水平均有正向的影响，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较为适合自身的特征，但在送转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依然“异常高送转”，表明送转股是管理层眼中最大化其股权激励收益的更为理想的掘金工具。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利越大，股权激励计划中所设定初始行权价格就相对越低，即在当前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弱化的背景下，管理层可能会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影响股权激励方案的制定，使其于己有利。相对于非国资控股公司，国资控股公司推出的股权激励计划所设定的行权价格更低。这表明，要想使得股权激励真正成为解决代理问题的有效手段，必须重视其设计有效性。

有学者以泸州老窖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以及其股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为案例分析对象，分析薪酬管制背景下的国有企业股权激励的定位困境问题。研究发现，在薪酬管制的背景下，泸州老窖这家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兼具激励、福利和奖励3种性质，而这种性质的混杂性最终会导致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陷入定位困境，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激励效果。针对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问题提出了若干政策性建议：首先，继续加强公司治理结构和宏观治理环境的建设；其次，需要改进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安排，根据不同国有企业的具体特征，实行分类管理，整齐划一的薪酬管制安排是不合时宜的。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公司高管在行使股票期权时会使用私人信息，消息最灵通的高管倾向于较早行使股票期权，并不会在可行权日（及后30天）行权或为获取股利而行权，他们会将所拥有的期权大部分行权并且会以最低的成本行权。在辞职或退休时行权，行权之后会有重大不正常的负收益。因私人信息刺激而行权的公司比并非因私人信息刺激而行权的公司，其之后的经营表现显著较差。

（五）管理层薪酬与公司治理研究。

有学者从盈余质量和薪酬粘性两个主要方面检验薪酬委员会对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之间关系的影响。盈余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评价盈余质量的两个重要指标，持续、稳定的盈余质量高，而暂时、波动的盈余质量低。在盈余波动性大时，薪酬委员会明显地降低了会计业绩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而在盈余持续性高的情况下，薪酬委员会则增强了会计业绩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表明薪酬委员会能够根据盈余质量的变化对薪酬与业绩的关系经行调整。经营活动现金流相对于应计利润更不容易被操纵，因此经营活动现金流在企业现金流中占有较高比重，则会计业绩更客观、盈余质量更高。薪酬委员会明显地提高了经营活动现金流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表明薪酬委员会能够有效识别会计业绩的不同组成部分，并根据不同组成部分的特性调整其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使薪酬契约更合理、更能激励高管努力。薪酬粘性的存在使高管在业绩不好的时候承担了较少的风险，而在业绩好的时候却享有了较多的收益，因此薪酬粘性弱化了薪酬契约对高管的激励。薪酬委员会降低了薪酬粘性，增强了薪酬契约的治理作用。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经营风险与高管层内部薪酬差距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对于垄断企业而言，完全竞争企业的经营风险对薪酬差距的影响较大；管理层权利与高管层内部薪酬差距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对于完全竞争企业而言，垄断企业的管理层权利对薪酬差距的影响较大。因此，从高管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入手，限制规模因素对薪酬差距的过度影响；完善企业治理制度，抑制管理层权利的滥用；强化竞争风险在薪酬契约中的作用，是优化管理层薪酬契约，降低薪酬差距的有效途径。

有学者提出了薪酬辩护假说--经理人需要对其高薪酬进行辩护，及子假说：薪酬辩护与更高的经理人报酬--业绩敏感度，这一点在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结合国有企业中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指出当经理人兼任薪酬委员会委员时，其报酬--业绩敏感程度更高，而这种高敏感度更多地出现在经理人报酬相对较高的公司、业绩相对较好的公司以及所在地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公司。说明了经理人兼任薪酬委员会委员与更高的经理人报酬--业绩敏感度之间关联确实是经理人的自利行为。

有学者实证研究显示，在职消费在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普遍性。公司治理机制未能有效地约束国有企业管理层的在职消费。

