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8-14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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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军雄 许平 洪剑峭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诚信的缺失便是其中之一。早些年的假酒、假药事件,最近的金华“剧毒火腿”、安徽的“劣质奶粉”事件使得食品安全问题中暴露出来的诚信缺失成为众矢之的。同样,会计审计领域也不是净土,远的琼民源(海南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原野(深圳经济特区会计师事务所)、红光实业(四川德阳会计师事务所),近的银广夏(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麦科特(沈阳华伦会计师事务所),加上各年财政部、审计署、中注协组织会计审计抽查暴露出的“假账丑闻”,这些使得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诚信”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方军雄,2002),2005年甚至成为了注册会计师的“质疑年”,与此同时,各种尚存疑问的监管措施不断出台。
法律和信誉是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两个互补的基本机制(钱颖一,2000;张维迎,2002),与法律相比,信誉机制不仅是一种成本更低的维持交易秩序的机制,而且法律制度的运行也离不开信誉基础(张维迎,2002)。审计服务的异质性和信息品的特征使得职业声誉成为审计市场可选的有效的质量鉴别机制。但是,职业声誉对审计质量的治理作用取决于职...
方军雄 许平 洪剑峭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诚信的缺失便是其中之一。早些年的假酒、假药事件,最近的金华“剧毒火腿”、安徽的“劣质奶粉”事件使得食品安全问题中暴露出来的诚信缺失成为众矢之的。同样,会计审计领域也不是净土,远的琼民源(海南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原野(深圳经济特区会计师事务所)、红光实业(四川德阳会计师事务所),近的银广夏(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麦科特(沈阳华伦会计师事务所),加上各年财政部、审计署、中注协组织会计审计抽查暴露出的“假账丑闻”,这些使得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诚信”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方军雄,2002),2005年甚至成为了注册会计师的“质疑年”,与此同时,各种尚存疑问的监管措施不断出台。
法律和信誉是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两个互补的基本机制(钱颖一,2000;张维迎,2002),与法律相比,信誉机制不仅是一种成本更低的维持交易秩序的机制,而且法律制度的运行也离不开信誉基础(张维迎,2002)。审计服务的异质性和信息品的特征使得职业声誉成为审计市场可选的有效的质量鉴别机制。但是,职业声誉对审计质量的治理作用取决于职业声誉是否具有足够的经济后果性,即职业声誉的形成与维持是否给CPA带来超额收益,而且这种超额收益是否同时给审计服务接受方带来收益,职业声誉的损害是否给CPA和上市公司带来负面影响。上述问题对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新兴市场经济的中国尤显突出,如果职业声誉的形成及其损害会给CPA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性,CPA将有足够的动力提高审计质量以建立和维护其职业声誉,这样职业声誉就构成保障审计质量的第一道屏障。否则,职业声誉将失去其应有的价值,从而导致我国审计市场更多的可能需要依赖行政监管,而不是市场机制的调节。本文以2001年银广夏事件作为切入点,采用事件研究法较为深入的研究了银广夏事件给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职业声誉带来的损害的市场反应,结果发现在银广夏事件曝光日和中天勤被中注协通告日前后其审计的55家上市公司市场异常回报(CAR)显著为负,而异常交易量显著不等于0。职业声誉损害的负面作用在中国得到了验证,这也一定程度说明了独立审计在新兴市场中依然具有治理价值。
一 银广夏事件的简单回放