有学者分析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1）薪酬结构单一，与企业绩效关联度较低。（2）自定薪酬，畸高现象突出。（3）在职消费泛滥，“伪激励”问题严重。这些问题主要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决定，既具有与政府公共部门相似的公共性，又具有与一般非国有企业相似的企业性，即具有“二重性”特征。而国有企业高管由于其不同的性质分为两类，“行政高管”与“市场高管”。对于“行政高管”参照实行公务员工资制度，并完善薪酬制度与规范补充保险、职务消费等相配套的原则；对于“市场高管”实行市场化薪酬制度，在年薪制的基础上，采用如股票期权和经营者持股等激励制度予以补充。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如果潜在代理成本越高，公司就越可能设立薪酬委员会，这与有效契约论的预期一致，业绩较差的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国有公司、面临高风险的上市公司以及更具成长潜力的公司，更有可能设立薪酬委员会。上市公司设立薪酬委员会后，薪酬--业绩敏感程度有了显著提高。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只要管理者在职消费数量增加，公司绩效就会下降，反之亦然；管理者的年薪对其在职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因而二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在职消费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换言之，增加管理者的持股比例可以抑制管理者的过度在职消费，从而提高公司绩效，反之亦然。

有学者实证研究显示，在公司中任职至少4年的CEO比任职时间短的CEO首次薪酬高18%左右，匹配良好的内部CEO比匹配较差的内部CEO获得更高的首次薪酬，但是相比之下外部CEO的首次薪酬与匹配质量之间的关系更弱，也就是没有发现匹配良好的外部CEO获得更高的首次薪酬。但是2002年以后，内部CEO和外来CEO没有表现出差异性，他们将其归因于2003~2006子样本期间董事会独立性的增加和法规的变化（萨班斯-奥克斯法案）。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存在薪酬乱象的公司更容易被媒体负面新闻所曝光，这说明媒体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监督职能。然而，唯有在政府及行政主管部门介入的条件下，媒体监督职能的发挥才能促使高管薪酬趋于合理。当媒体之外监督机制或声誉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时，媒体监督职能需要借助政府这个“路径”，形成其治理功能。

有学者实证研究显示，当基于同行业公司来划分参照组，公司业绩用资产收益率来衡量时，存在支持相对业绩评价（RPE）假说的证据，公司成长性越高，RPE的使用程度越低，两者是一种负相关的关系。

有学者研究了债务期限约束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务期限约束强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负相关；对国有企业而言，其“天然的政治关系”消除了债务期限约束的负面影响，相反随着债务期限约束的弱化，高管激励强度逐渐增强。结果表明在信贷约束条件下，公司制定高管薪酬契约过程中会关注债权人利益，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削弱管理层风险转移的动机；而在信贷约束时，债务融资的这种治理功能将受到限制。

（六）大股东治理与公司治理研究。

有学者以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为案例，分析了大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冲突。（1）在大股东对管理层的控制方面，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安排是控制权的基础，大股东除了可以通过股权资本控制企业，还可以通过社会资本来强化对企业的控制。（2）在管理层摆脱大股东控制方面，引入外部投资者资本是控制权争夺的砝码，外部投资者会更倾向于支持管理层来降低其投资风险。董事会人员安排是控制权争夺的焦点。管理层的社会资本是控制权争夺的无形较量。案例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在大股东相对控制的情形下，股权资本控制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资本控制成为控制权的组成部分，并对股权资本控制形成一定的替代效应。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在危机冲击下的大股东更有强烈的管家意识而非掏空侵占，且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其支持性的管家角色功能发挥的程度越高，绩效改善程度越高；相对国有大股东，家族大股东在危机冲击下承担着更为严重的经济和非经济性损失，从而使得他们表现出更高程度的管家角色意识以支持企业渡过难关；处于低规范性制度环境下的企业大股东在危机冲击下面临更为严重的生存压力和潜在的投资损失，这同样迫使他们发挥出更高程度的管家角色意识以规避利益损失和改进经营业绩；家族大股东委派的CEO与大股东之间更容易建立起“强关系”联盟，在危机期间更能有效地支持大股东管家角色的实施，从而能更大程度地提升公司的价值。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控股股东具有明显信息优势，其交易行为具有信息传递功能，可以缓解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控股股东的逆向投资也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股票市场定价功能；非控股股东信息优势不明显，其交易行为更多地受市场波动性影响，对市场稳定性的冲击较大。监管部门应针对不同类型大股东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对控股股东的监管侧重防内幕交易，而对非控股股东侧重交易环节的监控。

有学者选取了澳大利亚和德国南部的304家中小规模的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创始家族成员参与高层管理团队作为公司治理特征与在战略目标设定和激励实践过程中运用绩效评估的关系，得出了为了实施经营战略，创始家族成员参与高层管理团队的公司与其他公司在应用正规的控制机制方面不同，并且这种家族参与的影响会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减弱这一结论。