1994年6月17日,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银广夏A”的名字在深圳交易所上市,上市以来该公司表现一直默默无闻,唯一为人记起的是“第一家来自宁夏的上市公司”。1998年开始,银广夏业绩出现了奇迹性的转折。报表显示,1999年净利润增长率为43.33%,2000年更是高达226.83%。2001年3月,银广夏公布了2000年年报,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在股本扩大一倍的情况下,每股收益增长超过60%,达到每股0.827元,盈利能力之强,令人咋舌。其中大部分利润来自天津广夏子公司,1999年,银广夏75%的净利润来自天津广夏子公司,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更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净静思考银广夏的神话是否可信,关键就是天津广夏创造的巨额利润是否可靠。2001年3月份起,部分媒体开始披露有关“绩优股”银广夏的暴利秘密,3月27日,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研究部蒲少平撰写《关于银广夏的九个疑点》一文刊登在3月31日《财经时报·新证券》、《证券市场周刊》,对银广夏2000年年报中的数据提出疑问,尤其是来自临界萃取技术的利润。4月2日,该文在受众面更广的《中国证券报》上转载。4月10日《财经时报》刊登《银广夏的业绩真实吗》和《透视银广夏1998年业绩》,明确质疑银广夏可能存在的严重问题。8月2日,将于8月10日正式出版的《财经》杂志封面文章《银广夏陷阱》率先在和讯网发表,披露银广夏1999—2000年度的业绩绝大部分来自造假,在证券市场中引起轩然大波。8月8日银广夏发布公告,正式承认“天津公司的确存在产品产量、出口数量、结汇金额及财务数据不实”的问题。8月16日,中国证券报发布了公告披露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8月15日召开的会议纪要,中注协秘书长李勇明确表示要对涉嫌银广夏事件的中天勤进行严肃查处。
随后中国证监会对其正式立案稽查,9月6日,证监会公布调查结果:银广夏通过伪造供销合同、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发票、伪造免税文件和金融票据等手段,虚构利润7.45亿元。9月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机关对因涉嫌虚假财会报告罪的银广夏公司原董事局副主席、总载李有强及原董事局秘书、财务总监、总会计师、天津广夏原董事长、天津广夏原总经理等实施刑事拘留。负责审计的中天勤有关涉案人员也相继被逮捕。9月10日,银广夏复牌,连续走出十五个跌停版,68亿元市值不翼而飞。随后,遭受重大损失的中小股东开始了起诉银广夏及相关人员的漫漫长路。2002年2月26日鉴于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在银广夏虚假陈述案中存在重大审计过失,财政部吊销事务所和有关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资格,并会同证监会吊销其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4月23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对银广夏的处罚决定,鉴于公司存在的“隐瞒重大事实,虚假披露信息行为”,对银广夏处以罚款60万元,并责令其改正。2003年9月,宁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银广夏刑事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加荣、徐林文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二年零三个月,并各处罚金3万元。
考虑到市场获知信息的渠道以及市场是对中天勤当年的审计质量质疑,我们选择了对中天勤声誉损害最为明显两个事件作为研究的事件日——2001年4月2日《中国证券报》登载置疑银广夏的文章作为银广夏造假正式曝光的事件日,8月16日中注协秘书长李勇宣布将对中天勤进行严肃查处作为另外一个事件日。
二 CPA职业声誉及其经济后果性的理论分析
“阳光是最好的附腐剂,灯光是最好的警察”,信息披露制度是资本市场得以顺畅运转的基础,而上市公司定期编制和披露的会计盈余则是市场最为关注的数据之一。由于信息的披露和信息的使用赋予不同的主体(管理层和投资者),信息披露制度中重要的一环,就是信息真实性和公允性的鉴别。受制于成本和分析能力,信息使用者直接对信息进行验证的制度安排是不经济或不可行,独立、具有专业胜任能力的注册会计师审计逐渐演变为有效的替代机制,审计就在于通过专业的、独立的鉴证以提高会计信息的价值,进而便利于会计信息的交流(AAA,1972),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独立的审计有助于提高信息的可信性(Jens-en&Meckling,1976;胡玉明,2004)。社会公众对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是否真实公允的反映其经济实质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对CPA审计质量的看法,如果投资者对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产生不信任,审计也无法实现其增强信息可靠性的目的,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也会遭到损害。因此,在其他相关因素确定的情况下,公众所认为的高质量审计有助于提高会计盈余的市场公信度。