（七）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研究。

有学者实证研究显示，业绩自利性归因行为确实存在；同时美国公司、我国国有公司、日本公司的业绩自利性归因倾向程度呈递减状态。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公司董事长年龄、性别以及股权代理成本与营业收入计划自愿披露相关。董事长年龄越大、董事长为女性以及股权代理成本越小的公司，其自愿披露营收计划的可能性越大。公司规模、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以及交叉上市对公司营收计划自愿披露也有显著影响。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A股公司在业绩预告是存在择时披露的行为：好消息更倾向于在交易日披露，坏消息更倾向于在休息日披露。高管持股比例会显著影响择时披露策略：高管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进行择时披露的可能性也越高。从市场反应角度看，休息日披露的坏消息与交易日披露的坏消息没有显著差异，休息日披露的好消息反而会产生更加显著的正面市场反应。研究表明高管持股比例会显著提高上市公司进行择时信息披露的可能性，但是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识别择时披露策略，支持了“信息消化”假说。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福利较高的公司，其股价信息含量较低，福利与股价信息含量的负相关性在财务报告质量更高的公司明显减弱，审计师质量更高的公司引发高福利的可能性会下降。在审计质量缺失的情况下，传统的公司治理变量在提高公司信息可获得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八）债务融资与公司治理研究。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房地产开发企业存在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的行为。债务融资总体上对房地产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具有抑制作用，其中银行借款不能抑制其过度投资行为，反而与过度投资呈正向关系；商业信用能有效抑制其过度投资行为。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银行债权在公司治理中的独特优势没有得到发挥，近年来银行对企业的财务约束虽然在不断加强，但财务约束仍只是简单的约束机制，可能进一步加剧企业融资难问题，并不能真正实现银企双赢。银行债权对国有公司存在“财务软约束”，而对于民营公司则存在“市场软约束”；在金融危机爆发时，银行债权对民营公司表现出更为有利的公司治理效应，而对国有公司却相反。

（九）管理控制与公司治理研究。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通过一项公司内部治理提案会引发显著的非正常收益，采纳一项公司治理提案会提高股东价值，如果是舍弃反收购条款的建议则效果更显著。同时，在有些公司，如所有权较集中的公司、拥有较多已存在的反收购条款的公司、较高的研发支出的公司以及股东施加压力更强的公司，这些反应会更强烈。另外，对机构股东而非个人股东提出的提案市场反应也更强烈。公司的行为也会随新的治理结构而发生变化，舍弃反收购条款会导致更低的投资和更少的收购行为，最终公司长期表现在舍弃反收购条款两三年后会有所提升。

有学者对国有企业监事会与公司治理相关主力关系进行研究。首先，就研究的必要性而言，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法律环境和职责内涵发生变化。其次，重点探讨国有企业监事会与国资委（股东会）、董事会和审计、纪检等国有企业内部其他监督力量的工作关系存在的问题。例如，监事会对国资委的归属感不强、监事会的工作职责不清、工作流程不顺；监事会的监督职能与服务职能失衡；与外界监督力量职能交叉、重复监督、监督信息分散、共享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最后，该学者提出了改进建议：一是理顺国资委与国有企业监事会的委托代理关系。二是强化国有企业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完善监事会与国资委职能职能部门工作的衔接机制，加强对国有企业监事会及其成员的工作考核。三是整合企业内部监督资源、协同国有企业监事会和企业内部的其他监督力量。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女性高管会更加关注企业与周遭环境的关系和社会责任的履行，因此女性高管与中国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显著正相关；而政府干预调和了女性高管与公司捐赠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使得女性对于慈善捐赠的正影响有所降低。监管机构可以鼓励上市公司在治理结构中实行性别多元化，对企业而言，积极吸收女性进入高管队伍有助于社会责任的履行，从而提高企业自身声誉。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经营业绩越差，CEO变更的可能性越高；非国有上市公司CEO变更的可能性高于国有上市公司；CEO变更后，变更公司经营业绩得到改善，非国有上市公司业绩改善程度高于国有上市公司，且主要依靠营业利润的提高来改善；发生常规变更的公司，外部招聘比内部选拔更有效率，而非常规变更的公司情况刚好相反，业绩的提升大多是通过调整线下项目的盈余管理来达到的。应重视上市公司在CEO变更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盈余管理行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来抑制CEO变更带来的利润操纵行为。