问题是,什么是审计质量?如何衡量审计质量的好坏呢?美国审计总署(GAO,2003)从审计的本源出发提出了审计质量的定义。DeAngelo(1981)则从审计质量影响因素角度着手,提出了有名的审计质量联合概率标准,审计质量是CPA发现并且消除财务报告中的错误的能力,它取决于CPA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的联合作用。遗憾的是,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依然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实证研究和实务当中,研究者提出了衡量审计质量的替代标准(DeAngelo,1981)。
CPA职业声誉(reputation)是审计文献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审计质量衡量标准(Klein、Crawford&Alchian,1978;Klein&Leffler,1981;Chaney&Philipich,2002),另外一种常见的审计质量衡量标准——CPA规模,即大CPA,诸如“八大”、“五大”、“四大”具有更高的审计质量,其潜在的逻辑不外乎规模大的CPA职业声誉相对更高。因为CPA通过长期、巨额的投入建立职业声誉之后,它就能够与其他CPA形成有效的区分,这种职业声誉不仅能够给CPA带来庞大的客户群,而且还可能给CPA带来审计收费的溢价。反过来,已经形成的职业声誉构成了CPA维持高质量审计的激励,因为职业声誉的损害将会直接导致审计溢价的消失反过来,而这种职业声誉损害带来的机会损失与CPA规模正相关(Klein&Leffler,1981)。这就意味着,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CPA职业声誉越高,规模越大,该CPA保持独立性的经济动力越强。从专业胜任能力看,大CPA通常拥有更多、素质更高的执业人员,通常建立更完善的内部质量控制(DeAngelo,1981)。因此,CPA规模(“八大”或“五大”或“四大”)就成为职业声誉的代名词,进而成为高审计质量的代名词。实证研究发现,职业声誉高的“八大”或“五大”或“四大”通常可以获得相比其他CPA高得多的审计收费(Palmrose,1986;Francis&Simon,1987),CPA的职业声誉有助于降低IPO的发行折价(Balvers、Mc-Donald&Miller,1988;Beatty,1989),CPA的声誉有助于提高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Teoh,S.H&T.J.Wong,1993)。
良好的职业声誉具有正面的作用,相反,职业声誉损害也会带来负面作用,表现之一是可能导致会计盈余公信度的下降。Chaney和Philipich(2002)研究了涉嫌安然财务丑闻的安达信公司职业声誉损害对其审计公司市场反应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安达信宣告其存在审计过失的三个相互关联的事件日后三天内其审计的安然公司之外的284家公司累积市场异常回报(CAR)显著为负,(-1,3)的CAR平均为-1.32%,其中负责安然公司审计业务的休斯顿分部审计的上市公司的市场异常回报幅度更大。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职业声誉机制开始逐渐在中国审计市场中显露出作用,职业声誉较高的国内“十大”/“五大”相比其他CPA获得更高的审计收费溢价(王振林,2002;李连军,2004),规模大的CPA在IPO市场中份额相对更高(朱红军、夏立军、陈信元,2004)不过,职业声誉并没有带来CPA审计客户的增加,反而出现了逆趋势(李树华,2000),而且CPA职业声誉对会计盈余公信度的正面作用也不明显。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职业声誉损害存在一定的负面作用,朱红军、夏立军、陈信元(2004)对中国审计市场的研究发现,受过监管部门处罚(职业声誉损害的强有力信号)的CPA在IPO市场中获得的市场份额显著低于其他CPA。不难推测,CPA职业声誉的损害可能导致社会公众对其审计质量的质疑,进而影响市场对其审计的其他公司会计盈余公信度的评价。当CPA主审的某家上市公司爆出严重的财务丑闻,进而广为媒体曝光、监管部门查处时,其在社会公众眼中的职业声誉可能恶化,进而牵连着影响社会公众对其审计质量的置疑,最终导致市场对其主审的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的公信度产生负面的评价。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银广夏事件曝光之时,市场对中天勤审计的银广夏以外的上市公司作出负面的市场反应。
假设2 中天勤因银广夏事件被中注协通告之时,市场对中天勤审计的银广夏以外的上市公司作出负面的市场反应。
三 研究设计
自Ball和Brown(1968)发表“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以来,采用事件研究法探究会计盈余等报告事项的信息含量就成为会计实证研究的经典范式,赵宇龙(1998)采用Ball和Brown(1968)开创的模型验证了沪市上市公司会计盈利数据的信息含量。Chaney和Philiqich(2002)也是采用了事件研究法研究安然事件导致安达信职业声誉损害的经济后果性问题。因此,我们遵循他们的传统采用事件研究法考察银广夏(中天勤)事件所产生的影响。
因为异常报酬率检验是基于市场同质的假设,即市场中各个参与者拥有相同的信息、对相同的信息会作出相同的反应,而市场可能并不满足同质性假设,因此研究当中提出了放松市场同质性假设下的异常交易量检验方法(Beaver,1968)。为了研究结论更加可靠,相关的研究都采取了同时进行异常报酬率和异常交易量双重检验的设计(俞乔、程滢,2001)。因此,本文同时采取了异常交易量方法来检验银广夏造假事件对市场的影响。