有学者实证分析表明，商业风险、CEO与董事长兼任、所有权集中度与CEO解职率正相关，所有权集中度负向调节商业风险对CEO解职关系。但针对CEO解职后不同继任来源的分析显示，这种调节作用尽管在两类CEO解职中仍然得到保持，但其它所考察变量在外部继任型解职中则有着明显不同。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会计违规与CEO/CFO更换率显著正相关，而存在创始人CEO时，CEO和CFO的更换率都会有所降低。而且，会计违规会导致CEO和CFO同时变换的“连坐效应”，创始人CEO的存在会减轻这种“连坐效应”，但会增强“替罪羊效应”，即CEO更换率降低而CFO更换率上升。

有学者研究发现，相对创始人不担任公司关键职务的公司而言，中国民营企业创始人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公司在上市后3~5年中的业绩表现持续更优，并且公司业绩的稳定性更好。创始人担任公司关键职务对公司业绩的正面作用随着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减弱。在少数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创始人管理对公司业绩及其波动的作用将由正转负。这些结果表明，对中国转型经济环境中的民营企业而言，创始人担任公司关键职务具有公司治理上的优势，尤其在那些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加强正式的市场制度环境建设对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尤为重要。持续完善正式的市场环境建设是保证企业基业长青的外部条件，当企业能够在更好的市场环境下摆脱创始人“人治”影响时，企业才能将自己的发展寄希望于更加职业化的经理人。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党委会双向进入程度与公司治理水平呈倒U型关系，与董事会效率正相关，而交叉任职可以显著影响公司治理水平，但董事长担任党委书记不利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

有学者实证研究显示，内部人控制越严重，管理层侵占公司利益越严重；审计监督越强，越有利于抑制管理层的利益侵占行为。管理层利益侵占在国有企业表现得更加明显。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政治联系的确对上市公司的R&D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即具有政治联系的上市公司进行R&D投资的概率更小，R&D投资强度更低。相对于民营公司，政治联系对国有上市公司的R&D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按照高科技与否分组，政治联系对高科技组的上市公司R&D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

有学者实证研究显示，全部关联方交易与公司经营利润呈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股东贷款、高管间存在裙带关系与公司经营利润之间的关系也为负相关，但不显著，而内部人持股与经营利润显著负相关。而将关联方交易分为事前和事后时，事后关联方交易与经营利润显著负相关，事前关联方交易与经营利润正相关但不显著。事后关联方交易总体来说是损害股东价值的。事后关联方交易与财务困境、经营失败显著正相关。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单纯的内部交易行为并不能带来额外的收益，法律总顾问的设置减少了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部交易的行为，以及内部交易行为的获利能力，从而对内部人利用内部信息来攫取股东租金的能力有抑制作用。同时发现之前的内部交易治理措施----限制交易窗口期，并不能有效地减少内部交易获得私利，因此法律总顾问在公司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应得到推广。

有学者研究发现政治关联的反向激励效果越普遍的国家，企业反而有更强烈的激励去构建政治关联，这与构建政治关联的激励动机与激励效果的正向关系的理论推导相悖。

（十）其他。

有学者发现，投资者保护对微观主体的影响是多样的，且其影响机制主要是沿着投资者保护、委托代理关系与公司治理水平、管理层激励与行为、公司政策和表现这一路径传导的，目前大部分研究都围绕着投资者保护与路径中的某个环节展开分析。投资者保护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数研究都集中于讨论投资者保护的积极作用，直到最近才有少数研究关注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投资者保护要想发挥作用必须有合适的环境，包括政治、文化、经济、制度等环境。

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一定的过度证券投资现象，上市公司过度证券投资并非基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下管理者对股东利益的侵犯，而是由于投资者情绪的高涨，在公司投资者情绪高涨时，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存在对投资者情绪的“合理迎合”动机，在市场整体投资者情绪高涨时，管理者会受到投资者情绪的感染从而加大对证券市场的投资。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上市公司的持有现金中接近一半比重的现金由下级子公司分散持有，子公司对现金的过度持有与公司的过度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公司治理机制的改善能够显著降低子公司高持现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

有学者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实际控制人以及普遍受到地方政府干预的非政府实际控制人将控制权转让给异地、异行企业时获得的转让溢价更高；支付较高控制权转让溢价的并购方实施内幕交易的程度更严重，获得的累计超额收益更多。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供稿 王棣华 陈梅 袁克利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