(一)异常报酬率检验
Brown和Warner(1980)研究表明,采取市场调整模型(mark-et-adjusted model)与风险调整模型(riskmarket mod-el)在检验异常报酬率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限于篇幅,论文中仅列示采用市场调整模型的检验结果。本文分别计算了样本公司-7天到7天的累计平均异常报酬率(CAR),具体步骤如下:
其中,ARi,t为i公司在t日的考虑现金股利再投资的日市场报酬率(流通市值加权);E(Ri,t)为i公司在t日的预期股票报酬率。研究当中,我们分别采用了CSMAR提供的三种市场指数回报作为预期股票报酬率的替代;
AR1:实际报酬率与上证综合指数报酬率之差;
AR2:实际报酬率与考虑现金股利再投资的A股综合市场报酬率(流通市值加权)之差;
AR3:实际报酬率与不考虑现金股利再投资的A股综合市场报酬率(流通市值加权)之差;
(二)异常交易量检验
异常交易量也是检验市场反应的有效标准(Beaver,1968;俞乔、程滢,2001),计算异常交易量关键是估算出正常的交易量,通常的,正常交易量是指市场为公布对股票交易量有影响的事件前该股票的平均交易量(俞乔、程滢,2001)。在我们的研究中,为了控制量纲的影响,我们采用标准化后的异常交易量作为检验变量。具体计算程序如下,正常交易量为事件日前(-8,-37)期间的日均交易量,同时计算出日交易量的标准差,事件窗口期(-7,7)个股标准化日异常交易量为当日实际交易量与正常交易量的差额除以标准差,平均标准化日异常交易量则为当日所有股票标准化日异常交易量的算数平均值。
研究的原假设为平均标准化异常交易量与0不存在显著差异,如果市场对中天勤审计的上市公司会计盈余公信度作出反应,研究变量显著不等于0。
(三)数据来源和样本选取
通过年度财务报告的逐一查阅,我们发现2000年度聘请中天勤作为财务报告主审CPA的上市公司总共有55家(不包括银广夏),其中深市44家,沪市21家,这构成了我们研究的基本数据。在进行异常报酬率和异常交易量检验时,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得到研究的最终样本。上市公司市场交易数据和市场指数数据则来自香港理工大学和深圳国泰安公司联合开发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CSMAR2004版本),财务数据来源于复旦大学与证券之星网站合作开发的“证星-若山风向标”。
从表1看,中天勤审计的银广夏以外的上市公司2000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与其他上市公司并没有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前者各个业绩指标相比后者都相对更优,这可能因为其他上市公司中包含比例较大的亏损公司所致。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造假曝光日市场反应
1.基于异常报酬率的统计结果和分析
从表3看,在2001年4月2日中国证券报公开披露银广夏造假前一天,市场就已经开始有所察觉,从而对主审CPA——中天勤的其他客户作出负面的市场反应,虽然统计上不显著。在公布日这一天,平均异常报酬ARO率显著为负,达到-0.37%,78%的公司异常报酬率为负。
表4反映的是银广夏造假曝光事件对中天勤审计的其他上市公司的累计影响。在(-2,2)窗口内,各种细分的窗口累积平均异常报酬率CAR都呈现负数,其中(0,1)和(-2,2)窗口在统计上显著,从公司分布看,至少一半以上的公司累积异常报酬率呈现负数。
综合表3和表4,我们不难推测银广夏造假事件的确对主审CPA——中天勤的职业声誉产生了损害,使得社会公众对其审计质量产生了质疑,从而连带着对其审计的其他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质量产生负面评价。
2.基于异常交易量的结果和分析
因为600272在(-37,-8)窗口缺少足够的交易数据,故予以剔除。另外,000897、000930、600148、600218四家上市公司在2001年度发生配股或者增发新股上市,其中000897配股上市日为2001年3月23日,600148配股上市日为2001年3月30日,这两个日期刚好在我们设定的事件窗口(-7,7),导致了计算出来的标准化异常交易量显著大于0,故也予以剔除。而600218配股上市日为2001年9月26日,000930增发新股上市日为2001年1月17日,它们的影响已经计入平均交易量,不会对标准化异常交易量产生实质影响,故未予剔除。最终,得到的研究样本为52个。
从表5看,按照异常交易量衡量的市场反应更加明显,而且时间也大大提前。从-7开始,中天勤主审的其他上市公司的异常交易量开始显著放大,这种状况一致持续到银广夏造假事件公布后3天。这与俞乔、程滢(2001)的发现相一致,即异常交易量检验比异常报酬率检验更加敏感。
(二)中注协通告日市场反应
1.基于异常报酬率的统计结果和分析
从表6看,在2001年8月16日中注协秘书长李勇通告将对涉嫌银广夏造假事件的中天勤进行严肃查处之前四天,市场就已经开始对中天勤的其他客户作出负面的市场反应,这种状况一致持续到通告日之后两天。在公布日后一天,平均异常报酬率AR1显著为负,达到-0.25%,将近一半公司(49%)异常报酬率为负。
表7显示,在(-2,2)窗口内,各种细分的窗口累积平均异常报酬率CAR都呈现负数,其中(-2,2)窗口在统计上显著,累计平均异常报酬率达到-0.071%。从公司分布看,至少一半以上的公司累计异常报酬率呈现负数。
综合表6和表7,我们可以推断中注协宣告对中天勤进行严肃查处进一步损害了其职业声誉,使得社会公众对其审计质量产生了进一步质疑,从而连带着对其审计的其他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质量产生负面评价。
2.基于异常交易量的结果和分析
从表8看,在(-2,2)期间,异常交易量显著不等于0,与表4不同的是,异常交易量显著小于0,也就是说,中注协对中天勤查处的通告使得市场的交易量显著下降。
五 进一步研究
上述研究发现,当银广夏会计造假事件曝光进而损害到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时,市场对中天勤主审的上市公司作出了显著的负面反应。如果市场反应是恰当的,中天勤主审的其他客户当中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其市场负面反应应该较小,因为市场原本不认为这些客户的盈余是可信的。换言之,CPA职业声誉损害对那些获得标准审计意见公司的影响将会大于其对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公司的影响。由此我们得到如下假设:
假设3 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中天勤主审的上市公司中被出具非标意见的公司,其市场负面反应程度较小。
此外,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盈余的水平和变化、公司规模以及盈余的质量也是影响市场异常回报的因素,因此在回归模型中我们控制了上述因素。
表9显示,银广夏造假曝光日(-1,0)的累计异常回报与公司被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显著正相关,即被出具“非标”意见的公司的累计异常回报显著高于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这与假设3相一致。此外,我们还发现该异常回报与公司的盈余质量显著负相关,即当年非现金支持的营业利润越高,市场异常回报越负。不过,中注协通告日(0,1)的累计异常回报却与其他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表10反映的是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之后审计意见类型对市场反应的影响,从表10看,虽然审计意见类型对市场反应的影响依然与假设3相一致,但是统计上却不再显著,惟一显著的是盈余质量指标。综合表9和表10,我们发现,当天中勤因为银广夏事件遭受声誉损害时,市场对其审计的上市公司的价值作出了负面反应,而这种反应考虑了审计意见类型以及公司的盈余质量,这说明市场反应一定程度上是恰当的。
六 研究结论
独立审计是提高会计信息可信性和缓解委托代理成本的有效机制,其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审计质量,而职业声誉是市场衡量审计质量的便捷标准,CPA职业声誉的损害是否会削弱社会公众对审计质量的评价,进而影响市场对公司价值的判断?本文以银广夏事件作为研究切入点,分别检验了银广夏造假公开日和中注协通告对中天勤严肃查处日两个事件期的市场反应。结果发现,虽然中天勤审计的银广夏以外的上市公司业绩指标并没有与其他公司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这两个事件中市场都对中天勤审计的其他上市公司作出了负面的反应,事件日当天的平均异常报酬率分别为-0.37%和-0.06%,异常交易量的反应更加显著、提前。这说明,由于审计质量的不可观测,当CPA的职业声誉受到损害时,社会公众的确会降低对其审计质量的评价,进而影响到市场对其审计的其他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的评价。此外,我们发现当中天勤因为银广夏事件遭受声誉损害时,市场对其审计的上市公司的价值作出了负面反应,而这种反应考虑了审计意见类型以及公司的盈余质量,这说明市场反应一定程度上是恰当的。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我国的审计市场存在诸如独立性不够、收费竞争激烈等缺陷,但是作为维持审计质量的职业声誉的机制已经逐渐发挥作用,它不仅通过审计收费的溢价正面激励CPA建立和维持职业声誉,而且通过职业声誉损害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对CPA审计质量形成约束。如果CPA的职业声誉受到损害,不仅其市场份额会受到负面影响(夏立军、陈信元,2004),而且其审计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也会遭到市场的置疑,这样,那使监管部门没有吊销CPA的执业资格,只要市场是有效的,其也会遭受市场的惩罚——老客户流失、新客户难以获得(Chaney&Philipich,2002)。所以,维持和提高审计质量,我们不仅可以借助行政监管等政府之手,还可以依赖诸如职业声誉机制等市场之手。
(《南方经济》2006年第6期,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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